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州军民英勇的抗日战绩
  郭上人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历程中，漳州军民汇入全国抗日救国的伟大洪流，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抛头颅，洒热血，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前仆后继、英勇卓绝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体现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本文略述“海澄南炮台击沉日舰‘若竹号’”、“东山军民三次击退日敌海空优势进攻”、“诏安军民痛击日敌入侵”、“敌后战场的漳籍儿女”、“三团日伪投诚反正”“石码洽降，厦门受降”等，回顾漳州军民英勇抗日的艰苦历程与感人战绩。
  击沉日舰“若竹号”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舰开始在闽南沿海游弋，觊觎厦门。
  9月3日凌晨，日海军“羽风”、“若竹”等3舰，突然驶入大担岛灯塔附近海域，列阵向厦门白石头炮台、曾厝垵海军飞机场发起轰击，同时猛攻胡里山炮台。驻守海澄县镜台山南炮台守军，在主台官何荣冠指挥下，立即开炮还击，支援厦门总炮台，开炮三发，两中“若竹号”，“若竹号”右舷起火，失去战斗力。另两日舰见状慌忙以密集的炮火向南炮台射击。南炮台阵地一时硝烟弥漫，弹片纷飞，守军官兵冒着敌人炮火，勇敢还击，班长彭碧龙腿部受伤，仍继续参与战斗。“若竹号”被重创要害，渐呈倾斜下沉之势，日舰仓惶拖着“若竹号”逃遁，又遭到厦门炮台发炮追击。泊于青屿海域的日巡洋舰起飞三架水上飞机，向胡里山等炮台与海军飞机场扫射轰炸，以掩护“若竹号”等撤逃，上午10时左右，“若竹号”沉没于金门海域，这是抗日战争初期，在闽南海域击沉的第一艘日舰。（据《龙海县志》）
  漳州海澄镜台山南炮台打响闽海胜利第一炮！大灭日寇威风，大大鼓舞了漳州与全国的抗日士气。
  但日寇不甘心失败，更加猖狂发动进攻，1937年10月26日侵占金门，1938年5月13日侵占厦门。在日寇攻占厦门前后，就屡出动飞机轰炸八闽重镇漳州。1919年孙中山先生命护法区在漳州创建的“第二航空基地”更是日机重点轰炸的目标，机场弹坑累累，机场边后田、诗墩、上街村平民遭受很大伤亡，后田村被炸成一片焦土，连南山寺殿堂都被震塌，漳州民众没被炸弹吓倒，而是在炸弹声中奋起。漳州文艺工作者、教师、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深入农村，教唱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开路先锋》、《前进歌》、《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黄河颂》等抗日歌曲广为传唱。1937年10月漳州举行“万人火炬歌咏”示威游行，浩荡的人流高举火炬，沿街高唱抗日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歌声、口号声震撼城乡人们的心灵。
  芗潮剧社、抗敌后援会、抗敌剧团活跃在市区、农村、山区，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血祭九一八》、《塞上风云》、《生命之花》、《小英雄》、《中秋夜》等抗日戏剧。文艺工作者编写许多抗日歌谣，讴歌抗日英雄，控诉日寇暴行，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些宣传活动在民众心中掀起万丈波澜，提升爱国主义热情与抗日到底的决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节衣缩食，购买公债，捐献飞机大炮、捐献寒衣，抵制日货，放哨防奸，慰劳前线将士。为扩大抗日力量，城乡纷纷组织抗战自卫队、壮丁队，学校组织抗日集训队，妇女组织救护队。许多青年投笔从戎，民间组织“敢死队”、武馆组织“大刀队”，奔赴抗日前线。1937年10月，漳州有红三团等300多人，北上参加新四军，建立敌后民主抗日根据地，抗击日本侵略军。
  东山军民三次击退日敌海空优势进攻
  东山岛位于福建省东南端，东海与南海交汇处，与台湾省隔海相望，南濒诏安县与潮汕相近，东与漳浦县古雷半岛为邻，北跨八尺门就是云霄县境，地处闽南要冲地带。全岛面积194平方公里。明初就在镇海建立卫城，在东山建千户所、水寨、巡司，以扼闽海一隅，控东南航道。日寇占领金、厦后，就图谋侵占东山岛。
  1939年7月11日，日机分批突袭东山，飞机低空轰炸、扫射。第二天下午，日舰1艘停泊荟冬海面，放下汽艇沿岸射击，国军七十五师、盐警队、地方保安队、壮丁队严阵以待，奋力反击，日艇不敢靠近。13日上午，日舰由荟冬侵入城关海面，向城关开炮，并出动汽艇3艘、日机3架，向城关轰炸进攻，东山县政府及多处民房被炸塌。下午，4艘日舰分泊于古雷头、东门屿、南屿，发炮攻击城关，另有汽艇10多艘，沿海岸攻击，妄图以海空优势掩护侵略军登岸，都被军民猛烈火力击退。14日，日寇大举进攻。日舰增至6艘，天刚亮即发炮攻击城关，日机轮番轰炸，投炸弹40多枚，县政府被炸成一片焦土，许多民房、商店被炸毁，一批平民伤亡。日寇海空优势依然攻不下城关。15日，日寇转移兵力向铜钵、康美、港口、岐下、陈城一带进攻，均遭军民迎头痛击。东山防守严密，日寇无虚可乘，无计可施，日舰于16日败退。东山保卫战首战告捷。
  日寇为挽回败局，1939年8月23日，由日酋涩谷指挥，出动2000多侵略军、军舰5艘、汽艇20多艘、木帆船30多艘，分泊亲营、白埕、荟冬、港口、岐下一带海面，在舰炮、飞机掩护下强行登岛，守岛军民冒着舰炮与日机的狂轰滥炸，英勇抵抗，浴血战斗，日寇陈尸100多具，亲营、荟冬、港口、古雷庄、林边、陈城、湖塘、黄山母、赤山、大路口等地被占领。守军仍坚守最后的阵地，县长楼胜利坚守岛内指挥战斗，誓与海岛共存亡。
  26日夜晚，七十五师225旅旅长史克勤带兵进岛增援，部署全面反攻。守军以449团副团长张润生为指挥，县长楼胜利发动民众与守军合力反攻。日寇利用白天以海空优势猛攻守军阵地，我军民利用夜色掩护及人地两熟优势，军民合力连夜奇袭反攻。梧龙村村民林马兴组织84名敢死队与守军一道，收复白埕、黄山母、赤山、大路口等地。27日深夜，守军副团长张润生率军民敢死队深入港口村敌营，开展近距离夜战，他边指挥边冲杀，不幸中弹殉国，表现一个军人忠诚报国的血性。日寇为挽回败局又集中兵力，一路攻占城关，一路猛扑西埔，连日大肆烧杀，守军利用夜晚誓死反攻，经激烈战斗后，把顽敌赶出西埔。西埔一战胜利，日寇全线动摇，节节败退，沿途屡遭伏击，狼狈不堪。4日，日寇残部退出海岛，东山保卫战再次获得胜利。
  1940年2月12日，日寇第三次进犯东山。是日晨，3000多日寇伪军，乘战舰4艘、汽艇7艘，分泊于宫前、荟冬海面，在飞机、舰炮掩护下，从宫前强行登陆，守军75师守备部队与日寇激战后，退守黄山母，守军调税警、县保安队增援。在黄山母阵地开展激烈争夺战。子弹打完了，就与敌展开白刃战，有的将士牺牲时，倚身树杆怒目圆瞪，手中还紧握枪杆，有的受伤倒地，还紧抱敌人咬拼，最后同归于尽。
  日寇靠海空炮火及人多的优势，先后占据城关与西埔，守军448团死守西山战略要地，副团长张鹤亭带领所部，誓死战斗，寸土必争。连日来的激战，所部有9名连、排长战死，有两个连仅存30多人。阵地有失落危险，张鹤亭留下“战地誓志”诗：“敌机滥轰炸，我机何时有？壮士志报国，岂惜这颗头。国仇与家恨，时时在心头。誓捐七尺躯，血溅海浪流。”张鹤亭在死守西山阵地壮烈牺牲。
  14日，旅长史克勤率军入岛内支援，连夜兵分数路，从坑内、港西、钱岗、城垵向西埔、城关反攻，15日收复西埔，日寇向城关方向溃退，双方在龙潭山、五里亭一带激战，守军派兵迂回到铜钵村南，夹击日寇侧背退路，日寇退入城关，守军乘胜开展攻城战，16日攻入城关，日寇残部溃逃下海。
  在东山三次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岛上民众奋不顾身，配合部队运送子弹，传递情报，救护伤员，打击日寇。黄山村村民林安然、林革香、梧龙村村民林木顺和东门屿朱调玉、黄桂、郑南阳不为日寇带路或引港，都被杀害。船老大陈大兴冒杀身之险，联络村民到西港湾把载盐船凿漏，破坏日寇夺盐阴谋。
  东山军民以血肉之躯，粉碎日寇的海空优势进攻，获得三次保卫战胜利，“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再次宣告破产，东山被誉为“抗日英雄岛”。
  诏安军民痛击日寇入侵
  日寇从海上侵占东山失败后，日酋山本募策划从陆地发动闽南战役，阴谋占领漳州，北袭泉州而攻取福州，把闽粤桂沿海连成一片。
  1939年11月30日，日寇出动兵力3200多名，在五架飞机及山炮掩护下，从粤东饶平黄岗出发，进犯诏安汾水关后直袭诏安县城。漳州守军采取“摆开袋口，聚兵围歼”的战略，日寇于12月1日轻易占领县城。日寇司令部设在县前街天然楼，伪维持会也组成开张，嚣声一时。守军反攻部队75师师长韩文英，20师师长钱同亮已计划各派一个团反击凤山、横山和太平圩；驻粤东国军也派部挺进黄岗一带截敌退路，5日，反攻部队总指挥225旅旅长史克勤，以20师张一鸣团为右翼，75师金绍文团为左翼，联合攻击日寇；诏安县长张荫祖也率领地方团队进入梅塘、金峰一线，协同主力部队作战。6日，我军攻下凤山高地，日寇退缩县城负隅顽抗，反攻部队冒敌机等密集炮火的扫射轰炸，冲入县城与日寇展开巷战，激战至7日晨6时，光复县城，俘获伪维持会会长郑彦邦等人，诏安之战取得胜利。日寇为挽回败局，于1941年7月4日、12日，在日酋鹤田的指挥下，纠集日寇102旅团34联队一个陆战队和日伪军两千人，以兵力及武器优势两次进犯诏安县城，但在我方20师60团蒋公敏部及地方团队勇猛抵抗下，夹着尾巴败逃粤东，被粤东守军截击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
  三团伪军投诚反正
  1940年2月17日，进犯诏安的三团伪军残部，由两艘日舰，7艘快艇运送入侵海澄港尾地区，分头进犯龙溪镇海、海澄青阳，遭驻军水清俊团阻击。敌军分窜港尾、古城。445、450团奉师部命令，火速增援，与水清俊团把伪军包围，伪军突围屡败，进退维谷。我军开展政治攻势，“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掉转枪口，投降才有出路”。伪军团副罗致中举白旗前往港尾，表示伪特务、警备两团愿意投诚。伪新编五团不降，我军迅速断其退路，使之成为瓮中之鳖。伪团副王育云举白旗洽降。21日晨6时，除黄大伟等少数逃脱外，三团伪军都投诚反正。人约3000名，步枪2800支，轻重机枪30多挺，迫击炮2门。投诚伪军集中在港尾梅峰寺改编。后445团副团长郭荣殿在寺内勒石纪念，改梅峰寺为“得胜庙”，庙立对联：“得三团反正，八闽共赞；胜一筹之算，四海同欢。”这里成为抗日胜利纪念地。
  石码洽降，厦门受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被迫下诏停战，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条款，宣布无条件投降，浴血奋战八年的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八一五”后，福建省主席刘建绪召集一批党、政、军要员于漳州九龙饭店商讨受降与接收事宜，九龙饭店一时成为受降与接收指挥中心。由于种种原因，工作进展缓慢。
  抗战期间，厦门人民在日寇统治下，历尽千辛万苦。日本宣布投降后，人民日夜盼望国民政府早日来厦接管。其间，一些流氓帮头，又乘机为非作歹，厦门百姓心情之急，可想而知。侵厦的日酋、领事馆也因责任及自身安全，急于请降，俾日俘、日侨早日遣返回国，于是派员来漳请求有关部门早日莅厦受降接收。省保安处长严泽元少将接见日方来人，饬日方请降代表于8月28日到石码商会会所洽降。是日，严泽元全副戎装，带领一批随员在商会会所接见日方代表海军少佐驹林力和驻厦门总领事永岩弥生。严泽元询及日方代表的军阶和职务，发现其军阶太低，且无携带身份证明书，当即饬令返回易人。8月29日，驻厦门日军改派海军大佐松本，由日领事馆书记林乃恭陪同，随员六人，乘“烟台山”号小汽轮，来码正式请降。请降代表登上码头后，恭恭敬敬地手捧请降书，腰间指挥刀挂白布，迈着“正步走”走向会所，沿途岗哨林立，石码民众纷纷驻足观望，人人喜形于色，大快人心。下午3时30分接见开始，松本大佐呈验身份证明书，毕恭毕敬呈上请降书，恭聆受降官训令。我厦门警备司令部副司令阙渊少将，当场宣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和福建省政府给厦门日军最高指挥官原田清一的两份备忘录，由日军请降代表松本大佐在备忘录上签字。请降仪式历时40分钟，日方代表回厦后，还就举行受降仪式的时间、地点、以及造册、移交、接收等具体问题来漳请示。
