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落花生”之父
  ——龙溪知事许南英
  林盛发
  引子：“滴水之光洞烛人生”。说起许地山，稍微懂得一点文学的人都知道，就是那个“辞浅意深，言近旨远”，描述朴实无华的“落花生”，蕴涵着丰富人生哲理的人。然而，遗憾的是影响他一生的精神导师，却少有人提起。今天，在这里，我们不妨来谈一谈他，许地山之父——抗日爱国诗人许南英。
  核心人物：许南英（1855—1917年）字子蕴，号蕴白、允白、窥园，别署窥园主人、留发头陀、龙马书生、毗舍耶客、春江冷宦等。台湾抗日爱国绅士，诗人。生于台湾府（今台南市）西定坊武馆街，后移居东安坊马公庙后。光绪五年（1879年）秀才，十一年（1885年）举人，十六年（1890年）进士，钦点主事，签分兵部车驾司，后因无意仕进，请假回台。二十年（1894年），唐景崧特聘为“台湾通志局协修”。二十一年（1895年）日军大举侵犯台湾，激于爱国义愤.参与组建抗日义军，任筹防局统领。助刘永福协守台南。台南陷，遭日人通缉，内渡厦门，后转往汕头。二十二年（1896年），漫游星洲、曼谷、仰光等地。二十三年至民国成立（1897-1911年），寄籍龙溪，并在广东附近徐闻、阳春、三水等地任知县。1912年回台南省墓。次年任福建龙溪县知事，旋引退。1916年因林尔嘉之荐，往苏门答腊为棉兰市华侨市长张鸿南作传，编《服官三十五年事略》。1917年11月，在远离故土的南洋岛屿，他举目无亲，倍感思乡，因郁难结，朝夕纵饮，以痢疾于1917年11月病逝当地，终年63岁。著有《窥园留草》，存诗一千零三十九首，词五十九阕。此外，在书法艺术上也甚有成就。他是“台南十大书法家”之一，善画梅与鱼，书法以“行书”见长，颇得王羲之神韵，秀丽飘逸，作品有“录石湖诗钞”，现藏于台中国立美术馆。另所书《许春熙墓志铭》碑，为潮汕金石瑰宝。
  一、读书种不绝矣
  许南英自幼聪颖早慧，5岁初学唐诗，即能成诵。6岁举家迁至南门东安坊马公庙，其父许廷璋辟住宅四围空地，种植花木，名为“窥园”，（即取董子“下帷讲诵，三年不窥园”的意思）并于园中开馆授徒。他则先后师从陈良玉、许凤仪、郑永贞、叶崇品等夫子，学业大进。16岁参加童试，成绩出众，他的伯父亦辉公欢喜地说：“读书种不绝矣！”这句话他特别载录于《窥园先生自定年谱》，可以想象这对他及他的人生理想触动是十分巨大的。显然，传统的书香家风对许南英所产生的潜移默化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包括情志和科名），极大地激励了他幼小的向上进取之心。
  为了纾解“家用日绌”的窘境，19岁的许南英遂随二兄炳耀前往大穆降（又名大目降，也称大目降庄、大目降街，现新化镇）学盐（鹾）务。在这里，他因缘际会遇到了他人生的伯乐——谢宪章先生（漳州府诏安县人）。他见许南英文笔构思俱佳，十分赏识，便极力勉励他继续求学；就这样，一块看似普通、埋藏在杂石堆里的“良玉”——许南英被发现了。在谢宪章先生的精心雕琢之下（从学2年），许南英脱颖而出，为台湾城教学前辈所推许，倍受瞩目。可以这么说，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谢宪章，就没有后来的许南英，难怪他终其一生对谢宪章先生始终念念不忘。即使先生病逝多年，他依然一往情深。《端阳日哭谢宪章先生》：“命不如才奈尔何？几年笔砚共研摩（或为“磨”之误）。贾生治策虚宣室，屈子骚经吊汨罗。蓄艾不能除酒病，插蒲未必绝诗魔。停杯欲共冤魂语，三尺孤坟夕照多！”感人肺腑、爱师之情溢于言表，足见其情真意切的尊师重道之谊。
  二、风云变幻的科举之路
  光绪四年（1878年），时年24岁学有所成的许南英在“窥园”开设“闻樨学舍”，他一方面认真收徒授课，一方面积极创立“崇正社”，此举开启了清代台南诗社的滥觞觞。五年（1879年）入县学，得拨府学第二名，参加科考、岁考均列第一等。九年（1883年），参加科考，又得一等。十一年（1885年），参加乡试，中解元童其峻榜下第四十一名，阅卷试官在其卷上批有“气韵沉雄，经策条畅，诗亦可取”等字样。其英才学智，为时人所共识。其诗《乙酉乡试，舟至马江口占》：“扁舟一棹马江平，席帽依然太瘦生；卖藕小娃犹认得，笑余三度到榕城。”描绘了当年他赴考时的泰然自若神态和自信从容心情。
