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58年，中国人民在“赶美超英”的目标的激励下，精神状态处于高度亢奋之中：全民炼钢、亩产万斤稻、全民写诗、全民办学，各行各业都在追求“大跃进”。现在回眸那段岁月，撇开浮夸、弄虚作假等让人诟病的做法，只要曾亲历其境，谁都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惊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以及人民群众中间所蕴藏的巨大的爆发力和创造力记忆犹新。我母亲许采莲创办“漳州市中山街民办小学”，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我母亲许采莲，原名许别仔，曾用名许沁美，1909年1月19日出生在南靖县官园乡（今龙海市程溪镇官园村）的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她自幼性驯顺，爱劳动，深受父母疼爱，1920年秋就被父母送到漳州就读养正小学，初小毕业后随同村好友到厦门鼓浪屿读毓德女子小学高小，毕业后升毓德女子中学。1928年初中毕业后因患肠炎身体衰弱，加上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她弃学回乡到邻村的小学任教，一年后，又应聘回母校漳州市养正小学服务四年半。1933年，她与我父亲卢炳勋结婚。1937年因日寇飞机轰炸漳州，全家迁到南靖县金山乡都美村居住，并在都美中心小学继续任教，一干就是九年半，直到1945年初因我腿疾，辞去教职，全家又搬回漳州。
  虽然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了，但神州大地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家父想恢复他的“卢敏生化学工业社”继续制药行医，因定制铁罐、玻璃罐的资金被吞没，计划落空，只好改营碾米等其他职业，因操劳过度，患上严重的肺结核，1953年初，年仅五十岁就不幸吐血身亡。此后，一家的生活重担几乎全部压在母亲的身上！她养过猪、养过兔、摆过小烟摊、磨过豆浆、打过小石子、当过保姆和临时工，再苦再累的活都干过！从一个文弱的女教师变为一个不堪重负的苦力，母亲那几年的日子困难重重，真是不好受。解放后，大儿子参军，其他子女均尚年幼，她却克服各种困难热心参加街道工作，连年获得诸如街道财政、扫盲、妇女、烈军属、“五好”、勤俭治家、家庭副业、巧姊妹、社会主义建设积分子等多种荣誉。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努力工作，人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街道居民群众对她十分拥护与爱戴，政府也给予我们一家人许多关怀与照顾。
  1958年夏天，我记得有一天，当时的中山街街长李有财亲自到我家来找我母亲，动员她说：现在全国形势很好，所有的人、所有的单位都争先恐后要努力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街道还有不少失学儿童缺乏管教，家长们都很着急，街道干部商量研究后决定急群众之所急，创办一所民办小学来满足群众的需要，你以前当过老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扫盲工作也搞得很好，大家都相信你、推举你，一致认为你是最合适的办学人选，希望你勇于担当，不要让大家失望！听了街长的一席话，我看得出母亲显得十分激动。她没有问街长：学校要办在哪里？要怎样办？更没有问，一个月有多少工资？有多少人员？当场就表态说：领导和群众这样信任、关心我，我一定尽心尽力将学校办起来，将工作搞好！
  事后我才知道，学校要办在新华东路达聪巷的一座解放前的江西会馆的旧址内，只有一间厅可做为教室、办公和接待之公用场所，破破烂烂的、阴暗潮湿，和两边厢房的民居混杂在一起，周围杂草丛生，鸡犬之声可闻，没有任何活动场所，办学环境实在不好；办学之事全权委托我母亲一个人负责操办，名符其实是“校长兼校丁，教书兼敲钟”；街道没有办学经费，所有开支和每月十六元人民币的工资，都要等到开学后学生交了学杂费才能报销列支。谁听了都会担心说：这样怎么可以办学呢？可是母亲并不在乎这些。她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些肺腑之言：我当了十几年老师，因为你的病，我才停下来，现在有机会恢复工作，重返教育战线，我真的十分高兴，我热爱这份工作；解放这些年，我亲眼看到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强过伪政府万万倍，我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感到应该更加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现在政府叫我们做事，应该出力，条件差一些，没关系，相信以后会逐步好起来；我愿意将我余生献给党的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为祖国为人民贡献我的一切力量。
