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落实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工作回忆
  阮位东
  为了贯彻落实胡耀邦同志关于“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的重要批示和省委“坚决、彻底、尽快、妥善”地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的指示精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市委用三年时间为处理好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平反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解决了一部分地下党组织和党员的党籍问题，恢复了他们的革命形象。
  处理好地下党的历史遗留问题，首先恢复地下党组织的革命形象，漳州是福建革命根据地之一，漳州（现芗城区）的地下党组织有很长的光荣革命斗争历史，它的特点有：一是建立党组织的时间长，早在1926年10月当时党中央就从上海派翁振华来漳州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党组织；二是发展规模较大，不仅有党组织而且有游击队武装斗争；三是武装斗争持续时间长，从1932年开始一直坚持斗争到全国解放；四是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漳州地下党和漳州人民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漳州地下党不愧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她领导的武装不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支英勇的战斗队伍，漳州地下党组织在人民心目中的革命形象是不可磨灭的。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工作上的失误，解放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伤害了不少地下党干部，特别是“文革”期间，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所谓“揪叛徒”运动，残酷地打击迫害革命干部，漳州地下党同样地深受其害，地下党的革命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1981年胡耀邦同志在我省陈贵芳同志的信上作了重要批示，“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就先从福建抓起”。同年三月胡耀邦同志对江一真“关于落实原闽南白区知识分子地下党员政策问题”的建议信又作了重要的批示，这些批示都完全符合漳州的实际情况。
  当时，漳州市委对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是重视的，把它列入市委重要日程，多次听取汇报、检查、督促，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梁才美，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林镇乾亲自抓这项工作，成立地下党问题办公室，决定由阮位东、许标为正副主任。同时抽调有关人员参加办公室工作。
  漳州地下党同志大多进入花甲之年，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再不抓紧，对增强干部团结，对发展安定团结局面，对改革开放，对“四化”都是十分不利。
  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政策性强的工作，我们始终遵循项南同志提出六点意见为指导思想，这六点意见是：一既要解决问题，又要有利安定团结；二要考虑当时历史条件，不要追究个人责任；三要坚持党的原则，不要超越地下党问题，避免节外生枝；四组织和个人要加以区分，不能因为恢复地下党形象，对个别人的严重问题和错误也不算了；五有些问题要分两步走，先解决地下党问题，然后再办理工作安排、政治待遇、工资级别问题；六还是宜粗不宜细好。
  在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工作中，我们抓紧办理几件大事。
  1、遵循积极、认真、严肃、谨慎的方针，复查并经地委批准，认定三个组织为党的外围革命组织，“龙溪人民解放大同盟”，“龙溪西北乡人民五转抗征队”，“漳州大路书店”。这3个外围组织的成员经审查认定的有214人。批文指出，凡是参加该组织而被错定结论，作错处理的成员，应予改正，恢复名誉。
  上述三个组织解放初期向军管会办理交接手续，人员由军管会分配安排，但在肃反时又予否认。如黄阿章解放初期分配在五区工作，当了副区长，发展入党时交代参加抗征队，从此，不但不能入党，副区长也免职，落实政策后，逢人就说：“当时有怨气，晚年有福气”。
  2、审理和复查漳州芗潮剧社。这个组织1934年春成立，是中共漳州工委领导的革命群众文艺团体，有党支部组织。1938年10月有二十多位社员参加新四军，北上抗日，五位同志参加红三团坚持武装斗争。芗潮剧社在解放初期，经龙溪地委宣传部认定为革命组织，“文革”中揪叛徒集团又给否认，现已确认为党的外围革命组织，参加芗潮剧社有103人。
  3、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复查涉及地下党的刑事案件。地下党人员申诉受刑事处理的案件17件，其中历史老案13件，“文革”案4件。受刑事处理的判死刑3件，判徒刑14件，经法院复查重判的，死刑改判无罪2件，徒刑改判无罪11件，不追究刑事责任1件，维持原判3件。错杀、错判82.4％得到平反纠正，恢复政治面目，如戴施洋同志1940年参加革命，1948年执行任务时枪杀土匪头郭老鹏，同时误伤一个农民，1953年以血债一条判刑，戴施洋的土地被占、房屋被没收，女儿临时工一直无法转正。法院复查这起案件，改判无罪，土地所有权归戴施洋，没收房屋退还，配合劳动局将戴施洋的女儿转为正式工，戴施洋非常感谢，他说“共产党好，落实政策好，法院办案好。”带着女儿、孙子到“地下党办”表示感谢。
