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林语堂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幽默大师。然而，“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林语堂语）在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中国抗战时期，这位幽默大师坚定地站在民族正义立场上，义正辞严地揭露和抨击日本侵略者，满怀豪情地激励中国军民抵御侵略，真诚热切地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正义事业，并具体地参与到支援祖国抗战的伟大斗争，为维护民族尊严、取得抗战胜利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体现了一个爱国文人的鲜明态度和坚定信念。
  撰写鼓舞抗战的文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远在大洋彼岸的林语堂8月29日就发表了《日本征服不了中国》。那时，美国《纽约时报》大楼的屋顶上用霓虹灯显示屏滚动播报来自中国的事态最新进展。林语堂牵肠挂肚，忧心如焚，每天带点简单的食物，从早到晚坐在时代广场的台阶上满脸焦虑地等待最新的电讯，他的心和祖国紧紧连在一起。林语堂奋笔疾书，写成这篇极有份量的文章，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分析中国抗战形势，断言日本征服不了中国，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先发表在极具影响力的刊物《时代周刊》上，后来又寄回国内发表。为了更好地争取美国的支持，他多次写文章批评美国所谓的“国际友谊”和“中立”态度，刊在《纽约时报》、《美亚》、《新共和周刊》等发行量大、影响面广的报刊上。他是美国当红的作家，说的话有份量，有名人效应。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就是请林语堂去讲述中国抗日的坚定立场。
  这时，他那部轰动美国和世界文坛的著作《吾国与吾民》（也译为《中国人》）再版，林语堂特地夜以继日地赶写了80多页，题为《中日战争之我见》，作为这部书的第十章，气势磅礴，语调铿锵，再次表明了中国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样一个四万万人团结一致的国家，具有如此高昂的士气……绝不会被一个外来势力所征服。……最后是我对最终胜利的预见——中国最终将成为一个独立和进步的民主国家。”
  欧洲战争爆发后，林语堂又发表了《真正的威胁不是炸弹，是概念》一文，指出法西斯再凶狠，战争再暴虐，也不能毁灭人类的文明。他在世界笔会上发表题为《希特勒和魏忠贤》的演讲，说：“当今有德国人以希特勒喻耶稣，就像中国有一位儒者提议擅政独裁的魏忠贤和孔子应当有同样的地位。惟有这么歌功颂德，才能保住差事，而反对他的官吏给残杀了。但是魏忠贤虽是声势显赫，却免不了人民的暗诽，其情形与今日之德国如同一辙。魏忠贤后来迫得只好自杀。自杀乃是独裁暴君的惟一出路。”一语成谶，5年之后，战争狂人希特勒果然饮弹自杀了。
  林语堂在美国，发表文章和讲话批评美国政府对中国支持不力，努力争取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这是文化名人才能做到的。林语堂的老朋友徐訏就曾回忆说：当时日本舆论界觉得他们以没有一个林语堂这样的作家可以在世界上争取同情为憾事。
  发挥文学服务现实的功能
  林语堂认为，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应该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人民联系在一起，而作为一个作家，最有效的武器是作品，而“入人之深，不如小说”，“欲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非借道小说不可”。1938年，林语堂决定借鉴《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写一本反映中国现代生活的小说，这就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他在给郁达夫的一封信里披露了这部巨著的创作动机：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写“才子佳人”的小说，完全是一种误解。林语堂自己就说：“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说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耶？但欲使读者因爱佳人之才，必窥其究竟，始于大战收场不忍卒读耳。”这正是林语堂的良苦用心。他在书稿扉页上特地写上：“谨以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期间写成的本书献给英勇的中国士兵，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成为自由的男女”。小说结尾的那句歌词“不到山河重光，誓不回家乡”正是林语堂此时的心声。而这部伟大的作品使得林语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林语堂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风声鹤唳》，更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述了中华儿女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下获得新生的故事。