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州岳口街忆事
  陈满根
  一、岳口街的绑架案
  民国后期，社会不安定，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大多数都很困苦。特别是抗战期间，底层百姓苦难不用说，生活稍好过的人也免不了受灾受难。因此，匪盗四起，岳口街就发生过几起匪盗绑架事件，轰动一时的漳州商会会长被绑架就是其中一例（后获救）。还有一起绑架案，说起来有些传奇色彩，但因当事人一直缄口不言，多年来一直鲜为人知，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断言片语传出，经过老一辈人口中的综合、补充，这个事件才渐渐浮出水面。
  事情还得从漳州临解放的前几个月说起。
  抗战胜利后，政府发行“法币”流通，由于时局不稳，钞票一再贬值，起初市场拒收角币，不久买卖便以五元面额起算，再不久便是一百元面值才起算，无形中已经贬值二十倍。隔年又贬值，连一千元面额的法币也无人敢收，社会经济濒临崩溃。当局妄图挽救经济危机，印发“金圆券”以取代法币，大面额纸币在市场流通，致使物价暴涨，当权者从中榨取民脂民膏，老百姓生活窘迫。不到几个月，“金圆券”币值犹如降落伞，时刻在降，而且一降到底，最后几乎变成废纸，老百姓只能在心里滴血而毫无办法。当局又改发行“银圆券”，五亿“金圆券”折合一元“银圆券”。不久“银圆券”也贬值，往往是上午一张“银圆券”能买一斤大米，到下午就只能买一盒火柴或一条油炸粿了。百姓不愿使用，便改用实物或金子交易，这样，“金圆券”、“银圆券”就被百姓当废纸，连垃圾一起扫地出门。
  话说回来，岳口街黄某和大家一样，生活很困难，所以有时出门捡枯枝、废纸当柴禾烧饭。那一天他又挑着空火炭笼去捡破烂废纸。他有一个好习惯，遵古训“敬惜字纸”，凡捡到带有文字的纸张不敢随便糟蹋。这一天他捡到许多废纸回来，其中有很多被人丢弃的“金圆券”、“银圆券”，便将其置于灶间。
  合当好运来临。隔两天，从城内传来话说：“银圆券”恢复使用！原来，政府当局以政治压力强迫百姓接受，企图起死回生，挽救经济危机，宣布“银圆券”不得废弃不用。这无疑是一针强心剂，驻漳军队刘兵团士兵手中的军饷都是纸币，赶紧强行向百姓购买货物，故意用大面额钞票买点东西强行找回大把铜板或银毫，老百姓只能接受而毫无办法，促使“银圆券”又在市场通行。黄某闻听此事，连忙跑到灶间倒出火炭笼中的杂纸，竟然还有半笼“银圆券”，一家人笑得合不拢嘴。他立即把这些钞票换成实物，购置产业，开起“寿金店”来，真是一夜暴富的典型，一时传为趣谈。
  但是好景不常，黄某即遭绑架，“银圆券”让他成了富翁，也让他吃了苦头。
  据我祖父说，他被释放回来后，浑身伤痛，血污满面，衣冠褴褛，边哭边诉说这事的经过。那是东乡某村做“普渡”，乡亲请他去作客，留他吃饭喝酒又看社戏，直到深夜才动身回去。走到港桥上，黑暗中忽然从桥下窜出三四条黑影来，亮出凶器来逼着他，将他反绑起来，推往林子中去。他知道遇到土匪了，心里紧张得要命，只好乖乖跟着走，走了好一阵，被关在某村一间被废弃的猪圈里，动弹不得，还挨了不少棍打，只好同意土匪提出的赎人条件。最后通过中间人给了几百块大洋才算了事。此事他不让家属外传，唯恐再糟劫难，因而外界不得其详，幸好不久漳州解放，终得平安无事。
  注：1、此文祖父口传，应为真实，其寿金店（在东廓宫）字号好像是“中兴”，或“吉记”，因年代久远，让忆模糊不敢肯定。
  2、“商会会长”指蔡竹禅，官园人，属岳口街。
  二、石碑坊下的斗戏
  民国时期，岳口街辖内的街道不过才一里多路，街面便立着三座石牌坊，一座是明朝建的，两座是清朝建的；还有五、六座庙宇；东吴第一宫（主祀保生大帝）、观音亭、朝天坊（玉皇上帝）、东岳庙（阎罗天子）、德进庙（谢玄元帅）等。每座庙的正对面是一条小巷，与街路成丁字街（漳州古时城市规划凡是丁字街处必定是庙宇，极少是民居），这几条小巷内也各有一座神庙。御史巷内有陈氏家庙，布店巷内有王爷庙，后郊巷有关帝庙，诗馆顶巷有王公庙，葫芦潭巷有水阁庙，马公庙巷有马公爷庙。庙宇分布之密度可谓盖倒漳州城，而且东岳庙在清朝以前据说是全国八大岳庙之一，规模庞大，气势恢宏。这里的民居是一百五十年前的“长毛反”烧杀过后重建的，设有太大的改观，门前的骑楼是民国二十年进行城市改造时修建的。走进岳口街，就像走进晚清的年代，冷不防会有道士的铃铛声，和尚的诵经声钻进你的耳朵。
  因为庙多，供奉的神明多，做“闹热”的日子也就多。你算一算，每尊神都有出生、得道、升天三个吉日，每座庙又不止供奉一尊神，这样说来，一年到头各间庙里都是香烟袅袅，金炉熊熊，鞭炮轰轰，酬神戏更是接连着上演，煞是热闹不停。虽然许多次战乱的冲击，风雨的洗刷，牌坊依旧高耸入云，神庙仍然香火旺盛，而百姓则过着“悠闲”的日子，倒也乐在其中。
  小时候的我就这样浸淫在这种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多少都知道一些神鬼故事，也略懂一些“戏文”内容。有一年不知什么日子，岳口街又有两尊神过生日，于是两处的会首（或老家长）便各自命人在两座牌坊下搭起戏台来。这戏台的基础是用十几只空的石油铁桶连在一起，铺上木板，竖起木柱，再盖上竹篷，挂上横幅布条（戏班名称），台后再张起布景，简陋的戏台就搭成了。孩子们见到这情景，早已心猿意马，无心读书，盼望天早点黑下来，赶紧回家吃晚饭，好去占个近台前的位置，才能看得真。
