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核心人物：林有壬（1890—1976年），又名振坤，字源真，龙溪县登科洲人（今龙文区朝阳镇登科村顶社），家住漳州东门街元魁庙隔壁（暨市新华东路177号，1999年旧城改造被拆迁，今为漳州市都市妇产医院）。1903年，考中秀才。嗣后进入汀漳龙师范学堂学习。期间适逢漳州辛亥光复，他任学生军队长，担负临时维持社会秩序任务。不久，南渡马来西亚，创办华侨学校。1915年秋返漳，创建龙溪县立第一女子小学。1918年出版《南洋实地调查录》。次年，被选送留法勤工俭学，获都鲁士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硕士。1924年回国，任福建省立第八中学校长。不久，任福建省财政厅秘书，兼《福建财政月刊》总编辑。1932年以国务侨务委员会委员身份兼任暨南大学南洋研究委员会委员。1942年任福州市政筹备处处长。1945年任哈尔滨特别市民政局局长。1947年任台湾省民政厅副厅长。随即，返乡参加龙溪县国大代表选举。1948年11月以第二高票落选，后递补当选国大代表。嗣后，携带家眷赴台团聚。1950年当选为台湾省会计师公会理事。1966年连续担任第一、二届龙溪同乡会理事长。1976年病逝于台北，享年86岁。
  一、参与漳州光复，维护社会治安
  林有壬自幼博闻强识，聪颖好学，勤于思考，素有“神童”之美誉。12岁的林有壬与其父林德飞同年参加县秀才考试（注：时应考人员竟达七千人，龙溪县仅限32名），名列第九，林德飞名列十六，父子同榜，一时传为佳话。可当人们为此向他道贺时，他却心事重重地说，“国家至此，吾有何喜？”一副忧国忧民的形象呼之欲出，小小年纪便表现出了非凡的理想抱负。及至考进汀漳龙师范学堂，他便偷阅朝廷禁书，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等，大胆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同时，不时与进步同学一起探讨民主共和思想，尤其在汀漳龙道尹文案兼任汀漳龙师范教习宋善庆老师（时为同盟会秘密会员）教育和熏陶下，他的思想更为成熟，革命热情更为高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声，传到漳州后，血气方刚的他（时年21岁）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兴奋心情，闻风而起，积极响应宋善庆老师号召，参与了1911年11月漳州辛亥光复活动，从而在其人生华章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11年11月10日晚，在汀漳龙道教习宋善庆带领下，林有壬等几位汀漳龙师范学生与朱润卿、陈清福等同盟会员一起，突然冲入汀漳龙兵备道尹（简称道台）何成浩家，晓以大义，策其反正，并申明若执迷不悟，必如飞蛾扑火。随同的陈清福举起铁烟罐佯称手榴弹，厉声吓喊：“道台若不悬崖勒马，此物无情。”眼见大势已去，何成浩表示同意反正，于是连夜举家逃走。朱润卿则携带伪装炸弹威胁狱吏开监尽释囚犯，从而揭开了漳州光复的帷幕。
  光复后，鉴于当时社会混乱状况，林有壬等在内的汀漳龙师范学堂学生及附属小学高年级学生数百人又在宋善庆老师带领下，成立了学生军（枪械主要由宋善庆老师负责向道署借取），临时担负维护社会治安任务，以辅助地方军警，虽说装备不完善，士气却极其高涨。这些学生因长期深受宋善庆及其漳州同盟会的影响，富有革命思想和热情，故参与革命十分积极投入。
  当时，学生军计一大队，分若干小队，领队者为林有壬、邱仁和、曾紫垣、杨鸿逵、陈济舟等，都是师范戊、乙两班的学生；而张金波、朱自楫、苏鹤年、林春元、管奋庸等，均系附小高年级生。同时，县第一高级小学堂学生陈铸（即陈寿西）、陈畴（即陈寿田）两兄弟，受县商会长陈廷佐的委托，也结合其同学潘澄峨、孙绍武、柯文钦、包国材、张厚坤等组织了“警察队”，但仅在光复初期负维持地方秩序之责，旋即解散。后陈铸、潘澄峨、王兆庸和黄朴庵、管奋庸、郑祥鸾等，以参与光复有功，经省财政厅长陈之磷（即陈芷汀，漳州城东坂后街人。1911年福州光复后，福建省成立都督府。陈之磷出任第一任财政司长，后财政司改称财政厅，陈之磷为第一任厅长。）的介绍，分别被送入省陆军小学和马江海军学校肄业。应当说，林有壬等率领的学生军及学生警察在非常时期的非常行为，对维护漳州社会治安起到一定作用，功不可没。（摘引《漳州文史资料》第15辑—宋善庆在漳州、黄花岗之役生还志士—许赞元）这也是漳州辛亥光复的一大特色。
  二、兴办女校，开风气之先
  ——林有壬与龙溪县立第一女子小学
  1911年，林有壬以汀漳龙师范学堂第一名毕业。旋即被聘为东区小学（今巷口小学前身，1919年改称东华实验小学，1942年改称丹霞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教员。不久，应马来西亚槟城侨胞之请，前往创办华侨学校。其教职即由该校聘蔡振鹏、包国材充任。（注：《漳州文史资料》第15辑--《光复后的漳州教育》柯渊深、吴璟芝）这次南洋之行，为他此后致力于华侨事务埋下了伏笔。1915年秋返漳，24岁青年才俊林有壬担任了《龙溪教育月刊》主编。此间，他代表龙溪教育会考察全国教育，同时根据考察情况，结合龙溪县教育实际，拟具出《兴革意见书》供全县采择。为振兴龙溪文化事业，尤其是女子教育作了大量的有益工作。
