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百年老校历久常新
  ——巷口中心小学百年简述
  郭谋忠
  巷口中心小学创办于1909年，是芗城一所办学历史较久、规模较大、有一定影响的小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世纪以来，巷口小学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有了新的发展。薪火传承，满园春色，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特色。百年春秋，学子如云，培育数以万计的有用人才和劳动者。在社会上卓有声誉者不乏其人：如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原福建省文化局局长陈虹、史学界名人厦大叶国庆教授、现代海洋科学家施正铿、著名木偶雕刻艺术家徐竹初等均曾就读于此校。根植于芗城肥沃教育土壤中的巷口小学，凭着孜孜不倦和与时俱进，成为漳州一所知名小学。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颁布兴学堂、停科举诏令之后，东门外热心教育的士绅钟文英、黄秉哲、高郑崧等人于1909年春创办“私立东区两等小学堂”，即是今巷口中心小学的前身。校舍设在接官亭庙僧舍，首任堂长高郑崧，初办时，只有二班，学生30多人。
  辛亥革命后，小学堂改称小学。由于东门外商贾云集、人烟稠密，生员激增，学堂初具规模，1915年转为公立小学，改称“龙溪县立第二小学”。校舍于1917年拨用原漳汀道城守营衙署后进，直至1919年才将衙署全部改为校舍。
  1915年5月，时任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奉令巡视沿海各县时曾到该校。他在《闽海巡记》一书中写道：“看县立第二初等高等小学校，学生排列操场，形式甚为整齐，为龙溪各学校之最，此校系前清宣统二年，钟文英创办，原系简易识字学塾，民国四年二月，校舍迁移城守营旧署”。由此佐证该校办学沿革。许巡视后评价“唯县立第二小学尚佳”，可见该校彼时办学严谨、校风良好。
  1929年改称“县立东华小学”，1932年改为“龙溪县立东华实验小学”，翌年改回原名。1934年易名“龙溪县立东华中心小学”，其间，扩大操场面积。1936年改为“龙溪县立第一区东华中心小学”。
  抗日战争期间，龙溪县实行乡镇设中心国民学校、保设国民学校。1940年改称“文凤中心国民学校”，后改为“丹霞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直至解放，学校规模达十八班，学生近九百人。
  龙溪县、漳州市分改后，1951年改称“漳州市第三小学”。1957年校舍进一步扩大，并入后面的广场（原斗鸡场），增建二间教室，校名改为“新华东路小学”。1959年建立小学学区设置，又改名“巷口中心小学”。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改名为“东风小学”，曾并入苍园小学，学校规模达到三十多班。1975年改回“巷口中心小学”，1976年至1979年设初中班四班，毕业210人。1975年在大操场新建一座两层教学楼12间教室。
  1980年在校友陈虹奔走下，省教育厅直接拨款6万元，在学校前面新盖一座三层教学楼。1984年至1986年改为“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地改市后的1986年复名芗城区“漳州巷口中心小学”。在区委、区政府重视关心下，1987年重修校门、建传达室；1993年，财政拨款58万元，自筹6万元，在学校中部建一座四层教学楼，面积1236m2；1996年“两基”期间，区政府又投入166万元，拆原后面两层教学楼，重建一座五带六层面积2236m2的综合楼，此外还投入12万元建成一座26蹲位的标准厕所。
  现学校占地面积10亩余，校舍面积5233.7m2，操场面积1240m2；有26个教学班，学生1287人，教职工74人；图书26240册，60台电脑，配有宽敞的木偶活动室、电脑室、多媒体电教室、音乐室、阅览室等，学校软硬件设施配套齐全，极大地改善了办学条件。
  如今，走进校园，映入眼帘是：绿树红花、草地成片、楼房高耸、雕塑悦目、管理规范、秩序井然，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该校还有一个创建于1958年，遐迩闻名的红领巾木偶剧团。该剧团多次参加全国、省会演获奖，中央、省电视台多次到校拍摄专题片播映，两度出访香港演出引起轰动，多次接待国内外嘉宾。剧团向社会展示了学生多方面的才能，也呈现学校实施素质教育带来的勃勃生机。学校先后被评为“少先队全国红旗大队”、省“五无学校”、省“少儿文化工作先进单位”、市级“文明先进单位”、“德育先进校”等。
  2009年，学校举行百年校庆活动，展现学校发展历程，学生的成才事迹，推动培育“四有”人才，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广大师生决心坚持“以德为魂，育人为本，全面发展，办出特色”的办学方向，努力传承，励志进取。百年巷口，历久常新，必将成为芗城区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
  附录巷口小学百年校史历任校长简要表，以资保存史料，记述如有谬误，敬请知情者指正。
  闽南抗日大刀队
  陈满根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三省尽为日军占领，百姓整天冒着枪炮的危险过着流亡的日子，生活非常悲惨。但日本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的野心是要吞并全中国，于是又向长城内派兵进犯。1933年，东北军在热河战败，为顶住长城各个关口防线，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奉命守喜峰口。