  白天，两座庙里早已香气浓浓，金纸灰飞扬，庙内庙前桌上已经摆着发粿、甜粿、米糕、面团、牲礼（鸡、鸭、条肉、鸡蛋）等都用红坦盘盛着，祈求神明保庇生财有道。人们来敬拜时，锣鼓一齐敲响八音同时鸣奏，气氛十分热闹。
  到晚上，距离约100米的两座牌坊下的戏台上各亮起数盏“白火”（汽灯）把四周照得如同白昼，戏台上的锣鼓正猛烈地敲闹台，观众早已把戏台围着水泄不通，行人休想通过。台上按惯例先表演“跳加冠”，为吸引更多观众围到自己的戏台前来，两台人马都演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一出唱完紧接着又上一出剧目。这边的戏文赢得观众泪水直淌，那边激烈的武斗引得观众不断喝彩叫好；这边的戏老板见对方观众那样捧场，急得让后台也来个大闹台，旦角高亢的唱腔，嗲声嗲气地抛媚眼，把大部分观众又吸引过来了，老板喜得眉开眼笑；那边老板见自己有点招架不住，便心生一计，把《海底反》搬出来，水族的鱼兵蟹将齐上阵厮杀起来，更有穿着红兜兜的河蚌精上场亮相，蚌壳一开一合，旦角四肢暴露无遗，观众便如同潮水般地涌到这边来。两台戏越斗越激烈，直到深夜还互不认输，观众看了这边看那边，忙得不亦乐乎。都说：“暝尾（下半夜）出小旦，越晚越好看。”
  夜深了，会首（家长）见两台戏还不肯歇下来，只好上台送额外的红包，两边的戏才停下来，观众才悻悻散去。
  三、岳口街做“醮”记忆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人民欢欣鼓舞，民族精神大为振奋，人们努力工作，重振江山，社会经济很快就苏醒，生活慢慢好起来，大人掩不住喜悦的心情对我们小孩子说：“今年生意好做得很。”
  大概在1945年底，恰逢轮到岳口街做“醮”，居民们准备乘着抗战胜利之东风，举行一次盛大的祀典，把抑制多年的激情进发出来，恢复民间风俗，振奋民族精神。
  做醮有“清醮”、“王醮”两种，“清醮”祀玉皇上帝，“王醮”祀王爷公（乡村以王醮为多）。道教尊玉皇上帝为天上最高统治者，各路仙人神明皆臣服之，老百姓更为崇拜，故古时有曰：“南州重皇神。”（见《芗城区志》）
  醮年的间隔时间有二年一醮，六年一醮，或十二年、二十年、最长的是六十年一醮，做醮祀期为三天，也有五天的，还有因建庙竣工后做庆典活动同时做醮的。
  那一年十月的一天，岳口小学学生中午放学，走出校门，忽然觉得天空一片模糊黑暗，抬头一看，原来街道上空张起五色布来，从这边二楼屋檐拉到对面二楼屋檐，整条街道都被布蒙盖起来，难怪街道昏暗无光。听大人说这叫做“五色布不见天醮”，是很隆重的祀典。
  因为隆重，所以复杂，因为复杂，所以隆重。
  据有关书籍记载，做醮仪式、程序非常复杂、繁琐。首先是设祭坛、供奉“三清尊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三清尊神”并排而坐，其前面才是玉皇上帝。接下来两侧是其他神明排座次，还安排斗灯点燃着。玉皇上帝前面还特地安排谢府元帅（谢玄）的神像。
  在供桌上安排主香炉、花枝瓜果及牲醴。
  祀典仪式正式开始是在第一天的凌晨，名日：“起醮”。几名资深道士身着道袍，带领几名道士在祭坛前背诵经文，跳舞踏步、剑指北斗、顶礼膜拜，接下来向天发出“左牒”，也即向几位主要神明发出请柬，请他们来参与祀典。这以后的几天里还有很多仪式和程序，天天诵经、膜拜等，不是一般人所知道和理解的，附近居民只知道天亮时赶快往庙里祭坛前去奉献牲醴，祈求玉帝护佑苍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过上好日子就够了。
  奉献的牲醴，在古代是牛、羊、猪、曰“三牲”，“醴”是甜酒。后来取消牛这项，因为牛一生为人做出极大贡献，不忍滥宰，改为鱼、鸡、猪。粮食类第一项是发粿，寓意发达，还有甜粿，米糕、面类等。有的人供奉整个猪头，表示大礼。更有几户人家敬献整只生猪生羊，额上贴红福字，四脚套上金镯子，真是炫耀极了，这些贡品要一直摆到祀典结束才抬回家。当时岳下有一大户人家，自己设坛在门口骑楼下，供桌上也是生猪生羊，供桌边上放着两尊纸扎的神像，大概是财神爷和平安君，头部会转动，眼睛会左顾右盼，两只手会上下摆动，据说是里面装着“机关”（发条），桌上还有一部留声机，百合花状的大喇叭整天响着当时的流行歌和“北曲”，吸引了很多人来围观。
  到晚上，旷地上早已搭起的戏棚上点燃着数支“白火”（汽灯），一时光芒四射。锣鼓笙管正奏得欢，观众把戏棚团团围住，伸长脖子看，台上文戏武打变换轮流，一出紧跟一出，非常专注。年末北风“嗖嗖”地叫着，观众一边擤鼻涕，一边喊着“好”，有趣极了。
  做醮的最后一天，祀典达到高潮。这一天经过充分准备的踩街队伍上街游行。会首披着红佩戴、头戴毡帽插金花在前面导行，香阵紧跟着龙旗虎旌猎猎飘扬，铜锣皮鼓呼呼作响，刀枪剑戟闪闪发光，鞭炮烟火砰砰爆发。队伍很长，浩浩荡荡的，有狮阵、龙阵、笙歌阵，有赤脚担金枣，担“尿鳖（夜壶）”、大鼓凉伞，还有高跷阵。这高跷阵有一二十副，每副高跷的两边都有人举着长棍护着高跷者，他伸开双臂抓住棍端，远看就像一条巨大的蜈蚣蜿蜒而行，甚是惊险。