  旧时，私人办的新式教育尚不多见，更何况是女子办学。再有中国传统上不主张女子接受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因此近代之前始终没有正式的女子教育机构，形成“女子无学”状态。少数女子通过家长或者上门塾师接受一定的教育。中国历史上的女诗人李清照，或者像慈禧太后那样的女政治家，是通过自学完成自身的教育。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把女子教育带进中国。清末新政开始之后，开办女学，形成社会风气。辛亥风潮，整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女性解放更是首当其冲。
  1892年2月6日，在漳州府辖下的漳浦县养正女校附设蒙养院开学，招收4岁至6岁女童及孤儿院适龄女童入学，为全国近代幼儿教育之先声。（见《漳州志：大事纪》）应该说，幼儿女子教育虽然较早，但收效却甚微，相反，出现了停滞、倒退现象。漳州辛亥光复后，由于外来各类新思潮的影响，给当时社会以极大冲击。于此时（1916、1917年期间），林有壬受命创办龙溪县立第一女子小学，难度相对较大。虽说漳属县城已有教会女子学校，但公立女子学校尚属首次，因而存有疑虑。一开始，阻力不小，进展也较为缓慢。不过他事必躬亲，迎难而上，不遗余力地开展宣传教育，引导人们冲破旧有传统封建思想的观念束缚，树立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女性教育观，从而为女子学校的兴办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8年陈炯明入漳后，倡行（护法区所属各县）“一乡一校”举措，特别是创办各类女子学校，更是把闽南地区的教育推向了一个高潮。据1920年4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报载：“以龙溪一邑而论，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校90余所”，“学生数约12000余人，较去年约增加3倍”，基本达到“人不失学，学以致用”的目的。从中可以看出，林有壬创办的县立女子小学，已初见成效，深入人心，同时也为陈炯明在漳兴办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女子中学等等创造了良好条件。
  创办女子学校，其意义不仅在于培养了漳州新型的知识女性，同时也是对旧社会传统“男尊女卑”封建陋习的挑战，更是对闽南地区女性一大精神上的解放。虽然林有壬所作的努力是有限的，但其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这些不但可从他身体力行，让其所有女儿接受教育的表现得到有力印证，（其共有六女，除一人操家外，其余都入校求学，学有所成。），而且也可从全府县各地公立女子学校纷纷创办窥见一斑。
  与此同时，在致力于地方文化教育建设的闲暇之余，他也十分关注国外地学动态。为此，他翻译了大量国外地理学文章，刊载在国内著名《地学杂志》上，共有16篇之多。如《述测地学进步之状况》（1916年）、《墨西哥之地形（续）》（1917年）、《喇嘛教之研究》（1917年）、《述联合国在德领阿非利加殖民地之作战始末》（1918年）、《英国都市之分配》（1918年）等等（见附件一），为我国地学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从中可以看出，他不但具有丰富的阅历，而且学术涉猎广泛，功底深厚，而这也是他被遴选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地学杂志》统计，该刊前后发表各类翻译文章230多篇，前后作者达540多人，这里不仅有日本地学学者的译作，如石井万次郎、佐藤传藏、井上禧之助、山根新次、野田、桥本欣五郎、白鸟库吉、山琦直方等，而且也有西方地学专家的名著，如亨廷顿（当时译为汉丁顿）的《文明与气候》、《人生地理学》，开尔底和霍华茨的《地理学史》，纽毕金的《近代地理学》和《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的地理条目等，更有国内知名人士和著名学者的文章或译作。如张相文、苏莘、陶懋立、陶亚民、张星烺、武同举、林有壬、章鸿钊、林传甲、白眉初、翁文灏、姚存吾、刘仲仁、章太炎、张謇、邝荣光、邹代钧、宋教仁、梁启超、王桐龄、聂崇歧、谢家荣、李春昱、谭锡畴、王恒升、丁道衡、竺可桢、徐炳昶、谭其骧、朱士嘉、张鸿翔、盛叙功、李长傅、张印堂、黄国璋、萧廷奎、王钧衡、殷祖英、李宪之、王成祖、王成敬、王益崖、邹豹君、张护恩等等。他们为积极传播近代地理学知识，锻炼和培养一批地理学研究人材，促进中国地理学的成长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三、倾心侨务，关注侨教
