漳州市图书馆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一九三七年，弘一法师已经出家近二十载。他作为佛教高僧，在民族危机深重之际，他不是选择“一心念佛，不闻世事”，而是勉励僧众要发扬爱国爱教精神，抵制日货，誓舍身命，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念佛勿忘救国”，这在近代佛教史上，并不多见。
  一九三七年农历四月，弘一法师离开厦门去青岛湛山寺佛学院讲经，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于九月中旬返厦途中在上海暂住。日军已对上海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法师到达上海，已经是战火纷飞的时候。法师所居旅馆附近，日机狂轰滥炸，但法师并未躲避，仍在旅馆念佛。夏丐尊来旅馆看他，他笑着说：“有何惧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并手书一幅幅“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字幅，送与上海各界。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师离开上海回到厦门暂在万石岩居住，当时厦门街市到处可见日本浪人横行霸市，日货充斥，法师甚为激愤。此时闽南沿海的重要城市厦门是日寇占据的首选城市。战事日紧，已危及厦门，商家和富豪已纷纷撤离厦门，到内地避难，弘一法师的挚友夏丐尊和学生丰子恺来函，劝告法师离开厦门到后方桂林避难，弘一法师婉言谢绝复函：“朽人年来老态日增，不久即往生极乐。”又说：“时事未平静前，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决意留在闽南继续弘法；但如果厦门沦陷，必须选一内地退避，弘一法师当时卓锡厦门万石岩，经万石岩长老了智老和尚介绍，认识了在厦门经商的漳州籍厦门鼓浪屿“了闲念佛会”的创办人严笑棠居士，从此弘一法师与严笑棠居士交往密切，互视好友，严笑棠恭请法师到漳州弘法。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二日，在严笑棠居士的引荐下，应漳州浦头祈保亭、尊元经楼念佛会会长施荫棠（字茇甘）的邀请，严笑棠持该会的请柬陪同弘一法师来漳弘法。
  漳州浦头尊元经楼念佛会会长施荫棠，漳州望族、书香世家，思想进步，早年是印尼华侨领袖——甲必丹，1905年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1907年受命潜回漳州，组织民军；1911年发起漳州光复的风云人物。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称帝，施荫棠辞去福建省议员、省制宪审查会会长、龙溪县参事会参事、漳州孔教会会长等职，去政从教，任漳州国学专修学校校长、省立第八中学校长（漳州一中前身）、龙溪石码创办崇福国民学校任董事长等等。施荫棠晚年笃信佛教，是漳州文化界、医学界、佛教界最大的“居士林”——漳州尊元经楼念佛会的创始人、会长。（参阅《福建名人辞典》第195页，《弘一法师在漳州》第13页）
