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早在几年前老七叫我写谢家家史，那时我刚退休，觉得写家史要回忆，要动脑筋，因而踌躇未敢进行。现在觉得众兄弟没有一个对谢家历史比我更了解，我不写谁来写？再说家史也应该使下代子孙们知道一些。可惜上辈很少讲家史，所以我知道的亦不多，现在只有凭记忆，知多少写多少，重点是从我刚念初中一年就辍学，随父亲经营私营工商业开始，我在10岁左右童年时期，与堂弟谢松是最亲近的叔伯兄弟，那时父亲与伯父共同营业，没有分居，我与松同桌吃饭，直至我刚念中学时，恒美米厂倒闭后才分居。记得那时每年三月间，都和二伯及松弟，随同老伙计涨仔到南门外渗坑巡风水，墓地在半山腰，墓碑顶端写“长泰”。据父亲说，曾祖父是从长泰县“那阿社”（注一）出来漳州谋生的，离开老家时只带谢裕母子两人及扁担一支。至祖父谢裕，才自己在新桥头米市街（今漳州市区解放路）开小米店，俗称土砻间，同父辈们共同劳动。筛米、挨土砻都靠自己干，以维持全家生活。
  大约1928年，父亲和二伯在米市街合开小型机器碾米。这时是漳州市最早使用的初级动力石春打米，号曰恒美。我在南方巷毓南小学念初小一班，每天由郑位南最小弟弟名叫位育带往上学，那时候父亲由郑位南伴同往上海购买动力碾米机器，没几年就买下址在厦门路大路头一间大房屋，业务由米市街迁往大路头，又把落后的机器改为大型碾米机器，雇用许多工人，是为恒美米厂。把生产出来的白米，运往厦门九八行家销售，行家在厦门洪本部，号为震锦美，经理傅维珍。该行有代购代销五谷业务，恒美米厂每年运往厦门销售的货款购回五谷，如面粉、豆饼、豆类、仰光米及肥田粉等运回漳州批发。恒美米厂就成为漳州巨商，也曾一度代销厦门春生堂药酒。物资出入川流不息，自己资金难以周转，经常向本市钱庄贷款，生意兴旺大约有好几年时间。1933年我毕业于华英小学，1934年转入芝山寻源中学，念初中一年，并寄宿于校内宿舍，每周回家一次。是时恒美米厂因经营不善，管理不严，偷漏甚多，兼之货物在漳厦水路运输发生事故，资金损失惊人，钱庄贷款难以偿还，因此宣告倒闭。各债权纷纷上门讨债，最后由有代表性的债权出来斡旋，把恒美机器及房屋变卖打折扣归还各债权了事。恒美倒闭后，父亲和伯父无职业，在米市街租一房屋共居。这段时间厦门老朋友傅维珍在厦门开了一家蜜果店，父亲无工作，往厦受雇为店员。因月薪有限，不足众多子女的开支。1935年我17岁，父亲辞去店员职务，回漳州谋生活，计划开囷丰小米店，资金只有50担稻谷的本钱。
  抗战期间，寻源中学迁移华安继续上课，我因家庭生活困难。就辍学在家帮助父亲开小米店，自己劳动，筛米及店前买卖业务都自己干，只雇用计件工资的春米工人及挨土砻工人。当时每担稻谷只能出白米100市斤左右，每斗早米15斤只售七角钱左右，晚米只售一元左右。到了早晚稻谷青黄不接之际，每斗米涨价约壹角左右，有规律，年年这样。因此，每年利用新谷登场价贱多买些囤积，到季末青黄不接时才出台，以增加利润。在米市街维持一二年时间，就在厦门路“张琴记茶庄”隔壁（35号）向番客周进耀租一房屋（周进耀家住厦门路良岗王巷对面“寿其轩成衣店”与“怀济堂中药店”中间），把米市街囷丰米店迁来厦门路营业。同年伯父也在“活人中药房”与“林金官理发店”中间一房屋（29号）租来营业，号曰仁德米店，“囷丰”“仁德”两米店中间只隔“活人药房”。二年后，父亲买下厦门路33号“张琴记茶庄”这座厝，进行修建并加盖三楼。
