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岳口街的绑架案
  民国后期，社会不安定，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大多数都很困苦。特别是抗战期间，底层百姓苦难不用说，生活稍好过的人也免不了受灾受难。因此，匪盗四起，岳口街就发生过几起匪盗绑架事件，轰动一时的漳州商会会长被绑架就是其中一例（后获救）。还有一起绑架案，说起来有些传奇色彩，但因当事人一直缄口不言，多年来一直鲜为人知，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断言片语传出，经过老一辈人口中的综合、补充，这个事件才渐渐浮出水面。
  事情还得从漳州临解放的前几个月说起。
  抗战胜利后，政府发行“法币”流通，由于时局不稳，钞票一再贬值，起初市场拒收角币，不久买卖便以五元面额起算，再不久便是一百元面值才起算，无形中已经贬值二十倍。隔年又贬值，连一千元面额的法币也无人敢收，社会经济濒临崩溃。当局妄图挽救经济危机，印发“金圆券”以取代法币，大面额纸币在市场流通，致使物价暴涨，当权者从中榨取民脂民膏，老百姓生活窘迫。不到几个月，“金圆券”币值犹如降落伞，时刻在降，而且一降到底，最后几乎变成废纸，老百姓只能在心里滴血而毫无办法。当局又改发行“银圆券”，五亿“金圆券”折合一元“银圆券”。不久“银圆券”也贬值，往往是上午一张“银圆券”能买一斤大米，到下午就只能买一盒火柴或一条油炸粿了。百姓不愿使用，便改用实物或金子交易，这样，“金圆券”、“银圆券”就被百姓当废纸，连垃圾一起扫地出门。
  话说回来，岳口街黄某和大家一样，生活很困难，所以有时出门捡枯枝、废纸当柴禾烧饭。那一天他又挑着空火炭笼去捡破烂废纸。他有一个好习惯，遵古训“敬惜字纸”，凡捡到带有文字的纸张不敢随便糟蹋。这一天他捡到许多废纸回来，其中有很多被人丢弃的“金圆券”、“银圆券”，便将其置于灶间。
  合当好运来临。隔两天，从城内传来话说：“银圆券”恢复使用！原来，政府当局以政治压力强迫百姓接受，企图起死回生，挽救经济危机，宣布“银圆券”不得废弃不用。这无疑是一针强心剂，驻漳军队刘兵团士兵手中的军饷都是纸币，赶紧强行向百姓购买货物，故意用大面额钞票买点东西强行找回大把铜板或银毫，老百姓只能接受而毫无办法，促使“银圆券”又在市场通行。黄某闻听此事，连忙跑到灶间倒出火炭笼中的杂纸，竟然还有半笼“银圆券”，一家人笑得合不拢嘴。他立即把这些钞票换成实物，购置产业，开起“寿金店”来，真是一夜暴富的典型，一时传为趣谈。
  但是好景不常，黄某即遭绑架，“银圆券”让他成了富翁，也让他吃了苦头。
  据我祖父说，他被释放回来后，浑身伤痛，血污满面，衣冠褴褛，边哭边诉说这事的经过。那是东乡某村做“普渡”，乡亲请他去作客，留他吃饭喝酒又看社戏，直到深夜才动身回去。走到港桥上，黑暗中忽然从桥下窜出三四条黑影来，亮出凶器来逼着他，将他反绑起来，推往林子中去。他知道遇到土匪了，心里紧张得要命，只好乖乖跟着走，走了好一阵，被关在某村一间被废弃的猪圈里，动弹不得，还挨了不少棍打，只好同意土匪提出的赎人条件。最后通过中间人给了几百块大洋才算了事。此事他不让家属外传，唯恐再糟劫难，因而外界不得其详，幸好不久漳州解放，终得平安无事。
  注：1、此文祖父口传，应为真实，其寿金店（在东廓宫）字号好像是“中兴”，或“吉记”，因年代久远，让忆模糊不敢肯定。
  2、“商会会长”指蔡竹禅，官园人，属岳口街。
  二、石碑坊下的斗戏
  民国时期，岳口街辖内的街道不过才一里多路，街面便立着三座石牌坊，一座是明朝建的，两座是清朝建的；还有五、六座庙宇；东吴第一宫（主祀保生大帝）、观音亭、朝天坊（玉皇上帝）、东岳庙（阎罗天子）、德进庙（谢玄元帅）等。每座庙的正对面是一条小巷，与街路成丁字街（漳州古时城市规划凡是丁字街处必定是庙宇，极少是民居），这几条小巷内也各有一座神庙。御史巷内有陈氏家庙，布店巷内有王爷庙，后郊巷有关帝庙，诗馆顶巷有王公庙，葫芦潭巷有水阁庙，马公庙巷有马公爷庙。庙宇分布之密度可谓盖倒漳州城，而且东岳庙在清朝以前据说是全国八大岳庙之一，规模庞大，气势恢宏。这里的民居是一百五十年前的“长毛反”烧杀过后重建的，设有太大的改观，门前的骑楼是民国二十年进行城市改造时修建的。走进岳口街，就像走进晚清的年代，冷不防会有道士的铃铛声，和尚的诵经声钻进你的耳朵。
