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州城区“文革”初期大事记
  （1966.5—1968.5）
  陈金资
  1966年
  5月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按照这个文件通过的日期史称《五一六通知》）。这个文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的标志。
  5月中、下旬龙溪地委、漳州市委召开一系列会议，传达贯彻省委会议精神，部署“文革”运动，成立领导机构。漳州市开始发动全市文化界、教育界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同时，全市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开展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私人收藏的书画及工艺品开始被查抄。
  6月
  6月1日人民日报被中央文革小组接管后，开始连续五天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北京大学一张大字报》等社论，鼓吹开展全国性的大揭发、大批判。漳州大、中学校相继停课“闹革命”，开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掀起所谓“斗黑帮”高潮，学校的领导、教师成为批判对象，各学校相继中断正常的教学活动。
  6月7日漳州师院学生在市文化馆前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漳州师院内小才女墓要挖掉》。
  6月8日-11日漳州二中校园刊物《芗蕾》、《蓓蕾》、《春蕾》、《春鸿》（捏造称“三蕾一鸿”）在大揭发、大批判中被指责为“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动刊物，猖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活动”，遭受全市典型批判，其编者作者受到批斗。
  6月15日市委召开全市大会，传达贯彻省委全委（扩大）会议精神，要求掀起全市大鸣、大放、大揭发、大批判高潮。随后全市工交、财贸企业紧急动员起来，各单位全部设立大字报编委会，开辟大字报专栏，形成第一轮大字报高潮。
  6月16日全市中小学校组织参观漳州二中发动的“文革”运动典型，随后全市中小学校掀起揭批黑帮黑线的高潮。
  6月17日市委在社教总团内设立文教分团，派出工作组进驻全市各文化、教育单位，协助开展“文革”运动。
  6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等教育招生考试方法，取消1966年新生招收工作，地、市两级考区办事处被取消，各中小学校授课基本停止，师生专心进行“文革”运动。
  7月
  7月7日市委成立“文革”领导小组，由市委代书记巩鸣鹏任组长。
  7月15日市区小学教师集中在市区几所学校集训，集训期达109天，市委常委李春才就学校里的“阶级斗争”与“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布置。
  7月底全市大字报热潮逐渐平息，经过近两个月的大揭批，清查出所谓反动黑刊8种、反革命集团6起、反动集团61起519人，以及大量的重点人、四类分子。
  8月
  8月1日--11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8月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随后两天，全市掀起大宣传、大发动高潮，满街的红标语，全城“欢腾”的人群。
  8月10日漳州市委成立“学习毛泽东著作”办公室。
  8月14日晚地委、专区以及漳州市各界干部群众5万余人在人民体育场举行盛大的集会，热烈拥护《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发表，会后举行盛大的游行。
  8月15日漳州各大、中学校的师生在人民会场听取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录音报告，随后各驻校、驻文化单位的工作组相继撤出。
  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由于毛泽东的支持，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
  8月19日早漳州师院红卫兵指挥部成立。同日，漳州一中立即在各年段、班级吸收红卫兵。
  8月20日晚漳州一中吸收了165人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为第一批红卫兵，举行誓师大会。“红五类”、“黑五类”划分自此开始。
  8月21日漳州一中红卫兵数量迅速扩大，改称红卫兵团。
  8月22日漳州师院、漳州二中、三中、卫校、农校、龙溪师范等学校相继成立红卫兵团。期间，漳州师院红卫兵分裂，形成师院红卫兵团和师院红卫兵指挥部两个派别。
  8月23日上午各校的红卫兵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散发《告全市革命群众书》。当晚，在人民体育场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庆祝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及漳州红卫兵成立。市区约7万余人，市郊1万余名群众入城，人民体育场容纳不下，挤满了附近的延安北路、胜利路、新华路，人山人海。地、市以及军队的主要领导到会，漳州市委代书记巩鸣鹏主持大会，地委书记蔡良承发表讲话，表示支持红卫兵。
  8月24日起在北京、省城红卫兵影响下，漳州红卫兵开始走向街头，掀起“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高潮，期间大量的文物、艺术品和书籍被砸毁、封存和没收。
  8月下旬教育系统以外的各单位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8月下旬红卫兵在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名义下，对全市文化教育界、民主党派、宗教界的知名人士进行揪斗批判。
  8月27日上午漳州二中的红卫兵揪斗七人，统称“牛鬼蛇神”，让他们头戴高帽，胸挂木牌，手敲铜锣，上街游斗。
  8月27日下午漳州师院英语系红卫兵召开院党委书记张立问题座谈会，会上强迫张立头戴高帽，交代问题。会后，更强迫张立头戴高帽走回家。
  8月30日漳州师院红卫兵团又拉张立戴高帽上街游行，引起师院红卫兵指挥部不满，首次出现小范围的武斗现象。随后，双方组织人马整队到地委，要求地委书记蔡良承接见，解决问题，并在广场辩论。
  8月31日受福州大学红卫兵大辩论的影响，师院红卫兵团和师院红卫兵指挥部两个派别引发大辩论。地委批准于31日晚在师院体育场举办大辩论会。当晚8时许，地、市机关、各中小学校、部分工交企事业干部以及大量的红卫兵一万余人聚集在一起，吵吵闹闹、情绪激昂地就“走资派”与“革命派”、“文斗”与“武斗”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辩论，直到下半夜2时许。随后几日，在市区的中山公园、军分区门口、百货大楼门口等处又发生多起聚众大辩论。
  9月
