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引子：“滴水之光洞烛人生”。说起许地山，稍微懂得一点文学的人都知道，就是那个“辞浅意深，言近旨远”，描述朴实无华的“落花生”，蕴涵着丰富人生哲理的人。然而，遗憾的是影响他一生的精神导师，却少有人提起。今天，在这里，我们不妨来谈一谈他，许地山之父——抗日爱国诗人许南英。
  核心人物：许南英（1855—1917年）字子蕴，号蕴白、允白、窥园，别署窥园主人、留发头陀、龙马书生、毗舍耶客、春江冷宦等。台湾抗日爱国绅士，诗人。生于台湾府（今台南市）西定坊武馆街，后移居东安坊马公庙后。光绪五年（1879年）秀才，十一年（1885年）举人，十六年（1890年）进士，钦点主事，签分兵部车驾司，后因无意仕进，请假回台。二十年（1894年），唐景崧特聘为“台湾通志局协修”。二十一年（1895年）日军大举侵犯台湾，激于爱国义愤.参与组建抗日义军，任筹防局统领。助刘永福协守台南。台南陷，遭日人通缉，内渡厦门，后转往汕头。二十二年（1896年），漫游星洲、曼谷、仰光等地。二十三年至民国成立（1897-1911年），寄籍龙溪，并在广东附近徐闻、阳春、三水等地任知县。1912年回台南省墓。次年任福建龙溪县知事，旋引退。1916年因林尔嘉之荐，往苏门答腊为棉兰市华侨市长张鸿南作传，编《服官三十五年事略》。1917年11月，在远离故土的南洋岛屿，他举目无亲，倍感思乡，因郁难结，朝夕纵饮，以痢疾于1917年11月病逝当地，终年63岁。著有《窥园留草》，存诗一千零三十九首，词五十九阕。此外，在书法艺术上也甚有成就。他是“台南十大书法家”之一，善画梅与鱼，书法以“行书”见长，颇得王羲之神韵，秀丽飘逸，作品有“录石湖诗钞”，现藏于台中国立美术馆。另所书《许春熙墓志铭》碑，为潮汕金石瑰宝。
  一、读书种不绝矣
  许南英自幼聪颖早慧，5岁初学唐诗，即能成诵。6岁举家迁至南门东安坊马公庙，其父许廷璋辟住宅四围空地，种植花木，名为“窥园”，（即取董子“下帷讲诵，三年不窥园”的意思）并于园中开馆授徒。他则先后师从陈良玉、许凤仪、郑永贞、叶崇品等夫子，学业大进。16岁参加童试，成绩出众，他的伯父亦辉公欢喜地说：“读书种不绝矣！”这句话他特别载录于《窥园先生自定年谱》，可以想象这对他及他的人生理想触动是十分巨大的。显然，传统的书香家风对许南英所产生的潜移默化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包括情志和科名），极大地激励了他幼小的向上进取之心。
  为了纾解“家用日绌”的窘境，19岁的许南英遂随二兄炳耀前往大穆降（又名大目降，也称大目降庄、大目降街，现新化镇）学盐（鹾）务。在这里，他因缘际会遇到了他人生的伯乐——谢宪章先生（漳州府诏安县人）。他见许南英文笔构思俱佳，十分赏识，便极力勉励他继续求学；就这样，一块看似普通、埋藏在杂石堆里的“良玉”——许南英被发现了。在谢宪章先生的精心雕琢之下（从学2年），许南英脱颖而出，为台湾城教学前辈所推许，倍受瞩目。可以这么说，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谢宪章，就没有后来的许南英，难怪他终其一生对谢宪章先生始终念念不忘。即使先生病逝多年，他依然一往情深。《端阳日哭谢宪章先生》：“命不如才奈尔何？几年笔砚共研摩（或为“磨”之误）。贾生治策虚宣室，屈子骚经吊汨罗。蓄艾不能除酒病，插蒲未必绝诗魔。停杯欲共冤魂语，三尺孤坟夕照多！”感人肺腑、爱师之情溢于言表，足见其情真意切的尊师重道之谊。
  二、风云变幻的科举之路
