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州辛亥光复中的林有壬
  林盛发
  核心人物：林有壬（1890—1976年），又名振坤，字源真，龙溪县登科洲人（今龙文区朝阳镇登科村顶社），家住漳州东门街元魁庙隔壁（暨市新华东路177号，1999年旧城改造被拆迁，今为漳州市都市妇产医院）。1903年，考中秀才。嗣后进入汀漳龙师范学堂学习。期间适逢漳州辛亥光复，他任学生军队长，担负临时维持社会秩序任务。不久，南渡马来西亚，创办华侨学校。1915年秋返漳，创建龙溪县立第一女子小学。1918年出版《南洋实地调查录》。次年，被选送留法勤工俭学，获都鲁士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硕士。1924年回国，任福建省立第八中学校长。不久，任福建省财政厅秘书，兼《福建财政月刊》总编辑。1932年以国务侨务委员会委员身份兼任暨南大学南洋研究委员会委员。1942年任福州市政筹备处处长。1945年任哈尔滨特别市民政局局长。1947年任台湾省民政厅副厅长。随即，返乡参加龙溪县国大代表选举。1948年11月以第二高票落选，后递补当选国大代表。嗣后，携带家眷赴台团聚。1950年当选为台湾省会计师公会理事。1966年连续担任第一、二届龙溪同乡会理事长。1976年病逝于台北，享年86岁。
  一、参与漳州光复，维护社会治安
  林有壬自幼博闻强识，聪颖好学，勤于思考，素有“神童”之美誉。12岁的林有壬与其父林德飞同年参加县秀才考试（注：时应考人员竟达七千人，龙溪县仅限32名），名列第九，林德飞名列十六，父子同榜，一时传为佳话。可当人们为此向他道贺时，他却心事重重地说，“国家至此，吾有何喜？”一副忧国忧民的形象呼之欲出，小小年纪便表现出了非凡的理想抱负。及至考进汀漳龙师范学堂，他便偷阅朝廷禁书，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等，大胆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同时，不时与进步同学一起探讨民主共和思想，尤其在汀漳龙道尹文案兼任汀漳龙师范教习宋善庆老师（时为同盟会秘密会员）教育和熏陶下，他的思想更为成熟，革命热情更为高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声，传到漳州后，血气方刚的他（时年21岁）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兴奋心情，闻风而起，积极响应宋善庆老师号召，参与了1911年11月漳州辛亥光复活动，从而在其人生华章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11年11月10日晚，在汀漳龙道教习宋善庆带领下，林有壬等几位汀漳龙师范学生与朱润卿、陈清福等同盟会员一起，突然冲入汀漳龙兵备道尹（简称道台）何成浩家，晓以大义，策其反正，并申明若执迷不悟，必如飞蛾扑火。随同的陈清福举起铁烟罐佯称手榴弹，厉声吓喊：“道台若不悬崖勒马，此物无情。”眼见大势已去，何成浩表示同意反正，于是连夜举家逃走。朱润卿则携带伪装炸弹威胁狱吏开监尽释囚犯，从而揭开了漳州光复的帷幕。
  光复后，鉴于当时社会混乱状况，林有壬等在内的汀漳龙师范学堂学生及附属小学高年级学生数百人又在宋善庆老师带领下，成立了学生军（枪械主要由宋善庆老师负责向道署借取），临时担负维护社会治安任务，以辅助地方军警，虽说装备不完善，士气却极其高涨。这些学生因长期深受宋善庆及其漳州同盟会的影响，富有革命思想和热情，故参与革命十分积极投入。
  当时，学生军计一大队，分若干小队，领队者为林有壬、邱仁和、曾紫垣、杨鸿逵、陈济舟等，都是师范戊、乙两班的学生；而张金波、朱自楫、苏鹤年、林春元、管奋庸等，均系附小高年级生。同时，县第一高级小学堂学生陈铸（即陈寿西）、陈畴（即陈寿田）两兄弟，受县商会长陈廷佐的委托，也结合其同学潘澄峨、孙绍武、柯文钦、包国材、张厚坤等组织了“警察队”，但仅在光复初期负维持地方秩序之责，旋即解散。后陈铸、潘澄峨、王兆庸和黄朴庵、管奋庸、郑祥鸾等，以参与光复有功，经省财政厅长陈之磷（即陈芷汀，漳州城东坂后街人。1911年福州光复后，福建省成立都督府。陈之磷出任第一任财政司长，后财政司改称财政厅，陈之磷为第一任厅长。）的介绍，分别被送入省陆军小学和马江海军学校肄业。应当说，林有壬等率领的学生军及学生警察在非常时期的非常行为，对维护漳州社会治安起到一定作用，功不可没。（摘引《漳州文史资料》第15辑—宋善庆在漳州、黄花岗之役生还志士—许赞元）这也是漳州辛亥光复的一大特色。
  二、兴办女校，开风气之先
  ——林有壬与龙溪县立第一女子小学
  1911年，林有壬以汀漳龙师范学堂第一名毕业。旋即被聘为东区小学（今巷口小学前身，1919年改称东华实验小学，1942年改称丹霞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教员。不久，应马来西亚槟城侨胞之请，前往创办华侨学校。其教职即由该校聘蔡振鹏、包国材充任。（注：《漳州文史资料》第15辑--《光复后的漳州教育》柯渊深、吴璟芝）这次南洋之行，为他此后致力于华侨事务埋下了伏笔。1915年秋返漳，24岁青年才俊林有壬担任了《龙溪教育月刊》主编。此间，他代表龙溪教育会考察全国教育，同时根据考察情况，结合龙溪县教育实际，拟具出《兴革意见书》供全县采择。为振兴龙溪文化事业，尤其是女子教育作了大量的有益工作。
  旧时，私人办的新式教育尚不多见，更何况是女子办学。再有中国传统上不主张女子接受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因此近代之前始终没有正式的女子教育机构，形成“女子无学”状态。少数女子通过家长或者上门塾师接受一定的教育。中国历史上的女诗人李清照，或者像慈禧太后那样的女政治家，是通过自学完成自身的教育。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把女子教育带进中国。清末新政开始之后，开办女学，形成社会风气。辛亥风潮，整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女性解放更是首当其冲。
  1892年2月6日，在漳州府辖下的漳浦县养正女校附设蒙养院开学，招收4岁至6岁女童及孤儿院适龄女童入学，为全国近代幼儿教育之先声。（见《漳州志：大事纪》）应该说，幼儿女子教育虽然较早，但收效却甚微，相反，出现了停滞、倒退现象。漳州辛亥光复后，由于外来各类新思潮的影响，给当时社会以极大冲击。于此时（1916、1917年期间），林有壬受命创办龙溪县立第一女子小学，难度相对较大。虽说漳属县城已有教会女子学校，但公立女子学校尚属首次，因而存有疑虑。一开始，阻力不小，进展也较为缓慢。不过他事必躬亲，迎难而上，不遗余力地开展宣传教育，引导人们冲破旧有传统封建思想的观念束缚，树立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女性教育观，从而为女子学校的兴办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8年陈炯明入漳后，倡行（护法区所属各县）“一乡一校”举措，特别是创办各类女子学校，更是把闽南地区的教育推向了一个高潮。据1920年4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报载：“以龙溪一邑而论，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校90余所”，“学生数约12000余人，较去年约增加3倍”，基本达到“人不失学，学以致用”的目的。从中可以看出，林有壬创办的县立女子小学，已初见成效，深入人心，同时也为陈炯明在漳兴办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女子中学等等创造了良好条件。
  创办女子学校，其意义不仅在于培养了漳州新型的知识女性，同时也是对旧社会传统“男尊女卑”封建陋习的挑战，更是对闽南地区女性一大精神上的解放。虽然林有壬所作的努力是有限的，但其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这些不但可从他身体力行，让其所有女儿接受教育的表现得到有力印证，（其共有六女，除一人操家外，其余都入校求学，学有所成。），而且也可从全府县各地公立女子学校纷纷创办窥见一斑。
  与此同时，在致力于地方文化教育建设的闲暇之余，他也十分关注国外地学动态。为此，他翻译了大量国外地理学文章，刊载在国内著名《地学杂志》上，共有16篇之多。如《述测地学进步之状况》（1916年）、《墨西哥之地形（续）》（1917年）、《喇嘛教之研究》（1917年）、《述联合国在德领阿非利加殖民地之作战始末》（1918年）、《英国都市之分配》（1918年）等等（见附件一），为我国地学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从中可以看出，他不但具有丰富的阅历，而且学术涉猎广泛，功底深厚，而这也是他被遴选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地学杂志》统计，该刊前后发表各类翻译文章230多篇，前后作者达540多人，这里不仅有日本地学学者的译作，如石井万次郎、佐藤传藏、井上禧之助、山根新次、野田、桥本欣五郎、白鸟库吉、山琦直方等，而且也有西方地学专家的名著，如亨廷顿（当时译为汉丁顿）的《文明与气候》、《人生地理学》，开尔底和霍华茨的《地理学史》，纽毕金的《近代地理学》和《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的地理条目等，更有国内知名人士和著名学者的文章或译作。如张相文、苏莘、陶懋立、陶亚民、张星烺、武同举、林有壬、章鸿钊、林传甲、白眉初、翁文灏、姚存吾、刘仲仁、章太炎、张謇、邝荣光、邹代钧、宋教仁、梁启超、王桐龄、聂崇歧、谢家荣、李春昱、谭锡畴、王恒升、丁道衡、竺可桢、徐炳昶、谭其骧、朱士嘉、张鸿翔、盛叙功、李长傅、张印堂、黄国璋、萧廷奎、王钧衡、殷祖英、李宪之、王成祖、王成敬、王益崖、邹豹君、张护恩等等。他们为积极传播近代地理学知识，锻炼和培养一批地理学研究人材，促进中国地理学的成长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三、倾心侨务，关注侨教