  最值得一看的是“棚仔艺”。每架“棚仔艺”都装饰得五彩缤纷，花团锦簇，上面一前一后坐着一男一女的小孩子，打扮成戏曲人物（据说起行前，四个大人抬着“棚仔艺”要从燃烧的寿金上跨过，这样路上小孩就不至于内急），每一架“棚仔艺”都是一出戏曲故事，如杨业娶亲（笔者幼时扮演过此角）、关公护嫂、陈三五娘、山伯英台等等，这些百姓熟悉的人物，人们百看不厌，百听不嫌，可以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大宣传、大检阅。
  接下来是乘坐着玉帝和诸神明的辇轿，由年轻力壮的年轻人抬着，来回颠簸，威风凛凛。沿途有很多香案设在路旁，主人举香高烧。辇轿巡到哪里，哪里鞭炮声便更加轰动、锣鼓更加猛烈，一时烟雾弥漫天空，呛得人们直咳嗽，但情绪都很激动高昂。
  此事已经过去几十年，印象模糊了。1985年，岳口街修建东狱庙德进庙并定为做醮年。正当会首、居民在积极筹备祀典事宜之时，忽然来了一位外国客人，要来观摩、研究。他是何许人也？
  此君是美国学者丁荷生，为研究中国道教来闽南地区作为期三个月的旅行访问。在厦门大学访问时，得知漳州有此盛举，特地赶了过来，找到岳口街联系。经有关部门批准，同意让丁荷生对这次岳口街做醮活动的全过程进行采访、拍摄录像。丁荷生不辞辛苦，全过程跟踪三天，把全部活动都拍录下来（惜此次没有踩街，也没有“棚仔艺）。他后来写就一篇论文，名为《闽南地区两“醮”侧记》，发表于美国刊物，后由厦大学者马占斌翻译过来，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论文时把该篇收入其中，是研究漳州道教的文献。书中详细记述了做“清醮”从起醮到收尾的前前后后，具体细节都一一记述，甚至连设坛的方位也画出平面图来。
  书中还把台湾做“清醮”情况和岳口街做“清醮”相比较，发现很多的做法都是同样的，因此可以断定这种风俗是从大陆（漳州）传过去的。
  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永不可分割的。
  [漳州方言]
  白云岩朱熹联语之由来
  ◎李竹深
  清康熙《龙溪县志》卷十一《古迹·白云岩》与光绪《漳州府志》卷四十《古迹·白云岩》均载：朱熹尝游白云岩，题联云：日月每从肩上过，江山常在掌中看。联语或增为：地位清高，日月生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
  世谓朱熹之白云岩联语，出自唐宣宗题《百丈山》律诗之颌联，诗云：
  大雄真迹枕危峦，梵宇层楼耸万般。
  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向掌中看。
  仙峰不间三春秀，灵境何时六月寒。
  更有上方人罕到，暮钟朝磬碧云端。
  地方志书之误，以此为甚。
  漳州“海上丝路”货币五则
  林南中
  一、琉球通宝见证漳琉历史交往
  琉球是历史上存在于日本与台湾之间的一个岛国，琉球与漳州仅一水之隔，两地贸易及人员往来密切。在漳州钱币爱好者手中收藏有一种琉球通宝。它们见证了漳州与琉球的一段历史交往。
  琉球王国的地理位置在台湾岛东北和九州岛西南之间的琉球群岛上，由冲绳群岛、宫古群岛、八重山群岛为中心及周围的大小岛屿组成。
  12世纪，琉球已经从原始社会步入了早期的氏族社会，史称按司时代。1322～1429年间，琉球群岛出现山南、中山、山北三国，分别位于琉球大岛（冲绳岛）的南部、中部和北部，三国相互争战了近100年，这个时期称为“三山时代”。
  1372年（明洪武五年），明太祖朱元璋派杨载向琉球三国发布诏谕，随后三国开始向明政府朝贡，成为明王朝的藩属国。1429年尚巴志统一了琉球王国，设都城在首里（今冲绳县那霸市的东郊）。琉球王国仍然与中国结为朝贡册封关系。清定鼎北京后，中琉关系一直沿用明制。1647年（清顺治四年），清廷遣使告谕琉球国王，琉球国王接受敕谕，遣使来华。这样中琉两国继续在封贡活动下开展友好往来。
  17世纪初，琉球国遭日本萨摩藩（即今鹿儿岛）的侵略并开始受其控制，1879年3月，在日本的胁迫下琉球改置为冲绳县，从此琉球被日本吞并，中琉之间500年的藩属关系断绝。
  琉球的文化深受中国的影响，自明洪武五年受封直至清光绪五年被日本兼并为止，琉球一直使用中国的年号，奉中国王朝为正朔，琉球王国的官方文书使用的都是汉字。
  在中琉交往的过程中，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闽南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早在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琉球接受了朱元璋派遣的福建三十六姓，当中有南安蔡崇等许多善于造船和航海的闽南人。明天顺六年（1462年），龙溪（今漳州）人潘荣作为明朝选册使出使琉球。万历十九年（1591年），龙溪人王立思、阮明等“奉旨始迁于中山，以补三十六姓”。明洪武年间福建妈祖信仰已传入琉球，至今琉球的久米村、那霸和久米岛等处还有供奉妈祖的天后宫。
