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8.18之夜
  1966年夏天，我就读于漳州一中初三（5）班，临毕业时，“文革”轰轰烈烈开始。到了八月份，学校己经没有了学习气氛，学生也不怎么到学校。不过，庆祝《十六条》的游行同学们还是踊跃参加。
  8月18日，有人通知我晚上到新华楼开会。这座楼是校长、老师办公的地方，气氛庄严。经过“文革”，“革命师生”进进出出，此楼已经不那么神秘了。
  会议在新华楼楼上会议厅召开，中间桌上摆着大收音机，用来收听重要的中央新闻广播。
  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响起来，会议室嘈杂的一切顿时停下来。大家虔诚聆听从收音机传来的声音。当听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肩并着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检阅红卫兵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百万大军”，整个新华楼会议大厅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大家兴奋、激动，互相交谈。
  “毛主席的红卫兵”，这是我们首次听到的新名词，比“少先队”“共青团员”更响亮，更光荣，“毛主席穿上了绿军装”，我们也要成为“毛主席的红卫兵”、“今晚立刻组织起来”，这是与会者的共同心声。
  漳州一中有较多的“革军”“革干”子女，他们是理所当然的“红卫兵。”参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贫下中农子弟也是理所当然的成员；与之对应的“城市贫民”和工人子女也符合条件；本来相当于农村贫下中农地位的“小手工业者、小贩”居然被排除在外，不管你平时表现如何。
  我和另一与会的同学无权成为光荣的首批“毛主席的红卫兵”（以后也没机会成为“红卫兵”），失落之情可想而知。
  《漳州文革大事记》及一些文章都说漳州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于“1966年8月19日”，根据是十九日各校红卫兵组织向地、市委报喜。其实这些组织（我所知道的漳州一中首批红卫兵）是“8·18”当晚就成立并选出领导班子（可能叫勤务组），否则第二天怎么去报喜。几天内就成立一个跨校的“红卫兵总部”。
  这个“红卫兵总部”曾设在新华西路“李公馆”内，当年冬天就解散了。
  我的另一位同学是“革军”兼“革干”子弟，所以是漳州市首批红卫兵。他和我坐在一起。在整个狂欢的氛围中，他冷静地对我说：“刘少奇主席排在第八位”。
  不知什么原因，这句话我至今还清晰记得。
  8.29前后
  8月25日，通知我明天早上在一中校园集合，到福州参加“福建省教育厅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大会”。第二天，漳州一中赴会代表二十人在玉兰树下上了专车。
  大约九、十时，客车在某车站休憩加水，有人来介绍情况：厦门八中有学生不满“四清工作组（或是文革工作组）破坏文化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以步行方式向福州进发，准备当面找王于畊（当时省教育厅厅长，叶飞夫人）辨论。
  下午一点左右，汽车在涵江车站停下吃午饭。又有人来告诉我们：厦门八中学生坚持步行，省委省政府关心他们，调集汽车跟随学生，要请他们乘坐，送他们上省城……
  车渡乌龙江已夕阳西坠，在路灯照耀下缓缓驶进拥挤的福州市区。一股“革命热潮”映入眼前。许多纸糊的“高帽”——“牛鬼蛇神”在“游街”，后面跟着押送他们的男男女女（不只学生）。
  当我们下车走路赶到会场，已经很晚了，没有人来安排，大家在后面草地上散乱坐着，远远地看着台上一个个讲演者。一个人上台，先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自报家门：我是某学校某某某，家庭成份贫农（或其它诸如革军革干工人等，都是好成份），个人成份学生。然后滔滔不绝义愤添膺地演讲。另一个人跳上台去，同样自报这一套，接下来“揭发”前一发言者：某某某欺骗革命群众，他的小名叫什么，外号叫什么（绝对不是赞誉之辞），他的家庭成份不是贫农（之类），他的父辈解放前当过伪甲保长，然后又是滔滔不绝……。批判了省教育厅什么路线，不得而知。等步行回到福州三中（地板上铺有草席），已过半夜，那边会议到何时开完，我们就不知道了。
  早餐吃完走到校门口，两排老师头戴高帽胸挂牌子低头弯腰站着，口里还有声有调唱着什么歌。看守他们的“革命师生”介绍说这叫“牛鬼蛇神歌”，由这些人自己编的。不久又有人介绍福州这两天“对牛鬼蛇神进行大抄家”、“战果辉煌”，抄出金银财宝，“变天帐”多少多少。受到这样气氛的感染，很快有人把电话打到漳州，在漳州掀起大抄家、大游街的高潮（对象是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或者是“混进党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漳州一中强迫某语文老师作词，某音乐老师作曲的《牛鬼蛇神歌》其始作俑者也源于此。