  二十九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武器装备差，根本无法与日军的武器相比。军长宋哲元与其他将领研究商量，决定成立军中大刀队。于是他请来具有爱国思想的河北武术名师李尧臣为教练来教习。李尧臣为二十九军编了一套“无极刀法”，指挥士兵刻苦练习。在保卫喜峰口的战役中，大刀队发挥夜战近战的优势，把日寇砍杀得心惊肉跳，魂飞魄散，国军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何香凝曾赋诗一首赞道：“大巧若拙用大刀，大新若旧国术高。伏如猛虎进如猱，十步以内敌休逃。”
  二十九军的这支大刀队为何能发挥这样强有力的杀敌作用？原来这种大刀不同于武馆平时练习的大刀，而是一种特制的大砍刀，它长约90厘米，但刀面较宽，刀背厚，手柄长20厘米以上，须双手才能握得住拿得稳，刀刃极锋利，削铁如泥，一刀砍下来，日本鬼子往往顷刻即身首分离，当场倒毙。
  大刀队重创日寇的消息迅速传遍祖国大地，大大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因此全国各地国术馆开始重视大刀的作用，并纷纷组织学员进行大刀演练。如福州白鹤拳名师黄性贤成立了大刀队，自任队长；泉州成立了林宝山任队长、陈桂芳为副队长的大刀队，厦门成立了以黄进步为队长的大刀队。漳州也成立了一支由张日章任队长，龙溪国术馆和各地民间武馆成员组成的大刀队，日夜演练。
  关于闽南大刀队队长张日章其人其事，知者甚少，资料缺乏，这里把有限的情况简述一下。
  张日章（1914—1948年），漳州人，家住府口街（今台湾路），家境不错，有兄弟四人。他小时候个性很强，好动不喜静，不喜欢读书，但喜爱武术，很讲义气，好打不平，遇事敢为。及长，初谙人事，少一分淘气，多一分见识。他在文化氛围极浓的府口街上生活，阅读了不少报纸杂志书籍，对历史和时事颇为了解，还亲眼看到日本飞机在漳州狂轰乱炸，在他身上蕴结着一股豪迈的侠义精神和爱国之心。因此在龙溪县成立国术馆时立即报名投师，拜伏白鹤拳著名拳师“赏师”张杨华门下。“赏师”见他长得伟岸刚毅，灵敏聪慧，是块练武的料子，便倾注了全部精力教他练全套白鹤拳和各种兵器套路。张日章十分刻苦，很快便都掌握了。他在历次的拳赛中不辜负恩师的苦心，技压群雄，多次获得佳绩。为此龙溪商会会长蔡竹禅也赠锦旗给予鼓励，所以“赏师”委任他为大刀队队长。
  此时日机经常前来空袭漳州，百姓伤亡不少，生命朝不保夕，商业也十分萧条，很快又传来县政府准备内迁的消息，民心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就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险关头，在上海的宋庆龄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推广“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以激励全民抗日情绪。漳州的进步组织以龙溪县抗敌后援会名义立即在民众中教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大路歌》等，并且组织中小学生进行提灯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声势浩大，群情激昂，一路上高唱着抗日歌曲：“救！救！救！救中国，一齐向前进！”一边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强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日本鬼子滚回去！”游行队伍所到之处不断有群众参加进来，声势更浩大，一时歌声震撼夜空，全城火光冲天。这样的形势让人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这也让大刀队感到自己的肩上有多重，决心仿效二十九军大刀队勇猛精神，刻苦练好大刀术，以备将来日军犯漳时与之拼一生死！
  龙溪商会感知他们的爱国热情后，给予极大鼓励和支持。了解到他们需大砍刀，便积极筹款从龙岩购来钢铁，请师傅仿照二十九军大刀的模样打造了一百多把大砍刀送给龙溪国术馆，这无异是如虎添翼，更增加了他们杀敌的决心。
  1937年“七.七”事变，二十九军打响了八年抗战第一枪，大刀队又屡建奇功，将士们放下步枪，在火力掩护下扔出手榴弹，趁着浓烟未散逼近日军与之展开肉搏战。据当年7月12日《世界日报》报道：“日军二百余……被宋军大刀队迎头痛击……被斩首者三分之一”。又说：“二十九军大刀队急向日军冲锋，相与肉搏，白刃之下，日军头颅落地，遂获大胜……”。
  二十九军的胜利捷报和大刀队可歌可泣、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了祖国各地，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也感动了青年作曲家麦新。他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完歌词，又挥笔谱上了慷慨激昂的旋律，一首《大刀进行曲》诞生了，这首歌曲很快就唱遍大江南北：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把它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歌曲的副标题是：“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
  国共双方此时已携手合作，建立起全国统一抗日战线，所以漳州的进步组织“芗潮剧社”开始公开露面，组织民众上街教唱这首抗日歌曲。雄壮嘹亮的歌声为中华儿女吹起了抗日号角，闽南抗日大刀队员们更是热血沸腾、气壮山河！他们雄纠纠，气昂昂地挺胸高歌，挥刀操练，随时准备奔赴抗日前线。