  ——林有壬与南洋侨务
  清末民初，大批中国人被卖到国外做苦力，这些海外华工被称为“猪仔”。运到国外，鬻为人奴，及开矿等苦工，终身无回国之望，生活十分凄惨。
  据载，“契约劳动，即世所谓猪仔，因受利诱而入猪圈，由猪贩率至南洋各地，专卖于各公司。契约由公司拟订，条件至为严酷。猪仔不通洋文，不知契约上所写何物，猪贩造作甘言以惑之。及至华民政务司签字，司官循例问其愿否，有受惑者而对以愿者，有临时觉悟，露不愿意。因问官系西人，对答用西语，嗫嚅不得尽其辞，猪贩恐失利权，即代为答应，强其画押。画押后驱至作工所在地，鞭挞凌虐，苦过于猪，呼吁无从，欲逃不得。至于水土之合宜与否，尤无人过问，病死不过草草掩埋，染病不死，而羸弱不堪工作，则驱逐出外，怅怅无之，或葬身沟堑，以供蝇蚋咕嘬，此猪仔猪贩之名所由来也”。除了饱受不人道的剥削之外，他们的住所当然也跟猪圈没两样。（见《南洋实地调查录（第一辑）》林有壬撰）1915年，林有壬根据在南洋（马来西亚、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岛等地）的所见所闻，编著《南洋实地调查录》（简称《实录》，郑孝胥题写书名，江亢虎、林辂存作序）。此书对南洋诸岛之民情、物产等纪述甚详，其中对我国海外华侨的种种生活状况与处境也多有描述，从而揭开了华工“猪仔”鲜为人知的悲惨生活一面，该《实录》对海外列强殖民资本家惨无人道的行径予以严厉痛斥和抨击，同时，强烈呼吁政府应切实负起保护侨胞责任和义务。这是中国公民首次向中国政府力陈有保护国外华侨之义务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经发表，不仅引起了当时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在海内外也引起了极大反响。该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印行不久，日本即有译本。
  台湾著名爱国诗人汪春源（时落籍龙溪）感慨万分为此赋诗云：“破浪乘风万里游，山川文物一扁舟。几编著述来重译，彷佛蓬莱记十洲。百蠻风土广摉奇，儒雅风流世所师。觸我寓公身世感，年来潘鬢愧成丝。”（见《南洋实地调查录》中题词，第9页）寓居厦门的台湾著名爱国志士、诗人施士洁也不禁称道：“飞鸿爪迹大瀛南，万里星槎海客谈。汗漫纪游王遯叟，輶轩问俗薛庸庵。一篇赤雅文何壮，三尺青虹气正酣。打破天荒成信史，铭勋不律是奇男！”（见【台湾文献丛刊·第215种】《后苏龛合集》卷十一（清）施士洁撰林有壬“南洋实录”题后）经查，该诗是汪受田（注：汪春源子）所写，施士洁将其编入其所著《后苏龛合集》中）。除此，他还不断向政府呈报海外华侨的各种诉求，如《附旅京荷属华侨林有壬等呈一件》暨《林有壬等请抗议取消荷属增加入境税案呈》（1929年），撰写反荷、反英属殖民统治，保护侨民的文章。如《废约运动最痛快最有效的报复手段》、《使我竟成灵验的预言家》等等。
  此外，面对南洋华侨“教育宗旨之无定，年级之编制参差，教学训练之不一”，“行政不统一，经费不确定，教材不适宜，师资不敷分配”以及“殖民地政府之压迫，祖国政府之漠视”等种种突出问题。1929年6月6日他作为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专员，应邀参加了在暨南大学举办的中国首次“南洋华侨教育会议”。此次会议签署的《南洋华侨教育会议宣言》，使得所有关心侨教的人士倍受鼓舞。同年11月国民政府召开了“中央训练部华侨教育会议”，对华侨教育会议提出的问题都进行了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对此后的华侨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2年，他专门为此撰写了《华侨教育敬告侨胞》。1941年11月，为促进侨务，建立政府与侨民间切实联系，特别是争取广大海外侨胞支持和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福建侨务处在永安设立，丘汉平任福建省侨务促进委员会主任，林有壬任副主任（后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侨务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应该说，在华侨问题上，特别是华侨权益和华侨教育，林有壬厥功甚伟。
  四、赴法留学，报效国家
  ——林有壬与留法勤工俭学
  1917年7月，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在广东成立护法军政府，把广东省公署20个营5000人军队改编为援闽粤军，命陈炯明为总司令，率军援闽护法。1918年10月，在与北洋军阀李厚基激战后达成停战协议，陈炯明占领闽西、闽南20多个县，建立以漳州为首府的“闽南护法区”政府。这是孙中山领导时期在全国建立的唯一护法区。随即，陈炯明着手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措施。在其卓绝的努力之下，漳州成了全国的首善之区，闽南26县成为“模范小中国”，被时人誉为“闽南的苏俄”。一时间，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学联、北京大学学生以及北方学生团体都组织人员到护法区学习；国内名流学者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到护法区演讲；国民党上层人士林森、居正、邹鲁、朱执信、廖仲凯等以及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和社会知名人士也先后到护法区访问；苏俄政府第一位来华代表也在护法区逗留。其中由于受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倡言的出国勤工俭学影响，陈炯明遂决定从护法区中选派优秀学生出国学习（留法、留美、留英、留日），从而开启了闽南护法区出国勤工俭学之门。
  1919年9月，为了培养建设人才，进行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陈炯明在漳州颁布《振兴教育令》，并通令各县选派优秀学生公费出国学习机电、工程、化学、矿业、纺织等专业。全区先后派出两批男女学生83人（包括广东的彭湃、彭泽、李谷珍、林铁史等人在内）出国留学，此举被称为教育界的盛举，成为轰动大江南北的焦点新闻。（见附件二）其中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占多数，较知名的如郑超麟、陈祖康、林有壬、吕隆庆等都是此时奉派半官费出国学习的。
  赴法前，闽南护法区留法学生途经广东时，受到了林森接见。据《郑超麟回忆录》称：“我同其他三十几个福建学生到香港来候船。几日后，陈炯明驻广州的代表黄强邀我们到广州去，住在增步工艺学校，他就是那里的校长。他请了一位广东女先生教我们法文。我们学了三个星期的法文。在广州时候，福建籍国会议员曾开会欢送我们，议员之中有一个是林森。……”（见《郑超麟回忆录》）这批留法学生最后在香港上船前往法国。这是续漳州闽南护法区之后，林有壬与林森的再次相会，为他们之间建立良好的私人友谊打下了基础。
  1920年在法国，他们先是补习法文，然后进入工业实习学校，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总的说来，勤工俭学生活是十分艰苦的，特别是那些来自国内的自费生，有的甚至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半途而废。而作为半官费生的闽南护法区留法学生，各方面条件相对好些，他们不但经济较有保障（有一定的官费资助），而且文化基础较好（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此外还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这些使得他们能以较好的条件完成高等教育学业，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成为工程师、科技专家、学者等高级专业人材。林有壬就是其中之一（注：他获得了都鲁士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硕士）。在巴黎期间，林有壬与周恩来、邓小平及青年党主席曾琦等常有相聚，多有接触，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虽然后来他们因追求的理念与信仰有异，而走上了不同人生道路，但不改他们之间的情谊。
