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37年抗战前夕我出生在漳州市。1955年毕业于漳州二中，1960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我志愿到边疆工作，先后在黑龙江水利电力学院、黑龙江水利工程学校、黑龙江水利专科学校、黑龙江大学任职，在千里冰封的北大荒扎根几十年。这里主要记叙我在黑龙江的经历。
  经历困难时期
  1960年10月，我到哈尔滨黑龙江水利电力学院报到。正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第一年，碰到的第一问题是天冷。11月下旬晚间气温降至零下二三十度，白天在零下十几度。12月的一天，我给学生上完习题课快步去食堂，左手指头都快冻僵了，饭碗差点掉在地上。食堂号召帮厨，得乘卡车过松花江去糖厂拉甜菜渣（用来腌咸菜）。我虽然穿上所有的防寒衣裤，回来还是冻病了。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吃不惯。每月粮食定量从在校时的35斤降到28.5斤，90％是玉米、高粱米等粗粮，10％是细粮（大米、白面）。吃惯大米的人几乎顿顿吃粗粮，实在不习惯。蔬菜少，几种大路菜：白菜、萝卜、土豆倒换着吃，难得见荤腥。1960年寒假，家住附近的同事回家过年，寝室里剩下我和一位老家在江西教气象的北大毕业生。两人肚子饿得慌就喝酱油汤，喝得身体浮肿。1961年寒假，学校拿出一部分库存大豆做了一顿“豆腐宴”，那是困难时期唯一吃饱的一顿饭（后来“豆腐宴”被写入校史）。
  当时年轻教师居多，不少来自长江以南各省区，但谁也沒有打退堂鼓调回南方的想法。
  终于迎来了国家经济好转的曙光。经历了困难时期，我们都倍加珍惜粮食，习惯于大口吃窝窝头、一冬吃大路菜。现在黑龙江省大米、白面敞开供应（宁安响水贡米、五常香米享誉全国），寒冬来自海南、广东等地的新鲜蔬菜、水果应有尽有。这是后话了。
  “赶鸭子上架”
  因学院成立仅两年，师资力量相当薄弱，我报到后不久就被安排给水工专业上“工程水文”习题课和辅导课。我把所有的习题做了一遍，反复钻研教材和有关参考资料，晚间还穿着厚重的棉大衣深入学生宿舍去答疑辅导（天冷不安排在教室里自习）。我在校时所学专业课程内容远多于这门课程，答疑辅导不存在问题。期末我受到了教务处的表扬。
  1962年初我试讲几次后，教研室安排我给水文专业讲一门主要专业课。一般院校，像我这样转正才一年的助教不允许当主讲。现在竟然要我担此重任，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心里忐忑不安。我反复阅读熟悉教材，向母校老师索要参考资料做补充教材，到省内生产单位借规划设计报告做实例，精心备课，课后到学生宿舍答疑辅导，听取意见。南方人的口音，第一次讲课拘谨，放不开等等，都得到学生的理解；加之使用的教材比较深入浅出，我度过了第一道教学关。
  上完这门专业课后，学校又安排我和另一位青年教师带20多名应届毕业生去工程单位“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这又是一次“赶鸭子上架”。工程单位选派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紧密配合，耐心指导，学生通过计算设计，撰写报告论文等环节，独立工作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生产课题任务顺利完成；学校老师也从中受益（充实教材实例，积累工作经验）。学生、老师、工程单位三方面都比较滿意。
  此后三年，我的主要任务都是讲一门专业课和指导毕业设计。在讲课方法上，不再照本宣科，而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并初步有所发挥；在某些专业问题研究上有些心得体会（曾在省内学术会议上作交流），对未来教学和科学研究有所展望。然而，好景不长，上级决定：大学停办，保留中专。接着，“文革”开始。十年浩劫中我上过一些课，再沒有遇到“赶鸭子上架”的压力，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沒有多少长进。
  插队落“富”
  1970年5月，我和爱人下农村插队落户，“连锅端”：迁城市户口、粮食关系、倒房子。虽然人事关系未下放，但能否回来，何时回来，不敢打听。下去的人人心慌慌。单位派车把我们送到一位刘姓社员家，帮忙把被褥等搬进西屋，卡车就开走了。自此我们在农村生活了两年半。插队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缺煤少柴（一年只批给半吨取暖煤）。看着老乡家三四米高的柴禾垛，心里着急，这日子怎么过？到生产队地里拣玉米茬，去河套地割蒿草（左手划过大口子，几次遇到蛇），顶着烈日或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去林场买树梢（拉回来经锯、剁、劈才能烧火）。我在外大队参加整建党宣传队，难得回一次家，回家就忙着烧柴的事。头一年没有菜园子，吃了几个月咸菜。夏天睡火炕，流鼻血、上火（屋里无处支床）。冬天去生产队场院挑水，井深路滑，摔过好几次。腊月间半夜上厕所，浑身冻得打哆嗦。
  艰苦生活可以慢慢适应，思想负担却挥之不去。听插队大户哈尔滨师范学院的人讲，军宣队长只说插队干部和学校是亲密关系，不承认有隶属关系；又听说两三年后不再发工资，要自食其力。苦闷、前途渺茫甚至无望的情绪弥漫在心头。
  天无绝人之路。1971年冬参加关于林彪出逃机毁人亡的中央文件宣讲活动，感到有回去的希望。翌年春传来消息，插队干部分批调回。秋收后，我们把被褥外加大米（朝鲜族社员送的）、豆油和豆饼（自留地产品交换的）、炕柜（买木板找木匠制作）以及未烧完的树梢等，装了满满两台车回到了原单位。原来的同事说：你们这是插队落“富”了。他们哪里知道，我们经历了多少艰辛，才小小地“富”了一把。然而，“富”了一小把，马上“赔”了一把。因回迁户口、粮食关系卡壳，我只好坐火车去插队落户公社粮店买粮，大冬天穿着棉襖、棉裤，每月两次，每次肩扛手提50斤粮食（三口人定量每月约100斤），还得走七八里路。多亏一个毕业生（在省农口学习班当头头）帮忙，解决了户口、粮食关系回迁问题，半年后不再为买粮奔波。