  4、纠正平反未经过司法机关立案处理外案42件，其中历史老案24件，“文革”案件18件，这些非法审讯的案件，百分之八十一发生在农村乡镇，把地下党人员当土匪、叛徒、反革命，绑、吊、打、抄、批斗，甚至私设刑堂管制、关押、跪吃粪便，这些冤假错案全部平反纠正，恢复政治荣誉。
  5、复查了党政纪律处分的案件26件，其中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双开”案件3件，开除党籍3件，开除公职12件，其他处分8件。
  经过复查撤销“双开”处分而恢复的3件，恢复党籍3件，恢复公职9件，撤销其他处分9件，维持原处分2件，93.32％的案件得到落实纠正，如郑交通同志1943年7月参加革命任过漳南工团主任，武工队队长，1951年剿匪反霸路遇土匪头、反共救国分队长郑文理，郑文理而被打死。因此，郑文通以违反纪律任意杀人罪处一年六个月徒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清退回乡，经龙海市法院复查宣布无罪，收回安排，郑文通全家高兴，连他乡村的亲人也为郑文通的平反而高兴。
  6、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申诉恢复党籍29人。经复查，在地下时期确曾入党又具备党员条件的，批准恢复党籍25人，认定没有入党的3人，是地下团员1人。
  7、评定“五老”184人，其中老苏区干部2人，老游击队员87人，老交通员49人，地下党员8人，接头户18人，同时合理解决“五老”人员政治待遇、经济补贴，目前“五老”人员生活补贴每人每月600元，本人死后其家属还可以享受80％补贴。杨品同志早期参加乌石暴动，国民党抓她打她“红军婆”，解放后斗她“土匪婆”，她说：“落实一个人救了三代人。”在“五老”人员座谈会上，她50多年没有唱过红军歌、暴动歌、七劝妹、八送哥，现在却一首又一首地唱了。
  8、调整了地下党干部工资。目前在职的地下党干部60人，（不包括外围组织的在职干部）符合调整工资的32人，调升一级22人，调升二级10人，这些地下党干部因受到错误的审查，错作处理而工资偏低的问题得到调整，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关怀。
  9、尊重干部“四化”原则和“补救”精神，在地下党干部使用安排上，按干部标准，采取“补救”措施，安排和调整了地下党干部23人，其中地厅级5人，县级1人，部委办级2人，局级9人，科股级6人。
  10、落实地下党人员建国后种种原因离队18人，现已落实收回安排工作10人，恢复干部同时办理离休2人，发给退职金1人，发给定期补助3人，不予认定2人。
  11、申请更改入伍时间39人，经复查批准更改入伍时间32人，未能更改入伍时间的是参加外围组织人员。
  在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中，广大地下党干部，识大体、顾大局、讲团结、向前看，表现了受党教育几十年的老同志应有的觉悟和坦荡的胸怀，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
  在三年时间里，我们在省委、地委直接领导下，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做到实事求是，公公正正，合情合理。实践证明，妥善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地下党的革命形象，分清大是大非，增强全党的团结是得党心顺民意，不仅绝大多数地下党同志感到党的温暖，表示满意，而且得到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普遍拥护，真正调动了积极性，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芗城教育“两基”始末
  郭谋忠
  教育“两基”是“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简称。这是上世纪末的1994年底，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向世界作出的承诺，中国在2000年要实现这一目标。为此，国家教委颁发《关于“两基”工作实施意见》要求各地贯彻执行。芗城区是漳州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85年建区以来，区委、区政府一贯重视教育并取得进展。1995年初，区委、区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先召开“两基”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建设教育强区”的战略决策，动员全区大办教育。之后，经过全区人民同心协力艰苦拼搏，教育“两基”取得显著成绩，1997年1月，被国家正式公布为全国第三批实现“两基”的县（区）。
  芗城教育“两基”的实现，初步形成“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民以助教为乐”的社会氛围，为芗城区教育和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面是芗城教育“两基”的追记。
  认识到位 强化政府行为
  “两基”工作开始后，芗城区立即成立由区委、区政府组成的“两基”工作自评小组和教育集资督查工作小组，两个机构一套人员。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庆元任组长，区委副书记陈启生、于建生，区人大副主任冯天佑，区政府副区长蔡月莲，区政协副主席王慧卿任副组长；成员由财政、计委、物委、审计、教育、工商、税务、纪检、司法等部门主要领导组成。五位副组长分别组成五个工作小组，负责市区和四个乡镇的“两基”工作，并决定区人大、区政协每月组织一次视察，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定期下镇、街督查，区委、区政府每月听取一次“两基”工作汇报。