  不久北平、天津沦陷，华北地区一大片国土尽被日军占领，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野心再次恶性膨涨，把侵略矛头指向上海。1937年8月13日，日本借口两名士兵被中国军队枪杀，举兵侵犯上海、吴淞两地，中国军再次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中国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张治中（1890—1969年）亲率第九集团军奋起迎战，这就是史称“第二次淞沪会战”。
  上海，吴淞两处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一旦失守，敌舰可从吴淞口沿长江长驱直入中国腹地，而上海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物资丰富，失去上海无异是块大肥肉落入虎口。因此中国投入70余个师兵力，决心死守上海、吴淞口。
  淞沪会战期间，上海人民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抗战，支援前线，募捐、宣传、慰劳，全国各界民众还派人赴沪慰问将士，福建民众组织也派慰问团到达战斗第一线慰劳。接着泉州抗日大刀队在林宝山、陈桂芳的带领下，厦门抗日大刀队在黄进步带领下，相继奔赴上海，与国民革命军并肩抗日杀敌，这一壮举深深感动着八闽人民，海外华侨也纷纷捐款支援祖国抗战。在漳州的大刀队员也个个摩拳擦掌，按捺不住，跃跃欲试，决定立即赴沪杀敌。
  漳州人民得知大刀队欲赴沪抗日，给予极大支持，各界人士纷纷捐款献物，最令人感动的是有一位穷教师毅然捐出妻子陪嫁时的压箱银八块银元。商会与抗敌后援会为他们准备了一百多条棉被，数百双草鞋和斗笠，临行前还组织民众高唱《大刀进行曲》欢送大刀队，激励他们英勇杀敌。
  当时沿海公路都被日寇飞机炸烂了，没有一处是平坦的，汽车行不得。张日章带着一百多人只能徒步行走，一路上夜宿晓行，走了好几天才到达乌龙江渡口。在躲过日机的空袭后，终于来到福州，与福州大刀队会合。
  福州大刀队队长黄性贤当时已训练了不少徒弟，从中挑了六十四名，与漳州大刀队联合起来计有两百多名队员，于十月底浩浩荡荡赴沪，与第九集团军将士一起勇敢杀敌。
  第二次凇沪会战一开始，中日双方有胜有负，中国军队为民族利益而奋起拼杀，日军终不能得势，只好改变策略。狡猾的敌人派军舰运载日军从杭州湾登陆，毁掉沪杭铁路以切断中国军队从南方前来支援的通道，继而三面包围我军。最后中方伤亡极大，力渐不支，只好下令撤出。此役，中国军队虽败犹荣，因为从战略上来说，我军以劣势装备与敌人搏斗，毙敌四万多名，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迷梦，“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遂成泡影。
  这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斗，大刀队是凡人肉身，手无现代武器，但他们面对着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毫无惧色。当时巷战已进入白热化程度，双方士兵胶着状态，大刀队在国军的火力掩护下，曲折迂回，悄悄逼近，没入浓浓的烟雾之中隐蔽在墙角柱边。趁日军尚未发觉，张日章喊一声“杀”！众人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日军阵前，挥着大刀背架开日军刺刀，又迅速反手勾劈下来，把日本鬼子连头带肩砍掉，这是武术散打“连打带削”的战法，非常厉害。一时战场上刀光剑影，血溅大地，声震四野，威镇淞沪！他们砍倒了许多鬼子，个个满身血污，分不清是敌人的还是自己的，极为惨烈！张日章杀得眼睛发红，索性扯掉上衣，光着膀子带领大家继续冲锋陷阵……
  但是，敌人的子弹像飞蝗般铺天盖地，又有坦克压轧，火炮轰击，多少国军和大刀队员都为保卫家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根据战后军方统计，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结束，历时三个月，双方投入兵力一百多万人，敌军动用军舰、飞机、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中国将士伤亡惨重，共有二十六万将士为国捐躯，而日军也被中方击毙4万多人……当年英国记者现场采访后形容此次战役（大意）：淞沪战场就像一台巨型的“绞肉机”，战场上血肉横飞，尸骨遍地，狼嚎鬼哭……简直就是一座地狱，惨不忍睹。
  闽南大刀队其后下落如何？根据亲临此战役幸存归来的福州大刀队队长黄性贤在后来的记忆中说道：1937年淞沪会战，漳州师范学院（注：应为龙溪师范学校）武术教师张日章带领闽南抗日大刀队赶赴前线……张日章杀身成仁……这是他根据目睹危险的形势而推测的，认为大刀队队员应是大部分已壮烈牺牲，包括张日章。
  但出乎意料的是，在上海沦陷中国军队撤出之时，日军仍不断追击，张日章身上多处负伤，被一小队日军追杀。据后来有传言说他逃至一条深巷，使尽全身力气，越过高墙，逃过一劫。后寻到国军驻地，便继续跟队伍转战浙赣，最后从江西回到老家。
  张日章回到漳州，万分惭愧，深感无颜见“江东父老”，遂以养伤为名闭门谢客……。此后一段时间，据拳友推测，当时龙溪国术馆已停歇，他可能转入警界服务。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派张日章去台湾警界任职，他随即携一弟去台湾赴任，1948年病逝台湾。惜哉，铮铮铁骨的一代抗日猛将英年早逝。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与台湾长期处于隔岸分治的状态，离开大陆去台湾的张日章这段英勇的抗日事迹从此被湮没在历史长河里，漳州人极少有人知晓，连武术界人士也知之甚少，其在大陆的家属也不知其详。