  法师到梅园后，见到会长施荫棠，见其是一位留着短须的仁慈长者（施荫棠时年75岁，法师58岁），两人相见如故，更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法师知道施荫棠是漳州教育界的前辈，曾经发动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发动宣传支持国货，抵制日货，同时也知道严笑棠之堂兄严哲茹（大名严焰）现任漳州商会会长，也曾在漳州发动商家抵制日货。法师对施荫棠说：“日货泛滥，浪人横行，日本浪人用口琴吹着日本国歌，视国人如无物，漳州应发动学生、商家、民众起来维持国货，抵制日货。”法师与施荫棠、严笑棠三人一拍即合。施荫棠即嘱严笑棠请其兄严哲茹来梅园共商此事，决定组织抵制日货、维持国货的社团。会后，法师在梅园挥毫书写，留下了在抗日时期广为流传的名句：“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加跋语：“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条幅赠予施荫棠。当晚弘一法师住梅园楼上崇经楼边室，傍晚六时施荫棠来梅园陪同法师，并恳请法师篆刻一枚“漳州国货维持会代销场图章”的印章，法师欣然答应。于是施荫棠立即吩咐下人叫儿子施大晟（笔者的父亲，喜收藏福州寿山石图章）挑选一颗长方形旧螭龙钮寿山石章。施大晟将原刻磨平后，又带了一副篆刻刀具来到梅园，交与祖父施荫棠转呈弘一法师。第二天下午，弘一法师就将篆刻好的石章交给了施荫棠。
  第三天，法师在梅园宣讲《华严经疏》要理，听经者为尊元经楼念佛会十几位理事。
  施荫棠在以后的手记中这样写道：“法师戊辰年（1928）赴泰未果，居厦时曾来漳讲经。抗战前夕，日货充占市场，浪人横行，抵制日货维持国货，事当必行，当请商会长严君（哲茹）共议此事。法师亲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篆刻螭龙钮寿山石章国货维持会图章一枚，此二物永珍藏。丁丑年（按：1937年）荫棠书”。手记印证了法师的拳拳爱国心，至今施荫棠的孙辈还珍藏着法师所刻印章。
  弘一法师第四天早上去厦门，临别之时，法师告诉施荫棠：“抗日战争爆发后，厦门成为前线，形势紧张，我的同事和学生均要我去桂林大后方避难，我考虑再三，若厦门沦陷，可来漳州与老居士等相处。”
  这就是弘一法师1937年第一次来漳州。
  弘一法师第二次来漳州，是厦门沦陷前四天，即1938年5月7日，农历四月初八日。弘一法师和侍者净慧法师（约十四岁左右），在严笑棠、马乾骅二居士陪同下，从厦门渡海到嵩屿，转乘漳嵩汽车到漳州。当晚由严笑棠安排住在漳州九龙饭店（严笑棠和其兄严哲茹创办），翌日移住漳州南山寺，方知南山寺方丈广心和尚（法师的佛学院学生）和监院传证法师有事去了泉州。法师在南山寺小住数日，因南山寺目标大也遭日机轰炸，寺左边花厅被炸塌（解放后为市粮油面粉厂），为了法师安全，由南山寺执事僧护送法师与净慧法师二人移住城外东乡瑞竹岩。
  漳州南山寺方丈广心和尚去泉州办事返回漳州，得知弘一法师来漳州的消息，亲自登上瑞竹岩，请老师下山到漳州南山寺。
  1938年农历四月十五日，广心和尚主持讲经会，恭请弘一法师在南山寺开讲四天的《金刚经》。南山寺喝云派下僧尼和漳州在家念佛居士共计一百余人参加弘一法师的讲经会。
  广心和尚曾在1934年和南山寺喝云堂派下传证法师与传允法师参加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教养正院特科乙级班（二十岁以上）的进修，聆听弘一大师“佛学教理、戒行修持”教示，如今老师亲自来漳州为大众讲演佛经，广心法师大喜欣慰。
  第四天，法师重点以《金刚经》四句偈进行开示：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法师解释：人要“有为法”，但不要“无为法”，更不要“不可为法”，人生如梦，如幻觉、如泡影一样，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规劝人们要淡泊名利、无欲则刚，作为自己的人生观。
