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情系漳州故乡行
  ——深切怀念我所敬重的彭老
  吴海盐
  漳州，是一座美丽而富饶的城市。芗城，是彭冲的故乡，他生于斯长于斯；这里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即使他官居高位，身处京城，也难忘故乡之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佳话和动人的故事。
  初次见面
  我同彭老的相识相熟确属机缘。1964年9月我从南靖二中考入漳州一中高中部，学校有一个上世纪三十年代漳州地下党的领导人马海髯（又名马东涵）老先生，我听他讲过他有一个很出息的部属，也是一中的老校友，是他介绍入党的，名叫彭冲，原名许铁如，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之前任过南京市市长、市委书记。“文革”初期，我还看到有外地的红卫兵来找他搞外调。1968年我入伍当兵后，从报上获悉彭冲担任过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又担任过上海市市长、上海市委书记，1980年3月走进中南海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为漳州出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而高兴，引以为自豪。
  1986年初我从部队转业到漳州市委政研室工作，1987年9月奉调去组建漳州市委、市政府接待处，担任副处长并主持工作（处长未到职）。12月15日，我和市公安局警卫科的同志，在市委常委、秘书长陈再成、市人大副主任陈维仪、市委副秘书长李栓义的带领下，到广东省汕头市去接彭冲同志来漳考察。我们到达汕头时已近黄昏，同汕头市有关领导部门衔接后去见彭老。那是汕头迎宾馆内新建的一座四层小楼，白墙黄瓦在绿树红花的掩映下显得清静、舒适。这是当时汕头市委、市政府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外宾、外商的楼房，主房在四层，号称“总统套房”，有会客室、办公室、卧室等。这幢小楼后来在中纪委查处汕头走私案时为办案人员所住，据说入住不久后就毁于一场火灾，原因众说纷纭，这是另话了。
  初次见到彭老，只见他虽然72岁了，但精神矍烁，气宇轩昂，已经花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穿着一套中山装，连风纪扣都扣着，这是他早期多年的军人生涯及后来一直分管宣传、统战工作所养成的，非常注意仪容仪表。说话声音洪亮，谈吐不凡，语言幽默，虽然离乡多年，但说的普通话中不难捕捉到闽南腔，这也应了一句老话：“离乡不离腔”。听了市领导的介绍和汇报后，他用闽南话同我们聊了起来，这种浓浓的乡音一下子把彼此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我后来在十几年的接待生涯中发现，彭老一回到漳州，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见到老朋友、老熟人聊天时，闽南话时常夹在其中。他和夫人骆平同当年“芗潮剧社”的老友蔡大燮、陈虹、陈松年在一起时，大部分用闽南话，真是其情也乐，其言也乐。如他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就是用闽南话讲的“你老兄”。我还听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在中南海家中有时他们夫妇说话，讲到重要处不让别人听到时，就讲闽南话，工作人员称他们在讲“外语”。
  按照计划，第二天彭老一行先到东山，后云霄、漳浦，最后回到漳州，至21日离开。在五天的时间里，我负责日常生活的安排，参观点的通知，并沿途陪同考察，对彭老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曾在部队团、师、军政治机关，在各级首长身边工作过，1983年至1985年我担任28军军史的主编工作，期间接触和采访过上至军委总部及大军区的我军高级将领，下到军师各级领导，但同他们在一起时十分拘谨，见面要敬礼要报告，回答问题要起立要身体笔直，同彭老的接触，平易近人，谦逊随和，风趣幽默，如今回忆起来，仍然心潮激荡。
  十次接待
  这是彭老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第一次回漳州，自此到1999年初我离开接待处，共十次来漳州，其中最长的一次住了10天，总共逗留的时间66天。彭老的这十次来漳，都是由我安排接待的，大部分的视察活动我均有参加，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个方面。
  赤诚的爱乡之心。漳州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和九龙江这条川流不息的母亲河，哺育着世世代代的人们。彭老虽是伟人，但也是人，生于斯又长于斯，其血管里流淌着九龙江母亲河滋润的血液，他爱乡之心处处体现着。值得一提的是他十分关心家乡的经济建设。这里只讲两件事，就足以说明了。
  第一件事，彭老三到中银漳州开发区。1992年4月19日，彭老到漳州，参加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60周年纪念活动，听市委领导汇报工作时，听说香港招商局中银集团要在龙海港尾新建一个经济开发区，非常重视。21日，在市委书记童万亨、市长韩玉琳的陪同下，到龙海港尾镇屿仔尾（现中银漳州开发区所在地），实地考察，帮助定点，规划蓝图。1994年2月18日，由韩市长陪同二到正在建设中的开发区视察，后去厦门。1996年2月27日，彭老在原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秘书长陈聪辉的陪同下，从厦门坐船到中银漳州开发区视察。此时开发区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彭老对今后的发展等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如今，中银漳州开发区正以崭新的风貌屹立在厦门湾的南岸，成为漳州以港兴市的重要支撑点，海西建设的一个亮点。
  第二件事，龙海后石发电厂的立项。1996年初，台湾首富王永庆先生要来龙海市后石投资建设火力发电厂，但遇到立项难的问题。这里面有一段插曲。1990年王永庆先生曾打算在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投资建设石化项目，这是当时台资引进的最大一个项目，引起省、市及国务院的极大重视。国务院主要领导曾专程到厦门参加项目的签约仪式。后来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等原因，王老先生未能如愿，投资暂停。此事当时在海峡两岸引起各种议论和猜测，为日后漳州要上后石电厂的项目留下了后遗症。1996年2月16日，农历大年廿八日，已临近春节，彭老和夫人一行回漳州过年，市委书记曹德淦亲自接待，并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向彭老作了汇报，彭老听后非常重视，亲自给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领导打电话，说明情况，后经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通过，正式立项。后石电厂建成后，不但缓解了漳州地区用电紧张的矛盾，改变了过去用电高峰时轮流停电的局面，也为福建和华东电网扩大了容量，更重要的是，为龙海市的财政每年增加六、七亿的税收。
  厚重的文化情结。闽南大地，经过历史上多次的北方移民南下，形成了以客家文化和河洛文化相结合的民俗文化，具有相当浓烈的地方特色，如以锦歌、芗剧为代表的地方戏曲文化，以漳州风味小吃为特色的地方饮食文化，不但流传到台湾，而且也流传到东南亚各国。漳州民间有一句话：人年纪小的时候喜欢什么尤其是喜欢吃什么，到老了还是喜欢。这句话我信，在彭老的身上也得到了印证。他离乡几十年，南征北战，历经风雨，然而仍喜欢乡音乡曲风味小吃，有时几乎到了酷爱的程度。1991年2月12日，彭老回漳参加第一届“漳州·中国水仙花节”时，专门由市文化局局长黄亚惠联系，听了国家一级演员郑秀琴、王素华等人的芗剧和锦歌表演。他特别喜欢《李妙惠哭五更》、《雪梅教子》等传统芗剧剧目，以及“自弹自唱”的锦歌表演。表演结束时，彭老饶有兴味地说：“咱们漳州芗剧的七字调，哭调与台湾那边的歌仔戏非常相似，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此后，彭老每回漳州只要有机会，必然会听上一段乡曲。上世纪90年代末，漳州芗剧团几次赴京举行会演，彭老每次必会到场观看。彭老的另一个爱好，就是品尝正宗的漳州小吃，像手抓面、卤面、肉粽、春卷、锅边糊、五香、海蛎煎等。彭老有一个特点，他请北京或外地来漳的客人吃饭时，一定要上风味小吃。1994年2月1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在省政协副主席邹尔均的陪同下来漳，他们俩是老朋友，中餐彭老尽地主之谊，请杨副主席吃饭，专门交代我要上手抓面、五香、春卷、海蛎煎等几道风味小吃，席间，客人们齐声赞美好吃、有特色，彭老听后高兴的不得了，还不时加以介绍小吃的配料、做法等，主客们其乐融融，比吃宴会大菜还开心。
  诚挚的友情亲情。彭老虽然身居高位，但对同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共过事的同事，始终保持着诚挚的友情。他同芗潮剧社老战友的深厚情谊，令人钦叹！1987年至1998年期间，彭老共十次回漳，其中有四次来漳期间专门安排时间同“芗潮”的老朋友聚会、交谈，请他们吃饭。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同蔡大燮、陈虹的友情。蔡大燮是漳州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漳州建立党小组，担任支部书记，是芗潮剧社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是彭老的另一个入党介绍人。建国后曾任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政协常委。陈虹是漳州市人，1935年参加革命，也是芗潮剧社的骨干之一。1937年8月同彭老一起参加新四军北上抗日，同在新四军第二支队宣传队，彭冲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建国后曾任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党组书记、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常委等职。我的印象中，在彭老来漳尤其是他退出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几次来漳，他们俩人都应约来漳州，他们在一起品茶聊天，回忆往事，谈古论今，气氛热烈，坦诚真挚，随意自在，着实让人羡慕不已。
  彭老也非常看重亲情，如他对内兄陈松年的由衷关爱之情，令人感动。彭冲同陈松年同为芗潮剧社的主要骨干，后来同为中共漳州工委的领导，一为组织部长，一为宣传部长。彭冲年轻时追求陈松年的妹妹陈素兰（即骆平），陈素兰也爱慕彭冲，但她的父亲不同意。其父在当地有一定的名望，已经有一个家境殷实的人家向他提了其女儿的亲事，并收了对方的聘礼。身为大哥的陈松年知道这些情况后，坚定支持彭冲和妹妹的结合。有一天，陈松年找来妹妹陈素兰和彭冲，对妹妹说，你把人家送的戒指卖掉，咱们在一起吃一顿饭，照张相，你们赶快离开家乡远走高飞。在陈松年的支持下，彭冲和陈素兰很快就离开漳州到龙岩参加闽西红军后改编为新四军北上了，陈松年则继续留在漳州坚持地下斗争。所以说，彭冲对陈松年的感情，是友情、亲情、革命情三者合一。彭冲大陈松年5岁，后来又身居高位，而陈松年只是芗城区政协办公室副主任，尽管以此，彭冲一直对陈松年执礼甚恭。1989年陈松年的爱人过世后，彭冲怕他寂寞，每年都要请他到北京中南海家中住一段时间。陈松年病重在芗城医院住院时，彭老还专程去探望，深厚的关爱之情令人动容。
  彭老参加革命离开家乡几十年，很少回来，给父母扫墓的事一直委托其他亲人代行。1994年2月7日，大年廿七，已经八十岁高龄的彭老及夫人骆平回漳准备过春节。8日上午，彭老会见芗潮剧社老朋友后共进午餐，吃完饭后对我说，准备明天下午回老家给父母扫墓。我赶快向市领导汇报并做了相应的安排，第二天上午我同市公安局警卫科副科长吴跃涛一起去踩线。大年廿九下午，彭老率领这次全部回漳州的四个儿子和大孙子，回到石亭镇香坂村老家。之前，他的儿子们已按漳州民俗进行祭拜，彭老在父母墓前行三鞠躬礼，表示哀思。这也应了“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一佳句。之后，彭老同乡亲们亲切会面，热情交谈，乡情甚浓。
  非凡经历