  光绪四年（1878年），时年24岁学有所成的许南英在“窥园”开设“闻樨学舍”，他一方面认真收徒授课，一方面积极创立“崇正社”，此举开启了清代台南诗社的滥觞觞。五年（1879年）入县学，得拨府学第二名，参加科考、岁考均列第一等。九年（1883年），参加科考，又得一等。十一年（1885年），参加乡试，中解元童其峻榜下第四十一名，阅卷试官在其卷上批有“气韵沉雄，经策条畅，诗亦可取”等字样。其英才学智，为时人所共识。其诗《乙酉乡试，舟至马江口占》：“扁舟一棹马江平，席帽依然太瘦生；卖藕小娃犹认得，笑余三度到榕城。”描绘了当年他赴考时的泰然自若神态和自信从容心情。
  光绪十二年（1886年），唐景崧主持岁考，聘请进士施士洁担任海东书院山长，并从台湾学子中选拔许南英、丘逢甲（台湾著名诗人）、郑鹏云、汪春源等到海东书院学习。当年的海东书院，剪烛窗下处处可见这些俊杰才子埋首苦读、勤奋好学的身影。
  同年，在北京会试场上，作为一位极富民族意识与远略的许南英却因“对策陈述国家危机所在，文章过于伤感，考官不敢录取”而名落孙山。这对他不啻为一大沉重打击。这可从其所作《丙戌偕徐仞千、陈梧冈两同年来京会试，徐捷得工部，陈考得中书，余已入彀，因对策伤时被放。二君强欲留余在京过夏，书此谢之》的诗中，“工部原诗客，中书号舍人，来时同幞被，归路自风尘。台阁花如锦，关河柳不春。……”不难窥见他落榜后的沮丧心情。然而，考场失意的他却并不因此而消沉，对于登科友人的慰留，他坚定从容地表示“不如归去好，傲骨自嶙峋。”大有“卷土重来未可知”的气概。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三年后，35岁的许南英志得意满再次赴京会试，岂料“又因评论政治得失被放”，再一次与仕途失之交臂。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上北京会试的许南英终于如愿以偿，中了进士。暨庚寅恩科会元夏曾佑榜下第十八名，任兵部车驾清史司主事，加员外郎衔。
  然而，由于其“……志向本不在做官，只望成了名，可以在本乡服役（因素的驱使），（加上）他对台湾的风物知道很多。绅民对他也很有信仰（信任）（的缘故），所以在十二月间他便回籍服役”。（见许地山为其父许南英的诗集《窥园留草》所作的序文（《窥园先生诗传》））全心致力于台湾建设。
  三、勇挑建设家乡重任，肩负抗日保台使命
  回籍之后，台南官绅推举许南英管理圣庙乐局事务。盖因此前，他曾率众力倡重修庙宇，而深受当地乡绅赞许，感恩在怀之故。据光绪十六年，安平县绅士许南英等佥禀：窃惟古今祀典，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者，例得专建祠宇（即吕祖宫），俾资崇报。（《台阳见闻录》清唐赞衮撰）此时，安平陈县令也聘请他担任“蓬壶书院”山长一职。
  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于对台湾设省后的新设施包括机器、矿物、实业的兴趣，许南英不但潜心研究，而且据此明确提出机器、矿务或其它实业都应自己学会了自己办，异族绝对靠不住的真知灼见。可见其炽热的爱国爱乡之心。为奉命办理垦土化番事宜，他辞去了“蓬壶书院”山长一职，并组织创办了“浪吟诗社”。甲午年春，鉴于他对台南的一事一物，了然于胸，唐巡抚特聘他充当台湾通志局协修，凡台南府属的沿革风物都由他汇纂。