  受降仪式于9月28日在鼓浪屿海滨饭店举行。我方参加受降仪式的有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兼接收厦门日本海军专员李世甲少将，厦门要港司令刘德浦少将及参谋长郑沅上校等人。日方投降代表有日本驻厦门最高指挥官原田清一海军中将及其参谋长等五人，原田清一在投降书上签字。厦门受降后，李世甲于29日下午乘专轮抵漳州，电告刘建绪厦门受降情况，并和严泽元、黄天爵（厦门市长）晤商行政接收事宜。10月3日上午，保安纵队先头指挥官阙渊少将率领宪警300余人进入厦门。下午3时，严泽元少将、黄天爵市长等100余人由石码乘专轮抵达厦港，厦门市民万人空巷，拥集码头、街头，欢迎接收厦门先遣官员，欢呼日本无条件投降，欢庆八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本文参考文献：
  《漳州市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龙海县志》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东山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
  《东山县志》民国稿本，1987年再版
  《诏安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
  《潮峰石》香港中和出版社2004年版
  《岁月留珠》漳州地方文献丛刊2013年版
  《历史的回声》漳州地方文献1995年版
  《厦门市志》方志出版社
  一本歌曲选追忆抗战时——漳州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拾遗
  郭谋忠 冯水国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抗日的烽火在全国展开以后，中共闽南特委适时地发表宣言，号召各阶层人民“精诚团结，集中一切力量从事全面抗战。”这一号召符合漳州地区人民愿望，激起抗御外侮的爱国热忱，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于是漳州（龙溪县）与各地一样成立“各界抗敌后援分会”。下设宣传、慰劳、募捐、妇女等工作团开展各项活动。值得称道的是宣传工作团组织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全民歌咏活动。
  历史无形，遗物有声。笔者收藏一本1939年4月1日出版的《抗敌歌曲选》（增订本），每当翻阅，总是遥思遐想，不胜感慨。这本歌曲选系由龙溪县抗敌后援分会宣工团编印的《抗敌小丛书》之二，编选者陈国桢（时任该团歌咏组组长）、郑嘉苗，校对者萧东岳，漳州古宋文记承印、漳州大同书局发行，内辑62首歌曲。据署名谢竞美（时任宣传工作团团长）作序阐明编印宗旨：“抗战必胜的条件，在乎全国同胞能够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要达到这个目的，则提倡与发展歌咏运动为一有效的办法。”郭沫若先生在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写道：“歌咏是最感动人的，歌咏的声音能把人们的感情意志立即融成一片，化为行动。”事实亦是如此，据郭佳（芗潮剧社老社员）回忆：“抗战歌声在哪里，抗战救亡运动就在哪里。歌声呼唤了人们激起抗战烈火，响亮的歌声在漳州各地荡漾着……”陈郑煊老人在《漳州旧事杂忆》中也肯定“嘹亮的抗战歌声响彻全漳州城！”
  追忆漳州地区抗日歌咏活动，人们马上想到遐迩闻名的抗日救亡宣传劲旅——漳州芗潮剧社。这支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党领导下的一个公开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于1936年6月发起成立“芗江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揭开了漳州抗日歌咏宣传活动历史的序幕，培养了一大批歌咏活动骨干。
  根据有关人士回忆以及资料记载，当年漳州抗日歌咏活动，首先在各中小学开始，专门教唱抗战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抗战的旗影在飘》《黄河大合唱》《长城谣》等。通过上街宣传扩大影响。接着，吸收中小学教师、失学失业青年义务参加，在战时民众学校（设有成人班、妇女班、儿童班等）教唱。由于选择易学易唱、简短通俗的歌曲如《打回老家去》《大路歌》《救中国》等，学员学了几遍就会唱，进一步调动了积极性，并开始组成歌咏队。之后，活动从民众学校转向街道，以当时的“保”组织为单位成立歌咏队，接着各行各业，各工厂、作坊也相继行动，并且发展到农村，于是学生、工人、店员、小商贩、工商业者和农民都参加到歌咏活动中来。据统计当时漳州的歌咏队发展到四十余队，基本队员三、四千人，广大群众投身在抗日歌咏热潮中。
  其间，随着歌咏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队伍迅猛发展面临教唱的人手缺乏的困难。为此后援会宣工团于1937年10月举办“歌咏干部训练班”，抽调各队骨干加以培训，参加学员30多人，经过三个月培训，提高音乐理论和教唱水平，结业后分配到各歌咏队当指导员。
  针对当时漳州由于文盲、半文盲为数不少，普通话通行还不普遍，特别是农村的情况。为使歌咏活动更普及深入地开展，采取如下对策：一是有些歌曲用方言译唱，有的歌词直接采用通俗易懂的本地话。如《抗敌歌曲选》收入的方言歌曲《保卫漳州》（童晴岚词，曾雨音曲）歌词是：“漳州，漳州，你是我的老母，我不愿让乎冤仇抢去！举起咱的枪，对准臭日本仔的身躯，来！来！来！两粒枪子换狗命一付。看狗种有多少可输。把守漳州，把守漳州，漳州是我的老母。”二是运用群众耳熟能详的民间小调，用方言编写歌词。陈郑煊、陈国桢、高般茗等人编写过几十首这样的“救亡弹词”如《十二生肖抗日歌》：“老鼠出世在壁空，日本倭鬼真野蛮，抢咱吉林辽宁省，又占热河黑龙江……，又如《劝兄弟》：“劝兄弟，不免惊，大家枪口比起正，去甲日本生死拼，为国来牺牲，万世永远好名声……”等。陈郑煊还和芗潮剧社社友利用月明之夜，背着月琴在大街小巷弹唱，深受欢迎。这些歌词由抗敌会宣工团用十二开白纸铅印活页，每张收成本二分，一印出就售完。于是，宣工团决定汇集抗敌歌曲，编辑成册。1938年9月18日出版500本，不到半个月即已售罄。经郑书苗整理，于同年12月1日再版2000本，1939年4月1日重印2000本，前后二版，三次印刷，合计4500本，供不应求，歌本伴随歌声传遍漳州四乡。
  当年，漳州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形式灵活多样，为民众所喜闻乐见。
  除了平日上街教唱、每逢纪念日举行歌咏会外，每天清晨或黄昏，以小学生为主的各校组织的队伍踏着整齐的步伐（时称“晨呼”“晚呼”），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抗日歌曲，穿梭于大街上，歌声划破寂静的长空，唤起人们同仇敌忾的情绪，其中华南小学、毓南小学、东华小学、岱东小学等校尤为出名。
  各中小学还联合组织过多次的火炬游行，学生手持竹筒制作的火把，沿途高唱抗敌歌曲，进行宣传鼓动，场面十分壮观。特别是在1937年10月26日夜举行的各机关、团体、学校参加的万人火炬歌咏示威游行。人们从中山公园出发，分四路游行，火炬歌咏队所到之处，歌声撼夜空。这边队伍在唱：“救！救！救！救中国，一齐向前行……”，那边队伍在唱：“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雄壮的歌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表达了漳州儿女誓死抗日救亡的坚强意志。
  更普遍的是以歌咏配合演剧或街头抗日宣传。在演出或讲演前，先来一阵歌咏，用歌声吸引观众围观。利用空隙时间，进行教唱歌曲，演员和观众一起引吭高歌，场面十分热烈感人，真有一唱百和之势。
  漳州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如火如荼开展，抗战歌声响遍全城，不论街头巷尾，不论清晨夜晚，随时可以听到嘹亮的歌声。连花甲老人也会唱起：“大刀向日本鬼子头上砍去！”“抗战的时刻来到了！”即便是五、六岁的幼儿也会大声念道：“男的不要吃烟支，女的不要点胭脂，大家俭钱买枪子，打到日本仔半小死。”童谣……
  由于芗潮剧社和芗江民众歌咏会十分活跃，又掌握着龙溪县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面对日益高涨的群众革命热忱，漳州一小撮反动派如坐针毡，寝食不安，于是对抗敌宣传活动横加指责，百般阻挠。芗潮剧社的同志们坚持斗争，坚持工作，把歌咏活动的重点转向四乡，继续在南乡的大小梅溪、长福，北乡的坑头、北斗，西乡的洋坪、后塘，东乡的市尾、田丰等地开展抗日救亡歌咏宣传活动，掀起新高潮。尽管郭佳、陈松年、陈郑煊等11位活动分子被拘押过，特别是1938年6月5日，歌咏会发起人之一、中共党员柯联魁惨遭杀害壮烈牺牲，但抗日救亡运动并没有被扼杀。鉴于歌咏活动已在漳州群众中扎根，活动骨干开始转移到南靖、平和、华安一带，甚至发展到龙岩、汀州等地。歌咏活动始终配合抗日救亡工作，直到1945年8月迎来抗战胜利……
  这本76年前出版的《抗敌歌曲选》所传达的历史信息如此丰富，更是浴血抗战史一个侧面的佐证！
  【漳州方言】
  䪾顶
  闽南方言称“秃顶”为“䪾”（cìn，出艮切）顶”，就是指头的顶部毛发很少。
  “䪾”，同“䪾、䪾”，现代语音chěn，《广韵》章忍切。头发很少或无发的意思。《说文·页部》：“䫰，䪾䫰也。一曰头少发。”《玉篇·页部》：“䫰，䪾䫰，头少发貌。”《龙龛手镜·页部》：“〓、〓，二俗。之忍反。䫰，今；〓，正。力忍、良忍二反。头少发貌。”《字汇补·页部》：“〓，同〓。”《改併四海篇海·页部》引《川篇》：“〓、无发也。”
  “䫰”，现代语音lìn，疑闽南方言之“䪾顶”盖从“䪾䫰”音转而来，毕竟两词音近而义同。
  在闽南方言中，“䫰顶”又指“出风头”，这是从“无发”引申来的，如“者人真䪾顶”，意指该人事事喜争出风头。
  李竹深
  目睹日寇空袭漳城暴行
  郑炳炎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觊觎我国东南沿海各地，日本军舰飞机不断入侵。自1937年8月26日起至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止，日机入侵漳州城区狂轰滥炸有181架次，投弹349枚，炸死无辜百姓189人，炸伤217人，炸毁民房397座。
  我童年时，亲眼目睹日寇飞机轰炸漳州进德女子中学。
  进德女子中学于1920年由漳州基督教会创办，当时校址在漳州城外东门苍园保，校门前面有个大池塘和林氏族人聚居处，右边是甘棠宫，左边是洞口庙，后面是下坛里。我家就住在进德女中的后面，与学校操场仅一墙之隔，打开房间窗户，就可以看见整个操场和部分教学楼。我8岁那年（1941年）8月18日上午约9时多，听到防空报警声，随后有飞机在附近上空的轰隆巨响，那时已不觉得害怕了，不像三年前刚听到警报声，大家都紧张、害怕，左邻右舍的人都赶快躲进防空洞。我父亲郑仁德是邮政局邮递员经常不在家，我母亲就带我躲进附近的防空洞。因为听惯了报警声、飞机声，这次不但不害怕，还好奇地站在床上打开窗户看日机在学校上空盘旋，突见有一个人穿白衣服手中拿着一面小旗往上摇晃几下人就消失了。日机忽然俯冲下来投弹。“轰隆隆！”几声巨响，我家的房子摇晃起来，把我吓得跌到床下。父亲回来后我把当时的情景告诉他。他说：那个穿白衣服的人可能就是汉奸。父亲说要到学校里面看一看，我跟着去。进校门后，就看见中间和左边教学楼被炸。到左边教学楼上一看满目疮痍，楼顶被炸塌下一大片，地板粉碎，课桌椅全被毁坏。有位邻居叫“大英”的是在负责管理学校门户、卫生。大英叔对我父亲说：“日机投了4枚炸弹，两枚炸在教学楼，1枚炸在后面拾灰潭边，1枚落在井里没有爆炸，幸好没有人员伤亡。为了全校师生的安全，学校1938年就暂时迁往华安县城。”我父亲提醒他：“学校里面可能有汉奸，你要当心点。”
  当天时近晌午，又有4架日机入侵漳州市区上空，轰炸美英教会合办的协和医院，先是用机枪扫人群，后又投下4枚炸弹。听说死伤了很多人。协和医院在东门马公庙旁边，离我家很近。下午我跟着我哥去，走到医院右边门口一看，血流满地，有的人头被炸断，有的腿断、手断，墙壁溅着死伤者的血肉。牛肉摊大口大锅汤里滚动着一颗人头，惨不忍睹。有一位中年妇女雇了黄包车到医院看病，在医院门口还没下车就中弹身亡。我所见到的是死伤者有10多人，死伤者的亲人在悲愤、哭泣。我们兄弟俩想进医院里面看看，医院工作人员不让进去，于是就回到家里。那天晚饭吃不下去，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迄今仍然不会忘却日寇飞机轰炸漳州的血腥暴行。