  彭老的一生，阅历丰富，见多识广，颇具传奇。他年轻时秘密加入党组织，闹学潮，搞宣传，发动民众支持抗日。参加新四军后不久奉命北上抗日，跨越闽、赣、浙、皖四省，行程一千多公里，不畏艰辛，一路搞宣传鼓动。1938年6月新四军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丞的率领下东进，经铜陵、芜湖到达当涂县时，彭冲奉命去开辟抗日新区。他很善于做群众工作，很快打开局面，成为当（涂）芜（湖）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日伪军和地方反动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0年后，彭冲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三团任政治处主任，后又到新四军第6师独立团任政委兼泰州县委书记，率部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勇敢战斗。1945年初他到苏中军区特五团任政委，这是一支战功赫赫的部队。期间，他率部参加苏中七战七捷，攻破泰兴县城，立下了首功。海安东伏击战，歼灭敌新七旅旅部及一个团，战绩卓著；分界遭遇战，首当其冲，堵住敌人，歼灭第99旅；第一次涟水战役，反击敌王牌军整编第74师，驱敌出城，夺回西门外大堤，大振了我军的雄风；莱芜大捷，俘虏敌人6000多名，保证了整个战役意图的实现。豫东战役，生俘国民党军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区寿年，成为当时我军活捉的敌军衔最高的国民党将领之一。解放战争几年间，该团打仗最多，担任硬任务之多，打胜仗之多，不仅居全师之冠，就是在全纵队也是首屈一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团在孟良崮战役、全歼敌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时，担任攻坚，他和团长身先士卒，攻下敌军指挥部，敌中将师长张灵甫自毙。他在当政委几年间，先后同四位团长共事，相处融洽，军政团结，统兵打仗，屡建奇功。不久，升任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18师政治部主任，1949年全军整编时，任第三野战军主力之一第24军72师副政委。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已经成为我军一名年轻的优秀的高级指挥员。
  彭老从担任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到新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县委书记，到解放后的地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能有这样经历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彭老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并且走到了世界五大洲。他先后率团访问了亚洲的朝鲜、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非洲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欧州的前苏联、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美洲的墨西哥，巴拿马；澳洲的澳大利亚等。他的这些出访活动，不仅加深了世界各国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的了解，也向世界各国人民传递了中国人民和平友谊的讯息。对其本人来说，确实是增长了见识，开拓了视野。
  彭老的这些非比寻常的经历、阅历，加之他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天资聪慧，勤奋好学，记忆过人，所以接触过他的人，都深深感到他的广学多才，博古通今，和他谈话、聊天时，他会不时引经据典，联语诗句，脱口而出。他有时喜欢提提问，考考人，时常场面热闹，妙趣横生，幽默逗人，令人养耳！
  谈古论今
  彭老来漳时，我除了搞好接待，也喜欢同他聊几句，他同蔡大燮、陈虹、陈松年等老友聊天时，我也常去凑凑热闹，久而久之也就混熟了，开始插几句嘴，后来插一段话，用彭老的话讲，叫吹吹牛皮。所以也荣幸获得彭老给的两个雅号：一曰“小秀才”，一曰“小古董”。
  有一次我陪彭老散步时，问他参加新四军后到了哪个部队。他讲先到新四军第二支队，抗战时属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解放战争爆发后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6纵队18师，全军统一整编时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24军72师。我接过话题，讲了第6纵队也是华东野战军主力之一，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时，中央电令华野迅速组成外线兵团策应刘邓大军，该兵团由粟裕指挥，共有6个纵队，为第1、4、6纵队，江南新四军老部队，原属华中野战军，另为第3、8、10纵队，是山东八路军老部队，原属山东野战军，两军后来并为华东野战军等历史沿革，和各纵队司令员的名字，以及外线出击时打的几个主要战役等情况。彭老很吃惊的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我据实相告，我担任过解放军第28军，也就是原华野10纵的军战史主编，采访了我军100多位高级将领，掌握大量的资料，并认真研究了华东野战军战史及解放战争时全国的战略背景。他听后恍然大悟，对身边的人说：“这是个小秀才”。
  还有一次，彭老在同蔡大燮、陈虹等人聊天，说到漳州的历史和历史人物，我在一边旁听。他们谈话停顿的时候，我对蔡老、陈老说：“按照老的说法，彭老也是相爷呀！漳州这二、三百年也就出了这颗星”。蔡老问我：“此话怎讲？”我当即把研究过的有关漳州的史料说了一下。在清朝的乾隆、嘉庆朝时，漳州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物蔡新，是漳浦下布村（今大南坂下楼村）人，生于1707年，卒于1799年，享年93岁。蔡新三岁丧父，家境贫寒，深得族叔蔡世远的疼爱和扶持。蔡世远当过乾隆皇帝的老师，深受皇帝的重用。受其影响，蔡新自幼立志，十年寒窗，25岁考中举人，29岁考中进士，因才华横溢，文章出众，被乾隆皇帝选择入值上书房，教导皇子读书，成为日后嘉庆皇帝的老师。由于蔡新人品端正，尽忠职守，清正廉明，为朝野所敬仰，屡受重用，先后任过工、礼、吏、刑、兵部五部尚书，后擢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入值军机，官居一品。因清朝沿用明朝例不设宰相职位，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之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相爷”了。我接着说，彭老现在的职位同蔡新当时的职位差不多，应该也算是“相爷”了。我考证过，蔡新之后二百多年了，漳州只有彭老身居高位，没有第二人，这是不是漳州一颗星吗？我在说的过程中，彭老眯着眼很认真的在听，最后会心一笑，对蔡老、陈老说：“他也算是个小古董”。
  由于有彭老的这两个“封号”，我以后同他聊天，交谈时胆子大了一些，领域也宽了一些。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我只是一个处级干部；他是革命的老前辈，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晚辈；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我只是小有学问，略有心得而已。尽管双方悬殊这么大，但日久生情，关系融洽，逐渐成了忘年之交。他每次来漳公务之余，有时喜欢叫我同他聊聊天，我也逐渐了解了彭老的一些内心世界。
  彭老给我讲了为什么解放初他会回到福建工作？福建解放后，国民党残余势力逃到了台湾等岛屿，中央接着准备解放诸岛。因彭老会讲闽南话，受组织的委派准备秘密潜入台湾搞地下工作。到福州时，他去看望了老首长、时任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张主席问他来福建干什么？彭冲把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张主席说，福建现在非常缺干部，你不要去了，留在福建工作，我向中央报告要人。就这样彭冲就留在福建任省委秘书长，组织另派别人替代他去执行任务。后来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去的同志牺牲了。彭老讲到这里，心情非常沉重的说：“我也是个幸存者啊！”
  1994年春节，彭老一行回漳州过年。2月10日，大年初一下午，彭老午休起床后，临时对我说，他要上烈士陵园去看看。我赶快作了布置。从烈士陵园回到宾馆后，我听到有人在嘀咕，有人问我：大年初一的怎么会想到去烈士陵园？这老爷子怎么想的？我淡淡一笑，不作回答。我深知，像彭老这样南征北战、浴血沙场、在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对为新中国成立而壮烈牺牲的战友们、烈士们，都怀有一种深厚的思念之情，每逢佳节更是强烈，这就是他的内心世界。
  人到晚年，经常会回想往事，彭老也是这样。1996年春节彭老来漳时，已经81岁高龄了。有一天他把我叫去，说想到龙海颜厝镇的白云岩去看看。我知道彭老有个心结未了。有一次，他在同老朋友闲聊时，曾讲了这样一件事。他三岁时母亲染病去世了，一直由他祖母带大，相依为命，感情深厚。有一次祖母带他上白云岩去拜菩萨，庙里有一个老尼姑，看到少年的彭冲聪明伶俐，气质不凡，讨人喜欢，对他祖母说：“这个孩子很聪明，以后很有出息，会做大官的”。他祖母听后急忙对老尼姑说：“谢谢你的吉言。”说到这里彭老讲了一句：有机会真想再上山去看看。事过几十年了，而冥冥之中似有定数，彭老真的身居高位了，他想旧地重游一番，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后因交通不便，山道崎岖，向他汇报后只好遗憾作罢了。我还听彭老的亲属说，晚年的彭老，有时拿着祖母的遗照端详凝思，热泪盈眶。儿孙们知道他的心思，彭老去世后，在中南海家中设的灵堂里，他的遗像边上放了一张他祖母的遗照。
  辉煌人生
  1991年1月12日，彭老回漳州参加第一届漳州·中国水仙花节活动。17日下午，到中山公园参加水仙花雕刻展开幕式剪彩活动，按方案活动结束后就回漳州宾馆。突然间彭老把我叫去，用闽南话对我说：“这里结束后，我要到她家里去。”又交待说：“叫那些省、市的‘头家’都不要陪了，你跟我去就行了。”身边的许多人都不知道彭老要去哪里，但我清楚，急忙通知警卫科的同志做好布置安排，活动一结束，车队直奔塔口庵和平巷6号。
  这里是彭老的夫人骆平的祖宅“莲山陈寓”，已被漳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石碑上记载着：“莲山陈寓座落在芗城区塔口庵和平巷六号，解放前这里曾是联保主任陈祖基的住所。一九三四年龙中进步学生陈松年、骆平加入共青团后，中共漳州地下党组织，便利用他俩是陈祖基的儿女这一关系，在这里设立党的秘密活动点，掩护地下党开展工作，那时中共漳州地下党领导人马东涵、彭冲和刘荣昌等同志都在这里住过，在此召开党团秘密会议，领导漳州各阶层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斗争，每逢组织‘五一’和‘十月革命胜利’活动时，就在这里秘密印制革命传单，分散活动。抗战爆发后，中共闽粤特委派尹林平同志前来帮助组建漳州工委和厦门工委时，也是住在这里开展工作。梁国斌、许彧青同志也曾住过此处，后到闽西参加新四军。因此，莲山陈寓成了抗战初期漳州地下党组织的一个重要活动点。”
  这是一座二进的老宅，小四合院。因人口多不够住，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松年在大门的右侧盖了一座二层的小楼。彭老偕夫人骆平，及内兄陈松年、老朋友蔡大燮、陈虹等一踏进莲山陈寓，心情都很兴奋、激动。陈松年又名陈少衡，兄弟姐妹四人，他是长兄，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大妹妹骆平，小妹妹也早已出嫁了，现在院子里住的还有排行最小的弟弟陈行沱，原任市立医院（今芗城医院）院长。彭老、骆平同陈行沱及其子女们见面、谈话后，就来到陈松年新建的小楼的一层会客室，彭老落座后就大声吩咐陈松年的二女婿黄味生：“泡小盅仔茶来喝。”茶具上来后，由我当“泡手”。茶过三巡，彭老同老友们回忆起当年往事，心情激动，笑声朗朗，其乐融融，我已被这气氛深深感染了，忍不住插起了话，对蔡老、陈老等在场的人说：“这里也算是彭老革命的起点，彭老这颗星就是从这里飞出去的，他对党和国家贡献很大啊！”彭老笑着对我说：“你知道些什么？说说看。”
  接着，我就把知道的情况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第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老遭到了残酷的迫害。1968年3月，经周总理亲自点名参加学习班后，被任命为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负责抓生产。期间，积极协助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同志指挥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经七个多月的顽强奋战，主体工程顺利竣工，受到国内外的瞩目。1974年11月，经毛主席亲自提名，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为不满，以实际行动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彭老听到这里，用略为激动的声音对我讲：“接着说，接着说”。
