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上课时老师说，“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就曾向我们漳州投下好几颗细菌炸弹，害死我们门很多同胞，包括他的亲人……现在回想起来，日军侵略者的罪行令人发指！
  据史料记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已全面暴露，他们在中国领土上不断扩大战争，武力强占中国大片土地，残害中国人民，掠夺中国物产，还厚颜无耻地说他们是在进行“圣战”。他们的军阀教士兵要“视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中国男子为敌人”，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他们该杀的对象，所以一踏上中国领土，日军便大开杀戒，不择手段地杀害中国军民，这包括常规武器和生化武器。
  1932年，日军参谋总长奉“军令陆甲第7号”诏令，在哈尔滨郊区组建一支特殊部队，任命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为部队长。这支部队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称“满洲第731部队”，进行生物化学武器研究。
  1937年“淞沪战役”后，上海沦陷，日军又于年底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接着石井四郎又在南京建立细菌部队，对外称“多摩部队”，而其番号则为“荣字1644部队”（从“1644”这个番号，让人联想起明王朝灭亡的时间，这绝不是巧合，而是意味着日本帝国将仿效清军亡明而彻底占领中国的意图）。这支部队在南京继续研究，制造生化武器，制出一种名为“虎烈拉”（英文cholera）的毒菌，石井四郎亲自带队升空投弹散布毒菌。
  日本侵略者野心勃勃，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为更快更多杀害中国人民，削弱国军的有生力量，至少生产制造十种细菌炸弹，其中有陶瓷弹、母女弹，有落地炸开，有半空中爆炸的，日军在华北、华中、华南都建立“防疫给水部队”，先后在浙江、湖南、山东、广东等地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战，投下大批带有鼠疫、伤寒、霍乱的病毒，造成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死伤。当时漳州是中国沿海地区唯一未被日军占领过的城市，也是坚不可摧的抗战堡垒。日军屡次从海陆进犯，均被英勇善战的漳州军民击退。海陆不行，便从空中进犯，日机经常成群结队飞临漳州城上空进行轰炸。据史料统计，1937年8月至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段时间，日机入侵漳州城（不包括县城）狂轰滥炸达181架次，投弹数百枚，炸死炸伤平民数百名，还炸死耕畜、摧毁村落、民房不计其数。其中有一次，是1939年4月，日机由潮汕一带飞来，沿途投弹撒放“虎烈拉”毒菌，至漳州上空又投下数枚带有痢源媒介昆虫的炸弹，弹壳落地壳裂开，昆虫四处飞逸，把毒菌带向各地扩散，因而居民因饮水、食物都出现肚痛腹泻，呕吐不止的症状，继而脱水死亡，此后造成全城痢疾大流行。
  这件事我小时候听上辈人说过，至今依稀记得，这个令人恐惧的事件。上世纪六十年代古武庙前大榕树下常有一群老人聊天，也说过这个往事，心里充满愤怒。他们虽然大都不识字，却记得“虎烈拉”这个英语。他们说：臭日本实在“侥悻”（可恨），当年有人家不幸染上“虎烈拉”，肚痛发高烧，上吐下泻，严重脱水，人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请医生来诊治，医生按古方、秘方、验方、草药派药，均不见效，而西医面对这种病毒也束手无策。家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在面前一息一息地衰竭，最终呜呼哀哉！当时，我所居住的岳口街未设路灯，每到夜晚，街上黑乎乎，冷清清，阴森森，犹如通向地狱的冥道。忽然从什么地方传出一声声凄厉的妇人哭声，令人感到十分恐怖，毛骨悚然，人们明白，又是一条生命没了，一时人心惶惶，惴惴不安，唯恐哪一天厄运临头被传染上这可怕的恶疾！据说当时漳州城内竟连棺木也难以买到，可见在一定的时间里死者之多。
  这种传染病毒经过日本军医的研究、培植，其生命力很强，传染病流行一段时间有所收敛，病菌潜伏于地表，过不久就又复发，在漳州，1941年秋，1943年秋，1946年秋就因此先后发生六次大流行，继续危害生命，实在可悲！暴发这六次疫情，是否由于日本投弹所致，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但根据推理，是有可能的。因为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医疗水平，是不可能一次采取措施就能够彻底消灭这生命力很强的毒菌的。疫情大部分发生于漳州水旺地带和商贾往来密集的街区，其情景极惨，给漳州百姓、经济带来的伤害无法估量，直到解放后这几种传染病才得到遏制。
  日本军阀在“二战”中，公然违背日内瓦国际公约，肆意开发、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和生化武器，对我国人民下毒手，这一罪行永刻历史耻辱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