  琉球的风俗、传统节庆、语言等也和闽南有许多相同之处，一些闽南特有的节庆琉球同样存在，如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十二月二十四的送神，正月初四的接神，七月十五祭祖等，此外两地同样有在交通要道的路口放置“石敢当”的习俗。
  琉球国土疆域狭小，但海岛众多，位于东北亚和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中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海上贸易发达，号称“万国津梁”。1479年，尚真（1465～1527年）登上了琉球王国的王位，在位近50年期间，琉球王国进入鼎盛时期，海外贸易发达。琉球不仅从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中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同时北上日本、朝鲜，南下安南、吕宋、暹罗、爪哇、马六甲等进行海上贸易。在我国明朝海禁时期，琉球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中介贸易地位更加突出，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中转站。16世纪末，随着倭寇的骚扰以及东南亚一带逐渐被西方国家占领，琉球的海外贸易开始衰落。
  在贸易及货币流通的过程中，早期琉球使用的大都是中国和日本的钱币。不仅中国钱大量流入琉球使用，琉球的钱币也流入我国。
  琉球王国最早的钱币是尚德王（1441～1469年）于1461年铸造的“世高通宝”，该钱制作较为粗劣，字体软弱。尚泰久王（1415～1460年）时期，琉球于1454年仿照中国“永乐通宝”钱的式样铸造“大世通宝”，此后琉球王国还铸有“金圆世宝”“中山通宝”等钱，其形制、样式都与中国钱币相似。
  日本孝明天皇文久三年（1863年，清同治二年），日本萨摩藩为琉球铸造了两种样式的琉球通宝。一种为椭圆形当百大钱，该钱高49.5毫米、直径33.6毫米、重量20.1克；面文直书“琉球通宝”，背穿孔上下铸“当百”字样。另一种为半朱方孔圆钱，该钱直径41.5毫米，重量26.6克；面文篆书“琉球通宝”，背穿孔上下铸篆文“半朱”字样，一枚半朱可当小平钱一百二十八文使用。琉球通宝曾随着贸易及人员往来携带等渠道而少量流入我国，由于其铸造较为精美，因而深受钱币收藏爱好者的喜欢。
  相关链接：潘荣，字尊用，龙溪县人，生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进士，后任吏部给事中，户部右侍郎，户部尚书。
  明英宗天顺六年（1462年）三月，琉球国中山王三子尚德遣陪臣来朝，为两年前逝世的父王尚泰久告讣，并请封袭继位。明王朝鉴于琉球国自“永乐以来，国王嗣立，皆请命册封”，按惯例于四月间作出决定：“派遣吏科右给事中潘荣、行人司行人蔡哲为正副使节”，“假以玉带、蟒衣、极品服色”，往琉球国祭奠故王尚泰久，并册封世子尚德为琉球国王。
  当时东南海上倭寇、海匪盛行，台风频繁，官场上视航海为畏途。潘荣作为勇于冒险的闽南人，“航海之事，视为寻常”。他领旨后便到福州船坞监造大艘“封舟”，认真选用熟谙水道的水手和富有操舟经验的掌舵等素质良好的随行人员，组成一支近400人的使团，于天顺七年（1463年）六月乘大型封舟，从福州马尾港启航，七昼夜后到达琉球国。
  潘荣在琉球登陆后，即遵旨谕祭了故王尚泰久，册封了世子尚德为中山王。在守候信风返国期间，他细心访查琉球国各方面情况。完成使命后潘荣于十月回朝，以出使有功，擢升户部右侍郎，后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弘治元年（1488年）潘荣致仕归养，弘治九年（1496年）卒于家中，追赠太子少保，葬于漳州南厢。现漳州市芗城区新华西路的给事巷和尚书巷便是因其故居位于此而得名。
  值得一提的是，在潘荣的祖籍地颜厝镇马洲村和官田社（今属龙海市）端午节比赛的龙舟上，船艏挥舞着的并非闽南赛龙舟上的五色旗或蜈蚣旗，而是长条形的贡船旗，马洲村使用的是“黑地白月旗”、官田社为“乌龙白日旗”。这种贡船旗只有在琉球国的古画上才能看到，马洲村和官田社的贡船旗习俗正是源于500多年前册封使潘荣出使琉球的历史。
  二、从梵蒂冈货币看天主教在漳州的传播
  梵蒂冈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城西北角高地上，是一个袖珍的“国中国”，在拉丁语为“先知之地”的意思，其领土包括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宫和梵蒂冈博物馆等。梵蒂冈由罗马天主教教廷统治，是世界天主教的中心，教皇是梵蒂冈的首脑。