  9月1日福州发生“八·二九”事件后（8月29日，全省各地400余名红卫兵与首都南下串联的红卫兵以及福州部分造反组织群众共1000余人列队到省委要求叶飞接见，后由于对叶飞的答复不满，引发争执与斗殴。），延安北路贴满声援省委、声援叶飞的大字报或声援红卫兵大字报，两种声音对立冲撞。
  9月4日第一批约4000余套《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在漳州隆重发行，漳州市民欣喜若狂，新华书店挤得水泄不通，地委书记蔡良承亲自主持发行仪式。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联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规定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漳州的大中学校学生。数批红卫兵争先恐后北上，加入全国性大串联的行列。
  9月7日晚漳州师院红卫兵团在地委门口以及延安北路贴出“炮轰”地委，“炮打”蔡良承的大字报，斗争的矛头直指党政机关和领导。
  9月9日漳州师院红卫兵指挥部、市一、二、三中红卫兵团以及漳州农校、卫校等红卫兵团联合在漳州师院召开大会，成立漳州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
  9月12日市木器厂、市城建局等工交企业单位发起成立工人赤卫队，并发布第一号通告。
  9月16日第一批漳州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上北京。
  9月19日外地串联来漳州的学生不断涌进市区，随后不断引发争执事件。
  9月23日地委发出通知，为了防止福州“八·二九”事件在漳州重演，如果南下的和本地的学生要求地、市委领导接见必须得到批准。
  9月24日市委在天宝公社塔尾大队开办“学习毛泽东著作”辅导员训练班，各公社、各大队均派积极分子参加。
  9月29日漳州市委代书记巩鸣鹏在人民会场作关于“四清”运动的报告，原驻各单位社教工作队继续留在原单位，改为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
  9月底红卫兵造反派在“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名义下，把斗争矛头对准以市委代书记巩鸣鹏为首的一大批党政干部，冲击全市党政各级组织。漳州的红卫兵伙同串联到漳州的首都、省城福州的红卫兵，给市委贴上大字报，围攻市委及其主要领导人巩鸣鹏，要把市委拉下马，致使市委无法正常开展工作，陷入半瘫痪状态。
  10月
  10月1日空军3780部队军宣队进驻市商业局。
  10月6日张春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宣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党委领导的规定”紧急指示。在这一紧急指示的冲击下，漳州红卫兵造反派和其他造反派也掀起了“造党委、党支部反”的浪潮，全市党政机关和领导被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批判、揪斗的对象。
  10月10日全市各单位工人赤卫队同各大中学校红卫兵仿效北京、福州红卫兵的做法，连续七天进行全面性的大抄家。红卫兵所到之处，打人绑人、砸物毁器、掀瓦破墙、撬砖挖地。行动中共查抄出黄金1466.6两、银元26392枚、珠宝玉器885件、生活用具4309件、现金（含银行存折）18.1176万元、古董字画书刊数万件和一批房契、珍宝、贵重药品、手表、收音机等。在抄家过程中，红卫兵还结合“破四旧”捣毁菩萨神像、神牌、各种文物数万件。所有查抄来的财物，除金银和现金由人民银行派员当场验收并登记入库外，其余物件除部分上交市抄家指挥部封存外，其余大部分被红卫兵集中到漳州一中大操场分三批烧掉。
  10月12日首批赶赴北京的红卫兵代表回到漳州，受到热烈欢迎。17日晚，地、市组织2万余人革命群众及学生在人民体育场听取赴京的红卫兵代表汇报。
  10月中旬全市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把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第一次高潮。全市城乡大写毛主席语录，延安北路至火车站的街道两旁竖起许多大型的毛主席语录牌；全市所有的商品广告都改写成毛主席语录及各种政治标语；所有机关、工厂、商店、街道及农村公路两旁都建语录墙，涂写毛主席语录；人人胸前戴毛泽东像章；人人随身带《毛主席语录》；所有工作场所、家庭都挂上毛泽东像，形成“红海洋”。
  10月25日漳州各红卫兵团选出代表进驻地委，组成一个所谓“关心国家大事战斗队”，干扰地委正常工作。
  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号召在外串联人员迅速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自此红卫兵们大串联逐渐平息，返回原单位、原学校。由于无课可上，无工作可做，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到市区各工厂、商贸公司，要求参加劳动，并与已经组织起来的各种革命造反组织联合起来，给已经乱成一团的全市各单位火上添油。
  11月
  11月1日全市局势开始恶化，各系统各单位群众思想分岐已经显露出来，观点各异的群众纷纷成立各自的“革命造反”组织。当日，漳州师院、龙溪师范、农校、卫校、漳州一中等一部分红卫兵联合组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龙溪革命造反司令部”。
  11月16日漳州糖厂工人赤卫队在漳州市委门口贴出炮打市委代书记巩鸣鹏的大字报。
  12月
  12月5日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浪潮的推动下，从11月初开始，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就连续不断地被迫在各种会议上作检查。当日，地委书记蔡良承被迫在人民体育场的群众大会上作检查。
  12月6日漳州市委代书记巩鸣鹏被迫在人民体育场的群众大会上作检查，此后被红卫兵造反派无辜地打成所谓“扛着红旗反红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此一直遭受批斗，挂牌游街。
  12月7日晚红卫兵联合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龙溪革命造反司令部”在中山公园举行批判地委、市委错误路线大会，1万余人参加大会。
  12月12日全市局势进一步恶化，全市各机关、企业单位观点各异的群众几日内纷纷成立各自的造反组织，不计其数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冒出来，派性开始蔓延。
  12月19日以地直机关干部为主体的造反派组织“专署东方红纵队”成立。
  12月20日漳州师院、漳州二中为首的造反派组织“龙溪大中院校红卫兵革命委员会”成立。
  12月23日造反派组织“老区反修司令部”成立。
  12月24日以小学教师为主体的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教工小教革命造反兵团”成立。
  12月27日以文教系统为主体的造反派组织“龙溪革命造反主力军”（时称“主力军”）成立。