  日军曾向漳州投细菌炸弹
  陈满根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上课时老师说，“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就曾向我们漳州投下好几颗细菌炸弹，害死我们门很多同胞，包括他的亲人……现在回想起来，日军侵略者的罪行令人发指！
  据史料记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已全面暴露，他们在中国领土上不断扩大战争，武力强占中国大片土地，残害中国人民，掠夺中国物产，还厚颜无耻地说他们是在进行“圣战”。他们的军阀教士兵要“视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中国男子为敌人”，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他们该杀的对象，所以一踏上中国领土，日军便大开杀戒，不择手段地杀害中国军民，这包括常规武器和生化武器。
  1932年，日军参谋总长奉“军令陆甲第7号”诏令，在哈尔滨郊区组建一支特殊部队，任命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为部队长。这支部队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称“满洲第731部队”，进行生物化学武器研究。
  1937年“淞沪战役”后，上海沦陷，日军又于年底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接着石井四郎又在南京建立细菌部队，对外称“多摩部队”，而其番号则为“荣字1644部队”（从“1644”这个番号，让人联想起明王朝灭亡的时间，这绝不是巧合，而是意味着日本帝国将仿效清军亡明而彻底占领中国的意图）。这支部队在南京继续研究，制造生化武器，制出一种名为“虎烈拉”（英文cholera）的毒菌，石井四郎亲自带队升空投弹散布毒菌。
  日本侵略者野心勃勃，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为更快更多杀害中国人民，削弱国军的有生力量，至少生产制造十种细菌炸弹，其中有陶瓷弹、母女弹，有落地炸开，有半空中爆炸的，日军在华北、华中、华南都建立“防疫给水部队”，先后在浙江、湖南、山东、广东等地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战，投下大批带有鼠疫、伤寒、霍乱的病毒，造成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死伤。当时漳州是中国沿海地区唯一未被日军占领过的城市，也是坚不可摧的抗战堡垒。日军屡次从海陆进犯，均被英勇善战的漳州军民击退。海陆不行，便从空中进犯，日机经常成群结队飞临漳州城上空进行轰炸。据史料统计，1937年8月至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段时间，日机入侵漳州城（不包括县城）狂轰滥炸达181架次，投弹数百枚，炸死炸伤平民数百名，还炸死耕畜、摧毁村落、民房不计其数。其中有一次，是1939年4月，日机由潮汕一带飞来，沿途投弹撒放“虎烈拉”毒菌，至漳州上空又投下数枚带有痢源媒介昆虫的炸弹，弹壳落地壳裂开，昆虫四处飞逸，把毒菌带向各地扩散，因而居民因饮水、食物都出现肚痛腹泻，呕吐不止的症状，继而脱水死亡，此后造成全城痢疾大流行。
  这件事我小时候听上辈人说过，至今依稀记得，这个令人恐惧的事件。上世纪六十年代古武庙前大榕树下常有一群老人聊天，也说过这个往事，心里充满愤怒。他们虽然大都不识字，却记得“虎烈拉”这个英语。他们说：臭日本实在“侥悻”（可恨），当年有人家不幸染上“虎烈拉”，肚痛发高烧，上吐下泻，严重脱水，人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请医生来诊治，医生按古方、秘方、验方、草药派药，均不见效，而西医面对这种病毒也束手无策。家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在面前一息一息地衰竭，最终呜呼哀哉！当时，我所居住的岳口街未设路灯，每到夜晚，街上黑乎乎，冷清清，阴森森，犹如通向地狱的冥道。忽然从什么地方传出一声声凄厉的妇人哭声，令人感到十分恐怖，毛骨悚然，人们明白，又是一条生命没了，一时人心惶惶，惴惴不安，唯恐哪一天厄运临头被传染上这可怕的恶疾！据说当时漳州城内竟连棺木也难以买到，可见在一定的时间里死者之多。
  这种传染病毒经过日本军医的研究、培植，其生命力很强，传染病流行一段时间有所收敛，病菌潜伏于地表，过不久就又复发，在漳州，1941年秋，1943年秋，1946年秋就因此先后发生六次大流行，继续危害生命，实在可悲！暴发这六次疫情，是否由于日本投弹所致，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但根据推理，是有可能的。因为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医疗水平，是不可能一次采取措施就能够彻底消灭这生命力很强的毒菌的。疫情大部分发生于漳州水旺地带和商贾往来密集的街区，其情景极惨，给漳州百姓、经济带来的伤害无法估量，直到解放后这几种传染病才得到遏制。
  日本军阀在“二战”中，公然违背日内瓦国际公约，肆意开发、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和生化武器，对我国人民下毒手，这一罪行永刻历史耻辱柱。
  漳州东立交桥整体爆破拆除
  漳州东立交桥位于胜利东路与九龙大道交汇处，占地面积约14公顷，曾是福建省规模最大的三层纺锤形定向互通式立交桥，于1997年1月竣工通车。
  通车18年后，因不堪交通重负，被评定为五类危桥，无法满足现行规范对安全性、通行条件等标准要求，经多番论证，漳州市人民政府决定整体拆除，并于2015年7月14日正式封闭该桥。
  8月28日16时06分，在840千克乳化炸药的作用下，随着轰……几声急促声响，历时4.35秒，5.4公里长全桥爆破，堪称中国桥梁“第一爆”，造成的震动相当于二级地震，对周边建筑不构成影响。
  文史办
  记抗战时期漳州难民潮
  陈侨森
  抗日战争时期，漳州城偏处内地，周边厦门、广东潮汕皆沦陷，大批无助难民颠沛流离，他们大批向漳州涌入。当时漳州城上空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城区的居民也纷纷向北郊华安、或向南靖、龙岩方向迁徙，漳州城有的涌入、有的涌出，形成难民潮。
  1937年，卢沟桥“七·七”的枪炮声响，全面抗战开始，9月3日，三艘日舰侵入九龙江口海域，炮轰厦门曾厝垵海军飞机场、胡里山炮台。8月26日起对漳州市区狂轰滥炸，炸死炸伤平民百姓四百余人，包括小学生。次年5月11日厦门沦陷，1939年潮汕沦陷，引发闽南、潮汕的难民潮。
  “偌大的中国，安放不下一只安静的书桌”。就如“西南联大”辗转大西南一样，厦大集美流寓龙汀，漳州的中学也走上流浪的路程。1939年，漳州各公私立学校奉命进行迁徙，搬进华崶寻源中学401位师生打起背包，搬起部分教具，依依惜别芗城。因为沿海一带公路全遭破坏，路基挖成濠沟，桥梁炸毁，汽车无路可走，最好的运输工具只有人力车、牛马车，走走停停，年轻的学子们哪受过这般苦楚。他们走到浦林，籍北溪水路。行舟到天宫大濑，再靠人力拉纤上滩漈，方可到新圩。到了新圩，又翻过30里的山区小路，才到距华崶3里的草坂村，借农民的祠堂、古庙，做为战时的学校。山区恶劣的生活环境，对同学老师们是严峻的考验，更何况历来自耕自给的小县城小农村一下子来了那么多张口，粮食、盐巴、蔬菜都成了问题。
  撤到山区的，还有龙中（省立龙溪中学），在郊区诗浦、长泰岩溪、华安丰山、漳平永福之间搬迁；龙师搬岩溪，进德中学迁往平和县小溪镇再转华安，崇正中学迁往长泰县坂里村。就是靠沿海的县城，学校也迁往山区、农村，如日机轰炸云霄后，县城学校也奉令迁往西林村上学，到1940年才迁回县城。
  厦门也有学校迁到漳州上课，如厦门双十中学就迁到平和琯溪。
  厦门沦陷后，中共厦门市委带领战地服务团约100人到漳州。到漳州的还有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的孩子们。
  漳州的很多平民百姓也踏上逃难之路，携家带口，带着微薄的积蓄，往山区或偏僻的农村，投亲靠友，以保全生命。最后，钱花光了，路费没有了，有的把闺女嫁给当地人，有的把孩子卖给人家。“躲日本飞机”打乱了百姓的生活轨道，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甚至有人魂断异乡。
  1935年4月1日厦门市政府成立，全市人口包括鼓浪屿、禾山共计25万6千多人。沦陷时期人民不堪日寇统治压迫，纷纷逃往内地。据日伪厦门市警察厅1941年统计，全市人口（不含鼓浪屿）近6万户，12万人。1944年，全市人口（含鼓浪屿）降至8万8千多人，逃亡人数约占三分之一。厦门地区有大量的漳泉人，那么，逃往漳州或通过漳州逃往他乡的，有4—5万人。
  1939年6月，潮汕地区沦入日寇之手，首批难民就有好几千人涌入诏安、云霄境内，然后分散到其它县、市，以后又陆续有许多人逃往漳州市区。这些人有很大部分滞留在本地。
  漳州“历来缺粮、夙仰潮惠”，更有暹罗米、仰光米以及台湾米进口，抗战以来，海路阻断，生产破坏，民生凋敝，军粮骤增，粮荒更严重。省政府设立祸闽的“公沽局”“计口授粮”，市镇居民每人每日供给12两（每斤16两），由县粮管会根据户册发给购米证购米尚难以保证。奉令迁校的师生们还可公价购买粮食，那些背井离乡的难民们又能怎样呢？何况“零售商只许从公沽局批发粮食零售，不得私自向农民购买”、“规定粮食为非自由商品，禁止私人买卖”。
  物价飞涨使大量难民深受其害。1937年粮价每市担（约164市斤）为法币5—5.5元，到1943年每百斤大米640元，比抗战前高出120多倍。
  难民们窘迫的生活，还受病魔的折磨熬煎。缺医少药，碰上瘟疫流行，天花霍乱鼠疫，那就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凡难民聚居处多见死尸”。1942年夏天，汕头沦陷后逃到平和的难民染上霍乱，死者无数。
  抗日战争中的林语堂
  许初鸣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林语堂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幽默大师。然而，“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林语堂语）在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中国抗战时期，这位幽默大师坚定地站在民族正义立场上，义正辞严地揭露和抨击日本侵略者，满怀豪情地激励中国军民抵御侵略，真诚热切地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正义事业，并具体地参与到支援祖国抗战的伟大斗争，为维护民族尊严、取得抗战胜利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体现了一个爱国文人的鲜明态度和坚定信念。
  撰写鼓舞抗战的文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远在大洋彼岸的林语堂8月29日就发表了《日本征服不了中国》。那时，美国《纽约时报》大楼的屋顶上用霓虹灯显示屏滚动播报来自中国的事态最新进展。林语堂牵肠挂肚，忧心如焚，每天带点简单的食物，从早到晚坐在时代广场的台阶上满脸焦虑地等待最新的电讯，他的心和祖国紧紧连在一起。林语堂奋笔疾书，写成这篇极有份量的文章，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分析中国抗战形势，断言日本征服不了中国，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先发表在极具影响力的刊物《时代周刊》上，后来又寄回国内发表。为了更好地争取美国的支持，他多次写文章批评美国所谓的“国际友谊”和“中立”态度，刊在《纽约时报》、《美亚》、《新共和周刊》等发行量大、影响面广的报刊上。他是美国当红的作家，说的话有份量，有名人效应。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就是请林语堂去讲述中国抗日的坚定立场。
