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题记：他13岁参加中央红军，经历了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的磨炼，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部物资部部长，见证了人民军队从红军、八路军到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程，曾荣获二级红星功勋章。他便是老红军王文生。
  参加红军
  1919年正月，王文生出生在福建省漳州市（今芗城区）石亭镇丰乐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祖辈辈为地主打工。为生活所迫，王文生七八岁就不得不给地主家放牛、割草，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苦难日子。10岁那年，经常在外流浪、打短工的他，风闻有一支革命武装在漳州北乡活动，专事打土豪劣绅的斗争，便留意这些人的动向。听大人说，为首的是共产党人王占春，时常在漳州南乡、北乡出没，许多乡里的封建族长和民团头子都闻风丧胆。王文生心想，坏人痛恨的，那肯定是好人。于是他就四处打听王占春在哪里，可是没有人告诉他。他不死心，就在漳州城郊的浦里、五昌、高坑、乌石、金砂等地，一路寻找，直到华安县丰山的村落。王占春这位共产党大人物没找到，但经过近一年的观察，王文生发现北乡本地的郑华、高渭南、王汝士、杨文德等人，也在积极开展斗地主、反征税的斗争，他认定这些人可能也是共产党。有天晚上，他从外面流浪回来，郑重其事地向父母提起，他要参加共产党。父亲非常惊愕，并痛打了他一顿，说：“那是要掉脑袋的呀！”母亲也哭哭啼啼，劝他千万别惹事生非。在随后的大半年，父母对他严加看管，生怕他惹祸丢了小命。
  1930年5月29日，那是乌石亭的墟日。趁父母不留意，王文生从自家的破屋里钻了出来，漫无目的地向外面跑去。奇怪，这天赶墟的人怎么那样多，而且大都行色匆匆，王文生想问个究竟，但人家一看他是个小孩都不答理。王文生就紧紧跟随着大伙们，一路小跑来到了乌石亭。此时，汇集于墟场的人，已是人山人海。突然，有人在戏台上说了一通话，然后宣布暴动开始，只见赶集的人群情激愤，呼喊着“暴动！暴动！”的口号。王文生顿时明白了，这是共产党在组织暴动。突然，就像变戏法一样，许多人纷纷拿出步枪、鸟枪、大刀和棍棒等各种武器，还有不少人手持三角纸旗，在戏台上那个宣布暴动的人的指挥下，开始进行示威游行。这时，王文生看到一个同村的小伙伴也在看热闹，便一起参加了游行。游行队伍几千人，浩浩荡荡从乌石亭出发，途经埔尾、乌石、顶高坑、塘边、庵下、仙景、新厝，到下高坑、白亭板、浮山亭、霞苍等村庄，沿途打土豪，并在霞苍村路口处决了民愤极大、罪大恶极的封建族长林查某，根除了北乡一大祸害。后来，王文生才知道，那个指挥者叫郑华，是他的一个族亲。
  乌石暴动当天下午4时许，国民党军阀张贞出兵到北乡“清剿”，在长埔遭到农民武装的顽强抵抗。由于农民赤卫队枪支少、装备差，被迫退至天宝大山梅仔埕。在战斗中，一些赤卫队员英勇牺牲，不少无辜群众惨遭国民党兵杀害。王文生所在的那个村保长也反攻倒算，勾结反动武装，逮捕枪杀了不少村民。与王文生一起参加游行的那位小伙伴也被杀害了。小伙伴被枪毙的那天，王文生悄悄去了刑场，亲眼看见了小伙伴的脑袋被子弹炸开了花。然而，生性倔强的王文生并没有被敌人吓倒，认定只有红军才能拯救劳苦大众，决心投奔游击队。
  1932年4月20日，中央红军东路军势如破竹，一举攻克漳州，随后分兵南靖、石码、漳浦、海澄、平和、长泰、云霄等地。王文生的家乡第一次得到解放。当时，王文生已在北乡四处寻找游击队大半年，耳闻目睹浦南、浦林、天宝一带游击队打土豪、建立红色政权的盛况，几次要求参加游击队，但都因其年纪太小没被接受。他父母也几次把他找回关在家中。红军进漳后，红四军曾在石亭、浦南开展宣传活动，红十五军在天宝、南靖一带活动。由于红军的宣传，漳州老百姓逐步了解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正义之师。当红军进行扩红时，广大胸怀大志的漳州青年自愿报名参加红军形成高潮，出现了“党员带头，夫妻一心，师生一路，兄弟一起”报名参军的动人场面。红军在北乡发动参军时，很多贫苦农民都踊跃报名。王文生心想，穷苦人家的孩子实在活不下去，只有跟着红军打天下才有出路，更何况参加游击队、参加红军是他由来已久的愿望，他一定要去当红军。于是在杨代的带领下，他瞒着父母，偷偷去报名。不过，他参加红军时毕竟还只是一个13岁的孩子，当随红军离开家时，因为想妈妈，还痛哭了一场。
  为了加强对新战士的军事政治教育，红军一般以师为单位成立新兵连，各连队招收的新战士都送到师部新兵连集中训练。当时，北乡招的新兵都先在天宝集结，然后到红十五军四十四师的师部所在地靖城。王文生等49个北乡来的新兵被编进四十四师新兵连。新兵连设有班、排，共十个班，每班约12人。班、排、连的主要干部都由上级派来的老兵担任。新兵起初都没有枪，军训只进行队列、军容风貌和各种队形变换等基本功训练，之后才学习步枪、手榴弹的构造和使用方法，瞄准、射击要领，地形地物的选择和利用等。政治教育由连指导员负责上政治课，了解共产党的组织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以及讲述地主资本家怎样剥削穷人，穷人为什么闹革命和怎样才能翻身得解放等革命道理，有时也教唱革命歌曲。