  ——林有壬与南洋侨务
  清末民初，大批中国人被卖到国外做苦力，这些海外华工被称为“猪仔”。运到国外，鬻为人奴，及开矿等苦工，终身无回国之望，生活十分凄惨。
  据载，“契约劳动，即世所谓猪仔，因受利诱而入猪圈，由猪贩率至南洋各地，专卖于各公司。契约由公司拟订，条件至为严酷。猪仔不通洋文，不知契约上所写何物，猪贩造作甘言以惑之。及至华民政务司签字，司官循例问其愿否，有受惑者而对以愿者，有临时觉悟，露不愿意。因问官系西人，对答用西语，嗫嚅不得尽其辞，猪贩恐失利权，即代为答应，强其画押。画押后驱至作工所在地，鞭挞凌虐，苦过于猪，呼吁无从，欲逃不得。至于水土之合宜与否，尤无人过问，病死不过草草掩埋，染病不死，而羸弱不堪工作，则驱逐出外，怅怅无之，或葬身沟堑，以供蝇蚋咕嘬，此猪仔猪贩之名所由来也”。除了饱受不人道的剥削之外，他们的住所当然也跟猪圈没两样。（见《南洋实地调查录（第一辑）》林有壬撰）1915年，林有壬根据在南洋（马来西亚、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岛等地）的所见所闻，编著《南洋实地调查录》（简称《实录》，郑孝胥题写书名，江亢虎、林辂存作序）。此书对南洋诸岛之民情、物产等纪述甚详，其中对我国海外华侨的种种生活状况与处境也多有描述，从而揭开了华工“猪仔”鲜为人知的悲惨生活一面，该《实录》对海外列强殖民资本家惨无人道的行径予以严厉痛斥和抨击，同时，强烈呼吁政府应切实负起保护侨胞责任和义务。这是中国公民首次向中国政府力陈有保护国外华侨之义务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经发表，不仅引起了当时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在海内外也引起了极大反响。该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印行不久，日本即有译本。
  台湾著名爱国诗人汪春源（时落籍龙溪）感慨万分为此赋诗云：“破浪乘风万里游，山川文物一扁舟。几编著述来重译，彷佛蓬莱记十洲。百蠻风土广摉奇，儒雅风流世所师。觸我寓公身世感，年来潘鬢愧成丝。”（见《南洋实地调查录》中题词，第9页）寓居厦门的台湾著名爱国志士、诗人施士洁也不禁称道：“飞鸿爪迹大瀛南，万里星槎海客谈。汗漫纪游王遯叟，輶轩问俗薛庸庵。一篇赤雅文何壮，三尺青虹气正酣。打破天荒成信史，铭勋不律是奇男！”（见【台湾文献丛刊·第215种】《后苏龛合集》卷十一（清）施士洁撰林有壬“南洋实录”题后）经查，该诗是汪受田（注：汪春源子）所写，施士洁将其编入其所著《后苏龛合集》中）。除此，他还不断向政府呈报海外华侨的各种诉求，如《附旅京荷属华侨林有壬等呈一件》暨《林有壬等请抗议取消荷属增加入境税案呈》（1929年），撰写反荷、反英属殖民统治，保护侨民的文章。如《废约运动最痛快最有效的报复手段》、《使我竟成灵验的预言家》等等。
  此外，面对南洋华侨“教育宗旨之无定，年级之编制参差，教学训练之不一”，“行政不统一，经费不确定，教材不适宜，师资不敷分配”以及“殖民地政府之压迫，祖国政府之漠视”等种种突出问题。1929年6月6日他作为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专员，应邀参加了在暨南大学举办的中国首次“南洋华侨教育会议”。此次会议签署的《南洋华侨教育会议宣言》，使得所有关心侨教的人士倍受鼓舞。同年11月国民政府召开了“中央训练部华侨教育会议”，对华侨教育会议提出的问题都进行了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对此后的华侨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2年，他专门为此撰写了《华侨教育敬告侨胞》。1941年11月，为促进侨务，建立政府与侨民间切实联系，特别是争取广大海外侨胞支持和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福建侨务处在永安设立，丘汉平任福建省侨务促进委员会主任，林有壬任副主任（后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侨务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应该说，在华侨问题上，特别是华侨权益和华侨教育，林有壬厥功甚伟。
  四、赴法留学，报效国家
  ——林有壬与留法勤工俭学