  通过勤工俭学，他们对西方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中国社会的落后、愚昧状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中涌现出了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王若飞、李立三、向警予、陈毅、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等一批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闽南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除郑超麟等外，对于革命活动多不热心，大都侧重于专业技术学习。故他们回国后多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对闽南新文化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24年回国。不久，林有壬被任命为福建省立第八中学（今漳州一中前身）校长，前任是印尼归侨、辛亥志士施荫棠。1926年该校改名为福建省立第八初级中学，实行校务委员制，林有壬被委任为校务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他担任校长期间，省立第八中学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从中走出了一批在共和国史上写下辉煌篇章的杰出人物。如王占春、高捷成、李兆炳、王德、胡大机、柯联魁、张庆重、苏静、黄典诚、彭冲、方毅、薛廷耀、郑子瑜等等。
  1926年，北伐军占领福州，结束北洋军阀在福建的统治。同年12月25日，福建省政务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张贞。同时设立财务委员会，由北伐军政治部主任何玉书兼任。1927年1月3日，福建临时政治会议成立，为全省最高权力机关，军、民、财三政均由会议决议实行。7月1日，福建省第一届国民政府成立，设政府主席和政府委员，政府机构设有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军事厅、农工厅、烟酒事务局、禁烟局、印花税务处。作为留法经济学硕士林有壬应省财政厅厅长陈培锟之邀（注：陈培锟，辛亥光复后，曾任漳州道，对漳州相对较为了解，有一定感情；加上当时临时政府成立不久，亟需一批知识分子，尤其是专业技术人才。为此，他大力延揽金融专业人才，对林有壬颇为青睐。（见《西窗剪烛忆先贤--陈培锟》）），担任福建省财政厅秘书，主持财政计划兼任《福建财政》月刊总编辑。遂以平生所学，详析直接税与间接税之得失，并上书财政部，力主课征所得税未果。（1936年，国民政府方才制定所得税暂行条例，林有壬建议终归得以付诸实施，然而时已逾十年矣）期间，他撰著《福建财政概况》《福建田赋概况》《福建盐务概况》《福建贾铺捐、屠宰税、茶税、杂租概况》（1930年）等等，为重振福建地方经济（金融、田赋、盐务等）作出了一定贡献。
  不久，他晋京出任侨务委员会代表，嗣后转赴上海，担任国立暨南大学（注：1906年创办于南京鼓楼南薛家巷，1923年暨南学校迁至上海真如；1937年上海发生了“八·一三”事变，真如沦为战区，学校迁入上海外国租界办学。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租界，暨大师生坚持上完“最后一课”后，将学校关闭，迁校福建建阳。而后，又返回上海。建国后在广州重建。——摘自《暨南大学校史》）教员，兼教育部华侨教育设计委员，并膺选上海华侨联合会常务委员。越年，复入侨务委员会，负责侨教，办理侨民教育师资训练。他为华侨教育，尤其是在海外华侨爱国抗日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五、抗日爱国“诤臣”
  ——林有壬与抗日战争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32年“一·二八”中日淞沪战事爆发。时在暨南大学（上海）的国民政府侨务委员林有壬一面从事教学，一面投身抗日救国运动，与广大富有爱国传统的学生一起竭力声讨日本的残酷暴行，4月，他与驻沪爱国人士一道自发组织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筹措经费，支援东北义勇军。
  据当时报道：“本市各界组织之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于昨日（4月17日）下午四时，在宁波旅沪同乡会举行成立大会，到会江问渔、胡凤翔、张一麐、褚慧僧、林有壬、陶乐勤、袁近初、冯少山、胡庶华、任矜苹等六十余人。通过会章、选出理事。兹将各项情形志下：公推褚慧僧主席，主席报告云：自暴日侵略我东三省后，而东北负责长官张学良，始终贯彻不抵抗主义。虽马占山崛起黑龙江，比较差强人意，旋因粮尽饷绝，遂与暴日虚与委蛇。既经通电反正，凡我同胞，应有援助，特集合各界，组织后援会。今日为正式大会之时，请各界贡献意见云云。”从中，不难看出他的一片拳拳爱国之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同年10月18日林有壬与郑螺生、方之桢等致信胡适，就有关中日之间五个问题：一、东三省解除武装，二、东三省设立自治政府，三、关于日方利益之中日条约，四、中日和解公断不侵犯及互助条约，五、中日商约等向胡适“唱对日不抵抗低调”提出了质问与批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的广大知识分子的见解。最终促使胡适的觉醒。（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136～139页）体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崇高的民族气节。
  
  淞沪战争中国军队奋勇御敌
  嗣后，他随国民政府西迁，中途受命折往菲律宾、越南，宣扬抗战建国之策，同时于香港创办《侨声周刊》。该报因发表大力宣扬抗日除奸爱国文章，深受香港民众欢迎。但却引起了日本及在港汉奸的极度仇视，必欲除之后快。故在香港沦陷前（注：1941年7月，日军威胁香港，香港妇孺开始离港回乡。12月8日，日军占领香港后，更有大量港人逃难回乡。他们扶老携幼，步行经沙坪转四邑两阳，十分艰苦。侨赈会乃在沙坪、龙口、杨梅设置接待站，安置难民食宿或治疗，帮助他们回乡。——摘自广东省《鹤山华侨志》），出于人身安全考虑，他不得不先行离港，其时厦门业已陷敌手。为恐敌伪拘捕，他由港直飞内地转往福建临时省政府所在地——永安；家眷则伪称为商人眷属，乘船经厦回漳。
  随后，林有壬出任福建省经济计划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省银行顾问。1942年4月1日，省政府明令设立福州市政筹备处，指派省政府委员林有壬担任福州市政筹备处处长，下设三科一所一局，即一科管民政建设、二科管财政税收、三科管教育，并设卫生事务所，由原省会警察厅改名的福州警察局改为福州市警察局，负责福州建市事宜。6月开始勘定市界，林有壬更是率先垂范，亲力亲为。四至是：东至鼓岭，西达洪山桥，南抵盖山，北到新店，全市总面积60平方公里。在此期间，他爬山涉水，夜以继日，不辞辛苦为福州地界界线划分和筹建作了大量前期性准备工作。不久，林有壬辞职。据说，这与林有壬老乡想通过他帮忙方便作事（其实是想借机捞一把）有关。林有壬居官清正，一生俭朴，两袖清风。为杜绝老乡无理要求，他选择了辞职以打消老乡非份发财念头。此举，我们不难看到，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自觉维护政府“公仆”形象的责任和精神。
  福州为东南大邑，人文荟萃，市廛繁盛，抗战期间屡遭日机轰炸，1941年春，且一度陷落，饱受蹂躏。据载，林有壬临危受命，甫一上任，即以恢复地方秩序，安定民生为首务。又知欲图建立民主政风，使公务人员承担起名副其实的“公仆”之责，就须祛除“摆官架，作官势，打官腔”之陋习旧态，方能始克有济。于是，他专门在官厅设立“亲民室”，供市民直诣市长，面议市政；或有所陈情；并设计“公仆”章，供公务人员全体佩戴，建立“亲民”精神。此二事虽小，“亲民室”系仿自当时赣南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先生，但于“畏官向似畏虎”的福州人而言，实为空前创举，收到了政府民众鱼水之效。
  林有壬主政福州，用心良苦，用力尤勤，廉介率属，清操化民，在短短时间内，“政通人和，百废俱举”，此举就像范仲淹在《岳阳楼》中称赞滕子京功绩相似。难怪辞职之日，榕城市民相率挽留，非常感人。为此，福州诗人徐丙森赠诗赞道：“民情闻已一诚通，尽在先生膏雨中；忽惊福星移耀速，其如葵抱结忱忡！艰难抗战今频捷，辛苦兴帮早表忠。名位自崇勋自远，攀辕卧辙从心同。”应该说，今日福州市之肇基者，实自林有壬始。（注：抗战期中，国民党的行政院曾训令在福州市设市，可是当时福州正值第一次沦陷（即1941年4月21日）期间。1941年9月3日，福州光复。翌年4月1日，省政府明令设立福州市政筹备处，由省府委员林有壬为筹备处主任。同年6月开始勘定市界。不久，林有壬辞职，省政府改派黄澄渊、段志坚接任。1944年10月，福州第二次沦陷，日军曾在福州组织所谓福州市政委员会，委任汉奸王之纲为会长。1945年10月，福州市政府正式宣告成立，黄曾樾为首任市长。——搞自《福州市志》）
