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17年7月，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在广东成立护法军政府，把广东省公署20个营5000人军队改编为援闽粤军，命陈炯明为总司令，率军援闽护法。1918年10月，在与北洋军阀李厚基激战后达成停战协议，陈炯明占领闽西、闽南20多个县，建立以漳州为首府的“闽南护法区”政府。这是孙中山领导时期在全国建立的唯一护法区。随即，陈炯明着手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措施。在其卓绝的努力之下，漳州成了全国的首善之区，闽南26县成为“模范小中国”，被时人誉为“闽南的苏俄”。一时间，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学联、北京大学学生以及北方学生团体都组织人员到护法区学习；国内名流学者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到护法区演讲；国民党上层人士林森、居正、邹鲁、朱执信、廖仲凯等以及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和社会知名人士也先后到护法区访问；苏俄政府第一位来华代表也在护法区逗留。其中由于受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倡言的出国勤工俭学影响，陈炯明遂决定从护法区中选派优秀学生出国学习（留法、留美、留英、留日），从而开启了闽南护法区出国勤工俭学之门。
  1919年9月，为了培养建设人才，进行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陈炯明在漳州颁布《振兴教育令》，并通令各县选派优秀学生公费出国学习机电、工程、化学、矿业、纺织等专业。全区先后派出两批男女学生83人（包括广东的彭湃、彭泽、李谷珍、林铁史等人在内）出国留学，此举被称为教育界的盛举，成为轰动大江南北的焦点新闻。（见附件二）其中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占多数，较知名的如郑超麟、陈祖康、林有壬、吕隆庆等都是此时奉派半官费出国学习的。
  赴法前，闽南护法区留法学生途经广东时，受到了林森接见。据《郑超麟回忆录》称：“我同其他三十几个福建学生到香港来候船。几日后，陈炯明驻广州的代表黄强邀我们到广州去，住在增步工艺学校，他就是那里的校长。他请了一位广东女先生教我们法文。我们学了三个星期的法文。在广州时候，福建籍国会议员曾开会欢送我们，议员之中有一个是林森。……”（见《郑超麟回忆录》）这批留法学生最后在香港上船前往法国。这是续漳州闽南护法区之后，林有壬与林森的再次相会，为他们之间建立良好的私人友谊打下了基础。
  1920年在法国，他们先是补习法文，然后进入工业实习学校，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总的说来，勤工俭学生活是十分艰苦的，特别是那些来自国内的自费生，有的甚至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半途而废。而作为半官费生的闽南护法区留法学生，各方面条件相对好些，他们不但经济较有保障（有一定的官费资助），而且文化基础较好（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此外还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这些使得他们能以较好的条件完成高等教育学业，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成为工程师、科技专家、学者等高级专业人材。林有壬就是其中之一（注：他获得了都鲁士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硕士）。在巴黎期间，林有壬与周恩来、邓小平及青年党主席曾琦等常有相聚，多有接触，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虽然后来他们因追求的理念与信仰有异，而走上了不同人生道路，但不改他们之间的情谊。
  通过勤工俭学，他们对西方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中国社会的落后、愚昧状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中涌现出了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王若飞、李立三、向警予、陈毅、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等一批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闽南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除郑超麟等外，对于革命活动多不热心，大都侧重于专业技术学习。故他们回国后多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对闽南新文化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24年回国。不久，林有壬被任命为福建省立第八中学（今漳州一中前身）校长，前任是印尼归侨、辛亥志士施荫棠。1926年该校改名为福建省立第八初级中学，实行校务委员制，林有壬被委任为校务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他担任校长期间，省立第八中学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从中走出了一批在共和国史上写下辉煌篇章的杰出人物。如王占春、高捷成、李兆炳、王德、胡大机、柯联魁、张庆重、苏静、黄典诚、彭冲、方毅、薛廷耀、郑子瑜等等。
  1926年，北伐军占领福州，结束北洋军阀在福建的统治。同年12月25日，福建省政务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张贞。同时设立财务委员会，由北伐军政治部主任何玉书兼任。1927年1月3日，福建临时政治会议成立，为全省最高权力机关，军、民、财三政均由会议决议实行。7月1日，福建省第一届国民政府成立，设政府主席和政府委员，政府机构设有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军事厅、农工厅、烟酒事务局、禁烟局、印花税务处。作为留法经济学硕士林有壬应省财政厅厅长陈培锟之邀（注：陈培锟，辛亥光复后，曾任漳州道，对漳州相对较为了解，有一定感情；加上当时临时政府成立不久，亟需一批知识分子，尤其是专业技术人才。为此，他大力延揽金融专业人才，对林有壬颇为青睐。（见《西窗剪烛忆先贤--陈培锟》）），担任福建省财政厅秘书，主持财政计划兼任《福建财政》月刊总编辑。遂以平生所学，详析直接税与间接税之得失，并上书财政部，力主课征所得税未果。（1936年，国民政府方才制定所得税暂行条例，林有壬建议终归得以付诸实施，然而时已逾十年矣）期间，他撰著《福建财政概况》《福建田赋概况》《福建盐务概况》《福建贾铺捐、屠宰税、茶税、杂租概况》（1930年）等等，为重振福建地方经济（金融、田赋、盐务等）作出了一定贡献。
  不久，他晋京出任侨务委员会代表，嗣后转赴上海，担任国立暨南大学（注：1906年创办于南京鼓楼南薛家巷，1923年暨南学校迁至上海真如；1937年上海发生了“八·一三”事变，真如沦为战区，学校迁入上海外国租界办学。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租界，暨大师生坚持上完“最后一课”后，将学校关闭，迁校福建建阳。而后，又返回上海。建国后在广州重建。——摘自《暨南大学校史》）教员，兼教育部华侨教育设计委员，并膺选上海华侨联合会常务委员。越年，复入侨务委员会，负责侨教，办理侨民教育师资训练。他为华侨教育，尤其是在海外华侨爱国抗日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