  是时南乡各农村都种植柑桔，果农食粮必需来城市购买白米，囷丰和仁德二家门市白米，大部份售给附近农村果农，米市街的米市此时也已逐渐转移到厦门路来。随着业务的进展，囷丰仁德相继向石码各大米厂购进白米来漳零售兼批发，批发对象是三盘商，即城区各小米店及推车沿街叫卖的白米小贩。但是，这些三盘商、推车小贩大部份是赊销的，先货后款。每逢三八期，我就骑单车到处向各小米店收账，并收回暂借的“牛奶袋”（大麻袋）。在门市销售的对象，除大部份是农村果农外，诗墩、埔尾、新亭等社的卖餜户来买大米的为数亦不少，但赊销的人有的是，形成无赊不成店，“生理”（买卖）并不好做。“欠钱走主顾”，年终被倒账的为数不少。幸而囷丰没到赊了店开不成的现象，米店还是照样开，且年年有盈余。抗战期间，漳厦水路不通，面粉来源由其他路途挑运到小溪（平和）。囷丰当时兼营小五谷，我时常身携带现款，搭小溪船到小溪买面粉。从漳州开船至小溪要在船上过夜，我把带出的货款包在行包中当枕头睡觉，是时我不足20岁。我在这抗战期间，在商场上经验几年，并边干边学习文化，文化程度也有了进步。
  我21岁中签壮丁，因为己有几个弟弟，我为长子，随时都有被抓的可能。幸而父母极力应酬有关人员，并外祖父陈拔手抱“神主”到有关部门力争，哭诉要求当独孙条件，给予缓役。母亲为了我的现役中签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续后，利用学生可以缓役的条件，由华英小学校长张连金先生亲自带我到华安县（同行者还有我岳父）寻源中学插班初中一年级（再从初一念起）。翌年，因国民党把抓兵改为倩兵，中签兵役对象只须按壮丁的名额交纳兵仔钱就行，这样，抓丁风波才告结束，这时是我婚后第二年。
  抗日战争爆发，厦门沦陷，日机常来漳州骚扰，空袭频繁，市民纷纷逃避到农村。我家和二伯一家，偕同林杏雨先生（漳州绅士）一家、蒋天汉医生（西医）一家逃往浦南鳌浦社，以避空袭。离家后等于难民，当时若打听到漳州“警报”少了，就回家住上几天。“警报”多了，又匆匆忙忙逃往鳌浦。最后一段时间因传说战况紧张，认为住在鳌浦也不安全，就转移到更远，更偏僻的华安农村，叫“勤也”（注二）。小社农户很少，四周寂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真象难民。但无时不在打听漳州消息，稍为安定，即仍搬回鳌浦。
  1941年我23岁，漳州市开始闹米荒，大米奇缺，大户米商囤积居奇，小米店无原料，老百姓买不到米，叫苦连天。眼看米店无前途，全家生活怎么办？父亲得到林杏雨先生的启发（时林杏雨在良岗王巷住宅开办一间手卷烟厂），父亲在得其指点后，决定兼营烟丝店，米途逐渐放弃。刨烟工场就在厦门路33号，门前一边排米桶卖米，一边摆柜台卖烟丝，店号由“囷丰米店”改为“中谦烟庄”。二楼为拆烟叶女工工场，成件烟叶用葫芦滑轮吊上楼。工场位置窄小，暂时开工过渡。聘请刨烟工人陈夏香，外行人开烟店，诸多不懂，就请教陈夏香，特别是对购进烟叶的质量选择，更是要认真从头学习，起初难免有购进不对路之货，质次价高，影响成本，致使产品滞销大问题。旧社会大鱼吃小鱼，要与同途内行人竞争确实是难题。米途转入烟途头一年中，父亲尚能帮助一些业务，但一年后他就不管了，干脆把进销各项业务都放给我，自己整天与顾客泡茶聊天。
  抗战期间上海机制卷烟断绝来源，漳州市个体手卷烟户如雨后春笋，小卷烟户只须买几斤烟丝及烟纸，就可自卷土烟上市场烟摊寄售，商标只用最简单印牌唛，甚至无牌唛的白包。因此，能卷烟的赤色烟丝销路大增，烟丝店也随之增开好几家，全市竟发展至20多家，另外家庭副业搞卷烟的也不可胜数。这时中谦的平和烟叶来源，进货条件比“和兴”、“万山”两家差，他俩家老板都是平和人，能在老家平和自行采购烟叶，运到漳州使用，成本低质量好，而中谦的平和烟叶来源要依靠行商或九八烟行转手进货，因而购用平和烟叶这项品种，条件就输和兴与万山两家数筹。