  接着，区委、区政府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专题部署“两基”工作，明确实施“两基”是政府行为，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一方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芗城区教育的决定》、《关于制止中小学在校生流生的通知》、《关于奖励集资办学捐资助学作出贡献的集体、个人及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的决定》等文件，一方面又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层层落实责任。同时通过广播、电视、张贴标语、印发《告居民（村民）书》等形式，广泛宣传发动，树立“今天的教育，是明天的经济”的观念，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实现“两基”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逐步形成全区人人关心“两基”，人人为“两基”出力的局面。
  责任明确 具体措施得力
  首先，区委、区政府把实现教育“两基”指标任务分解到各镇、街并与领导签订责任状。要求各镇、街要把“两基”工作当成与经济、计生一样重要的硬任务抓好落实，区政府准备拿出20万元奖励“两基”达标的镇、街和有关部门。
  其次，建立“双线负责、三层把关”责任制。“双线负责”即区负责镇、街，镇、街负责村、居委会“两基”指标的落实；“三层把关”即区负责把关镇、街，镇、街负责把关村、居委会，村、居委会负责把关所属学校“两基”各类指标。
  再次，区委、区政府还出台具体政策对各级领导提出具体要求。如把“两基”工作列入当年镇、村换届选举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和镇、街工作的目标责任内容之一，并从当年四月份开始，各镇、街党政一把手每月标准工资留下一半作抵押，待“两基”验收达标后才退回。
  与此同时，负责具体业务的区教育局，按“两基”要求分别设立办学条件组、普及程度组、教育经费组、教育质量组、师资水平组、扫除文盲组（简称“六条”）和东铺头、西桥、巷口、新桥、南坑五个街道办事处及芝山、天宝、石亭、浦南四个镇（简称“九块”）“两基”工作小组，深入基层，分片包干，进行业务指导，解决具体难题。
  多方筹措 解决经费投入
  解决教育经费投入是实现“两基”的关键和难点，为此，区委、区政府下大力气从四个方面筹措解决：
  一是财政渠道主投入：区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做到逐年增长：1994年财政投入1653.50万元，1995年达2137.20万元，三年平均增长33.41％。每个学生人均教育经费、公用经费做到逐年增加，充分发挥区财政对教育投入的主渠道作用。二是发动群众广投入：成立区“教育集资办公室”开设集资专户，广泛深入开展群众集资、捐资办学活动。区五套班子成员带头捐资，芝山镇一次集资68万元，区财委口捐资近40万元，区妇联开展“母爱在行动”活动，为教育捐资、捐书。三是争取外资增投入：制定“凡动员外地、外县、外资等区属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捐资助教达一万元以上者，给予集资额10％的奖励”，调动在外地工作人员和海外侨胞捐资助学积极性。四是超前支出促投入：在捐资助学过程中，镇、村创造许多新办法，包括贷款、垫款等超前支出形式，增加教育的投入。
  开展“两基”以来，两年内全区群众集资、捐资达4857.4万元，全部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另外，区政府还投入500万元，用于中小学校舍维修。由于经费投入到位，不少学校盖起新的教学楼，各种用室基本齐全，图书、仪器、设备均按省的要求基本配齐。
  努力拼搏推进“两基”攻坚
  “两基”攻坚仗打响后，在区委、区政府直接领导下，全区上下大动员奋力拼搏，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芗城中学的征地、新桥中心小学的扩建、师资的不足、城乡结合部的补习办班等都是“两基”工作中的难点。区主要领导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召开办公会议，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和办法。区委副书记于建生多次深入前锋村现场办公，解决芗城中学征地24.4亩难题；副区长蔡月莲带领人事、教育部门千里迢迢前往江西修水招聘教师。为及时解决“两基”中疑难问题，区人大冯天佑副主任、区政协王慧卿副主席跑遍各镇、街。建委口、农委口、财委口、宣委口分别挂钩一个镇，从各方面给予“两基”工作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支持。各部门积极配合，通力合作，形成“教育有难大家帮，教育有事大家办”的社会风尚，共同担起“两基”的责任。
  广大教师更是把实现“两基”当作自己责无旁贷的责任，他们在完成繁重日常教学任务的前提下，放弃节假日，顶烈日、冒风雨深入各家各户摸底核查或动员复学。为弄清一个适龄少儿的去向三番五次跟踪取证、防止辍学；为核实每一个普及数据，经常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毫无怨言。
  两年的攻坚战，成绩斐然，芗城区中小学校舍建设发展迅速，共有18所学校重新迁址。全区仅用于征地、新建、扩建校舍的投入达5309万元。
  丰硕成果 六项标准达标
  由于政府行为有力，措施到位，经过全区三千多名干部、教师两年来的共同努力，辛勤付出终于换来丰硕成果，“两基”各项指标均达验收标准。
