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弘扬红军精神 激励我们前进
  ——纪念红军进漳80周年
  阮位东
  一、红旗不倒的城市
  漳州是一座红旗不倒的英雄城市，政治、军事，力量雄厚，有坚强的闽南党组织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早在1926年11月，翁振华从上海来漳州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1月，在漳州成立闽南特委，书记罗明、宣传部长翁振华。1927年2月，闽南特委在漳州举办“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吸收进步青年王占春、王德、谢志坚、季竹安、陈承德、林义民、郑静庵、邱啟明等人入党，成立漳州党支部，翁振华任书记。1927年2月，在许土淼、李金发、李联星领导下掀起一场轰轰烈烈“二五”加薪斗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反对迫害工人的罢工运动。1927年12月4日，中共福建省临时委员会在漳州振成巷成立，书记陈明。1928年4月，罗明、许土淼、孟坚等三人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会议。1928年8月，成立漳州县委，书记李金发。1939年团省委改组，王德任书记。1930年5月29日，王占春、冯异飞在北乡指挥40个村庄，3000多位农民秘密带着各种武器占领乌石联防团，举行武装暴动。1930年12月，省委派陶铸来漳州恢复闽南特委，并任书记。1930年12月13日，漳州南乡、北乡正式成立闽南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王占春、政委李金发、参谋长冯异飞。
  二、英明决策，攻克漳州
  红军撤离赣州后，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研究制定进攻漳州的战略决策，讨论攻打漳州的政治军事部署，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林彪、罗荣恒、罗瑞卿、张鼎丞、刘晓、郭滴人、朱明光、谭震林。会上，说明红军进攻部署，强调攻下龙岩后直下漳州。接着周恩来强调福建各县做好政治动员，粮食供应，组织工人运输，调动地方武装保卫后方和军事要道，做好各方面配合工作。
  三、敌我军事力量
  我军态势：红军由红一军团4军、15军和红五军团3军、13军，还有后勤人员、特务连、电台人员等二万多人组成。总指挥林彪、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恒、参谋长陈奇涵。毛主席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身份随军东征。敌军兵力：张贞49师二个旅，此外还有独立团、特务连、炮兵营、工兵营、输重队以及各县警察大队、漳码警察局保安大队和护路队，共二万多人。但是49师多为土匪收编，系官匪合流，无战斗力，且多吸食鸦片，赌、嫖、饮俱全，被群众称为“豆腐兵”。
  四、攻克天宝大山
  红军攻取龙岩后，随即经水潮、金山、龙山、马山，向天宝大山进发。敌人在天宝大山建立防线，扼守西北天宝大山。4月19日，红军发起猛攻，翻山越岭，从正面和两侧冲杀和袭击敌军，迅速占领敌人山头阵地，敌防线土崩瓦解，敌军争相逃跑，陷入一片混乱。活捉敌副旅长一名，俘虏一千多敌兵，缴获许多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
  漳州战役俘敌副旅长以下官兵1674人，缴获步枪2337支，机枪9挺，飞机2架，山炮、迫击炮5门，各种子弹炮弹40多万发。
  五、入城典礼
  1932年4月20日，中央红军攻克漳州，上午八时举行入城典礼，33团为前导，集中全团司号员在前列，团直后面五个步兵连和机枪连，排成四路纵队进城，军号齐鸣，红旗飘扬。部队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整齐雄壮地向漳州城内前进。街道两旁挂着“欢迎红军进城”的红旗，群众满脸笑容，夹道欢迎红军，城内秩序很好，商店照常营业；红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对待市民和蔼可亲，深受工农群众和工商业各界的欢迎和拥护。宣传队下乡上街书写革命标语，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和抗日救国的主张。
  六、踊跃支前
  攻克漳州这一仗，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意义都很大。特别是支援东征作战的闽西老根据地人民，几千名随军出发的工农群众，自带粮食、扁担、绳袋，抬担架、运伤兵、运物资；漳州地下党组织工人护厂、护店、护机，协助红军修理飞机枪械，积极支前；汽车司机把食盐、药品、布匹、粮食等各种军需物资用汽车运至水潮，然后由闽西工人运回中央苏区。