  此时的我已沉浸在对彭老的极大敬重之中，接着讲了下去：第二，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10月7日，彭老接中央指示紧急入京参加第一批四个省市三大军区打招呼会议，10日回到南京，13日又奉召立即进京。中央任命苏振华为中共上海第一书记，倪志福为第二书记，彭老任第三书记。你们是坐着海军专机秘密进入上海，10月20日中央公布任命后，你们才正式全面接管上海。彭老参加领导并及时粉碎“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参加领导了开展深入有力的“揭、批、查”斗争，有效摧毁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为迅速恢复上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作出了突出贡献。用叶帅的话讲：“上海稳住了，全国就稳住了一大半，就是为中央分忧。”说到这里，彭老已激动得笑了起来，吩咐我继续讲下去。
  我接着说：第三，1977年8月，彭老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3月，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已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主要工作还是在上海，用过去的话讲，是封疆大吏方面大员。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任中央政法委员第一副书记，协助彭真同志分管政法工作。从此，彭老离开了上海，走进了中南海。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按照中央的部署，协助彭真同志组织指导了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第四，1980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以后的几年中，彭老致力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亲自主持起草和制定了一批法律，为治党、治国、治军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香港基本法》的制定，为落实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这是史无前例的，是千秋伟业！我讲到这里，突然听到彭老激动的哈哈大笑起来，我一看连眼泪都笑掉出来了。我从来没有见到彭老这么激动过，赶紧刹车，对在座的人讲，还有第五、第六两点，以后再说吧！彭老点头同意，并对他的秘书郑焱说：“回去后把江苏、上海有关我的资料寄些给他吧。”又对陈虹说：“你的回忆录出版后，也送他一本。”当时在场的有市公安局警卫科少校参谋、后担任市警卫处长的邱亚斌，市劳动局办公室主任黄味生等人。过后不久，由彭老题写书名《岁月回眸》的陈虹回忆录出版，陈老亲自题字送了我一本，至今我还珍藏着。我先后也收到了不少有关彭老革命人生的资料。时间飞逝，转眼快20年过去了，此情此景，就象电影的画面，牢牢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
  二十余年来，无论我在接待处，还是以后调到市旅游局工作，我先后多次到北京，都有到彭老在中南海住处“含秀轩”的家中去看看他，他每次都亲自接见，并很关心的问问漳州的变化，和有关人员的近况，两人有时边泡茶边说话，聊得很是开心。“含秀轩”给我留下许许多多此生永远难忘的记忆。
  青史永垂
  2010年10月18日12时58分，彭老走完他光辉璀灿的96岁生命历程，一颗巨星殒落了。当晚中央电视台播发了讣告，评价极高：“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政治工作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杰出领导人。”
  10月27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是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彭冲同志”，横幅下方是彭老的遗像。彭老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中。
  上午9时许，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领导和老领导49人，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彭冲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彭冲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的负责同志，以及彭老的生前好友和家乡的乡亲也前往送别。在彭老病重期间和逝世后，前往医院看望或以各种形式向其亲属表示慰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老领导113人。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了这条消息。翌日，各报刊登了新华社“彭冲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的通稿和《彭冲同志生平》。
  彭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事业。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将永远载入史册，牢记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
  彭老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充满信心。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彭老一生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紧密联系实际。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既是冲锋陷阵的军队指挥员，又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研究者；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勤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博览外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彭老一生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坚持原则，遵守党的纪律。他襟怀坦荡，豁达大度，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为人正直，待人和气，既有原则性，又有人情味。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从不张扬自己，总是把成绩、功劳归于集体。他作风民主，关心周围同志，有很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他热爱人民，热心为人民服务，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倾听人民的呼声，努力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他高尚的人格，优秀的品德，宽广的胸怀，感人的风范，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爱戴。
  以上的这些评价，是党中央对他一生的充分肯定，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最高褒奖。他生时享有殊荣，死后极备哀荣。名垂青史，风范长存，人生如此，夫复何憾！
  “泥水状元”李明月
  徐立文
  李明月（1884—1959），漳州市芗城区人，闽南近代史上肖像画和泥雕大师，他开创了灰泥塑造全新工艺，被民间誉称“泥水状元”。他的代表作品有厦门南普陀寺佛像和鼓浪屿庭院园艺、漳州南山寺壁画、蔡竹禅故居修缮、集美鳌园灰泥浮雕装饰、漳州中山公园内的闽南革命烈士纪念碑等等。
  追寻大师足迹
  位于漳州中山公园内的闽南革命烈士纪念碑是漳州历史上第一座城市雕塑，始建于1956年，距今已有57年历史。那个身着军装、肩背竹笠、手持步枪，双眼注视前方，左脚微曲在前，右脚正要迈起，像是要奔赴前线杀敌的闽南游击队战士形象早已深深印刻在漳州人的记忆里。看到这尊雕塑，许多人会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会缅怀闽南革命烈士，然而，对于李哲文来说，这一雕塑却承载着更为个人化的情感，因为这雕塑的创作者是他的爷爷李明月。
  李哲文年逾六旬，收集、整理与李明月有关的资料，成了他退休生活的重要内容。李哲文的堂弟李中胜，上世纪90年代曾随同父辈到厦门、石码等地寻访李明月的作品，然而，历经“文革”浩劫、岁月变迁，许多作品已难寻踪迹。
  李中胜出生于1954年，曾和爷爷李明月共同生活了5年。他记得爷爷喜欢看连环画，并从中汲取创作灵感。家里堆满了爷爷制作的雕塑模具，四壁还挂着爷爷的剪瓷雕作品。“文革”期间，李家遭受残酷迫害，李中胜的父辈被抓去游街示众。破“四旧”，更是将李明月家藏作品悉数毁坏。“那个年代，人的心理在高压之下都扭曲了，也变傻了，都不知道找个地方把东西藏一些起来。我跟着大人拿着锤子，将那些艺术品一个个敲成碎片。我还曾帮奶奶把她的金项链用纸包了好几层偷偷扔到池塘里去。”
  如今在漳州能够看到的李明月建筑艺术仅存闽南革命烈士纪念碑、蔡竹禅故居等寥寥几处。漳州蔡竹禅故居（旧称“蔡公馆”），被我国古建筑专家单士元、郑孝燮先生称为“建筑瑰宝”，因其完好保存了明清时期闽南四合院式的建筑风格，规模宏大，2005年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蔡竹禅并不是这座大宅的最早主人。相传这是清乾隆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蔡新告老还乡之际，其门生为其建造的官园府第。蔡新不领受，自建府第于漳浦西大门大南坂。因此，这处宅子改作祠堂。民国初，祠堂被抵押典当。因后来的居住者对府第只用不修，墙壁剥落，厅房漏雨，杂草丛生。1939年，企业家蔡竹禅先生目睹府第破落不堪，但拆毁可惜，于1943年把府第买做私宅，聘请李明月为其修缮。整整5年，李明月重新规划，精选材料，精雕细刻，装新窗、换新门、装饰屋檐屋角、院前院后，把原先破落不堪的老屋修整得古朴高雅，独具韵味，重新展现了清代古宅的风貌。
  “泥水状元”李明月
  经过李氏后人的收集整理，李明月生平事迹逐渐清晰。李明月1884年生于龙溪县凤霞社（今漳州市芗城区巷口文化街），父亲李清水是泥瓦匠。李明月7岁进私塾就学，9岁因家境困难辍学，随父亲学泥水工细活。稍长，喜雕塑，常向亲友借阅新罗山人（华岩）、任伯年等名画家画谱，在家中细心观摩、临摹，并根据画谱中人物、鸟兽姿态，用泥土塑造立体及浮雕形象，莫不维妙维肖。18岁能绘作庙宇壁画，剪碗粘贴龙凤、花鸟、人物。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李明月先后参与营造厦门叶清池、张万灵、施公从、黄赐隆的庭院园艺，颇受赞誉。又到董内岩、万石岩、妙释寺、南普陀等寺庙雕塑佛像。他还先后承建厦门港李氏祠堂、南安曾氏祠堂。闽南一带称他为“泥水状元”。
  李明月承造的泥塑建筑装饰，风格鲜明，令人赞叹，这种用灰泥代替木雕、石雕的建筑装饰，既节省费用，又耐久美观，可称得上是当时别开生面的创举。他还曾在后江埭、浮屿角开设水泥制品工场，印制花窗、栏杆及招牌、柱头装饰品，大小百余种，供市民修建住宅和商店装璜门面之用，开创建筑预制件之先河。
  民国25年（1936年）夏，当时的福建省建设厅邀请李明月到福州，为省政府及省府俱乐部雕塑祖逖“闻鸡起舞”、王羲之“曲水流觞”、苏东坡“赤壁夜游”等巨幅水泥壁雕。完工后受到省府表扬，福州工艺美术界也给予高度赞扬。
  民国27年5月，日军攻占厦门，李明月一家由厦门迁回漳州。他先后为漳州东岳庙雕塑“降龙伏虎”、绘制“秦桧入地狱”壁画6幅；为凤霞崇经堂雕塑阿弥陀佛及龙抢珠壁雕；为南山寺雕塑弥勒佛；为云洞岩鹤峰祠雕塑蔡烈及蔡潮初像；为石码下码庙制作“苏武牧羊”、“木兰从军”壁雕；为漳州长生堂雕塑“十八罗汉”，把漳码、厦门名胜古迹点缀得璀灿多彩。
  1949年9月19日漳州解放，李明月响应号召，积极参加重整中山公园。不久，应陈嘉庚先生邀请到集美参加鳌园建筑，负责设计及监督四周水泥浮雕装饰，后回到漳州主持建筑中山公园内的闽南革命烈士纪念碑。他还利用工余以玻璃、瓷片剪雕“郑成功收复台湾”和“跃进龙”参加本省及北京展出，获得优等奖。
  李明月在闽南建筑界素孚众望，曾两届被选为漳州市人民代表及漳州市政协常委。1959病逝。
  李明月后代人才辈出
  李明月存世的建筑作品虽然已所剩无多，但他的创作基因却烙印在了子孙后代身上。李明月娶妻两房，养育了12个孩子，可谓枝繁叶茂。他的后人多从事建筑业，儿子李皓东、李南松是漳州市建筑业较早的高级工程师。李家第三代中，有10人从事建筑事业。涉及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安装、建筑装饰等各个层面，其中以李中胜最为出色。李中胜1971年参加福建省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调入省七建，从施工员、到分公司经理，再到公司副总，因技术过硬，屡受表彰，还当选漳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现辞职下海，在安徽从事房地产开发。