  据说，插队落户初衷是让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多数插队干部在生产队干活不记工分，还帮助开展文化、生产活动（我所在大队插队干部帮助拉电、种水稻，很受欢迎），贫下中农认为沒必要教育这帮人；少数插队干部被抽调参加整建党宣传队，当“革命动力”，贫下中农更不会要求他们接受再教育。事实证明，插队落户是劳民伤财（国家花了一大笔钱给插队干部盖房子，也就住了一年半载），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必须彻底否定。
  学生遍黑龙江水文系统
  我评上助教（1961年）、讲师（1979年）、教授（1993年），从未离开教学第一线，还给校内外短训班、函授班上过课。我参与培养、培训水文与水文水资源专业学生和职工1000多人，参与培养、培训其它水利专业学生和职工有数千人。我教过的学生遍及黑龙江。1998年，黑龙江省水文局系统693名技术人员中，95％以上是我教过的学生。吉、辽、内蒙、京、津、沪、冀、浙、粤、滇等省区市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也有我的学生。绝大多数学生成为单位技术骨干（其中多人被评为1998年部、省级抗洪模范，三四十人被评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十多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部分成为单位领导。近年来，有一些学生跳出所学专业门槛，当上其它专业部门技术领导。
  我比较关注毕业生的质量问题，多次发表介绍毕业生事迹的文章（参与1998年嫩江、松花江抗洪斗争，参与国际气象学家厄尔尼诺探秘，参与水利建设工程设计创新等），以激励未来的水利工程师们勤奋学习。
  “拳打脚踢”出成果
  打倒了“四人帮”，学校扩招大、中专学生，中老年教师焕发了青春（青年教师极少），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中去。我先后任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兼学报副主编（退休8年后改任编委）。既教学，又参与教学管理和科研管理，“拳打脚踢”出了一些成果。
  一是总结多年指导毕业设计的经验，主持完成教学研究成果“高等工程专科学校毕业设计模式”，获1992年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二是与省水文总站（现省水文局）合作，完成科技成果“黑龙江省产流参数的地区规律”，获1980年省科学大会奖。与朩兰县水利局合作，主持完成“竖井式跌水工程设计技术”，获1993年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三是主持学校与日本国立长冈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科研协作课题“中国东北北部雪冰灾害及其防治对策的研究”（日本国文部科学省立项）的一项子课题。1994年率团赴日本参加科研成果报告会，受到与会三所大学科研人员的好评，课题论文在日本学术期刊上发表。
  四是任学报副主编期间，学报获三个一等奖（1991年全省优秀科技期刊，1995年全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优秀学报，2004年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学报发挥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五是参与生产、科研活动，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为论文、教材写作提供了素材。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教材、专著、参考书等十多部。2010年学校出版了《季山教授从教50年文集》。
  少小离家，老来倍思乡
  我有一个祖籍地、两个故乡。祖籍地是闽北浦城县，2009年秋我和老伴第一次去浦城县，那里纯朴的民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故乡漳州，我生于斯，就读于石码锦江小学、漳州丹霞小学、漳州寻源中学和漳州二中。第二故乡哈尔滨，我在那里成家立业，我的许多荣誉出自第二故乡：曾被推选为水利部高等学校水利水电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水利学会常务理事、哈尔滨市水利学会副理事长等，被誉为黑龙江省高校水文与水文水资源专业教育的创建者、开拓者、学科带头人。曾任省政协委员，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对父母、对两个故乡，我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退休后我迁居北京，漳州接官亭礼拜堂对面老家龙眼树的身影，漳州二中虎文山下的读书声，忐忑不安登上黑龙江水电学院讲台上课的情景，获黑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奖的喜悦，……常在梦中萦绕。我总想为两个故乡做点什么。这几年，我以微薄之力捐资助学；与大弟一起和漳州市图书馆合作，整理出版先父季永绥（一代平民教育家）文集，纳入漳州地方文献丛刊；带动哈尔滨两个学术期刊编辑部，开展科技期刊研究工作，提高了办刊水平，二十多人次在双核心期刊等发表论文……，聊补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教授。现为《黑龙江大学工程学报》荣誉编委、《水利科技与经济》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