  这时，他那部轰动美国和世界文坛的著作《吾国与吾民》（也译为《中国人》）再版，林语堂特地夜以继日地赶写了80多页，题为《中日战争之我见》，作为这部书的第十章，气势磅礴，语调铿锵，再次表明了中国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样一个四万万人团结一致的国家，具有如此高昂的士气……绝不会被一个外来势力所征服。……最后是我对最终胜利的预见——中国最终将成为一个独立和进步的民主国家。”
  欧洲战争爆发后，林语堂又发表了《真正的威胁不是炸弹，是概念》一文，指出法西斯再凶狠，战争再暴虐，也不能毁灭人类的文明。他在世界笔会上发表题为《希特勒和魏忠贤》的演讲，说：“当今有德国人以希特勒喻耶稣，就像中国有一位儒者提议擅政独裁的魏忠贤和孔子应当有同样的地位。惟有这么歌功颂德，才能保住差事，而反对他的官吏给残杀了。但是魏忠贤虽是声势显赫，却免不了人民的暗诽，其情形与今日之德国如同一辙。魏忠贤后来迫得只好自杀。自杀乃是独裁暴君的惟一出路。”一语成谶，5年之后，战争狂人希特勒果然饮弹自杀了。
  林语堂在美国，发表文章和讲话批评美国政府对中国支持不力，努力争取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这是文化名人才能做到的。林语堂的老朋友徐訏就曾回忆说：当时日本舆论界觉得他们以没有一个林语堂这样的作家可以在世界上争取同情为憾事。
  发挥文学服务现实的功能
  林语堂认为，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应该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人民联系在一起，而作为一个作家，最有效的武器是作品，而“入人之深，不如小说”，“欲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非借道小说不可”。1938年，林语堂决定借鉴《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写一本反映中国现代生活的小说，这就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他在给郁达夫的一封信里披露了这部巨著的创作动机：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写“才子佳人”的小说，完全是一种误解。林语堂自己就说：“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说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耶？但欲使读者因爱佳人之才，必窥其究竟，始于大战收场不忍卒读耳。”这正是林语堂的良苦用心。他在书稿扉页上特地写上：“谨以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期间写成的本书献给英勇的中国士兵，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成为自由的男女”。小说结尾的那句歌词“不到山河重光，誓不回家乡”正是林语堂此时的心声。而这部伟大的作品使得林语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林语堂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风声鹤唳》，更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述了中华儿女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下获得新生的故事。小说描写不同身世的三个人物，主要写其中一位历尽苦难的少女，在战争暴风雨磨练下精神世界的升华。小说中有抗战第一年战况的描写，特别是以义愤填膺之笔描写日军进入南京后施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小说第13章写道：“上帝造人以来，人也从来没见过狂笑的士兵把婴儿抛入空中，用刺刀接住，而当做一种运动。也没有遮住眼睛的囚犯站在壕沟边，被当做杀人教育中的刺刀练习的标靶。两个军人由苏州到南京一路追杀中国的溃兵，打赌谁先杀满一百人，同胞们一天天热心写下他们的记录。武士道的高贵，连中古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做不出来；连非洲的蛮人也做不出来。人类还是大猩猩的亲戚，还在原始森林中荡来荡去的时候，就已经做不出这种事了。猩猩只为雌伴而打斗，就是在文明最原始的阶段，人类学中也找不到人类为娱乐而杀人的记录。”还在抗战期间，这样震撼人心的描写就出现在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中，真是对侵略者血淋淋的控诉，历史事实是任何人无法抵赖的。
  参与组织募捐、支援抗战的活动
  林语堂不仅写文章参与到抗战中，而且还积极参加实际活动。在美国，他经常参加华侨的各种抗日救亡集会，鼓动和支持妻子参加救亡工作。一向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廖翠凤在林语堂的支持下，出任了纽约华侨妇女组织的中国妇女救济会副会长。她每天到救济会办公室办公，常常加班到深夜，完全是义务的，没有任何报酬。三个女儿对翠凤说：“妈啊，你安心地忙，我们会自己洗衣服、做饭，把爸爸照顾得好好的。”
  救济会的主要工作是向美国公众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正义斗争，并募集资金，资助国家。在美工作的华人女工、超市店员、开饭馆的小老板……只要是中国人，都站起来，走上街头，有的发传单，有的唱京剧，有的在美政府门前喊口号，数百万的旅美华侨劲往一处使，为守护家园用尽每一份力量。救济会募捐到的资金一毫不差地汇到中国。
  林语堂在《海外通信》中记录了这些动人事迹：“三月来美国华侨所捐已达三百万元，洗衣铺、饭馆多按月认捐多少，有洗衣工人将所储小币将全数交给中国银行，精神真可佩服。所望何为？岂非中国国土得以保存？国若不存，何以为家？此华侨所痛切认识者。”
  林语堂不仅为国内抗日救亡捐款，还在1938年旅法期间捐赠4320法郎，承担抚养六个中国孤儿的义务。他说：“金钱藏在我们自己口袋里而不去帮助别人，那钱又有什么用处呢？金钱必须要用得有价值，又能帮助人。”
  捐献私宅，支持抗日
  抗战期间，1940年5月至8月、1943年9月至1944年3月，林语堂两次回到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祖国。他坚持宣传中国必胜，并痛斥卖国汉奸。
  1940年5月，在香港，他对记者说：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之后，美国人以为中国不行了，可是中国人越战越勇，美国人也改变了看法，美国的很多官方报道说，日本已经陷入山穷水尽。当时，香港的《立报》、《大公报》、《星岛日报》、《国民日报》都对此有详尽报道。
  他还痛斥汪精卫汉奸伪政府，指出：“汪精卫是个什么东西？有学问见识的美国人都晓得他不过是日本枪尖上的傀儡！最近本人曾和《纽约时报》的一位评论家聚餐，原来打算揭露一些汪精卫伪政府的情况，使国际舆论了解真相，谁知道，坐下来一聊，发现我的计划完全多余，因为这位评论家对汪精卫的了解，比我更加清楚。”
  林语堂到重庆，刚下飞机就听见学生们在唱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他觉得自己胸中荡起一股热浪，激动不已。
  林语堂一家住在离重庆市中心20公里的北碚碚，第三天就赶上了日军的大规模空袭。林语堂和普通老百姓一起，跑警报，躲防空洞，也看到了中国空军的勇敢无畏。他写信给宋美龄，认为他在国外宣传抗日救国效果可能更好，征求她的意见，宋美龄肯定他的看法。离开重庆之前，林语堂把北碚的私宅捐给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林语堂抗战期间第二次回国时特别活跃，在重庆、宝鸡、西安、成都、桂林、衡阳、长沙、韶关等地之间，参观、访问、发表演讲，曾到抗日前线军队中去演讲。林语堂两次回国后又到海外去宣传抗日救亡，虽然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但还是得到多数人们的肯定。郁达夫认为林语堂“在国外宣传的成功”，“为我国尽了一份抗战的力”，“总而言之，著作家是要靠著作来证明身份的，同资本家要以财产来定地位一样。跖犬吠尧，穷人忌富，这些于尧的本身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损失，但可惜的却是这些精力的白费。”其实，当时就有人认为，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与其在重庆天天跑警报，还不如在国外为祖国奔走呼号。这一点，林语堂在为捐赠私宅而给文协写的信里就说得很清楚：“鄙人虽未得追随诸君之后，共纾国难，而文字宣传不分中外，殊途而同归。”
  林语堂作为驰名中外的文学大师，在国难当头之际以各种方式支持和参与祖国的抗日救亡，做出其他一般人无法做出的巨大贡献。七八十年过去了，他当年的爱国举动、民族信念和高尚情操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
  林语堂笔锋刺日寇
  郑来发
  长期身居海外的林语堂没有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一分子，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强烈。他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国抗日的正义斗争做宣传。
  “七·七”事变后，林语堂十分关注祖国抗日中的发展，从外国报刊获取信息，了解战争的推移。他在大洋彼岸向全世界呐喊：“为了中华子孙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该和日军拼一拼啦！”林语堂在国外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写了很多文章宣传抗日。1937年8月26日，林语堂在《泰晤士报》发表《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分析了1931年以来日本逐步侵略中国的过程，强调具有高度士气与团结一致的国家，绝不会被外来势力所征服，预言“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这篇文稿又寄回国内，在1937年9月出版的《西风》第十三期发表中译本。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不少政论，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日战争，争取国际援助，在美国民众中产生积极影响。1937年11月，美国英文杂志专门出版了《亚细亚·中国抗日战争专号》，刊登了林语堂和赛珍珠的文章，共30页。
  抗战期间有一个响亮的口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身在海外的林语堂做到了“有钱出钱”——他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1938年，先后以16000美元和23000美元兑换成10万银元法币和13万银元法币，存入了中国银行，以此表示中国必胜的信心。但抗战后遭遇通货膨胀、币值狂贬，这笔钱形同废纸。抗战爆发后，美国纽约华侨组织中国妇女救济会，他支持妻子廖翠凤积极参与妇女救济会活动，为她出谋划策，还曾捐款4000多法郎抚养六个中国孤儿。
  抗日战争中，中国虽然得到美国的同情以及援助，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比较冷淡，还想发战争财，把汽油、武器等与战争有关的物资大量地卖给日本，间接协助危害中国。对此，林语堂非常气愤，并且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期希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他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该报刊出专访标题是：《林语堂认为日本处于绝境》。《纽约时报》还先后发表了林语堂的五封信。林语堂在这些信件中，毫不讳言地指责美国政府的两面派手法。几十年后，林语堂忆及抗战时的情形，仍动情地说：“我看见中国的驴由中国西北甘肃的油田，驮着宝贵的石油到西南的昆明，我真要为中国哭起来。”