  12月下旬“四清”工作队彻底失去对各单位的控制，在经过与各单位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并取得他们同意之后，陆续撤出，运动材料移交各单位的“革命造反组织”。市委社教总团及其分团随之撤销。
  12月30日市委成立6个“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分系统负责已撤离“四清”工作队的各单位工作。“四清”工作队撤离后，各单位造反派采取一系列过激行为（如大搞逼供信、吊打跪、戴高帽游斗等），打击一大批干部群众。
  12月30日漳州师院红卫兵指挥部，以地委必须改组地委机关报《漳州报》编辑委员会为由，封闭该报。
  1967年
  1月
  1月5日漳州一中的造反派组织“红旗兵团”夺走红卫兵总部的大印。
  1月5日晚以漳州糖厂为主体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龙溪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时称“三司”）成立。以漳州市机关革命干部为主体的造反派组织“漳州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以农村为主体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野战军司令部”（时称“东野”）成立。
  1月6日地委书记蔡良承再次被迫在中山公园的群众大会上作检查。
  1月9日师院红卫兵团和师院红卫兵指挥部两个派别发生武斗，师院红卫兵指挥部被迫解散。
  1月11日受上海“一月夺权”和文攻武卫影响，漳州17个“革命造反组织”联合发出《告龙溪全区人民书》，成立所谓“龙溪地区革命造反组织联络总站”。
  1月12日“龙溪地区革命造反组织联络总站”封闭银行，冻结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资金。
  1月13日晚“龙溪地区革命造反组织联络总站”在中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专区财政局局长、市总工会主席等。
  1月16日全省性造反组织“八·二九总司令部”在福州成立，漳州成立分部。
  1月17日漳州师院、龙溪师范、农校、卫校、漳州一中等一部分激进的红卫兵联合组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龙溪革命造反司令部”夺取接管了《漳州报》，发出《告全市人民书》。
  1月中旬造反派组织“砸烂公检法”，全市公检法系统瘫痪。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取党内走资派的权力”，夺权浪潮兴起。
  1月23日凌晨“龙溪地区革命造反组织联络总站”夺取中共龙溪地委、专署、中共漳州市委、市人委领导权，之后地委、专署、漳州市各系统的领导权也落入他们手中。
  1月26日福州发生冲击福州军区司令部，要求司令员韩先楚接见，与人民解放军发生暴力冲突的事件，时称“一·二六”事件。“一·二六”事件发生后，全省造反派组织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主张“保韩”，另一方主张“打韩”，并由此分化成对立的两大派，各自标榜自己是“革命的造反派”，互相指责，逐步由“文斗”发展成“武斗”。
  1月27日受福州“一·二六”事件影响，漳州的造反派也分化成对立的两大派，以“八·二九总司令部”、“龙溪革命造反主力军”（时称“主力军”）为主的造反派形成“八派”，主张“保韩”；以“漳州革命造反委员会”、“东方红野战军司令部”（时称“东野”）、“龙溪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时称“三司”）为主的造反派形成“革派”，主张“打韩”。两大派竭力宣传各自主张，并向全市机关、学校、工厂、农村、街道乃至家庭延伸，武斗一触即发。当日，两大造反派对“一·二六”事件争论不休，于是双方上街大宣传，进而引发街头大打出手，互砸对方的宣传车，形成第一轮不动枪械的武斗。
  1月31日造反派组织“龙溪地区革命造反组织联络总站”小报印发。
  2月
  2月上旬派性斗争升级，师院红卫兵团联合“专署东方红纵队”砸掉“三司”总部；后又以“龙溪地区革命造反组织联络总站”是“大杂烩”为由砸掉其总部。
  2月12日造反派组织“东野”砸掉“老区反修司令部”。
  2月中旬龙溪军分区紧急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作队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军宣队）的名义陆续进驻全市各单位，实行军事管制，整顿各造反派组织，保护地方生产和工作的继续进行。
  3月
  3月9日龙溪军分区对公检法、报社、邮电等部门实行军事管制。
  3月14日解放军漳州市人民武装部成立了“工农业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秘书、农业、工交、财贸四个小组），组成临时权力机构，代替原市委、市人委职能，指挥全市工农业生产的继续进行。
  3月27日龙溪军分区在人民体育场召开“大联合与抓革命促生产”大会。
  3月底根据中央指示，龙溪军分区发出通告：保留两大造反派组织“八派”与“革派”，解散全市其他各造反派组织，除“两大造反组织”的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回原单位，但事实上各造反派组织依然存在。
  4月
  4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对龙溪专区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龙溪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
  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受此影响，漳州市革命委员会酝酿成立，试图建立起由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军宣队代表及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但围绕“权”字，两大造反派组织“八派”与“革派”都从维护本派利益出发，寸步不让，激烈争夺，发生纠纷与冲突，导致市革命委员会无法形成。
  5月
  5月1日原造反派组织“龙溪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因不满被解散，重新成立，并发表“关于恢复三司的公告”，受此影响，其他造反派组织纷纷重新组合。
  6月
  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制止武斗”的“六·六”通告，但造反派组织无视这一切，更混乱的局面不断出现。
  6月中旬漳州市各大中小学校掀起斗、批、改高潮，学校负责人和一大批教师受到批斗。
  6月28日造反派组织“主力军”和“八·二九”联络55个其他造反派组织成立“龙溪彻底批判蔡良承联络总站”。
  6月底一部分造反派组织不满在“三结合”时被排挤，在街道系统争夺地盘，占领街道系统的大部分地盘。
  7月
  7月上旬漳州各大中小学校师生纷纷下乡参加夏收。
  7月11日漳州师院举行“复课闹革命”大会。
  7月27日由于报纸上发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造反派组织“三司”涌向军分区，静坐示威。