小说描写不同身世的三个人物，主要写其中一位历尽苦难的少女，在战争暴风雨磨练下精神世界的升华。小说中有抗战第一年战况的描写，特别是以义愤填膺之笔描写日军进入南京后施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小说第13章写道：“上帝造人以来，人也从来没见过狂笑的士兵把婴儿抛入空中，用刺刀接住，而当做一种运动。也没有遮住眼睛的囚犯站在壕沟边，被当做杀人教育中的刺刀练习的标靶。两个军人由苏州到南京一路追杀中国的溃兵，打赌谁先杀满一百人，同胞们一天天热心写下他们的记录。武士道的高贵，连中古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做不出来；连非洲的蛮人也做不出来。人类还是大猩猩的亲戚，还在原始森林中荡来荡去的时候，就已经做不出这种事了。猩猩只为雌伴而打斗，就是在文明最原始的阶段，人类学中也找不到人类为娱乐而杀人的记录。”还在抗战期间，这样震撼人心的描写就出现在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中，真是对侵略者血淋淋的控诉，历史事实是任何人无法抵赖的。
  参与组织募捐、支援抗战的活动
  林语堂不仅写文章参与到抗战中，而且还积极参加实际活动。在美国，他经常参加华侨的各种抗日救亡集会，鼓动和支持妻子参加救亡工作。一向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廖翠凤在林语堂的支持下，出任了纽约华侨妇女组织的中国妇女救济会副会长。她每天到救济会办公室办公，常常加班到深夜，完全是义务的，没有任何报酬。三个女儿对翠凤说：“妈啊，你安心地忙，我们会自己洗衣服、做饭，把爸爸照顾得好好的。”
  救济会的主要工作是向美国公众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正义斗争，并募集资金，资助国家。在美工作的华人女工、超市店员、开饭馆的小老板……只要是中国人，都站起来，走上街头，有的发传单，有的唱京剧，有的在美政府门前喊口号，数百万的旅美华侨劲往一处使，为守护家园用尽每一份力量。救济会募捐到的资金一毫不差地汇到中国。
  林语堂在《海外通信》中记录了这些动人事迹：“三月来美国华侨所捐已达三百万元，洗衣铺、饭馆多按月认捐多少，有洗衣工人将所储小币将全数交给中国银行，精神真可佩服。所望何为？岂非中国国土得以保存？国若不存，何以为家？此华侨所痛切认识者。”
  林语堂不仅为国内抗日救亡捐款，还在1938年旅法期间捐赠4320法郎，承担抚养六个中国孤儿的义务。他说：“金钱藏在我们自己口袋里而不去帮助别人，那钱又有什么用处呢？金钱必须要用得有价值，又能帮助人。”
  捐献私宅，支持抗日
  抗战期间，1940年5月至8月、1943年9月至1944年3月，林语堂两次回到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祖国。他坚持宣传中国必胜，并痛斥卖国汉奸。
  1940年5月，在香港，他对记者说：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之后，美国人以为中国不行了，可是中国人越战越勇，美国人也改变了看法，美国的很多官方报道说，日本已经陷入山穷水尽。当时，香港的《立报》、《大公报》、《星岛日报》、《国民日报》都对此有详尽报道。
  他还痛斥汪精卫汉奸伪政府，指出：“汪精卫是个什么东西？有学问见识的美国人都晓得他不过是日本枪尖上的傀儡！最近本人曾和《纽约时报》的一位评论家聚餐，原来打算揭露一些汪精卫伪政府的情况，使国际舆论了解真相，谁知道，坐下来一聊，发现我的计划完全多余，因为这位评论家对汪精卫的了解，比我更加清楚。”
  林语堂到重庆，刚下飞机就听见学生们在唱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他觉得自己胸中荡起一股热浪，激动不已。
  林语堂一家住在离重庆市中心20公里的北碚碚，第三天就赶上了日军的大规模空袭。林语堂和普通老百姓一起，跑警报，躲防空洞，也看到了中国空军的勇敢无畏。他写信给宋美龄，认为他在国外宣传抗日救国效果可能更好，征求她的意见，宋美龄肯定他的看法。离开重庆之前，林语堂把北碚的私宅捐给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林语堂抗战期间第二次回国时特别活跃，在重庆、宝鸡、西安、成都、桂林、衡阳、长沙、韶关等地之间，参观、访问、发表演讲，曾到抗日前线军队中去演讲。林语堂两次回国后又到海外去宣传抗日救亡，虽然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但还是得到多数人们的肯定。郁达夫认为林语堂“在国外宣传的成功”，“为我国尽了一份抗战的力”，“总而言之，著作家是要靠著作来证明身份的，同资本家要以财产来定地位一样。跖犬吠尧，穷人忌富，这些于尧的本身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损失，但可惜的却是这些精力的白费。”其实，当时就有人认为，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与其在重庆天天跑警报，还不如在国外为祖国奔走呼号。这一点，林语堂在为捐赠私宅而给文协写的信里就说得很清楚：“鄙人虽未得追随诸君之后，共纾国难，而文字宣传不分中外，殊途而同归。”
  林语堂作为驰名中外的文学大师，在国难当头之际以各种方式支持和参与祖国的抗日救亡，做出其他一般人无法做出的巨大贡献。七八十年过去了，他当年的爱国举动、民族信念和高尚情操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