  光绪十二年（1886年），唐景崧主持岁考，聘请进士施士洁担任海东书院山长，并从台湾学子中选拔许南英、丘逢甲（台湾著名诗人）、郑鹏云、汪春源等到海东书院学习。当年的海东书院，剪烛窗下处处可见这些俊杰才子埋首苦读、勤奋好学的身影。
  同年，在北京会试场上，作为一位极富民族意识与远略的许南英却因“对策陈述国家危机所在，文章过于伤感，考官不敢录取”而名落孙山。这对他不啻为一大沉重打击。这可从其所作《丙戌偕徐仞千、陈梧冈两同年来京会试，徐捷得工部，陈考得中书，余已入彀，因对策伤时被放。二君强欲留余在京过夏，书此谢之》的诗中，“工部原诗客，中书号舍人，来时同幞被，归路自风尘。台阁花如锦，关河柳不春。……”不难窥见他落榜后的沮丧心情。然而，考场失意的他却并不因此而消沉，对于登科友人的慰留，他坚定从容地表示“不如归去好，傲骨自嶙峋。”大有“卷土重来未可知”的气概。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三年后，35岁的许南英志得意满再次赴京会试，岂料“又因评论政治得失被放”，再一次与仕途失之交臂。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上北京会试的许南英终于如愿以偿，中了进士。暨庚寅恩科会元夏曾佑榜下第十八名，任兵部车驾清史司主事，加员外郎衔。
  然而，由于其“……志向本不在做官，只望成了名，可以在本乡服役（因素的驱使），（加上）他对台湾的风物知道很多。绅民对他也很有信仰（信任）（的缘故），所以在十二月间他便回籍服役”。（见许地山为其父许南英的诗集《窥园留草》所作的序文（《窥园先生诗传》））全心致力于台湾建设。
  三、勇挑建设家乡重任，肩负抗日保台使命
  回籍之后，台南官绅推举许南英管理圣庙乐局事务。盖因此前，他曾率众力倡重修庙宇，而深受当地乡绅赞许，感恩在怀之故。据光绪十六年，安平县绅士许南英等佥禀：窃惟古今祀典，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者，例得专建祠宇（即吕祖宫），俾资崇报。（《台阳见闻录》清唐赞衮撰）此时，安平陈县令也聘请他担任“蓬壶书院”山长一职。
  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于对台湾设省后的新设施包括机器、矿物、实业的兴趣，许南英不但潜心研究，而且据此明确提出机器、矿务或其它实业都应自己学会了自己办，异族绝对靠不住的真知灼见。可见其炽热的爱国爱乡之心。为奉命办理垦土化番事宜，他辞去了“蓬壶书院”山长一职，并组织创办了“浪吟诗社”。甲午年春，鉴于他对台南的一事一物，了然于胸，唐巡抚特聘他充当台湾通志局协修，凡台南府属的沿革风物都由他汇纂。
  甲午战争后，日本割台前，国势危急，许南英毅然从戎，坚决主战，时被任命为“团练局”统领，领辖两营兵马，参与防卫守备。面对严峻的形势，他悲愤赋诗，痛斥满清腐败无能：“牢羊已失成蛮触，市虎纷传幻战和。一局残棋浑未定，甲兵何日洗天河？”其师友施士洁也积极参与抗日保台运动。写下了《同许蕴白兵部募军感迭前韵》等诗篇，明知“难凭内外双重险”也不愿“坐弃东南一大州”。号召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保家卫国。马关条约签订后，各地发生乱事，台南附近有刘乌河叛变，一重溪、菜寮、拔马、锡猿、木冈、南庄、半平桥、八张犁诸社也都很不安静，许南英及时将这些乱事平定，分兵住扎在各社。另据《台湾通史》（连横著）的《独立纪》载：“……其义民则进士许南英之台南团练、吴汤兴之新竹义军、林得谦之十八堡义军，于时土匪颇发，辄招抚之.各乡均办保甲，沿海亦练渔团，助守望。”《东方兵事纪略》（姚锡光著）对此也有专门记载。