  本月各造反派组织的小报纷纷印发，登场亮相。
  8月
  8月初受福州造反派组织“革造会”与“八·二九”互相围攻，火烧交际处“7·20”事件的影响，漳州各造反派组织斗争升级，酝酿夺枪，准备“武卫”。
  8月7日“八·二九”、“主力军”夺取漳州广播电台。
  8月14日由于几天前“东野”抓走了几个“主力军”的人，当日晚，“主力军”几百人分乘汽车前往“东野”总部琥珀岭救人。此事惊动“东野”，误认为“主力军”要到解放军91师在院后村军火仓库抢枪，立即集合上千人在琥珀岭严阵以待，双方发生冲突，混战中“主力军”方面死亡一人，此时双方并无枪械，故混战中造成的伤亡不大。但是由于有人死亡，“东野”防备“主力军”报复，当晚，“东野”冲进附近院后村解放军91师军火仓库，守护的解放军规劝无果，军火仓库被砸掉门窗，枪支弹药等被“东野”搬去不少。
  8月15日“主力军”和“八·二九”紧急组成“漳州革命造反派文攻武卫指挥部”，成立武斗战斗队，连夜冲进军分区军火仓库，抢夺枪支弹药。由于军分区早有防备，枪支上主要部件已被卸去，龙机厂、拖拉机厂就自己生产，配齐枪支部件。武斗即将开始。
  8月23日“主力军”和“八·二九”、“漳州一中东方红公社”等造反派组织冲进军分区，揪斗军分区政委刘峰。
  8月26日当日下午，“革派”的“三司”、“东野”等10余个造反派联合组成“龙溪革命造反委员会”（时称“革造会”），组织“铁杆”武斗队伍，力图壮大力量，与“主力军”和“八·二九”对抗。
  9月
  9月9日“主力军”、“八·二九”在人民体育场举行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当队伍经过军管会时，与在此静坐的“三司”发生冲突；经过“东野”司令部时又发生类似冲突。
  9月15日晚11时“主力军”十余人武斗队员驱车经过位于延安南路的延安酒家时，遭受事先埋伏于此的“东野”武斗队员的枪击，司机谢某（市建筑一社工人）中弹死亡。
  9月17日“主力军”、“八·二九”在百货大楼门口静坐，要求军管会严惩“9·15”凶手。
  9月27日“三司”在延安北路贴大字报时，与“八·二九”发生冲突，双方各伤数人。
  10月
  10月21日军管会发出《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部队支左人员立即深入各单位，推动各派的“革命大联合”，但效果不佳。
  11月
  11月2日“主力军”数人在九龙江边航管站贴大字报，与“革造会”的下属“红色交通”发生冲突，竟拔枪对射，一名无辜的17岁少年中流弹身亡。
  11月16日龙溪地委、专署、漳州市委、市人委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批档案，因被批为“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黑材料，在中山公园门口被造反派烧毁。
  11月25日“主力军”数人到位于延安南路和太古桥交汇处“东野”司令部门口贴大字报，两人被抓。闻讯后“主力军”方面出动百余人持枪前往攻击，抓走“东野”30余人。次日，“主力军”在百货大楼门口举行大会，把“东野”30余人放了。
  11月27日由于位于延安南路（断蛙池一带）的汽车站被“主力军”所控制，“革造会”一直耿耿于怀，当日，打电话给“主力军”，限令他们在28日上午10时之前打出白旗，交出汽车站。“主力军”方面立即报告给军管会，后紧闭汽车站大门，发布停止交通公告。当日晚，“革造会”占领了汽车站对面的南市百货大楼和市区粮站，准备攻击。
  11月28日-12月3日双方枪战不断，每日开战至少4-5次，延安南路成为战场，路无行人，商店关门，七日内没有一辆汽车驶出城区。12月3日早，枪战最为激烈，“革造会”方面被打死3人。12月4日，双方在军管会的调解下达成停火。但直到12月10日，双方武装人员才撤出。停火期间，仍然没有一辆汽车驶出城区，严重影响交通。
  12月
  12月9日双方又在漳州二中与市侨联大厦之间对峙，当日上午，“八·二九”方面一人经过市侨联大厦，被“革造会”方面视为前来火力侦察而被扣留，“主力军”方面立即组织人马准备攻击市侨联大厦。10时，“主力军”方面以一辆推土机改装的“土坦克”开道，攻打市侨联大厦，一时子弹横飞，混战中死亡五人。
  12月20日中央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漳州各造反派组织头头10余人（“主力军”1人、“八·二九”4人、“革造会”4人、“芗江风雷”1人、“反修”1人）上北京学习。
  12月25日由于“革造会”的下属“红色交通”占据市区制高点“八卦楼”，时不时向外打枪，“主力军”决定将“八卦楼”摧毁。当日下午4时许，“主力军”以两辆“土坦克”开道，配有机枪进行攻击；“红色交通”则自制“土地雷”防守。双方激战至下午6时许，漳州千年古塔“八卦楼”被毁，激战中“主力军”死3人。
  12月26日毛主席74岁寿辰，漳州各造反派组织都隆重举办庆祝活动。
  1968年
  1月
  1月份“主力军”与“革造会”双方依然摩擦不断，时不时发生枪战，天天有枪声，市区居民深受其害。
  1月23日“主力军”与“八·二九”在人民体育场召开庆祝“1·23”夺权胜利一周年大会，会后游行时又与“革造会”发生冲突，双方在台湾路以及华侨新村、人民市场一带发生枪战，死五人。
  1月30日-2月2日春节期间，双方约定停战。
  2月
  2月2日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福建105个造反派组织达成《关于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即“2·2”协议）。2月5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68】24号文批准，漳州各造反派组织开始集中收缴武器弹药，不留一枪一弹。
  2月15日武斗双方“主力军”与“革造会”执行“2·2”协议，武器弹药上缴、双方构筑的工事拆除完毕，武斗基本得到解决。当日，军管会在体育场举行两大派庆祝中共中央批准“2·2”协议大会。
  2月18日地、市军管会按省的指示，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造反派组织头头均参加学习班。
  2月中旬按上级指示，全市各小学复课，27、28日教师回校办公，3月11日学生上课。
  3月
  3月12日“主力军”、“八·二九”发表《关于当前我区、我市革命大联合若干问题的意见》，支持军管会“革命大联合”的决定。
  4月
  4月22日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龙溪组汇报团回到漳州，军管会组织数千人欢迎，25-26日，汇报团在人民会场作了两场汇报。
  4月28日3万余人在人民体育场集会，听取汇报团的报告。在此推动下，漳州掀起“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的高潮。
  5月
  5月15日驻漳空军第八军党委批准漳州市成立以军代表为主、由地方干部、革命群众代表三结合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下统称市革委会），徐玉凤任主任委员，岗峰、张宇本、王有瑞、张希良任副主任委员。这日，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当后，在市革委会的主持下，自上而下顺利地成立各级（市直单位、公社、大队、企业、中小学校等）革委会和革命小组。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文革”时期漳州城区派性武斗记述
  庄宗沛