  甲午战争后，日本割台前，国势危急，许南英毅然从戎，坚决主战，时被任命为“团练局”统领，领辖两营兵马，参与防卫守备。面对严峻的形势，他悲愤赋诗，痛斥满清腐败无能：“牢羊已失成蛮触，市虎纷传幻战和。一局残棋浑未定，甲兵何日洗天河？”其师友施士洁也积极参与抗日保台运动。写下了《同许蕴白兵部募军感迭前韵》等诗篇，明知“难凭内外双重险”也不愿“坐弃东南一大州”。号召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保家卫国。马关条约签订后，各地发生乱事，台南附近有刘乌河叛变，一重溪、菜寮、拔马、锡猿、木冈、南庄、半平桥、八张犁诸社也都很不安静，许南英及时将这些乱事平定，分兵住扎在各社。另据《台湾通史》（连横著）的《独立纪》载：“……其义民则进士许南英之台南团练、吴汤兴之新竹义军、林得谦之十八堡义军，于时土匪颇发，辄招抚之.各乡均办保甲，沿海亦练渔团，助守望。”《东方兵事纪略》（姚锡光著）对此也有专门记载。
  割台既成，台湾人组成台湾民主国抗日，日军由北而南，逐一攻陷抵抗各地。在台南安平港，刘永福布防叫许南英守城。不过，由于许南英手中士兵太少，难以形成有效抵御防线。此后，唐景崧、丘逢甲、刘永福相继逃回大陆，其中兵饷被刘永福带走，在这种情况之下，台南士绅认为不宜死守，劝许南英撤军东渡。9月3日，许南英无奈之下，令夫人吴慎携带儿女先行渡海，自己则将所有的私蓄、现金都散给部下，后在几个得力弁目护送下，逃出城外。日本当局到处张贴画像捉拿许南英。乡人只得将他秘密掩送到安平港，乘竹筏转登轮船内渡厦门。最后转往广东潮汕（汕头）与家人团聚。
  又据《让台记》（吴德功著）载，“闰五月初七日（公历六月二十八日），台南绅民议请刘军门永福为民主，并设议院、粮台。……设筹防局，以兵部郎中许南英、分（？）部郎中陈鸣锵为局长，分五段筹防。东段举人林际春，西段职生李清泉，南段职生吴敦迎，北段职生曾兆琦，中段举人林鸿藻，布置周密。时南路土匪蔓延，使许南英带勇平之。……”正如汪春源所言：“亡何割台祸起，时春源以公车阙诣上书不报，君（许南英）与台帅同仇戮力，賷志不酬，恝然为蹈海之举。”（见《窥园留草·汪序》）从此，他以“遗民”自居。“四万万人黄种里，头衔特别署遗民”（《和易实甫观察原韵》）。
  在汕头，他投靠许氏宗亲子荣、子明兄弟两人。一家人住在汕头鮀浦（在今汕头地级市鮀莲街道）附近的桃都围村许氏祠堂里。本来是准备要到揭阳认祖归宗的，但因祖谱已失，无法核对，只好放弃。不久，在子荣等人资助和介绍下，许南英远渡南洋（泰国、缅甸、新加坡）谋生，从而掀开了他海外生活的一页。
  四、坎坷不平的从政生涯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许南英漫游星洲、曼谷、仰光等地，因无法入俗，囊金荡尽，只好归国，重走宦途之路。于是，他“自贬南交为末吏”。投供吏部，自请开去兵部职务，改降换广东即用知县，加同知衔。至于他为何选择广东，一因是祖籍，二因朋友多。然而，根据清代官员回避制规定，文官不得在其原籍省分任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落籍与潮州毗邻，语言风俗多半相同的闽南漳州。开始了他大陆为官生涯。
  在广东期间，他历任广东徐闻、阳春、阳江、三水等县知县。此前，许南英先是帮广州周知府与番禺裴县令评闲府县试卷。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他又委随潮州镇总兵黄和庭（金福）行营到惠潮嘉一带“清乡”事务。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再被广州陈知府委总校广州府试卷。随后，又委充佛山汾水税关总办。