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抗战期间，1940年5月至8月、1943年9月至1944年3月，林语堂两次回到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祖国。他坚持宣传中国必胜，并痛斥卖国汉奸。
  1940年5月，在香港，他对记者说：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之后，美国人以为中国不行了，可是中国人越战越勇，美国人也改变了看法，美国的很多官方报道说，日本已经陷入山穷水尽。当时，香港的《立报》、《大公报》、《星岛日报》、《国民日报》都对此有详尽报道。
  他还痛斥汪精卫汉奸伪政府，指出：“汪精卫是个什么东西？有学问见识的美国人都晓得他不过是日本枪尖上的傀儡！最近本人曾和《纽约时报》的一位评论家聚餐，原来打算揭露一些汪精卫伪政府的情况，使国际舆论了解真相，谁知道，坐下来一聊，发现我的计划完全多余，因为这位评论家对汪精卫的了解，比我更加清楚。”
  林语堂到重庆，刚下飞机就听见学生们在唱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他觉得自己胸中荡起一股热浪，激动不已。
  林语堂一家住在离重庆市中心20公里的北碚碚，第三天就赶上了日军的大规模空袭。林语堂和普通老百姓一起，跑警报，躲防空洞，也看到了中国空军的勇敢无畏。他写信给宋美龄，认为他在国外宣传抗日救国效果可能更好，征求她的意见，宋美龄肯定他的看法。离开重庆之前，林语堂把北碚的私宅捐给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林语堂抗战期间第二次回国时特别活跃，在重庆、宝鸡、西安、成都、桂林、衡阳、长沙、韶关等地之间，参观、访问、发表演讲，曾到抗日前线军队中去演讲。林语堂两次回国后又到海外去宣传抗日救亡，虽然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但还是得到多数人们的肯定。郁达夫认为林语堂“在国外宣传的成功”，“为我国尽了一份抗战的力”，“总而言之，著作家是要靠著作来证明身份的，同资本家要以财产来定地位一样。跖犬吠尧，穷人忌富，这些于尧的本身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损失，但可惜的却是这些精力的白费。”其实，当时就有人认为，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与其在重庆天天跑警报，还不如在国外为祖国奔走呼号。这一点，林语堂在为捐赠私宅而给文协写的信里就说得很清楚：“鄙人虽未得追随诸君之后，共纾国难，而文字宣传不分中外，殊途而同归。”
  林语堂作为驰名中外的文学大师，在国难当头之际以各种方式支持和参与祖国的抗日救亡，做出其他一般人无法做出的巨大贡献。七八十年过去了，他当年的爱国举动、民族信念和高尚情操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