  1917年7月，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在广东成立护法军政府，把广东省公署20个营5000人军队改编为援闽粤军，命陈炯明为总司令，率军援闽护法。1918年10月，在与北洋军阀李厚基激战后达成停战协议，陈炯明占领闽西、闽南20多个县，建立以漳州为首府的“闽南护法区”政府。这是孙中山领导时期在全国建立的唯一护法区。随即，陈炯明着手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措施。在其卓绝的努力之下，漳州成了全国的首善之区，闽南26县成为“模范小中国”，被时人誉为“闽南的苏俄”。一时间，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学联、北京大学学生以及北方学生团体都组织人员到护法区学习；国内名流学者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到护法区演讲；国民党上层人士林森、居正、邹鲁、朱执信、廖仲凯等以及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和社会知名人士也先后到护法区访问；苏俄政府第一位来华代表也在护法区逗留。其中由于受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倡言的出国勤工俭学影响，陈炯明遂决定从护法区中选派优秀学生出国学习（留法、留美、留英、留日），从而开启了闽南护法区出国勤工俭学之门。
  1919年9月，为了培养建设人才，进行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陈炯明在漳州颁布《振兴教育令》，并通令各县选派优秀学生公费出国学习机电、工程、化学、矿业、纺织等专业。全区先后派出两批男女学生83人（包括广东的彭湃、彭泽、李谷珍、林铁史等人在内）出国留学，此举被称为教育界的盛举，成为轰动大江南北的焦点新闻。（见附件二）其中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占多数，较知名的如郑超麟、陈祖康、林有壬、吕隆庆等都是此时奉派半官费出国学习的。
  赴法前，闽南护法区留法学生途经广东时，受到了林森接见。据《郑超麟回忆录》称：“我同其他三十几个福建学生到香港来候船。几日后，陈炯明驻广州的代表黄强邀我们到广州去，住在增步工艺学校，他就是那里的校长。他请了一位广东女先生教我们法文。我们学了三个星期的法文。在广州时候，福建籍国会议员曾开会欢送我们，议员之中有一个是林森。……”（见《郑超麟回忆录》）这批留法学生最后在香港上船前往法国。这是续漳州闽南护法区之后，林有壬与林森的再次相会，为他们之间建立良好的私人友谊打下了基础。
  1920年在法国，他们先是补习法文，然后进入工业实习学校，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总的说来，勤工俭学生活是十分艰苦的，特别是那些来自国内的自费生，有的甚至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半途而废。而作为半官费生的闽南护法区留法学生，各方面条件相对好些，他们不但经济较有保障（有一定的官费资助），而且文化基础较好（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此外还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这些使得他们能以较好的条件完成高等教育学业，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成为工程师、科技专家、学者等高级专业人材。林有壬就是其中之一（注：他获得了都鲁士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硕士）。在巴黎期间，林有壬与周恩来、邓小平及青年党主席曾琦等常有相聚，多有接触，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虽然后来他们因追求的理念与信仰有异，而走上了不同人生道路，但不改他们之间的情谊。
  通过勤工俭学，他们对西方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中国社会的落后、愚昧状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中涌现出了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王若飞、李立三、向警予、陈毅、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等一批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闽南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除郑超麟等外，对于革命活动多不热心，大都侧重于专业技术学习。故他们回国后多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对闽南新文化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24年回国。不久，林有壬被任命为福建省立第八中学（今漳州一中前身）校长，前任是印尼归侨、辛亥志士施荫棠。1926年该校改名为福建省立第八初级中学，实行校务委员制，林有壬被委任为校务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他担任校长期间，省立第八中学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从中走出了一批在共和国史上写下辉煌篇章的杰出人物。如王占春、高捷成、李兆炳、王德、胡大机、柯联魁、张庆重、苏静、黄典诚、彭冲、方毅、薛廷耀、郑子瑜等等。
