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州古城的街坊和桥亭
  田丰文/图
  根据方志记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漳州又一次遭到洪水肆虐，旧桥被冲毁。知府韩擢为避开南门溪湍流，选址水流渐缓的城东南方位建新桥，取名文昌桥。桥二十八间，长九十丈，宽二丈四尺。同时在桥北建文昌阁，“阁三层，上祀文昌。四望环碧，长桥卧波，萦溪若带，为一郡胜览。”（语见《漳州府志》）在桥南建观海楼，又建有六松堂、飞虹亭、水月亭、青牛洞，桥西草堂诸胜。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工程督造者县尉胡宪卤莽行事，桥墩基础不牢固，桥梁刚建成即出现倾斜，不久桥梁倒塌。两年之后，分守漳南道沈一中，龙溪知县吕纯如、袁业泗，巡按陆梦祖，知府闵梦得陆续重修，后来袁业泗升任知府时，又偕同知县计元勋再次重修。清康熙四十六（1707年）年龙溪人郭居昌、居鼎等同修石梁及扶栏。至乾隆年间，桥南的观海楼及桥周边的六松堂、飞虹亭、水月亭、青牛洞、桥西草堂等都已荒废。1904年和1908年，漳州又经历二次罕见的洪水灾害，南门溪上所有的桥梁都被冲毁。有方志记载新桥上建有水月亭，于民国9年迁桥南。现桥南有水月亭，主祀观世音菩萨。
  桥上建亭，是古老的传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建造水平的提高，总是循着先结浮桥，再搭木桥，后筑石桥这样的模式进行。在建造木桥阶段，为保护木质桥身免受日晒雨淋，延长使用寿命，就在桥上加盖顶篷，形成廊桥。廊桥是一举多得的综合场所，旅行者可以在此驻足歇息，避暑躲雨，彼此交流南北商业信息，沟通东西文化思想。廊桥中央往往扩充加宽增高，拓建神龛，供奉神祗，让来往行人膜拜，祈求旅途安全。古人在跨越一水阻隔的建造中，创造出融天地人三位和谐相处的一方空间，延续了千百年之久。浙闽赣的山区溪涧上至今保存许多廊桥，还在为芸芸众生提供庇护和便利。为体现对神灵的敬畏，廊桥中央营建颇费匠心，神龛享有独立开间，做工精细，装饰较为华丽，有的还修造藻井或重檐，形成秀美的桥亭。随着历史进程，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区人口快速澎涨，交通流量猛增，木桥被石桥所替代，桥上的神龛也移至桥边，另建庙宇供奉，但桥亭的名称仍然沿用下来，如漳州古城的四周有东桥亭、西桥亭、瀛洲亭、北桥亭等。
  漳州古城的营建，尊崇古制。据《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漳州初造子城时，方四里，开六门。在城居中稍北方位建官署（衙），以此为中枢向四方辐射纵横干道直达城门，城内划成几大方块，每大方块又有小路分隔若干小方块，整座城区分割成棋盘状，即《考工记》记载的“九经九纬”。城东左建城隍庙、文庙，城西建社稷坛、武庙，类似《考工记》记载的“左祖右社”。
  漳州城初建城时，城内为官吏和守军及其眷属居住，庶民全都住在城外。城中央的官衙俗称衙内，后来也用来称呼官僚的府邸，如漳州古城中有何衙内，卫衙内。城四隅设有菜市场，简称市，建城初期，官署北门外就设有北桥市，此即《考工记》记载的“面朝后市”。北桥市是当时最繁荣的菜市，以处在北桥亭边而得名，北桥跨于北护城濠上，与官衙北门同处轴线上，近在咫尺。因得地利优势，北桥亭是城中最华丽壮观的桥亭。初名瑞丰桥，桥上覆亭，亭中供奉观音神像。嘉定年间（1208-1224年）火灾烧毁。郡守郑昉修筑石桥，并比旧制加高六尺，宽二丈六尺，长七丈八尺，两侧立扶栏，在桥四个角落竖华表，华表上立铁鹤，并在桥侧立碑，改名为庆丰桥。后因桥基太高，过往不便，淳祜庚戌（1250年）太守章大任用土填平落差，并改名为中清桥。明万历戊申（1608年）知府方学龙顺应民众请求，在桥西重建观音院，栋宇壮丽，金碧荧煌，此桥成为漳城名胜。北桥亭至清代亭废桥存，新千年城市改造时，北护城濠被覆盖成路面，北桥桥体隐入楼群之中，难以辨认，该地段现为北桥市场。瀛洲亭原是城南与瀛洲（杨老洲）之间是一座桥亭，亭中祀奉观音菩萨，民国7年，陈炯明拆漳州城，拓建道路，瀛洲亭移往南门溪沙岸（今瀛洲亭）。