  笔者认为，在八年惨痛的抗战中，漳州虽未沦陷，但漳州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丝毫不减于沦陷地区的人民，尤其是闽南抗日大刀队可歌可泣的抗日壮举，更是漳州人民抗日史上浓重的一笔。惜武术界重武不重文，大刀队成员中既有龙溪国术馆的拳手，有岳口、古塘、市尾、南乡等其他各地的拳手，他们曾经为了救国家于危难之中而战死沙场。他们是谁家子弟？史书上竟没有记录，连名字也不曾留下，着实令人遗憾！央视名嘴崔永元在执导抗日记录片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大家越来越淡忘历史——我们有过什么样的胜利，什么样的失败，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痛苦，该就那些方面的事进行反思，这些问题都被边缘化。”又说：“也许我们能够记住战场上将军振臂一挥，但是我们记不住冒着枪林弹雨冲在前线的士兵的身影。可是真正的历史，是由所有冲上战场的人组成的。”我们应该重温历史的光芒和沉重，希冀武术界前辈、乡贤及知情者继续发现、整理，把这段漳州曾经的光辉历史和英雄人物发掘出来，永远记住他们，让后人宏扬光大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创办《金盏》等刊物的一段经历
  卢奕醒
  1979年元月，漳州本土文学刊物《水仙花》问世，试刊三年后，于1982年3月正式组建编委会。当时，市文联负责人陈布伦先生担任主编，他要我出任副主编。我担心难以胜任而推辞，只担任编委。之后，我帮助陈布伦先生办好《水仙花》，彼此配合相当默契。不久，陈布伦先生应广大读者要求，要创办一个民间文学小报作为《水仙花》的附刊，并要我担任主编。此后，我就开始了编辑《金盏》《闽南乡土》《漳州民间故事》的经历。
  由我负责创办并主编《水仙花》的民间文学附刊，我事先没有任何精神准备。但不干则已，干则要争取干出成绩。我们用几天时间费尽心思才想好以“金盏”做为民间文学附刊的刊名，一来因为“金盏”是“水仙花”的两个重要品种之一，二来因为它象征吉祥，极富地方特色、民间色彩。
  经过短时间的紧张筹备，《金盏》第一期于1982年3月初问世。厦门大学漳籍老教授叶国庆先生的题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郑玉水先生的题签使之增色不少。头版头条连载孙艺的新故事《台湾舞女》，生动新颖，引人注目；二版、四版的郑成功、蔡新和徐胡办案等地方历史人物的故事，“抓贼打虎靠亲兄弟”的地方谚语故事；三版的《清明节的由来》、《薄饼的传说》、新童谣《新中国好妇女》、笑话《臭嘴讨人嫌》《不虚心的滋味》等，还有分散各版的乡土文学浅谈、民间谜语、地方名胜印谱、民间文学活动简讯，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林林总总，丰富多彩，引人入胜。这一期一炮打响，受到热烈欢迎。
  此后，每月出刊一期，相继发表了大量的民间的人物、地名、特产、影剧、民谚、年节、历史、华侨、少数民族的故事、传说、轶闻、笑话、寓言、幽默、情歌、民谣、童谣、掌故以及“八闽采风”、海峡对岸与外国民间文学作品。郑金水的《一只金戒指》，丹桔、青新的《一件值7500元的破棉裘》都是宣扬新道德风尚的，受到普遍好评。《金盏》还特地为纪念红军进漳50周年、郑成功收复台湾320周年、民间教育家徐飞仙诞生100周年发表了故事、歌谣专辑，还发表王占春烈士故事连载。为使小报图文并茂、丰富多彩，除经常发表“闽南风情”照片外，还先后发表《水仙化斋》、《雷万春打虎》等连环画连载、《老鼠娶新娘》等剪纸、木刻、组字画作品，还有台湾的闽南话歌曲和有奖灯谜征答。
  《金盏》以其多姿多彩、别具一格，充分展现漳州市是民间文学资源蕴藏挖之不竭、取之不尽的富矿区；其地方色彩浓烈，既取自于民间又还之于民间，老小咸宜，受到各行各业人们的喜爱；小报的发行量也逐期增加，最多印数达五万份，盛况空前。福建省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杨云同志特地题词勉励：“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加强研究，大力推广。”厦门大学漳籍教授黄典诚、省内知名的民间文学专家陈瑞统、李乡浏、石进福等或来信、或题诗、或撰文盛赞、祝贺。令人难忘的是，当时贵州医学院院长是漳州人，曾特地委托亲友专程来索取全套小报，说家乡的一切常使他魂牵梦萦，看了小报使他想起许多童年往事、好象回乡探了亲一般；身处穷乡僻壤的华安南海中学的几位同学在小报停刊多年后还写信以邮票代替汇款，要求订阅小报。
  我最引以为豪的是，1983年全省民间文学工作者聚会福州，据说有不少人提出“漳州一个市就可以办那么好的民间文学小报，省民间文学研究会为什么不能倾全省之力也办一个刊物呢？”于是《海峡民风》民间文学小报应运而生，以后发展成《故事林》，坚持到现在已是全国发行量最多的刊物之一。而曾任厦门大学校长的民盟福建省委主委章振乾教授来漳考察工作，还特地约见我，听取我的工作汇报。听我谦称我们的小报是“土地瓜”还有许多缺点与不足时，他说：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最欣赏的就是你们的‘土’，有乡土特色才能贴近老百姓，受到人们的喜爱，特别是身在异国他乡的人更容易激起爱国思乡的热情！在他的大力支持下，经中共福建省委批准，民盟福建省委拨专款创办，并由厦门、泉州、漳州三市民盟市委共同编辑一个向国外侨胞介绍乡土风俗民情的宣传刊物《闽南乡土》，从第二期起，还将全部编务工作交给漳盟，由陈布伦和我二人全权负责处理。从1987年起，应全省其他地市盟组织的强烈要求，《闽南乡土》改名为《福建乡土》，直接由民盟福建省委负责编辑，做为全省盟组织共同的对外宣传窗口；《福建乡土》越办越好，坚持到现在已被评为全国最受欢迎的十大刊物之一。如果没有当年的坚持，能有今天吗？！
  《金盏》、《水仙花》先后均在盛年不幸夭折
  《金盏》和《水仙花》尽管因为经费不足都办得非常困难，举步维艰，但是由于编者们事业心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克服千辛万苦，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的新成绩，显露出英姿焕发的勃勃生机，获得社会各界的赞赏与好评，有目共睹。然后正当它们都处于欣欣向荣、吐蕊盛开的美好时节，却均不幸中途凋谢夭折了，多少人扼腕痛惜。可是为什么呢？又有多少人知道其内幕与真实原因呢？