  七、在红楼运筹帷幄
  毛主席住在芝山原寻源中学校长楼二楼，罗明住在一楼，在芝山红楼运筹帷幄。1932年4月22日，召开师长、政委干部会，讨论攻克漳州战役情况。4月24日，毛主席作《目前形势及第二次行动》的报告，分析东征漳州胜利的意义和当前政治任务，部署第二次行动计划。4月27日，在东坂后礼拜堂召开工农代表会，成立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王占春任主席，并发出第一号公告，号召一切工人劳动群众团结起来，用革命的铁拳跟敌人作坚决的斗争。5月1日，在中山公园召开万人大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由王占春主持，罗明、罗荣恒等领导同志在会上讲话，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拥护红军，打倒蒋介石，会场群情激昂，热烈欢呼。会后举行盛大游行，队伍从公园出发，入马坪街、澄观道、下营、市仔头、中山西路、圆圈、中山北路，终点马肚底。“五一”过后几天，毛主席找罗明谈话，指出中央红军在漳州不作久留，要求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抓紧时机进一步开展群众斗争，扩大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成立红军第三团，冯异飞任团长，中央红军留下尹林平任副团长，王占春任政委，蔡协民任政治部主任，在闽南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毛主席还提议，组织闽西少先队、青少年来漳州参观，组织漳州工人代表团访问中央苏区。毛主席在红楼还亲切接见邓子恢、蔡协民、曾志、王海萍等同志，对地方工作作了重要指示。5月22日，成立漳州总工会，建立店员、电灯、电话、人力车、印刷、丝纱等行业工会。
  八、打土豪分田地、护红建政
  红军分散在漳州、石码、海澄、南靖、漳浦、长泰等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废除苛捐杂税以及高利贷、烧地契、烧债券，建立地方武装打土豪恶棍，保护人民。
  毛主席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许多热血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其中有工人、农民、教师、学生，还有音乐家、美术家，出现党员带头、兄弟一起、夫妻同心、师生同路的感人场面。厦门、泉州来了三十多人。李兆炳、高捷成、苏静、苏精诚、施晓青、陈炳辉以及原新四军组织部长李子芳都是在这次参加红军的。据统计参加红军的有900多名，参加红三团的也有600多名。当年跟随毛主席进漳的红军将士，成了共和国的开国功臣，在1955年授衔中，有元帅3名、大将1名、上将12名、中将23名、少将55名，总计94名。
  5月28日，红军主动撤离漳州，留下尹林平、张长水等40多名富有政治斗争经验和军事指挥才能的干部，调拨几百支枪充实加强闽南游击队，红三团由一百多名扩大到七百多名。
  九、结论
  漳州战役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意义重大，漳州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攻克漳州后，扩大中央红军，发展地方武装，大力推动闽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之后第四次反围剿提供了充足的物资准备。
  在枪林弹雨中成长
  ——老红军王文生侧记
  曾一石
  题记：他13岁参加中央红军，经历了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的磨炼，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部物资部部长，见证了人民军队从红军、八路军到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程，曾荣获二级红星功勋章。他便是老红军王文生。
  参加红军