  割台既成，台湾人组成台湾民主国抗日，日军由北而南，逐一攻陷抵抗各地。在台南安平港，刘永福布防叫许南英守城。不过，由于许南英手中士兵太少，难以形成有效抵御防线。此后，唐景崧、丘逢甲、刘永福相继逃回大陆，其中兵饷被刘永福带走，在这种情况之下，台南士绅认为不宜死守，劝许南英撤军东渡。9月3日，许南英无奈之下，令夫人吴慎携带儿女先行渡海，自己则将所有的私蓄、现金都散给部下，后在几个得力弁目护送下，逃出城外。日本当局到处张贴画像捉拿许南英。乡人只得将他秘密掩送到安平港，乘竹筏转登轮船内渡厦门。最后转往广东潮汕（汕头）与家人团聚。
  又据《让台记》（吴德功著）载，“闰五月初七日（公历六月二十八日），台南绅民议请刘军门永福为民主，并设议院、粮台。……设筹防局，以兵部郎中许南英、分（？）部郎中陈鸣锵为局长，分五段筹防。东段举人林际春，西段职生李清泉，南段职生吴敦迎，北段职生曾兆琦，中段举人林鸿藻，布置周密。时南路土匪蔓延，使许南英带勇平之。……”正如汪春源所言：“亡何割台祸起，时春源以公车阙诣上书不报，君（许南英）与台帅同仇戮力，賷志不酬，恝然为蹈海之举。”（见《窥园留草·汪序》）从此，他以“遗民”自居。“四万万人黄种里，头衔特别署遗民”（《和易实甫观察原韵》）。
  在汕头，他投靠许氏宗亲子荣、子明兄弟两人。一家人住在汕头鮀浦（在今汕头地级市鮀莲街道）附近的桃都围村许氏祠堂里。本来是准备要到揭阳认祖归宗的，但因祖谱已失，无法核对，只好放弃。不久，在子荣等人资助和介绍下，许南英远渡南洋（泰国、缅甸、新加坡）谋生，从而掀开了他海外生活的一页。
  四、坎坷不平的从政生涯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许南英漫游星洲、曼谷、仰光等地，因无法入俗，囊金荡尽，只好归国，重走宦途之路。于是，他“自贬南交为末吏”。投供吏部，自请开去兵部职务，改降换广东即用知县，加同知衔。至于他为何选择广东，一因是祖籍，二因朋友多。然而，根据清代官员回避制规定，文官不得在其原籍省分任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落籍与潮州毗邻，语言风俗多半相同的闽南漳州。开始了他大陆为官生涯。
  在广东期间，他历任广东徐闻、阳春、阳江、三水等县知县。此前，许南英先是帮广州周知府与番禺裴县令评闲府县试卷。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他又委随潮州镇总兵黄和庭（金福）行营到惠潮嘉一带“清乡”事务。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再被广州陈知府委总校广州府试卷。随后，又委充佛山汾水税关总办。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由税关调省，充乡试阅卷官，等等。以上种种任职，皆因他的兢兢业业，精明能干，而深受上级好评。即便如此，他也只能充当帮手，而无法获取实职，不过，这一段历练，却为他此后的从政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许南英出任广东省徐闻县知县。据载，这是他首次真正当任地方长官。徐闻位于雷州半岛南端，民风醇朴。所以他上任后，轻车简从，全县政事，只用一位刑名师爷助理，其余会计钱粮诸事都是自己经理。每旬放告，轻的是偷鸡剪钮，重的也不过是争田赖债。杀人越货，罕有所闻。真的到了“讼庭春草荫层层，官长真如退院僧”地步（见《徐闻杂咏》之一）。据《雷州府志》记载及许地山《窥园先生诗传》和《读〈芝兰和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母》两篇文章的描述，即他们在徐闻活动的痕迹和生活故址情况，为后人研究许南英及许地山的事迹提供了宝贵的物证。
  许南英不仅是位政简刑清，廉明公正的地方官，而且也是一位重视教育、热心办学的文化名人。为适应新形势，他与时俱进，不仅将贵生书院改为徐闻县小学堂，而且还亲自执掌教鞭。勉励学生奋发向上、慎记“生于忧患，死于晏安”、“人当奋勉，寸晷不懈，如耽逸乐，则放僻邪侈，无所不为。到那时候，身心不但没用，并且遗害后世”、“生无建树死嫌迟”（即为人无论做大小事，当要有些建树，才对得起社会）警言，这对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在徐闻，他为官时间虽然不长（不到一年光阴），却深受全县绅民爱戴。