  宋初，漳州城设三厢：城内厢，左厢，右厢；城外也设三厢：城南厢，城东厢，城西厢。之后扩城，城外三厢圈入城内，全城分为六厢。至明初，城内改立三隅二厢：东北隅（即宋城左厢），西隅（即宋城右厢），南隅（即宋城内厢），东厢（即宋城东厢），南厢（即宋城南厢）。各厢（隅）统领若干图（每图110户）。清代基本沿袭明代纵横交错的街市网络，仅见诸记载的就有：府前街（今台湾路中段），新府路街（今始兴南路），卫口街（今台湾路西段），南市街（今香港路南段），西桥街（今修文西路），马坪街（今延安南路北段），道口街（今中山公园门口），海道后街（今瑞京路东段），东坂后街（今青年路中段），公府街（今区政府前），东桥街（今东桥亭前），少司徒街（今北京路南段），渔头庙街（今南昌路与北京路丁字路段），步武街（今南昌路华联商厦前），东铺街（今新华西东段），县口街（今新华西路西端），西市头街（今建设路），开元口街（今市政府前），总爷街（今大通北路口），正气街（今一中前），后街（今和平巷），观口街（今新华西近钟法路口），三圣庙街（今甘棠宫），北门街（今同名），北桥街（今大同路南段），院路街（今钟法路近新华西路口），霞井街（今民主路），以上俱在城内。城外唯一的一条街是东门街（东厢），即后来的新华东路。菜市有十处：东铺头市（东门内），西市（西门内），南市（南门内），北桥市（北门内），东街市，浦头市，俱东厢。南桥市，新桥市，俱南厢。北圣楼市，北庙市，俱北厢。
  这些街路将城区分割成许多小方块，每小方块称坊，并有相应的名称，如安定坊、仁德坊。居住闹市周边的坊民各显神通，有的敝开门面作商铺，成为店面；有的开设手工加工作坊，形成前店后仓或前店后坊的街坊，街坊成了市井的代名词。各坊之间设有隘门，晨昏启闭，以保坊间安全。隘门早晨开启，让坊民出行，晚上关闭，以防盗匪偷袭。因为隘门晚上关闭，且“隘”和闽南话中与“闇”谐音，故讹化为闇门仔。在新桥南岸鹭洲路一带，还保留较完整的古城街坊原貌，有三条古街：内街、横街和外街。街角之间残存隘门石质构件，街长不足百米，宽约二米馀，尚有少数面门保留当年店铺设置，横街中有仁德坊土地庙。据镶在内街墙上的清碑记载，这里设有码头及商行店铺，曾是通往石码、海澄的驿道，来往人流络绎不绝，沿街店铺生意兴隆，其繁荣持续了几百年。今天呈现在游客面前的是逶迤幽静却古趣盎然的小巷，行走其间，犹如在穿越时空邃道。
  五星聚奎坊
  许初鸣
  五星聚奎坊位于共和路垂直于台湾路的丁字路口。台湾路为东西走向，东起与北京路相接的丁字路口，西至青年路。台湾路的东段旧称雨伞街，南北走向的共和路的北头在这里与它相接形成又一个丁字路口。共和路旧称旧府路，20世纪初期陈炯明主政漳州大规模进行市政建设时拓宽。五星聚奎坊就在共和路北头的西侧，因道路拓建拆去大半，残余小半嵌入民宅，成为这家民宅建筑结构的一部分，只露出牌坊顶部的屋檐、翘脊、斗拱、横枋和一根方柱的上半部分，现在民宅面朝台湾路店面开了一个小食杂店，路人经过如不留心，就不会注意到这是一个褒扬、纪念曾经耀眼朝廷的五颗明星的重要文物。