  1919年正月，王文生出生在福建省漳州市（今芗城区）石亭镇丰乐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祖辈辈为地主打工。为生活所迫，王文生七八岁就不得不给地主家放牛、割草，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苦难日子。10岁那年，经常在外流浪、打短工的他，风闻有一支革命武装在漳州北乡活动，专事打土豪劣绅的斗争，便留意这些人的动向。听大人说，为首的是共产党人王占春，时常在漳州南乡、北乡出没，许多乡里的封建族长和民团头子都闻风丧胆。王文生心想，坏人痛恨的，那肯定是好人。于是他就四处打听王占春在哪里，可是没有人告诉他。他不死心，就在漳州城郊的浦里、五昌、高坑、乌石、金砂等地，一路寻找，直到华安县丰山的村落。王占春这位共产党大人物没找到，但经过近一年的观察，王文生发现北乡本地的郑华、高渭南、王汝士、杨文德等人，也在积极开展斗地主、反征税的斗争，他认定这些人可能也是共产党。有天晚上，他从外面流浪回来，郑重其事地向父母提起，他要参加共产党。父亲非常惊愕，并痛打了他一顿，说：“那是要掉脑袋的呀！”母亲也哭哭啼啼，劝他千万别惹事生非。在随后的大半年，父母对他严加看管，生怕他惹祸丢了小命。
  1930年5月29日，那是乌石亭的墟日。趁父母不留意，王文生从自家的破屋里钻了出来，漫无目的地向外面跑去。奇怪，这天赶墟的人怎么那样多，而且大都行色匆匆，王文生想问个究竟，但人家一看他是个小孩都不答理。王文生就紧紧跟随着大伙们，一路小跑来到了乌石亭。此时，汇集于墟场的人，已是人山人海。突然，有人在戏台上说了一通话，然后宣布暴动开始，只见赶集的人群情激愤，呼喊着“暴动！暴动！”的口号。王文生顿时明白了，这是共产党在组织暴动。突然，就像变戏法一样，许多人纷纷拿出步枪、鸟枪、大刀和棍棒等各种武器，还有不少人手持三角纸旗，在戏台上那个宣布暴动的人的指挥下，开始进行示威游行。这时，王文生看到一个同村的小伙伴也在看热闹，便一起参加了游行。游行队伍几千人，浩浩荡荡从乌石亭出发，途经埔尾、乌石、顶高坑、塘边、庵下、仙景、新厝，到下高坑、白亭板、浮山亭、霞苍等村庄，沿途打土豪，并在霞苍村路口处决了民愤极大、罪大恶极的封建族长林查某，根除了北乡一大祸害。后来，王文生才知道，那个指挥者叫郑华，是他的一个族亲。
  乌石暴动当天下午4时许，国民党军阀张贞出兵到北乡“清剿”，在长埔遭到农民武装的顽强抵抗。由于农民赤卫队枪支少、装备差，被迫退至天宝大山梅仔埕。在战斗中，一些赤卫队员英勇牺牲，不少无辜群众惨遭国民党兵杀害。王文生所在的那个村保长也反攻倒算，勾结反动武装，逮捕枪杀了不少村民。与王文生一起参加游行的那位小伙伴也被杀害了。小伙伴被枪毙的那天，王文生悄悄去了刑场，亲眼看见了小伙伴的脑袋被子弹炸开了花。然而，生性倔强的王文生并没有被敌人吓倒，认定只有红军才能拯救劳苦大众，决心投奔游击队。
  1932年4月20日，中央红军东路军势如破竹，一举攻克漳州，随后分兵南靖、石码、漳浦、海澄、平和、长泰、云霄等地。王文生的家乡第一次得到解放。当时，王文生已在北乡四处寻找游击队大半年，耳闻目睹浦南、浦林、天宝一带游击队打土豪、建立红色政权的盛况，几次要求参加游击队，但都因其年纪太小没被接受。他父母也几次把他找回关在家中。红军进漳后，红四军曾在石亭、浦南开展宣传活动，红十五军在天宝、南靖一带活动。由于红军的宣传，漳州老百姓逐步了解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正义之师。当红军进行扩红时，广大胸怀大志的漳州青年自愿报名参加红军形成高潮，出现了“党员带头，夫妻一心，师生一路，兄弟一起”报名参军的动人场面。红军在北乡发动参军时，很多贫苦农民都踊跃报名。王文生心想，穷苦人家的孩子实在活不下去，只有跟着红军打天下才有出路，更何况参加游击队、参加红军是他由来已久的愿望，他一定要去当红军。于是在杨代的带领下，他瞒着父母，偷偷去报名。不过，他参加红军时毕竟还只是一个13岁的孩子，当随红军离开家时，因为想妈妈，还痛哭了一场。
  为了加强对新战士的军事政治教育，红军一般以师为单位成立新兵连，各连队招收的新战士都送到师部新兵连集中训练。当时，北乡招的新兵都先在天宝集结，然后到红十五军四十四师的师部所在地靖城。王文生等49个北乡来的新兵被编进四十四师新兵连。新兵连设有班、排，共十个班，每班约12人。班、排、连的主要干部都由上级派来的老兵担任。新兵起初都没有枪，军训只进行队列、军容风貌和各种队形变换等基本功训练，之后才学习步枪、手榴弹的构造和使用方法，瞄准、射击要领，地形地物的选择和利用等。政治教育由连指导员负责上政治课，了解共产党的组织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以及讲述地主资本家怎样剥削穷人，穷人为什么闹革命和怎样才能翻身得解放等革命道理，有时也教唱革命歌曲。
  红军离开漳州回师中央苏区的前几天，新兵连每个战士发一支步枪、100发子弹和两个手榴弹，娃娃班一律背马枪。当王文生到达上杭才溪乡编队时，新兵连就解散了，所有新战士以班为单位分配到各连队去，王文生因为年纪小，起初当勤务员，负责捡柴火、打扫卫生、挖厕所等任务，后被分配到师卫生队学习当看护员。他原来姓郑，叫水根，又不识字。部队首长说郑字很难写，不如叫个简单的，叫王文生，笔划少，又好叫。王文生很高兴，说他知道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是王占春，现在和他是本家了。从此，王文生踏上了枪林弹雨的人生历程。