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由税关调省，充乡试阅卷官，等等。以上种种任职，皆因他的兢兢业业，精明能干，而深受上级好评。即便如此，他也只能充当帮手，而无法获取实职，不过，这一段历练，却为他此后的从政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许南英出任广东省徐闻县知县。据载，这是他首次真正当任地方长官。徐闻位于雷州半岛南端，民风醇朴。所以他上任后，轻车简从，全县政事，只用一位刑名师爷助理，其余会计钱粮诸事都是自己经理。每旬放告，轻的是偷鸡剪钮，重的也不过是争田赖债。杀人越货，罕有所闻。真的到了“讼庭春草荫层层，官长真如退院僧”地步（见《徐闻杂咏》之一）。据《雷州府志》记载及许地山《窥园先生诗传》和《读〈芝兰和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母》两篇文章的描述，即他们在徐闻活动的痕迹和生活故址情况，为后人研究许南英及许地山的事迹提供了宝贵的物证。
  许南英不仅是位政简刑清，廉明公正的地方官，而且也是一位重视教育、热心办学的文化名人。为适应新形势，他与时俱进，不仅将贵生书院改为徐闻县小学堂，而且还亲自执掌教鞭。勉励学生奋发向上、慎记“生于忧患，死于晏安”、“人当奋勉，寸晷不懈，如耽逸乐，则放僻邪侈，无所不为。到那时候，身心不但没用，并且遗害后世”、“生无建树死嫌迟”（即为人无论做大小事，当要有些建树，才对得起社会）警言，这对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在徐闻，他为官时间虽然不长（不到一年光阴），却深受全县绅民爱戴。
  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广东乡试，许南英被调入内帘。试毕，复委赴钦州查办重案。回省消差后，省吏以许南英善治盗，命他缓赴三水县上任，转而调署为阳春县知县。时阳春、阳江连年闹匪，为此，他到阳春仅六个月，便对匪盗采取剿抚兼施措施，取得了很好效果。不久，调任为阳江军民同知兼办“清乡”事务。
  在阳江三年，许南英做了大量实事。一是剿抚匪盗；二是响应时势倡新学，遣派留日学生，造就专门人材；三是改濂溪书院为阳江师范传习所以培养各乡小学教员；四是创办地方巡警及习艺所，以维护地方安宁。等等，以上诸多做法、举措，为时人所称道。
  然而，没想到的，阳江既是许南英从政的凌霄阁，也是其仕途的“滑铁卢”。当时阳江为“阳江直隶厅”，设同知、教谕、训导、司狱各一人，同知是当时最高的地方长官，从六品。在阳江，许南英遭遇从政以来少有的大起大落两件事。在剿匪上，许南英的表现可圈可点。时阳江土匪遍地，许南英与阳江游击（地方驻军首领）柯壬贵会剿土匪，成绩显著。他不但亲自带兵深入珠环山（地名），而且剿抚兼施。擒获土匪数百人，杀盗魁廖伦；对罪不至死者，带回处置。由于屡破贼巢，柯壬贵以功授副将，加提督衔；许南英也因此受到花翎四品顶戴的赏赐。《与柯参戎月波会剿石梯、珠环土匪纪事六十韵》所描写的即是此事，颇具史料价值。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之事。在对习艺所越狱事件的处理上。据《阳江大事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二十一日晚，习艺所囚犯120人越狱。司狱宋绍祁被革职，同知许南英撤革留缉。新编《阳江县志》和许南英的儿子许地山撰的《窥园先生自传》对此都有记载。虽然许南英在其后三个月内便捕回过半的逃犯，但仍受到惩戒。于是捐复（捐银恢复受处分降革的原官）翎顶，回省候委。可以说，丙午丁未两年间（1906、1907年）是许南英在宦途上最为失落的时候。自号“春江冷宦”即缘于此。
