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文革”时期，漳州市（今芗城区）是龙溪地区动乱中心。武斗事件层出不穷，从打人斗殴到夺枪打派仗，以致死人伤人，破坏社会安定，阻碍工农业生产，百姓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大规模的武斗事件有琥珀岭械斗、汽车站枪战、侨联大楼的攻打及八卦楼的爆破。据统计死了14人，伤者暂无数据。这是特定历史阶段惨痛的事件。
  漳州市派性武斗的时间段，大致从1967年8月14日郑顺和之死开始，到1968年2月2日福建省各派群众组织在北京签订“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协议为止。然而，一场大规模武斗的产生，必然有思想上和行动上成因的过程。
  1966年8月1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大集会，毛泽东、林彪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热情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第二天——1966年8月19日，漳州第二师范学院红卫兵成立了，中共龙溪地委马上祝贺、支持。紧随其后的龙师、一中、二中、三中、卫校、农校相继成立红卫兵组织，龙溪地委、漳州市委照例祝贺、支持。红卫兵队伍拉起来了。这些二十岁上下的“革命小将”把学校书记、校长和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老教师抓起来，戴高帽、游街，拳打脚踢，肆无忌惮，武斗发生了。这个时候的武斗，当时认为是群体对个体的“阶级斗争”。此间盛行“红五类”，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城市贫民，这些人及其子女是当然的革命派；反之，敌人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很快殃及他们的子女，这些人是被革命的对象。“红五类”成员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得到来自北京、上海“先知先觉”的鼓动，从学校杀到社会，掀起一阵“红色恐怖”，街上公开张贴“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侮辱人格，伤人体的事情比比皆是。当然，“红五类”群体并非铁板一块，也有人认为“要文斗不要武斗”才符合政策，于是，内部就发生矛盾，小冲突时有发生。
  “文革”中的漳州二师院是漳州动乱发源地。最先成立红卫兵的是他们，红卫兵最先分裂也是他们，一边红卫兵团，另一边红卫兵指挥部。1966年8月29日，福建省委门口发生大规模静坐示威，指名道姓要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出来答话。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八二九革命行动”。消息传来，第二天下午，二师院红卫兵团就把学院党委书记张立抓起来，戴高帽，拉到市区游街。这是漳州市第一次对高级领导干部动粗的做法。两小时后，二师院红卫兵指挥部一成员，冲进队伍，强行摘下张立头上的高帽，并高喊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另一方也喊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保皇兵！”人群打乱，双方推推搡搡，发生肢体冲突。参与者、围观者越来越多，后转入大辩论，直至翌日凌晨。这是漳州“文革”中群体与群体武斗的开端。事后，二师院两派红卫兵各组成三五人的小分队，到各学校、工厂、街道串联。一时间，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如杂草丛生，旗帜、袖章满目皆是。
  1966年11月到1967年2月的时间里，漳州各个群众组织相互串连，在争斗中归并为两大派。起先的分歧是在打倒地市委还是维护地市委的问题上，称之“造反派”和“保皇派”。后来，中央“两报一刊”不断发表社论，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被大量传抄和解读，“打倒一切”的态势铺天盖地，“保”字号组织迅速解体。1967年1月22日晚上，漳州发生一派“夺权”，漏夜从单位领导手里强取公章，宣布掌权，即所谓“1·23”夺权。照理说这是犯法的，然而，当时却是中央所支持的。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客观效果是，派性夺权加深了群众之间的对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月26日，福州发生冲击军区、揪斗韩先楚的事件，一派说“好得很”，一派说“糟得很”，紧接着中央严厉表态，观点不一成为革命与反革命分水岭。