  转战南北
  中央红军东路军退出漳州后，依照中革军委的指示，于1932年6月初回师赣南，王文生所在的部队随红五军团进到信丰地区，随后参与了红一方面军进行的南雄、水口战役的一系列战斗，以及乐安、宜黄战役。红军参战部队顽强抗击，英勇冲杀，战场景象异常惨烈。敌军伤亡惨重，红军也损伤不少，他所在的连队从百来号人只剩下30多人。后来，王文生调去当护士、看护员，他更是感到战争的残酷，他所看护的伤员与日俱增，血腥味、脓臭味充斥了战地临时医院的各个角落。特别是1933年初开始的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更是每日硝烟弥漫，红军一会儿进攻，一会儿退却，敌我两军胶着在一块。红五军团作为主力部队之一，取得了黄陂、草台岗等战斗的重大胜利。
  1933年下半年，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取消军一级组织机构，师以下部队逐级缩编，师缩编为团，团缩编为营。王文生原来所在的红十五军被重新整编为红五军团第13师，他在该师38团，仍当卫生员。这时，部队专门发出加强勤务人员训练的训令：对卫生工作，在组织建设上，形成连有卫生员、营有卫生所、团有卫生队、师以上有卫生部的组织体系；在制度建设上，进一步统一了各种卫生勤务工作制度，使卫生工作更加制度化；在战场救护上，形成连营火线抢救组——团绷带所——师野战医院——兵站医院——后方医院等比较完备的后送、医疗体系。部队还提出，医疗工作要“一切为了伤病员”，卫生防御必须“着重预防”，药品供应要“自力更生”，人才培养要求“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等。王文生这时只有14岁，但在腥风血雨环境的锻造下，日益走向成熟，多次受到组织上的表扬。
  1933年7月后，王文生随13师38团参加了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取得了围攻将乐、顺昌、南平等地战斗的胜利。9月25日，国民党军发动了对黎川的进攻，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王文生所在的13师经将乐县的高滩、积善，向泰宁县的大田地区集中，在师长李青云、政委宋任穷的带领下，进行了飞鸢、洵口战斗，共歼敌3个团，但红军参战部队也伤亡700多人。随后，王文生又参加了硝石、资溪桥战斗，结果红军久攻未克，反使部队暴露于国民党军堡垒之间，日间不断遭敌机轰炸，晚上露宿旷野，部队实力消耗很大，仅红十三师就减员过半。特别是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团村战斗，红军部队更是伤亡惨重，王文生为救护伤员，忙得都虚脱了。然而，在各路国民党军筑垒推进的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仍令红军反复阻击强敌。1934年3月23日，红13师第38团与多于自己六七倍的敌军展开猛烈抗击，在建宁德胜关一带阻敌未果，退守至大湾、新桥一带。在红一军团的支援下，红13师虽然取得了毙伤敌800余人，俘敌170余人的战绩，但自己又伤亡700余人。4月，红13师只得回师江西，并参与了广昌保卫战。
  对广昌保卫战的失利和部队的重大伤亡，红军广大指战员强烈不满。然而，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领导下，红军的厄运还在延续。红13师参与的宁都方向防御战、驿前石城方向防御战先后失利，及至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开始实行战略转移。这时，王文生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江西瑞金开始长征时，王文生仍在红五军团13师38团当卫生员。但红五军团担任的是后卫的任务，旨在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其职责相当重大。为了顺利渡过湘江，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之敌，掩护大部队通过。12月1日，战斗尤为激烈，战场上，硝烟滚滚，杀声震天，红五军团广大指战员，不顾一切牺牲，同敌军展开血战，用刺刀、手榴弹打垮敌军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经过整日的浴血奋战，终于阻止住敌军的进攻。当天，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了湘江。王文生虽仍然是卫生员，但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也要随战斗部队作战。