  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广东乡试，许南英被调入内帘。试毕，复委赴钦州查办重案。回省消差后，省吏以许南英善治盗，命他缓赴三水县上任，转而调署为阳春县知县。时阳春、阳江连年闹匪，为此，他到阳春仅六个月，便对匪盗采取剿抚兼施措施，取得了很好效果。不久，调任为阳江军民同知兼办“清乡”事务。
  在阳江三年，许南英做了大量实事。一是剿抚匪盗；二是响应时势倡新学，遣派留日学生，造就专门人材；三是改濂溪书院为阳江师范传习所以培养各乡小学教员；四是创办地方巡警及习艺所，以维护地方安宁。等等，以上诸多做法、举措，为时人所称道。
  然而，没想到的，阳江既是许南英从政的凌霄阁，也是其仕途的“滑铁卢”。当时阳江为“阳江直隶厅”，设同知、教谕、训导、司狱各一人，同知是当时最高的地方长官，从六品。在阳江，许南英遭遇从政以来少有的大起大落两件事。在剿匪上，许南英的表现可圈可点。时阳江土匪遍地，许南英与阳江游击（地方驻军首领）柯壬贵会剿土匪，成绩显著。他不但亲自带兵深入珠环山（地名），而且剿抚兼施。擒获土匪数百人，杀盗魁廖伦；对罪不至死者，带回处置。由于屡破贼巢，柯壬贵以功授副将，加提督衔；许南英也因此受到花翎四品顶戴的赏赐。《与柯参戎月波会剿石梯、珠环土匪纪事六十韵》所描写的即是此事，颇具史料价值。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之事。在对习艺所越狱事件的处理上。据《阳江大事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二十一日晚，习艺所囚犯120人越狱。司狱宋绍祁被革职，同知许南英撤革留缉。新编《阳江县志》和许南英的儿子许地山撰的《窥园先生自传》对此都有记载。虽然许南英在其后三个月内便捕回过半的逃犯，但仍受到惩戒。于是捐复（捐银恢复受处分降革的原官）翎顶，回省候委。可以说，丙午丁未两年间（1906、1907年）是许南英在宦途上最为失落的时候。自号“春江冷宦”即缘于此。
  据闻，他后来到香港，有人告诉他阳江越狱主犯利亚摩与同伴都在本岛当劳工，劝他请省府移文逮捕归案。先生说：“上天有好生之德，我所以追捕逃犯，是怕他们出去仍为盗贼害民。现在他们既然有了职业，当要给他们自新的机会，何必再去捕杀他们呢？况且我已为他们担了处分，不忍再借他们的脂血来坚固自己的职位。任他们自由吧。”由此可见，其好生之德，为生民着想的高风亮节。
  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五月赴三水县上任。三年之中，力除弊（与“秕”通用）政。向例各房吏目都在各房办公，时间无定，甚至一件小案，也得迁延时日，许南英乃在二堂旁边设县政办公室，每日集诸房吏在室内办公，自己也到室签押。舞弊之事顿减，人民拍手称快。县中巨绅，多有豢养世奴的陋习，许南英严禁贩卖人口，敦促他们解放群奴，因此得罪于多数绅士，而影响到此后的办事，但他无怨无悔。县属巨姓械斗，闹出人命，许南英秉公办理，双方争献贿赂，皆被严辞谢绝，而为当地豪绅所构怨。对此，他胸怀坦荡，毫不介意。而这，也恰恰是他引以为傲，不负国家的地方，即除民害、不爱钱。正如他所说：“一个人出仕，不做廊庙宰，当作州县宰。因为廊庙宰亲近朝廷，一国大政容我筹措；州县宰亲近人民，群众利害容我乘除。这两种才是真能为国效力底宰官。”《和耐公六十初度》便是他勤政为官、廉洁奉公办事的最好自白。
  1911年，许南英刚被清政府任命为广东电白县知县。据《宣统政纪实录》载，“1911年8月20日，谕内阁。张鸣岐（时为两广总督）奏，举劾文武员弁一折。……电白县知县许南英，前在三水县署任内，办事不力，着摘顶留省察看。”不久爆发了武昌起义。一月之间，闽粤响应。满清政府未来得及对许南英进行处理，他便应漳州友人电召，辞职回漳，投身辛亥革命事业，担任临时政府民事局长。
  嗣后，南北共和，临时政府撤消，许南英遂赋闲退居海澄县海沧墟（现今厦门海沧），号其所居“借沧海居”。《借沧海居，冬夜不寐口占》：“起看残月寒无色，卧听回潮怒有声。子丑寅时酣睡足，碧天何事尚迟明？”即写于此时。时与汪春源、施士洁、邱韵香等多有汇聚及信件往来。