  李明月后人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艺术人才辈出。他的小儿子李冰亮，曾任漳州农业展览馆展览总设计师、芗剧团美工、文化馆干部，退休前曾任漳州市图书馆分管文物的副馆长。李冰亮长子李哲文擅长标志设计，曾为省七建铝合金门窗厂设计“七友”牌商标、为1992年省城市规划建设会议设计会徽，为1986年1月5日发行的《丙寅年》特种邮票设计封戳；次子李易文曾任漳州市芗剧团团长，现任市芗剧团党支部书记，精通西洋乐器、民族乐器及舞美设计；女儿李颖白是全国舞台美术协会会员，退休前任省艺校漳州木偶班美术教师，画作曾入编《中国当代水彩粉画选》，其设计的木偶剧《两个猎人》舞美，在全国专业剧院团儿童小型木偶剧皮影戏金猴奖录像评比中被评为最佳舞台美术奖。
  李家第四代从事建筑业的不多，李中胜告诉记者，他不愿意孩子从事建筑业，因为这个行业又辛苦又危险。他的儿子毕业于新闻传媒专业，然而阴错阳差，现在从事的却是房地产策划工作，居然也和建筑业沾了边。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亘古未有之巨变，从李明月建筑艺术世家的演化，家风门风的形成、传递，乃至每个成员的道路选择，无不蕴含着漳州乃至中国历史变迁的信息，这也是我们研究文化世家的意义所在。
  【漳州方言】
  亶亶
  亶，现代语音dān，诚信、笃厚的意思。《尔雅·释诂上》：“亶，信也。”又：“亶，诚也。”《释诂下》又注：“亶，厚也。”《尚书·盘庚中》：“诞告用亶其有众。”孔传：“大告用诚于众。”孔颖达疏：“用诚心于其所有之众人。”又《泰誓上》：“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孔传：“人诚聪明，则为大君，而为众民父母。”《诗·小雅·常棣》：“是究是图，亶其然乎？”又《大雅·板》：“靡圣管管，不实于亶。”郑玄笺注：“不能用实于诚之言，言行相违也。”又《周颂·昊天成命》：“于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汉代应劭《风俗通，穷通序》：“非唯圣人，俾尔亶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
  闽南方言将“亶”的“诚、信、厚”诸义综合而用，发tān音，他干切。如：“者人亶亶。”即指为人过分忠厚老实，又用“亶亶无话讲”，表示为人木讷寡言。
  ⊙李竹深
  时代之眼
  ——记漳籍摄影家沈彧
  徐立文
  人物简介：沈彧（1930—2005），漳州人，1957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历任福建省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漳州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1军摄影员、福州军区随军摄影记者、《厦门日报》摄影记者、漳州展览中心及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高级摄影师。他一生拍摄记录了大量政治活动、工农业生产、社会民生等珍贵图片。历年有十多幅作品入选全国影展。
  5月10日，沈彧摄影展“云洞旧影”在漳州中山公园仰文楼不事张扬地拉开帷幕。这里没有什么新奇特的画面，有的只是90多张以摩崖石刻为主的云洞岩风景照。来看展的人，有的是摄影爱好者，有的是书法爱好者，还有的是念旧的老漳州。漳州人熟知的云洞岩，在沈彧的镜头下显得别有意韵。
  系统拍摄云洞岩摩崖石刻第一人
  云洞岩群照拍于1981年。在摄影展上，有位名叫沈锡松的观众指着一张画告诉记者：“我也在照片上。”画面上有块巨石，边上蹲坐着两个年轻人，其中手拿画板的就是沈锡松。
  30年前，沈彧与沈锡松同在市农业展览馆工作。1981年7月，沈彧受单位委派去拍云洞岩风光，沈锡松自愿当他的助手。沈锡松说：“那时候没有公交车，我们骑自行车去，每天早早就出门，中午在山上挖个洞生火煮点东西吃，到了天黑再骑自行车回来。”沈锡松告诉记者，沈彧工作很认真，炎炎夏日他成天光着膀子爬上爬下，山里蚊虫多，但他一投入拍照，就什么都忘了；那个时候设备也简陋，他借来一张长条凳，竖起来，用布一盖，就当做遮光设备，埋头工作一两个钟头。有的巨型摩崖石刻高丈许，如丰熙的《鹤峰云洞记》，全文1100多字，要想拍得全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沈彧在乱石中找到平坦处，将几条凳子架叠起来，像表演杂技一样爬上去，才拍下了那张照片。那一年，沈彧已年逾五旬。
  早出晚归在云洞岩劳动了半个月后，他拍下了200多张照片。
  漳州画院院长游海杰告诉记者：“我以前在市图书馆工作，图书馆曾计划把云洞岩200多处摩崖石刻都拓下来，但实施起来发现难度太大，图书馆至今只拓下一小部分。沈彧先生可算是拍摄云洞岩摩崖石刻最完整的人。”
  航拍漳州第一人
  早年漳州延安南路有家叫璇宫的照相馆，很有名气，那是沈彧的舅舅开的。从小耳濡目染，他在幼年时期就对摄影产生了浓厚兴趣。初中毕业后，沈彧在璇宫照相馆当了两年学徒。
  1949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从事摄影工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1军摄影员，福州军区随军摄影记者。亲历、报道了解放厦门、东山保卫战、炮击金门等军事行动。在极其艰苦、危险的环境中，沈彧以真挚的情感、敏锐的目光，抓住珍贵瞬间，记录下在战争面前人们的生存状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在海防前线》、《送菜上海岛》、《海防哨兵》、《岛上一日》、《夜战》、《炮击滩头敌舰》等代表作，就是那时留下的。
  1961年沈彧转业到《厦门日报》社担任记者，1972年调回漳州，任漳州展览中心、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高级摄影师。因当时《闽南日报》还没有复刊，他几乎成了官方摄影记者，但凡有重大活动，都请他执行拍摄任务。上世纪70年代初，战备大桥刚建好，人民解放军31军组织航拍，沈彧是指定摄影师，他成为漳州第一个上天拍摄的摄影家。1985年，为出一本名为《漳州》的外宣画册，市政府组织航拍，沈彧再一次成为指定摄影师。
  从影50余年来，沈彧拍摄记录了大量当时政治活动、工农业生产、社会民生等珍贵图片。历年有十多幅作品入选全国影展。
  一生没有放下照相机
  “云洞旧影”展出的90张照片，是沈彧的儿子沈奕仁精挑细选整理出来的。沈奕仁告诉记者，父亲一生拍下了成千上万张照片，至今完整保存下来的底片有3000余张。
  在沈奕仁的眼里，父亲是个只顾着拍照，别的事一概不管的人。他不爱说话，不通人情世故，没有什么朋友。最典型的是，他一辈子没有进过银行，对金钱没有任何概念。在他不大的住宅里，摄影类的书刊杂志堆积如山，还有一个书橱专门放置他用过的各式老相机。他也希望他的儿孙能和他一样喜欢摄影，在孙子才两岁的时候，他就买了一部轻便的傻瓜机给孙子玩。
  在漳州文艺界，人们提起这位老先辈，对他赞誉最多的是“专注”、“专业”。他曾发明一种可安装在鸭舌帽上的测光装置，方便实用。他还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抢拍不用对焦，估算好距离，站准位置，“咔嚓”一下就成。
  他对摄影极具领悟力，早在1998年的时候就预言，再过几年胶片时代将终结，未来是数码的天下。果不其然，2008年后数码相机就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可惜的是，他一生都没有摸过数码相机。“2003年我就买了一台数码相机，可那时他已罹患主动脉夹层病，血管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我担心他看到数码相机会太激动，影响病情，就没拿给他。”沈奕仁说，“我现在有点后悔。”
  晚年的沈彧对摄影依旧痴心不改，只要有人请他去拍照，他就很高兴，遇上大型拍摄活动，他更是兴奋得整晚都睡不着觉。但毕竟岁月不饶人，过度的奔波，让他患上了心血管疾病。2003年他第一次发病，医生叮嘱他必须静养，可是病情一好转，他又出门拍照去了。隔了一年，他再次发病，这一次，他没能躲过。
  沈奕仁说：“我父亲比我大四十岁，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沟通。直到他去世后，我慢慢整理他留下的作品时，才深入到他的精神世界，也才意识到，父亲在世的时候没有跟他多学习多探讨，真是遗憾。”
  沈奕仁计划逐步整理推出父亲的摄影作品，争取推出“昨日漳州”、“厦门旧影”、“战地追忆”等一系列不同题材的影展。
  （沈奕仁 供图）
  从知青模范到金融尖兵
  ——记已故的芗城区政协委员黄巧梅
  郑仲鹏
  黄巧梅是漳州芗城区人，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曾经是芗城区政协委员、人民代表，最终在厦门农村信用联社党委书记和理事长的岗位上殉职了。她是我生活中至爱的伴侣，我永远怀念她。
  知青模范
  1975年5月，19岁的黄巧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漳州市郊区浦南公社园坑大队当知青。当站在这陌生的土地上时，她心里就铭刻下“这是我播撒理想种子的土地，它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1975年11月加入共青团的那一天，她心中激荡着勇往直前、战胜困难的豪情。贫下中农推荐她上厦大业余大学函授班，她不负众望，学有所成。她立志在农村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她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春播时腰酸背痛，夏收时汗流浃背，秋收时口渴疲劳，冬种时早出晚归，每年的农忙活从不落下。不久，她当选公社妇代会代表、公社团委委员。
  1976年1月，漳州市要成立一支30名女拖拉机机手队，她带着当地贫下中农的嘱托和期望，参加艰苦的培训，每天晚上复习思考驾驶技术问题，领会后才入睡。此后她还主动挑起重担，开推土机，带徒弟奋战在农田基本建设的工地上。特别是夏天，清晨五点半就要起床，六点半出发，到达工地，顶着炎炎烈日，推土机一开就要连续作战数小时，地上泥土拌着低洼水，身上汗水渗透油渍，推土机出毛病还要自己维修。一天要开十个小时，晚上八点才能吃到饭。有时还得加夜班，2人顶着3人干。这要承受多少常人难以做到的辛苦，更何况是一位女性，如果碰到身体不适或例假也忍痛坚持，但她从不向组织说过一句苦，喊过一声累，而是当做磨练，再苦再难她也坚强地挺过来。1977年冬，她被中共浦南公社委员会评为“农田基本建设积极分子”。先后被漳州团市委和龙溪团地委评为“1977年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1978年，她被中共浦南公社委员会评为“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被中共龙溪地委、行政公署评为“农业学大寨先进生产者”。
  1978年底，她的父亲因病住进漳州中医院，刚好碰上平整土地，任务重，时间紧，她不敢请假探望。有一次回漳州购买维修推土机的零件，路过漳州中医院也来不及探望父亲，因为要急着赶上回工地的最后一班公交车，而且工地那边也在焦急等着“铁牛”黄师傅。她常说作为一名团员就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安排，坚持完成好平整土地的任务。1978年2月，她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迫切要求入党，但由于当时的多种原因，未能实现，但她已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付之实践，直至15年后的1992年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山下乡五年多，她不虚度青春年华。她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毅力，让生命燃烧着青春的激情。
  她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把“学习、学习、再学习”写好贴在桌前，激励自己。每次辛苦劳动一天后，坚持夜间学习，农村有时没电，就用手电筒照，在学习中掌握知识，从知识中吸取力量。她是一位文学爱好者，经常利用工余时间阅读文学书籍和练笔。在平整土地的庆功会上，她还赋诗一首，并发表在《水仙花》杂志上。爱写诗歌和散文的她，因为经常参加文学界的笔会，还被称为“文学青年”。
  农村的劳动和生活，磨练锻造了她坚强的意志和勤劳朴实、敬业爱岗的高尚品德。“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劳动表现优异，贡献特别突出，1978年被评为“漳州市劳动模范”，市里奖励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当时那可是年轻人结婚时的“三大件”之一啊，黄巧梅和凤凰牌自行车的照片贴在漳州市中山公园的橱窗里，着实风光了一回。1979年又被评为“漳州市新长征突击手”、“龙溪地区三八红旗手”、“福建省三八红旗手”。