在随后的长征途中，红五军团主要随中央军委纵队行动，翻越老山界，占领黎平；突破乌江，攻占遵义，并确保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然而一路上，战事险象环生，尤其是在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中，王文生所在部队担任了夺取泸定桥的艰巨任务，他与其他战士一起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当时战斗异常惨烈，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桥下的江水，不时有战士掉进翻滚的江水，飘向远方。然而，这时的王文生和战友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顶着枪林弹雨，一边在桥上铺设木板，一边向河对面的敌人射击。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后，为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分左、中、右三纵队，跨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于1935年6月12日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7月21日，中央红军各军团改为军的建制，红五军团改为第五军。8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进行混编，分为左、右路军。王文生所在的红五军编入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在随后的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王文生所在部队曾经三次翻越雪山。在一次翻越雪山的路上，王文生不慎摔下山沟，幸好被战友及时发现，拉了出来。那时王文生只有16岁，体单力薄，因长途奔波，体力已几乎耗尽，好在师首长让他死死抓住马尾巴，才跟上了队伍。王文生在后来回忆红军爬雪山的悲壮场面时，感慨万千地说：“雪山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再加上红军给养奇缺，许多疲惫不堪的战士，坐下想休息休息，就永远没能再站起来，沿途倒下的战士不计其数，活着的人根本就不忍回头看”。
  1936年10月，几经辗转，王文生和红五军的战友们随红四方面军终于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937年4月，奉中革军委会，他所在部队被编为西路军，在挺进甘肃山丹、高台等地时接连受挫，最后，部队在祁连山被敌骑兵冲散。王文生在山上困守半个多月，下山时马步芳部抓获，受尽折磨和苦难。1938年初，他被送往兰州胡宗南部队，趁出公差之机，偷偷跑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后经西安办事处，乘八路军的车到了延安。说起参加红军的经历，特别是长征的经历，王文生说：“一起从家乡出来闹革命的49个同志，经过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爬雪山、过草地，到达延安时，只有我一个活了下来。”
  风雨中成长
  王文生到达延安后，被调到八路军第二兵站医院工作。1940年10月，又随手术组调到120师医院工作。百团大战时，随卫生队奔赴前线，在贺龙部执行救护任务。战役结束后，贺龙亲切地拍着王文生的肩膀说：“你这么年轻，还是应该留在延安继续学习。”王文生很舍不得离开贺龙，但贺龙还是坚决把他送回了延安。1941年8月，他被选送到延安医科学校学习。1943年10月毕业，分配到抗大总校卫生部工作。
  延安的生活相当艰苦，南瓜汤、小米饭，另外还供应一些黑豆。有时也能吃上一两餐莜麦面。但这比起在江西闹革命时好多了。王文生时常打趣说，在江西、福建从事革命斗争时，他可是常常上山砍柴禾，下田摸田螺。在延安，生活、工作还是比较安逸。就这样，王文生在延安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从一个瘦骨嶙峋的少年成长为一个身材壮实、有医学知识的红军干部。