  普及教育：初等教育适龄正常儿童入学率达99.6％，各类残疾适龄少儿入学率达90.9％，13至15岁正常适龄少儿初中入学率达98.2％，初中在校生辍学率仅0.72％，15周岁人口初等教育完成率达98.82％，17周岁人口初级中等教育完成率92％，15周岁人口文盲率为0.92％。
  师资水平：小学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96.56％，初中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97.16％，中小学专任教师任职合格率100％，实施义务教育后新补充的教师合格率100％，中小学校长岗位培训达100％，达省验收标准。
  办学条件：全区教育总投入5769万元，新建、改建、扩建项目77个，新建校舍54座，面积71169平方米，征用校园用地184137平方米。图书仪器、电教设备、音体器材、水电设施、德育环境基本达省的达标要求。
  教育经费：区财政对教育拨款三年平均增长率达33.4％，生均教育经费、公用经费做到逐年增长。城市教育附加费做到足额收取、专款专用。四个镇自筹资金已落实，农村小学“一校一地”均已办证。
  教育质量：小学学业合格率96％，体育合格率、操行合格率、毕业率均达100％。中学学业合格率96％，体育合格率99.7％，操行合格率100％，毕业合格率96％。中、小学在校生均无发生触犯刑律、受刑事处罚的案件。
  扫除文盲：全区共脱盲10385人，进巩固班学习10334人，郊区青壮年非文盲率从83.59％提高到96.49％，市区青壮年非文盲率从96.98％提高到98.55％。全区实现了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通过验收 抓好跟踪复查
  1996年9月，芗城区教育“两基”转入核查验收阶段。根据市政府部署，市“两基”核查验收组一行32人由副市长张启琛带队，于6日至20日对我区“两基”工作进行核查评估。通过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查阅资料、核对数据、实地察看等形式进行认真核查，严格把关并提出补充改进意见。20日下午召开反馈会，市教委主任李斯杰代表市政府“两基”核查评估验收组宣布：芗城区教育“两基”通过市政府核查，并将报请省政府进行验收。
  1996年10月22日至26日，省政府教育“两基”评估验收工作组对芗城区“两基”工作进行评估验收。时国家教育督导培训班来自各省、市的21位督学在国家教委华东干部培训中心党委书记马继锋带领下，参加了验收的全过程。副市长黄和东、市政协副主席庄瓦金等领导参加验收。区委书记游婉玲、代区长朱璋琪等陪同验收。验收组深入各镇、街，实地察看54所中小学和5所镇级文技校。所查40个指标均达到和基本达到国家和省定的验收标准，其中17个可量化指标有10个达到较高的水准，芗城区“两基”通过省政府评估验收。
  之后，区委仍然高度重视“两基”工作，做到机构不散、力度不减，狠抓跟踪自查。针对“两基”验收中省政府提出的整改意见，组织力量，采取措施，以普及、师资、办学条件等为重点狠抓落实。进一步巩固“两基”成果，推进素质教育，回报芗城人民，并于1997年12月和1998年11月先后二次顺利通过省政府的跟踪复查。至此，芗城教育“两基”工作圆满完成。
  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实施教育“两基”，举全区之力大办教育，提高教育在社会上的地位，极大地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两基”是芗城教育的大事，已载入《芗城区志》。回眸教育“两基”始末，感慨良多。尽管存在某些争议和教训，有些做法突击、浮躁，如举债投入、撤并学校等有悖于教育发展的规律；某些数据有应付过关的弄虚作假之嫌，尤其是辍学率和非文盲率；以及后来发现从外省引进师资的学历造假等，但瑕不掩瑜，其取得的成果和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毕竟教育事业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经验和教训值得记取。改革开放的时代往往把昨天辛勤创造的成果变成历史，并催促人们与时俱进，再创辉煌。展望未来，芗城教育的明天更美好！
  回忆漳州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旧事
  曾思敏
  在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根据形势发展和省委指示，在中共漳州市委的重视下，1956年7月29日正式成立漳州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市科普协会），推选朱浴沂为主任委员，周庆芝、徐梦龄、钱学正为副主任委员，配备三名专职干部（郭佳、庄荣霖、曾思敏），分别负责秘书组、组织组、宣传组的日常工作。1958年12月更名为漳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简称市科协）。二年多，做了大量科普工作，在中山公园、新华西路创建二个《科技画廊》；在农历七月“普渡”期间深入街道举办《学习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宣传活动；与市卫生科、市妇女联合会开展首次计划生育的避孕宣传活动；与市人民防空指挥部联合深入基层向群众进行防空常识宣传教育和开展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的“三防”知识教育；与市总工会联合举办漳州市科学仪器机械展览会；此外，与漳州供电所联合开展《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宣传活动，并举办多期电工培训班；根据农村生活燃料和照明的需求，由郭佳同志亲自设计、指导施工下，在大同村首建沼气示范推广池成功，用于电灯、煮饭、烧开水，引来众多的参观者（后因建设延安北路才填池）。同时还经常深入基层单位举办各种科教幻灯、电影、图片展览、科普讲座等科普活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当年的科普工作仍历历在目，现把几件旧事回忆如下：