  中谦不得不采取制造卷香烟用途的赤色烟丝为重点，制造以平和叶原料的厚烟为次要，赤色烟丝的原料来源是以永定县及广东省南雄县所产的烟叶，由行商运来漳州靠九八行代销。漳州各大小烟丝店大都无能力向产地购进烟叶，所以成本区别不大，但资金较大的烟丝店，碰上有对路货，有能力多进些货，这样对质量和价格明显有利。整个业务除进货是关键外，再来就是销售方面，中谦产品销路对象除赤色烟丝供本市各手卷烟户以外，还向晋江安海等地推销，业务大振。我不时前往晋江、安海、南安、同安、马巷等地联系业务，中谦字号信誉大有提高，闻名闽南一带。
  中谦的产品还有平和叶所产的厚烟丝，一部份是每大包二市斤装，另一部份是每小包一小两装，每斤16包，大力向邻县推销。根据产品质量分成几个牌唛，打进厦门、同安、马巷、安海、南安、石码、浮宫、海澄、港尾、白水营等地，各地均有主顾代销。当时又兼营只仔烟纸，每刀（即每小本）有几十张白张烟纸不等。原料是连城县所产的粉连纸（在闽西连城县手工作坊生产的），水运至浦南圩，由漳州经营纸商的九八行承销。我每逢浦南圩日，则骑自行车到浦南船上看货采购，然后运到漳州交货。中谦产的“天使”牌烟纸，起初由安海竞升号郭永福代销，我每月须几次跑安海一带了解销情，销路曾盛极数年。抗战初期，卷烟户所用的卷烟纸，没有真正的机卷烟所用的卷烟纸，而是以粉连纸，经过加工上粉帮助燃烧白烟灰以代替，吸烟微带臭味，质量虽不及机器制盘纸，但无中取有解决了卷烟急需的烟纸。漳州市起先有几家加工染纸作坊，后来中谦也曾一度再设染纸房，生产“天鹅”牌卷烟用纸。业务逐步扩大，每包一小两庄的“双燕”牌烟丝基本销往白水营、浮宫、港尾等地，已成为畅销牌唛，这三处都设有固定代销商贩。卷烟用的金黄色烟丝，以散装批发给安海各卷烟大户，业务大振，年年均有盈余。中谦产品打出外地，信誉胜过和兴、万山两大家，在漳州市烟途中列在三名内。
  在我改途烟店期间，老三友卿押运烟叶的下脚料——烟梗头到台湾去推销，后就读于台北大学中文系，1949年台湾“台大、师院四六事件”，他因在《台北日报》写文章抨击国民党被捕入狱（注三）。解放后被国民党驱逐出境返回大陆，接受政府改造一段时间，期满后在厦门中谦分店管理业务，后应聘到鼓浪屿女子中学（厦门二中）任国文教师。为了扩大业务，1951年在厦门大同路租一房屋，开设中谦分店，由老三管理，推销二斤庄烟丝产品。不久，受不了各种运动的挫折而收盘。
  由于业务颇有盈余，中谦设在厦门路33号的厂房兼住宅显然不够用，就再买下厦门路88号房屋一座，后面是邻店桶三的小平屋，就再买来，打开后门连在一起当工场用。旁边是良岗王巷，这样制烟车间的工场就宽敞多了。刨烟工人由陈夏香一人增加至四人，日产烟丝数百斤。
  厂房迁到厦门路88号后，我就托永定烟叶行江某的弟弟特夫（在广州工作）在广州向胡球记购买一架切烟丝机器，改手工刨烟为手摇机切烟丝。那时老五志华由北方回来，在家无工作，就到厂内帮忙。他向郑文澜借来一架小型柴油发动机，聘请士琳来开发动机，手摇机就改为动力切丝机，再借来一架发电机（小型）自己发电。照明线路由厦门路88号安（架）到厦门路33号住宅。当时厦门路竟无电灯，唯独中谦有自己发电照明，大出风头，这也为后来我戴上不法资本家帽子埋下祸根。
  原手工操作的烟丝店自改为机器切丝后，四个刨烟工人都改变为打捆工（切烟丝的第一道工序），陈夏香认为机刨不用刨烟工人，故自动辞职，找他的小舅子合伙开烟店。
  抗战胜利后，漳州新增几家机制卷烟厂，如“红猫”牌、“白马”牌、“白宫”牌等牌唛厂家相继开设，手工卷烟业大受打击。当时沪产香烟也逐渐进入漳州市场，因此，手工卷烟户被迫先后滞盘，中谦供应卷烟户的赤色烟丝，销路大受影响。为了土烟丝的出路，中谦另立一个厂名为“实芳”卷烟厂，请了一批卷烟女工，出品几个手卷烟牌唛，如“山东”牌、“天然”牌、“天真”牌、“猎狗”牌等向外埠推销。其中“猎狗”牌手卷烟在厦门曾盛销一时。