  因为庙多，供奉的神明多，做“闹热”的日子也就多。你算一算，每尊神都有出生、得道、升天三个吉日，每座庙又不止供奉一尊神，这样说来，一年到头各间庙里都是香烟袅袅，金炉熊熊，鞭炮轰轰，酬神戏更是接连着上演，煞是热闹不停。虽然许多次战乱的冲击，风雨的洗刷，牌坊依旧高耸入云，神庙仍然香火旺盛，而百姓则过着“悠闲”的日子，倒也乐在其中。
  小时候的我就这样浸淫在这种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多少都知道一些神鬼故事，也略懂一些“戏文”内容。有一年不知什么日子，岳口街又有两尊神过生日，于是两处的会首（或老家长）便各自命人在两座牌坊下搭起戏台来。这戏台的基础是用十几只空的石油铁桶连在一起，铺上木板，竖起木柱，再盖上竹篷，挂上横幅布条（戏班名称），台后再张起布景，简陋的戏台就搭成了。孩子们见到这情景，早已心猿意马，无心读书，盼望天早点黑下来，赶紧回家吃晚饭，好去占个近台前的位置，才能看得真。
  白天，两座庙里早已香气浓浓，金纸灰飞扬，庙内庙前桌上已经摆着发粿、甜粿、米糕、面团、牲礼（鸡、鸭、条肉、鸡蛋）等都用红坦盘盛着，祈求神明保庇生财有道。人们来敬拜时，锣鼓一齐敲响八音同时鸣奏，气氛十分热闹。
  到晚上，距离约100米的两座牌坊下的戏台上各亮起数盏“白火”（汽灯）把四周照得如同白昼，戏台上的锣鼓正猛烈地敲闹台，观众早已把戏台围着水泄不通，行人休想通过。台上按惯例先表演“跳加冠”，为吸引更多观众围到自己的戏台前来，两台人马都演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一出唱完紧接着又上一出剧目。这边的戏文赢得观众泪水直淌，那边激烈的武斗引得观众不断喝彩叫好；这边的戏老板见对方观众那样捧场，急得让后台也来个大闹台，旦角高亢的唱腔，嗲声嗲气地抛媚眼，把大部分观众又吸引过来了，老板喜得眉开眼笑；那边老板见自己有点招架不住，便心生一计，把《海底反》搬出来，水族的鱼兵蟹将齐上阵厮杀起来，更有穿着红兜兜的河蚌精上场亮相，蚌壳一开一合，旦角四肢暴露无遗，观众便如同潮水般地涌到这边来。两台戏越斗越激烈，直到深夜还互不认输，观众看了这边看那边，忙得不亦乐乎。都说：“暝尾（下半夜）出小旦，越晚越好看。”
  夜深了，会首（家长）见两台戏还不肯歇下来，只好上台送额外的红包，两边的戏才停下来，观众才悻悻散去。
  三、岳口街做“醮”记忆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人民欢欣鼓舞，民族精神大为振奋，人们努力工作，重振江山，社会经济很快就苏醒，生活慢慢好起来，大人掩不住喜悦的心情对我们小孩子说：“今年生意好做得很。”
  大概在1945年底，恰逢轮到岳口街做“醮”，居民们准备乘着抗战胜利之东风，举行一次盛大的祀典，把抑制多年的激情进发出来，恢复民间风俗，振奋民族精神。
  做醮有“清醮”、“王醮”两种，“清醮”祀玉皇上帝，“王醮”祀王爷公（乡村以王醮为多）。道教尊玉皇上帝为天上最高统治者，各路仙人神明皆臣服之，老百姓更为崇拜，故古时有曰：“南州重皇神。”（见《芗城区志》）
  醮年的间隔时间有二年一醮，六年一醮，或十二年、二十年、最长的是六十年一醮，做醮祀期为三天，也有五天的，还有因建庙竣工后做庆典活动同时做醮的。
  那一年十月的一天，岳口小学学生中午放学，走出校门，忽然觉得天空一片模糊黑暗，抬头一看，原来街道上空张起五色布来，从这边二楼屋檐拉到对面二楼屋檐，整条街道都被布蒙盖起来，难怪街道昏暗无光。听大人说这叫做“五色布不见天醮”，是很隆重的祀典。
  因为隆重，所以复杂，因为复杂，所以隆重。
  据有关书籍记载，做醮仪式、程序非常复杂、繁琐。首先是设祭坛、供奉“三清尊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三清尊神”并排而坐，其前面才是玉皇上帝。接下来两侧是其他神明排座次，还安排斗灯点燃着。玉皇上帝前面还特地安排谢府元帅（谢玄）的神像。
  在供桌上安排主香炉、花枝瓜果及牲醴。