  民国二年（1913年）旧友福建民政长张元奇拟委其出任西路观察使，他辞而不就，转任龙溪县知事。这即是他“不做廊庙宰，当做州县宰”的具体表现。从其《癸丑三月任命龙溪县知事视事日偶成》：“飞来凫舄入清漳，遍地荆榛杂梓桑：私斗共夸民气勇，公田太息上农荒。分门别户吾无党，救弊扶衰国有光。此是紫阳遗教地，问心得过始登场。”一诗中，可以体会到当时他那种志踌意满，振救时弊的豪情。
  此外，从《沈琛笙五日有感和其原韵并以慰之《时聘修〈龙溪县志〉》、《下乡止斗偶成》、《纪私斗》等诗中，还可窥视到许南英上任之后，轻车简从，勤于政事，工作不遗余力之一面。由此不难发现，他对民国前途抱有满腔热情的希望。
  其实，这次正式为民国官吏，确确实实重燃他好好从政为官的希望，然而，当时官风民俗恶化，豪绅劣民动辄则藉共和名义，牵制地方行政的状况，特别是禁止私斗和勒拔烟苗事情为当地豪劣所忌一事。再次浇灭了他心中为官热情，彻底粉碎了他固有的信心和希望。原来，在他上任不久，当地豪劣为了公报私仇，无中生有，捏词上控他侵吞公款。后经省府查核不实，准备查办处理时，诸豪劣绅畏罪，请求他网开一面，免予追究的情形，使他更加看破了世俗日下，官风沦丧的时局。自此以后，他决计弃官，不再从政。卸任后，他两袖清风，退居漳州东门街管厝巷（为芗城区新华东路管厝巷门牌11号，现已被拆迁，实在遗憾、可惜）。《移居管厝巷》“寄迹依皋庑，巷深静不哗；前朝吏部宅，今日故侯家。春气藏梅蕊，新雷长笋芽；往来无俗客，自品建溪茶。”即是他闲赋在家，怡然自得，“胜似闲庭信步”的真实写照。
  五、心系宝岛，情牵故土
  内渡大陆后，他一直牵挂着故土家园。尤其是在台的种种充满曲折、辛酸、悲伤的经历成为他心底的疼痛，形成了他诗作中的底色——“思故园”与“忧家国”。他的《奉和实甫观察原韵》和《和哭庵道人易实甫观察台舟感怀原韵》就是此段时间的代表作。其中“结交肝胆同盟血，誓许头颅不惜身。”“丈夫意气千金重，壮士恩仇一剑知。心铁磨馀磨鼻盾，指挥子弟守城镇。”正是他充满立志抗敌的豪情壮语。台南沦陷一周年时，他感慨万千，写下了《丙申九月初三日有感》：“凉秋又是月初三，往事回思只自惭。汉代衣冠遗族恨，顺昌旗帜老生谈。血枯魂化伤春鸟，茧破丝缠未死蚕。今日飘零游绝国，海天东望哭台南。”充分地表达他思乡愁苦、“亡国”悲痛与未能挽救台湾危局的自责自惭交织在一起的矛盾心情，突出地反映了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
  与此同时，他还与丘逢甲（“寄题丘仓海工部澹定村心太平草庐”）、丘菽园（海澄人，客居星洲，为著名诗人）等友人鸿雁往来，常有凄怆无奈与咏台之作，表达其对台湾深深怀念之情。
  在龙溪期间，他与杨鸿盘（杨骚之养父）渔舟唱晚；“辛亥鼎革，春源与君（许南英）先后还山，同入菽庄吟社于鼓浪洞天者又数载。”（见《窥园留草·汪序》）流连唱酬，抒发思念故土之情。不仅如此，许南英还把光复台湾的殷切期望，寄托在自己的几个儿子身上。由于他对清朝的黑暗统治和腐败早就有所认识，所以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他不仅毅然支持两个年长的儿子投身辛亥革命，而且时常赋诗歌颂革命事业。像《庚戌元旦》一诗，“…乍除旧腊鸿钧传，忽报新军蚁斗酣。兵气似随春气发，岭南闻道又江南。”“黄花岗畔足千秋，志士相逢地下游”《和杜鹃旅南杂感》。表达他对革命志士英勇奋斗、慷慨赴难和为国献身精神的敬仰之情。也从中清醒地认识到封建帝制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的命运。“国运初更始，相期待共和”，可见，他由衷地期待着民主共和国的诞生迫切心情。
  “棉兰共话中原事，蒿目时艰议论生。”即使远在他国异乡，对于家国的关切，许南英丝毫不曾或减，“问我新中华，河山仍莽莽”就是一个极好说明。尤其是“扫清胡虏仗雄豪，革命更翻志不挠。斫地悲歌时看剑，向天谈笑自横刀。心中义利分俄顷，天下兴亡属我曹。阅历沧桑余老矣，填胸热血涌如涛。”（《和杜鹃旅南杂感》）可以看出，他虽已年迈，饱尝人间酸辛，但仍忧国忧民，豪情不减当年！