  创建《科技画廊》
  漳州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分别在中山公园和新华西路创建二个《科技画廊》作为宣传阵地，采取挂图、照片、绘画配以文字说明的形式，着重宣传普及我国科技成果、科技动态、天文知识、地球知识、地理知识、气象知识、人体健康卫生知识等等内容，深受观众欢迎和好评。如每期换版时，立刻引来很多围观群众，以先睹为快，有的热心观众还主动帮助换版工作。
  普及科学知识 破除封建迷信
  解放前，漳州市有个风俗，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又称“鬼节”后延为“鬼月”，从初一至三十日，各街道、里、巷以及农村按旧习排日轮流做“普渡”，七月初一称“开巷口”，即“开地狱门”，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挂一盏“普渡灯”，终日不熄。直至七月三十日“关巷口”即“关地狱门”才把灯取下来烧掉。“普渡日”以牲礼菜肴敬祀“鬼魂”。祭完大排宴席，互相请客，互相攀比，铺张浪费，影响治安和社会秩序，终成陋习。解放后，人民政府大力宣传禁止“普渡”，市科普协会连续几年，于农历七月前，组织科技人员，在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密切配合下，深入各个街道，举办《普及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的科普讲座和图片展览，使居民群众了解天上没有玉皇大帝，地下没有“地狱”，世界上没有妖魔鬼怪存在，刮风、下雨、闪电、打雷都是自然现象，根本没有什么“雷公”和“电母”，“风神”和“雨神”的存在，同时用典型实例揭穿算命、看相、卜卦、跳神等骗局。通过宣传普及科学知识，使群众提高知识水平，能比较自觉地废除“普渡”陋习。
  漳州市首次计划生育的避孕宣传
  人口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各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人口政策，有的提倡自由生育、有的鼓励生育，如苏联大力鼓励生育，把生育子女多的给予“母亲英雄”的荣誉称号。我国为了使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相适应，历来十分重视人口快速增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把实行计划生育工作，列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要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限制生育二个孩子、严禁生育三个孩子“。漳州市（芗城区）党政领导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控制人口快速增长，漳州市最早的计划生育宣传活动是在1956年10月25日至11月19日，由漳州市人委卫生科、妇女联合会和科学技术普及协会联合举办一次大型的避孕宣传活动，由卫生科推荐妇产科著名医师冯彩珠、郑月卿、李绮霞、周玉清等28名为宣传讲演师资；由妇女联合会推荐30名妇女干部为组织听众的骨干；由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统一组织安排，提供讲稿、图片、幻灯、模型等（省科普协会编印和制作）。经联合举办“避孕短期讲习班”后，分别深入工厂、企业、街道举办“避孕讲座”，仅举办大型讲座就有19场，听众达2048人。当时听众主要对象是工厂、企事业的女职工和街道妇女，有的单位是采取男女工分开讲演，由妇产科医师主讲，配合幻灯、图片、模型进行耐心、细致的讲演，听众当场可以提问，讲座后，无偿发放避孕套和计划生育宣传资料，听众反映良好，有些听众当时由于工作紧张、工资不高、上有父母、公婆，下有子女，生活压力比较大；有的为了更好投身革命工作减少子女拖累，所以自觉自愿要采取避孕措施，当场要求到医院接受放环避孕。为了保证宣传效果，先后在龙溪专区医院、市立医院、市中医院、工人保健院、妇幼保健站等单位建立避孕门诊。这次最早的避孕宣传活动规模大、范围广、效果好，为我市计划生育工作开展打下良好的开端。
  积极开展防空常识和“三防”宣传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各时期人民防空战备工作形势，采用不同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50年代初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根据国民党飞机在郊区散播带菌的昆虫，组织医疗救护队和防空宣传队向广大民众宣传防空常识，发动群众扑灭带菌昆虫。
  漳州市科普协会成立后，立即积极配合市人民防空指挥部（市公安局防空股）开展防空常识宣传教育，深入基层，采用幻灯、科教电影、图片、举办防空常识讲座等多种多样形式向群众宣传防空常识，多次与有关部门联合在中山公园、学校、街道办事处举办大、中、小型的防空知识展览，仅3个月时间统计，就有213个单位的群众6.42万人接受《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的宣传教育。
  举办首次漳州市科学仪器机械展览会
  1957年春节，在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的指示精神。漳州市科普协会与市总工会联合在市工人俱乐部文艺馆举办解放后漳州市首次《科学仪器机械展览会》，参加展览会有龙溪农校、漳州一、二、三中、机械行业、木器行业、竹器行业、市人民防空指挥部、漳州供电所……等10多个单位，工作人员50多人。展品有各中学实验室（科学馆）的仪器设备；机械行业的车床、钻床、弹簧捶；木器行业职工设计制造的木工钻床、平面创床、刨圆木机；竹器行业职工革新的锯竹机、劈篾机；龙溪农校的四轮拖拉机及其配套设备犁、耙、插秧、播种、施肥、喷药等农业机械；以及防空常识、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知识教育的图片和实物；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图片和实物。展览期间除参观实物讲解外，有的还进行现场表演，如农校江千雍老师亲自驾驶四轮拖拉机从农校开往展览会，沿途围观群众人山人海，拖拉机只能慢行，边走边停，边宣传讲解农业半机械、机械化的知识。