  “文革”时期，漳州市（今芗城区）是龙溪地区动乱中心。武斗事件层出不穷，从打人斗殴到夺枪打派仗，以致死人伤人，破坏社会安定，阻碍工农业生产，百姓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大规模的武斗事件有琥珀岭械斗、汽车站枪战、侨联大楼的攻打及八卦楼的爆破。据统计死了14人，伤者暂无数据。这是特定历史阶段惨痛的事件。
  漳州市派性武斗的时间段，大致从1967年8月14日郑顺和之死开始，到1968年2月2日福建省各派群众组织在北京签订“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协议为止。然而，一场大规模武斗的产生，必然有思想上和行动上成因的过程。
  1966年8月1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大集会，毛泽东、林彪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热情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第二天——1966年8月19日，漳州第二师范学院红卫兵成立了，中共龙溪地委马上祝贺、支持。紧随其后的龙师、一中、二中、三中、卫校、农校相继成立红卫兵组织，龙溪地委、漳州市委照例祝贺、支持。红卫兵队伍拉起来了。这些二十岁上下的“革命小将”把学校书记、校长和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老教师抓起来，戴高帽、游街，拳打脚踢，肆无忌惮，武斗发生了。这个时候的武斗，当时认为是群体对个体的“阶级斗争”。此间盛行“红五类”，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城市贫民，这些人及其子女是当然的革命派；反之，敌人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很快殃及他们的子女，这些人是被革命的对象。“红五类”成员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得到来自北京、上海“先知先觉”的鼓动，从学校杀到社会，掀起一阵“红色恐怖”，街上公开张贴“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侮辱人格，伤人体的事情比比皆是。当然，“红五类”群体并非铁板一块，也有人认为“要文斗不要武斗”才符合政策，于是，内部就发生矛盾，小冲突时有发生。
  “文革”中的漳州二师院是漳州动乱发源地。最先成立红卫兵的是他们，红卫兵最先分裂也是他们，一边红卫兵团，另一边红卫兵指挥部。1966年8月29日，福建省委门口发生大规模静坐示威，指名道姓要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出来答话。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八二九革命行动”。消息传来，第二天下午，二师院红卫兵团就把学院党委书记张立抓起来，戴高帽，拉到市区游街。这是漳州市第一次对高级领导干部动粗的做法。两小时后，二师院红卫兵指挥部一成员，冲进队伍，强行摘下张立头上的高帽，并高喊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另一方也喊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保皇兵！”人群打乱，双方推推搡搡，发生肢体冲突。参与者、围观者越来越多，后转入大辩论，直至翌日凌晨。这是漳州“文革”中群体与群体武斗的开端。事后，二师院两派红卫兵各组成三五人的小分队，到各学校、工厂、街道串联。一时间，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如杂草丛生，旗帜、袖章满目皆是。
  1966年11月到1967年2月的时间里，漳州各个群众组织相互串连，在争斗中归并为两大派。起先的分歧是在打倒地市委还是维护地市委的问题上，称之“造反派”和“保皇派”。后来，中央“两报一刊”不断发表社论，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被大量传抄和解读，“打倒一切”的态势铺天盖地，“保”字号组织迅速解体。1967年1月22日晚上，漳州发生一派“夺权”，漏夜从单位领导手里强取公章，宣布掌权，即所谓“1·23”夺权。照理说这是犯法的，然而，当时却是中央所支持的。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客观效果是，派性夺权加深了群众之间的对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月26日，福州发生冲击军区、揪斗韩先楚的事件，一派说“好得很”，一派说“糟得很”，紧接着中央严厉表态，观点不一成为革命与反革命分水岭。漳州有一派是既夺权又“保韩”，称为“八派”，有八二九革命造反司令部、龙溪主力军革命造反司令部；另外一派，批判夺权举动，公开声称“打韩”，称为“革派”，有龙溪革命造反委员会、东方红野战军司令部、龙溪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两大派竭力宣传自己的观点，向机关、学校、工厂、农村、街道及至家庭延伸。漳州在全国大乱局势中，本地两派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1967年4、5月间，林彪一伙提出要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4月16日江青发表言论：“要冲一冲武汉军区”。上层一发话，漳州延安北路的大字报栏马上就公开了。“文革”以来，不管怎么乱，群众对解放军还是尊敬的，行为还是比较节制的，而今有了高层的暗示，底层能不蠢蠢欲动吗？到了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某派的时候假惺惺地说：“我记得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着‘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延安北路马上有了《北京来电》：“江青同志说，文攻武卫是对的。”这则消息如同重磅炸弹，武斗有了护身符，漳州两大派头头开始酝酿夺枪，准备“武卫”。
  漳州“两大派”头头大多是复退军人，又大多是当时的“红五类”，自认为是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在捍卫文化大革命。面对全国各地武斗激烈，唯独漳州枪声未响，他们都跃跃欲试。他们利用以往民兵训练获得的信息，掌握军分区、十八分部、91师及空军基地的军火仓库具体位置，企图夺取武器。1967年8月中旬，几个“主力军”成员被“东野”抓捕，“主力军”头头王某于8月14日晚上组织几百人，带上铁锹、木棍、铁条等，分乘几辆汽车欲往位于琥珀岭的“东野”司令部救人。也许人多势众，惊动对方，“东野”头头王某召集核心骨干商量，认为“主力军”一定是要到院后村部队仓库夺枪。他当即召集附近村庄的“东野”成员上千人，带来农用家什，锄头、扁担，还有一种“钎担”（硬木质的，两头尖，又粗又大），气势汹汹，以截来人。夜色朦胧中双方相遇琥珀岭，当即大打出手，纯粹肉搏战。烟厂的“主力军”郑顺和遭“钎担”插入胸肋，多处受伤，倒地身亡。人群中大喊：“打死人了！”双方才休战后撤。“东野”断定对方必来报复，一不做二不休，当晚冲到附近军火仓库夺枪。是时，守护的解放军战士徒手规劝，来者不管三七二十一，砸开门窗，见武器就搬。“东野”一批农民竟能从部队菜地里挖出埋着的枪支，还有整箱整箱的手榴弹。武斗的导火索点燃了。