  离榕之后，林有壬任财政部公债筹募委员会计审核处长，负责公债审核工作。1943年，中统漳厦区室在漳筹办《中央日报》（漳州版），时林有壬与叶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厦门宣传分处主任）、陈星耀、周耕民、方终征等应邀担任筹备委员，骆萍踪（石码工商业资本家）为筹备处主任。该报积极宣传抗日斗争和维护国土完整，但成立不久因与军统内部之争而流产。（见《漳州市志》）此外，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如何加强对国民党党员的建设和管理成为国民党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件大事，1945年，林有壬潜心研究，撰写了《党员守则释义》一书。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亲自题写书名，陈果夫、叶楚伧、陈公洽、王亮畴、陈树人、周觉庸、张道藩、潘公展、张厉生、赖景瑚、章力生、王泉笙、林衡可、张德昭等众多国民党高官分别为该书题词。该书作为《国民党党员守则》（1935年颁布实施）补充说明在全国统一发行，获得了极大反响。该书对当前我国转型期如何加强共产党员的建设和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紧锣密鼓急忙制定若干“摘桃子”的计划，8月31日在重庆成立抢夺胜利果实的机构——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9月5日发表东北9省2市主席、市长任命令，关吉玉为松江省主席，杨绰庵为哈尔滨特别市市长及12位市政各部门负责人，其中林有壬被任命为市民政局局长。他们作为接收成员参与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哈尔滨市任务。接收后，他及时向国民党政府汇报接收情况。后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入关，他们这批国民党接收官员只得匆匆撤离哈尔滨。这座美丽富饶的北国之城——哈尔滨终于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
  六、身在台湾，情系故土
  ——林有壬与故乡
  1947年，台湾因“二二八”事变，（政府）不得不重新改组。4月29日，年近花甲的他再次被委以重任，赴台履新。据载，[南京六日中央社电]：“新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徐道邻、教育厅长许恪士、建设厅长杨家瑜、民政厅副厅长林有壬，偕国防部处长钮先铭，七日上午由南京搭机抵台履新。”（见1947年《国声报》报道）同年9月1日，龙溪县成立国民大会代表（国大代表）选举事务所。林有壬返乡参与全国国大代表（1948年度）选举活动。翌年11月，林有壬第二高票落选候补。（杨逢年当选。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湾。按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凡未能来台的国大代表，均由次高票添补，林有壬乃得名正言顺出席每年一度的国民代表大会。直至1976年病逝止）嗣后，林有壬携带家眷前往台湾。（注：其中有三女留漳，长女在校学习，无意去台；另二女则过继给堂婶抚养。因堂婶寡居，孑然一身，遂留二女予以陪伴、养老送终）
  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湾后，前期采取了一系列残酷高压政策，而这些与林有壬的治台为民理念相左。见此，林有壬遂萌生了退意。加上他为官清廉，薪饷有限，根本无法承受日益上涨的家庭支出，特别是子女上学，常使他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为摆脱这种家庭窘境，林有壬忍痛割爱弃政从商，专执会计师业务。1950年，林有壬顺利当选了台湾会计师公会理事，这是他人生的一个华丽转身。据载，1950年6月16日会计师公会成立，选出林有壬、吴崇良、廖兆骏等11人为理事，程烈等3人为监事。（见《台湾省会计师公会简介》）会计师公会，旨在阐扬会计审计学术，发挥会计师功能，协助国家社会财经建设，增进国际间会计审计学术之交流，共促会计师事业发展。加入会计师公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另一种形式的为民服务体现。自此，林有壬全心致力于会计师事业。一方面他积极利用会计师公会常务理事身份参与台湾建设、财政经济、民生发展等等重大项目决策，一方面积极广交朋友，奖掖后进，培养人才。而这竟成了他晚年人生中的得意之作。1962年他作为中华民国代表出席了第八届国际会计师大会，把台湾会计师事业推上了世界舞台，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台湾会计师公会的国际影响和地位。
  在台湾，林有壬十分关心桑梓建设，除了积极参与同乡会工作外，还不断撰写文章宣扬家乡发展。1965年末，年逾古稀的他于台北宅中约请来自漳州城颇有声望的郑善政、胡宝三、林裕德、林元经、柯逊添、严笑棠和曾乃硕等人商议组织台北龙溪同乡会，深得众乡亲赞同。1966年1月30日，台北龙溪同乡会正式成立，林有壬担任理事长，而且连任两届。
  期间，他不遗余力敦睦乡谊，促进联络，支助困难和病患同乡，积极协助会员料理婚丧喜庆或处理偶发重大事件，奖掖同乡子弟入学成才，帮助就业和开创发展事业，出版旅台同乡通讯录，沟通会员间及会员与故乡的联系等等，深受同乡好评。林语堂（世界著名文学家）、欧晋德（原台北市副市长、“高铁”董事长）、曾一士（原“国父”纪念馆副馆长、中华残障协会理事长）、魏萼（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曾仕强（世界著名国学大师）、潘景耀（现任同乡会理事长）、庄世光（诗人）等等，皆得台北龙溪同乡会大力支持和帮助。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那些寓居台湾的同乡，他非常关心，鼎力相助，不时予以联络支持。据载，他积极为入台的林者仁（辛亥志士、老师）张罗住所，备办一切家用。直至病逝，他都一手操办，不计得失，无怨无悔。1965年，台湾漳籍名士张深切病逝后，他专门撰文《追悼台贤张深切先生》，以示悼念，一股浓浓乡谊之情跃然纸上。另载，林语堂（著名世界级文学大师）刚到台湾，林有壬就及时将他介绍给福建同乡会，说林语堂也是福建人，是福建龙溪的。福建同乡会负责人陈大络，随即以福建同乡会名义招待了林语堂。初次见面，陈大络对林语堂印象很好，觉得他“很幽默”，知识丰富，而且很骄傲。（见2009年4月8日《海峡导报》A15版）从中可以看出，林有壬对家乡亲人的一片古道心肠。
  一道浅浅海峡隔断了两岸，但隔不断那深深的思念。晚年，林有壬思乡尤甚。为解乡愁，他撰写了大量的怀旧文章。一次又一次把其满腔热爱祖地、眷恋故土之情诉诸于笔端，浓缩于墨香之中。1968年出版的《海滨邹鲁漳州府》，《鉴往知来录》等著作，即是他多年来魂牵梦萦的思乡“心证”。1976年3月24日，林有壬带着无限眷恋故土之情，悻悻离开了人世。享年86岁。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据说，林有壬临终前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对陪侍在边的儿女们嘱咐道，“漳州是你们的家，现在为父已经不行了，但你们要记住，有机会一定要代父回去看看。”1996年9月，林有壬的第四子林敬民先生，携妻带子，飞越重洋，风尘仆仆从新加坡回乡祭祖，终于一偿其父多年夙愿。
  在海峡彼岸的故乡--登科洲，乡亲们一直惦记着林有壬，铭记着他庇荫桑梓、造福家乡的恩德。1946年，他回乡为“林氏宗祠”题挂“教忠教孝”牌匾，此举给村里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效仿榜样，时今村里人仍记忆犹新。另据说，林有壬“教忠教孝”牌匾拒摊派、惠泽乡里的故事：1949年8月，国民党刘汝明兵团六十八军败溃窜逃到漳州，为补充兵力、粮食、军饷。他们所到之处不是抓壮丁挑夫，抢掠财物，就是向各村各社摊派公粮杂税。眼看期限已到，公粮杂税无法上缴，登科村村长只好硬着头皮，请求宽延时限。刘汝明闻此，怒不可遏，气势汹汹专程赶到登科村抓人征粮。可当他看到村祠堂里悬挂的牌匾时，脸色顿时和缓了许多，及至了解到林有壬一些的情况后，立即调头转身就走，公粮杂税征缴之事随之不了了之。事后，村长方才得知这与林有壬牌匾有关。以当时林有壬在台湾之地位，刘汝明之所以不敢对登科村强征暴敛的原因，大概是怕得罪林有壬之故罢了。林有壬牌匾故事由此流传至今。1986年，登科村对“林氏宗祠”重新进行修缮。专门对林有壬题写的“教忠教孝”牌匾（破四旧时曾被摘下）加以翻修，把它悬挂在“林氏宗祠”的正中间，以示尊贤敬忠重孝之道。1996年林有壬儿子的祭祖还愿之行，把游子跪乳之恩、反哺之义推向了高潮。临别时，乡亲们一句“常回家看看。”不禁使他百感交集，无限感慨。敦厚质朴的话，饱满着家乡浓浓的舔犊之心、爱护之情。“亲不亲，故乡人”在这里得到了极好的诠释。