  梵蒂冈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有最高立法、司法、行政权。虽然在地理上它只是一个小国，但因为天主教在全球有着众多的信徒，因此梵蒂冈在世界宗教、政治和文化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梵蒂冈设有货币发行、邮政、电讯、民政等机构。
  在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城已成为基督教会的中心之一。按照《圣经》的说法，耶稣基督的第一个使徒彼得威信极高，他被公认是十二使徒之首。他在传教过程中到达罗马城，担任罗马教会的第一任主教。由此，罗马主教的地位便高于其他地区的主教，这便是“教皇制”的由来。
  4世纪，罗马帝国逐渐衰落，罗马主教乘机大肆扩充土地。6世纪，罗马主教取得整个罗马城的实际统治权，被称为“教皇”。756年，法兰克国王丕平把罗马城及其周围的土地送给教皇，教会史称“丕平献土”。此后教皇的势力日益扩大，在意大利中部出现了以教皇为君主的教皇国。
  19世纪50年代，意大利复兴运动爆发，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埃曼努尔二世被拥立为国王。1870年8月，罗马爆发了反抗教皇的人民起义，意大利国王率兵进驻罗马，教皇退居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城，承认教皇国灭亡。1929年，意大利政府同教皇庇护十一世签订了《拉特兰条约》，意大利承认梵蒂冈为主权国家，梵蒂冈作为中立国其国土神圣不可侵犯。
  梵蒂冈钱币的铸行历史悠久，早在教皇国时期就发行有主教头像的钱币。梵蒂冈钱币宗教色彩浓厚，币面大都铸有教皇和教主头像。漳州钱币收藏爱好者收藏有一种早期流入闽南的梵蒂冈10索尔迪银币。该币铸于1866年，银币正面铸有头戴“自由帽”的教皇庇护九世侧面像；背面中间是币值及铸造时间，两边是由橄榄枝组成的圈花。
  教皇庇护九世（1846～1878年在位）是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教皇。他出身于意大利贵族家庭，1819年任神父，1823年升任教廷驻智利公使秘书，1827年担任教廷辖区斯波莱托总主教，1840年被立为枢机主教。由于他知识渊博、见解独到，逐渐在教会中崭露头角。1846年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去世，枢机主教团经过两天的秘密会议，决定推选当时声望还不太高的他作为教皇。
  1848年西西里爆发了反抗专制统治的革命，革命者攻入罗马城，庇护九世出走。1849年7月，法国派兵进占罗马，罗马的革命运动被镇压，1850年庇护九世在法军的保护下返回罗马。1864年庇护九世颁布《谬误要略》80条，反对学术、社会、政治等各种进步思潮。1869年召开了第一次梵蒂冈公会议，会议重申教皇具有至高无上权威，其有关信仰和伦理的言论“永无谬误”。在此后近一个世纪内，这次会议的决议成为全世界天主教徒信仰和行为的准绳。
  天主教在漳州的传播历史悠久。早在明正德四年（1509年），西班牙天主教多明我会会长若望·基利斯多和伯金纳德教士，就从马尼拉搭乘从漳州月港来的颜氏商船到漳州港尾白沙村。当时，明朝廷实行海禁政策，他们两人来不及传教，就被驱逐出境。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葡萄牙人到闽南沿海进行私商贸易，曾在漳州筑室建堂，进行传教。这比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来我国传教（1582年）还早了30多年。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漳州府龙溪县翰苑社（今漳州市龙文区后坂村）举人严世同，在南京由耶稣会士罗儒望领洗入教。严世同告老还乡后，发展亲朋好友入教，由于信徒较多，使翰苑成为漳州的第一个“天主教村”。明崇祯六年（1633年）天主教传入漳州府城，1638年漳州已建有天主教堂“景教堂”。
  清初龙溪县人严谟曾经上书梵蒂冈教廷为“中国礼仪”辩护。后写成了《辩祭》一稿，现存梵蒂冈教廷图书馆。严谟字定猷，圣名保禄，他出生于天主教家庭，生而受洗。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严谟为龙溪县岁贡生（见《龙溪县志》）。严谟还编撰有《天帝考》《李师条问》两部论著，《天帝考》一书摘录了《尚书》《诗经》及《四书》中有关“上帝”的语句，主张以“上帝”称呼天主教所尊奉之神。严谟以儒家观点，引经据典，力辩儒家礼仪并非是迷信和异端，要求罗马教廷重新授予中国天主教徒以祭祖和祭孔的权利。
  明清两代，朝廷对外国宗教的传播采取时禁时放、时紧时松的政策。鸦片战争之后，天主教凭借着不平等条约所提供的特权在漳州广为发展。新中国成立前，漳州教会大权长期置于外国教士手中，主教由罗马教廷指派。目前漳州的天主教堂遍布各县区，主要有芗城区东坂后天主堂、诗浦天主堂、龙文区后坂天主堂、龙海港尾梅市天主堂、长泰城关后巷天主堂、南靖山城天主堂、漳浦旧镇甘林天主堂、云霄天主堂、诏安南诏天主堂等。