  郑顺和之死，更加激发两派群众对立，8月15日，“八派”一方立即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即武斗专业队伍。他们连夜到军分区仓库夺枪，准备再打一战。同时，大造舆论，追悼会、抬尸游行、大字报、广播、演说，声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党内走资派”挑动，从刘少奇、叶飞到蔡良承、巩鸣鹏一应承担责任。由于部队早作准备，当时被抢的枪支都是残缺不全，部队已经卸掉零件，龙机厂、拖拉机厂的“主力军”开动机器，自己生产配件，驱赶对立派工人上班，以抓紧让“武卫”装备齐全。双方剑拔弩张，每到晚上，冷枪不断，路人稀少，漳州城笼罩在恐怖之中。
  1967年8月26日下午，“革派”召集各路人马，汇合在马道底人民体育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题为“龙溪革命造反委员会（筹）成立大会暨打倒韩先楚誓师大会”，会后拉着长队游行，途经军管会门口，停下脚步，高喊：“打倒韩先楚”，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几个头头欲求联合起来，壮大力量，组织“铁杆”武斗队伍。果真，9月15日半夜，“主力军”十几个武斗队员驱车经过延安南路时，遭埋伏在暗处的“东野”武斗队员射击，司机谢守典中弹死亡。又一起死人事件发生了，武斗升级危险逐步逼近。市面上流传着，“主力军”有个打手团，“东野”和“三司”有个暗杀团，漳州人民惶惶不可终日，真是不得安宁。
  此后，延安北路大字报栏前斗殴不断，“两派”相遇恶口相交，进而拳打脚踢。11月2日下午，“主力军”数人到九龙江边航管局门口贴大字报，“红色交通”的人见状便粗口谩骂，双方互不认输，越骂越来劲，竟拔枪对射，当事人躲避得及，流弹却把远处一个不相干的17岁小青年打死了。11月25日，有几个“主力军”的人到延安南路与太古桥交汇的“东野”门口贴大字报，两个人被抓进去。“主力军”方面闻讯，迅速出动百余人持枪前往攻打，抓了对方三十几人。如此打斗，三天两头就得发生一次。
  一桩严重破坏整个龙溪地区交通的武斗事件发生在1967年11月27日。当年汽车运输纳入军管，汽车公司改为汽车二团，位于延安南路（断蛙池）的汽车站被“主力军”所掌控。另一方的“革派”就在汽车站南侧南市百货大楼和市区粮站建立据点，准备攻占汽车站。27日上午，汽车站接到“东野”电话，责令在28日上午十点之前打着白旗离开汽车站。汽车站的“主力军”紧张起来，同时报告军管会和报告司令部，并以遭到威胁为由，发表停止交通运输公告。28日起枪声大作，断蛙池一带成为战场，路无行人，商无营业，门无开启。军管会双方调停，双方都不让步，七天中打打停停，时而枪声密集，时而广播声隆。12月3日枪战最为激烈，凌晨四点就开战了，一天之中“革派”接连死了三个人，这种情况下，双方才在军管会主持下达成停火协议。七天之中，漳州没有一辆汽车驶出城区，也没有一辆外地汽车开进漳州城。枪战期间，明火停歇，暗斗不断，纵使年关将近，市面十分萧条。
  汽车站枪战结束仅仅一个星期，侨联大楼战事又起。12月9日上午，二中“八二九”派的学生杨某有事返校，恰巧被对方发现，他们认为杨某是前来火力侦察的，二话没说将其扭住，蒙住双眼，押到侨联大楼，并且进行审讯。“主力军”方面得到消息，立即调兵遣将，准备攻打侨联大楼。此时，侨联大楼里的人也很紧张，“革派”有关人员提出把杨某带到琥珀岭关押，比较稳当。不知何故，杨某在途中被押送的人放走。“主力军”方面照原计划在10日上午向侨联大楼发起进攻。一辆“坦克”开路，那是用一部推土机改装的，又粗又大，发动机声音刺耳，煞是怕人，一群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紧跟其后。霎时间，壕沟边坦克声隆隆作响，胶合板厂水塔顶上机枪四射，侨联楼顶火光闪闪，上下左右，子弹交相横飞，漳州二中初一年学生叶某跟着大人拿枪上阵，当即中弹身亡。枪弹不长眼，外围三个路人同时中流弹而丧命，专区医院一名护士也无端死于飞来的子弹。还有许多人受伤。侨联大楼是一场乱战，据说那些“头头”们早已溜走了。
  在漳州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炸八卦楼的武斗事件。1967年12月25日，“主力军”进攻八卦楼。此前的几天，“革派”所属的“红色交通”占领八卦楼，控制全市制高点，时不时向目标打几枪。“主力军”决定将其摧毁，他们做了充分的武力准备，有身强力壮的复退军人，有经过加固的坦克，配有高射机枪、冲锋枪、手枪、手榴弹。“红色交通”也做了充分的应战准备，他们到酒厂搬了十几个酒坛，又从九一九厂拿到炸药，自作“土地雷”，以对付“土坦克”。是日中午时分，两派短兵相接，枪声大作。守楼的边打边撤，为撤退准备，早在底层挖了一个大洞，以备逃生。攻楼的直逼楼底，为消除隐患，不让对方有居高临下的机会，几个人抱着炸药冲上最顶层，一声巨响，千年古塔摇摇欲坠，乱枪中“主力军”连死三个人。第二天——1967年12月26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枪战双方都举行庆祝大会，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宣布自己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的胜利。
  1968年元旦，又一篇“两报一刊”社论公布，中央号召大联合，福建各派“头头”早先都集中北京学习。然而，整个一月份，也是春节将到的腊月，漳州两派摩擦不停，冲突不断，天天都有枪声。直至2月2日《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协议签订，几天后，又以中央的名义转发，漳州武斗这才渐渐停下来。
  漳州派性武斗事件已经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当事人都年过花甲，也有许多人不在人世。这么些年，大家都在后悔，都在自责。中共中央在1981年公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道：“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同时又明确说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我们采写这段历史，不是要对具体事实分清是非或者判别对错，只是引发思考，吸取教训。人民希望长治久安，过上幸福安康、民主自由的生活，不愿社会动乱，更反对退回老路。乘着改革开放春风，让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进步，让我们的道路越来越宽广。
  “文革”初期回忆片断
  苏通海
  8.18之夜
  1966年夏天，我就读于漳州一中初三（5）班，临毕业时，“文革”轰轰烈烈开始。到了八月份，学校己经没有了学习气氛，学生也不怎么到学校。不过，庆祝《十六条》的游行同学们还是踊跃参加。
  8月18日，有人通知我晚上到新华楼开会。这座楼是校长、老师办公的地方，气氛庄严。经过“文革”，“革命师生”进进出出，此楼已经不那么神秘了。
  会议在新华楼楼上会议厅召开，中间桌上摆着大收音机，用来收听重要的中央新闻广播。