  原来《金盏》小报自1982年3月创刊至1983年5月，在没有向国家伸手要任何一分钱的情况下共编辑印刷16期，发表了140多位作者的20多万字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作品，取得较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还发现并培养了一大批民间文学新人，为进一步搞好我市民间文艺事业创造了条件，形势很好。但有极个别的编委平时热衷于自己写稿赚稿费，不干或少干编辑工作，这时却跳出来，吵着要求发给编辑费。我说，刊物经费困难，只能先支付印刷费和稿费，编辑费因为绝大多数代售点尚未结算要以后再说；我一个人承担了绝大部分编务工作一分钱都没领过，大家也要稍安勿躁，多加理解。他又吵着要公布账目。我说，我们自办发行，比较被动，代售点报纸未售完，中途收回结账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为结账，每期都让代售者来漳并报销往返路费我们也吃不消，要新旧搭配、滚动销售，才能取得较好效果；况且小报发表的民间文学作品没有时间性，可以慢慢卖。我劝告说，我们负责办报不要为赚钱，要赚钱就去做生意；我们当编委的，将来结账如果有盈余，也不要急于把钱分掉，要将其做为“民间文学研究活动基金”，争取将《金盏》发表过的好作品挑出来，编印《金盏丛书》。他听不得我的意见，不顾业余办报，刊物在人手、时间、经费、经验等各方面都有很多实际困难，固执己见，不达目的就一再无中生有地对我造谣中伤。他甚至到市文化局诬告我“经济不清”；文化局不理他，又跑到宣传部告我，纠缠不清。最后文化局只好建议我“休刊结账”。结账的结果是：总印数为405840份，扣除赠送、交流、损耗等，应售288504份，实收金额为11499.16元，又收广告费1348元，合计总收入为12847.16元；付印刷费10187.03元，稿费691.30元，出差、邮汇、托运等公杂费为1528.75元，合计为12407.08元；略有盈余440.08元。
  诬蔑我的罪名不能成立，但收回的未售小报多达12451份，文化馆尚未发出的小报54490份也无法再售出，只能当废纸处理，造成了不必要的惨重损失。由于剩余的款不多，编辑费就无法发放了。该款只好用来在市民研会换届时买礼品送给与会代表。一个好端端的小报就这样被糟塌了，可惜呀！
  至于《水仙花》杂志，却是由于个别作者发表欲太强所累。他们所投寄的稿件要求编委们篇篇都用，编委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无法满足其愿望，其就迁怒于刊物。他们先是用文革的伎俩，对刊物所发表的作品做文章，断章取义，歪曲污蔑，吹冷风，放暗箭，大造舆论，四处散布所谓的《水仙花》编辑水平低，发表许许多多有问题的文章甚至毒草的谎言；接着又散布《水仙花》某些人“有经济问题”，挑拨《水仙花》和《芝山》两个刊物的关系，用种种手法欲置《水仙花》于死地而后快。最后是怎样搞倒《水仙花》杂志的呢？开头我并不清楚。是几年前在刊物已经停刊了二十多年后，某位作者亲口对我讲，我才恍然大悟。他说：我们当年搞垮《水仙花》是个错误。我问：怎么说？他说：多一个刊物大家可多些发表作品的机会。我问：那你们是怎么搞垮《水仙花》的呀？他说：我通过与省里一位部长的爱人是老同学的关系，大讲《水仙花》的坏话，讲《水仙花》的编委水平太低，靠不住。于是部长就让主管部门下文件，强调地区级文化部门才能办刊物，县市级的刊物要一律停刊。谁会想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文化界还会出现这种事呢？
  《闽南乡土》杂志移师漳州
  由于章振乾主委的高度重视，1986年底民盟福建省委正式决定创办《闽南乡土》杂志，并交由厦、漳、泉三市的盟市委会共同承办。筹备会在厦门召开，漳盟市委由邱铁汉和陈布伦二位先生代表与会。会议决定由厦盟德高望重、在海外有较大影响力的李来荣教授担任主编兼发行人，编辑部设在厦门，由洪卜仁和傅子玖二位编委主持日常工作。不久，《闽南乡土》创刊号问世，内容丰富多彩。三市盟市委全力以赴宣传推广，并派两位先生赴香港广泛联系，争取打开发行渠道。岂料他们却带回了令人沮丧、失望的消息：他们说，香港的刊物多不胜数、花花绿绿、富丽堂皇，《闽南乡土》的装帧、印刷质量太差、太俗、太土，不堪登大雅之堂，摆地摊更是一点也不起眼；他们建议趁早鸣金收兵，省得以后丢人现眼、不好收场。
  民盟福建省委要求厦、漳、泉三市盟市委组织有关人员讨论研究提出意见，以便做最后决定。我有幸应邀参与讨论，并和绝大多数与会者一样认为，民盟做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人才济济，不能因为出现一些事先没有估计到的意外困难就打退堂鼓，让创刊号变成终刊号；况且办刊宗旨是向海外侨胞介
  绍乡土风俗民情、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装帧、印刷质量可以设法改进提高，刊物要以文字内容质量取胜；大家还以《水仙花》和《金盏》的实践经验为例要求民盟福建省委要坚持不要放弃。泉盟和厦盟多数人也是这种意见。
  于是，民盟福建省委决定：《闽南乡土》继续出版，由厦、漳、泉三市盟市委分头组稿、共同编辑，编务工作由漳盟全权负责，盟省委宣传部负责协调。《闽南乡土》的工作重心移师漳州，布伦先生和我接受省市盟组织交给的任务，在漳州市芗城区打锡巷47号挂上了“《闽南乡土》编辑部”的牌子，与民盟漳州市委会合署办公，在艰难的条件下重新起步了。
  从第二期起，三市民盟市委同心协力、团结合作，克服各种困难，分头开拓稿源，组织发动盟内外人士撰写适宜海内外侨胞与各界读者阅读的文章。每期轮流在三市召开刊物的编委会议，共同审阅稿件。经常参与其事的厦盟是陈纹藻、洪卜仁两位先生，傅子玖先生因教务繁忙少露面；泉盟是陈泗东、沈玉水两位先生；漳盟是陈布伦先生和我；省盟宣传部长陈宗沅先生做为总协调人每会必到。大家每次都各自带齐经过修改的备用稿汇聚一堂，交换审稿，畅叙看法，最后共同确定选用篇目，由我们带回划版插图、交排付印。