  林语堂强调，作家在国难当头时报国的唯一方式，还是用笔锋为爱国的精神宣传，比在国内躲警报要重要得多。在国家遍地烽火之际，林语堂在美国以英文写成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巨作。主人公就是抗战前线的人民、勇士。他曾说，《京华烟云》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牺牲的勇男儿”。《京华烟云》的扉页写到：
  谨以
  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间写成的本书
  献给
  英勇的中国士兵
  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成为自由男女
  小说结尾处一段歌词“不到山河重光，誓不回家乡”，正是林语堂当时的心声。
  1940年5月，林语堂携全家回国到重庆，在市郊的北碚蔡锷路买下一栋二层四房间的小楼房住下来。林语堂亲眼看到国人同仇敌忾的气魄，很受感动。
  在重庆居住的三个月期间，正是日机狂轰滥炸的高峰期，他饱尝了空袭、跑警报、躲防空洞的滋味。林语堂觉得在国外宣传中国抗日比在国内跑警报更有贡献，于是决定再度赴美国。离开重庆前，毅然将其住房捐献给正处在困难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留下一封充满爱国热情的信给中国作家们，说：“贵协会自抗战以来，破除畛域，团结抗敌，尽我文艺界责任，至为钦佩。鄙人虽未得追随诸君之后，共纾国难，而文字宣传，不分中外，殊途而同归。弟与诸君相见之日即驱敌入海之时也。”
  一个知识分子，即使很温文尔雅，甚至敏感脆弱，但当祖国的尊严和民族的利益受到损害甚至践踏的时候，就必须挺身而起、奋起反击、锋芒毕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林语堂用自己的笔在海外宣传抗日，这是林语堂抗战中的处世原则。
  【漳州方言】
  屎〓屎〓，现代语音shǐfù，方言音sàihǎk，指厕所。《说文·穴部》：“〓，地室也。”朱骏声通训定声：“凡直穿曰穴，旁穿曰〓。”《广释·释言》：“〓，窟也。”挖一个洞窟做为存放屎尿的地方，并在上面搭个茅草棚，这就是旧时农村的厕所，尿〓的方言音就此产生。俗作“屎礐”，错。礐，现代语音quē，作“疾风击水发出的声响”或“指山多大石”，于音于义皆不合符方言词义。
  李竹深
  抗战时期陈嘉庚视察漳州
  郑来发
  1940年3月26日，由陈嘉庚任团长，庄西言（南靖籍印尼侨领）任副团长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到达重庆，后来庄西言另有任务，提前南返。陈嘉庚特地访问了延安。5月1日，慰劳团分三团出发。第二分团由陈忠赣任团长，郭美丞（海澄籍印尼侨领）任副团长，不辞劳苦，由重庆往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各地慰劳视察，至7月5日返南洋。
  这一年，陈嘉庚在回国慰劳视察中特地回到福建，并到漳州视察。
  11月1日，陈嘉庚由集美转抵龙溪县角美，住在华侨旅社。漳属各界社会人士暨集美厦大校友推派九名代表赶到角美迎接。
  2日中午，陈嘉庚由代表陪同，从角美分乘几艘平底小篷船到石美，再转乘汽船往漳州。由于战时柴油奇缺，汽船改烧木炭锅炉，航速甚慢。下午3时，汽船驶抵漳州新桥头码头，受到漳州党政军官员、各社团、学校负责人，集美、厦大校友和各界群众数千人的欢迎。陈嘉庚上岸后，与党政军官员和各团体代表一一握手，然后一起步行到崇正中学招待所。从新桥头到中山公园沿途街道两旁，自动聚集数万群众，纷纷鼓掌欢呼，争先一睹爱国华侨领袖的风采，真挚表达漳州群众对陈嘉庚的崇高敬意。
  陈嘉庚在招待所洗漱后，会见了各记者，向他们报告了全国抗建事业之成就与本省政治上应兴应革之意见。由于晚餐时间已到，各记者共辞而归，然又以余兴未足，并约定第二天早晨再作长谈。晚上党政军官员及各界代表特设宴为陈嘉庚洗尘，因为陈嘉庚崇尚简朴，宴席至为简单。
  3日早晨，各界人士谒见甚多。7时，陈嘉庚与记者合影留念，再次会见记者，畅谈约一小时。下午3时，漳州党政军各界在崇正中学大礼堂举行欢迎大会。崇正两个女学生向陈嘉庚呈献“功在党国”的锦旗。陈嘉庚致谢后，报告了南侨总会回国意义及华侨抗战诸努力成就，并言经历十余省，甚觉乐观各情。
  4日早晨4时，陈嘉庚偕同团员侯西反及集美学村主持人之一的陈延庭一行三人从漳州乘汽船经石码往海澄视察，到中午时分抵达海澄港口码头，受到300多人的热烈欢迎。下午1时在中山公园开欢迎大会。李伯昭县长致词后，陈嘉庚做了演讲，报告此行任务及华侨筹赈经过。3时离开海澄乘汽船往石码。陈嘉庚登岸后与欢迎的各界代表步行至区署，沿途商铺悬旗鸣炮，热烈致敬。到达区署后，陈嘉庚分别与集美校友及各界合影留念。
  5日早晨5时在石码体育场举行欢迎大会。陈嘉庚即席发表演讲，对于南侨关怀祖国抗建，输财输力各情，阐发甚详，历90分钟丝毫无倦容，听者为之动容，8时散会。陈嘉庚到澄码石角东海外华侨公会及石江小学参观后，离开石码乘汽船返漳州。
  当天中午抵达漳州后，随赴华侨公会欢迎会。下午4时，漳属集美、厦大校友在崇正中学礼堂开欢迎大会。除漳城校友全体代表外，海澄、石码、长泰、南靖、云霄等地之校友亦派代表参加，出席人数约70余人。在欢迎会上，校友黄剑秋代表全体校友献“表率群伦”绣旗。陈嘉庚即席训诲，略述创办集美与厦大两校之苦心，勉励校友须以坚苦之精神与环境奋斗，语意深长恳挚。晚上6时举行聚餐，融融一堂，倍感亲切。
  11月6日，陈嘉庚带领慰劳团来到南靖。是晚住在南靖县政府。次日上午8时多，南靖各界在县中山纪念台召开欢迎大会。陈嘉庚在欢迎会上首先自我介绍说：“这次我们组织了华侨回国视察慰劳团，正团长是我，副团长是庄西言先生，庄先生因事先回南洋，而南靖是庄先生的故乡，又是我往永安（抗战时期福建省会所在地）必经之道，所以顺途到南靖来看看。”接着陈嘉庚概述了当前日本侵略军兵分二路：一路向四川猛进；一路开辟南进侵略的第二战场，企图吞并中国独霸全世界的野心。陈嘉庚慷慨陈词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侵占我国大片土地，杀害我们无数同胞，烧毁我们无数村庄，使同胞们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同胞们立即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拯救中华民族、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出最大的努力，这是视察团回国的主要目的。他也抨击了国民党政府借抗日形势紧张，补充兵员之名，抓壮丁、虐待壮丁，发国难财的弊政。最后陈嘉庚再次号召各界人士，要以民族存亡为重，努力做好抗日救国各项工作，坚决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领土上驱逐出去，让同胞们过着安宁的生活。
  弘一法师“念佛不忘救国”的爱国情怀
  施正峰·柯浦华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一九三七年，弘一法师已经出家近二十载。他作为佛教高僧，在民族危机深重之际，他不是选择“一心念佛，不闻世事”，而是勉励僧众要发扬爱国爱教精神，抵制日货，誓舍身命，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念佛勿忘救国”，这在近代佛教史上，并不多见。
  一九三七年农历四月，弘一法师离开厦门去青岛湛山寺佛学院讲经，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于九月中旬返厦途中在上海暂住。日军已对上海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法师到达上海，已经是战火纷飞的时候。法师所居旅馆附近，日机狂轰滥炸，但法师并未躲避，仍在旅馆念佛。夏丐尊来旅馆看他，他笑着说：“有何惧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并手书一幅幅“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字幅，送与上海各界。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师离开上海回到厦门暂在万石岩居住，当时厦门街市到处可见日本浪人横行霸市，日货充斥，法师甚为激愤。此时闽南沿海的重要城市厦门是日寇占据的首选城市。战事日紧，已危及厦门，商家和富豪已纷纷撤离厦门，到内地避难，弘一法师的挚友夏丐尊和学生丰子恺来函，劝告法师离开厦门到后方桂林避难，弘一法师婉言谢绝复函：“朽人年来老态日增，不久即往生极乐。”又说：“时事未平静前，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决意留在闽南继续弘法；但如果厦门沦陷，必须选一内地退避，弘一法师当时卓锡厦门万石岩，经万石岩长老了智老和尚介绍，认识了在厦门经商的漳州籍厦门鼓浪屿“了闲念佛会”的创办人严笑棠居士，从此弘一法师与严笑棠居士交往密切，互视好友，严笑棠恭请法师到漳州弘法。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二日，在严笑棠居士的引荐下，应漳州浦头祈保亭、尊元经楼念佛会会长施荫棠（字茇甘）的邀请，严笑棠持该会的请柬陪同弘一法师来漳弘法。
  漳州浦头尊元经楼念佛会会长施荫棠，漳州望族、书香世家，思想进步，早年是印尼华侨领袖——甲必丹，1905年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1907年受命潜回漳州，组织民军；1911年发起漳州光复的风云人物。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称帝，施荫棠辞去福建省议员、省制宪审查会会长、龙溪县参事会参事、漳州孔教会会长等职，去政从教，任漳州国学专修学校校长、省立第八中学校长（漳州一中前身）、龙溪石码创办崇福国民学校任董事长等等。施荫棠晚年笃信佛教，是漳州文化界、医学界、佛教界最大的“居士林”——漳州尊元经楼念佛会的创始人、会长。（参阅《福建名人辞典》第195页，《弘一法师在漳州》第13页）
  法师到梅园后，见到会长施荫棠，见其是一位留着短须的仁慈长者（施荫棠时年75岁，法师58岁），两人相见如故，更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法师知道施荫棠是漳州教育界的前辈，曾经发动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发动宣传支持国货，抵制日货，同时也知道严笑棠之堂兄严哲茹（大名严焰）现任漳州商会会长，也曾在漳州发动商家抵制日货。法师对施荫棠说：“日货泛滥，浪人横行，日本浪人用口琴吹着日本国歌，视国人如无物，漳州应发动学生、商家、民众起来维持国货，抵制日货。”法师与施荫棠、严笑棠三人一拍即合。施荫棠即嘱严笑棠请其兄严哲茹来梅园共商此事，决定组织抵制日货、维持国货的社团。会后，法师在梅园挥毫书写，留下了在抗日时期广为流传的名句：“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加跋语：“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条幅赠予施荫棠。当晚弘一法师住梅园楼上崇经楼边室，傍晚六时施荫棠来梅园陪同法师，并恳请法师篆刻一枚“漳州国货维持会代销场图章”的印章，法师欣然答应。于是施荫棠立即吩咐下人叫儿子施大晟（笔者的父亲，喜收藏福州寿山石图章）挑选一颗长方形旧螭龙钮寿山石章。施大晟将原刻磨平后，又带了一副篆刻刀具来到梅园，交与祖父施荫棠转呈弘一法师。第二天下午，弘一法师就将篆刻好的石章交给了施荫棠。
  第三天，法师在梅园宣讲《华严经疏》要理，听经者为尊元经楼念佛会十几位理事。
  施荫棠在以后的手记中这样写道：“法师戊辰年（1928）赴泰未果，居厦时曾来漳讲经。抗战前夕，日货充占市场，浪人横行，抵制日货维持国货，事当必行，当请商会长严君（哲茹）共议此事。法师亲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篆刻螭龙钮寿山石章国货维持会图章一枚，此二物永珍藏。丁丑年（按：1937年）荫棠书”。手记印证了法师的拳拳爱国心，至今施荫棠的孙辈还珍藏着法师所刻印章。
  弘一法师第四天早上去厦门，临别之时，法师告诉施荫棠：“抗日战争爆发后，厦门成为前线，形势紧张，我的同事和学生均要我去桂林大后方避难，我考虑再三，若厦门沦陷，可来漳州与老居士等相处。”