  光绪版的《漳州府志》是这样记载五星聚奎坊的：“在旧府路口。为尚书朱天球、林士章、戴耀，侍郎卢维祯、石应岳立。”（卷之五规制上）而1999年版的《漳州市志》在卷四十一第三章第七节《牌坊》里只介绍“境内属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坊有28处”，而对这个曾辉煌一时、现残存部分的牌坊竟无只言片语的记载。这五颗曾经成为漳州荣耀的政坛明星是：工部尚书朱天球、礼部尚书林士章、兵部尚书戴耀、户部侍郎卢维祯、兵部和户部侍郎石应岳。可以想象一下，明朝中后期在朝廷六部中就有5位漳籍的正、副“部长”，那是一件多么让当时的漳州人感到骄傲的事啊！因此，在漳州城内繁华地段显要位置立一座牌坊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林士章（1524—1600年），礼部尚书。字德斐，号璧东，漳浦县乌石大厅北平村（今旧镇浯江村大厅边）人。自幼沉默聪颖，志向不凡，博闻善记，读书紫薇山中，为文有大雅之风，福建提学朱衡以国士待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中举人，次年联捷，廷试赐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林士章任编修期间不去奉承皇帝，谢绝应酬交往，独自闭户下帷，潜心研究经籍，修饰典章制度。隆庆二年（1568年），林士章任会试同考官，为朝廷选取优秀人才，许多名臣如于慎行、王家屏、戴耀、卢维祯等都是这一科被取为进士的。会试结束后，林士章被提升为国子监司业。后因父亲逝世，归家守制，至隆庆六年（1572年）起补南京国子监祭酒。万历元年（1573年），调任北京国子监祭酒，崇尚典雅，黜弃浮华，端正文风，泽被士林。次年，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同乡编修林偕春忤张居正，出为外官，林士章不怕连累，赠金、饯别，并亲自远出送行。万历五年（1577年），改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同年九月，因指责宰相张居正“夺情”（父丧未辞官归家服丧而留任），张居正心怀怨嫌，寻机报复，弹劾士章，幸而神宗皇帝并不追究。万历九年（1581年）二月，林士章升南京礼部尚书。不久，即退隐归林。林士章回漳后厌烦城邑喧嚣，择居于漳州城北郊的长桥（今龙文区朝阳镇桥头村楼内社）筑城而居，悬车高卧，徜徉山水，过了近20年的村居生活。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逝世，享年76岁，赐祭葬。林士章为人沉默凝远，温恭下士，居显持恬，貌温内朗，器度如汪洋大海。与人交往，推诚折节。崇奖孝义，周济寒儒。有客死京城者，常出资助其归葬或就近买地掩埋。他疾恶如仇，当张居正任宰相执掌朝政时，诸大臣投附者如蛾赴烛，而士章从不以私事谒见，也不致献殷勤，因此受到排挤。林士章的著作没有刊行，流传于世的作品有《漳浦县重修儒学大门记》、《仙峰岩碑记》、《南田赵公墓志铭》、《学博木湾陈先生创行乡饮记》和《日观赋》等。
  朱天球（1528—1610年），工部尚书。字君玉，号淡庵。漳浦县城南郊朱厝人，自幼聪敏，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登进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遭到严嵩的陷害而被斩于西市，当时没人敢表示同情。朱天球激于义愤，约同在京任职的薛天华、董传策和杨豫孙亲临西市痛哭哀悼，时人称为“四君子”，并会同刑部郎中王世贞为杨继盛收埋遗体，料理后事，显示了刚正不阿的品格。后转南京兵部主事，随升礼部郎中。不久，擢湖广按察司佥事，分守湖南道。因母亲逝世，归家服丧后，起补广东屯盐佥事，移督广西学政。不久，升浙东分守参议，又提督山东学政，在山东立四隅社学，制定讲课文章和《家礼》、《易经简编》等颁布传习，以除去浮华，崇尚雅正，来衡量文章。在他督学期间，山东学子出了许多人才。嘉靖末，擢南京太仆寺少卿。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即位，朱天球入京朝贺。