  母亲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我看到她由街道干部的带路，早出晚归，挨家挨户逐一访问了本街失学儿童的家庭，动员他们带子女到即将创办的新学校来报名读书。开头，家长们一听说自已的子女有书读都喜出望外，但听完学校情况的介绍后，他们立即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马上踌躇起来：这样的学校教育质量能行吗？孩子送到学校能学到什么东西吗？各种各样的问题与顾虑都提了出来，有的家长公开讲，他们宁愿让自已的子女失学，也不愿让他们到这样的民办小学来读书。挑战是极其严竣的！每天，当我看到母亲带着极度疲惫的神态回家，声音嘶哑，茶饭不思时，我问她：怎么样？还没有进展吗？她总是淡淡地苦笑：哪有那么快，要让家长多考虑几天么！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一天，母亲回家时，脸上充满阳光。她说：几位家长说把孩子交给许老师教，他们绝对放心，让许老师跑了这么多趟也不好意思，他们决定让孩子到新学校来报名上学。我听到这个好消息真替母亲高兴！
  经过紧张的艰苦努力，学校终于可开班上课了。这天，学区的党政领导、街道干部、所有家长和附近居民都兴高采烈地前来恭喜、道贺，共同祝愿学校在党的阳光的照耀下，欣欣向荣、不断发展。我母亲当然激动万分、兴奋无比。在由衷地感谢各位领导、佳宾的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后，她说：我深深感到今天挑起的担子的重量非同一般，尽管面前可能有着千辛万苦，但我决心努力做到一心一意听党的话，一颗红心不褪色，年纪大了不服输，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将学生教好，将学校办好，绝不辜负领导、群众和各位家长的殷切期望。
  常言道，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可是对办学者来说，顺利开学仅仅是考验的开始。面对三、四十位充满稚气的幼童、学子，母亲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尽管她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但她仍然极其认真备课。每晚，她也和我们一样点上用小墨水瓶做成的小油灯，和我们一起围坐在方形的八仙饭桌前写起教案或批改学生作业，完成后才去养猪和洗碗筷，直到深夜才能休息。我当时对她的做法很不理解，曾问她：对小孩子何需这么认真！她说：正因为孩子小，才要多下功夫，好象盖高楼大厦，打基础很重要，不认真会误入子弟。
  我曾经询问母亲：你教了十几年书，你认为要当个好老师，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什么？她说：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认真准备，上好每一节课；二、要爱生如子。正因为她满腔热情，认真上课，因此获得学生的尊敬和热爱。困难的办学条件没有吓跑学生，他们越学信心越足、干劲越大。学校的秩序出奇的好，据说学区的领导曾悄悄地到校突击检查，看到学生纹丝不动、安静地听着老师讲课，也深感惊奇和佩服。一年后学生数一点也没减少，第二年（1959年）还又招收了一个班。因为教室无法安排在一起，只好在新华东路另租民房上课。教师换了几位，多数是嫌工作量大，十六元的工资标准太低，不愿长期干下去。最后没办法，老街长只好派自己的侄儿李沧萍上阵，才算维持了局面。母亲除上好自己的课外，还要以老带新，两头兼顾，帮助新教师适应新环境、上好每一节课；她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年轻的教师树立了努力奋斗、艰苦朴素、勤俭办学的好榜样。一所完全不像学校的学校终于站住了脚跟，受到人们的瞩目与好评。1960年4月，学校被评选为龙溪地区文教战线先进单位，荣获中共龙溪地委和龙溪专员公署颁发的荣誉证书。五月，学校又被评选为福建省文教群英会的先进单位，母亲光荣地代表学校到福州接受中共福建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的隆重表彰，回来后她喜滋滋地向我们详细介绍被当时的省委书记叶飞等领导同志接见并亲切握手的情景，她充满欢乐与幸福的情感溢于言表，感人至深！
  1961年9月，学校已达到四个班的规模，分散在三个地方上课。因母亲年事已高，为加强管理，当时的漳州市教育局做出决定，将“漳州市中山街民办小学”转为公办学校，正式改名为“漳州市中山小学”并派曾贵玲教导主任前来主持工作。1962年在市教育局和学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利用江西会馆前的空地搭建竹棚教室，五个班级才得以首次集中在一个地方上课。1963年9月，新调来一位郑鸿宣校长，经过他的多方努力，学校征用了顶田下原炭素品厂的旧厂房，经整修后，整校才又搬迁到新校址上课。不久，郑校长调走，由戴云龙校长接任。1965年，母亲经批准光荣退休。她创办的“中山街民办小学”成为漳州市文革以前转为公立学校的唯一学校，而她也成为文革前转为公立教师的唯一的民办教师。当年母亲获得的荣耀值得我们为之骄傲，她的精神与经验也成为鼓舞我在后来奉民盟漳州市委之命白手起家创办“漳州市光明职业高级中学”的借鉴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