  由于三市作者队伍的条件、特色各不相同，像泉盟陈泗东先生所概括的那样“厦盟偏于洋（多文艺作品）、泉盟偏于古（多历史考证）、漳盟偏于土（多民间文学），三市编委通过不断的交流磨合才逐渐增加共识。《闽南乡土》稿件逐渐多了，编者的选择余地也愈来愈大。刊物从第一期仅有“今日闽南”、“闽南纵横”、“寻幽探胜”和“文艺撷芳”四个栏目大大扩充，增加了“金三角”、“瞭望”、“闽南乡情”、“乡土话旧”、“故园新貌”、“风物博览”、“银城秀色”、“港口古今”、“史迹考证”、“山川名胜古迹”、“海峡两岸”、“闽贤荟萃”、“旅外人物誌”、“古今人物轶事”、“华侨与闽南”、“名产名点”、“宗教春秋”、“海外婚恋”、“域外情谊”、“古曲今昔”、“民间传说故事掌故”、“学林艺苑”、“爱国诗章”等诸多栏目，琳琅满目，多姿多彩。还相继编辑了“纪念黄道周诞生400周年”、“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和”纪念漳州建州1300周年”等四个专辑，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让广大读者、侨胞认识故土家园的历史与风貌。与此同时，我们还请美术界的朋友为刊物画插图、设计封面，改善刊物的装帧；只可惜当时局限于经费和印刷设备，封面只能三色套印，而不能象后来那样搞彩色版，这确实是无可奈何的憾事。
  为加强与扩大刊物在海外的影响，我们绞尽脑汁。通过盟内外和侨联、乡讯社等众多渠道，我们广泛搜集海内外读者、侨胞的有关信息，用多种办法与之取得联系，并征得他们同意直接寄赠刊物，受到热烈欢迎。由我亲自寄去刊物的就有欧、美、日、澳、东南亚各国等数十个国家与地区；香港读者许晴野先生还热心帮助我们，全省头一家将刊物寄到了当时尚未解严的台湾读者手中。美国的《北美日报》、《华侨日报》、菲律宾的《世界日报》、泰国的《星暹日报》等中文报刊经常转载《闽南乡土》的文章。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法国研究地方文史的专家龙巴尔教授和苏尔梦女士以及一些台湾的文史专家还不顾路途遥远，慕名来访并索取刊物。刊物发行量也逐步上升到每期都要印数千本。销售量增加再加上下了相当功夫组织广告拉赞助，刊物经济状况逐渐好转。1985年省盟下拨三万元经费给厦盟，他们只出一期，移交漳盟时只剩下六千多元；而我们在两年时间内又编印了六期，1986年底将刊物交回民盟省委主编时，我们还能上缴六千多元，说明厦盟移交来的六千多元我们基本上未动用。我们为《闽南乡土》的奠基和发展壮大奉献了我们的绵薄之力，这也是让我引以为豪的一件事！
  编印《漳州民间故事》
  《金盏》的创办在我们漳州这座闽南小城激起了一阵涟漪，人们惊奇、兴奋、津津乐道：嗬，我们漳州竟然还有这么多好东西！这一期小报刚问世，许多读者就迫不及待地反复追问：新一期什么时候出版？这种热情令人难忘与深受鼓舞，也给我深刻的启迪。《金盏丛书》的构想未能实现，《金盏》小报又不得不停刊，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使我市的民间文学事业再上新台阶。
  1988年间，在一次闲聊中我与诸文友谈起编撰民间故事集的事，时在漳州市政协文史委协助工作的天宝中学的老教师王雄铮先生也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他学问渊博、下笔快，又是担任过〈〈水仙花〉〉副主编的老搭档。我们一拍即合，决定共同编印一本《漳州民间故事》。我们一起找市政协文史办主任阮位东先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同意列为“漳州市政协文史资料专辑”出版。我们又一起广邀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老前辈举办了十几次“星期民间故事会”，录音记录了许多优美动人的民间故事，然后分头加工整理，写了改，改了写，反反复复搞了四、五遍才定稿；又打印出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征求意见，厦门大学两位漳籍老教授叶国庆、黄典诚阅后均喜不自胜，一位写序、一位题签；漳州大学首任校长吴东南在香港也特地撰文祝贺，盛赞此书“为历史文化名城增光添彩”，最后才由我送到华安去交排付印。
  这次印书经费全靠收取工本费自筹，除印刷厂支持、同意赊欠外，还积极争取到部分企业支持赞助、刊登广告。由于过于保守，仅印一万本，没多久就脱销，供不应求；部分书籍用于赠送、交流，所有印刷费、稿费、邮费、运费、编辑费等各种费用全能自理，再一次创造了一个少花甚至没花任何公款办成一件较大实事的记录！
  参与编辑《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漳州卷）》
  因连续三届担任漳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自1991年6月起，我有幸被中共漳州市委宣传部征召参加“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漳州市分卷”的编纂工作。我将其视为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编纂工作由漳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时任市博物馆馆长的郑炳炎先生主持，他和我们三位副主席一样都担任副主编。但我认为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文艺工作的好领导：和颜悦色、沉着稳重、平等待人，经常用极其简练的语言分配了工作任务后就放手让大家分头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必要时也只用商量的口吻提醒几句，从不发号施令、指手划脚。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心情舒畅。而我发现，有他的尊重，大家也更努力自觉地将工作干好。半年多时间，大家各司其职、和睦相处、团结合作，从未因不可避免的观点分歧而红脸争吵过，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即使时间短促，却仍然硕果累累。