漳州有一派是既夺权又“保韩”，称为“八派”，有八二九革命造反司令部、龙溪主力军革命造反司令部；另外一派，批判夺权举动，公开声称“打韩”，称为“革派”，有龙溪革命造反委员会、东方红野战军司令部、龙溪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两大派竭力宣传自己的观点，向机关、学校、工厂、农村、街道及至家庭延伸。漳州在全国大乱局势中，本地两派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1967年4、5月间，林彪一伙提出要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4月16日江青发表言论：“要冲一冲武汉军区”。上层一发话，漳州延安北路的大字报栏马上就公开了。“文革”以来，不管怎么乱，群众对解放军还是尊敬的，行为还是比较节制的，而今有了高层的暗示，底层能不蠢蠢欲动吗？到了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某派的时候假惺惺地说：“我记得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着‘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延安北路马上有了《北京来电》：“江青同志说，文攻武卫是对的。”这则消息如同重磅炸弹，武斗有了护身符，漳州两大派头头开始酝酿夺枪，准备“武卫”。
  漳州“两大派”头头大多是复退军人，又大多是当时的“红五类”，自认为是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在捍卫文化大革命。面对全国各地武斗激烈，唯独漳州枪声未响，他们都跃跃欲试。他们利用以往民兵训练获得的信息，掌握军分区、十八分部、91师及空军基地的军火仓库具体位置，企图夺取武器。1967年8月中旬，几个“主力军”成员被“东野”抓捕，“主力军”头头王某于8月14日晚上组织几百人，带上铁锹、木棍、铁条等，分乘几辆汽车欲往位于琥珀岭的“东野”司令部救人。也许人多势众，惊动对方，“东野”头头王某召集核心骨干商量，认为“主力军”一定是要到院后村部队仓库夺枪。他当即召集附近村庄的“东野”成员上千人，带来农用家什，锄头、扁担，还有一种“钎担”（硬木质的，两头尖，又粗又大），气势汹汹，以截来人。夜色朦胧中双方相遇琥珀岭，当即大打出手，纯粹肉搏战。烟厂的“主力军”郑顺和遭“钎担”插入胸肋，多处受伤，倒地身亡。人群中大喊：“打死人了！”双方才休战后撤。“东野”断定对方必来报复，一不做二不休，当晚冲到附近军火仓库夺枪。是时，守护的解放军战士徒手规劝，来者不管三七二十一，砸开门窗，见武器就搬。“东野”一批农民竟能从部队菜地里挖出埋着的枪支，还有整箱整箱的手榴弹。武斗的导火索点燃了。
  郑顺和之死，更加激发两派群众对立，8月15日，“八派”一方立即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即武斗专业队伍。他们连夜到军分区仓库夺枪，准备再打一战。同时，大造舆论，追悼会、抬尸游行、大字报、广播、演说，声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党内走资派”挑动，从刘少奇、叶飞到蔡良承、巩鸣鹏一应承担责任。由于部队早作准备，当时被抢的枪支都是残缺不全，部队已经卸掉零件，龙机厂、拖拉机厂的“主力军”开动机器，自己生产配件，驱赶对立派工人上班，以抓紧让“武卫”装备齐全。双方剑拔弩张，每到晚上，冷枪不断，路人稀少，漳州城笼罩在恐怖之中。
  1967年8月26日下午，“革派”召集各路人马，汇合在马道底人民体育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题为“龙溪革命造反委员会（筹）成立大会暨打倒韩先楚誓师大会”，会后拉着长队游行，途经军管会门口，停下脚步，高喊：“打倒韩先楚”，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几个头头欲求联合起来，壮大力量，组织“铁杆”武斗队伍。果真，9月15日半夜，“主力军”十几个武斗队员驱车经过延安南路时，遭埋伏在暗处的“东野”武斗队员射击，司机谢守典中弹死亡。又一起死人事件发生了，武斗升级危险逐步逼近。市面上流传着，“主力军”有个打手团，“东野”和“三司”有个暗杀团，漳州人民惶惶不可终日，真是不得安宁。
  此后，延安北路大字报栏前斗殴不断，“两派”相遇恶口相交，进而拳打脚踢。11月2日下午，“主力军”数人到九龙江边航管局门口贴大字报，“红色交通”的人见状便粗口谩骂，双方互不认输，越骂越来劲，竟拔枪对射，当事人躲避得及，流弹却把远处一个不相干的17岁小青年打死了。11月25日，有几个“主力军”的人到延安南路与太古桥交汇的“东野”门口贴大字报，两个人被抓进去。“主力军”方面闻讯，迅速出动百余人持枪前往攻打，抓了对方三十几人。如此打斗，三天两头就得发生一次。