  据闻，他后来到香港，有人告诉他阳江越狱主犯利亚摩与同伴都在本岛当劳工，劝他请省府移文逮捕归案。先生说：“上天有好生之德，我所以追捕逃犯，是怕他们出去仍为盗贼害民。现在他们既然有了职业，当要给他们自新的机会，何必再去捕杀他们呢？况且我已为他们担了处分，不忍再借他们的脂血来坚固自己的职位。任他们自由吧。”由此可见，其好生之德，为生民着想的高风亮节。
  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五月赴三水县上任。三年之中，力除弊（与“秕”通用）政。向例各房吏目都在各房办公，时间无定，甚至一件小案，也得迁延时日，许南英乃在二堂旁边设县政办公室，每日集诸房吏在室内办公，自己也到室签押。舞弊之事顿减，人民拍手称快。县中巨绅，多有豢养世奴的陋习，许南英严禁贩卖人口，敦促他们解放群奴，因此得罪于多数绅士，而影响到此后的办事，但他无怨无悔。县属巨姓械斗，闹出人命，许南英秉公办理，双方争献贿赂，皆被严辞谢绝，而为当地豪绅所构怨。对此，他胸怀坦荡，毫不介意。而这，也恰恰是他引以为傲，不负国家的地方，即除民害、不爱钱。正如他所说：“一个人出仕，不做廊庙宰，当作州县宰。因为廊庙宰亲近朝廷，一国大政容我筹措；州县宰亲近人民，群众利害容我乘除。这两种才是真能为国效力底宰官。”《和耐公六十初度》便是他勤政为官、廉洁奉公办事的最好自白。
  1911年，许南英刚被清政府任命为广东电白县知县。据《宣统政纪实录》载，“1911年8月20日，谕内阁。张鸣岐（时为两广总督）奏，举劾文武员弁一折。……电白县知县许南英，前在三水县署任内，办事不力，着摘顶留省察看。”不久爆发了武昌起义。一月之间，闽粤响应。满清政府未来得及对许南英进行处理，他便应漳州友人电召，辞职回漳，投身辛亥革命事业，担任临时政府民事局长。
  嗣后，南北共和，临时政府撤消，许南英遂赋闲退居海澄县海沧墟（现今厦门海沧），号其所居“借沧海居”。《借沧海居，冬夜不寐口占》：“起看残月寒无色，卧听回潮怒有声。子丑寅时酣睡足，碧天何事尚迟明？”即写于此时。时与汪春源、施士洁、邱韵香等多有汇聚及信件往来。
  民国二年（1913年）旧友福建民政长张元奇拟委其出任西路观察使，他辞而不就，转任龙溪县知事。这即是他“不做廊庙宰，当做州县宰”的具体表现。从其《癸丑三月任命龙溪县知事视事日偶成》：“飞来凫舄入清漳，遍地荆榛杂梓桑：私斗共夸民气勇，公田太息上农荒。分门别户吾无党，救弊扶衰国有光。此是紫阳遗教地，问心得过始登场。”一诗中，可以体会到当时他那种志踌意满，振救时弊的豪情。
  此外，从《沈琛笙五日有感和其原韵并以慰之《时聘修〈龙溪县志〉》、《下乡止斗偶成》、《纪私斗》等诗中，还可窥视到许南英上任之后，轻车简从，勤于政事，工作不遗余力之一面。由此不难发现，他对民国前途抱有满腔热情的希望。
  其实，这次正式为民国官吏，确确实实重燃他好好从政为官的希望，然而，当时官风民俗恶化，豪绅劣民动辄则藉共和名义，牵制地方行政的状况，特别是禁止私斗和勒拔烟苗事情为当地豪劣所忌一事。再次浇灭了他心中为官热情，彻底粉碎了他固有的信心和希望。原来，在他上任不久，当地豪劣为了公报私仇，无中生有，捏词上控他侵吞公款。后经省府查核不实，准备查办处理时，诸豪劣绅畏罪，请求他网开一面，免予追究的情形，使他更加看破了世俗日下，官风沦丧的时局。自此以后，他决计弃官，不再从政。卸任后，他两袖清风，退居漳州东门街管厝巷（为芗城区新华东路管厝巷门牌11号，现已被拆迁，实在遗憾、可惜）。《移居管厝巷》“寄迹依皋庑，巷深静不哗；前朝吏部宅，今日故侯家。春气藏梅蕊，新雷长笋芽；往来无俗客，自品建溪茶。”即是他闲赋在家，怡然自得，“胜似闲庭信步”的真实写照。