翌年正月，给事中石星上疏批评穆宗长夜纵饮，朝政荒废，激怒穆宗皇帝，惨遭杖刑，被黜为民。朱天球不顾个人安危，上疏请求宽宥石星之罪，言辞激烈而恳切。朝臣交相议论说：“朱君先前是踏虎尾（指冒险至刑场哀吊杨继盛事），当今则是批龙颔了，若不是忠烈丈夫，谁敢这样？”因此，朱天球被调任外官，就辞官回乡。归家后，建宅在县城南郊朱厝村，家居10多年不入县城，知县房寰、朱廷益等常到他家中拜访。万历七年（1579年）七月，朱天球应知县朱廷益的聘请，偕同赋闲在家的本县缙绅王应显、林绍、林偕春等续修《漳浦县志》，对林梅首纂的县志加以补充、增辑，使更趋完整、详尽。万历中，朝廷认为他是三朝老臣，起用为广东按察副使，随即内调，升为南京太常寺少卿，历任南京太仆、大理二寺卿、刑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都御史，后升工部尚书。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因遭怨忌者非议而上疏乞请致仕。家居18年，与户部侍郎卢维祯等在梁山结社，吟诗作赋，徜徉山水。万历三十八（1610年）逝世，享年82岁，赠太子少保，赐祭葬。朱天球为人庄重而正派，言寡而中肯，有勇气而善决断，慎交游而重情谊，生活恬淡朴素，品格儒雅高洁。他多次撰文鼓励和赞扬家乡为民做实事的地方官员，有《云霄复公溪泥泊记》、《奠龙脉记》、《陶公惠鳌德政碑记》和《黄公立游孝子祭田碑记》等文章传于世。著有诗文集《湛园存稿》若干卷。
  戴耀（1543—1629年），兵部尚书。字德辉，别号凤岐，长泰县彰信里侍郎坂社（今陈巷镇古农村）人，戴耀少有大志，刻苦读书，大器早成，24岁中举人，25岁登进士。初任江西新建县令，为官清廉，精于图治，兴修水利，造福百姓。后在四川、云南、陕西等地任职，地处边远，情况复杂，治理非易。戴耀革弊兴利，严惩暴吏，发展生产，政绩斐然，屡获朝廷赞赏。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升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两广。两广地处江海要冲，幅员辽阔，内乱外患不断，百姓生灵涂炭，戴耀到任后刚柔并济，恩威兼施，对内乱分化瓦解，安抚民心；对外患同仇敌忾，坚决打击。他经常出兵打击倭寇，还奏请朝廷准予设立水师。在经济上节制开支，严惩贪污，减赋于民，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因政绩显著而增秩为兵部尚书，加宫保一品服俸。戴耀重视环境保护，组织民众在驿道两旁栽种松树，使之成林荫，民众称誉为“戴公松”。下令禁止在肇庆七星岩风景区采伐岩石，现在那里还留有当年戴耀题写的摩崖石刻：泽梁无禁，岩石勿伐。后因反对朝廷采办珍珠事结怨权贵，罢官回乡。戴耀居乡之日，布衣竹舆，逍遥山水，仍严于律已，不肯为儿孙应试向地方官员“内举”。崇祯己巳年（1629年）去世，享年86岁。戴耀文武兼备，战功显赫，政绩斐然，备受世人称颂。
  卢维祯（1543—1610年），户部侍郎。字司典，号瑞峰，别号水竹居士。漳浦县城后沟巷人，祖籍七都锦屿（今竹屿盐场）。5岁从师，颖悟无双，识者知其必成良才。嘉靖四十年（1561年），他才18岁就考中举人，适遇母丧，在家丁忧。隆庆二年（1568年）登进士，授太常寺博士。太常寺原没有志书，寺卿将修志任务交给他，他只用10个月就完成《太常寺志》。隆庆五年（1571年），升吏部验封司主事，不久，改任考功司、文选司主事。万历元年（1573年），升吏部稽勋司员外郎。万历三年（1575年），因病请求回家疗养。他在家闭门养病，3年间未向有关官员递过一张名帖。万历六年（1578年）调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万历八年（1580年）升吏部验封司郎中，又历任考功司、文选司郎中等职。