  解放战争开始后，王文生被派往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卫生部，从事药材采购和供应工作。这项工作看似简单，但可有学问了。东北有着大片森林，药材非常丰富，但从日伪时期开始，这里匪患不绝，许多被日本侵略者逼进大森林的人们，就自成山头、把持药村的买卖。因此，我野战军要采购药材，也得注意东北的特殊社会环境。王文生善于同当地群众打交道，取得了药材把头的信任，因此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为各个部队采购了不少药材，很好地完成上级交赋的各项任务。1948年，王文生调第四野战军后勤部，负责战地救护物资的补给工作。随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席卷残云，势如破竹，很快把红旗插遍大江南北。王文生随第四野战军卫生部一路挺进，到了湖南。为了适应战争和建设新中国的需要，11月，部队领导派王文生率队押送100万银元，到香港购买药品、医疗器械、石油等军需物资。王文生领受任务后，将100万银元分装25辆卡车，带领一个加强营，紧跟南下的四野大军向广东进发。当时，四野很快解放了广东全境，但湖南省到广东沿途仍有国民党散股部队，并与土匪相勾结，能否将这笔巨款安全送达香港，确实是个严峻的考验，王文生的心一直提到嗓子眼。几经周折，直到银元顺利运抵香港，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存入香港一家银行，王文生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然而，银元存入银行的消息还是被意外泄露，王文生深知香港社会环境复杂，搞不好，人员、财物都会遭受损失。出于安全考虑，他不得不时常变换住所，在香港半年时间里，与日本人、美国人、加拿大人做买卖时倍加小心，总算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951年8月，王文生奉调到北京，被派到海军后勤部卫生部担任药材处处长，兼海军保健处处长，后被授予上校军衔，一干就是十几年。1964年，出任海军后勤部物资部副部长、部长，一直干到离休。长期从事物资调配管理工作，王文生养成了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习惯。从小在革命队伍里成长，王文生深受革命优良传统的教育，深刻懂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真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成了他工作的座右铭。在物资部任职期间，王文生认真肯干，成了管理财物的行家里手。为了解基层物资调配的实际情况，他时常奔波在基层的库房，对家人总是照顾不上，甚至连女儿的婚礼都没能出席。
  王文生总是说，“财物管得再多，那也是公家的，绝不能占公家一点便宜，也不能出现任何闪失。共产党人是有铁的纪律的，不能拿公家的一针一线。当共产党的官，就得清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生，是党和人民哺育了我，我左手拿着工资，右手不能再沾人民的血汗。”有一次，在海军某地库房，一些干部想请王文生品尝调配的军用肉罐头，他当场予以拒绝。王文生正是用“不拿一针一线”这样近乎苛刻的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
  “文革”期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诬陷王文生在香港采购期间贪污了数万银元。他一度因此而被罢官，下放劳动。生性耿直的他，不肯就此蒙受不白之冤，干脆跑回家，准备申诉。那些人就跑来抄家，把王文生在战争年代使用的一个卫生包，当成高级照相机要没收。不过，他们打开一看，才发现里面除了一些医用试管，什么也没有。最后，他们把王文生整个家翻了个底朝天，但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
  王文生一直克勤克俭，节衣缩食，但却经常救济烈属。解放后，他回到阔别30多年的老家，一位姓杨的老人哭着找上门来，打听她儿子的下落。这位老人的儿子早已牺牲，王文生一直不忍心告诉她。这次，他见实在瞒不下去了，便将实情告诉了这位老人。因为这位老人生活相当困难，王文生从此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拿出一部分接济她。上世纪50年代，王文生夫妇俩工资不高，还抚养着4个女儿，每月却要拿出钱来帮助这位老人，直到她去世。还曾把她接到北京居住了一段时间。他在生活上毫无奢求，经常自己动手将白萝卜、白菜根切成片，用酱油、食盐腌制成咸菜，成为他每天必备的一道菜。直到2000年王文生查出患有严重疾病，而腌制食品对健康有不利影响，在女儿们极力劝说下，才没再食用。