  红军离开漳州回师中央苏区的前几天，新兵连每个战士发一支步枪、100发子弹和两个手榴弹，娃娃班一律背马枪。当王文生到达上杭才溪乡编队时，新兵连就解散了，所有新战士以班为单位分配到各连队去，王文生因为年纪小，起初当勤务员，负责捡柴火、打扫卫生、挖厕所等任务，后被分配到师卫生队学习当看护员。他原来姓郑，叫水根，又不识字。部队首长说郑字很难写，不如叫个简单的，叫王文生，笔划少，又好叫。王文生很高兴，说他知道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是王占春，现在和他是本家了。从此，王文生踏上了枪林弹雨的人生历程。
  转战南北
  中央红军东路军退出漳州后，依照中革军委的指示，于1932年6月初回师赣南，王文生所在的部队随红五军团进到信丰地区，随后参与了红一方面军进行的南雄、水口战役的一系列战斗，以及乐安、宜黄战役。红军参战部队顽强抗击，英勇冲杀，战场景象异常惨烈。敌军伤亡惨重，红军也损伤不少，他所在的连队从百来号人只剩下30多人。后来，王文生调去当护士、看护员，他更是感到战争的残酷，他所看护的伤员与日俱增，血腥味、脓臭味充斥了战地临时医院的各个角落。特别是1933年初开始的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更是每日硝烟弥漫，红军一会儿进攻，一会儿退却，敌我两军胶着在一块。红五军团作为主力部队之一，取得了黄陂、草台岗等战斗的重大胜利。
  1933年下半年，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取消军一级组织机构，师以下部队逐级缩编，师缩编为团，团缩编为营。王文生原来所在的红十五军被重新整编为红五军团第13师，他在该师38团，仍当卫生员。这时，部队专门发出加强勤务人员训练的训令：对卫生工作，在组织建设上，形成连有卫生员、营有卫生所、团有卫生队、师以上有卫生部的组织体系；在制度建设上，进一步统一了各种卫生勤务工作制度，使卫生工作更加制度化；在战场救护上，形成连营火线抢救组——团绷带所——师野战医院——兵站医院——后方医院等比较完备的后送、医疗体系。部队还提出，医疗工作要“一切为了伤病员”，卫生防御必须“着重预防”，药品供应要“自力更生”，人才培养要求“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等。王文生这时只有14岁，但在腥风血雨环境的锻造下，日益走向成熟，多次受到组织上的表扬。
  1933年7月后，王文生随13师38团参加了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取得了围攻将乐、顺昌、南平等地战斗的胜利。9月25日，国民党军发动了对黎川的进攻，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王文生所在的13师经将乐县的高滩、积善，向泰宁县的大田地区集中，在师长李青云、政委宋任穷的带领下，进行了飞鸢、洵口战斗，共歼敌3个团，但红军参战部队也伤亡700多人。随后，王文生又参加了硝石、资溪桥战斗，结果红军久攻未克，反使部队暴露于国民党军堡垒之间，日间不断遭敌机轰炸，晚上露宿旷野，部队实力消耗很大，仅红十三师就减员过半。特别是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团村战斗，红军部队更是伤亡惨重，王文生为救护伤员，忙得都虚脱了。然而，在各路国民党军筑垒推进的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仍令红军反复阻击强敌。1934年3月23日，红13师第38团与多于自己六七倍的敌军展开猛烈抗击，在建宁德胜关一带阻敌未果，退守至大湾、新桥一带。在红一军团的支援下，红13师虽然取得了毙伤敌800余人，俘敌170余人的战绩，但自己又伤亡700余人。4月，红13师只得回师江西，并参与了广昌保卫战。
  对广昌保卫战的失利和部队的重大伤亡，红军广大指战员强烈不满。然而，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领导下，红军的厄运还在延续。红13师参与的宁都方向防御战、驿前石城方向防御战先后失利，及至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开始实行战略转移。这时，王文生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江西瑞金开始长征时，王文生仍在红五军团13师38团当卫生员。但红五军团担任的是后卫的任务，旨在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其职责相当重大。为了顺利渡过湘江，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之敌，掩护大部队通过。12月1日，战斗尤为激烈，战场上，硝烟滚滚，杀声震天，红五军团广大指战员，不顾一切牺牲，同敌军展开血战，用刺刀、手榴弹打垮敌军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经过整日的浴血奋战，终于阻止住敌军的进攻。当天，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了湘江。王文生虽仍然是卫生员，但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也要随战斗部队作战。