  法师在讲经以后，听律的弟子，双手合十在诸佛菩萨面前，一同诵念“四弘誓愿”。弘一法师在漳州南山寺讲经期间，从厦门起飞的日机天天来漳轰炸，“国难之时，念佛之人勿怕！静心、念佛、救国”，法师在讲坛上对听经的僧尼和众念佛居士讲。夜间敌机也常来漳骚扰，滥行轰炸，南山寺诸僧人劝法师避入防空洞，法师笑答：“僧人不能为国荷戈御敌，又岂能贪生怕死！了脱世间，复何所留恋？”
  四天讲经完毕，下午三时时分，法师顺道来到施家拜访施荫棠，并在梅园住一夜。次日，为法师安全，施家送法师返瑞竹岩。
  当弘一法师在瑞竹岩闭关写经书——《修净业宜诵地藏经为助行》、《盗戒问答》等经书的初稿后，下山移锡漳州七宝寺（寺址即在浦头施荫棠大厝旁近），并在七宝寺对面——漳州梅园（漳州尊元经楼念佛会会址）参加漳州《诗钟学社》的作诗、吟诗活动；在七宝寺和梅园书写千余幅大小不一墨宝，以经书的内容弘扬佛法，以墨宝同漳州佛教界人士结缘；在七宝寺和梅园，弘一法师还教习施家二位年轻学子，习研音乐和作曲，教习和培养年轻篆刻家马海髯，书法家施大晟，书画家黄稷堂，喜欢考古的李冬雨等，使他们以后在音乐、书法、绘画、篆刻、考古的道路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详见2014年出版《弘一法师在漳州》一书）
  一九三八年弘一法师在七宝寺和梅园驻锡五个多月，法师不忘其漳州之行的重要任务——弘扬佛法，除了参加以上活动外，就是物色梅园、凤霞祖宫右边的大操场，此地可容纳千余人听经，是理想的讲经的场所。弘一法师准备闰七月十三日在漳州梅园尊元经楼弘律讲经《阿弥陀佛》，善信们在梅园、凤霞祖宫的操场搭建讲台、备“五果”、“六斋”。这次弘法活动在漳州影响很大。
  漳州有一处“竹围内”，是三面水田围绕的土丘，约三千平方米，距新行街不远，但因是三面被水包围，丘上遍栽龙眼树，竹林丛生，故曰“竹围内”。虽不算是“世外桃源”，却也显得几分宁静，丘中有竹庐一间，曰：“长生堂”，严笑棠向法师介绍“长生堂”传说故事：“龙溪有吴俊人士，晚年笃信佛学，去闹择静，以竹筑庐，自号‘长生堂’，庐中奉祀观世音菩萨，右连四洲河；塘边岸上遍种杨柳树，水边栽插藕节，夏时荷花盛开，香气四溢，吴俊以杨枝沾墨，贝叶书经；一夜梦中，明月照水塘，河中显观音。吴俊醒后惊曰：信地胜境也！其后无疾而终，寿九十又三。”——《吴俊竹庐记》
  以后人称吴俊为“怪人”，其结竹庐修禅前的圆水塘通浦头溪这段港溪，遂被称“吴俊港”。竹庐几废几建，后时有文人墨客来庐小居。
  法师闰七月初十日来到竹围内的小竹庐，面视庐前的圆形荷塘，翠绿的荷叶，和一望无际的水稻田，也啧啧称赞其为圣地，并对严笑棠居士曰：“余前些日也曾闻‘竹庐故事’，不求长生，但求圣地，若能建寺，佛愿长居。”来时是下午三时左右，法师又对笑棠言：“今晚余愿在此庐过夜，烦唤净慧法师来庐作陪也！并嘱净慧法师来时带笔、墨、纸、砚。”
  三时许至晚上睡觉这段时间，法师在竹围内的竹庐谱写了《佛门动员》的词和曲，这就是法师为何要在此安卧的原因。此后法师也常来此庐过夜。
  第二天早四时起，法师又详细地修改一遍，经施家大院返回梅园时，将《佛门动员》稿子交施荫棠，嘱其按稿翻印数百张，以备七月十三日讲经时用。
  1938年9月6日—9月12日（农历闰七月十三日—十九日），法师为尊元经楼念佛会开讲《阿弥陀佛》。这七天当中，正值暑天，天气炎热，每天下午，讲经中间，停半个钟头挑出数十名有音乐基础的年轻人，集中坐在前头，法师教唱《佛门动员》歌曲，每日如是。
  当讲经第七天下午，数十名善信齐声同唱：“河山破碎……卸下袈裟披戴盔甲”时，可想那场面是多么的壮美。这首由法师作词编曲的《佛门动员》，在抗日战争期间很快在漳州部分中小学生和民间传唱，它鼓起了人们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佛门动员》歌谱的来源：我家当时存有《佛门动员》的原稿，1948年，刘绵松要编《弘一法师文钞》，为其所借。