  林有壬共有七男六女，除一女持家外，个个博学多才，学识出众，皆有非常成就。如今散居大陆、台湾、海外（美国、新加坡）等地。其中七男皆不在大陆，分别是：长子林作民，南京中央大学体育学院毕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久，赴新加坡华侨学校任教；后返国，战后重返新加坡，任《南洋商报》编辑，负责体育版。次子林亲民、三子林畏民，分别毕业于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及台湾（国立）大学，他们修习经济、财务及金融，服务于台湾财金界。四子林敬民，台湾（国立）大学商学系毕业，嗣后负笈美国，获堪萨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及澳门大学。五子林义民，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毕业，获奖学金赴土耳其留学，获安哥拉大学博士学位。回台后，外交部派驻美国波士顿领事。后迁驻土耳其台北经济与文化代表团大使衔代表。六子林平民、七子林良民，皆在美国、日本从事高科技生产经营。六女有三女（长、次、季女）在大陆，三女（四、五、六女）在台湾。其中长女林醒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职河南省焦作师范学院。文革时，含冤被迫害致死。二女林爱民，龙溪师范学校毕业。曾任漳州市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主任、副校长等职，先后荣获区、市、省级教育先进工作者、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被载入“中国普通教育系统优秀教师名录”及“中国当代名人词典”，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三女林秀民，毕业于龙溪卫校医学大专班。先后在漳州市医院小儿科及福建漳州全国女排训练基地医疗所任副主任医师，多次被评为漳州市医院先进工作者，曾荣获地专直属机关先进青年标兵。四女林仁民，在台持家。五女林健民在台工作，其夫婿曾赴上海创业。六女林惠民，夫妇皆在美国、日本从事高科技生产经营。
  附件（一）
  闽南护法区留法勤工俭学名单（共35名）
  平和县五名：卢永秋、黄廷钧、周澄南、周奠粤、周永年；
  海澄县四名：倪联荣、黄如虎、潘渲畴、林英峰；
  龙溪县四名：陈瑞桐、林毓英、林青萍、林有壬；
  永定县三名：赖俊、江文新、江廷琛；
  连城县三名：黄鸣谦、黄翼深、黄永新；
  长汀县三名：曾庆宗、范启煌、吴乃菁；
  南靖县二名：吴郭英、黄士杰；
  云霄县二名：吴正谊、方文徵；
  漳平县二名：郑超麟、陈祖康；
  长泰县二名：陈德恩、黄英麟；
  上杭县二名：雷瀚、丘天锡；
  东山县一名：萧焕章；
  漳浦县一名：何存厚；
  龙岩县一名：谢青锋。
  [漳州方言]
  布观音称谓考
  ◎李竹深
  漳州市南山街有座署名“布观音”的小庙宇，长期以来，人们不明“布”之义理，对“布观音”多有猜测，更有甚者，语“布观音”为“布衣观音”，岂世另有“为宦观音”乎？
  其实，“布观音”之称呼关键在于“布”字。“布”之字义多达十余种，其中有“散也”一义，人多未予重视。段玉裁在《解文说字注·巾部》云：凡散之皆曰布，取卷舒义也。这就指明“布”之古义有“舒卷自如”之意。准此，“布观音”即指观音神像之雕塑乃是软件，换言之，凡四肢可活动的神像皆可以“布”名之。“布观音庙”的观音正是一具四肢可活动自如的雕像，以“布”贯之为庙宇之称，乃神来之笔，可见漳州先贤用字之苦心。
  漳籍语言学家郭锦桴教授
  南之武
  郭锦桴教授于1936年3月出生于漳州市芗城区。1960年他从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自此至1999年退休后一直在人民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担任人民大学第五届、第六届校学术委员，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系级，现称对外汉语文化学院）副主任，中文系语言教研室主任。退休后还担任老教授学会人民大学分会副会长，国内外一些传记中心都有刊载介绍他的教学和科研成就。国外有1996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CIB（出版）《国际名人传记辞典》（英文24版），美国海外艺术家协会出版的《世界名人录》，1998年泰国出版的《世界华人当代名人辞典》。国内有1998年香港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的《世界名人录》（第三卷）；人民日报出版社的《中国名人大典》（第二卷）等30多种。
  首先，他是一位语言学教授，是全国为数不多的语音学教授，教学上刻苦钻研，为培养莘莘学子尽心尽责做出贡献。
  他讲授多门语言专业课，有《语言学概论》《文化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现代汉语学》等等。中文系成立，却未设立语音学课程，且当时没有师资，之前也没有人讲授过这门功课。领导要郭锦桴承当，他先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今属中国社科院）进修，师从著名语音学家周殿福、吴宗济。语音学绝非一般文科课程，它研究人类语言发音的生理过程，分析语音声波（物理声学计算分析），还要学会一套记录各种语言及方言字音的国际音标，要走进语言实验室，掌握各种声学实验仪器的使用。国内语音学专著很少，有关专著都来自国外，要用功学外语，读外语专著。他刻苦学习俄语和英语，曾翻译过一部俄语专著。进修后回校，他承担起语音学教学的任务，为“人大”建立第一所语音实验室。他在校内教学本科生居多，此外有研究生、硕士生及进修生。
  他也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担任领导，教过十多个国家的留学生，有来自越南、日本、韩国、朝鲜、英国、美国、俄罗斯、法国、意大利、吉尔吉斯坦，以及来自非洲的刚果、贝宁等等。
  其次，他根据社会需要，拓展教学，不辞劳苦，为社会做出贡献。
  1982年，“人大”中文系与北京社科联合作创办北京人文函授大学，郭教授被委派为秘书系主任。刚开始时没有头绪，要开什么课程？三年课程如何设计安排？到哪里请教师？于是他到中央秘书局、国家信访局、国家档案局、中央办公厅了解学习，浏览有关资料、书籍，解决以上疑难问题。第一期函授生报名三万多人。他编讲义，教授《秘书学概论》。讲课录音到外地教学点播放。第二期函授生报名25000人。1988年郭教授出版《秘书学概论》（15万字），编《秘书档案工作文选》（34万字），与王德俊合作写《秘书工作手册》（33万字），发给第二批学员，拓展新的教学道路，为社会培养人才。
  上世纪90年代，郭教授应邀为国家机关、企业单位以及一些院校举办的培训班授课或开讲座，有“秘书学”、“公文写作”、“良好人际关系建立技巧”、“办公室的职能”、“管理和效率”、“企业与公文”等等。
  郭教授还应邀到团中央举办的全国县级以上团干部班讲授“人际关系与团的工作”，前后讲了五期（五次）。1994年为国防科委、华北电力学院举办的企业办公室主任班、商业部与北京商学院合作举办企业办公室研讨班讲授“秘书学”、“企业办公职能”、“管理和效率以及企业公关”等专题。
  从1993年到2003年十年间，他应邀为北京海淀区政府在职干部多次讲授公文写作课、人际关系讲座等等。北京朝阳区政府几次邀请讲授公文写作课。还有电子管理干部学院、全国企业家协会，水利部下属单位也都邀请讲课或举行讲座。
  根据多年讲授公文写作的资料与体会，2005年郭教授正式出版《现代通行文书与社会调查教程》一书，30万字。
  复次，郭教授在科研方面取得优异成就，著作甚丰，备受赞誉。
  他用多年时间写出一部《综合语音学》，1993年出版，全书36万字。国际知名语音学家吴宗济为之作序，序中评赞“作一家言，有别于一般语言教材，遂使旧论新书，备于一帙，既便教学，亦利研讨。”书中从中外著述搜集的世界语言语音资料，包括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资料，接近上百种。其中欧洲语言：英语、俄语、德语、法语、拉丁语、瑞典语、匈牙利语，挪威语等等；亚洲语言：日语、越南语、印尼语、印度马拉提语等等，以及我国境内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苗语、哈尼语、侗语、壮语等。此外还有汉语众多方言资料，共有100多种语言。此书成为高校语音学教学重要参考资料。
  郭教授担任人民大学汉语教学中心领导，在教学中还认真考察来自许多国家的留学生学汉语的“外国腔”，通过语言实验仪器，对每人说汉语的声调、句子语调进行录音，声学计算分析其声调频率、时长以及句子音重的各种数据。前后进行300多次语音实验，归纳出这些留学生声调偏误，为此写了一部科研著作《汉语声调语调阐要与探索》，30万字，1993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著名语音学家吴宗济在序中评价：“本世纪（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研究分析汉语声调中外学者，无虑百十家，而专著几等于零，”称郭教授此书“集声调的学说、述评、实验成果、教学素材和双语训练于一册……取材得当，便于初学，是为津梁。”是我国第一部汉语声调著作。