在随后的长征途中，红五军团主要随中央军委纵队行动，翻越老山界，占领黎平；突破乌江，攻占遵义，并确保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然而一路上，战事险象环生，尤其是在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中，王文生所在部队担任了夺取泸定桥的艰巨任务，他与其他战士一起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当时战斗异常惨烈，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桥下的江水，不时有战士掉进翻滚的江水，飘向远方。然而，这时的王文生和战友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顶着枪林弹雨，一边在桥上铺设木板，一边向河对面的敌人射击。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后，为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分左、中、右三纵队，跨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于1935年6月12日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7月21日，中央红军各军团改为军的建制，红五军团改为第五军。8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进行混编，分为左、右路军。王文生所在的红五军编入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在随后的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王文生所在部队曾经三次翻越雪山。在一次翻越雪山的路上，王文生不慎摔下山沟，幸好被战友及时发现，拉了出来。那时王文生只有16岁，体单力薄，因长途奔波，体力已几乎耗尽，好在师首长让他死死抓住马尾巴，才跟上了队伍。王文生在后来回忆红军爬雪山的悲壮场面时，感慨万千地说：“雪山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再加上红军给养奇缺，许多疲惫不堪的战士，坐下想休息休息，就永远没能再站起来，沿途倒下的战士不计其数，活着的人根本就不忍回头看”。
  1936年10月，几经辗转，王文生和红五军的战友们随红四方面军终于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937年4月，奉中革军委会，他所在部队被编为西路军，在挺进甘肃山丹、高台等地时接连受挫，最后，部队在祁连山被敌骑兵冲散。王文生在山上困守半个多月，下山时马步芳部抓获，受尽折磨和苦难。1938年初，他被送往兰州胡宗南部队，趁出公差之机，偷偷跑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后经西安办事处，乘八路军的车到了延安。说起参加红军的经历，特别是长征的经历，王文生说：“一起从家乡出来闹革命的49个同志，经过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爬雪山、过草地，到达延安时，只有我一个活了下来。”
  风雨中成长
  王文生到达延安后，被调到八路军第二兵站医院工作。1940年10月，又随手术组调到120师医院工作。百团大战时，随卫生队奔赴前线，在贺龙部执行救护任务。战役结束后，贺龙亲切地拍着王文生的肩膀说：“你这么年轻，还是应该留在延安继续学习。”王文生很舍不得离开贺龙，但贺龙还是坚决把他送回了延安。1941年8月，他被选送到延安医科学校学习。1943年10月毕业，分配到抗大总校卫生部工作。
  延安的生活相当艰苦，南瓜汤、小米饭，另外还供应一些黑豆。有时也能吃上一两餐莜麦面。但这比起在江西闹革命时好多了。王文生时常打趣说，在江西、福建从事革命斗争时，他可是常常上山砍柴禾，下田摸田螺。在延安，生活、工作还是比较安逸。就这样，王文生在延安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从一个瘦骨嶙峋的少年成长为一个身材壮实、有医学知识的红军干部。
  解放战争开始后，王文生被派往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卫生部，从事药材采购和供应工作。这项工作看似简单，但可有学问了。东北有着大片森林，药材非常丰富，但从日伪时期开始，这里匪患不绝，许多被日本侵略者逼进大森林的人们，就自成山头、把持药村的买卖。因此，我野战军要采购药材，也得注意东北的特殊社会环境。王文生善于同当地群众打交道，取得了药材把头的信任，因此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为各个部队采购了不少药材，很好地完成上级交赋的各项任务。1948年，王文生调第四野战军后勤部，负责战地救护物资的补给工作。随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席卷残云，势如破竹，很快把红旗插遍大江南北。王文生随第四野战军卫生部一路挺进，到了湖南。为了适应战争和建设新中国的需要，11月，部队领导派王文生率队押送100万银元，到香港购买药品、医疗器械、石油等军需物资。