  2012年弘一法师圆寂七十周年时，笔者在闽南日报撰文《弘一法师在漳州》，曾想将弘一法师1938年在漳州传教《佛门动员》一事写入其中，原稿虽不在，但寻不到当年翻印的歌单，只好作罢。《弘一法师在漳州》见报后，我接到八十六岁的堂兄施正沛的电话，要我去其家，堂兄拿出二件东西：
  其一是：《佛门动员》的歌谱（内含词与曲），询问其来源，是八十几岁高龄、原漳州市委办公室主任陈阿耀先生所提供的，我见到十分欢喜，“近在咫尺，得来全不费功夫”。
  其二是：1938年弘一法师的《春游》三部合唱，息霜作词，息霜作曲的五线谱歌谱，当时法师以此《春游》为例，教习施正镐如何作词、谱曲，施正镐以后在南京音乐学院任教时，将法师的《春游》词与曲编入音乐教材，在音乐学院的音乐课传教学生。
  此二纸“虽非原件，但弥足珍贵”。
  弘一法师圆寂八年后，这个谱写抗日歌曲的重要遗址——后港长生堂竹庐，经里人提议，众善信集资在竹围内兴建“长生堂佛祖庙”，1948年底筹备，1951年2月完工，以了却弘一法师的生前夙愿。
  弘一法师在出家前，极善篆刻治印，在浙师任教期间与同事夏丐尊组织学生学篆刻，成立金石篆刻研究会乐石社，培养一大批兴趣金石篆刻的年轻学生，经夏丐尊介绍，弘一法师结识杭州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先生，加入西泠印社，三人互视为挚友。在西泠印社，弘一法师专门为人雕刻印章，篆刻的布局构思刀法娴熟，章法奇特。法师早年最具著名有《李庐印谱》，足见其篆刻的深研和功底，在西泠印社期间，法师还学习和制售“西泠印泥”，红艳夺人，久不褪色。
  1918年，弘一法师三十九岁，夏间，法师临出家将所藏九十三寿山石章赠与西泠印社，嘱社长叶舟在西泠印社周围山上凿洞，将九十三方印章封存，叶舟篆题“印藏”二字，以为纪念。（见叶舟著《西泠印社“印藏”题记》）
  出家前，这位才华横溢的将文学、诗词、音乐、书画、篆刻、戏剧集于一身的教育家，出家后，法师逐渐摒弃诸多嗜好，唯留书法，书经结缘，终生不辍。
  驻锡漳州七个多月，弘一法师对漳州文化界名士、佛教界四众求墨宝者，不分老小贫富，都依时照付，有无润笔费皆随喜。父亲施大晟遵祖父之嘱，立邀巷口同学黄稷堂来七宝寺（即祈保亭）帮忙裁纸、磨墨、盖章。据父亲对笔者言，法师书写经书墨宝所用宣纸不分贵贱，落款笔名多至二百余，用印大小与搭配极为讲究，所压之印章，少数几方为出家前法师篆，七方印章为法师入闽去信老家，为其侄李晋章所刻，多数用印均出自闽南厦、漳、泉三地的佛友或学生所刻，如弘一法师的学生、厦门青年书法家虞愚，漳州书法家、篆刻家施拱南（施荫棠之弟），青年书画家黄稷堂和青年篆刻家马海髯（他们二位都是弘一法师的学生），都曾经为弘一法师刻过用印。在漳州所刻的法师用印，据父亲言，法师常嘱在边款刻上“念佛勿忘救国”，然后落款以告诫自己，时时要有爱国、救国情怀。
  笔者在著《弘一法师在漳州》一书时，在《书经结缘》和《常用印章》这二章当中，曾详细记述弘一法师在漳书写墨宝经书和常用印章。该书发行后，近得一藏友相告，他藏有一方寿山石章，印文为朱文：“佛法僧宝”，边款：“念佛勿忘救国”另小行书：“弘一大师嘱刻”，款为：“戊寅七宝拱南治印”。该三宝印为宽4公分，高6公分的长方形印章。“戊寅”即一九三八年，“七宝”应为七宝寺，拱南治印是施拱南治印（拱南是施荫棠之弟，笔者的叔公）。
  施拱南在一九三八年为七宝寺篆刻“佛法僧宝”的三宝印，弘一法师嘱刻“念佛勿忘救国”，印章实物印证了弘一大师时刻“不忘救国”的爱国情怀。
  弘一法师作为近代佛教界杰出的代表，在抗战期间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念佛勿忘救国”的爱国精神，值得永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