  在那岁月如歌的年代，她自喻“腊月梅花意志坚，雪中绽放更溢美”。坚定的执着，坚强的毅力，顽强的拼搏，这是她的一种坚守。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闽南大地。年底，正好全省招考干部，凭着在厦大函授和自学的功底，她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人民银行龙溪地区中心支行，被分配在“农金科”，开始步入金融界的生涯……
  金融尖兵
  1980年，地区农业银行重新恢复成立。她被分配到企业信贷科。她常说：“我喜欢与农村、农民打交道，5年的知青生活为我今后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刚恢复的企业信贷科，各项信贷资料一片空白，她认真搜集、整理、分析、建档。1982年，她自创设制企业信贷业务执行情况表，每年在全省农行系统的报表编报评比中都夺得第一名。
  1980年秋，她考入福建电视大学，并刻苦自学《货币银行学概论》、《工商信贷》、《农村商业信贷》、《农村金融手册》、《工商信贷与结算》等，用4年的时间，利用节假日和无数个晨曦、夜晚，刻苦攻读。1983年“五一”节结婚后还与我商定三条原则：一是推迟生育；二是生活上不讲究；三是节假日不外出。业余学习成为她生活的第一需要。1984年8月取得了电视大学中文专业毕业证书和助理经济师职称，自学达到了金融专业知识大专水平。1999年，她取得了中央党校函授经济管理本科班毕业证书。
  1986年8月，她服从组织安排调地区农行办公室。为适应新岗位，开始学习摄影，撰写各类型文章。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以办公室为家，夜以继日，默默无闻，下基层寻找闪光点，入夜挑灯疾书。人称巧梅有巧招，有事就找黄巧梅。有几分耕耘，就有几分收获。1986—1987年被国家农行总行评为优秀通讯员。1987年光荣当选芗城区人大代表。1988年取得中级经济师职称。1988年8月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自学成才先进个人”。1992年4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11月，任漳州市农业银行支行办公室副主任。
  1996年初，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她接受组织重托，义无反顾地从农业银行迈进了漳州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理事长、主任。
  到任的第一件事在员工警句栏她亲手写下“公生明，廉生威，仰无愧于天，俯不祚于人”。践行这句话，使这位屡建奇功的巾帼强者成为信合事业的开拓者。到任的第二件事就是马不停蹄地深入基层社，深入员工中，调查研究，摸清家底，找准阻碍信用社发展的症结，问计于民，并与班子成员集思广益，针对因占比相当高的不良贷款和坏账的历史包袱，研究决定行之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她采取以制度管人管事，奖罚分明，以绩效考核调动全员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措施，发挥员工特长和优势，人人做到一专多能，多劳多得，提出“携手共进，团结拼搏，务实开拓，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激励员工奋力拼搏，开创新局面。工作上打破了坚冰，在福建省农信系统率先开办代缴农电、电话费等便民业务；实行信贷员等级管理；实行贷款承诺服务制度；实行廉政办贷。经济效益与日俱增。但摆在她办公桌面上的一份反映贷款难的调研材料，深深地揪住了她的心，扪心自问，为何难？症结在哪里？农民贷款难确实是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农民为此怨银行“百般刁难”，银行又嫌农民“不讲诚信”。通过一段时间的走访和思索，她认为信用可以实现双赢。在一次漳州市芗城区政府工作会议上，她大胆提出了建设“信用村镇”的想法并着手进行落实。1997年，漳州市芗城区蔡坑村成为全国第一家“信用村镇”，农民拿着一本有信用评级的贷款证，就可以享受优先贷款，优惠利率的优质服务待遇。这事引起了正在探讨破解农民贷款难的新华社记者的兴趣，经过一番实地采访后，这位记者撰写的文章很快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重视，并下文要求“信用村镇”建设经验在全国推广。中共漳州市委书记看到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后即批示召开漳州市推广“信用村”工作经验交流会。几年来，向47个“信用村”累计发放贷款2亿元，回收率100％。《新华内参》、《人民日报》、《经济日报》、《金融时报》等媒体纷纷报道。她也先后在漳州市政府、省信用合作协会和上海分行会议上介绍“信用村”解决贷款难的经验，被传颂为“信用村”村长。随后，上海、湖北、浙江、福建等兄弟联社20多批数百人前来参观考察学习“信用村”。2002年4月，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史纪良来福建后一下飞机就往漳州赶，亲眼看了全国第一家“信用村”，并亲手题字“切实发挥农信社支农主力军作用”。她因此被福建省总工会、福建省劳动竞赛委员会评为“经济技术创新能手”。然而在成绩和荣誉面前，她总是平静地说：权利就是责任，就是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她主动挂钩最偏远的浦南信用社，经常与信贷员爬山渡河，深入田间地头，与广大农户亲切交谈，亲身体验农民的所想所需，在全省率先提出
  “敞开农贷大门，让农贷走进千家万户”的口号，组织小额贷款支农服务队，送贷款上门，农民激动得热泪盈眶。
  辛勤的汗水浇注了辉煌，漳州市城区农村合作信用联社发展日新月异。从1996年7月至2001年7月，仅5年，漳州城区农村合作信用联社各项存款5.3亿元，比脱钩前净翻了3番多，各项贷款4亿元，增长近4倍。自1997年来实现社社盈余。5年工作成效超过了前45年的总和。综合实力位居全市农联社首位。这些带着她拼命付出心血的奇迹得益于她主持领导下出台的“五项”新政。漳州城区农联社的员工说，黄巧梅是“敢闯、能拼、争第一”的人。她曾被评为漳州市“文明市民标兵”、福建省农信社先进工作者。1999年1月受聘为芗城区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2001年取得高级经济师职称。
  2002年底，艰难维系中的厦门市农信社，在全省提前进入改革期，并为组建新领导班子在全省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她在领导的动员下参加竞聘，并在全省40多名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2003年3月出任已经是资不抵债的厦门农村信用联社“掌门人”。她在办公室里悬挂“寸心不昧，万法皆明”，以明心志。人要有韧性，才会成功。她上任后就深入基层社、员工、企业、村民中调研，设立“理事长信箱”，与班子成员认真磋商研究，形成共识。提出以“严格、规范、谨慎、诚信、创新”为企业精神。出台战略决策：市场定位在树立“服务三农，社区（村）居民和中小企业”的经营理念。实施人事、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建立贷款责任人制度，改革财务管理制度。因为她发现绝大部分的员工蕴藏着一种极大的潜力，一种强烈改变现状的渴望、热忱与激情。她就和新班子成员分片召开动员大会，把实行“贷款责任人制度”对厦门农信社的未来发展重要性讲给大家明白。贷款，是银行业的“生命线”，黄巧梅雷厉风行，她说，对不理解的，我很难过，但是，这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我一定要捍卫这条“生命线”。这一“铁腕”政策虽阻力重重，但实行后最终盘活了信用社，人的主观能动性迅速创造了奇迹。2004年，厦门农信联社不良贷款率下降50％。
  2003年下半年，她大刀阔斧又进行人事、用工、分配制度三大改革，黄巧梅与全社600多名员工一样变成了合同工，并以一名合同制员工的身份参与全员上岗竞聘，工资与效益挂钩，当她自己也变成合同工签合同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如同散沙般的“烂摊子”，开始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生机。黄巧梅说：“办好信用社，是每一个员工的责任，一个人的智慧是远远不够的，群策群力，足以撼动山河”。只要与班子成员和员工风雨同舟，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在上级领导的鼎力支持下，把握时机，迎接挑战，就能拼出一方新天地，迎来一片艳阳天。改革的成功推进，使农村信用联社快速走出困境，2003年底就扭亏，2004年底就盈利5000多万元。这艰难、勇敢而又值得骄傲、自豪的第一步，为厦门农村信用联社的发展走在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改革前沿奠定了坚实牢固的基础。黄巧梅提出改革发展的“三步走”：第一步是形成市区两级信用联社法人模式，把农村信用联社的服务范围由农村拓展到社区和中小企业；第二步是全市统一法人，以市农村信用联社为一级法人社；第三步是组建社区银行，成立农村商业银行。她认为，由于农信社“小额、分散、流动”的特点和点多面广的优势，因地制宜成为社区银行，成为社区居民亲密的、便利的融资帮手，是农信社未来应该选择的发展方向。而农信社改制成银行，最重要的仍是要按照现代企业经营模式的要求，转换经营机制，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分工科学、互相约束”的经营机制，黄巧梅充满自信地表示，农村商业银行必将成为投资者青睐的目标。
  她创建了福建省第一个“信用社区”——“厦门市湖里区蔡塘信用社区”，在同业中率先提出“信用社区”等评信体系的创新工作思路，为信用社经营发展探索出了新路子。几年来，厦门农村信用联社在全市范围内建立和推行了51个信用社区（单位）。2004年，实行市区两级信用联社暨“7十1”法人模式；2005年她以短时间内让厦门农村信用联社扭亏为盈大逆转的佳绩，被评为“2005中国农村金融年度人物”。2005年5月，厦门农村信用联社公开发行了福建省农村信用社系统的第一张银行卡——万通借记卡，也是厦门地区发行的第一张“62”字头银联国际标准卡。并顺利完成增资扩股1.2亿元人民币。在厦门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民提供“四张卡”中就有市农村信用联社的一张“小额贷款卡”。2006年6月，厦门农村信用联社作为全国首家地市级农信社实施统一法人改革成功的试点单位，克服重重困难，从二级法人模式成功跃升为统一法人。与此同时，经营业绩从改革前的资不抵债到2006年9月实现创利超亿元，并且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服务能力和产品创新等方面改革都取得了突破。厦门农村信用联社的经验受到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高度重视，成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功范例。2006年11月底在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独家被评为“农村金融改革范例奖”，作为改革探路者的黄巧梅，为我国农信社法人治理改革闯出了一条新路。2007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莅临厦门农信社调研时，高度肯定了厦门农村信用联社统一法人改革取得的显著成效。中国金融界专家感言：黄巧梅堪称中国“信合之花”，她让微笑成为农村金融服务的成功“密码”，她率领厦门农信社以一流的服务，创造了目标专一、诚信如一、效能第一的农村金融新模式。因此她成为举国瞩目的金融界“叱咤风云”的女奇人。
  一路风雨一路歌，风雨兼程多豪迈。建立起“一级法人、统一管理、授权经营、规范运作”的管理架构后，厦门农联社飓风式的改革、创新，极速地提高了社会知名度、诚信度、美誉度和自身发展力度。各项工作跃居全省前列，不少改革和经验在全国乃至亚洲成为楷模。时间记录了数字的巨变，巨变回报了辉煌的足迹。截至2008年末，存款余额100.18亿元，比2002年底增长221.29％；贷款余额70.05亿元，同比增209.68％。从2002年底的资不抵债4.13亿元逆转为资能抵债10.66亿元；几年来累计实现考核利润9.58亿元，员工人均创利水平位居全省第一。不良贷款减少3.23亿元，不良贷款占比下降28.56个百分点，不良贷款占比下降幅达81.21％；经过2008年成功实施增资扩股3亿元，资本充足率达12.47％。为此，厦门农联社获得福建省“经营管理强社”、“业务增长十佳社”、被中国银监会评为“2007年度全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先进单位”。“青年创业直通车专项贷款”、“农村女能人创业贷款”、“失地农民社保贷款”被评为服务中小企业及三农特色金融产品等荣誉。还创新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企贷宝”产品等。2008年8月30日，在中国银行协会和《金融时报》等主办的全国地方金融第十二次论坛上，厦门农联社“金包银工程项目贷款”被评为首届中国地方金融十佳特色产品。