卢维祯在吏部遍历四司，这是穆宗皇帝命授给清要之官的特殊荣宠，因此在漳浦县城北门外建立“天官”坊表，世称为卢吏部。在验封司时，裁去冒功求荫者及赠给为国殉职者；在考功司时，考虑到人才难得，多为那些被论劾者疏留；在文选司时，极力提拔具有才能而淡于名利或贫寒无援的人士，抑制浮夸不实而竞逐名利者。他曾疏议简拔抚臣，起用被埋没的人才及广开考核等事，都被朝廷认可。当时，张居正当权，威势显赫，朝臣都争着依附，卢维祯挺然不屈从。张居正病重时，百官一齐祈祷求神，卢维祯以选事繁忙为辞，拒绝参与；张居正死后，卢维祯在考绩整饬官员时，根据国家法典区别忠佞，分别给予提升或降黜，朝廷内外都对他肃然起敬。万历十一年（1583年），卢维祯升任太常寺少卿，奉旨持节册封江夏王，礼成即登舟而去，送礼一无所受。还朝后，升为通政使司右通政。万历十七年（1589年），升任太仆寺卿，又改任光禄寺卿。随后，晋升太常寺卿、大理寺卿，不久即升工部右侍郎，转工部左侍郎，又转为户部左侍郎。因与当权者不合，数次上疏请辞职，获准离京回乡。卢维祯回漳浦后，和已归休的工部尚书朱天球结社梁山，又筑小圃水竹居，自称水竹居士，每日在此与客人吟诗饮酒。他知识渊博，对文献古籍、历朝旧事、地志方言都极为精通，大小难题，随问随应。晚辈以文章求教，他慨然给予修改；文章稍有进步，即加以褒奖鼓励。卢维祯乐善好施，修2座石桥，便利行人；遇荒年，开仓救济饥者，做了许多好事。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逝世，享年67岁。赠户部尚书，赐祭葬。戴耀为卢维祯撰写墓志铭，铭中写道：“籍令公秉枢衡，殚厥施允，足以撑持国运而霖雨苍生”。卢维祯著作除《太常寺志》16卷外，有《醒后集》、《醒后续集》、《京省次闽漳会录》，收入《四库全书》中，传于后世。
  石应岳（1541—1608年），兵部和户部侍郎。字钟贤，号介峰，龙岩人（注：当时龙岩属漳州府所辖，到清雍正十二年即公元1734年才升为福建省直隶州，并析漳平、宁洋二县属之）。明隆庆五年（1571年）举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授户科给事中、礼科给事中，又先后任长南太仆、应天府尹、顺天府尹、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石应岳以廉正直谏著称，先后上疏十余次，请节约宫廷开支以充裕国库，广建宗藩、节制赏赐等。任应天府尹期间，与时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使的海瑞交往甚密，两人互相配合，不畏权贵，严惩贪官污吏，使墨吏望风解绶。民间流传“总宪（指海瑞）清似水，京兆（指石应岳）白如霜”的说法。后留京提督操江协理院事，擢少司马，给吴英等冤狱平反，正国法，绝馈遗，权贵畏惧。最后诏为司徒之职。石应岳以母年高乞归，得准，他竟庆幸“余身今为亲有也。”在龙岩家乡，“为政于家，为德于乡”。为官数十年，谢世时“一辞明节，清风仅有图书”，野老不知其为公卿。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病逝，享年67岁。葬于龙岩曹溪软桥永潭洋“盘蛇”；下葬时，朝廷派参议闵梦得前来祭拜，赠户部尚书。著有《石司徒文集》、《石司徒奏议》等若干卷。
  当初，漳州人为这五位政坛明星立牌坊，用坚硬的石头记录他们的荣耀，称为“五星聚奎”，就是为了让他们“百世流芳”。现在，每当路过这座被包裹在小店铺里只露出顶部和边缘的残余石牌坊，依稀可辩历史的辉煌。
  略说《中山公园纪念亭记》
  陈林茂
  市区中山公园有一座实心四面的纪念亭。亭的东南两面镌署名何应钦的《中山公园纪念亭记》（下简称《亭记》）。到中山公园散步时，曾几次被热情友人邀至该亭前，共同探讨其中一些典故和文句。其文典奥，确实需要作一番解释，但又不是一时口头所能完全阐释明白的，故撰此小文。