  郭教授讲授《汉语文化语言学》，这是一门从没有人讲授过的新课程，主要讲授汉语与中国文化的种种关系。他认真学习，参考许多资料，精心研究，讲课之后，完成《汉语与传统文化》一书，28万字，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备受国内外学者称赞。商务印书馆请郭教授修订，由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审定，2010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修定本，国家语委副主任、博导陈章太为之作序。2011年，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特邀郭教授将该书分为18讲讲解，予以录像，送各教学点播放。
  郭教授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考察两千年来古代妇女受到各种封建礼教束缚，于1991年出版专著《中国女性禁忌》一书，前人无此专著。此书荣获第七届北方十五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河北省优秀图书奖。
  再次，郭教授出国讲学，参加国外有关学术组织和学术研讨会，受到国外学者的钦敬。
  1997年初至1998年初，郭教授受邀请到日本东海大学等讲学。日本中国语学会举行第43届中国语探讨大会，500多人参加，开幕式受邀作重要学术报告（每年才向中国邀请一人）。
  郭教授除了在国内参加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世界汉语教学学会（该会有30多个国家的学者参加）、国际闽南方言学会、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会等等；在海外，美国国际中国语言学会第一批吸收他为会员，多次邀请他到美国开会。1998年应邀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出席第七届国际中国语学会。
  他参加了国内许多学术会议，不胜枚举。这里只举出他应邀出席语言学家参与的科研专题审定会。1996年应邀出席计算机用普通话音库专家审定会（只5位），地点在清华大学。同年应邀出席汉字键盘输入用双拼键位专家鉴定会（只8位），地点在国家技术鉴定局。2011年应邀出席信息处理所用现代词汇研究——汉语词类兼类子课题结项专家审定会（只5位），地点在国家语委。
  郭教授主要著作有《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综合语音学》《汉语声调语调阐要与探索》《中国女性禁忌》《国际音标》《汉语地名与多彩文化》《中外广告妙语赏析》《秘书学概论》《秘书工作手册》《现代通行文书与社会调查教程》《郭锦桴语言论集》等。还与上海财经大学几位写作教师合作写出《财经专业写作》一书，数次重版，发行数万册。此外，还在国内、香港等地发表40多篇论文。
  郭教授有十部著作被国家图书馆书收藏，还发给证书。
  郭教授热爱家乡，凡在漳州举办的学术会议，他都拨冗回来参加，如在漳州举办的第三届闽南文化研讨会，在漳州师院举办的国际闽方言研讨会。他曾写诗寄情故乡：《啊，故乡的漳州音》，《啊，故乡的九龙江》。
  黄典诚教授和我的师生情
  郭锦桴
  厦门大学黄典诚教授是海内外闻名已久的语言学家，也是漳州籍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他在厦门大学中文系执教数十年，桃李遍布大陆及港、澳、台、东南亚等地区。他在闽方言尤其闽南方言、古代音韵、训诂、诗经韵读等方面精湛研究，功力深厚。日本学者盛赞他是“闽语研究公认之权威”。
  黄典诚教授于1914年10月出生在漳州城南布观音社（今蜈蚣山路），1933年考入厦门大学语文系，193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1993年6月6日逝世。他还是福建语言学会会长，一生兢兢业业治学、教学，发表的学术专著（包括主编）有12部，在海内外发表的论文有100多篇。
  我于1956-1960年就读厦门大学中文系。黄典诚是我钦敬的老师。当他知道我也是漳州人后，对我格外亲切，关心并耐心指导。我上大学一年级时，便请我到他在鼓浪屿的宿舍，热情招待、交谈，并让我参观他广博、厚重的书库。各种古代的书籍琳琅满目，令人大开眼界，尤其是音韵、训诂、古代文学名著格外丰富。我对黄老师说：“您的古书真多，绝大多数我从未见过。教授与众不同，真了不起啊！”黄老师微笑一下，对我说：“你上大学和中学大不相同，你要发奋多读各种古代名著，成为有学问的人。”接着，他又亲切地说：“我这里的书，你爱读哪一本你就拿去读，不必客气。”我点点头表示感谢。几十年来，我一直忘不掉我初次到他家时的热情接待。
  在我上大学的那些年代里，极“左”的政治运动不断出现。反右斗争时，黄老师受到冲击。自此，不许他讲课，让他每天打扫公共卫生。记得当他打扫完毕时，总会在我们宿舍走廊上放一张小桌子，独自一人低声背诵《诗经》。
  1958年大跃进时期，我们中文系师生都到三明钢铁厂劳动。黄老师到那里又是打扫卫生。有一次我上厕所，正好看见他在打扫。旁边没有人，我低声叫他黄老师，并说：“让老师给学生打扫厕所，真不好意思。不过一切都会过去的。”他点一下头，不敢说话。二十多年后，他来北京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时，约我交谈。他说，那时没有一个学生敢同他说话，我在厕所说的那两句话，令他永生不忘。
  1959年全国普查方言。厦大中文系让黄老师“解放”了，出来参与指导闽南方言调查工作。在他的指导下，我懂得方言调查，记录各种方言音。他让我带领一个方言调查组，到龙溪地区（今漳州市）普查10个县的方言。我们先到华安、南靖、长泰、漳州、石码、海澄调查，后又到漳浦、云霄、东山、诏安普查，记录各县方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那时有一本全国统一的调查记录册。一个多月调查完毕回校，交上调查成果，受到黄老师的赞扬。
  1960年上半年我在厦大最后一学期，黄老师为我们讲“汉语史”课，重点是讲古代语音史。从中国上古、中古一直讲到近代语音变化的历史。这是内容很丰富、深奥的课程。在厦大中文系中，只有黄老师能讲授这门课程。他讲得条理分明，重点突出，语言也很流畅，颇受学生钦佩。
  大学毕业时，我特地到黄老师家告别，惜乎他外出，我只能怏怏离别。
  1980年，我回到厦门参加全国第一届汉语方言会议，黄老师也做为学会理事受邀参加。会毕，黄老师盛邀我到他鼓浪屿的家住一夜，热情招待并倾心交谈到深夜。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如老朋友一样，讲了许多心里话——主要讲他的坎坷经历，尤其是曾被赶到农村，一个月只给20元生活费。我十分佩服他，身处逆境，仍然坚持刻苦治学，取得卓越成就。
  光阴如流水，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牢记我们深厚的师生情。我为故乡漳州拥有这样一位闻名海内外的语言学家而自豪！我永远感谢他对我的培养与教诲。
  在黑龙江奋斗毕生的漳州人
  季山
  1937年抗战前夕我出生在漳州市。1955年毕业于漳州二中，1960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我志愿到边疆工作，先后在黑龙江水利电力学院、黑龙江水利工程学校、黑龙江水利专科学校、黑龙江大学任职，在千里冰封的北大荒扎根几十年。这里主要记叙我在黑龙江的经历。
  经历困难时期
  1960年10月，我到哈尔滨黑龙江水利电力学院报到。正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第一年，碰到的第一问题是天冷。11月下旬晚间气温降至零下二三十度，白天在零下十几度。12月的一天，我给学生上完习题课快步去食堂，左手指头都快冻僵了，饭碗差点掉在地上。食堂号召帮厨，得乘卡车过松花江去糖厂拉甜菜渣（用来腌咸菜）。我虽然穿上所有的防寒衣裤，回来还是冻病了。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吃不惯。每月粮食定量从在校时的35斤降到28.5斤，90％是玉米、高粱米等粗粮，10％是细粮（大米、白面）。吃惯大米的人几乎顿顿吃粗粮，实在不习惯。蔬菜少，几种大路菜：白菜、萝卜、土豆倒换着吃，难得见荤腥。1960年寒假，家住附近的同事回家过年，寝室里剩下我和一位老家在江西教气象的北大毕业生。两人肚子饿得慌就喝酱油汤，喝得身体浮肿。1961年寒假，学校拿出一部分库存大豆做了一顿“豆腐宴”，那是困难时期唯一吃饱的一顿饭（后来“豆腐宴”被写入校史）。
  当时年轻教师居多，不少来自长江以南各省区，但谁也沒有打退堂鼓调回南方的想法。
  终于迎来了国家经济好转的曙光。经历了困难时期，我们都倍加珍惜粮食，习惯于大口吃窝窝头、一冬吃大路菜。现在黑龙江省大米、白面敞开供应（宁安响水贡米、五常香米享誉全国），寒冬来自海南、广东等地的新鲜蔬菜、水果应有尽有。这是后话了。