  她用心血、才智和汗水获得的个人荣誉令人肃然起敬：漳州市劳动模范、漳州市新长征突击手、漳州市芗城区人大代表、漳州市芗城区政协委员、漳州市“文明市民标兵”、福建省首届巾帼建功十佳标兵、漳州市第四届“十佳女性”、福建省三八红旗手、福建省技术创新能手、全国金融系统自学成材先进个人、2005年福建经济年度杰出人物、2005年福建省杰出创业女性、2005年在为厦门市创建“首批全国文明城市”增光添彩中，黄巧梅被厦门市委、市政府荣记“三等功”、2006福建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三届（2005年度和2007年度、2008年度）中国农村金融年度人物、2006年度福建精彩女性人物、第十一届福建省优秀企业家、福建省第七届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厦门市银行业协会理事、厦门市第十届党代表、厦门市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厦门市第二届优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全国农村妇女“双学双比”先进工作者、厦门市第五批拔尖人才、2007中国杰出女银行家、2008中国优秀女银行家、2008年12月被厦门市委、市政府评为“厦门市第十一届文明市民”等。
  黄巧梅从“下乡知青”到金融专家，从漳州到厦门，她的每一步都凝聚着辛劳，她的每一天都闪耀着光辉，她的一言一行都为周围的人们发挥了榜样的力量。2011年6月20日，她以55岁的盛年告别人世，但留下勤奋、坚强、拼搏、奉献的不朽精神。
  实业家蔡竹禅在抗战中
  陈侨森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厦门沦陷，漳州形势紧张，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遂采取焦土抗战，公路都被破坏，强征汽车以供军用。蔡竹禅的漳龙汽车公司行车路线多属内地，车辆又多，故首当其冲，损失惨重。1939年全部车辆被征用迁往龙岩，当时漳龙公司完整好的开到龙岩的十辆，还有六辆正在大修中不能行动，结果竟被烧毁，其余车辆均执行运输任务，失去联系，无法集中迁往。
  由于公路受破坏，漳州至南靖水潮路段彻底断路，使搬迁龙岩的漳龙公司悬于龙岩一隅，业务无法开展，受致命的打击，且赖于生存的重要物资如汽油、轮胎、汽车配件来源均告中断，蔡竹禅的漳龙公司陷于困难重重。时当局又征用车辆，将汽车编队集中。漳龙公司被编入汽车四十六辆，正常营运业务被迫停止。汽车被征编队后，驾驶员、徒工还要随车服务，其生活费概由公司负责。不仅如此，政府还要求战时汽车应付军差，为此，漳龙公司投入军差辆次不计其数，行程达四十多万公里。由于汽车投于军差损坏非常严重，公司迁往龙岩后车辆已残缺不全。正如蔡竹禅说的：“公司已是支离破碎，处境极其惨淡。好在一息尚存，不遗余力地为抗战尽些责任。”表现了一个实业家支持抗日信念和救国精神。
  公司经营困境使多数股东认为，“事无可为”，沮丧泄气。蔡竹禅为了抗战，咬紧牙关坚持下来，利用昔日交情，呼吁海内外挚友出资将动摇的散股股份买下来。因此，人心稳定了，公司股权又进一步集中，这也是公司为了抗战在逆境中，勉强生存，力图东山再起一招。蔡竹禅将公司一切困境推心置腹向全体员工交心，要求200多个员工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共同克服难关。蔡竹禅精神得到广大的员工谅解、信任和支持。为此，在苦难中收拾所丢下的破铜烂铁，组装几辆汽车，勉强支撑下来。当时公路破坏严重，行车范围局限于龙岩至坂寮50公里，加上时局动荡不安，百业萧条，经营实是惨淡，所以每个员工只领三成薪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但员工仍坚持出工。职工中固然有一小部分人出于被迫抓壮丁，不敢返家，继续留在公司工作。然蔡竹禅平素与员工之间真诚的感情联系及领导艺术，是留下员工的主要因素。
  蔡竹禅平易近人，与人接触言谈颇有风趣，特别幽默恢谐的语言，常在严肃的气氛中从容折衡，谈笑风生而达到预期目的。
  1939年秋，蔡竹禅匆匆离漳赴岩，途经南靖龙山附近的水尾村地界，被匪首戴肇基绑架，勒索巨款，被钉镣拘禁在深山密林之中。时蔡暗自思量，就是倾家荡产亦难满足匪欲，于是决意自救，与看守匪卒讲故事，利用其恢谐的言谈，逐渐建立感情，交谈中了解他们多是生活所迫，受骗当匪徒，长期栖身于山上，久而久之，隐藏而萌生怨艾之心。蔡经过不断暗中接触，摸透了他们有萌发弃恶从善的情绪，遂与匪卒们摄土为香，结拜为兄弟，发誓生死与共，保证蔡的生命安全。某夜匪徒们趁戴肇基熟睡时开枪杀之，保护蔡脱离匪穴。
  此次，蔡竹禅不但机警灵活虎口余生，还在戴匪的公文包中，获得漳州各股匪徒将作日寇内应的会议纪录一本交送驻军。对匪卒，蔡竹禅则实践诺言，向驻军化解他们的罪责，安排匪徒戴沦、戴清、余甲等人在漳龙公司工作，有的当上了技工或驾驶员，一直到漳州解放。此虽是抗战期间蔡的一段小插曲，足以见蔡竹禅的为人。
  1941年，因公路大部分被切断，无法与沿海各地交通，造成战时运输业一大缺陷，蔡的漳龙公司置小汽船三艘，两艘行驶于漳州、靖城、山城的西溪之间，另一艘穿走于北溪华安新圩至漳州一带，暂时实现水陆联运，希冀汽车公司业务起色。以后虽然各种原因，汽船无法自给自存而停业。由此可见，蔡竹禅对开辟战时后方交通运输的重视。
  1939年，汕头沦陷后，汽油、轮胎、汽车配件等物资十分紧缺。好在蔡竹禅办事业富有预见性，一向重视设置机构与配套，在漳龙公司内迁龙岩时，车辆已是残破不堪，汽车配件、轮胎、汽油等补充不容易，他就配套建立了机修、钳工、翻沙及烧补轮胎等一系列工艺机构，并备有车床、器械等等设备。使公司在战时物资紧张时，能具有独立的维修能力，摆脱困境。
  蔡竹禅重视选拔人才使用人才，漳龙公司内迁龙岩时，他所倚为左右手的主要人员如蔡铭江、汤辉邦、蒋天德，都是小学教员出身，均有一定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蔡重用于公司各个主要部门，这些人才都能在岗位上发挥其所长，兢兢业业竭力为公司工作。使公司在抗战中克服重重困难。如提拔技工吕双河为机务室主任，就是因为他能动脑筋，将“汉口炉”改装为“木炭炉”，解决能源问题，“木炭炉”装上汽车，使汽车在缺乏汽油的情况下，改用木炭继续行驶，为公司立下大功。
  当时的“木炭炉”是背在汽车的背后，有的背在车身旁边，因为其动力不足，不利于爬坡，爬坡时即由随车的徒工携带三角木，在汽车停顿时，垫住后轮，防止下滑，这是该公司抗战期间的产物。有一次，与美国盟军车队行走，在龙岩与上杭交界的吊钟点岭上，美国官兵俯视该“木炭炉”车爬坡，走一段，停一下，再发动，再前冲一段，反复挣揣，终于抵达岭巅与美国军车并驾齐驱。美国军官兵举大拇指大喊“OK”，对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艰苦奋斗精神由衷地佩服。
  蔡竹禅对罗集人才不遗余力，亦常感动在职的员工更加发奋工作。有一海外归侨的老驾驶员吴逢春，他对汽车修理有丰富经验，特别对各种新型号汽车性能、部件了如指掌，维修汽车中遇疑难问题都能解决，蔡想办法把他拉到公司工作。在漳州躲避国民党特务迫害长期从事文化教育的大学文化程度郭嘉、郭宽逊兄弟，在公司油荒时，以松节油、樟脑油经化学加工提炼来代用燃料，以济燃眉之急。一位永春籍的名技工，叫高荣水，原来在利运公司工作，长期被埋没，蔡竹禅闻悉，不顾一切将他请出来，派专车将他连家眷一起接到公司工作。由于爱惜人才，人才济盛，上下协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汉口炉”改造成“木炭炉”，破旧轮胎经烧补或复盖锁上螺丝，延长轮胎寿命。抗战数年之久，漳龙公司能完成战时的艰巨任务，且绝少发生安全事故，这主要靠人才和用人。
  蔡不但重视人才，还着手办学培养人才。1944年公司营运步入正轨之际，他先后聘请吴玉德（留日生），施大鎏（大学公路工程系毕业）等人，在华安汰内创办“竹溪职工学校”，开办公路桥梁建设、汽车驾驶与维修、化学工业等班级，培养大批青年，为战时提供技术人员。
  自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水上交通被阻，公路破坏严重，原由我省调拨湘赣邻省的食盐无法外运，加上国内若干地区先后沦陷，淮盐亦供应不上，内地许多省份食盐紧缺，到处闹盐荒。蔡竹禅看到这等情形，认为食盐问题严重影响民生，为了实业救国，发挥运输业在抗战中的作用。另方面漳龙公司营运范围局限于龙岩，为了闯开一条出路。况且，时适省盐务部门也正筹措招商承运食盐事宜。因而，蔡竹禅毅然赴南平与盐务管理部门洽定由漳龙公司签约包运。同时通过盐务管理部门向省政府反映，促使政府拨款四万元，委托漳龙公司抢修坂寮至龙岩路段50公里的道路。
  漳州沿海诏安、漳浦的食盐，就由云霄用人力挑担至平和坂仔后，即装上木船水运至南靖水潮，然后漳龙公司才以汽车运经龙岩发往瑞金等地。从江西回载土布及各种物资，趸批给商人。这样既沟通闽赣湘的供销关系，又可使漳龙公司屯聚实物，防止和避免受法币不断贬值的影响而损失，从中还有一定的利润收获。蔡竹禅在抗战中一共承运食盐一百余万担，漳龙公司因此逐渐为省政府所重视，时省建设厅与省运输公司帮助下，从南洋沦陷逃难回国的缅甸华侨买到“道奇”名牌新车四辆，蔡竹禅视这四部汽车如同珍宝，但一度四部新车被建阳驻军截留，蔡不惜代价以每辆2000元代价打通关节，使之放行。
  1937年，日本飞机轰炸漳州，为了防日本飞机轰炸，在其故居附近建了一个防空洞，为给子孙勿忘国耻，在防空洞落成的1937年10月10日，立了一个石碑，碑文是这样的：“七月七日日寇犯我卢沟桥，八月十三日又侵上海。经我军痛击屡败，恼羞成愤，竭其海军之力封锁华南，三十一日以飞机轰炸漳州。因辟斯室以避无谓牺牲，藉留绵力抵抗。愿子孙无忘雪此仇，以争取我民族平等自由。廿六年双十日落成，计縻国币千三百缗，蔡竹禅识，蔡大燮书。”此石碑今尚存，由此碑文可见蔡竹禅抗战精神。
  1944年，刘建绪继陈仪主政八闽，闻蔡竹禅办实业有魄力，亲自召见，责令漳龙公司在完成盐运任务的同时，承担龙岩至瑞金227公里的客运任务。然此段路途虽有客，但不多，专车载客票价的收入不够支付费用，在蔡竹禅恳切陈述，得到刘建绪的同情，特准予战时客货混载。漳龙公司在接下任务后，用营运食盐车辆的前部装放三排板凳，作乘客座位，后部车厢和车厢底部以及板凳的下面均可装载食盐（瑞金回程仍可装载货物）。此项运输合同持续两年之久。抗战中由于蔡竹禅尽心尽责、不遗余力，以运输业服务战时的需要，屡获省政府颁令嘉奖。抗战胜利后，蔡竹禅获得一枚胜利勋章。
  【漳州方言】
  解颐·落下颔
  解颐，现有辞书均作“开颜欢笑”释。语出《汉书·匡衡传》：“匡说《诗》，解人颐。”李白《赠徐安宜》诗：“讼息但长啸，宾来或解颐。”杜甫《奉赠李八丈曛判官》诗：“讨论实解颐，操割纷应手。”然“解颐”的本义“下颔脱落，似乎罕为人所注意。“解”作“脱落”训，其来甚古，《逸周书·时训》：“夏至之日，鹿角解。”《吕氏春秋·古乐》亦载：“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颐”指“下巴”，见诸《易·噬嗑》：“颐中有物，曰噬嗑。”
  “解颐”的本义，宋代周密在《齐东野语·解颐》一文中就注意到。其文云：“匡衡好学，精力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盖言其善于讲诵，能使人喜而至于解颐也，至今俗谚以人喜过甚者，云：‘兜不上下颏’即其意也。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颐解而卒。又岐山县樊纪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颐脱，有声如破瓮。按《医经》云：‘喜则气缓，能令致脱颐。’信非戏语也。”在这篇短文中，周密举了宋代两个人的例子，一个是盛度的父亲，因儿子登第，欢喜得下巴脱落致死。另一个名叫樊纪，其父也因其登第之喜，导致下巴脱落，发出瓮子破碎般的声响。
  下巴脱落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一般是因为下巴韧带松懈而造成的。“解颐”的闽南方言就叫“落下颔”，将下巴复位，就叫“兜下颔”。不过，在方言的使用上，“落下颔“一般又指人夸夸其谈或胡说八道，意谓话讲得太多了提防下巴会脱落。
  ⊙李竹深
  蔡竹禅爱乡义举又一佐证
  林盛发
  在龙文区步文镇长福村黄氏宗祠入口处的大榕树下，躺着一块石碑是八十年前龙溪县政府颁布的布告。兹将全文抄录如下：
  龙溪县政府布告
  第十六号
  为布告事案据东乡长福社家长黄金铨、黄心妇、黄种、黄眼、黄□言、黄良化、黄阿水；下店尾社家长黄春木、黄阿忠；坂上社家长黄天恩、黄漳钦、黄水（或木）受等呈请出示严禁佃人在港桥一带刺泥（挖泥）卖与磘商作瓦，以固溪岸路基而杜后患一案，曾经本府批交建设局查勘，复核去后，兹据该局长呈复遂即派员往勘查，得该社田地附近港桥里路，如果任各佃人刺泥，实属贻害无穷，应该核准示禁等情，到府自应照办，以免后患。除本府会行布告说该社民众一体遵照，互相禁止，毋得贪图目前原利，致贻将来祸患。倘□故□。一经查出或告发，定即从严，究办不贷，切切此布。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捌月廿六日
  代县长：蔡竹禅
  这则不失为一篇很好的保护公共设施的政府布告，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透过这则布告，折射出了当时百姓爱护公共设施的态度，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特别是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公共财物（或公共设施）及其自身利益的表现。以及蔡竹禅的雷厉风行，谦冲折让的为政实干风格。这对当今我们的公共设施建设和保护以及如何有效运用行政手段和措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