  1926年，北伐军占领福州，结束北洋军阀在福建的统治。同年12月25日，福建省政务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张贞。同时设立财务委员会，由北伐军政治部主任何玉书兼任。1927年1月3日，福建临时政治会议成立，为全省最高权力机关，军、民、财三政均由会议决议实行。7月1日，福建省第一届国民政府成立，设政府主席和政府委员，政府机构设有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军事厅、农工厅、烟酒事务局、禁烟局、印花税务处。作为留法经济学硕士林有壬应省财政厅厅长陈培锟之邀（注：陈培锟，辛亥光复后，曾任漳州道，对漳州相对较为了解，有一定感情；加上当时临时政府成立不久，亟需一批知识分子，尤其是专业技术人才。为此，他大力延揽金融专业人才，对林有壬颇为青睐。（见《西窗剪烛忆先贤--陈培锟》）），担任福建省财政厅秘书，主持财政计划兼任《福建财政》月刊总编辑。遂以平生所学，详析直接税与间接税之得失，并上书财政部，力主课征所得税未果。（1936年，国民政府方才制定所得税暂行条例，林有壬建议终归得以付诸实施，然而时已逾十年矣）期间，他撰著《福建财政概况》《福建田赋概况》《福建盐务概况》《福建贾铺捐、屠宰税、茶税、杂租概况》（1930年）等等，为重振福建地方经济（金融、田赋、盐务等）作出了一定贡献。
  不久，他晋京出任侨务委员会代表，嗣后转赴上海，担任国立暨南大学（注：1906年创办于南京鼓楼南薛家巷，1923年暨南学校迁至上海真如；1937年上海发生了“八·一三”事变，真如沦为战区，学校迁入上海外国租界办学。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租界，暨大师生坚持上完“最后一课”后，将学校关闭，迁校福建建阳。而后，又返回上海。建国后在广州重建。——摘自《暨南大学校史》）教员，兼教育部华侨教育设计委员，并膺选上海华侨联合会常务委员。越年，复入侨务委员会，负责侨教，办理侨民教育师资训练。他为华侨教育，尤其是在海外华侨爱国抗日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五、抗日爱国“诤臣”
  ——林有壬与抗日战争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32年“一·二八”中日淞沪战事爆发。时在暨南大学（上海）的国民政府侨务委员林有壬一面从事教学，一面投身抗日救国运动，与广大富有爱国传统的学生一起竭力声讨日本的残酷暴行，4月，他与驻沪爱国人士一道自发组织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筹措经费，支援东北义勇军。
  据当时报道：“本市各界组织之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于昨日（4月17日）下午四时，在宁波旅沪同乡会举行成立大会，到会江问渔、胡凤翔、张一麐、褚慧僧、林有壬、陶乐勤、袁近初、冯少山、胡庶华、任矜苹等六十余人。通过会章、选出理事。兹将各项情形志下：公推褚慧僧主席，主席报告云：自暴日侵略我东三省后，而东北负责长官张学良，始终贯彻不抵抗主义。虽马占山崛起黑龙江，比较差强人意，旋因粮尽饷绝，遂与暴日虚与委蛇。既经通电反正，凡我同胞，应有援助，特集合各界，组织后援会。今日为正式大会之时，请各界贡献意见云云。”从中，不难看出他的一片拳拳爱国之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同年10月18日林有壬与郑螺生、方之桢等致信胡适，就有关中日之间五个问题：一、东三省解除武装，二、东三省设立自治政府，三、关于日方利益之中日条约，四、中日和解公断不侵犯及互助条约，五、中日商约等向胡适“唱对日不抵抗低调”提出了质问与批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的广大知识分子的见解。最终促使胡适的觉醒。（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136～139页）体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崇高的民族气节。
  
  淞沪战争中国军队奋勇御敌
  嗣后，他随国民政府西迁，中途受命折往菲律宾、越南，宣扬抗战建国之策，同时于香港创办《侨声周刊》。该报因发表大力宣扬抗日除奸爱国文章，深受香港民众欢迎。但却引起了日本及在港汉奸的极度仇视，必欲除之后快。故在香港沦陷前（注：1941年7月，日军威胁香港，香港妇孺开始离港回乡。12月8日，日军占领香港后，更有大量港人逃难回乡。他们扶老携幼，步行经沙坪转四邑两阳，十分艰苦。侨赈会乃在沙坪、龙口、杨梅设置接待站，安置难民食宿或治疗，帮助他们回乡。——摘自广东省《鹤山华侨志》），出于人身安全考虑，他不得不先行离港，其时厦门业已陷敌手。为恐敌伪拘捕，他由港直飞内地转往福建临时省政府所在地——永安；家眷则伪称为商人眷属，乘船经厦回漳。