  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响起来，会议室嘈杂的一切顿时停下来。大家虔诚聆听从收音机传来的声音。当听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肩并着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检阅红卫兵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百万大军”，整个新华楼会议大厅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大家兴奋、激动，互相交谈。
  “毛主席的红卫兵”，这是我们首次听到的新名词，比“少先队”“共青团员”更响亮，更光荣，“毛主席穿上了绿军装”，我们也要成为“毛主席的红卫兵”、“今晚立刻组织起来”，这是与会者的共同心声。
  漳州一中有较多的“革军”“革干”子女，他们是理所当然的“红卫兵。”参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贫下中农子弟也是理所当然的成员；与之对应的“城市贫民”和工人子女也符合条件；本来相当于农村贫下中农地位的“小手工业者、小贩”居然被排除在外，不管你平时表现如何。
  我和另一与会的同学无权成为光荣的首批“毛主席的红卫兵”（以后也没机会成为“红卫兵”），失落之情可想而知。
  《漳州文革大事记》及一些文章都说漳州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于“1966年8月19日”，根据是十九日各校红卫兵组织向地、市委报喜。其实这些组织（我所知道的漳州一中首批红卫兵）是“8·18”当晚就成立并选出领导班子（可能叫勤务组），否则第二天怎么去报喜。几天内就成立一个跨校的“红卫兵总部”。
  这个“红卫兵总部”曾设在新华西路“李公馆”内，当年冬天就解散了。
  我的另一位同学是“革军”兼“革干”子弟，所以是漳州市首批红卫兵。他和我坐在一起。在整个狂欢的氛围中，他冷静地对我说：“刘少奇主席排在第八位”。
  不知什么原因，这句话我至今还清晰记得。
  8.29前后
  8月25日，通知我明天早上在一中校园集合，到福州参加“福建省教育厅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大会”。第二天，漳州一中赴会代表二十人在玉兰树下上了专车。
  大约九、十时，客车在某车站休憩加水，有人来介绍情况：厦门八中有学生不满“四清工作组（或是文革工作组）破坏文化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以步行方式向福州进发，准备当面找王于畊（当时省教育厅厅长，叶飞夫人）辨论。
  下午一点左右，汽车在涵江车站停下吃午饭。又有人来告诉我们：厦门八中学生坚持步行，省委省政府关心他们，调集汽车跟随学生，要请他们乘坐，送他们上省城……
  车渡乌龙江已夕阳西坠，在路灯照耀下缓缓驶进拥挤的福州市区。一股“革命热潮”映入眼前。许多纸糊的“高帽”——“牛鬼蛇神”在“游街”，后面跟着押送他们的男男女女（不只学生）。
  当我们下车走路赶到会场，已经很晚了，没有人来安排，大家在后面草地上散乱坐着，远远地看着台上一个个讲演者。一个人上台，先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自报家门：我是某学校某某某，家庭成份贫农（或其它诸如革军革干工人等，都是好成份），个人成份学生。然后滔滔不绝义愤添膺地演讲。另一个人跳上台去，同样自报这一套，接下来“揭发”前一发言者：某某某欺骗革命群众，他的小名叫什么，外号叫什么（绝对不是赞誉之辞），他的家庭成份不是贫农（之类），他的父辈解放前当过伪甲保长，然后又是滔滔不绝……。批判了省教育厅什么路线，不得而知。等步行回到福州三中（地板上铺有草席），已过半夜，那边会议到何时开完，我们就不知道了。
  早餐吃完走到校门口，两排老师头戴高帽胸挂牌子低头弯腰站着，口里还有声有调唱着什么歌。看守他们的“革命师生”介绍说这叫“牛鬼蛇神歌”，由这些人自己编的。不久又有人介绍福州这两天“对牛鬼蛇神进行大抄家”、“战果辉煌”，抄出金银财宝，“变天帐”多少多少。受到这样气氛的感染，很快有人把电话打到漳州，在漳州掀起大抄家、大游街的高潮（对象是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或者是“混进党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漳州一中强迫某语文老师作词，某音乐老师作曲的《牛鬼蛇神歌》其始作俑者也源于此。
  没人组织，没有文件，吃饱饭大家集中读些毛著，就可自由活动，此行主题的“批判大会”不知何时续开。到东街口边一新华书店排长队购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买了两套，从邮局寄了一套回家（不免邮费）。其间集体到某医院探望漳州一中一位身罹重病在此住院的同学。有一天闲逛，看见一处路上斜坡急拐处石墙边开着一个大门，牌子上大书“福建省重工业研究所”。
  29日上午，有人通知我们，厦门八中的同学要在西湖宾馆的会堂介绍情况，我们也列队过去。与会人数不多，在约三分之二的中后排就坐。现在回头估模，应该有厦八中师生一百来号人，其他参会者二三百人。厦门八中同学到底有没乘坐汽车赴榕，至今仍未弄明白。
  介绍情况的人清一色是反对王于畊的，所以是一边倒，没有人上去唱反调。发言模式仍然是自报家门：个人成份、政治面貌、家庭成份，然后大谈王于畊在当工作组组长如何如何不是，至今还不认错，我们是怎样受打击报复压制等等，不一而足。事情与我们关系不大，翻来复去总是那几件事，味同嚼蜡，让人昏昏欲睡。
  将近中午一时，台上有位发言人激昂且富有煽动性的高喊，让参加会议的“我们”一起到省委去找叶飞，要与叶飞和王于畊进行面对面辨论。
  乘着大家纷纷离座，饥肠辘辘的我们漳州一中代表队找了个理由，没有跟着去省委。路上或现场还有什么人加入不得而知。
  第二天早上就有人送来传单。一会儿来了几位看似高中的学生，把几只课桌凑成一个小讲台，一位气质甚好的女学生在上面先自我介绍：我是小田，个人出身学生，共青团员，家庭出身革命军人；昨天这些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严重破坏干扰了省委省政府正常工作；省委省政府搬来开水，买来面包，学生们拒绝吃、喝。省委省政府派出老干部、副省长刘永生同志劝说学生们有话好说，先撤离现场，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我负责向省委省政府转告等等，被学生拖着晒了一下午太阳（时值农历七月底，城市里的“秋老虎”真的会晒死人的，《“老货刘永生”》第329面说“刘永生是光头”）。这位女生讲完，跳上来另一位男学生，他没有按发言的套路，一开口就说：小田同志很谦虚，其实她的父亲是驻某地某某军军长，接下来又讲了一些与传单上雷同的话。
  第三天，接到通知，初中部仅有的二位代表（我与一位女同学）及一位老师提前回漳州。回到家乡，暴风骤雨式的大抄家、大游街似乎已平熄。
  “八·二九”做为福建省最大的群众“革命造反”组织存在很久，但根据手头资料，起码在当年并未成为群众组织的专用名称。一份用当年不容易购买使用的白报纸印刷的传单《加急电报》《福建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转发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第二号通告》（一九六七年元月七日中午一时）（图一、二）上面落款的十三个“群众组织”中，还未有“八·二九”的名称。