  这就是弘一法师1937年第一次来漳州。
  弘一法师第二次来漳州，是厦门沦陷前四天，即1938年5月7日，农历四月初八日。弘一法师和侍者净慧法师（约十四岁左右），在严笑棠、马乾骅二居士陪同下，从厦门渡海到嵩屿，转乘漳嵩汽车到漳州。当晚由严笑棠安排住在漳州九龙饭店（严笑棠和其兄严哲茹创办），翌日移住漳州南山寺，方知南山寺方丈广心和尚（法师的佛学院学生）和监院传证法师有事去了泉州。法师在南山寺小住数日，因南山寺目标大也遭日机轰炸，寺左边花厅被炸塌（解放后为市粮油面粉厂），为了法师安全，由南山寺执事僧护送法师与净慧法师二人移住城外东乡瑞竹岩。
  漳州南山寺方丈广心和尚去泉州办事返回漳州，得知弘一法师来漳州的消息，亲自登上瑞竹岩，请老师下山到漳州南山寺。
  1938年农历四月十五日，广心和尚主持讲经会，恭请弘一法师在南山寺开讲四天的《金刚经》。南山寺喝云派下僧尼和漳州在家念佛居士共计一百余人参加弘一法师的讲经会。
  广心和尚曾在1934年和南山寺喝云堂派下传证法师与传允法师参加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教养正院特科乙级班（二十岁以上）的进修，聆听弘一大师“佛学教理、戒行修持”教示，如今老师亲自来漳州为大众讲演佛经，广心法师大喜欣慰。
  第四天，法师重点以《金刚经》四句偈进行开示：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法师解释：人要“有为法”，但不要“无为法”，更不要“不可为法”，人生如梦，如幻觉、如泡影一样，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规劝人们要淡泊名利、无欲则刚，作为自己的人生观。
  法师在讲经以后，听律的弟子，双手合十在诸佛菩萨面前，一同诵念“四弘誓愿”。弘一法师在漳州南山寺讲经期间，从厦门起飞的日机天天来漳轰炸，“国难之时，念佛之人勿怕！静心、念佛、救国”，法师在讲坛上对听经的僧尼和众念佛居士讲。夜间敌机也常来漳骚扰，滥行轰炸，南山寺诸僧人劝法师避入防空洞，法师笑答：“僧人不能为国荷戈御敌，又岂能贪生怕死！了脱世间，复何所留恋？”
  四天讲经完毕，下午三时时分，法师顺道来到施家拜访施荫棠，并在梅园住一夜。次日，为法师安全，施家送法师返瑞竹岩。
  当弘一法师在瑞竹岩闭关写经书——《修净业宜诵地藏经为助行》、《盗戒问答》等经书的初稿后，下山移锡漳州七宝寺（寺址即在浦头施荫棠大厝旁近），并在七宝寺对面——漳州梅园（漳州尊元经楼念佛会会址）参加漳州《诗钟学社》的作诗、吟诗活动；在七宝寺和梅园书写千余幅大小不一墨宝，以经书的内容弘扬佛法，以墨宝同漳州佛教界人士结缘；在七宝寺和梅园，弘一法师还教习施家二位年轻学子，习研音乐和作曲，教习和培养年轻篆刻家马海髯，书法家施大晟，书画家黄稷堂，喜欢考古的李冬雨等，使他们以后在音乐、书法、绘画、篆刻、考古的道路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详见2014年出版《弘一法师在漳州》一书）
  一九三八年弘一法师在七宝寺和梅园驻锡五个多月，法师不忘其漳州之行的重要任务——弘扬佛法，除了参加以上活动外，就是物色梅园、凤霞祖宫右边的大操场，此地可容纳千余人听经，是理想的讲经的场所。弘一法师准备闰七月十三日在漳州梅园尊元经楼弘律讲经《阿弥陀佛》，善信们在梅园、凤霞祖宫的操场搭建讲台、备“五果”、“六斋”。这次弘法活动在漳州影响很大。
  漳州有一处“竹围内”，是三面水田围绕的土丘，约三千平方米，距新行街不远，但因是三面被水包围，丘上遍栽龙眼树，竹林丛生，故曰“竹围内”。虽不算是“世外桃源”，却也显得几分宁静，丘中有竹庐一间，曰：“长生堂”，严笑棠向法师介绍“长生堂”传说故事：“龙溪有吴俊人士，晚年笃信佛学，去闹择静，以竹筑庐，自号‘长生堂’，庐中奉祀观世音菩萨，右连四洲河；塘边岸上遍种杨柳树，水边栽插藕节，夏时荷花盛开，香气四溢，吴俊以杨枝沾墨，贝叶书经；一夜梦中，明月照水塘，河中显观音。吴俊醒后惊曰：信地胜境也！其后无疾而终，寿九十又三。”——《吴俊竹庐记》
  以后人称吴俊为“怪人”，其结竹庐修禅前的圆水塘通浦头溪这段港溪，遂被称“吴俊港”。竹庐几废几建，后时有文人墨客来庐小居。
  法师闰七月初十日来到竹围内的小竹庐，面视庐前的圆形荷塘，翠绿的荷叶，和一望无际的水稻田，也啧啧称赞其为圣地，并对严笑棠居士曰：“余前些日也曾闻‘竹庐故事’，不求长生，但求圣地，若能建寺，佛愿长居。”来时是下午三时左右，法师又对笑棠言：“今晚余愿在此庐过夜，烦唤净慧法师来庐作陪也！并嘱净慧法师来时带笔、墨、纸、砚。”
  三时许至晚上睡觉这段时间，法师在竹围内的竹庐谱写了《佛门动员》的词和曲，这就是法师为何要在此安卧的原因。此后法师也常来此庐过夜。
  第二天早四时起，法师又详细地修改一遍，经施家大院返回梅园时，将《佛门动员》稿子交施荫棠，嘱其按稿翻印数百张，以备七月十三日讲经时用。
  1938年9月6日—9月12日（农历闰七月十三日—十九日），法师为尊元经楼念佛会开讲《阿弥陀佛》。这七天当中，正值暑天，天气炎热，每天下午，讲经中间，停半个钟头挑出数十名有音乐基础的年轻人，集中坐在前头，法师教唱《佛门动员》歌曲，每日如是。
  当讲经第七天下午，数十名善信齐声同唱：“河山破碎……卸下袈裟披戴盔甲”时，可想那场面是多么的壮美。这首由法师作词编曲的《佛门动员》，在抗日战争期间很快在漳州部分中小学生和民间传唱，它鼓起了人们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佛门动员》歌谱的来源：我家当时存有《佛门动员》的原稿，1948年，刘绵松要编《弘一法师文钞》，为其所借。
  2012年弘一法师圆寂七十周年时，笔者在闽南日报撰文《弘一法师在漳州》，曾想将弘一法师1938年在漳州传教《佛门动员》一事写入其中，原稿虽不在，但寻不到当年翻印的歌单，只好作罢。《弘一法师在漳州》见报后，我接到八十六岁的堂兄施正沛的电话，要我去其家，堂兄拿出二件东西：
  其一是：《佛门动员》的歌谱（内含词与曲），询问其来源，是八十几岁高龄、原漳州市委办公室主任陈阿耀先生所提供的，我见到十分欢喜，“近在咫尺，得来全不费功夫”。
  其二是：1938年弘一法师的《春游》三部合唱，息霜作词，息霜作曲的五线谱歌谱，当时法师以此《春游》为例，教习施正镐如何作词、谱曲，施正镐以后在南京音乐学院任教时，将法师的《春游》词与曲编入音乐教材，在音乐学院的音乐课传教学生。
  此二纸“虽非原件，但弥足珍贵”。
  弘一法师圆寂八年后，这个谱写抗日歌曲的重要遗址——后港长生堂竹庐，经里人提议，众善信集资在竹围内兴建“长生堂佛祖庙”，1948年底筹备，1951年2月完工，以了却弘一法师的生前夙愿。
  弘一法师在出家前，极善篆刻治印，在浙师任教期间与同事夏丐尊组织学生学篆刻，成立金石篆刻研究会乐石社，培养一大批兴趣金石篆刻的年轻学生，经夏丐尊介绍，弘一法师结识杭州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先生，加入西泠印社，三人互视为挚友。在西泠印社，弘一法师专门为人雕刻印章，篆刻的布局构思刀法娴熟，章法奇特。法师早年最具著名有《李庐印谱》，足见其篆刻的深研和功底，在西泠印社期间，法师还学习和制售“西泠印泥”，红艳夺人，久不褪色。
  1918年，弘一法师三十九岁，夏间，法师临出家将所藏九十三寿山石章赠与西泠印社，嘱社长叶舟在西泠印社周围山上凿洞，将九十三方印章封存，叶舟篆题“印藏”二字，以为纪念。（见叶舟著《西泠印社“印藏”题记》）
  出家前，这位才华横溢的将文学、诗词、音乐、书画、篆刻、戏剧集于一身的教育家，出家后，法师逐渐摒弃诸多嗜好，唯留书法，书经结缘，终生不辍。
  驻锡漳州七个多月，弘一法师对漳州文化界名士、佛教界四众求墨宝者，不分老小贫富，都依时照付，有无润笔费皆随喜。父亲施大晟遵祖父之嘱，立邀巷口同学黄稷堂来七宝寺（即祈保亭）帮忙裁纸、磨墨、盖章。据父亲对笔者言，法师书写经书墨宝所用宣纸不分贵贱，落款笔名多至二百余，用印大小与搭配极为讲究，所压之印章，少数几方为出家前法师篆，七方印章为法师入闽去信老家，为其侄李晋章所刻，多数用印均出自闽南厦、漳、泉三地的佛友或学生所刻，如弘一法师的学生、厦门青年书法家虞愚，漳州书法家、篆刻家施拱南（施荫棠之弟），青年书画家黄稷堂和青年篆刻家马海髯（他们二位都是弘一法师的学生），都曾经为弘一法师刻过用印。在漳州所刻的法师用印，据父亲言，法师常嘱在边款刻上“念佛勿忘救国”，然后落款以告诫自己，时时要有爱国、救国情怀。
  笔者在著《弘一法师在漳州》一书时，在《书经结缘》和《常用印章》这二章当中，曾详细记述弘一法师在漳书写墨宝经书和常用印章。该书发行后，近得一藏友相告，他藏有一方寿山石章，印文为朱文：“佛法僧宝”，边款：“念佛勿忘救国”另小行书：“弘一大师嘱刻”，款为：“戊寅七宝拱南治印”。该三宝印为宽4公分，高6公分的长方形印章。“戊寅”即一九三八年，“七宝”应为七宝寺，拱南治印是施拱南治印（拱南是施荫棠之弟，笔者的叔公）。
  施拱南在一九三八年为七宝寺篆刻“佛法僧宝”的三宝印，弘一法师嘱刻“念佛勿忘救国”，印章实物印证了弘一大师时刻“不忘救国”的爱国情怀。
  弘一法师作为近代佛教界杰出的代表，在抗战期间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念佛勿忘救国”的爱国精神，值得永远纪念。
  抗日烽火燃山乡——追记家父张焕文抗日救亡轶事
  伙宽
  这是一段气壮山河的抗日救亡史，是一段被滚滚历史长河湮没半个多世纪的抗日救亡史。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日寇的入侵，神州大地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大中华更到了生死存亡之秋。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家父和无数爱国人士一样，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义无反顾的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反侵略、争独立的伟大的历史洪流中，为民族解放斗争尽了一分微薄之力。助力查禁日货助威英烈尊严
  家父张焕文，又名炳章、琪赐（音），生于1911年，南靖古湖村人，卒于1940年。生前当过职员、记者、小学教师，是位追求进步、富于正义感的爱国者。
  上世纪二十年代，家父勤奋苦学，考入于漳州的省立三中（今漳州一中）就读，恰与著名文豪林语堂的侄儿林惠俊同班。那个年代，山乡交通不便，从乡下到漳州城10多里距离，路程虽然不远，但小道崎岖，每天要往返走读，自有诸多不便之处。如遇上刮风下雨，打着赤足在泥泞小径步行更是艰难。目睹同学的难处，林惠俊常常把家父领到其家里（位于大同路）留宿，热情招待。久而久之，同学友情弥笃，林家长辈也把家父当成自家人，乐意让家父投宿其家中。逢周末假日家父回乡，返程时也会从家里带些大米、果蔬等农副产品送给林府，以贴补食用。
  因家父与林惠俊兄弟般的关系，在寄居林家的岁月里，家父有幸结识了惠俊的哥哥林惠元。
  林惠元，一位激进的爱国青年，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文艺家。林惠元才华横溢，在沪期间，出版译著《英国文学史》等文著。“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尖锐，林从沪返漳，联合一群进步青年，陆续创办反帝反封建的“群学社”，编印《爝火》刊物，参与《回风报》编审，大力开展新文化运动，宣传抗日救亡。之后，林出任龙溪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更致力于推动新思想、新文化热潮。随着时局的恶化，漳州成立了“龙溪县抗敌后援会”，林惠元被推举担任首位主任，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抵制日货，查禁日货，惩办汉奸，募捐支前等活动。
  林惠元和中共厦漳党组织关系密切，是地下党外围组织（如县抗敌后援会等）的核心人物。林惠元担任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期间，陆续聘请蔡大燮等多位中共地下党员任职。
  由于寄居林府的缘故，家父与惠元常有接触，耳濡目染，深受林惠元爱国思想的影响。从那以后，家父就开始参与林惠元领导的明察暗访、查禁日货的抗日活动。有段时间家父还应聘在民众教育馆工作，帮助处理一些业务，值班理事等。林惠元兄弟平时酷爱体育运动，家父常陪伴他们一起在中山公园等处跑步锻炼。