漳州卷总共编出故事集成四大册、民歌集成一册、谚语集成一册，还辅助、指导各县市区甚至个别乡、镇、村编出集成分卷近五十册，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为修建这座号称“我国民族文化的万里长城”添砖加瓦、贡献力量。按分工，王雄铮和刘汉宗两位先生负责主编《漳州民间故事传说集成》，郑炳炎先生负责主编《漳州民间歌谣集成”》；我负责主编《漳州民间谚语集成》，还负责编辑《漳州民间文学通讯》10期、《常用闽南方言汇编》一册。我们精诚团结、互相支持，共事非常愉快。我自己收集和各县、市区及60多位热心人送来的民间谚语共有2万多条，费了相当大的气力才按省里的要求从中筛选出5496条，一一加以整理归类。虽然基本上符合要求通过了验收，但我却感到有的归类还是不够准确尚可斟酌，特别是气候谚语，我自觉力不从心，曾求助于市农校副校长陈宇桂先生这样的专家帮助。我始终觉得我们所做的只是初步的抛砖引玉的工作，更大量的土色土香、韵味十足的民间谚语还有待更多的有识之士留心发掘、整理，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广阔的努力空间。漳州电视台光阳先生在自已主持的闽南话《读报时间》节目里经常向观众介绍一些民间谚语，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日积月累必有可观的成绩，祝福他们！
  许采莲创办“漳州市中山街民办小学”纪实
  卢奕醒
  1958年，中国人民在“赶美超英”的目标的激励下，精神状态处于高度亢奋之中：全民炼钢、亩产万斤稻、全民写诗、全民办学，各行各业都在追求“大跃进”。现在回眸那段岁月，撇开浮夸、弄虚作假等让人诟病的做法，只要曾亲历其境，谁都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惊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以及人民群众中间所蕴藏的巨大的爆发力和创造力记忆犹新。我母亲许采莲创办“漳州市中山街民办小学”，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我母亲许采莲，原名许别仔，曾用名许沁美，1909年1月19日出生在南靖县官园乡（今龙海市程溪镇官园村）的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她自幼性驯顺，爱劳动，深受父母疼爱，1920年秋就被父母送到漳州就读养正小学，初小毕业后随同村好友到厦门鼓浪屿读毓德女子小学高小，毕业后升毓德女子中学。1928年初中毕业后因患肠炎身体衰弱，加上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她弃学回乡到邻村的小学任教，一年后，又应聘回母校漳州市养正小学服务四年半。1933年，她与我父亲卢炳勋结婚。1937年因日寇飞机轰炸漳州，全家迁到南靖县金山乡都美村居住，并在都美中心小学继续任教，一干就是九年半，直到1945年初因我腿疾，辞去教职，全家又搬回漳州。
  虽然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了，但神州大地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家父想恢复他的“卢敏生化学工业社”继续制药行医，因定制铁罐、玻璃罐的资金被吞没，计划落空，只好改营碾米等其他职业，因操劳过度，患上严重的肺结核，1953年初，年仅五十岁就不幸吐血身亡。此后，一家的生活重担几乎全部压在母亲的身上！她养过猪、养过兔、摆过小烟摊、磨过豆浆、打过小石子、当过保姆和临时工，再苦再累的活都干过！从一个文弱的女教师变为一个不堪重负的苦力，母亲那几年的日子困难重重，真是不好受。解放后，大儿子参军，其他子女均尚年幼，她却克服各种困难热心参加街道工作，连年获得诸如街道财政、扫盲、妇女、烈军属、“五好”、勤俭治家、家庭副业、巧姊妹、社会主义建设积分子等多种荣誉。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努力工作，人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街道居民群众对她十分拥护与爱戴，政府也给予我们一家人许多关怀与照顾。
  1958年夏天，我记得有一天，当时的中山街街长李有财亲自到我家来找我母亲，动员她说：现在全国形势很好，所有的人、所有的单位都争先恐后要努力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街道还有不少失学儿童缺乏管教，家长们都很着急，街道干部商量研究后决定急群众之所急，创办一所民办小学来满足群众的需要，你以前当过老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扫盲工作也搞得很好，大家都相信你、推举你，一致认为你是最合适的办学人选，希望你勇于担当，不要让大家失望！听了街长的一席话，我看得出母亲显得十分激动。她没有问街长：学校要办在哪里？要怎样办？更没有问，一个月有多少工资？有多少人员？当场就表态说：领导和群众这样信任、关心我，我一定尽心尽力将学校办起来，将工作搞好！
  事后我才知道，学校要办在新华东路达聪巷的一座解放前的江西会馆的旧址内，只有一间厅可做为教室、办公和接待之公用场所，破破烂烂的、阴暗潮湿，和两边厢房的民居混杂在一起，周围杂草丛生，鸡犬之声可闻，没有任何活动场所，办学环境实在不好；办学之事全权委托我母亲一个人负责操办，名符其实是“校长兼校丁，教书兼敲钟”；街道没有办学经费，所有开支和每月十六元人民币的工资，都要等到开学后学生交了学杂费才能报销列支。谁听了都会担心说：这样怎么可以办学呢？可是母亲并不在乎这些。她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些肺腑之言：我当了十几年老师，因为你的病，我才停下来，现在有机会恢复工作，重返教育战线，我真的十分高兴，我热爱这份工作；解放这些年，我亲眼看到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强过伪政府万万倍，我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感到应该更加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现在政府叫我们做事，应该出力，条件差一些，没关系，相信以后会逐步好起来；我愿意将我余生献给党的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为祖国为人民贡献我的一切力量。