  这次展览会规模大、展览品多、内容丰富、表演精彩，在春节期间，每天参观群众成千上万，这是一次成功的科普展览会；宣传“知识就是力量“的展览会；促进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展览会。
  以上各项科普活动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重视和支持，深受群众欢迎和好评，取得了省科普协会的肯定和认可，因而1956年由我市推选郑文澜、林萍津两位同志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首届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1958年9月选派李金炎、曾思敏两位代表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一次科学技术协会代表大会。根据大会决议精神，1958年12月，漳州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更名为漳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简称市科协）。
  参考文献：1、芗城区志；2、漳州芗城文史资料
  家父创办“卢敏生化学工业社”追记
  卢奕醒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人民苦难的岁月。政府腐败、外敌入侵、匪患横行、民生凋敝。在那种时候，稍有抱负的知识青年是怎样想、如何做的呢？下面仅凭母亲的口述、前辈友人的记叙和自己幼年的依稀记忆，追记部份家父卢炳勋创办“卢敏生化学工业社”的有关事实。
  我的祖籍是南靖县金山乡都美村的后眷南炉社。祖父卢焕庭，又名宝斋，是个有二十多年教龄的私塾老师，曾创办过南靖县金山都美沧里小学；七十高龄时还在山区的新都北坑分校兼任教职，在一次登山赴校上课的跋涉途中，不幸气喘晕迷倒地，抬返家中即一病不起，至民国卅六年（1947）春正月初七未时弃世，时年七十三。其娶有两房夫人，大祖母生有一男一女，伯父卢炳煌又名炽昌、志昌，1926年集美高等商专毕业后即被选送新加坡任陈嘉庚公司橡胶制造厂技师，后升为化学部主任。他忧国忧民、体恤民生，为祖国民间缺医少药所苦，业余时间刻苦研制各种化学药品终有成效。家父卢炳勋，又名敏生、南昌，幼名阿南，是二祖母林氏所生。他体格魁梧粗健，因家庭经济收入不多，祖父让伯父续学，让他耕田，12岁就失学务农。祖父将曾祖父所遗下的可收十担谷子的薄田交给他耕种，还要他在家喂养牲畜，上山砍伐柴薪，再上街叫卖，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十年功夫，他学会了所有的农艺畜牧技术，但他没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1922年他说服祖父、告别家乡，只身到漳州城，一边在厦门路的柴炭行当伙计，一边利用工余时间进入国学专修学校读书；1928年又只身到厦门，一边当店员，一边到厦门大学攻读文科课程，日出工作夜自修，刻苦力学。两年后，因经费不继，他又只身跨出国门，飘洋过海到新加坡去找我伯父谋求出路。伯父先把他安置到陈嘉庚公司工作后，一有时间就迫不及待地要将自己苦心研究出来的所有技术成果毫无保留地悉数传授给他，寄望他回国后制造出价廉质优的药品为乡民服务，以减轻他们的部分痛苦。
  家父一贯进修的是国学、文科，第一次接触化学药品的制造，当然困难多多，而且刚到异国他乡，也需要学习当地流行的语言文字。但他没有气馁，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一切从头学起。清晨早早起床就自学英语，草草吃过早餐后就赶往公司上班，下班后就在伯父的热心指导下，认真钻研制造化学药品的基础知识、各种药品的制造方法、操作程序以及各种必须注意的事项，直到深夜。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兄弟工余时间的辛勤努力终于结出硕果：两三年功夫，家父不但能看懂并书写英文书刊、材料，而且还能比较娴熟地掌握制造化学药品的基本知识、各种技术要领和操作程序，并且试制出各种成品顺利通过伯父的严格鉴定。要学习那么多东西，而且又学得那么好，我至今还难以想象，家父在新加坡的那段时间，他的日子是怎样过的！
  兄弟俩还一起上街或写信联系，购置了各种工具、器械及基本药品的原料，伯父的意思是准备俟机让家父先行回国大干一场！殊料伯父因操劳过度，1933年就罹病，1934年病情恶化，不得不由家父护送回国就医，可是刚入国门的当天，他就不治而英年早逝。（伯父的不幸当然使家父深陷悲伤痛苦之中。直到1951年他还撰文唉叹：我伯父的弃世，“不特为我家之惨痛，亦为国家之损失！”）
  当时国难当头，日寇的铁蹄已践踏了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全国人民群情激愤，抗日怒潮席卷大江南北。家父匆匆料理完伯父的丧事后，就毅然决然地奔赴南京报考航空学校，立志投笔从戎、参军报国，因龋齿体检不合格未能如愿。回漳后，他短暂替人采购办货、代销柴炭。1934年与我母亲许采莲结婚后，母亲继续在漳州养正小学任教，他则按照我伯父的嘱托与遗愿，利用伯父所传授的配方、技术以及国外带回的工具、原料，到有关部门登记注册，在南市场边龙眼营39号的家里独力创办一家“卢敏生化学工业社”的家庭作坊，又在澄观道142号设总经理处，没有招收外工，自己卷起袖臂，开始专心致志地动手研制各种化学药品。据母亲说，家父婚前婚后都借了一大堆债，是她妥善安排，几年后才逐步还清了各项债务。
