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长期身居海外的林语堂没有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一分子，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强烈。他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国抗日的正义斗争做宣传。
  “七·七”事变后，林语堂十分关注祖国抗日中的发展，从外国报刊获取信息，了解战争的推移。他在大洋彼岸向全世界呐喊：“为了中华子孙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该和日军拼一拼啦！”林语堂在国外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写了很多文章宣传抗日。1937年8月26日，林语堂在《泰晤士报》发表《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分析了1931年以来日本逐步侵略中国的过程，强调具有高度士气与团结一致的国家，绝不会被外来势力所征服，预言“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这篇文稿又寄回国内，在1937年9月出版的《西风》第十三期发表中译本。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不少政论，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日战争，争取国际援助，在美国民众中产生积极影响。1937年11月，美国英文杂志专门出版了《亚细亚·中国抗日战争专号》，刊登了林语堂和赛珍珠的文章，共30页。
  抗战期间有一个响亮的口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身在海外的林语堂做到了“有钱出钱”——他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1938年，先后以16000美元和23000美元兑换成10万银元法币和13万银元法币，存入了中国银行，以此表示中国必胜的信心。但抗战后遭遇通货膨胀、币值狂贬，这笔钱形同废纸。抗战爆发后，美国纽约华侨组织中国妇女救济会，他支持妻子廖翠凤积极参与妇女救济会活动，为她出谋划策，还曾捐款4000多法郎抚养六个中国孤儿。
  抗日战争中，中国虽然得到美国的同情以及援助，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比较冷淡，还想发战争财，把汽油、武器等与战争有关的物资大量地卖给日本，间接协助危害中国。对此，林语堂非常气愤，并且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期希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他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该报刊出专访标题是：《林语堂认为日本处于绝境》。《纽约时报》还先后发表了林语堂的五封信。林语堂在这些信件中，毫不讳言地指责美国政府的两面派手法。几十年后，林语堂忆及抗战时的情形，仍动情地说：“我看见中国的驴由中国西北甘肃的油田，驮着宝贵的石油到西南的昆明，我真要为中国哭起来。”
  林语堂强调，作家在国难当头时报国的唯一方式，还是用笔锋为爱国的精神宣传，比在国内躲警报要重要得多。在国家遍地烽火之际，林语堂在美国以英文写成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巨作。主人公就是抗战前线的人民、勇士。他曾说，《京华烟云》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牺牲的勇男儿”。《京华烟云》的扉页写到：
  谨以
  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间写成的本书
  献给
  英勇的中国士兵
  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成为自由男女
  小说结尾处一段歌词“不到山河重光，誓不回家乡”，正是林语堂当时的心声。
  1940年5月，林语堂携全家回国到重庆，在市郊的北碚蔡锷路买下一栋二层四房间的小楼房住下来。林语堂亲眼看到国人同仇敌忾的气魄，很受感动。
  在重庆居住的三个月期间，正是日机狂轰滥炸的高峰期，他饱尝了空袭、跑警报、躲防空洞的滋味。林语堂觉得在国外宣传中国抗日比在国内跑警报更有贡献，于是决定再度赴美国。离开重庆前，毅然将其住房捐献给正处在困难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留下一封充满爱国热情的信给中国作家们，说：“贵协会自抗战以来，破除畛域，团结抗敌，尽我文艺界责任，至为钦佩。鄙人虽未得追随诸君之后，共纾国难，而文字宣传，不分中外，殊途而同归。弟与诸君相见之日即驱敌入海之时也。”
  一个知识分子，即使很温文尔雅，甚至敏感脆弱，但当祖国的尊严和民族的利益受到损害甚至践踏的时候，就必须挺身而起、奋起反击、锋芒毕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林语堂用自己的笔在海外宣传抗日，这是林语堂抗战中的处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