王文生领受任务后，将100万银元分装25辆卡车，带领一个加强营，紧跟南下的四野大军向广东进发。当时，四野很快解放了广东全境，但湖南省到广东沿途仍有国民党散股部队，并与土匪相勾结，能否将这笔巨款安全送达香港，确实是个严峻的考验，王文生的心一直提到嗓子眼。几经周折，直到银元顺利运抵香港，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存入香港一家银行，王文生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然而，银元存入银行的消息还是被意外泄露，王文生深知香港社会环境复杂，搞不好，人员、财物都会遭受损失。出于安全考虑，他不得不时常变换住所，在香港半年时间里，与日本人、美国人、加拿大人做买卖时倍加小心，总算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951年8月，王文生奉调到北京，被派到海军后勤部卫生部担任药材处处长，兼海军保健处处长，后被授予上校军衔，一干就是十几年。1964年，出任海军后勤部物资部副部长、部长，一直干到离休。长期从事物资调配管理工作，王文生养成了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习惯。从小在革命队伍里成长，王文生深受革命优良传统的教育，深刻懂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真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成了他工作的座右铭。在物资部任职期间，王文生认真肯干，成了管理财物的行家里手。为了解基层物资调配的实际情况，他时常奔波在基层的库房，对家人总是照顾不上，甚至连女儿的婚礼都没能出席。
  王文生总是说，“财物管得再多，那也是公家的，绝不能占公家一点便宜，也不能出现任何闪失。共产党人是有铁的纪律的，不能拿公家的一针一线。当共产党的官，就得清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生，是党和人民哺育了我，我左手拿着工资，右手不能再沾人民的血汗。”有一次，在海军某地库房，一些干部想请王文生品尝调配的军用肉罐头，他当场予以拒绝。王文生正是用“不拿一针一线”这样近乎苛刻的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
  “文革”期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诬陷王文生在香港采购期间贪污了数万银元。他一度因此而被罢官，下放劳动。生性耿直的他，不肯就此蒙受不白之冤，干脆跑回家，准备申诉。那些人就跑来抄家，把王文生在战争年代使用的一个卫生包，当成高级照相机要没收。不过，他们打开一看，才发现里面除了一些医用试管，什么也没有。最后，他们把王文生整个家翻了个底朝天，但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
  王文生一直克勤克俭，节衣缩食，但却经常救济烈属。解放后，他回到阔别30多年的老家，一位姓杨的老人哭着找上门来，打听她儿子的下落。这位老人的儿子早已牺牲，王文生一直不忍心告诉她。这次，他见实在瞒不下去了，便将实情告诉了这位老人。因为这位老人生活相当困难，王文生从此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拿出一部分接济她。上世纪50年代，王文生夫妇俩工资不高，还抚养着4个女儿，每月却要拿出钱来帮助这位老人，直到她去世。还曾把她接到北京居住了一段时间。他在生活上毫无奢求，经常自己动手将白萝卜、白菜根切成片，用酱油、食盐腌制成咸菜，成为他每天必备的一道菜。直到2000年王文生查出患有严重疾病，而腌制食品对健康有不利影响，在女儿们极力劝说下，才没再食用。
  晚年的王文生虽然疾病缠身，但仍然豁达、开朗，谈笑风声，他说自己一辈子有几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能活到80岁；二是没想到能到北京来；三是没想到还能当到海军后勤部物资部部长；四是没想到晚年公家还给配了一部专车。尤其是组织上考虑到照顾老红军的生活起居而配备的专车，他激动地说，“一部车12万元，别小看这些钱，那是党和人民给予的。现在不带兵，不打仗，也离休了，可党和人民仍然给我发着钱，还配着公车和工作人员，心不安呐”。几十年来，王文生对党和人民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甚至把党看得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亲。他感慨地说：“是党把我这样一个饥寒交迫的农村孩子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从参加革命开始算起，一直到现在70年，是党哺育了我，我的父母也只养育我13年。”在王文生的言传身教下，他的4个女儿在生活、工作方面都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并先后全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02年3月，王文生因病去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