  布告，通常是用书面或印刷的，张贴出来，面向群众。如，巴金《家》：“接着报纸上又刊出了城防司令部严禁军人殴打学生的布告。”姚雪垠《李自成》：“微弱的灯光下，可以看见各街口的墙壁上贴着大张的、在用木板印刷的戒严布告。”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布告是纸质的，易张贴，好公布，时效性强，缺点是不利保存。所以，东乡长福社等将政府布告采用石制，是比较特殊的，不过，它应该是先从印刷品中临摹下来，再凿刻在石碑上。这说明布告的内容较为重要，当地群众的重视程度较高；同时，也反映他们的法律意识较强（即懂得将布告刻在不易损毁的石头。）更主要的是，可以从中领略蔡竹禅这位名士的从政风骨。
  据载，1932年（民国21年）4月中央红军攻克漳州，5月撤回苏区。8月，时任漳州商会会长蔡竹禅被国民党当局推出来收拾残局，代理龙溪县长，处理善后事宜。期间，他为龙溪县百姓作了不少实事。这位曾干过倒痰盂、烧水泡茶、扫地板之类杂活的杂工、学徒、店员、记账员、税务征收员、钱庄老板、商会会长的百姓父母官，深知百姓日子的艰难与生活的不易。故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白色恐怖，特别是这个时期对被抓的人深表同情，他主张“冤宜解不宜结”，凡有店铺承保的人一律释放，从而保护了一些地下党员。而且对于一些事关民生问题，他都能认真处理，及时解决。可以说，他是一个对新中国成立和建设作出极大贡献的有功之臣。以上石制布告即是他代理县长时为民办实事的力作。
  注：蔡竹禅（1898年—1966年），又名大勋。漳州芗城区人，民国期间闽南知名爱国人士，民族实业家。少年时，攻读四书五经，辛亥革命后，受实业救国的影响，弃学从商。长期担任漳州商会会长。乐于公益事业，兴学修路，保证工人权益。新中国成立后，蔡竹禅先后任漳州市工商联主委、漳州市政协副主席、漳州市副市长、龙溪专署副专员等职。于1966年辞世，享年68岁。
  百货大王——王梓琴
  郑来发
  在漳州华商中，有这样一位商人，从16岁就赤手空拳，漂洋过海到南洋打拼，终于打出一片新天地，创建了东南亚闻名的美罗百货公司。他就是被誉为“百货大王”的美罗控股创始人王梓琴。
  王梓琴，1911年出生在漳州市区。这一年正是广州革命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的年代，动荡的中国一片混乱。王梓琴的父亲王高珍，离别母子，远赴南洋，留下一对母子相依为命。离别时，王高珍为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取了一个女性名字“梓琴”。当他在南洋为生计奔波的时候，人生地不熟，无以倾衷就将那种深切的思乡之情融在一种无形的琴声中，寄托自己的相思。王梓琴少年时代在漳州受过中小学教育。1926年，年仅16岁的王梓琴带上母亲的嘱咐，只身南渡，千里寻父，背着行李到印尼雅加达，父子终于团圆。此时，王高珍虽已是一家公司经理，但为了磨练儿子的意志，还是介绍王梓琴到一家布疋批发商店当杂工，让他自立谋生。
  王梓琴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十分珍惜。虽然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每月的薪金才25荷盾，但他没有抱怨，认真地工作。当时印尼人很轻视不懂印尼语的华侨新客。为了适应谋生的环境，王梓琴白天干开箱、拿布疋、扫地等杂工，晚上苦修印尼语和荷兰语。做了两年杂工，王梓琴已能用印尼语与印尼人沟通。他辞掉了杂工的工作，在父亲的介绍下，进入了土库历顺百货公司，做了一名包装工，因勤奋好学，不久就升为售货员。王梓琴上班的公司离家很远，他每天6点就起床，骑着自行车上班，从未迟到，受到老板的赏识，不久就提升为部门经理。王梓琴虚心学习各种管理知识，深入了解公司的营销情况，常常就公司的营销向老板提出独到见解的建设性意见。于是他又被提拔为公司董事，掌管7家分店。
  打工始终满足不了王梓琴想要创业的雄心壮志。1953年，已42岁的他离开服务了25年的公司，放弃稳定的高薪职位，利用自己20多年的积蓄在泗水开设第一家美罗百货公司，1955年王梓琴将业务扩展到雅加达，先后设立TokoAtaka及美珑百货公司。25年磨一剑，对于百货业，王梓琴无论是管理经验，还是营销方法，可以说是得心应手。通过自己的人脉和广泛的货源渠道，美罗公司货品齐全，加上印尼独立战争刚结束，物资紧缺，王梓琴迎来了百货业发展的时机，业务发展十分迅猛。几年时间，美罗分店遍布印尼各大城市。他说，选择美罗作为公司名字，是因为“人们喜欢看电影，对制作了许多好片的米高梅非常熟悉”。早在黑白片时代，王梓琴就意识到潮流的吸引力。当时他说：“我是第一个在新加坡为商店做宣传促销的零售商。这是当时人们听都没听过的事情”。
  1958年，印尼掀起排华狂潮，华商受到种种限制，尽管印尼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但生意越做越大，就树大招风。王梓琴不得不迁居新加坡。由于资产被印尼当局盘点扣留没法带走，他只能带走一些随身的现金。王梓琴以25万叻币，从一名批发布料的印度商人手中，购下新加坡谐街72号二层楼店址。当时有两家竞争对手，一家是专攻外国人市场的罗敏申公司，另一家是专攻本地人市场。王梓琴就把业务焦点放在小众市场，开设美罗公司，专门售卖法国蕾丝、瑞士刺绣和美国亚麻等进口布料，给本地和印尼有钱太太缝制旗袍、纱笼和娘惹服。他的商店，不但是第一个让店铺员工穿上制服的零售商，也是第一个在店内招待客户喝饮料的商店老板。由于他的刻苦经营，美罗业务不断扩充，又购下隔壁店面。1960年，王梓琴向外拓展，在香港大道中创设美罗百货公司。1965年在新加坡乌节路开设美珑分行，后迁往史各士路，正名“美罗乌节”。1971年至1978年，又分别开设“美罗首邦”、“美罗黄金大道”、“美罗马林百列”、“美罗豪华”等四间百货公司。1983年在喜阁购物中心创设“美罗豪华”，1984年在远东商业中心创设“美罗远东”。这7家美罗公司，有5家在乌节路一带，尤其史各士路就有三间美罗，形成鼎足而立之势。王梓琴百货公司的布局，引起商界内外人士的疑团，认为如此岂不是形成自我竞争的局面？他的解释是，这几间美罗各有其特色，喜阁的“美罗”专卖比其他姐妹店高级货品。乌节路是新加坡最主要的旅游购物区，购物中心林立。美罗集中在这里，对彼此间的生意不会有什么影响。最大的原因就是找不到一个面积足大的地方开设更大规模的百货公司，只好“化整为零”。事实证明，美罗百货公司业务日益发展，堪称国际百货业巨擘。
  王梓琴认为，新加坡是个极具发展潜力的地方，坚信其业务会日益扩充，但要把生意做大，仅靠个人资金不容易做到，必须改为公共公司才是正确选择。他更是意识到，百货业已有稳定巩固的基础，应着手发展多元化业务。因此美罗公司于1973年9月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美罗控股有限公司。王梓琴自任董事局主席。在控股公司之下，有美罗百货公司、美罗建筑公司、乌节广场发展公司、时计钟表及代理法国皮革产品、电脑、计算机等47家子公司、1家联合公司、6家股份公司。1985年美罗控股公司营业额达到4.233亿美元，还拥有新加坡义安城27％股权，所属淡锡马可有限公司为拥有名贵手表及高档消费品特许经营权的上市公司。美罗控股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印尼等国家拥有众多连锁百货、商业场所和办公楼。1988年美罗进驻中国，先后在广东、北京、江苏、黑龙江、上海等地设立合资企业，开发商业地产。其中最成功的是上海美罗城购物广场，包括大时代美食广场KODAR超级电影城、百脑汇、思考乐书城、SEGA电子娱乐世界，已成为上海最成功的综合购物广场。
  王梓琴在他的办公室入口处挂着一张精美书法，写着：“求才、育才、用才、储才”。他说：“一个人只有两只手两只脚，不懂得用人就做不成什么大事。”新加坡彭细光在任美罗集团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总经理之前，曾成功带领马来西亚百盛品牌进入中国。2003年至2004年，美罗控股与中国工艺美术（集团）公司达成共识，合资成立北京华茂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百子湾区域美罗城。王梓琴等美罗高层把目光放在彭细光身上。当时彭细光并不想离开新加坡。美罗免掉了他在新加坡美罗集团的一切职务，“逼”得他无奈，只得到中国来，任华茂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事实证明，王梓琴很有远见，北京美罗城在彭细光的运作下，开发得很成功。
  王梓琴与夫人余惠贞育有二男四女，长男晞权、次男晞骥、长女淑卿、次女秀芳、三女欢仪、四女香凝，均受过高等教育，学有专长。当王梓琴已过古稀之年，虽精力还充沛，但为了长远利益，逐步交给子女掌理公司繁重业务。王晞权任美罗控股总裁，王晞骥为美罗有限公司经理，王秀芳为新加坡美罗有限公司董事长。不过，他的子女在未出任公司职务前，也和王梓琴一样，从最初步工作做起，一步一步往上走，让他们熟悉各部门实际情况后，再配合现代化的管理和经营法，进行业务改革。美罗控股已走向多元化，不但是国际百货巨商，也是一家活跃于房地产投资业务的跨国企业。这几年，在王晞权的领导下，美罗控股不断创新和发展，已成为一家净资产近10亿元的公司。
  王梓琴发家致富后，热心公益事业，举凡乡亲宗谊，乐为社会服务。他历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新加坡闽王氏总会、漳州总会及龙溪会馆名誉主席。他在《王氏立姓开族百世谱》撰有献词，文中说：“溯吾王氏自太原立姓开族以来，盛传于琅琊，显赫于江左；出仕于咸阳，德邻于固始；从而开闽建国，展播于海疆。于是东分澎台，北出齐鲁，西伸湘赣，南入潮、莞、海南，以至南洋群岛。凡海水之所至，无不有王氏子孙立足于其间……族人之本自节俭，戮力奋斗，从而白手起家，腰缠万贯者，比比皆是。创业伟绩，允为世模。观今溯古，凡成功人物。使无族谱以传，将何以光扬先德，策励后昆！”王梓琴重视修族谱，意在慎终追远，不忘其本，教导子孙认同祖先。
  2009年8月11日，王梓琴以98岁高龄在新加坡鹰阁医院安详离开人世。
  王梓琴，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包含了一段辛酸苦难，历经艰辛创业，依然坚挺，造就了漳州华商的传奇故事，留给我们的是他那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
  南山名僧 弘法海外
  郑来发
  漳州南山寺原名“延福禅寺”，是唐开元年间（713—741年）太子太傅陈邕所建，至明代才改为南山寺，是闻名海内外的有1200多年历史的佛教大寺院。南山寺历代名僧辈出，弘法闽南、台湾、东南亚。
  南山寺第一个到海外弘法的寺僧是拙公和尚。拙公和尚（1590—1644年），俗姓李，俗名不详，法名圆炆，法号拙拙，惯称拙公，系漳州府海澄县渐山人。拙公幼年曾取名“新莲”，父名李若琳，母蔡氏，祖父李乔，叔婶沉氏，叔李若。拙公五岁丧母，七岁丧父，由婶母抚养长大，约15岁在渐山寺出家，不久拜南山寺德冠陀陀和尚为师。大约1607年，拙公赴古眠国（下柬埔寨）弘法长达16年，受到国王及王公贵族的热情接待。1623年曾一度回福建老家，约同年又到越南中部的广南、顺化等地传播临济宗禅学长达7、8年，受到广南阮氏政权的厚待。拙公在此遇到明行禅师，收为徒弟。约1630年，拙公与明行从广南、顺化北上，1633年到达河内。越南王朝皇室贵族纷纷拜其为师。他便主持河内看山寺，宣讲佛法。不久赴北宁省主持佛迹寺，之后曾在看山寺、隆恩寺等地讲法，大约在1642年主持北宁省笔塔寺。1644年在笔塔寺圆寂。圆寂后被越南黎朝皇帝黎神宗追封为“明越普觉广济大德禅师肉身菩萨”。拙公和尚在越南北方弘法期间，建立了禅宗竹林禅派，传承10代，绵延近200年，为17、18世纪越南佛教的复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拙公被视为越南北方临济宗的开山祖师，其肉身像至今仍存于越南佛迹寺祖堂内供奉。
  明崇祯元年（1628年），日本长崎的漳州、泉州船主在分紫山创建福济寺（初称泉州寺，后改称漳州寺，延请南山寺觉海和尚（泉州人）为开山僧，同行的弟子有了然、觉意（均漳州人）、觉意为监理。该寺是以医学起家的陈冲一父子为首的漳州帮献出会馆连地3010坪创建的。觉海圆寂后由觉意任主持。1649年，由泉州开元寺蕴谦戒琬和尚主持，使其发展成为长崎最大伽蓝。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延请南山寺慈岳琛为主持。悦山道宗和尚（晋江人）为明末清初黄檗宗僧，22岁在南山寺出家，拜亘信为师。1657年，悦山道宗和尚应福济寺主蕴谦戒琬之邀，东渡日本，登分紫山福济寺拜竭木庵禅师，1661年至大阪普门寺参礼隐元，历住长崎崇福寺、大阪舍利寺、西治寺、一乘院。1670年于山内建慈福院退休。1705年为万福寺主持，大振宗风。太上法皇赐紫衣。1707年隐栖慈福院。1709年圆寂，为黄檗山第七世祖。悦山道宗著有《南岳悦山禅师语录》、《黄檗悦山禅师语录》。他的书法有“书悦山”之称。
  明隆庆年间，月港成为福建海外贸易港口。漳州南山寺兴隆发展，一跃成为闽南佛教的重要道场，临济宗第32代传人亘信（同安县人）在南山寺主持弘法，开出临济宗喝云派。当时临济宗分衍为喝云、潜云、锦云、白云、法云等几个派系，此中惟喝云一派兴旺不衰，其他四派衰微不振。南山寺喝云派再分灯至厦门南普陀寺、泉州承天寺、厦门万石岩寺、南安雪峰寺等。后又分灯至闽南和台湾及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美国等，并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山寺喝云派近代僧人外号的字辈是：有、佛、喜、转、瑞、广、传、道、法等。
  清末民初，南山寺名僧妙莲、转岸、转初、转逢、转解、喜参、转道、会泉、性愿、转逢、广洽、广净、瑞今、宏船、转尘、转物等相继出洋劝募、弘法、住持寺院。