  三、二款神圣罗马帝国银币
  神圣罗马帝国，全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或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它是962～1806年存在于西欧和中欧的封建帝国，早期为统一的国家，中世纪后演变为一些承认皇权的公国、侯国、伯国、宗教贵族领地和自由城市的政治联合体。全盛时期领地包括德意志（日耳曼）、尼德兰（包括今荷兰及比利时）、波希米亚、奥地利、瑞士、勃艮第以及意大利北部及中部等地。
  神圣罗马帝国的前身是东法兰克王国。公元843年查理大帝的3个孙子缔结了《凡尔登条约》，将法兰克王国瓜分为西法兰克、东法兰克和法兰克米底亚。后来，西部成为法兰西王国，东部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及后来的德意志，中部发展为意大利。
  10世纪初，东法兰克所属的各个封建邦主纷纷自立。936年，奥托一世由德意志部落公爵选为德意志国王。955年，奥托一世在勒赫菲尔德战役中击败长期侵扰德意志的马扎尔人（匈牙利语：Magyarok，又译马札儿人、匈牙利人），势力日益强大，由此开始了罗马帝国的形成阶段。962年，奥托一世由罗马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为皇帝，称颂他为“奥古斯都”，即“罗马人的皇帝”，奥托一世不仅为帝国的皇帝，也成了罗马的监护人和罗马天主教的最高统治者。这便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始。
  17世纪初期，神圣罗马帝国日趋没落，内部诸侯纷争不断，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矛盾尖锐对立。而此时英、法、西等国家正在谋求对外扩张，地处欧洲中心、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神圣罗马帝国成为周边强国角逐的目标。1618～1648年，由罗马教皇和波兰支持的以奥地利、西班牙、德意志天主教联盟组成的哈布斯堡集团和由英国、俄国支持的以法国、丹麦、瑞典、荷兰、德意志新教联盟组成的反哈布斯堡集团爆发了欧洲二大阵营之间的30年战争，又称“宗教战争”。30年战争以反哈布斯堡集团的胜利结束，欧洲霸权转入法国之手。葡萄牙乘机脱离西班牙独立，荷兰和瑞士的独立也被确认，战争使帝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内部联邦四分五裂，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1806年8月6日，末代皇帝弗朗茨二世宣布放弃神圣罗马皇帝尊号，只保留奥地利皇帝和称呼，神圣罗马帝国正式消亡。
  漳州钱币收藏界前辈钱茂盛曾收藏有一款神圣罗马帝国利奥波德一世银币。该币正面是利奥波德一世戴冠披甲侧面像，周围环铸拉丁文，背面为皇冠下持双剑的火凤凰（俗称双头鹰），上方为铸造年份1695年。
  利奥波德一世1640年6月出生于维也纳，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的次子。利奥波德一世执政期间一直是在与邻国的争战中度过。1658年，年仅18岁的他在继承皇位不久，各种挑战便接踵而至，最早是与瑞典发生战事，时瑞典国王与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今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亲王格奥尔基二世结盟反对奥皇，利奥波德一世得到波兰帮助，于1660年结束这场战争。1663年又与土耳其开战，双方各有胜负后于1664年缔结和约。随后罗马帝国又卷入与法国的冲突之中，当时法国国王是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为了对抗法国的扩张，罗马帝国与英国、西班牙、丹麦及勃兰登堡选侯结盟。为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权，1702年罗马帝国与法国爆发战争。1705年利奥波德一世在维也纳去世。
  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货币在闽南还发现有一款1754年德意志下萨克森铸造的银质辅币。该币正面是双头鹰，背面是币值及铸造时间。有藏友认为该币属于地方政府发行的代用币。