  随后，林有壬出任福建省经济计划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省银行顾问。1942年4月1日，省政府明令设立福州市政筹备处，指派省政府委员林有壬担任福州市政筹备处处长，下设三科一所一局，即一科管民政建设、二科管财政税收、三科管教育，并设卫生事务所，由原省会警察厅改名的福州警察局改为福州市警察局，负责福州建市事宜。6月开始勘定市界，林有壬更是率先垂范，亲力亲为。四至是：东至鼓岭，西达洪山桥，南抵盖山，北到新店，全市总面积60平方公里。在此期间，他爬山涉水，夜以继日，不辞辛苦为福州地界界线划分和筹建作了大量前期性准备工作。不久，林有壬辞职。据说，这与林有壬老乡想通过他帮忙方便作事（其实是想借机捞一把）有关。林有壬居官清正，一生俭朴，两袖清风。为杜绝老乡无理要求，他选择了辞职以打消老乡非份发财念头。此举，我们不难看到，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自觉维护政府“公仆”形象的责任和精神。
  福州为东南大邑，人文荟萃，市廛繁盛，抗战期间屡遭日机轰炸，1941年春，且一度陷落，饱受蹂躏。据载，林有壬临危受命，甫一上任，即以恢复地方秩序，安定民生为首务。又知欲图建立民主政风，使公务人员承担起名副其实的“公仆”之责，就须祛除“摆官架，作官势，打官腔”之陋习旧态，方能始克有济。于是，他专门在官厅设立“亲民室”，供市民直诣市长，面议市政；或有所陈情；并设计“公仆”章，供公务人员全体佩戴，建立“亲民”精神。此二事虽小，“亲民室”系仿自当时赣南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先生，但于“畏官向似畏虎”的福州人而言，实为空前创举，收到了政府民众鱼水之效。
  林有壬主政福州，用心良苦，用力尤勤，廉介率属，清操化民，在短短时间内，“政通人和，百废俱举”，此举就像范仲淹在《岳阳楼》中称赞滕子京功绩相似。难怪辞职之日，榕城市民相率挽留，非常感人。为此，福州诗人徐丙森赠诗赞道：“民情闻已一诚通，尽在先生膏雨中；忽惊福星移耀速，其如葵抱结忱忡！艰难抗战今频捷，辛苦兴帮早表忠。名位自崇勋自远，攀辕卧辙从心同。”应该说，今日福州市之肇基者，实自林有壬始。（注：抗战期中，国民党的行政院曾训令在福州市设市，可是当时福州正值第一次沦陷（即1941年4月21日）期间。1941年9月3日，福州光复。翌年4月1日，省政府明令设立福州市政筹备处，由省府委员林有壬为筹备处主任。同年6月开始勘定市界。不久，林有壬辞职，省政府改派黄澄渊、段志坚接任。1944年10月，福州第二次沦陷，日军曾在福州组织所谓福州市政委员会，委任汉奸王之纲为会长。1945年10月，福州市政府正式宣告成立，黄曾樾为首任市长。——搞自《福州市志》）
  离榕之后，林有壬任财政部公债筹募委员会计审核处长，负责公债审核工作。1943年，中统漳厦区室在漳筹办《中央日报》（漳州版），时林有壬与叶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厦门宣传分处主任）、陈星耀、周耕民、方终征等应邀担任筹备委员，骆萍踪（石码工商业资本家）为筹备处主任。该报积极宣传抗日斗争和维护国土完整，但成立不久因与军统内部之争而流产。（见《漳州市志》）此外，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如何加强对国民党党员的建设和管理成为国民党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件大事，1945年，林有壬潜心研究，撰写了《党员守则释义》一书。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亲自题写书名，陈果夫、叶楚伧、陈公洽、王亮畴、陈树人、周觉庸、张道藩、潘公展、张厉生、赖景瑚、章力生、王泉笙、林衡可、张德昭等众多国民党高官分别为该书题词。该书作为《国民党党员守则》（1935年颁布实施）补充说明在全国统一发行，获得了极大反响。该书对当前我国转型期如何加强共产党员的建设和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紧锣密鼓急忙制定若干“摘桃子”的计划，8月31日在重庆成立抢夺胜利果实的机构——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9月5日发表东北9省2市主席、市长任命令，关吉玉为松江省主席，杨绰庵为哈尔滨特别市市长及12位市政各部门负责人，其中林有壬被任命为市民政局局长。他们作为接收成员参与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哈尔滨市任务。接收后，他及时向国民党政府汇报接收情况。后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入关，他们这批国民党接收官员只得匆匆撤离哈尔滨。这座美丽富饶的北国之城——哈尔滨终于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