  1883年，妙莲和尚（1824—1907年），福建归化人，首次主持南山寺，时值水灾后，庙宇冲塌严重。妙莲到南洋弘法募化，带回缅甸华侨赠送的一尊约2米高汉白玉佛像，并得到新加坡的漳籍华侨刘金榜捐献10多万银元，用于修复寺庙和建玉佛殿。1887年，妙莲云游南洋经槟城，因敬其德行，当地侨领礼请他驻锡并主持当时的广福宫（即今观音亭）。妙莲认为槟城的佛教大有可为，但观音亭地处市区不便扩大，遂于1891年在槟城市郊的白鹤山开始兴建极乐寺，历经15年，于1905年落成。妙莲在极乐寺集众讲经，“真正佛法的弘经”由法师开始。清光绪末年，喜参和转解和尚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募化，修建南普陀。1911年，转初和尚出洋募化，修建南安小雪峰寺大雄宝殿及东西楼。
  转岸和尚（1882—1970年），惠安人，22岁投南安县杨梅山雪峰禅寺，礼喜敏和尚为师，剃度出家。越三年在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妙莲受具足戒。1911年，转岸受雪峰祖庭之命，渡海赴南洋，在星洲弘法，后于马六甲代理青云亭寺寺务。第二年赴缅甸瞻礼大金塔。后回闽南任漳州南山寺首座。1915年到新加坡，与转道、瑞等二师合力兴建普陀寺，历经一年多竣工。1919年，厦门南普陀拟筹建大雄宝殿，请转岸回厦门规划。转岸主张与新加坡的转尘、转解、瑞等一同回厦门，共议兴建事宜。南普陀大雄宝殿在转岸主持下兴建，为时十年方竣工。1941年，转岸又到星洲弘化，驻锡普陀寺。翌年，日军南侵，星洲沦陷。新加坡居士林组织“佛教救恤会”，设在天福宫，抚辑灾黎，救济难民，特请转岸主持其事。1947年，转岸接任普陀寺主持。1950年被推为弥陀寺主持，更壁画修大殿，扩建功德堂，经年余落成，弥陀寺焕然一新。继而又与宏船翻建普觉寺大雄宝殿。接着，转岸出任弥陀学校修筑委员会主席及信托人之一，在弥陀寺兴建弥陀学校。1956年，新加坡居士林购下金炎律旧林址比邻的一大片土地，要扩建新址大楼。转岸作为居士林的导师之一，主张要着眼于未来，新大厦中要有容纳千人以上的大礼堂，以供集会和念佛共修。众人推他为新大厦建筑委员会主席，果然不负众望。1970年元月20日，转岸圆寂，世寿94岁。荼毗后得大舍利10余颗，小舍利数百，皆灿烂夺目，众人感动流涕。舍利分成数份，供养于普陀、普觉、龙山诸寺及居士林。
  转道和尚（1872—1943年），南安人，1890年与其父赴南山寺礼喜修上人为师，落发为僧。翌年于寺中在佛学和尚座下受具足戒。1913年，转道到新加坡为厦门南普陀“僧伽学院”募化，受到侨胞热烈欢迎。有一刘姓信众献地3亩多，希望他留下来建寺弘法。转道与转岸、瑞等二师合作建成今日的普陀寺。在建寺期间，他又应福建同乡会聘请任天福宫主持。1921年，转道又在光明山建了一座普觉寺，作为十方僧众共修道场，为新加坡佛教开创了新局面。1924年以来，转道常由新加坡返回泉州开元寺或漳州南山寺，指导寺务及附设的慈善事业与学校事务。1928年，新加坡组织成立“中华佛教会”，转老深孚众望，被推为会长，并蝉联两届。1929年，缅甸召开“世界佛教会”，转道以新加坡代表身份，与道阶法师同赴会。1934年，转老与李俊承、邱菽园、庄笃明等居士，发起创办新加坡佛教居林，并被推为导师。每逢星期六与星期天晚上，转老亲自前往领导林友念佛，并示范静坐禅观，为新加坡佛教界开创专修莲宗与兼修禅宗的新局面。1943年农历10月21日，转道在普陀寺圆寂，世寿72岁。
  转逢和尚（1897—1952年），南安人。1901年依厦门南普陀喜参和尚受具足戒。1938年5月他偕同一位苏慧纯居士离开厦门到香港，复由香港转越南，由越南入云南弘法传戒。1939年11月中旬，转逢随太虚大师组织的佛教访问团由昆明出发，开始远行缅甸京都瓦城，继而到仰光，瞻礼大金塔。1940年元月抵印度加尔各答，受到朝野人士的热烈欢迎。后又到锡兰访问，同年3月底往新加坡，转老在印度留下来，未同行。9月，转老在印度带了几名弟子，由葛伦堡出发前往西藏拉萨。随行弟子不耐旅途艰苦，皆中途而返，独他一人以60高龄，历经千辛万险，历时53日抵达拉萨。在拉萨街头无意中遇到闽南佛学院学僧满度，介绍他到哲蚌寺，从喇嘛多杰格西学习密宗教法。1941年底他又回到印度，先后巡礼过世尊成道处的菩提伽耶、鹿野苑转初法轮处、驻锡说法的王舍城竹林精舍、佛陀涅槃的拘尸那城及娑罗树林、舍卫国、祗园精舍等佛教圣迹。其后数年漫游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弘法，得到佛陀舍利数十颗，原拟回国建万人塔供养。事为新加坡广洽、广净所闻，乃急电请他到新加坡弘法。1946年驻锡新加坡龙山寺。1948年夏天，应演本法师的邀请，到马来西亚的避暑胜地金马伦三宝寺，在此闭方便关，潜修禅律密净。1950年，新加坡龙山寺信徒派人迎回新加坡，接任龙山寺主持。1952年6月，转逢在龙山寺圆寂。荼毗后获舍利甚多，后来分作两份，一份供养于龙山寺，一份于1957年由厦门南普陀迎回建塔供养。1965年，广洽法师携其骨灰由新加坡回闽。将骨灰也分成两份，一份安置在南普陀寺的舍利塔内。一份安放在苏州灵岩山寺。
  会泉和尚（1874—1940年），南安人，20岁在南山寺礼佛乘和尚受具足戒。1924年任厦门南普陀寺主持。1937年，厦门沦陷，日本人威逼他出任伪职，会泉不从，避居鼓浪屿，继而于第二年乘隙登轮到香港，再转新加坡，驻锡龙山寺，在龙山寺和光明山普觉寺讲经。过了几个月，赴缅甸朝礼佛迹，并乘便游历南洋各地，继而到马来西亚槟城弘化。当地护法居士林炳照、林炳坤兄弟共同捐资在槟城升旗山麓建一座妙香寺，作为会泉弘法的道场。会泉在此遍洒法雨，皈依弟子逾千。1939年，荷属棉兰信众请他去讲经。他到了苏门答腊住了几个月，为信众讲经，受其感化而皈依者甚众。1940年，会泉受请主持新加坡龙普陀寺。1942年2月16日，会泉在槟城舍报归西，世寿70岁。
  宏船和尚（1907—1990年），晋江人，15岁依会泉法师剃度出家。1937年，宏船随会泉法师南渡星洲，先后游化仰光、印尼、槟城各地。1940年随会泉回新加坡，驻锡普陀寺，与创建光明山普觉寺的转道在普觉寺共建大悲法会，祈祷世界和平。1942年，会泉圆寂后，继任槟城妙香寺主持。1943年，转岸老和尚聘请宏船任新加坡普觉寺主持，长达40余年。期间弘法与建寺并举，功绩斐然。宏船在扩建普觉寺期间，广宣法化，普结善缘。每年在普陀寺、居士林等处，开坛讲经，先后讲《金刚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阿弥陀经》、《心经》、《地藏经》、《大乘起信论》等，并在信徒间组织诵经会，以培育教化。宏船对新加坡佛教教育之建树，佛教庙宇之扩展，社会事业之贡献，在东南亚历代高僧中，尚无出其右者。他出任新加坡佛教总会和世界佛教僧伽联合会主席外，新加坡佛教文殊中学、菩提学校、弥陀学校、南洋大学佛教会、中华佛教会、英文佛教会、法轮会、居士林、新加坡施诊所、济世之家……莫不仰其盛名，或推为会长，或任主席、董事，道义日隆，众望所归。1985年，宏船应泰国僧王邀请，到泰国弘法。1987年，泰国国王蒲美蓬御赐宏船“华僧大尊长”的尊号，并授予爵扇，这是泰国授予外国高僧的最高尊号。1990年12月25日，宏船舍报西归，世寿84岁。
  广洽和尚（1900—1994年），南安人，22岁礼佛南普陀监院瑞等为师，在南普陀寺旁的普照寺剃度，瑞等为他取法名照润，字广洽，是属于南山寺临济宗的“喝云法派”。1923年，广洽赴南洋参学多年。1926年回到闽南，在南山寺依性愿法师，学习丛林制度和梵呗唱念，对于《四大祝延八大赞》尤为精到。后来广洽回到南普陀。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广洽应瑞等法师之召，往新加坡龙山寺，襄助瑞等弘化。1942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攻陷新加坡。日军残暴成性，不但杀害抗日的华人，而且滥杀无辜的平民。广洽目睹人民苦难，发动信徒救济难民。1948年，广洽在芽笼购置房屋，创建“薝蔔院”，随缘度化。1952年，龙山寺主持转逢示寂，广洽继任住持，又装修龙山寺，使其焕然一新。广洽创办了弥陀学校，有参与倡办文殊中学、菩提学校。1972年，广洽重建龙山寺的大雄宝殿，同年又发起筹募弥陀慈善基金会，举办社会福利事业。每年“卫塞节日”时，他以现金及实物分赠各慈善团体，发扬佛教的慈悲精神。1975年，广洽又发起设立龙山寺福缘念佛会慈善基金，重点支助贫苦家庭，解决其子女就学困难，并帮助寺院僧侣出国留学。1973年，广洽当选为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主席。1986年，以众望所归，任新加坡佛教总会及佛教施诊所主席。时广洽已87岁，推辞不掉，在任几个月，以年老健康不佳为由辞职。1987年获新加坡总统颁发公共服务勋章，表彰他为社会福利事业的贡献。1994年2月24日，广洽安详舍报，世寿95岁。荼毗后留下彩色斑斓舍利百余颗，分别供养于龙山寺喝云堂、薝蔔院和厦门普照寺。
  广净和尚，仙游人，20岁在仙游龙华寺瑞地法师披剃。22岁投泉州开元寺依转地和尚座下圆具三坛大戒。1952年应师兄广洽之邀，前往新加坡弘法。为弘扬佛教，济世利生，不遗余力，数十年如一日。他与广洽共同两度改建、扩建龙山寺，并积极扩建龙山寺喝云祖堂，使龙山寺成为星洲一大名刹。后创建薝蔔院。广洽圆寂后接任龙山寺、薝蔔院丈席。广净为佛教事业不辞劳苦，深孚众望。许多佛寺竞相请他垂询寺务。他一身兼龙山寺、薝蔔院、普觉寺、毗卢寺、普陀寺等五座佛寺的信托人。为培育僧才，与广洽共同倡办弥陀学校，任董事，又兼任菩提学校董事、文殊学校董事主席、佛教施诊所主席，并被推为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主席兼监察委员会主任，曾受到新加坡教育部的褒奖。1997年8月23日在新加坡圆寂。
  性愿和尚（1889—1962年），南安人，12岁时在南安石井的东庵依德山和尚剃度，翌年到厦门南普陀依喜参受具足戒。1929年曾主持南山寺三年。1936年，旅菲华侨发起兴建大乘信愿寺。1937年礼请性愿和尚到菲律宾弘法。同年9月，性愿南渡到马尼拉出任信愿寺主持，为中国佛教南传菲律宾的第一位法师。日本占领菲律宾后，侨胞感到精神上威胁与苦闷，性愿以佛教慈悲精神广开佛学讲座，随缘教化，接引侨胞加入佛学会，皈依三宝。他领导侨界有力人士组织佛教居士会，加强侨胞团结。又组织青年会，接引青年学佛。非侨皈依三宝者，不下十万之众，使菲律宾佛教兴盛。性愿又以人才缺乏、助手不足，乃从闽南邀请瑞今、善契、常勤、妙钦等法师到菲律宾相助。他认为：“欲发展佛教，需多设丛林”，1948年就请瑞今任信愿寺主持。他在马尼拉市郊的马拉向北山另行创建华藏寺，耗资菲币数十万元，1953年前后建成。后来也在宿务、三宝颜兴建佛寺。性愿支持厦大教育系毕业的刘梅生居士先后创办普贤学校、文殊学校，让华侨子弟接受祖国文化。1948年9月，性愿回闽南。1949年4月，信愿寺木质殿宇被邻居火灾波及，殿堂佛龛半毁，惟佛像完好无损，信众皆称奇。性愿赶回马尼拉，主持重建，于1951年底重建完成，而当时华藏寺尚未完工，直到1953年9月方落成。1958年，瑞今主持信愿寺多年，就向性愿办退，惟仍维持寺务。后印师到来，性愿将信愿寺和华藏寺合并，各成为十方丛林道场，礼请印师为两院上座。1960年印师三年任期满辞位，性愿继任两院上座。1962年4月11日，性愿在华藏寺祗园圆寂，世寿74岁。遗体荼毗后得到舍利百余颗，灵骨葬于华藏寺之北。性愿圆寂后被尊奉为“菲律宾佛教开山祖师”。
  瑞今和尚（1904—2005年），晋江人，12岁至南安雪峰寺依转敬老和尚落发为沙弥，赐法名寂声，号瑞今。曾于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区历任佛教寺院、佛教教育机构和佛教会要职。1946年，瑞今应菲律宾马尼拉性愿邀请，南渡菲律宾，驻锡信愿寺，协助性愿推动法务。1948年任信愿寺主持。从1954年起，到2000年，瑞今为信愿寺购置土地，先后扩建讲堂、斋堂、僧舍、藏经室、万寿塔、重修大殿、重建山门和信愿寺综合楼等，发起倡办能仁学校。1968年，瑞今应菲律宾中部的苗戈律市信众邀请，到当地考察侨胞信仰的关帝庙，提出如欲重建关帝庙，可将关帝庙改建为佛寺的意见，但为顺应民间信仰关帝的人情起见，可将殿分三间，中供佛像，左供关帝，右供观音，这一建议被关帝庙董事所采纳，将民间信仰宫庙改建为佛寺。1976年，瑞今襄导广纯法师在计顺市择地筹建普济禅寺，至1980年佛寺竣工。1981年瑞今又又于马尼拉市选置地皮，筹建圆通寺，并在1982年4月动工，至1986年落成。瑞今立足菲律宾弘法之余，还十分重视国际佛教文化交流，先后9次组团到日本、尼泊尔、韩国、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和台湾地区参加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或世界佛教僧伽大会，或访问游化，以增进与同道们的联谊情感。其后半生游化足迹遍及东南亚、东北亚乃至美洲新大陆，所到之处，广结善缘，普度众生，为佛教作出一系列重大的贡献。2005年2月27日在信愿寺安详示寂，世寿101岁。荼毗后舍利安放于信愿寺综合大楼顶层之舍利殿。
  南山寺是临济宗喝云派的祖庭，在海外有很大的影响。如今东南亚的许多佛寺大多是南山寺喝云派的后裔，海外衍派法脉纷纷报答法乳之恩。1984年，由星洲诸山长老捐资重建南山寺“喝云祖堂”和“五观堂”，同年10月，世界佛教僧伽联合会主席、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宏船法师率团回山朝拜，筹募款项重建“佛乘和尚舍利塔”。1991年，新加坡龙山寺广净和尚又率团回山，并集资在南山寺建造法堂。此外，广洽、广净、广余、妙灯等长老和菲律宾瑞今老和尚也先后捐资重修或重建祖庭。
  南山寺僧在东南亚各国传播和发展佛教，最初是为了满足当地侨民佛教信仰的需要，客观上对东南亚各国佛教发展做出贡献。物换星移，由南山寺僧传播与发展起来的佛教已成为东南亚各国宗教信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永久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