  1933年春夏，日籍台商简孟尝、奸商李道南等走私的多宗日货（百货、药品、高丽参等）先后被抗日会查获，社会上亲日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时任驻军参谋长黄强闻悉案情，心中有鬼，遂连日邀约林惠元外出狩猎。第三天，俩人行至江东桥，黄搭讪请林发还被扣那些日货，并塞上大叠钞票，重金收买。耿直的惠元当即将钞票掷于桥上，婉言拒绝，转身而走，有力回击黄强的无耻要求与卑鄙亵渎，维护了抗日会的声誉与尊严。两人不欢而散，黄颜面尽失，怀恨在心，遂设计谋害。一天，军方请林至团部，即以“通匪”罪名将其拘捕捆绑，插上“匪犯林惠元”斩条，嘴巴横塞竹签，防其呼冤，旋即与另一位农运人士，被押往西校场枪杀。黄报了“一箭”之仇。为了中华，时年26岁的一代抗日豪杰瞬间陨落，血溅刑场，世人悲愤。
  惨案发生后，血腥与恐怖的气氛笼罩漳州城，一时间令有关人士猝不及防，抗日热潮受挫。
  时势诡谲，林的姐夫邹纯（龙师教员）迅速出面应对，联络会同各方亲友合力为惠元收殓壮行。
  危急关头，家父没有畏惧逃避，而是挺身而出，全力帮忙林府处理善后，并伴同惠俊等亲属，一道赶到刑场为英烈惠元哀悼、收殓、祭奠诀别。随后，众亲友一路徒步护送，连夜把惠元灵柩运回其祖籍地天宝乡五里沙村安葬，让殉难者拥有最后的尊严。
  林惠元被害，沉重打击了漳州民众抗日的热潮，抗敌后援会工作遭受重大冲击。同时让人们对军方某些高官抗日立场顿生质疑：抗日的军人怎么会暗中勾结亲日奸商，任意残杀一位热血沸腾的抗日会长、爱国青年？事后查明，那些被查扣的日货正是奸商简、李与驻军参谋长黄强等官员合伙经营的。黄强系早期投靠叛军陈炯明，勾结北洋军阀对抗北伐军的反动军官政客，其时军中的腐败暴戾由此可见一斑。
  残杀林惠元的血腥行径不仅轰动漳州城，也震惊了我国文艺、教育和民主党派等各界人士。蔡元培、柳亚子、鲁迅等数十位名家联署发表了《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宋庆龄、蔡元培分别以个人名义致电蔡廷锴、蒋光鼐，呼吁为惠元伸冤，严惩凶手。
  林惠元被害后，惠元的父母痛不欲生，悲伤万分。数月后，为改变生活环境，即举家迁往厦门鼓浪屿定居。父林孟温就聘于英华中学，担任国文教师，开始其后半生从教的生涯。
  在这腥风血雨的年代，家父一如既往保持与林家的联系，常常往漳厦探望分居两地的林府亲属、惠俊（后移居新加坡）兄弟暨林老先生。患难见真情，经历血泪的劫难，家父与林家的情谊历久弥深。惠元的双亲见家父诚实厚道、真情重义，富于正义感，遂介绍邻里女子许氏与家父结缘成婚。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一位长大于鼓浪屿的姑娘会远嫁至内地山村，这绝非偶然。家父母的姻缘，这从另一个侧面佐证家父与林惠元一家的密切关系。
  踏遍山乡僻壤点燃抗日烽火
  林惠元遇害后，龙溪县抗敌后援会、民众教育馆失去领军人物，漳州地区抗日救亡活动惨遭扼杀，一时转入低潮。
  为生计，家父找到了一家新闻媒体《闽商日报》任职，踏上了一段记者生活的岁月。每天跑基层、听民声、报民事、采新闻、传讯息，日子过得也算踏实。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家父印制有一大盒个人记者名片，名片竖行排印，右上方印着“闽商日报社”字样，中间打着“张焕文记者”大字，左下角落款是报社社址。另外，早时家里还存有一大叠《闽商日报》报纸。报纸的规格大小跟现在的大报一样，对开四版。报上刊登的两则消息笔者仍能记得，一篇是有关北方战事的动态，文章稍长；另一篇是发生于漳州东闸口街坊的市井琐事。此外，报上还偶尔刊登家父个人（有时是联名）祝福友人喜结良缘的贺词。可惜！这些报纸后来均被毁掉了。遗憾的是在有关福建新闻出版史料的汇编书籍中，《闽商日报》也未被列入。也许，世人已不知晓，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福建漳州有着这么一家新闻报社的存在。它，已被历史风云湮没了。
  风云变幻，岁月峥嵘。1935年夏天，家父毅然放弃繁华的城市生活，报名参加“南靖县师资训练所”学习。经严格培训考核，家父顺利取得教师资格，继而前往山乡南靖县大房村浮山小学任教，从此步入教坛，走向人生旅途中的又一驿站。大房村离漳州市区10多公里，位于南面大山脚下，属南靖县管辖，是个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贫穷山村，办学条件艰苦。学校经费紧、教师少、年级多，家父通常要承担不同年级的国文、算术、书画等多门课程，教书育人，任务繁重。家父任劳任怨，不计薪酬，默默为发展山区文化教育事业、科教强国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直至终生。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金门、厦门相继沦陷，闽漳危急，全国危急，各地又纷纷掀起抗日热潮。国人群情激昂，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誓死捍卫疆土。家父一面坚持在校教书，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寒暑假期，积极参加漳州地区抗日救亡活动。期间，家父带领一支抗日救亡宣传队，沿着九龙江畔，绕着圆山脚麓，跋山涉水，先后抵达南靖县辖区的邦溪、古湖、天口、浮山大房、草前等几十个乡村，方圆达数十平方公里，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宣传队由男女数十人组成，每人佩戴一顶斗笠，上面统一写着“义勇军”三个大字。白天，每到一个自然村，他们就分工在村前屋后的墙上刷写抗日大标语，内容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好汉要当兵”“保卫大中华”等。时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些大标语仍清晰可见。如今六旬以上的村民都目睹过。大标语复盖乡村范围之广，气势之恢宏，史上罕见。标语营造了全民抗日救亡的浓厚社会氛围，体现了中华民族必胜的决心信念，意义深远。
  宣传队若到了较大的自然村，他们则会留宿，安排演出活动。如在古湖村，他们即住了两宿，演了两场。每次演出，邻近的乡村村民听说城里来了戏剧团，都会纷纷打着火把照明赶路，前往观看。露天广场人山人海，演出开始时，队员们首先演唱、并教唱当时流行的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夜之歌》《松花江上》《向前进》等。接着是演出文明戏（即现代的话剧）、活报剧等，主要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汉奸子孙》等，都是抗日经典作品。最后的重头戏是发动民众踊跃募捐，支援前线。
  宣传队演唱的抗日歌曲铿锵而悲壮，唱出了民族的怒吼，唱响了时代的呐喊，唱出了人们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豪情，催人奋起，打动人心。演出的抗日剧情同样令人震撼、动容、揪心、顿足、悲愤交集，怒火中烧，激起村民对日寇无比的仇恨。同样令人叫绝的是，宣传队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他们除了采取多种多样的文艺、文字表达形式外，还创作了大量民众喜闻乐见的美术漫画，形象地展现中日两国不同的形象，中日战争双方不同的结果。如家父任教的学校所在地大房村，墙上就有一幅“公鸡斗蜈蚣”的漫画。画中伸展翅膀的公鸡，亮铮铮的双眼怒视着一条头角长着两根红须，身上布满毛茸毒爪的娱蚣。蜈蚣虽小，但形象丑恶。毒虫蜈蚣不守公则，无端入侵并盘踞在公鸡活动的领地，行为可恨。公鸡自然不能容忍外敌入侵，只好起而迎击。画中公鸡张开尖锐的利嘴，施展擒斗之姿，摆开狠狠啄杀蜈蚣的架势，扑向前去，制服蜈蚣。作者借用中日两国不同的地形地貌，形象地把中国比拟成一只生气勃勃的雄鸡，把日本（列岛）比拟成形同一只可恨的蜈蚣，构思寓意深刻，画面栩栩如生。观后令人印象难忘，叹为观止。还要点赞的是，无论是刷写大标语，还是美术漫画，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风吹雨打日晒后，其字迹、画像均完整保留了下来。说明当时他们所用的油墨颜料都有着周全的考究。
  其时，家父在宣传队事务繁忙，作为东道主，演出前首先由他开场白，欢迎宣传队的到来，向乡亲们介绍宣传队的概况和当前硝烟弥漫的抗日时势；再者是在演出中，家父还承担导词任务。所谓导词，是指演出话剧过程，在后台念台词提示，称导词。家父还要配合队员刷写大标语，走到哪，写到哪。最后，家父作为当地人，人谙地熟，每到一处，义不容辞要负责联系安排整个宣传队的人员食宿诸多后勤保障工作，使走乡串村的宣传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早年，处于龙溪、南靖交界的武山、浮山一带山村，平时罕有外人往来，民风淳朴。斯时，数十人的抗日宣传队的光临，自然给山村带来不寻常的喜庆与热闹的气氛。人们奔走相告，像过节一样欢乐。好客的村民热烈欢迎宣传队客人，热情接待宣传队员，纷纷送上大米、蔬菜、禽、肉、水果等农副产品，供客人们食用。不用讳言，农村蚊蝇多，卫生差，住宿简陋。队员们白天顶烈日写标语，夜晚披星辰演节目，夜以继日，四处奔波，餐风饮露，有时三餐不继，生活是十分紧张艰苦的。
  岁月无情，当年这支抗日救亡宣传队隶属哪个系统系列（骨干多为中共党员的“漳州各界抗敌后援会”或“厦青团”或……）已难考证。不过，他们斗笠上醒目的“义勇军”三个大字，也许就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一个时代的标志与见证。但愿它永远留在历史的星空，熠熠生辉，光芒四射，照亮后人。
  【漳州方言】
  枕拳仔
  旧时漳州街头巷尾，有一种专门以推击背部以放松人的筋骨为职业者，民间称之为“枕（duí地葵切）拳仔”。
  “枕”，现代语音shěn，《集韵》食荏切。据扬雄《方言》卷十释：“～，推也。”殷敬顺云：“抌，《方言》‘击背也’。”高诱注《淮南子·说林训》云：“枕，推击其要矣。”过去民间认为，人体内火气大，身体的背部会发硬难受，需要利用按摩推拿的方法来调整人体阴阳的平衡，因此，就产生了“枕拳仔”这一个群体，多数由盲人来担任。
  旧时，这是一种被人瞧不起的职业，但它在民间颇受欢迎，因为这是一种阴阳燮理的手段，通过适度的“枕”，使发硬的背部放松，缓解了患者的痛苦。
  李竹深
  汪大均的抗日轶事
  郑来发
  汪大均，祖籍台湾省，1914年出生于漳州市一个名门望族家庭。父亲汪春源是台湾最后一个进士，曾参与“公车上书”，反对签订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又曾在江西、福建等地出任知县，为官清正廉洁，深受百姓爱戴。在汪大均幼小的心灵里，父亲的优秀品德，深深烙印在他心底。
  1923年，9岁的汪大均失去了父亲。1927年，长兄汪受田先生携全家从印尼回到漳州，就送汪大均到集美学校读中学。后来，他考上了集美商业学校。毕业后，汪大均先到一家公司当职员。没过多久，他就辞了职，渡海涉洋远赴印尼投奔四姐。
  汪大均到了印尼后，先是在爪哇井里汶近郊一家小学任教，在18岁时，他担任小学校长一职。在此期间，他一直希望有机会时回国，一圆读大学之梦。因此他一边教书一边存钱，一部分汇回国给母亲外，一部分攒学费。
  1937年，汪大均回国，经作家许地山先生介绍，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但到北京后，刚好发生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中国，学校关闭，已无书可读。他只得返回厦门鼓浪屿。其时全家人都到内地避难，只见到在内厝沃留守的大侄儿慕常。
  求学不成，汪大均再次出国到新加坡，在《南洋商报》求得一职，协助著名作家胡愈之工作，同时与知名新闻文化界人士王纪元先生一起工作，积极投身于抗日宣传运动。1941年，他在《南洋商报》发表了《南太平洋战争与荷印》、《从数目字看马华七七签名运动》等18篇政论文章。
  1942年2月，日本南侵新加坡后，汪大均又回到印尼，在雅加达新华学校任教，并担任训育主任。他和广大师生积极投入支持祖国人民抗日斗争。汪大均发动师生向抗日前线战士寄慰问信，组织“钱箱队”到街头卖花募捐支持抗战。
  1942年2月。日本占领印尼后，因为他宣传抗日而被日军列入通缉名单，汪大均与新华学校的一些教师疏散到万隆牙律芝加漳避难，种菜养鸡维持生活，而且还因陋就简办起以木薯粉为原料的蛋糕厂，为当地的抗日活动筹集经费。
  1943年，汪大均返回雅加达后，住在杨新容家，认识了他的妹妹杨秀莲，共同的爱国心、共同的理想让他们相爱了，在战乱中仓促结婚。在杨新容家，汪大均和妻舅、王纪元、黄周规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经常谈论抗战工作及华侨前途等大事，相信法西斯必会倒台，抗战必会胜利。他们还讨论了战后要做的工作，决定办一份报纸，创办一所学校，开办一家书店，以便从事宣传教育工作。汪大均向亲友借了一笔钱，共同创办一间“大不同”蛋糕厂，并把这一经验推广到爪哇全岛，作为支援抗日活动经费。