  16～17世纪初，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等欧洲诸国相继开通对华海上贸易时，神圣罗马帝国正处在战事频仍、内部四分五裂的状态，帝国经济、文化落后，各邦国之间贸易壁垒重重。这两款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银币当时又是如何来到闽南的呢？当时闽南是否存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直接贸易的可能？在彭信威教授的著作《中国货币史》——“清初流入的外国银币部分”曾收录了一枚1692年利奥波德一世银币，图中注明为“日耳曼帝国的塔勒”。此外有关神圣罗马帝国的货币的流入及与我国的贸易情况的资料极少。
  17世纪中下叶，罗马帝国东北部的勃兰登堡在大选候腓特烈·威廉（1640～1688年在位）的统治下逐渐崛起，他推行重商主义，积极拓展对外贸易，为此专门成立了“勃兰登堡非洲贸易公司”，开展对西非沿岸的贸易活动。此后普鲁士也想仿照荷、英等国的东印度公司模式，开展与亚洲各国的通商贸易。1701年，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统一了勃兰登堡选侯国和普鲁士公国，加冕为普鲁士王国第一位国王，并将柏林作为普鲁士王国的首都。1751年，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在位）在北德东弗里斯兰的埃姆登成立了“普鲁士皇家亚洲公司”（以下简称“亚洲公司”），开始筹划对华贸易。但有关对华贸易情况的史料极为缺失，上述两枚神圣罗马帝国时期银币在闽南的发现，给两地往来关系研究提供了新佐证。
  四、文莱星币述说王国痛史
  在漳州民间曾发现的一种文莱铜元。该币重9.28克，直径29毫米；其正面是五星图案，周围环铸伊斯兰文；背面中间是“1”代表币值1分，周围铸英文SULTANATEOFBRUNEI（意为文莱伊斯兰君主国），下方是伊斯兰历的铸造时间1304年，相当于1887年。文莱铜元铸期仅一年，铸量十分稀少。
  该币的伊斯兰风格十分浓厚，它是文莱沦为英国统治前委托英国伯明翰喜敦造币厂代铸一种机制铜币，这种币在文莱当地被称为“duitbintang”（星币）。文莱铜元与同时期海峡殖民地、沙捞越和北婆罗洲的一分币重量及币径相同，可以等值流通。在清末它可能也是与海峡殖民地货币一起随着华侨携带而少量流入漳州一带。
  文莱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北临南中国海和文莱湾，东西南三面与马来西亚沙捞越州接壤，并被该州的林邦地区分割成互不相联的东西两部分，面积为5765平方公里。文莱的中文全称是文莱达鲁萨兰国（NegaraBruneiDarussalam），意为“和平之邦文莱”。截止2008年，文莱人口约39万，华人占10％，华人中闽籍华人约占80％，他们大多是上个世纪下南洋的华人后裔。
  文莱是东南亚的文明古国，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早期文莱为酋长统治。14世纪，文莱被爪哇的麻喏巴歇帝国占领，成为其附属国。14世纪末，文莱脱离爪哇的控制，穆罕默德沙（1383～1402年）成为信奉伊斯兰教后的第一位文莱国王。现在的文莱苏丹，即沿袭自14世纪以来的苏丹王朝。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第五任苏丹博尔基亚（1485～1524年在位）时期，文莱国力最为强大，鼎盛时期其国土包括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沙捞越和沙巴）、菲律宾的苏禄群岛和巴拉望群岛，势力扩张到马六甲和爪哇等南中国海一带。
  古代中国和文莱关系密切，两地往来频繁。元代之前中国史籍称文莱为“渤泥”，明代开始称“文莱”。中文两国交往历史悠久。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南洋各国客商集聚广东沿海，与中国百姓进行商品交换，其中包括了当时的“渤泥国”。《梁书》载：梁天监十六年（517年）、梁普通三年（522年），婆利国王两次遣使朝贡中国，这是中文两国官方往来的最早的记载。
  明代，朝廷先后4次派特使到渤泥国。据《明史·渤泥国传》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派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出使渤泥国。永乐六年（1405年）八月，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王室及陪臣150余人访问中国，受到明成祖的隆重接待。后渤泥国王在南京病逝，其“体魄托葬中华”。
  据说现今文莱王室也有中国人的血统。《明史》列传《婆罗传》载：“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万历时，为王者，闽人也。”漳州《漳州华侨志》第一章“出国”篇第二节转载称：“万历中，渤泥（加里曼丹岛北部）王卒，无嗣，族人予立，国中杀戮凡尽，仍立其女为王。漳州人张姓者，初为其国拿督，华言遵官也，因乱出奔。女王立，迎返之……华人多流寓地。”