  五、心系宝岛，情牵故土
  内渡大陆后，他一直牵挂着故土家园。尤其是在台的种种充满曲折、辛酸、悲伤的经历成为他心底的疼痛，形成了他诗作中的底色——“思故园”与“忧家国”。他的《奉和实甫观察原韵》和《和哭庵道人易实甫观察台舟感怀原韵》就是此段时间的代表作。其中“结交肝胆同盟血，誓许头颅不惜身。”“丈夫意气千金重，壮士恩仇一剑知。心铁磨馀磨鼻盾，指挥子弟守城镇。”正是他充满立志抗敌的豪情壮语。台南沦陷一周年时，他感慨万千，写下了《丙申九月初三日有感》：“凉秋又是月初三，往事回思只自惭。汉代衣冠遗族恨，顺昌旗帜老生谈。血枯魂化伤春鸟，茧破丝缠未死蚕。今日飘零游绝国，海天东望哭台南。”充分地表达他思乡愁苦、“亡国”悲痛与未能挽救台湾危局的自责自惭交织在一起的矛盾心情，突出地反映了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
  与此同时，他还与丘逢甲（“寄题丘仓海工部澹定村心太平草庐”）、丘菽园（海澄人，客居星洲，为著名诗人）等友人鸿雁往来，常有凄怆无奈与咏台之作，表达其对台湾深深怀念之情。
  在龙溪期间，他与杨鸿盘（杨骚之养父）渔舟唱晚；“辛亥鼎革，春源与君（许南英）先后还山，同入菽庄吟社于鼓浪洞天者又数载。”（见《窥园留草·汪序》）流连唱酬，抒发思念故土之情。不仅如此，许南英还把光复台湾的殷切期望，寄托在自己的几个儿子身上。由于他对清朝的黑暗统治和腐败早就有所认识，所以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他不仅毅然支持两个年长的儿子投身辛亥革命，而且时常赋诗歌颂革命事业。像《庚戌元旦》一诗，“…乍除旧腊鸿钧传，忽报新军蚁斗酣。兵气似随春气发，岭南闻道又江南。”“黄花岗畔足千秋，志士相逢地下游”《和杜鹃旅南杂感》。表达他对革命志士英勇奋斗、慷慨赴难和为国献身精神的敬仰之情。也从中清醒地认识到封建帝制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的命运。“国运初更始，相期待共和”，可见，他由衷地期待着民主共和国的诞生迫切心情。
  “棉兰共话中原事，蒿目时艰议论生。”即使远在他国异乡，对于家国的关切，许南英丝毫不曾或减，“问我新中华，河山仍莽莽”就是一个极好说明。尤其是“扫清胡虏仗雄豪，革命更翻志不挠。斫地悲歌时看剑，向天谈笑自横刀。心中义利分俄顷，天下兴亡属我曹。阅历沧桑余老矣，填胸热血涌如涛。”（《和杜鹃旅南杂感》）可以看出，他虽已年迈，饱尝人间酸辛，但仍忧国忧民，豪情不减当年！
  民国5年（1916年），袁世凯为逞个人野心而死，许南英认为他死有余辜，不过，最令他忧心操虑的是，国家又要再度扰攘不安：“……命须再革民何罪？灰想重然（或为“燃”字之误）火尚留！乱政固应诛少正，连衡未必震诸侯。河山破碎纷无主，恐有强邻为尔谋！”再次突出体现他忧国忧民的思想。许南英自始至终所保持那股近似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忠君爱民精神，报国为家的时代风骨，一直深受后世敬仰与感佩。
  “素心兰是含香种，傲骨梅无媚俗姿”。一生以梅自喻的许南英，风骨傲然，铮铮独立，不改其志。民国1年（1912年）与民国5年（1916年），为强烈的思乡情绪所驱遣，他曾两次回台湾省亲访友。主要寄寓台南吴宅“啸霞楼”（今台湾成功大学宿舍所在地）。在故乡的日子里，他终日与亲朋叙旧，与诗友联吟，特别是面对历历往事，触景生情，不禁写下了大量热爱台湾、感怀时事诗篇。《忆旧（前调仄韵）》：“已无生气，进退真狼狈；半壁东南已去，忍不住，牛山泪。汐社杜鹃拜，河山悲破碎；多谢安平渔父，荡双桨，来相济！”就是其中代表作。