  “赶鸭子上架”
  因学院成立仅两年，师资力量相当薄弱，我报到后不久就被安排给水工专业上“工程水文”习题课和辅导课。我把所有的习题做了一遍，反复钻研教材和有关参考资料，晚间还穿着厚重的棉大衣深入学生宿舍去答疑辅导（天冷不安排在教室里自习）。我在校时所学专业课程内容远多于这门课程，答疑辅导不存在问题。期末我受到了教务处的表扬。
  1962年初我试讲几次后，教研室安排我给水文专业讲一门主要专业课。一般院校，像我这样转正才一年的助教不允许当主讲。现在竟然要我担此重任，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心里忐忑不安。我反复阅读熟悉教材，向母校老师索要参考资料做补充教材，到省内生产单位借规划设计报告做实例，精心备课，课后到学生宿舍答疑辅导，听取意见。南方人的口音，第一次讲课拘谨，放不开等等，都得到学生的理解；加之使用的教材比较深入浅出，我度过了第一道教学关。
  上完这门专业课后，学校又安排我和另一位青年教师带20多名应届毕业生去工程单位“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这又是一次“赶鸭子上架”。工程单位选派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紧密配合，耐心指导，学生通过计算设计，撰写报告论文等环节，独立工作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生产课题任务顺利完成；学校老师也从中受益（充实教材实例，积累工作经验）。学生、老师、工程单位三方面都比较滿意。
  此后三年，我的主要任务都是讲一门专业课和指导毕业设计。在讲课方法上，不再照本宣科，而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并初步有所发挥；在某些专业问题研究上有些心得体会（曾在省内学术会议上作交流），对未来教学和科学研究有所展望。然而，好景不长，上级决定：大学停办，保留中专。接着，“文革”开始。十年浩劫中我上过一些课，再沒有遇到“赶鸭子上架”的压力，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沒有多少长进。
  插队落“富”
  1970年5月，我和爱人下农村插队落户，“连锅端”：迁城市户口、粮食关系、倒房子。虽然人事关系未下放，但能否回来，何时回来，不敢打听。下去的人人心慌慌。单位派车把我们送到一位刘姓社员家，帮忙把被褥等搬进西屋，卡车就开走了。自此我们在农村生活了两年半。插队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缺煤少柴（一年只批给半吨取暖煤）。看着老乡家三四米高的柴禾垛，心里着急，这日子怎么过？到生产队地里拣玉米茬，去河套地割蒿草（左手划过大口子，几次遇到蛇），顶着烈日或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去林场买树梢（拉回来经锯、剁、劈才能烧火）。我在外大队参加整建党宣传队，难得回一次家，回家就忙着烧柴的事。头一年没有菜园子，吃了几个月咸菜。夏天睡火炕，流鼻血、上火（屋里无处支床）。冬天去生产队场院挑水，井深路滑，摔过好几次。腊月间半夜上厕所，浑身冻得打哆嗦。
  艰苦生活可以慢慢适应，思想负担却挥之不去。听插队大户哈尔滨师范学院的人讲，军宣队长只说插队干部和学校是亲密关系，不承认有隶属关系；又听说两三年后不再发工资，要自食其力。苦闷、前途渺茫甚至无望的情绪弥漫在心头。
  天无绝人之路。1971年冬参加关于林彪出逃机毁人亡的中央文件宣讲活动，感到有回去的希望。翌年春传来消息，插队干部分批调回。秋收后，我们把被褥外加大米（朝鲜族社员送的）、豆油和豆饼（自留地产品交换的）、炕柜（买木板找木匠制作）以及未烧完的树梢等，装了满满两台车回到了原单位。原来的同事说：你们这是插队落“富”了。他们哪里知道，我们经历了多少艰辛，才小小地“富”了一把。然而，“富”了一小把，马上“赔”了一把。因回迁户口、粮食关系卡壳，我只好坐火车去插队落户公社粮店买粮，大冬天穿着棉襖、棉裤，每月两次，每次肩扛手提50斤粮食（三口人定量每月约100斤），还得走七八里路。多亏一个毕业生（在省农口学习班当头头）帮忙，解决了户口、粮食关系回迁问题，半年后不再为买粮奔波。
  据说，插队落户初衷是让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多数插队干部在生产队干活不记工分，还帮助开展文化、生产活动（我所在大队插队干部帮助拉电、种水稻，很受欢迎），贫下中农认为沒必要教育这帮人；少数插队干部被抽调参加整建党宣传队，当“革命动力”，贫下中农更不会要求他们接受再教育。事实证明，插队落户是劳民伤财（国家花了一大笔钱给插队干部盖房子，也就住了一年半载），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必须彻底否定。
  学生遍黑龙江水文系统
  我评上助教（1961年）、讲师（1979年）、教授（1993年），从未离开教学第一线，还给校内外短训班、函授班上过课。我参与培养、培训水文与水文水资源专业学生和职工1000多人，参与培养、培训其它水利专业学生和职工有数千人。我教过的学生遍及黑龙江。1998年，黑龙江省水文局系统693名技术人员中，95％以上是我教过的学生。吉、辽、内蒙、京、津、沪、冀、浙、粤、滇等省区市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也有我的学生。绝大多数学生成为单位技术骨干（其中多人被评为1998年部、省级抗洪模范，三四十人被评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十多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部分成为单位领导。近年来，有一些学生跳出所学专业门槛，当上其它专业部门技术领导。
  我比较关注毕业生的质量问题，多次发表介绍毕业生事迹的文章（参与1998年嫩江、松花江抗洪斗争，参与国际气象学家厄尔尼诺探秘，参与水利建设工程设计创新等），以激励未来的水利工程师们勤奋学习。
  “拳打脚踢”出成果
  打倒了“四人帮”，学校扩招大、中专学生，中老年教师焕发了青春（青年教师极少），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中去。我先后任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兼学报副主编（退休8年后改任编委）。既教学，又参与教学管理和科研管理，“拳打脚踢”出了一些成果。
  一是总结多年指导毕业设计的经验，主持完成教学研究成果“高等工程专科学校毕业设计模式”，获1992年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二是与省水文总站（现省水文局）合作，完成科技成果“黑龙江省产流参数的地区规律”，获1980年省科学大会奖。与朩兰县水利局合作，主持完成“竖井式跌水工程设计技术”，获1993年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三是主持学校与日本国立长冈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科研协作课题“中国东北北部雪冰灾害及其防治对策的研究”（日本国文部科学省立项）的一项子课题。1994年率团赴日本参加科研成果报告会，受到与会三所大学科研人员的好评，课题论文在日本学术期刊上发表。
  四是任学报副主编期间，学报获三个一等奖（1991年全省优秀科技期刊，1995年全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优秀学报，2004年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学报发挥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五是参与生产、科研活动，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为论文、教材写作提供了素材。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教材、专著、参考书等十多部。2010年学校出版了《季山教授从教50年文集》。
  少小离家，老来倍思乡
  我有一个祖籍地、两个故乡。祖籍地是闽北浦城县，2009年秋我和老伴第一次去浦城县，那里纯朴的民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故乡漳州，我生于斯，就读于石码锦江小学、漳州丹霞小学、漳州寻源中学和漳州二中。第二故乡哈尔滨，我在那里成家立业，我的许多荣誉出自第二故乡：曾被推选为水利部高等学校水利水电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水利学会常务理事、哈尔滨市水利学会副理事长等，被誉为黑龙江省高校水文与水文水资源专业教育的创建者、开拓者、学科带头人。曾任省政协委员，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对父母、对两个故乡，我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退休后我迁居北京，漳州接官亭礼拜堂对面老家龙眼树的身影，漳州二中虎文山下的读书声，忐忑不安登上黑龙江水电学院讲台上课的情景，获黑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奖的喜悦，……常在梦中萦绕。我总想为两个故乡做点什么。这几年，我以微薄之力捐资助学；与大弟一起和漳州市图书馆合作，整理出版先父季永绥（一代平民教育家）文集，纳入漳州地方文献丛刊；带动哈尔滨两个学术期刊编辑部，开展科技期刊研究工作，提高了办刊水平，二十多人次在双核心期刊等发表论文……，聊补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教授。现为《黑龙江大学工程学报》荣誉编委、《水利科技与经济》编委。）