  晚年的王文生虽然疾病缠身，但仍然豁达、开朗，谈笑风声，他说自己一辈子有几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能活到80岁；二是没想到能到北京来；三是没想到还能当到海军后勤部物资部部长；四是没想到晚年公家还给配了一部专车。尤其是组织上考虑到照顾老红军的生活起居而配备的专车，他激动地说，“一部车12万元，别小看这些钱，那是党和人民给予的。现在不带兵，不打仗，也离休了，可党和人民仍然给我发着钱，还配着公车和工作人员，心不安呐”。几十年来，王文生对党和人民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甚至把党看得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亲。他感慨地说：“是党把我这样一个饥寒交迫的农村孩子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从参加革命开始算起，一直到现在70年，是党哺育了我，我的父母也只养育我13年。”在王文生的言传身教下，他的4个女儿在生活、工作方面都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并先后全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02年3月，王文生因病去世，享年83岁。
  施至善（施红光）等台湾爱国人士在漳参加红军
  何池
  一、近代漳州是台湾爱国人士聚居之地
  漳州是台胞的重要祖籍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不甘忍受日本奴化教育、不愿当日本“顺民”的台湾爱国人士纷纷渡过海峡，前往大陆学习中华文化，或参加大陆革命斗争，与台湾仅一水之隔、时为孙中山先生护法运动实验区首府、新文化、新生活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备受海内外各界瞩目的漳州便成为他们的首选地。他们有的在漳州、石码的中学、师范读书，有的在学校教书，有的在市郊经营农场，有的则在这里经商和居住。当时市区繁华的府口街周围，就生活着数百名台湾同胞，于是这条街在抗战胜利前夕改名为台湾路，相沿至今。
  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板桥林家、雾峰林家、台南连氏等后裔纷纷举家迁回原籍地漳州，有的教书，有的学习，有的写史、有的创业。如雾峰林家后裔林祖密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毅然脱离日本国籍，赴大陆恢复中国国籍，并返回祖籍漳州，从事地方实业开发，倡导地方建设。台中、彰化的林季商、李山火则到漳州南郊圆山脚下东麓径口、南麓大房分别购买土地，开办农场。种植甘蔗，径口农场还从日本输入了一部新式制糖机器，创办了一所闽南地区第一所现代化糖厂。“公车上书”第一人、台湾最后一位进士汪春元也回到漳州，在漳州教书，其府邸就建在东坂后的“枕头巷”（今称振成巷）内。
  早年留学日本的台湾彰化县社会贤达、积极传播中华文化的进步群众团体“台湾文化协会”评议员施至善，因积极宣传中华文化、宣传日本人对台湾人民的剥削与迫害、不愿加入日本国籍，1929年全家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岛，他和他的夫人黄顺治、子女（一男四女）一家7人，从彰化移居漳州，也租住在“枕头巷”。施先生以教书为生，其子女就在漳州就业和读书。在大革命的潮流中，中共中央派台北人、上海大学（国共联合创办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学生、台北人翁振华（泽生）随北伐军入漳开展工农运动、学生运动，创建了漳州党支部，当时他就寄寓在枕头巷里台湾彰化农商李山火的农场办事处。
  二、红军进漳后的良好形象，使台湾爱国人士踊跃参加红军
  1932年，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攻克漳州，在这座物产丰饶的古城住了一个多月，不仅使漳州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人民的子弟兵，是一支抗日的队伍，台湾同胞获得与红军零距离接触的机会。红军进漳后积极开展的宣传团结抗日及秋毫无犯的纪律，对饱受日本欺凌的在漳工作和学习的台湾爱国人士产生积极影响，这些台湾爱国人士当即参与红军在漳的宣传、筹款、扩红等工作，他们发挥自己会说闽南话的优势，积极为红军开展的关于党的宗旨、红军的抗日主张的宣传当翻译，消除国民党反动派长期以来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负面宣传造成的影响，在扩红中，有三十多名台湾爱国人士参加了红军。①跟随红军回师中央苏区，为建设中央苏区发挥特殊作用——在漳居住生活的彰化人施至善一家7口参加红军就是典型例子。
  施至善被红军的抗日宣传和良好作风所感动，虽然当时他已51岁，仍强烈地想参加红军到中央苏区去，但因拖家带口而犯难，“一家人都进去中央苏区，是否能适应苏区那样的战斗环境？施先生本身工作问题，子女（一男四女）的工作和教育问题等等还不能解决？”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知道这个情况后亲自做思想工作，打消其思想顾虑，罗荣桓说：“施老先生一家人，还有几位台湾青年朋友志愿到苏区去，我们都欢迎，苏维埃工作者，就是劳动人民，生活都可以获得保障。施老先生的子女教育更没有问题，大的孩子可以参加苏区工作，小的孩子可以参加儿童团活动，或进入列宁小学读书，苏区的青年、儿童都是在工作中、在斗争中学习的”。②罗荣桓热情贴心的话，打消了施老先生一家人和许多台湾青年的顾虑，决定参加红军到中央苏区去。