  六、身在台湾，情系故土
  ——林有壬与故乡
  1947年，台湾因“二二八”事变，（政府）不得不重新改组。4月29日，年近花甲的他再次被委以重任，赴台履新。据载，[南京六日中央社电]：“新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徐道邻、教育厅长许恪士、建设厅长杨家瑜、民政厅副厅长林有壬，偕国防部处长钮先铭，七日上午由南京搭机抵台履新。”（见1947年《国声报》报道）同年9月1日，龙溪县成立国民大会代表（国大代表）选举事务所。林有壬返乡参与全国国大代表（1948年度）选举活动。翌年11月，林有壬第二高票落选候补。（杨逢年当选。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湾。按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凡未能来台的国大代表，均由次高票添补，林有壬乃得名正言顺出席每年一度的国民代表大会。直至1976年病逝止）嗣后，林有壬携带家眷前往台湾。（注：其中有三女留漳，长女在校学习，无意去台；另二女则过继给堂婶抚养。因堂婶寡居，孑然一身，遂留二女予以陪伴、养老送终）
  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湾后，前期采取了一系列残酷高压政策，而这些与林有壬的治台为民理念相左。见此，林有壬遂萌生了退意。加上他为官清廉，薪饷有限，根本无法承受日益上涨的家庭支出，特别是子女上学，常使他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为摆脱这种家庭窘境，林有壬忍痛割爱弃政从商，专执会计师业务。1950年，林有壬顺利当选了台湾会计师公会理事，这是他人生的一个华丽转身。据载，1950年6月16日会计师公会成立，选出林有壬、吴崇良、廖兆骏等11人为理事，程烈等3人为监事。（见《台湾省会计师公会简介》）会计师公会，旨在阐扬会计审计学术，发挥会计师功能，协助国家社会财经建设，增进国际间会计审计学术之交流，共促会计师事业发展。加入会计师公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另一种形式的为民服务体现。自此，林有壬全心致力于会计师事业。一方面他积极利用会计师公会常务理事身份参与台湾建设、财政经济、民生发展等等重大项目决策，一方面积极广交朋友，奖掖后进，培养人才。而这竟成了他晚年人生中的得意之作。1962年他作为中华民国代表出席了第八届国际会计师大会，把台湾会计师事业推上了世界舞台，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台湾会计师公会的国际影响和地位。
  在台湾，林有壬十分关心桑梓建设，除了积极参与同乡会工作外，还不断撰写文章宣扬家乡发展。1965年末，年逾古稀的他于台北宅中约请来自漳州城颇有声望的郑善政、胡宝三、林裕德、林元经、柯逊添、严笑棠和曾乃硕等人商议组织台北龙溪同乡会，深得众乡亲赞同。1966年1月30日，台北龙溪同乡会正式成立，林有壬担任理事长，而且连任两届。
  期间，他不遗余力敦睦乡谊，促进联络，支助困难和病患同乡，积极协助会员料理婚丧喜庆或处理偶发重大事件，奖掖同乡子弟入学成才，帮助就业和开创发展事业，出版旅台同乡通讯录，沟通会员间及会员与故乡的联系等等，深受同乡好评。林语堂（世界著名文学家）、欧晋德（原台北市副市长、“高铁”董事长）、曾一士（原“国父”纪念馆副馆长、中华残障协会理事长）、魏萼（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曾仕强（世界著名国学大师）、潘景耀（现任同乡会理事长）、庄世光（诗人）等等，皆得台北龙溪同乡会大力支持和帮助。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那些寓居台湾的同乡，他非常关心，鼎力相助，不时予以联络支持。据载，他积极为入台的林者仁（辛亥志士、老师）张罗住所，备办一切家用。直至病逝，他都一手操办，不计得失，无怨无悔。1965年，台湾漳籍名士张深切病逝后，他专门撰文《追悼台贤张深切先生》，以示悼念，一股浓浓乡谊之情跃然纸上。另载，林语堂（著名世界级文学大师）刚到台湾，林有壬就及时将他介绍给福建同乡会，说林语堂也是福建人，是福建龙溪的。福建同乡会负责人陈大络，随即以福建同乡会名义招待了林语堂。初次见面，陈大络对林语堂印象很好，觉得他“很幽默”，知识丰富，而且很骄傲。（见2009年4月8日《海峡导报》A15版）从中可以看出，林有壬对家乡亲人的一片古道心肠。