  1943年7月，在黄周规发起下成立大中贸易有限公司，为支持抗战，为《生活报》的创办，为新华学校的复兴作了经济上的准备。
  后来，他的妻舅杨新容（海澄籍）在爪哇各地组织华侨成立“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开展各种团结抗日及反日工作。汪大均默默地参加了抗日活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郑子瑜谱写抗战壮歌
  郑来发
  郑子瑜，1916年出生于漳州市一个破落大家庭，是国际著名的新加坡籍华人作家和学者。1937年“七·七”事变后，郑子瑜流浪到厦门鼓浪屿沦为难民。那时，厦门的敌伪势力常常潜伏到鼓浪屿，一切热血青年的爱国言行都会遭到残酷的迫害。在无法生存的条件下，鼓浪屿的许多难民纷纷逃往南洋避难，自谋生计。郑子瑜也于1939年秋天，历尽艰辛，逃到了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
  郑子瑜身在南洋，时时关心着祖国的抗战大业。他以自己的文学专长，服务于祖国的抗战，尽了一份中国知识分子炽热的赤子之心。他怀着对日寇的无比仇恨，创作了许多号召南洋华侨青年抵抗日寇的诗词。如
  《华侨新青年》
  华侨新青年，快起来，快起来，我祖国濒存亡关头！
  华侨新青年，快起来，快起来，肩负起我们的使命！
  斗争！斗争！中华民族已怒吼，祖国的前途正光明！
  正光明！
  华侨新青年，快起来，快起来，炼成钢铁，向前猛进！
  《华侨动员歌》
  我们华侨，参加革命，历史悠久，素有光荣。
  抗战开始，大家一致，表现了伟大的精神。
  人力物力财力，报效祖国，表示一德一心。
  不逞意气，不分帮派，团结合作，内外同钦。
  坚持到底，民族复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渔家傲》
  叵道芦沟风景弄，中华建国含意深。遍地烽烟连寇起，迷蒙里，将军浴血凌云志。
  一曲怨歌声万里，妖氛未扫归无计。笳鼓声声收失地，扬正义，横刀直斩扶桑□。
  《寒衣曲》
  南国长年夏，风霜燕地霏。
  将军茹白雪，闺女赶寒衣。
  但愿君身暖，不教壮志移。
  遥遥重寄语，相见凯旋时。
  郑子瑜将创作的词寄给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郭沫若。郭沫若为其请作曲家谱曲，刊于《华侨动员》半月刊，寄发南洋各地侨团。
  郑子瑜所作歌词之歌曲响遍南洋群岛上空，有力地推动了海外抗日运动，唤起华侨的抗日热情。
  郑子瑜还收到郭沫若寄来的鼓励信，信中对郑子瑜的作品加以肯定：“其内容足以唤起侨胞，共赴国难，支援抗日工作”，并嘱“今后如有新作，仍望随时赐寄”。
  1939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当时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气焰极为嚣张。郑子瑜以一公民身份上书国民参政会，力主将民族罪人汪精卫铸一铜像，跪于中山陵前，让其如千古罪人秦桧一样遗臭万年。此事当时各报刊、通讯社竞相报道宣传。
  郑子瑜因其力主抗战，并拿起笔杆当刀枪，发表了许多南洋华侨熟悉的抗日歌曲，上书国民参政会声讨汪精卫。在人们的心目中，青年郑子瑜是抗日中坚分子。1942年，日军南侵南洋各地，一些伪政权中附逆者必然会指控郑子瑜为“反日分子”。于是他改名“郑良”，随其女友丁桂隐居于沙捞越诗巫，度过了三年又八个月的苦难人生。
  在事关中华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面前，郑子瑜体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和严正的民族主义立场，他对祖国抗日战争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
  版画家吴忠翰与艺苑丛刊
  许江鸿
  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一册尘封近七十年木刻版画丛刊《艺苑丛刊》第二辑：《木刻与图案》又面世了。此刊出版于民国35年6月1日（1946年），由漳州大众文化出版社（时位于漳州平等路七十五号）总发行。木刻作品的作者是著名版画家、美术理论研究学者、我国早期木刻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吴忠翰先生。
  吴忠翰（1919年7月—1988年10月12日）又名宗汉、洪沛、默鸥。出生于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丰良镇桥北村，自小喜爱绘画，经常在地上、废纸上临摹涂写，上过几年乡间私塾，1935年十六岁进入丰顺一中读初中，受学校进步教师影响，对新兴木刻运动产生浓厚兴趣，研读和临摹鲁迅编的《苏联版画选》、《珂勒惠支版画选》等，1938年考入梅县省立梅州高中，在校园里深受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他曾与邹耀明、张文源等人组织“抗战漫画木刻宣传队”，每半月编绘《抗战画刊》。创作了许多抗战题材的木刻版画，并发表在《汕报》、《中山日报》、《岭南日报》和《抗战周刊》上。1940年他将发表在报刊上的木刻编印成册，出版了生平第一本《抗战木刻集》手拓本。1941年秋，他考入内迁长汀的国立厦门大学。并在厦大与朱一雄、涂元渠、白容等十几位同学组织成立厦门大学木刻研究会，负责编辑《新兴艺术》半月刊和《木刻创作经验过程》，发表了《论木刻艺术之现实意义》等文章。1943年参加全国木刻画展，他的作品《白雪旷野》、《闽赣驿道》等五幅套色木刻，其中有三幅被选送到英国、美国、法国、苏联、印度五国展出，重庆《新华日报》、《新蜀报》均有报导评介。1944年江西收获出版社出版吴忠翰木刻集《旅途拾集》，同年他被中华全国木刻函授班
  聘为导师，为培养木刻版画人才、培植新生力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45年《白雪旷野》被编入美国纽约出版的《中国木刻集》，在上杭、龙岩、漳州巡回，闽、粤、赣三省边沿地区展出“中外木刻流动展”，对东南地区木刻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抗日战争期间，他用手中画笔和木刻刀，创作了大量木刻作品，鼓舞斗志，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有的作品被印成传单，传播抗战必胜的信念，积极失去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宣传。
  抗战胜利后，1946年元旦，吴忠翰联合厦门美术界举办“世界木刻暨书画联合展览会”，后赴泉州、漳州等地展出，很受群众和文化界欢迎。他出任《闽南新报》艺术编辑，创作漳州闽南新报副刊《海防》刊头木刻，主编《艺坛》。出版三个月后，他主编的刊物被厦门当局认为“思想倾向有问题”，而勒令停刊并被解职，被解职后他与雷石榆组织“艺苑社”，3月1日编辑出版《艺苑丛刊》，创刊号《诗歌与木刻》在厦门发行。艺苑丛刊于4月1日迁至漳州。6月1日出版第二辑《木刻与图案》，因受印刷条件落后的限制，改用部分手拓本。手拓本与印本的不同是需亲自参与印制。选择材料较为复杂，全刊连同套色版一共三十余版之多。木刻版画作品二十幅，其中套色版有八幅，加上丛刊封面版画，总共创作二十一幅版画，他作了精心的布置与编排，作品取名突显主题。《荣归》、《进德女中校景》、《丧归》、《跳胜利之舞》套版、《农工复员》、《木棉树花开遍满天下》套版、《绘出如海般伟大的图》、《雪夜伴侣》套版、《与海燕同歌》、《当菊花盛开的时候》套版、《逃难途中》、《惊雁翱翔于湖中》套版、《祈求甘霖》、憩鹤（套版）、《争先求施》、《百花园内》（套版）、《被音乐麻醉的人们》、《复员以后》、《吃寒风喝残羹》、《木刻大师克拉甫兼珂》。作品的内容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喜悦，到充满激情投入恢复建设中。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到现实前景痛苦迷惘。以刀代笔，反映了这段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写照，倾向性明显，同情劳苦大众，以清醒的意识，关心劳动者的命运，寻找彻底解放。对于中华民族的命运，他深感忧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解放的使命感促使他以新兴木刻版画通俗易懂表现手法，号召人民反抗日寇势力压迫，成为革命宣传的利器。《荣归》木刻作品，此时经历多年艰苦卓绝抗争取得胜利后，战士骑着快马，迎着春风在拂动杨柳下踏尘而归，描绘征战多年壮士得胜荣归故里情景。画幅虽小可场景宏大，刀法之铿锵有力。《进德女中校景》套版拓印，在漳州对景写生后，创作漳州进德女中校园一角，整洁教学楼窗明几净，短短的校墙旁几棵小树随风而动，画面构图饱满完整，静中寓动，色彩和谐。采用阴刻勾勒女生头部画像作为装饰花边，突出女中学生柔美的特性。《丧归》刻画一群落魄日本残兵背负沉重包袱，回到破败不堪尸横遍地的日本。路旁枯萎老树，枝头上乌鸦哀鸣，整个画面表现日本投降后，败兵颓废的狼狈相，激发观众看清侵略者应有的下场，以及对发动战争后果的反思。《当菊花盛开的时候》采用多彩套色木刻，将版画与中国花鸟画技法相结合，创作了崭新的版画样式，作品中菊花吸收传统水墨技法和构图布局，蕴含着传统国画意蕴，中西艺术的技法融汇在一起，将抽象写意与状物写实有机结合，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效果。套色版画欣赏的同时给人淡彩国画的新意。
  吴忠翰在漳州举办“木刻讲习会”，组织“木刻函授班”，诸多爱好者积极参加授课。“讲习会”促进漳州新兴木刻版画的发展，传授现代版画艺术。介绍国内外优秀版画，以宽广的视野、渊博的常识、生动的讲述、亲切的教导，不遗余力倡导“志在为社会而艺术”的文艺观。鼓励艺术青年投身于木刻版画的创作，一副铁笔和几块木版，取材于现实生活，以引导大众、改造社会，争取全民族解放、拥护民主。为漳州新兴木刻版画创作启蒙养正。
  在漳州展出和出版“艺苑”丛刊二辑，反映了生活在现实社会民众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引起了统治当局的注意。《艺苑丛刊》二辑出版不久即被国民党扣押，并被列入黑名单，吴忠翰与雷石榆被迫东渡台湾。他在台湾继续以犀利的刀笔，创作许多木刻作品，投身进步报人群体中。所编刊物都较为进步，又受国民党当局盯梢，于1948年1月被迫返回厦门。他应厦门大学学生会和侨民师范之请，到厦大和侨师作木刻运动专题讲座，同时举办木刻展出，极受青年学生欢迎。1949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闽中厦门地下党新闻记者支部书记、地下党艺术宣传组组长，配合解放厦门的宣传工作，秘密刻制毛主席木刻肖像和招贴画，印制地下传单等。解放后，任厦门大同中学校长兼厦门市文联副理事长、美协主委。1953年调任福建师范学院艺术系讲师兼福州师专艺术科主任。任教和科研工作期间，他先后发表论文30多篇。版画和工艺美术作品多次在全国展出。五十年代末他被错划为右派，但仍坚持创作。1979年夏，他的错案得到改正并恢复党籍，重返福师大讲台，1986年6月离休。1988年8月，由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吴忠翰版画选》画册，收入了他四十多年的46幅版画作品。但《艺苑丛刊》第二辑“木刻与图案”的二十幅木刻版画作品未收入其中。《艺苑丛刊》二辑可填补吴忠翰先生传世作品集的空白，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吴忠翰先生1988年10月12日上午10时因患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广东珠海斗门人民医院逝世。
  吴忠翰先生人生坎坷，却乐观豁达。他的艺术作品创作继承成法锐意创新，潜心于木刻理论研究学习，致力于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他为我国新兴木刻运动、艺术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留下诸多匠心独运、气势非凡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