  按《亭记》原文顺序说来：“丙寅冬，我军东征入漳，距斯园落成既七载矣。园故有碑，陈氏仅叙其经营缔造之迹与夫华表亭馆诸胜，而当日之所以克（能够）有斯园之故阙如（欠缺、没有）也。”（括号中的文字为笔者的注解，下同）
  译：1926年冬天，我国民革命军东征入漳。这时，这座公园已经落成七年了。原来，陈氏在园中树一碑，它仅仅叙述公园经营缔造的事迹。以及华表亭馆诸胜景，但是对于当日之所以会有这座公园的原因，却没有加以说明。
  陈氏指陈炯明，清末秀才，早年参加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7年任援闽粤军总司令，1918年入闽打败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建立以漳州为首府的“闽南护法区”，在漳州开辟这座公园。1919年落成，命名为漳州第一公园。园中原碑今已不存，从“陈氏仅叙其经营缔造之迹……而当日克有斯园之故阙如也”等语，可知该碑只是炫耀陈炯明的功劳，却不述及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作用。何应钦认为，只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推翻清政府，驱赶北洋军阀，才可能在漳州开辟这座公园。这是根本原因，而原陈氏碑却只字不提，于是有下文——
  “应钦戎马余闲，谋及有众，佥（qiān，副词，皆，都）曰：淮西一役，李愬功居多，而实能左右之者，繁（yī，副词，惟，只有）裴晋公之力，故昌黎（指韩愈）归美之。”
  译：我何应钦在军务的闲暇，曾与很多人讨论此事。大家都说：唐代平定淮西这一战役，李愬功劳最多，但实际上却只有裴晋公之力能左右局势。所以韩愈写《平淮西碑》特别称许赞美裴晋公。
  淮西，唐方镇名，全称淮南西道，长期领有申、光、蔡三州，相当于今河南郾城、上蔡、新蔡以南，西平、遂平、确山、信阳以东的地区，治所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央统治力量受到削弱，形成一种地方割据势力。其中淮西先由李希烈所据，并一度（公元784-786）称帝。公元786年李希烈死后，吴少诚（李希烈的部将）、吴少阳（吴少诚的大将）、吴元济（吴少阳的儿子）先后割据。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吴元济因袭位不得朝廷许可，遂自领军务，纵兵焚掠舞阳、叶等县，威胁洛阳（唐王朝的东都）。唐政府多次对淮西用兵，总不能将其平定。于是朝廷就如何对付吴元济的问题进行讨论。多数大臣认为淮西割据“其树本坚，兵利卒顽”，反对讨伐，主张：“因抚而有，顺且无事”（以上引文见韩愈《平淮西碑》），妥协迁就。裴度（即裴晋公）力排众议，坚持讨伐削平。他的主张深合帝意。元和十二年（817），唐宪宗命裴度以宰臣为淮西宣慰使，督诸将进兵。其中，唐、随、邓三州节度使李愬战功突出。他率师雪夜奇袭蔡州，生擒吴元济，淮西遂平。这次战役，裴度起战略决策与统帅指挥的作用；李愬也作了特殊的贡献，但总的来说是属于战术执行性质。因此“帝曰汝度（你裴度）功第一”（李商隐诗《韩碑》）。韩愈在淮西战役中任裴度的行军司马，平定淮西之后，唐宪宗诏令韩愈撰《平淮西碑》。韩碑突出了裴度的功劳。
  《亭记》这几句话意在说明决策指挥、控制全局者的重要性，不要拘泥地体会为这是以裴度比拟孙中山先生，以李愬比拟陈炯明。实际上孙中山先生的功绩大大超过裴度，而陈炯明则根本不能与李愬相比。
  “斯园也，功狗追杀，固非昔之辟者所得私；功人指示，又岂今之来者所可没。”
  译：这座公园的功劳啊，本来就不是昔日那个追杀敌人的功狗可以私自独占的；那位指挥猎狗者，才是起关键作用的功人，他的功劳又岂是现在这些后来者可以抹杀的？