  不久，家父就本着“为国货争光荣，替人类造福星”的宗旨，成功研制出“奇效万灵油”、“立愈头痛粉”、“保身八宝丹”、“利便通济水”、“捷验断疟丸”、“断根癣药水”、“补血定脾丸”等居家常用药和“爽身香粉”、“芬芳花露水”等化妆品，并投入小批量生产。产品采用“燕子南飞春来到”之寓意，以“燕标”做为品牌。请老朋友、老同事、多才多艺的陈郑煊老师精心设计招牌、产品的商标、包装、广告等图案。招牌是约40公分长、25公分阔的铁牌，湛蓝的珐琅底色上、白色的线条边框内八个楷书大字社名，端庄大方，甚为亮丽醒目；商标的图案更为别致：浅绿的底色再加上镶黄边的菱形中，有一只体态轻盈的蓝色镶银线的飞燕在凌空翱翔，构图简洁明快，给人一眼看去就会留下较深的印象。产品有铁盒、玻璃罐和纸袋三种包装。所有的产品都由家父不惜成本地亲自用在新加坡采购的中西上等宝贵药料精心制作而成，大多有药到病除之功效。产品质量之高，由我的家中逃过“文革”洗劫、幸存的一小盒“奇效万灵油”和少量的“保身八宝丹”，在经受了六七十年漫长岁月风风雨雨的洗礼与考验后，至今仍气味浓郁芬芳，可见一斑。与当时市面上畅销闽南地区的胡文虎的永安堂出品的“虎标万金油”、“八卦丹”比起来毫不逊色，而且价格更为实惠便宜。价廉物美，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承担不起高昂药费的贫苦大众的欢迎。产品经常脱销，供不应求。“卢敏生化学工业社”出手不凡，产品刚一上市就反响不错，当然引起各方注意。家父在厦门大学求学时的学友叶国庆教授当时正编辑一个发行省内外的文史月刊《嘘风》，从第二期起，几乎逐期刊登广告，宣传介绍这些产品。家父尽管手头拮据，也尽力对刊物给予资助支持。
  1937年，日本飞机多次轰炸漳州，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家父不得不将全家搬到南靖县金山乡距离我们老家不远的都美村避居，“卢敏生化学工业社”也在那里重新开业。但是不久，厦门沦陷，海运被日寇封锁，药品原料的采购越来越困难，经常停工待料或不得不转售其他药品。家父还曾因此于1940-1942年间到母亲任教的都美中心小学去任教并担任校长。据母亲说，陈嘉庚先生听说自己的厦大学生毕业后在国家、民族面临困难的时刻，还能在条件恶劣的乡间，无论是在教育方面还是在科研方面都创造出良好的成绩，喜不自胜。有一次他在到永安去视察的途中，还特地来到金山都美，参观学校和家父制作药品的现场，给予热情的赞扬与鼓励，当晚还在我家住过一宿。解放初期，陈嘉庚先生到漳州来视察，在东坂后礼拜堂与厦门大学的校友联欢会面，还特地再次接见家父。
  1942年左右，由于药品原料难以为继，化学工业社只好停业，而当时货币又不断贬值，家父不得不将部分资金转为经营小本生意并购置少量土地以求保值。1944年因我腿疾，母亲辞去教职送我到漳州就医。1945年5月，我们全家又重新迁回漳州。家父曾计划重操旧业，让“卢敏生化学工业社”重新开张，但因为托人到日本或香港去订制包装药品的铁罐和玻璃罐的钱被吞没，以致资金难以周转，只好改营他业。由于过度劳累，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1953年初不幸吐血身亡，年仅50岁。解放后，大哥参军，母亲热心参加街道工作，全家受到政府很多照顾，母亲曾主动向政府表示愿将家父所遗留药品配方、原料和制药工具全部无保留地献给政府安排使用。有关部门立即通知市制药厂准备接收。工厂先行派一位技术员前来联系，一看到家父的药品配方全部用英文书写，便说该厂没有英语人才，看不懂，以后再说。“卢敏生化学工业社”从此永远销声匿迹，未能再生！
  华英小学，永远抹不掉的回忆
  谢友雄
  我小学是在华英小学完成的。我们谢家许多孩子，都从这个小学起步。这是所教会学校。听说，上世纪的二十年代，依靠英国基督教会，海外华侨捐助兴建的。
  校园座落在城乡结合部，田下村。周边有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校园绿树覆盖，有木瓜树，有龙眼树，桑树，棕榈树……梅林。教学楼被绿树花草包裹。
  我在这儿度过六年童年时光。
  走进校门，右侧，有一片梅花，色叶。中间有一个水泥乒乓台。我常在这儿做作业，打球。从此，我与乒乓球结下不解之缘。
  我还能叫出一串当年老师的名字。陈石乾，郭如竹，郑国兴，周兆翰，张碧英……。郭先生教我们“图画”，他家境贫寒，总穿着一双旧布鞋。我们几个小同学商量，省下另用钱，买一双鞋送他，才有爬到桌下偷量鞋子的故事。
  陈老师教我们“算术”，老骑一辆破脚踏车来上课。黑板的算式写得工整，一目了然。听说，因历史污点，被清除出教师队伍，在街道上卖冰棒。几十年后，我到漳州技工学校遇见他，都快八十的人了，还在看门。周老师教我们历史.他出自“同善堂”大家族，听在家的弟弟说，他被教育部门清洗出革命队伍，为糊口，卖劳动力为生，晚年十分悲凉。
  郑国兴老师是最严厉的老师！许多同学都挨过他的竹板。上课爱讲小声话；作业没按时交；考试不及格……都要挨板子。同学给他一个不雅的外号：“郑死鸡仔”（方言）。
  我有几个小学同学，至今不忘。郑伟最铁。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没有离开过。在北京五年，毕业后，他去黑龙江，我到武汉。“文革”中，他调回家乡从医；我调入华工任教。九十年代，他利用出差机会，到武汉看望我，每次回乡，我们总要聚聚，我们的友谊延续至今。陈勇元、仁元兄弟，郑国树、国丰兄弟，都是我儿时的玩伴，中学毕业后，各奔东西。勇元去了加拿大，再无音讯。感谢仁元，带我去看望双目失明的张连金校长。这位老校长，在政治运动的洪流中，被定为“帝国主义走狗”。扫地出门，受尽耻辱。我去看他时，他还有记忆。他的手在我的脸上摸来摸去，还记得谢家几个兄弟的名字。
  我永远不会忘记，上小学一年级，是“张先生娘”（师母）手把手教我写字的。有一回，我低头写字，她走到背后，看我习字。我情不自禁地唤：“恩奶！”（我们把妈妈叫奶奶），又一下子羞红了脸。
  在小学，每一学期都有一次“远足”。远足的前一夜，睡觉都做梦。出发前，带一壶红糖水，蜂蜜水更好。主食带蛋炒饭、手抓面、点心……，五花八门。一瓶水不够喝，就喝山洞泉水解渴。圆山，云洞岩，白云岩……都留有我儿时的足迹。
  ……
  “文革”后期，我调入HUST任教。生活安定，劫后余生。我无时无刻不思念远方的亲人！七九年暑假，我回家心切，毅然带家眷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父母辞世，老屋还在。老九回来了！见到久别的亲人，格外高兴。孩子们在一起玩，非常开心。阿虔常带牛弟玩。没有父母，我们到各家吃饭。牛很懂事，三伯视力差，他牵进牵出；荆，哲，序仨猴，一起玩。这个暑假过得很有意义。