  由于卷烟产品都是先货后款，国民党统治接近尾声，币制贬值超过利润，厂内物质减少惊人。及至全市实行货价以黄金本位，中谦物质已损失大半。是时手卷烟受机卷烟打击已逐步退销，就购买人家一台旧的小型卷烟机，聘请原机工人张周庸为挡机。解放初几年，机卷烟业务还算不错，时有解放军来订货，前途未觉悲观，且遵照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搞好生产，资金越多，生意越好做，从没有想到逃资的念头。
  解放初期，中谦烟厂安装机器，增加工人。在“五反”前后中谦烟厂节节补交“偷漏”的税收，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盘烂摊子，要维持其存在是十分困难艰巨的。这个重担当然由我一人来挑：每月家庭费用在工人阶级监督下，不能侵支。工人的工资、补税、买原料，还要推销产品，弄得我难以招架。这时，中谦烟厂要继续经营已很艰难，让它倒闭，政府又不答应，前途悲观。幸而维持到1956年公私合营，才松了一口气。
  1956年全国私营企业改造大高潮，中谦烟厂全部财产投入公私合营，每季度领到股息人民币140多元。
  父亲谢惠民出生于1896年，逝世于1960年，享年65岁；母亲蓝兰出生于1901年，逝世于1968年，享年67岁。我一生最遗憾的莫过于父母逝世的日子，都没有在侧尽孝。父亲逝世日我出差河南省郑州，接老三来电得悉，因非一天路程能赶回家，只得复电交代老三料理丧事。幸而当时老七及瑛妹在家稍慰。后来，母亲逝世之日又碰上我出差在广东省南雄县，家中电报打给南雄县烟草公司转给我，但归途必须在南雄乘长途汽车到韶关转火车，同样一二天时间不可能赶回漳州。待急赶至家中，丧事已治理完毕了，留下了一生无可挽回憾事。至清明扫父母墓时，在墓前回忆童年时代，严父慈母爱天伦之乐的情景历历在目，父母临终时不能随侍在侧尽孝，不觉泪如雨下，久久不能平息。
  我在1934年至1956年，这23年都献身于谢家的私营企业。大公无私，一心为企业的兴旺发达，帮助父母维持庞大的家庭费用。我20岁结婚后，小家庭的开支也极其节约，难怪“文革”红卫兵、工人赤卫队来抄家时，就不相信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家，家里连一只象样的皮箱都没有，而用布袋包及纸箱装的衣服大都是破破烂烂的，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事实上，我这一生也太不懂得享受，更没有想到为私人谋利益。处于兄弟众多的家庭里，做为除父母以外的主要成员，这样的结局，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但应该说，当时父母处于“落囝坑”环境中，做为长子的我，刚念初中就辍学来帮助父母维持全家生活是应该的。
  家史暂写到这里，时间是1991年8月。为使谢家历史写得比较全面，本人于六月份曾分函各异地兄弟征求各自不同资料，由于等了两个月不见来文，只好凭我个人经历书写。因此，“谢家创业史”大部份内容是我亲身经历的，也可以说是本人自传式历史。后如有巨大变迁，也可以再作第二集记录，以供后人参考。
  附：
  ▲漳州图书馆馆藏【漳州民国初期文献三种】，“龙溪县商会征信录”注册金收入表（民国九年一月起至十年正月止）载：恒美4元（银数）。
  ▲漳州新桥威惠庙【重建新桥头大庙募捐碑记】载：恒美号捐大（洋）五十元。
  注一：“那阿社”疑似长泰岩溪镇“长隆前社”长泰话之音误。长隆前社分大、小两社，图右村落为小社。就是长辈所讲公祖、祖父谢裕原居住地。清光绪年间，祖父谢裕随父母迁居漳州新桥头小大埕巷，至今约有一百四十多年。
  注二：今华安丰山镇芹坂村。
  注三：2005年台湾当局对“台大、师院四六事件”受害者进行平反，并发放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