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67年2月9日，也就是农历丁未年的正月初一，不满20岁的我，走在去井冈山、韶山的路上。那个时候，我身着绿色的解放军旧军装，头戴旧军帽，脚踏旧军鞋，腰挎旧军包，背上，还背了个旧军被包。那个时候，天阴沉沉的，下着雨，不是单纯的雨，是雨加冰，寒风夹着冰碴，打在脸上，钻心痛。
  这条通往井冈山的公路，没有其他行人，只有我们这一支红卫兵队伍。我们打着红旗，精神抖擞地向前迈进。偶尔有军车从身边呼啸而过，把我们的红旗刮得哗啦啦地响，仿佛在为我们壮行。
  在一个风口，一辆嘎斯（苏联产）军车在我们身边停下来，司机从驾驶室探头说，红卫兵小将请上车吧，天太冷。我们说，不，我们要学习红军，用自己的双脚走上井冈山。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司机向我们敬个军礼，把车子开走了。
  我们是在赣州过的除夕夜。从于都到赣州，大约下午5点多，冬季日短，夜色业已降临。我们是在一个机关的食堂里吃的年夜饭，吃什么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灯光朦胧，食堂正要关门，见我们来，师傅又特地为我们把饭菜热了一下。那时的红卫兵是很吃香的，受欢迎的程度不下于当今的大腕。吃过饭，我们还冒着寒风，走了赣州城，不是逛，是走，因为那时的赣州城没什么好逛的，宽广的街道上，除了昏黄的街灯，漆黑一片，只有澡堂门口亮着灯，从厚厚的棉布门帘往外冒着热气，把原本暗淡的灯光笼罩得扑朔迷离。
  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在外地过年。我没想到我会在赣州过年三十，更没想到我20岁的春节会走在上井冈山的路上。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串联，先是乘火车，以后提倡步行。坐车走的是大城市，“串联点火，造反闹革命”；步行走的革命圣地，深入民间，学习革命传统。我们一行15人，有学生也有老师，打背包走路，一支名副其实的长征队。最初的计划是用半年的时间，从漳州走到延安。后来走两个月，到韶山，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社论，号召复课闹革命，我们便从湘潭转长沙返回。我们又是一支文艺宣传队，一路走一路表演文艺节目，“宣传毛泽东思想”。从漳州到湘潭，横跨三省，行程1000来公里，全靠“11号自行车”（时人对步行的戏称）。这是我这辈子走的最长的路。我们在芝山红楼红军进漳纪念馆前“誓师”，“行军”路线如下：漳州——适中——龙岩——古田——上杭——才溪——长汀——古城——瑞金——于都——赣州——遂川——井冈山——醴陵——湘潭——韶山。
  沿途风光无限。在龙岩，印象最深的是闽西革命烈士碑，那么空旷的场所，那么高大的石碑，给我以震撼。天显得格外的高，格外的蓝。风过树林，涛声阵阵，仿佛烈士的英灵在呼唤，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在那里照了张相。面对相机，那个稚气未消的红卫兵心中鼓荡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豪情，以至45年之后，我依然能从画面上感受到当时的蓬勃朝气。途经上杭，我们的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在县城大礼堂连演了三个晚上，第三天半夜，还参加了军方组织的扑灭山火。当时正在睡梦中，迷迷糊糊被叫醒，上了军车，就上山，就扑火，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什么是危险。打火是临时学的，手执青树枝，顺风站，跟火走，边走边打。扑灭山火下山，已经是黎明时分。后来，我们在广播里听到，有一位来自延安的红卫兵小将在灭火中英勇牺牲了。
  在上杭才溪乡光荣亭，我们照了张集体照。这是我们长征队唯一的一张合影。才溪乡在当时很有名气，1930年到1933年，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多次到才溪调查，写下著名的《才溪乡调查》，据说，当时才溪乡有3000多人参加红军，占全乡青壮年总数的80％以上，被授予“才溪模范乡”。后来有“九军十八师”之称，即这里出了9个军长18个师长。1933年，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拨款在才溪乡圩坪盖了“光荣亭”，一年后被国民党烧毁。1956年重建，“光荣亭”三字由毛泽东亲笔题写。我们就是在有毛泽东手书的光荣亭前照的相。这张照片上的题字与我的记忆相对应，不仅让时间的座标从模糊走向清晰，而且让我回味当年的激情，对比当下的世态民情，恍如隔世。照片上的我们，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不管是站着的还是蹲着的，无不手捧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脸虔诚。岁月的磨洗使照片上的我们斑驳难辨，题字却清晰可见：“毛泽东时代新红军漳州一中长征队才溪留影，六七.一.廿一。”这文字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也是我们当时心态的写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流行的思维模式，平常人难以超越。由于十几年的禁锢，国人几乎与世界隔绝，我们很真诚地认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生活如倒吃甘蔗，节节甜。而中国大陆之外，暗无天日。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人民无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待于我们去解救。因此，我们必需学习红军的革命精神，把“长征”进行到底，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
  从长汀到瑞金，革命遗址众多，目不遐接。在长汀，记忆最深的是瞿秋白就义的街口。由于和鲁迅的友谊，瞿秋白给我留下美好的革命形象，他在长汀就义也是十分悲壮的。但当时流传着他被捕之后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便有人指责他是一个变节者。瞿秋白是我心中最早的复杂形象，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那个街口的，那时正值下雨。于是，那个凄风苦雨的街口一直在我的心中滞留了几十年。红都瑞金看的地方太多，反而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离开瑞金，我们来到于都，于都的渡口十分破旧，当年中央红军就是在这里突破国民党封锁线而开始万里长征的。我们在渡口放声歌唱，“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记不清走了几天才到遂川，我们打算从遂川上井冈山。到遂川的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昏暗的“餐馆”里吃了一餐这一辈子难以忘怀的晚餐。我们吃的是炒猪肝，5块钱的炒猪肝十几个人吃不完。红卫兵“长征”沿途都有接待站，管吃管住，住的大都是学校的教室或村里的祠堂，在地上或课桌上舖着稻草，草席和被褥是我们自带的。吃的大都是白米饭和水煮“菜头”（白萝卜）。米是新米，很香，水煮“菜头”只放盐，不见一星油花。一路走来，餐餐如此，天天如此，以至闻到萝卜味就呕水（吐酸水）。我们一边自我批判“娇生惯养”，不配当革命接班人，一边渴望油腥。一到城镇就迫不及待地“地主资产阶级”一回。遂川炒猪肝是记忆中最“地主资产阶级”的一次。我们在遂川滞留了三天，因为有传言，说井冈山上由于人太多而流行乙型脑膜炎。犹豫再三之后我们还是上了山，山上一片清新，风光秀丽。传言使上山的人大大减少，我们很从容地在茨坪参观了两天。两天后，我们下山，去了韶山。
  1967年正月的天空在我的印象中总是阴沉而寒冷的。我在毛泽东故居前留影。尽管天空阴霾不展，但我的心中充满阳光，我和我的同时代人一样，认为那轮普照天下光芒万丈的红太阳就是从我的身后的那座不起眼的农舍升起来的。我没能记住此刻的具体日期，因为照片下“参观毛主席旧居韶山留影”后面的日期1967年之后字迹，已被时光蚀去。
  从韶山往回走，我北望延安，心中充满遗憾。一年多前上映的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的一句朗诵词一直在我的耳边回旋：“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全国人民都向往着你啊，延安！”
  回想45年前的“长征”，是精神上的一种寻找，一种追求。我们的心中迷漫着那个时代赋于我们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