  文莱的文化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近年来，在哥打巴都地区绵延两公里的文莱河支流甜柑河（LimauManisRiver）河畔挖掘出土约50000余件唐代以来的中国文物，包括大约1000余枚唐代货币，其中有数量较多的“开元通宝”钱等。宋朝以来的中国文物，包括中国历代古钱，更是多次出土。充分说明了古代中文两地贸易往来的频繁。
  16世纪开始，葡萄牙、西班牙相继侵入文莱。1526年，葡萄牙和文莱签订贸易协议，迫使文莱开放沿海口岸。1578年西班牙殖民者从菲律宾入侵文莱，次年文莱军队赶走西班牙人。1645年、1651年，文莱和苏禄（苏禄是古代存在于菲律宾苏禄群岛上的一个伊斯兰教酋长国，建国时间为1450年，一度成为文莱的属国，1915年并入美属菲律宾。）两度联手，共同击败来犯的西班牙人。
  17世纪后半叶，文莱的商业活动仍较为活跃，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都城从哥打巴都迁移到人口更多的文莱河上游的水村，也就是今天的首都斯里巴加湾市水村所在地。但此时王国内部开始出现纷争，沿海一带盗贼四起，朝廷对边远的属国和强悍的部落越来越难于驾驭。18世纪初，荷兰人由坤甸不断骚扰南婆罗洲，沙捞越地区又接连发生土著叛乱，附属国苏禄宣布不再臣服于文莱。
  1839年英国人詹姆士·布鲁克来到沙捞越。此时文莱国内局势动荡，统治者正忙于应付迪雅克（Dayaks）土著人和沙捞越马来人的叛乱。于是文莱王室急忙向布鲁克求助，并承诺只要布鲁克帮助文莱王室平定叛乱，就能得到沙捞越的部分土地。布鲁克趁机插手平息动乱。1841年布鲁克自任为沙捞越王，将古晋（Kuching）作为沙捞越的首府。随后布鲁克凭借武力不断蚕食文莱的领土。1842年，文莱苏丹被迫封布鲁克为沙捞越王。此后，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在婆罗洲的侵蚀，文莱逐步失去全部沙捞越及军事要冲纳闽岛和北婆罗洲等地。至此，疆域辽阔的古老王国文莱变成海隅一角的小邦。
  1888年文莱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名义上文莱仍是一个苏丹王国，但实质上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941年文莱被日本占领。二战胜利后，英国于1946年恢复对文莱的控制。1959年文莱与英国签订协定，实行“内部自治”，规定国防、治安和外交事务由英国管理，其他事务由文莱苏丹政府管理。1963年英国曾计划将文莱纳入马来西亚联邦，但遭到文莱的拒绝。1971年11月23日，文莱取得“完全的内部独立”。
  五、毛里求斯的华侨足迹
  对于毛里求斯货币，许多钱币收藏者了解的并不多，然而在闽南古玩市场却偶尔能够碰到民间留存下来的英属毛里求斯时期的硬币，这些早期硬币见证了闽南华侨到达非洲国家的历史足迹。
  毛里求斯是印度洋西南部的一个岛国，位于亚洲、非洲和澳洲大陆的中间，由毛里求斯岛和周围小岛组成，面积2040平方公里。最早发现毛里求斯的是阿拉伯人。1492年阿拉伯商人从海上经过这座海岛，便将它绘制在航海地图上，称它为“阿拉伯之岛”（islandofArabs）。1505年葡萄牙人马斯克林来到该岛，看见一群群蝙蝠飞起，于是他就把该岛叫做“蝙蝠岛”。1598年荷兰船队来到这里，荷兰人将该岛以莫里斯王子的名字命名为“毛里求斯”，荷兰人在这里统治了100多年。1715年法国人占领了毛里求斯岛，改称为“法兰西岛”。
  1810年10月，英国舰队从东南岸登陆该岛，英法交战，英军败走。同年12月，英军卷土重来，由该岛的北部登陆后打败法国军队，英国夺得该岛后，将岛名又改回“毛里求斯”，1814年英国正式将该岛划属英国殖民地。1968年3月12日，毛里求斯获得独立。
  据记载，早在法国统治时期，就已经有中国人来到毛里求斯。当时，中国沿海闽粤一带许多贫苦百姓因生活所迫被当作“猪仔”贩卖到路易港，参加这里的建设。英国人统治时期，除了非洲及印度移民外，来此垦殖的契约华工逐渐增多。于是英国殖民政府采取代办制来管理入境的华人，第一任华人代办是福建人Hahime，其任内的1826～1872年间，华人移民主要来自福建。第二任代办是广东人唐文，任期为1886～1890年。此期间华人移民以广东人居多。如今毛里求斯的华裔人口达3万多人，占毛里求斯总人口的3％。在毛里求斯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毛里求斯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历届政府都要有一位华人部长，以示对华人社会的重视。毛里求斯还是非洲国家中唯一把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作为法定假期的国家。
  漂洋过海来到闽南的英属毛里求斯硬币，有的虽然已锈迹斑斑、腐蚀严重，但它们记录了早期中毛交往的一段史实，记录了华侨在异国他乡辛苦耕耘的往事，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