  这次回家，得知三哥，五哥问题得到解决：右派平反了，特嫌问题“莫须有”！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我特意回华英小学看看。在那栋红楼旁漫步。让思绪回到遥远的孩儿时代。我的小伙伴，你们在哪儿？我惆怅地离开这日思夜梦的地方。
  我决定取道沪杭，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哥哥姐姐。所到之处，受到热情接待。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躲过险滩恶浪，正驾驭生命的航船继续向前！
  漳州“诗钟学社”与弘一法师
  施正峰
  漳州“诗钟学社”成立于1926年，诗社的倡建、成立和发展，主要人物是施拱南和黄仲琴。
  施拱南（1881—1946年），又名施荫杓，漳州著名辛亥志士施荫棠之三弟，是漳州盛名远播的书法家。施拱南在幼年时遵长兄施荫棠之嘱，和小他三岁的黄仲琴（1884—1942年）师从漳州名儒王咸熙先生，施拱南和黄仲琴是幼年同窗好友。
  1926年黄仲琴先生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暑假期间，黄仲琴先生返回故里漳州，与在漳州龙溪中学，丹芝国学任教的好友施拱南和当时漳州的许多文化界名人在施家大院里作诗、吟诵，在此期间，施拱南、黄仲琴倡议在漳州成立“漳州诗钟学社”，这个倡议马上得到众位的附议，同年即成立“漳州诗钟学社”。他们自筹资金作活动经费，诗社活动地址也得到施荫棠的支持，设在施家大院和梅园，诗友遍布漳州，以及在石码、在厦门居住的漳籍文化名人，每期诗友们按命题作诗，各人事先做好若干诗联，分为七唱，均为七字诗联。依据题目的规定各作一对或数对，内容结合现实，清新切意，平仄、对仗中规中矩。参赛作品经过互评，选出优秀者，并颁等级奖励。有不少较好的“诗钟”作品留传后世，如第一唱“残、老”（残叶飘空犹有恋，老鸡唱曙已无声）。第五唱“原、旧”（汉器幸归原国土，胡寇枉恋旧朝庭）。第六唱“日、山”（捣碎客心秋日杵，敲残春梦晚山钟）。第七唱“寿、诗”（不费心机虞耗寿，恐罹罪网急焚诗）等等。每次选出最优秀的十篇诗作，聚集在浦头施家大院花园“古藤仙馆”、“玲珑别墅”或漳州梅园举办“吟诗会”，诗钟学社笔会活动一直持续二十多年。民间称漳州诗钟学社为“吟诗十老会”（现施家还存有当时诗会的十只木椅），常被入选为优秀诗作的有：施荫棠、施拱南、蔡竹禅、黄仲琴、徐飞仙、向连茹、施伯初、陈垂我、杨遂庵、陈智君、陈湘如、陈家瑞等等。优秀的诗作曾由施拱南汇编，录于漳州《南庐吟草》。1942年黄仲琴和1946年施拱南两位病逝后，民间的漳州“诗钟学社”才停办活动。
  传世民间的诗作其中可列举黄仲琴的咏《南园》诗：
  独鸟鸣南园，晓来雨初悉。空庭生秋阴，莓苔长寒色。
  施荫棠咏《古藤仙馆》诗：
  古藤仙馆聚吟俦，满目英华赏未休。佳茗分杯情意在，频催雅兴发清讴。
  施伯初咏《古藤仙馆》诗：
  古藤仙馆好吟诗，绿水青山景亦奇。书画琴棋饶悦怿，兰香荷艳益痴迷。滔滔甘茗语难尽，冉冉亲情意不欺。四季如春宾客至，南腔北调两相宜。
  弘一法师从七宝寺转住漳州梅园后，与施家的距离更近，也常应邀到施家作客。应众位之请参加“诗钟学社”的活动，其中咏《秋月》最为众人所赏：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该诗为青年黄稷堂求得法师亲书中轴。
  另弘一法师《春游》亦流传于世，并留下一段史话：
  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装束淡如画。游春人在画中行，百花飞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萎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当时施家子弟施正镐（19岁）就读于杭州艺专，攻读音乐作曲，因战乱而内迁停课，1938年暂返漳州，法师的《春游》为其所喜爱。法师和这位年轻人在音乐方面进行交流后，发现施正镐有音乐天赋，以《春游》为实例加以谱曲，传授给施正镐，勉励施正镐：“今后好好学习，必有成就。”果不然，施正镐在1942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国立音乐学院，先后在重庆、南京的音乐学院任教，1949年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任教，1953年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与梅兰芳先生、马可先生一齐从事音乐研究工作，1976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从事外国音乐研究，为副研究员，著有《四重奏交响乐之父——海顿》等，为《中国音乐辞词典》的编委，是漳州籍的中国著名音乐理论家、作曲家。
  施正镐在南京任教时，念念不忘当年这位勉励他奋进的弘一大师，将法师送他的《春游》词与曲编入音乐教材，在学校的音乐课中教唱。时至今日，施家的后裔仍有不少人能唱弘一法师的《春游》这首歌。
  【漳州方言】
  草蜢
  有一首《草螟弄鸡公》的闽南方言歌曲十分流行，但歌曲却将方言中的“草蜢”写成“草螟”，那就错了。
  “螟”是螟蛾的幼虫，以稻心为食，为农作物的害虫之一。所以杜预为《左传》中讲述螟虫为害时作注称“虫食苗心者，为灾。”古代认为政治不清明则害虫生。故汉代桓宽在《盐铁论·论菑》中写道：“政教不均，则水旱不时，螟螣生。”
  闽南方言中所说的“草蜢“，指“螽斯”。清康熙《龙溪县志·物产》载：“螽斯，谓之草蜢。”光绪版《漳州府志·物产·虫之属》亦云：“螽斯，方言曰草蜢也。长股青色，五月中以两股相协作声，一声九十九子。在田间，不害稼。”《府志》云草蜢不害稼，恐不确，盖螟、螽虽不同形，但其害稼是一致的，《汉书·刘向传》：“水、旱、饥、蝝、螽、螟螽并起。”是其证。草蜢的正确写法是“蚱蜢”。
  ⊙李竹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