  没人组织，没有文件，吃饱饭大家集中读些毛著，就可自由活动，此行主题的“批判大会”不知何时续开。到东街口边一新华书店排长队购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买了两套，从邮局寄了一套回家（不免邮费）。其间集体到某医院探望漳州一中一位身罹重病在此住院的同学。有一天闲逛，看见一处路上斜坡急拐处石墙边开着一个大门，牌子上大书“福建省重工业研究所”。
  29日上午，有人通知我们，厦门八中的同学要在西湖宾馆的会堂介绍情况，我们也列队过去。与会人数不多，在约三分之二的中后排就坐。现在回头估模，应该有厦八中师生一百来号人，其他参会者二三百人。厦门八中同学到底有没乘坐汽车赴榕，至今仍未弄明白。
  介绍情况的人清一色是反对王于畊的，所以是一边倒，没有人上去唱反调。发言模式仍然是自报家门：个人成份、政治面貌、家庭成份，然后大谈王于畊在当工作组组长如何如何不是，至今还不认错，我们是怎样受打击报复压制等等，不一而足。事情与我们关系不大，翻来复去总是那几件事，味同嚼蜡，让人昏昏欲睡。
  将近中午一时，台上有位发言人激昂且富有煽动性的高喊，让参加会议的“我们”一起到省委去找叶飞，要与叶飞和王于畊进行面对面辨论。
  乘着大家纷纷离座，饥肠辘辘的我们漳州一中代表队找了个理由，没有跟着去省委。路上或现场还有什么人加入不得而知。
  第二天早上就有人送来传单。一会儿来了几位看似高中的学生，把几只课桌凑成一个小讲台，一位气质甚好的女学生在上面先自我介绍：我是小田，个人出身学生，共青团员，家庭出身革命军人；昨天这些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严重破坏干扰了省委省政府正常工作；省委省政府搬来开水，买来面包，学生们拒绝吃、喝。省委省政府派出老干部、副省长刘永生同志劝说学生们有话好说，先撤离现场，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我负责向省委省政府转告等等，被学生拖着晒了一下午太阳（时值农历七月底，城市里的“秋老虎”真的会晒死人的，《“老货刘永生”》第329面说“刘永生是光头”）。这位女生讲完，跳上来另一位男学生，他没有按发言的套路，一开口就说：小田同志很谦虚，其实她的父亲是驻某地某某军军长，接下来又讲了一些与传单上雷同的话。
  第三天，接到通知，初中部仅有的二位代表（我与一位女同学）及一位老师提前回漳州。回到家乡，暴风骤雨式的大抄家、大游街似乎已平熄。
  “八·二九”做为福建省最大的群众“革命造反”组织存在很久，但根据手头资料，起码在当年并未成为群众组织的专用名称。一份用当年不容易购买使用的白报纸印刷的传单《加急电报》《福建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转发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第二号通告》（一九六七年元月七日中午一时）（图一、二）上面落款的十三个“群众组织”中，还未有“八·二九”的名称。
  10月招生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几天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和四中高三（5）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正符合“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要求。6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通知，把该年高招推迟到10月。6月18日《人民日报》还为此发表了社论。10月中旬，我与几位同学快走到校门时，被一位红卫兵叫住。她问其中一位同学，有一个中专学校招生名额，是福建省重工业研究所，问他读不读。因为我曾从这个单位门口走过并有印象，所以这次对话记忆深刻。
  老同学王生才听说我有兴趣了解这段历史，兴冲冲复印了他笔记本上的这两页（图三）送给我。他说：学校把高招的校名及各校名额公布在黑板上；高中升大学因与已无关，抄录的是初中升高中、中专的名单。真是“珍贵的记忆”，我一看，“重工业研究所（保密单位）”果然在名单上，只招一名。
  随着文革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又发文通知把招生工作推迟到67年1月；随即无限期推迟，“老三届“在68、69年及以后若干年，除了少数人参军，大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正常高（中）招理所当然不了了之。
  大家公认文革初期全国没有正常高（中）招生，福建省却有一特例。在与一对带孙子出来晒太阳的爷爷奶奶闲聊时，他们告诉我，他们夫妻就是这一届初三毕业生，上了一个中专班。据他们介绍，他们是龙海石码人，在北京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回来没几天，就在10月28日赶到闽西某兵工厂报到，11月1日正式开学。这一班办下去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他们到了该严格保密的单位，把这些人退掉会涉嫌泄密。他们说龙海籍学生有十四名；漳州也有三名，没去报到。学制三年，到1969年毕业。这一班开课估摸要有很高级别的领导特批。
  本人仅是业余文史爱好者，不敢寻根问底，有赖于当事的老师、工人、学生能有确切的记录，毕竟这次招生，人们知之少，甚至以为文革前期根本没有高（中）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