  此间，亲友们劝他，只要让一两个儿子回台入日籍，就可以领回在台湾的全部土地和财产，但许南英以梅花傲雪的品格，威武不屈的精神，贫贱不移的骨气严肃地表示：宁愿舍弃一切，也不向日本侵略者妥协，坚决不做亡国奴，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自题小照（前调）》：“已矣旧邦社屋，不死犹存面目！蒙耻作遗民，有泪何从恸哭！从俗！从俗！以是头颅濯濯。”《别台湾（“如梦令”）》：“望见故乡云树，鹿耳、鲲身如故；城郭（与“廓”通用）已全非，彼族大难相与！归去、归去，哭别先人庐墓！”再次让人们感受到了他那一颗思念故乡家园、始终不离不弃的拳拳游子之心。
  1916年9月，因林尔嘉之荐，他应邀赴苏门答腊棉兰为侨绅张鸿南编辑“事略”。一年内，他扶病急将“张君事略”编就，希望能够带些酬金回国。谁知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海上航船往来无定期。许南英滞留海外，精神愈加沮丧。就在他日日等候通航之际，不幸染上痢疾，于1917年农历11月11日溘然与世长辞，终年63岁。（《窥园留草》自序）
  许南英共有七子二女。其中大儿子许赞书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后出任厦门同盟会会长；三儿子许赞元在黄埔陆军小学毕业，又留学日本，后投身革命。
  1911年，许赞元率领敢死队，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进攻两广总督府。起义失败后，他身负重伤，侥幸脱险，成为“黄花岗烈士”仅有的两位幸存者之一。林青霞主演的电影《碧血黄花》中，曾塑造过辛亥先驱许赞元的形象。四子许赞祥即现代留学日本的著名画家许敦谷。五子许赞堃（又名许地山），则成为现代著名作家，《落花生》一文就是出自其手。抗日战争中出任香港抗敌协会理事，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死而后已。
  许南英的一生，历甲午之役、乙未割台、辛亥鼎革、袁氏称帝诸历史事变，浓缩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种种际遇。他遭遇国土沦丧之痛，切身体会清朝官场的腐朽，也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这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不幸和悲哀，但同时，也体现了他们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时代风骨和知识分子坚强不屈的特质。许南英的诗记录了时代的方方面面，作风格朴实自然。后经其子许地山辑为《窥园留草》。《窥园留草》是“一个台湾名进士家破国危，幽忍凄切的心声，交织着很多地方掌故以及当时文人风雅际会言行的纪录。所以留草的文献价值，比同时代的一些诗文集更高得多”（黄典权）。1962年9月，台北银行曾将《窥园留草》重印出版，列为“台湾文献丛刊”第147种，可见，其在大陆与台湾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