  三、党和红军领导对台湾爱国人士的关怀和爱护
  东路军军团领导对他们到中央苏区一路上关怀备至：用车把他们一家7人以及一些其他不便长途跋涉的台湾人士载到和溪（漳龙公路只通到这里），之后派专人帮挑行李，一直送到瑞金。
  量才录用，妥善安置：施至善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委员（具体在任弼时为副部长的教育部工作），还在新成立的中央苏区反帝大同盟任副主任，夫人黄顺治在新创建的国家图书馆当管理员，儿子施碧晨到少共中央局（后到周恩来负责的特科）工作，两个大女儿在红军大学当教员，两个小女儿就在列宁学校读书。③施至善与毛主席、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在一起工作学习，毛主席亲为施至善改名为施红光。④
  他们为中央苏区建设作出特殊贡献：编写教材，到中央苏区所属各县检查反帝同盟工作，翻译日本共产党领袖佐野学著的解释列宁《国家与革命》等，担任红军学校教员，为红军将士提高文化素质尽力，儿子为主力队员的少共中央局排球队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运动会获排球比赛冠军，还获三级跳远田径项目冠军。“比赛结束，闭幕会上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赤色体育运动委员会，项英、王盛荣、邓发、张爱萍、施碧辰5人被选为委员。”⑤
  为保卫中央苏区，参加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女儿施月英英勇牺牲（新中国成立后被国家民政部评为烈士）。
  长征开始时，因考虑到施老先生夫妇年纪大难以适应长途行军，派专人护送回福建。之后施红光夫妇在进入福建边境时被国民党军队抓获，受尽酷刑，但他坚守机密。在审讯中了解他是台湾人，移交给厦门日本领事馆，日本人要求施先生为他们服务遭拒，被软禁在鼓浪屿领事馆区。抗战胜利后施先生再携夫人回漳州居住。新中国成立后，施先生担任是福建省政协第二届委员，省文史馆馆员，漳州市第三、四届人大代表。五十年初任浙江军区司令员的张爱萍将军得知三十年代初在中央苏区的老朋友施先生夫妇定居在漳州，非常高兴，当即写信给施先生，表达欣慰之情，信中说：“接石先生转来老先生给令郎碧晨同志的信，知（老先生）安居漳州，不胜欣慰！别来将及廿拾年了……”（原信件存其孙施秀雄处）。施红光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省文史馆馆员，认真撰写回忆文章，包括有《红军入漳回忆录》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于1962年因病去世。夫人黄顺治于1969年去世。施红光之子施碧晨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华东局、海军等部门为党和国家作了许多重要工作，至九十年代去世。张爱萍将军八十年代在接见去京开会的施红光孙子施秀雄（漳州市台联会副会长）时说：“你爷爷可不简单哦，带领一家七口都参加红军，这样的事，在台胞中是少有的。”⑥新发现的80年前红军进漳对台湾同胞的重要影响和史料再次证明：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已自觉对台湾爱国同胞予以力所能及的关心、培养和爱护，这真实反映出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就已经对台湾问题予以深切的关注。
  注释：
  ①许标、熊寒江《红军在漳州》，载龙溪地区中共党史研究分会编印《中央红军攻克漳州资料选编》（下）。1982.11。
  ②蔡乾《台湾人的长征记录》第11页，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③蔡乾《台湾人的长征记录》第69页，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④2012年4月3日笔者采访施红光孙子、市台联会原副会长施秀雄记录。
  ⑤杨兴茂（甘肃省档案馆保管利用处副处长）讲述文章《少共中央排球队，一张老照片背后的历史记忆》。载《兰州晨报》2011年6月29日B07版。
  ⑥2012年4月3日笔者采访施红光孙子、市台联会原副会长施秀雄记录。
  （作者系漳州市委党校教授，漳州师院闽南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