  一道浅浅海峡隔断了两岸，但隔不断那深深的思念。晚年，林有壬思乡尤甚。为解乡愁，他撰写了大量的怀旧文章。一次又一次把其满腔热爱祖地、眷恋故土之情诉诸于笔端，浓缩于墨香之中。1968年出版的《海滨邹鲁漳州府》，《鉴往知来录》等著作，即是他多年来魂牵梦萦的思乡“心证”。1976年3月24日，林有壬带着无限眷恋故土之情，悻悻离开了人世。享年86岁。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据说，林有壬临终前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对陪侍在边的儿女们嘱咐道，“漳州是你们的家，现在为父已经不行了，但你们要记住，有机会一定要代父回去看看。”1996年9月，林有壬的第四子林敬民先生，携妻带子，飞越重洋，风尘仆仆从新加坡回乡祭祖，终于一偿其父多年夙愿。
  在海峡彼岸的故乡--登科洲，乡亲们一直惦记着林有壬，铭记着他庇荫桑梓、造福家乡的恩德。1946年，他回乡为“林氏宗祠”题挂“教忠教孝”牌匾，此举给村里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效仿榜样，时今村里人仍记忆犹新。另据说，林有壬“教忠教孝”牌匾拒摊派、惠泽乡里的故事：1949年8月，国民党刘汝明兵团六十八军败溃窜逃到漳州，为补充兵力、粮食、军饷。他们所到之处不是抓壮丁挑夫，抢掠财物，就是向各村各社摊派公粮杂税。眼看期限已到，公粮杂税无法上缴，登科村村长只好硬着头皮，请求宽延时限。刘汝明闻此，怒不可遏，气势汹汹专程赶到登科村抓人征粮。可当他看到村祠堂里悬挂的牌匾时，脸色顿时和缓了许多，及至了解到林有壬一些的情况后，立即调头转身就走，公粮杂税征缴之事随之不了了之。事后，村长方才得知这与林有壬牌匾有关。以当时林有壬在台湾之地位，刘汝明之所以不敢对登科村强征暴敛的原因，大概是怕得罪林有壬之故罢了。林有壬牌匾故事由此流传至今。1986年，登科村对“林氏宗祠”重新进行修缮。专门对林有壬题写的“教忠教孝”牌匾（破四旧时曾被摘下）加以翻修，把它悬挂在“林氏宗祠”的正中间，以示尊贤敬忠重孝之道。1996年林有壬儿子的祭祖还愿之行，把游子跪乳之恩、反哺之义推向了高潮。临别时，乡亲们一句“常回家看看。”不禁使他百感交集，无限感慨。敦厚质朴的话，饱满着家乡浓浓的舔犊之心、爱护之情。“亲不亲，故乡人”在这里得到了极好的诠释。
  林有壬共有七男六女，除一女持家外，个个博学多才，学识出众，皆有非常成就。如今散居大陆、台湾、海外（美国、新加坡）等地。其中七男皆不在大陆，分别是：长子林作民，南京中央大学体育学院毕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久，赴新加坡华侨学校任教；后返国，战后重返新加坡，任《南洋商报》编辑，负责体育版。次子林亲民、三子林畏民，分别毕业于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及台湾（国立）大学，他们修习经济、财务及金融，服务于台湾财金界。四子林敬民，台湾（国立）大学商学系毕业，嗣后负笈美国，获堪萨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及澳门大学。五子林义民，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毕业，获奖学金赴土耳其留学，获安哥拉大学博士学位。回台后，外交部派驻美国波士顿领事。后迁驻土耳其台北经济与文化代表团大使衔代表。六子林平民、七子林良民，皆在美国、日本从事高科技生产经营。六女有三女（长、次、季女）在大陆，三女（四、五、六女）在台湾。其中长女林醒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职河南省焦作师范学院。文革时，含冤被迫害致死。二女林爱民，龙溪师范学校毕业。曾任漳州市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主任、副校长等职，先后荣获区、市、省级教育先进工作者、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被载入“中国普通教育系统优秀教师名录”及“中国当代名人词典”，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三女林秀民，毕业于龙溪卫校医学大专班。先后在漳州市医院小儿科及福建漳州全国女排训练基地医疗所任副主任医师，多次被评为漳州市医院先进工作者，曾荣获地专直属机关先进青年标兵。四女林仁民，在台持家。五女林健民在台工作，其夫婿曾赴上海创业。六女林惠民，夫妇皆在美国、日本从事高科技生产经营。
  附件（一）
  闽南护法区留法勤工俭学名单（共35名）
  平和县五名：卢永秋、黄廷钧、周澄南、周奠粤、周永年；
  海澄县四名：倪联荣、黄如虎、潘渲畴、林英峰；
  龙溪县四名：陈瑞桐、林毓英、林青萍、林有壬；
  永定县三名：赖俊、江文新、江廷琛；
  连城县三名：黄鸣谦、黄翼深、黄永新；
  长汀县三名：曾庆宗、范启煌、吴乃菁；
  南靖县二名：吴郭英、黄士杰；
  云霄县二名：吴正谊、方文徵；
  漳平县二名：郑超麟、陈祖康；
  长泰县二名：陈德恩、黄英麟；
  上杭县二名：雷瀚、丘天锡；
  东山县一名：萧焕章；
  漳浦县一名：何存厚；
  龙岩县一名：谢青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