  李弥逊与漳州府学
  李阿山
  李弥逊（1089-1153年），连江人，宋大观三年（1109年）上舍第一名，历官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反对秦桧对金称臣，绍兴九年（1139年）二月出知漳州，十年十二月归隐连江以终。公在漳时，复配泉州万户金氏女，生第五子李熙。乾道六年（1170年），李熙举龙溪县尉，驻福河，于署偏建祠，祀父户部侍郎忠肃公李弥逊，暨父执兵部侍郎忠简公胡铨，每月朔集耆老讲忠义，事载光绪府志李熙传。无独有偶，漳浦宅兜的高氏祖祠——高岳圣祠，以高登、岳飞并祀。福河李氏宗祠与宅兜高岳圣祠，同是忠义爱国之祠。
  李弥逊知漳，十分重视教育。福河李氏宗祠中的《兴修福河李氏宗祠碑记》云：李弥逊，“籍连江……弱冠登大观三年进士，历官户部侍郎。屡疏力诋和议，忤秦桧，遂以徽猷阁直学士出知漳州。至即兴修州学，政暇与诸生讲学，一时风化丕振……”
  福河李氏宗祠，位于龙海榜山镇福河社。立碑时间为嘉庆十二年，碑文为李弥逊之第二十世裔孙李大隽所撰并书。楷体，揉入魏碑笔意，功力深厚。碑高135厘米，宽72厘米。文24直行，行49字，字大2.5厘米。引文介绍李弥逊知漳缘起，为“屡疏力诋和议，忤秦桧”。又叙及知漳政绩，“至即兴修州学，政暇与诸生讲学，一时风化丕振”。其反对权奸秦桧卖国投降详情，见李弥逊著《筠溪集》及《宋史》本传。至于“兴修州学”，光绪《漳州府志卷七》语焉颇详：
  “漳州府儒学，在府治东南。宋为州学，庆历四年建于州治巽隅，水自丁入。大观中增广生员，以迎恩驿，为四斋。政和二年，移学于州左。绍兴九年，诸生以科第不利，乃请李守弥逊复旧址。前建棂星门，次建仪门，中列戟门，东西两庑，庑上为阁。东曰‘御书’，西曰‘经史’。中建大成殿，奉先圣像，以兖、邹二国公配。旁列十哲，位于两庑。设诸子及先贤位殿后。凿泮池，中建亭曰‘瑞荷’，上接讲堂。分十斋。学正、学录位在讲堂西，直学位在学门左右，经谕位东西两庑，小学在学东南隅，学官直舍在讲堂后东北。水仍自丁入。十一年学成。明年壬戌，登科者五人，颜定肃公与焉。人以为验。”
  漳州建州，始自唐垂拱二年（686年），其初州署在漳浦县（今云霄西林），贞元二年（786年）迁至龙溪县城。今漳州城区中山公园全境即府署遗址，市图书馆原址和博物馆为州署主建筑。而府学就在州署的东南方（即巽隅），在今芗城区西桥小学校园里。府学始建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宋徽宗政和二年（1122年）迁于“州左”，在今闽南革命烈士纪念碑东边。因“科第不利”，绍兴九年（1139年），李弥逊出知漳州，应请把府学迁回庆历原址，并扩大规模，完善设施。建有棂星门，仪门，仪门内立戟门。建两庑，俗称过水。庑上建有东西两阁，以藏图书。两庑之间建大成殿，殿中供奉孔子塑像，以兖国公颜回和邹国公孟子陪配。两庑分列十位哲人，都是孔子的学生。殿后设有诸子及先贤神位。学前凿泮池，池中建瑞荷亭，与讲堂相对。教室由原来的“四斋”增加到“十斋”。对学官和学校职事的办公处也都进行了安排。府学经李弥逊的一番经营，达到“规制甚备”的程度（见《漳州府志卷24·宦绩》）。
  《福河李氏宗谱》（初修于洪武十九年）也说：李弥逊，“绍兴九年二月出知漳州，寻复文庙旧址，建大成殿，塑圣像，改棂星等门，凿泮池，建瑞荷、先春等亭、尊道堂、左右十斋。越壬戌，漳之登科者五人，颜定肃公预焉。人以为验，士人相与建崇学祠生祀公于郡痒之西”。
  这段记载与府志略有出入，但大致相符。其中的“尊道堂”在哪里呢？府志卷四十作了说明：“尊道堂在郡学，绍兴中李弥逊建以为讲堂。”可见，尊道堂就是讲堂。就着府志中的“府学图”来看，“明伦堂”前有一座较为高大的两层楼房，该就是尊道堂了，虽然其匾额题字模糊难辨。
  当府学从州左迁回庆历原址后，大成殿上梁时，知州李弥逊写了篇赞文，见《四库全书·筠溪集卷21·漳州移学上梁文》。此文对考究漳州府学的沿革很有参考价值，兹加以标点，全文录下：
  “漳溪古郡，闽岭名区，万井鳞鳞揽江山朝揖之秀，多士济济喧邹鲁弦诵之声。操觚待试者逾二十人，抠衣善问者几三百辈。家皆有塾，锄或带经。诗书贵甚于籝金，青紫信同于地芥。旧有学宫，旁连州左甲庚，先次土木浸隳。缘相治之不工，致藏修之弗利。乃复文明之位，载新轮奂之规。诸福咸宜，群情胥悦。抡材累土，悉从士子之经营；荷锸挥斤，不假县官之饷给。云兴百堵，虹架修梁。敢勤里巷之欢谣，来相乡闾之盛事：
  儿郎伟，抛梁东，
  偃武修文万宇通。
  声教本无南北异，
  薰然洙泗与同风。
  儿郎伟，抛梁西，
  榕影歌栏晚色低。
  一似孔林残照里，
  十围櫰木护榱题。
  儿郎伟，抛梁南，
  望外仙山秀出蓝。
  剩辟轩楹照爽气，
  云车风马晓相参。
  儿郎伟，抛梁北，
  泮水无风净如拭。
  夜潮来往接天池，
  会见抟空起鹏翼。
  儿郎伟，抛梁上，
  殿角三阶明两两。
  但令郡国广贤居，
  从此太平知有象。
  儿郎伟，抛梁下，
  岂但崇高居可诧。
  百川学海要必东，
  九仞及泉戒多暇。
  伏望上梁之后，青衿日盛，绛帐常开。闻礼闻诗，列圣门之高选；拔翘拔楚，作王室之良材。仕与学而并进，善将福以借来。”
  上文里的“旧有学宫”，指的是政和二年至绍兴八年之间的府学，可以叫作政和府学。其位置，府志只说在“州左”，语焉欠详。而李弥逊此文，则说得非常明确：“旁连州左甲庚”。“甲庚”，就是州署的东面偏北15度，并且“旁连”州左，实地考察结合府署图来看，政和府学位置就在今闽南革命烈士纪念碑东边。而移学的原因，就是“相治之不工”，斋室“浸隳”，致使“藏修之弗利”。怎样肯定上文写的是大成殿的上梁，而不是尊道堂呢？这是根据文中歌谣有句“殿角三阶明两两”。至于移学效果，据府志记载，李弥逊知漳之前，绍兴五年，漳人只有一人进士及第，绍兴八年，漳人应试者全部落第。
  李弥逊移学之后，绍兴十二年，漳人有五人登科，其中颜定肃公即颜师鲁，入传《宋史》，为一代名宦。此后连续几科，漳人应试，情况都很好。可见，良好的环境是造就人才的重要条件。
  李弥逊对教育的重视，并非偶然。一方面，有其家学渊源。据多种材料统计，弥逊在连江的家族，终宋一代，有十六人登进士，二十三人出仕。而《筠溪集》附录《筠溪李公家传》更说：“兄弟六人，皆以儒业、名节著闻于时。长弥性，尝魁成均，早亡。次弥纶，知台州。次弥大，历河东宣抚副使，大名尹，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将大用，厄于权臣，终老信州怀玉山。次即公也。次弥中，上舍优等，未命而卒。次弥正，为吏部郎兼史馆，秦氏当国，上书论事，言所难言，台臣指为赵忠简党人，坐废二十年，公议惜之。”真是满门忠义。读《筠溪集》及兄弟唱和诗词，每为其忠谠爱国之情所感。另一方面，李弥逊对教育的重要性有精辟的认识。《筠溪集卷22·福州连江县新学记》云：“学校，王政之本也。视其废兴，治乱之所系焉。”他认为，治乱关系到学校的兴废，而教化更是王政的根本。《漳州移学上梁文》云：“……惟此民风之厚，率由士气之淳。”认为民风的淳厚浇薄，全都决定于士气学风。因而，李弥逊每当出任地方官时，都十分重视教育。《福州连江县新学记》云：“余之出守也，自北而南，至延平，延平之学成；至温陵，温陵之学成。至漳，漳之士子有移学之请，余从而移之。连江邑也，亦以学成来告，……因为之记。”所到之处，皆有遗烈。
  李弥逊不但勉力兴学办学，而且亲自讲学，知漳期间，“政暇与诸生讲学”，见《福河李氏宗祠碑记》。漳人对弥逊的兴学重教并亲自执教非常感戴，《福河李氏宗谱》说“士人相与建崇学祠生祀公于郡庠之西”，《兴修福河李氏宗祠碑记》说士民“相与建祠生祀公于郡庠之西”，《漳州府志卷24·宦绩》说“诸生相与建崇学祠生祀之”。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绍熙元年（1190），朱文公守漳，“为文祭公（弥逊）曰：‘绍兴之初，公在迩列。力辟和议，见忌权臣。出守此邦，治行亦著。竟以谗口，去郡卧家。人怀其忠，建此遗烈。”见《筠溪李公家传》。府志宦绩也说：“绍熙中朱文公守漳，尝为文谒其祠曰：‘惟此庙学，实公所迁。人到于今，追颂劳烈。矧惟忠虑，抑有前闻。’”明代正德年间建于府学的名宦祠，也奉祀李弥逊。（作者为龙海市古县中学退休教师）
  [漳州方言]
  明万历《府志》引词有误
  ◎李竹深
  明闵梦得修撰之《漳州府志》万历癸丑本卷三十《湖心亭》引宋代知漳州事赵以夫的一首《摸鱼儿》词。据考，志书所录有误，不仅词牌错了，且全诗亦有脱误。兹录正如下：
  忆旧游慢·荷花
  ——泛东湖用方时父韵
  爱东湖六月，十里香风，翡翠铺平。误入红云里，似当年太乙，约我寻盟。叶舟荡漾寒碧。分得一襟冰。渐际晚轻阴，修薄舞绿，倦柳梳青。聘婷。黯无语。想怨女三千，长日宫庭。六六阑干曲，有玉儿才貌，谁与看承。柔情一点无奈，频付酒杯行。到夜静人归，凉蟾自照鸥鹭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