  “功人”、“功狗”的典故源自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最后，汉高祖定萧何为首功。诸将认为萧何无战功，不服。汉高祖用打猎作比喻，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
  《亭记》用这典故，以“功人”比喻孙中山先生，以“功狗”比喻1918年入闽的陈炯明。公园的原陈氏碑，“功狗”将全部功劳独占为己有，而抹杀“功人”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拽（yè，拉）厥（jué，代词）长绳，砂石磨治，责无旁贷矣！”
  这几句话比较含蓄，大意是：（既然大家意见这样，那么着人）用长绳把它拉倒，再用砂石把碑上的文字磨掉，对于我何应钦来说便责无旁贷了。
  陈炯明虽然曾经参加辛亥革命，但在1922年却背叛孙中山先生，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发动武装叛乱，使当时的国民革命蒙受巨大的损失。1923年，陈炯明的叛军被击败。1925年，其所部也被广东革命军消灭。陈炯明只好蛰居香港。这样，他便从昔日的“功狗”，变为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走狗，反噬孙中山先生的恶狗，最后沦为丧家之狗。这才是何应钦要毁掉公园原陈氏碑的真正原因。如果此时陈炯明仍站在国民革命军这一边，想来何应钦也未必就决然把原陈氏碑废掉。这真正的原因，《亭记》代笔者焉有不知之理？然而行文若如此直白道来，便显得直露而土气。必得先摆正当年孙中山先生与陈炯明的“功人”与“功狗”的位置，斥责原陈氏碑抹杀孙中山先生领导和指挥的决定性作用而独吞全功之非，水到渠成得出结论：非毁掉不可。这是《亭记》代笔者高人一筹的大手笔。
  废了错的，必树正的，于是《亭记》结尾为：
  “光昭
  先总理之令典（美好的典文，指下面的《总理遗训》），泐（1è，同勒，雕刻）以遗训，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译：为了彰扬先总理（指孙中山先生）的美好典文，就在这中山公园纪念亭雕刻上《总理遗训》，以帮助和启发我们后一辈，都能遵行正道而没有缺失。
  《亭记》末尾十字用《孟子·滕文公下》转引的《尚书》文句，引用得很自然，天衣无缝了无痕迹。
  最后是署名：“义兴何应钦撰。”（注）
  义兴，古县名，在江苏省。宋太平兴国初年，避宋太宗赵光义名讳，改为宜兴。
  亭的西北两面则勒《总理遗训》。纪念亭建于1927年1月。
  把废陈氏碑的意图化为众人的意见，又将“漳州第一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建纪念亭，镌《总理遗训》，向民众表明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以博取声誉，足见何应钦的“精明”。在中国现代史上，何应钦也算是一个人物了，他一生的功过，历史是会给予公正评价的。而从此，纪念亭便成了中山公园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千秋不泯，海内外同钦。他的《遗训》也成了历史文献流传下来。当然，它不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
  据一位前辈的介绍，《亭记》碑文是当时漳州名宿徐飞仙老先生代笔的。
  （编者注：“义兴何应钦撰”有误，《中国公园纪念亭记》原文为“兴义何应钦撰”。兴义在贵州，何应钦为贵州兴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