  祀典仪式正式开始是在第一天的凌晨，名日：“起醮”。几名资深道士身着道袍，带领几名道士在祭坛前背诵经文，跳舞踏步、剑指北斗、顶礼膜拜，接下来向天发出“左牒”，也即向几位主要神明发出请柬，请他们来参与祀典。这以后的几天里还有很多仪式和程序，天天诵经、膜拜等，不是一般人所知道和理解的，附近居民只知道天亮时赶快往庙里祭坛前去奉献牲醴，祈求玉帝护佑苍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过上好日子就够了。
  奉献的牲醴，在古代是牛、羊、猪、曰“三牲”，“醴”是甜酒。后来取消牛这项，因为牛一生为人做出极大贡献，不忍滥宰，改为鱼、鸡、猪。粮食类第一项是发粿，寓意发达，还有甜粿，米糕、面类等。有的人供奉整个猪头，表示大礼。更有几户人家敬献整只生猪生羊，额上贴红福字，四脚套上金镯子，真是炫耀极了，这些贡品要一直摆到祀典结束才抬回家。当时岳下有一大户人家，自己设坛在门口骑楼下，供桌上也是生猪生羊，供桌边上放着两尊纸扎的神像，大概是财神爷和平安君，头部会转动，眼睛会左顾右盼，两只手会上下摆动，据说是里面装着“机关”（发条），桌上还有一部留声机，百合花状的大喇叭整天响着当时的流行歌和“北曲”，吸引了很多人来围观。
  到晚上，旷地上早已搭起的戏棚上点燃着数支“白火”（汽灯），一时光芒四射。锣鼓笙管正奏得欢，观众把戏棚团团围住，伸长脖子看，台上文戏武打变换轮流，一出紧跟一出，非常专注。年末北风“嗖嗖”地叫着，观众一边擤鼻涕，一边喊着“好”，有趣极了。
  做醮的最后一天，祀典达到高潮。这一天经过充分准备的踩街队伍上街游行。会首披着红佩戴、头戴毡帽插金花在前面导行，香阵紧跟着龙旗虎旌猎猎飘扬，铜锣皮鼓呼呼作响，刀枪剑戟闪闪发光，鞭炮烟火砰砰爆发。队伍很长，浩浩荡荡的，有狮阵、龙阵、笙歌阵，有赤脚担金枣，担“尿鳖（夜壶）”、大鼓凉伞，还有高跷阵。这高跷阵有一二十副，每副高跷的两边都有人举着长棍护着高跷者，他伸开双臂抓住棍端，远看就像一条巨大的蜈蚣蜿蜒而行，甚是惊险。
  最值得一看的是“棚仔艺”。每架“棚仔艺”都装饰得五彩缤纷，花团锦簇，上面一前一后坐着一男一女的小孩子，打扮成戏曲人物（据说起行前，四个大人抬着“棚仔艺”要从燃烧的寿金上跨过，这样路上小孩就不至于内急），每一架“棚仔艺”都是一出戏曲故事，如杨业娶亲（笔者幼时扮演过此角）、关公护嫂、陈三五娘、山伯英台等等，这些百姓熟悉的人物，人们百看不厌，百听不嫌，可以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大宣传、大检阅。
  接下来是乘坐着玉帝和诸神明的辇轿，由年轻力壮的年轻人抬着，来回颠簸，威风凛凛。沿途有很多香案设在路旁，主人举香高烧。辇轿巡到哪里，哪里鞭炮声便更加轰动、锣鼓更加猛烈，一时烟雾弥漫天空，呛得人们直咳嗽，但情绪都很激动高昂。
  此事已经过去几十年，印象模糊了。1985年，岳口街修建东狱庙德进庙并定为做醮年。正当会首、居民在积极筹备祀典事宜之时，忽然来了一位外国客人，要来观摩、研究。他是何许人也？
  此君是美国学者丁荷生，为研究中国道教来闽南地区作为期三个月的旅行访问。在厦门大学访问时，得知漳州有此盛举，特地赶了过来，找到岳口街联系。经有关部门批准，同意让丁荷生对这次岳口街做醮活动的全过程进行采访、拍摄录像。丁荷生不辞辛苦，全过程跟踪三天，把全部活动都拍录下来（惜此次没有踩街，也没有“棚仔艺）。他后来写就一篇论文，名为《闽南地区两“醮”侧记》，发表于美国刊物，后由厦大学者马占斌翻译过来，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论文时把该篇收入其中，是研究漳州道教的文献。书中详细记述了做“清醮”从起醮到收尾的前前后后，具体细节都一一记述，甚至连设坛的方位也画出平面图来。
  书中还把台湾做“清醮”情况和岳口街做“清醮”相比较，发现很多的做法都是同样的，因此可以断定这种风俗是从大陆（漳州）传过去的。
  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永不可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