  10月招生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几天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和四中高三（5）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正符合“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要求。6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通知，把该年高招推迟到10月。6月18日《人民日报》还为此发表了社论。10月中旬，我与几位同学快走到校门时，被一位红卫兵叫住。她问其中一位同学，有一个中专学校招生名额，是福建省重工业研究所，问他读不读。因为我曾从这个单位门口走过并有印象，所以这次对话记忆深刻。
  老同学王生才听说我有兴趣了解这段历史，兴冲冲复印了他笔记本上的这两页（图三）送给我。他说：学校把高招的校名及各校名额公布在黑板上；高中升大学因与已无关，抄录的是初中升高中、中专的名单。真是“珍贵的记忆”，我一看，“重工业研究所（保密单位）”果然在名单上，只招一名。
  随着文革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又发文通知把招生工作推迟到67年1月；随即无限期推迟，“老三届“在68、69年及以后若干年，除了少数人参军，大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正常高（中）招理所当然不了了之。
  大家公认文革初期全国没有正常高（中）招生，福建省却有一特例。在与一对带孙子出来晒太阳的爷爷奶奶闲聊时，他们告诉我，他们夫妻就是这一届初三毕业生，上了一个中专班。据他们介绍，他们是龙海石码人，在北京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回来没几天，就在10月28日赶到闽西某兵工厂报到，11月1日正式开学。这一班办下去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他们到了该严格保密的单位，把这些人退掉会涉嫌泄密。他们说龙海籍学生有十四名；漳州也有三名，没去报到。学制三年，到1969年毕业。这一班开课估摸要有很高级别的领导特批。
  本人仅是业余文史爱好者，不敢寻根问底，有赖于当事的老师、工人、学生能有确切的记录，毕竟这次招生，人们知之少，甚至以为文革前期根本没有高（中）招生。
  [漳州方言]
  仚细
  ◎李竹深
  做事情要认真、仔细、不要莽撞，在闽南方言中称“siān细”。“siān”字应选用哪个字呢，是“详”还是“仚”？
  虽然“详细”一词的现代语音与方言“siān细”的发音相近，但就词义而言，却有很大的差别。详细即“详情、周备”的意思，与方言“不莽撞、要认真”的要求不相符，因此，用“仚”字较为妥贴。
  “仚”，现代语音xīan，《广韵·仙韵》：“仚，轻举貌。许延切。”唐刘禹锡《九华山歌》云：“悠悠亿万年，气势不死那腾仚”。朱灏《采莲赋》亦道：“荡舟约约，凭桡仚仚。”做为闽南方言的“仚细”和现代汉语的“仔细”同义，表达做事要细心，缜密，不可草草了事。
  “文革”红卫兵破“四旧”一例
  秦河
  在阅读漳州辛亥年光复的史料中，有一个名字让我的心怦然而动，这个人叫陈智君（陈亮）。陈智君是我接触过的唯一一位辛亥革命志士。大约是1966年的秋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如火如荼”。19岁的我被叫到漳州东门的一个“破四旧指挥部”，那个指挥部有“红卫兵”，也有公安人员，任务之一是从国民党残渣遗孽的家中抄出暗藏的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枪枝，其中就涉及陈智君。我当时并不知道陈智君为何许人，跟着人家走。陈家在东门街（新华东）一座很深的“竹杆仔厝”内，房子很深，前门临街，后门是田野。中间有天井，天井中有一口水井。陈家住二进楼上的一间房子，有一个木板窗对着天井。听说有革命群众揭发，陈家曾在前一天的半夜住井里扔东西。于是，指挥部把注意力放在那口井，结果，从井里掏出一副麻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真正的麻将，很好奇，湿漉漉地摸了好久。有人悄悄地告诉我，这是骨牌，很值钱，是地主资产阶级才会有的东西。大队人马走后，指挥部的人让我留下来做陈智君的思想政治工作，让他老实交代。陈智君的房间很小，一张大床和一只大橱占去大部分空间，房内显得很逼仄。他坐在床上，我坐在对面桌边，问，你的枪呢？他答，本来就没有枪，麻将也不是我的。陈智君是一位和气而沉着的老人，他的身上有一种东西让我变得心平气和，几十年后我才慢慢地体会到，那就是人们所说的气质。他说话的时候脸上居然带着微笑。这种微笑带着岁月的沧桑却又似有似无。他的平静让我相信，他家没有枪。老人指着桌上一盒东西，说，就剩那盒雪茄了，你要认为是“四旧”就抄走。雪茄？我的眼睛亮了一下，在茅盾的《子夜》里看过这个词，可从来没见过真正雪茄的样子。于是我把盒子打开，里面躺着几根黑色的烟，不是平时常见的卷烟，像是用晒干了烟叶直接卷成的，不是圆的，是方的。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根，放到鼻子上闻一闻，说，这就是雪茄啊！他说，想抽吗？我说，不不，我不会。他又微笑了一下。这时，走进一位老妇人，人们告诉过我，她是陈智君的“细姨”（小老婆）。老妇人很不情愿地在他的身边扔了几块饼干，对我说，他胃不好，得常吃点心。又说，过好日子的时候，没我的份，如今担惊受怕的，全得靠我。他们呢？我问。我的意思是陈智君的其他家人都哪里去了？全走了，她说，一解放就躲得没影没迹了，还等到现在！陈智君说，对毛主席的红卫兵说这些做什么？说着便对我苦笑了一下。
  历史常常在人们的偏见中走失。已经高中毕业的我居然对眼前的这位老人一无所知。我心目中只有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和雷锋同志，当然，还有那轮红彤彤的永不落的红太阳。我不知道眼前这位有点可怜的老人曾经是漳州政坛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是辛亥年漳州光复的功臣。
  上世纪90年代，我在《漳州文史资料》第六辑《辛亥革命漳州光复志士传略》看到这样的文字：
  陈亮（1884-1967年），字智君，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人，早年入私塾，参加科试进秀才，后入漳州中西学堂。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并参与辛亥漳州光复活动，为领导者之一。曾留学日本，段祺瑞执政时任参议院议员，二十年代初北洋军阀统治时，曾任汀漳龙道道尹。北伐前参与地方民军反抗北洋军阀张毅统治漳属的参谋团活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进占福建省后，一度任福建省财政厅会办等职。
  尽管这段文字写得十分谨慎，我们仍然可以从中体味到陈智君一生的光荣与不凡。1966年的秋天，我面对的是一位年过八旬的革命老人。如果我们不是以那种方式遭遇，哪怕是在类似于现在的某种“座谈会”或“茶话会”上，我会从他那里听到许多关于辛亥革命漳州光复的生动故事，感受到历史的真实与厚重。也许，我还能从他的身上感悟到许多人生哲理。可惜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尽管他的头上还有一顶“政协漳州市委员会常委”的桂冠，他仍然在一夜之间成为“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而我，一个无知的青年学生，也只能在私下里对一个可怜老人表示些许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