  母亲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我看到她由街道干部的带路，早出晚归，挨家挨户逐一访问了本街失学儿童的家庭，动员他们带子女到即将创办的新学校来报名读书。开头，家长们一听说自已的子女有书读都喜出望外，但听完学校情况的介绍后，他们立即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马上踌躇起来：这样的学校教育质量能行吗？孩子送到学校能学到什么东西吗？各种各样的问题与顾虑都提了出来，有的家长公开讲，他们宁愿让自已的子女失学，也不愿让他们到这样的民办小学来读书。挑战是极其严竣的！每天，当我看到母亲带着极度疲惫的神态回家，声音嘶哑，茶饭不思时，我问她：怎么样？还没有进展吗？她总是淡淡地苦笑：哪有那么快，要让家长多考虑几天么！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一天，母亲回家时，脸上充满阳光。她说：几位家长说把孩子交给许老师教，他们绝对放心，让许老师跑了这么多趟也不好意思，他们决定让孩子到新学校来报名上学。我听到这个好消息真替母亲高兴！
  经过紧张的艰苦努力，学校终于可开班上课了。这天，学区的党政领导、街道干部、所有家长和附近居民都兴高采烈地前来恭喜、道贺，共同祝愿学校在党的阳光的照耀下，欣欣向荣、不断发展。我母亲当然激动万分、兴奋无比。在由衷地感谢各位领导、佳宾的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后，她说：我深深感到今天挑起的担子的重量非同一般，尽管面前可能有着千辛万苦，但我决心努力做到一心一意听党的话，一颗红心不褪色，年纪大了不服输，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将学生教好，将学校办好，绝不辜负领导、群众和各位家长的殷切期望。
  常言道，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可是对办学者来说，顺利开学仅仅是考验的开始。面对三、四十位充满稚气的幼童、学子，母亲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尽管她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但她仍然极其认真备课。每晚，她也和我们一样点上用小墨水瓶做成的小油灯，和我们一起围坐在方形的八仙饭桌前写起教案或批改学生作业，完成后才去养猪和洗碗筷，直到深夜才能休息。我当时对她的做法很不理解，曾问她：对小孩子何需这么认真！她说：正因为孩子小，才要多下功夫，好象盖高楼大厦，打基础很重要，不认真会误入子弟。
  我曾经询问母亲：你教了十几年书，你认为要当个好老师，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什么？她说：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认真准备，上好每一节课；二、要爱生如子。正因为她满腔热情，认真上课，因此获得学生的尊敬和热爱。困难的办学条件没有吓跑学生，他们越学信心越足、干劲越大。学校的秩序出奇的好，据说学区的领导曾悄悄地到校突击检查，看到学生纹丝不动、安静地听着老师讲课，也深感惊奇和佩服。一年后学生数一点也没减少，第二年（1959年）还又招收了一个班。因为教室无法安排在一起，只好在新华东路另租民房上课。教师换了几位，多数是嫌工作量大，十六元的工资标准太低，不愿长期干下去。最后没办法，老街长只好派自己的侄儿李沧萍上阵，才算维持了局面。母亲除上好自己的课外，还要以老带新，两头兼顾，帮助新教师适应新环境、上好每一节课；她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年轻的教师树立了努力奋斗、艰苦朴素、勤俭办学的好榜样。一所完全不像学校的学校终于站住了脚跟，受到人们的瞩目与好评。1960年4月，学校被评选为龙溪地区文教战线先进单位，荣获中共龙溪地委和龙溪专员公署颁发的荣誉证书。五月，学校又被评选为福建省文教群英会的先进单位，母亲光荣地代表学校到福州接受中共福建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的隆重表彰，回来后她喜滋滋地向我们详细介绍被当时的省委书记叶飞等领导同志接见并亲切握手的情景，她充满欢乐与幸福的情感溢于言表，感人至深！
  1961年9月，学校已达到四个班的规模，分散在三个地方上课。因母亲年事已高，为加强管理，当时的漳州市教育局做出决定，将“漳州市中山街民办小学”转为公办学校，正式改名为“漳州市中山小学”并派曾贵玲教导主任前来主持工作。1962年在市教育局和学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利用江西会馆前的空地搭建竹棚教室，五个班级才得以首次集中在一个地方上课。1963年9月，新调来一位郑鸿宣校长，经过他的多方努力，学校征用了顶田下原炭素品厂的旧厂房，经整修后，整校才又搬迁到新校址上课。不久，郑校长调走，由戴云龙校长接任。1965年，母亲经批准光荣退休。她创办的“中山街民办小学”成为漳州市文革以前转为公立学校的唯一学校，而她也成为文革前转为公立教师的唯一的民办教师。当年母亲获得的荣耀值得我们为之骄傲，她的精神与经验也成为鼓舞我在后来奉民盟漳州市委之命白手起家创办“漳州市光明职业高级中学”的借鉴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