  一桩严重破坏整个龙溪地区交通的武斗事件发生在1967年11月27日。当年汽车运输纳入军管，汽车公司改为汽车二团，位于延安南路（断蛙池）的汽车站被“主力军”所掌控。另一方的“革派”就在汽车站南侧南市百货大楼和市区粮站建立据点，准备攻占汽车站。27日上午，汽车站接到“东野”电话，责令在28日上午十点之前打着白旗离开汽车站。汽车站的“主力军”紧张起来，同时报告军管会和报告司令部，并以遭到威胁为由，发表停止交通运输公告。28日起枪声大作，断蛙池一带成为战场，路无行人，商无营业，门无开启。军管会双方调停，双方都不让步，七天中打打停停，时而枪声密集，时而广播声隆。12月3日枪战最为激烈，凌晨四点就开战了，一天之中“革派”接连死了三个人，这种情况下，双方才在军管会主持下达成停火协议。七天之中，漳州没有一辆汽车驶出城区，也没有一辆外地汽车开进漳州城。枪战期间，明火停歇，暗斗不断，纵使年关将近，市面十分萧条。
  汽车站枪战结束仅仅一个星期，侨联大楼战事又起。12月9日上午，二中“八二九”派的学生杨某有事返校，恰巧被对方发现，他们认为杨某是前来火力侦察的，二话没说将其扭住，蒙住双眼，押到侨联大楼，并且进行审讯。“主力军”方面得到消息，立即调兵遣将，准备攻打侨联大楼。此时，侨联大楼里的人也很紧张，“革派”有关人员提出把杨某带到琥珀岭关押，比较稳当。不知何故，杨某在途中被押送的人放走。“主力军”方面照原计划在10日上午向侨联大楼发起进攻。一辆“坦克”开路，那是用一部推土机改装的，又粗又大，发动机声音刺耳，煞是怕人，一群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紧跟其后。霎时间，壕沟边坦克声隆隆作响，胶合板厂水塔顶上机枪四射，侨联楼顶火光闪闪，上下左右，子弹交相横飞，漳州二中初一年学生叶某跟着大人拿枪上阵，当即中弹身亡。枪弹不长眼，外围三个路人同时中流弹而丧命，专区医院一名护士也无端死于飞来的子弹。还有许多人受伤。侨联大楼是一场乱战，据说那些“头头”们早已溜走了。
  在漳州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炸八卦楼的武斗事件。1967年12月25日，“主力军”进攻八卦楼。此前的几天，“革派”所属的“红色交通”占领八卦楼，控制全市制高点，时不时向目标打几枪。“主力军”决定将其摧毁，他们做了充分的武力准备，有身强力壮的复退军人，有经过加固的坦克，配有高射机枪、冲锋枪、手枪、手榴弹。“红色交通”也做了充分的应战准备，他们到酒厂搬了十几个酒坛，又从九一九厂拿到炸药，自作“土地雷”，以对付“土坦克”。是日中午时分，两派短兵相接，枪声大作。守楼的边打边撤，为撤退准备，早在底层挖了一个大洞，以备逃生。攻楼的直逼楼底，为消除隐患，不让对方有居高临下的机会，几个人抱着炸药冲上最顶层，一声巨响，千年古塔摇摇欲坠，乱枪中“主力军”连死三个人。第二天——1967年12月26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枪战双方都举行庆祝大会，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宣布自己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的胜利。
  1968年元旦，又一篇“两报一刊”社论公布，中央号召大联合，福建各派“头头”早先都集中北京学习。然而，整个一月份，也是春节将到的腊月，漳州两派摩擦不停，冲突不断，天天都有枪声。直至2月2日《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协议签订，几天后，又以中央的名义转发，漳州武斗这才渐渐停下来。
  漳州派性武斗事件已经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当事人都年过花甲，也有许多人不在人世。这么些年，大家都在后悔，都在自责。中共中央在1981年公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道：“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同时又明确说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我们采写这段历史，不是要对具体事实分清是非或者判别对错，只是引发思考，吸取教训。人民希望长治久安，过上幸福安康、民主自由的生活，不愿社会动乱，更反对退回老路。乘着改革开放春风，让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进步，让我们的道路越来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