  民国5年（1916年），袁世凯为逞个人野心而死，许南英认为他死有余辜，不过，最令他忧心操虑的是，国家又要再度扰攘不安：“……命须再革民何罪？灰想重然（或为“燃”字之误）火尚留！乱政固应诛少正，连衡未必震诸侯。河山破碎纷无主，恐有强邻为尔谋！”再次突出体现他忧国忧民的思想。许南英自始至终所保持那股近似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忠君爱民精神，报国为家的时代风骨，一直深受后世敬仰与感佩。
  “素心兰是含香种，傲骨梅无媚俗姿”。一生以梅自喻的许南英，风骨傲然，铮铮独立，不改其志。民国1年（1912年）与民国5年（1916年），为强烈的思乡情绪所驱遣，他曾两次回台湾省亲访友。主要寄寓台南吴宅“啸霞楼”（今台湾成功大学宿舍所在地）。在故乡的日子里，他终日与亲朋叙旧，与诗友联吟，特别是面对历历往事，触景生情，不禁写下了大量热爱台湾、感怀时事诗篇。《忆旧（前调仄韵）》：“已无生气，进退真狼狈；半壁东南已去，忍不住，牛山泪。汐社杜鹃拜，河山悲破碎；多谢安平渔父，荡双桨，来相济！”就是其中代表作。
  此间，亲友们劝他，只要让一两个儿子回台入日籍，就可以领回在台湾的全部土地和财产，但许南英以梅花傲雪的品格，威武不屈的精神，贫贱不移的骨气严肃地表示：宁愿舍弃一切，也不向日本侵略者妥协，坚决不做亡国奴，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自题小照（前调）》：“已矣旧邦社屋，不死犹存面目！蒙耻作遗民，有泪何从恸哭！从俗！从俗！以是头颅濯濯。”《别台湾（“如梦令”）》：“望见故乡云树，鹿耳、鲲身如故；城郭（与“廓”通用）已全非，彼族大难相与！归去、归去，哭别先人庐墓！”再次让人们感受到了他那一颗思念故乡家园、始终不离不弃的拳拳游子之心。
  1916年9月，因林尔嘉之荐，他应邀赴苏门答腊棉兰为侨绅张鸿南编辑“事略”。一年内，他扶病急将“张君事略”编就，希望能够带些酬金回国。谁知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海上航船往来无定期。许南英滞留海外，精神愈加沮丧。就在他日日等候通航之际，不幸染上痢疾，于1917年农历11月11日溘然与世长辞，终年63岁。（《窥园留草》自序）
  许南英共有七子二女。其中大儿子许赞书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后出任厦门同盟会会长；三儿子许赞元在黄埔陆军小学毕业，又留学日本，后投身革命。
  1911年，许赞元率领敢死队，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进攻两广总督府。起义失败后，他身负重伤，侥幸脱险，成为“黄花岗烈士”仅有的两位幸存者之一。林青霞主演的电影《碧血黄花》中，曾塑造过辛亥先驱许赞元的形象。四子许赞祥即现代留学日本的著名画家许敦谷。五子许赞堃（又名许地山），则成为现代著名作家，《落花生》一文就是出自其手。抗日战争中出任香港抗敌协会理事，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死而后已。
  许南英的一生，历甲午之役、乙未割台、辛亥鼎革、袁氏称帝诸历史事变，浓缩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种种际遇。他遭遇国土沦丧之痛，切身体会清朝官场的腐朽，也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这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不幸和悲哀，但同时，也体现了他们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时代风骨和知识分子坚强不屈的特质。许南英的诗记录了时代的方方面面，作风格朴实自然。后经其子许地山辑为《窥园留草》。《窥园留草》是“一个台湾名进士家破国危，幽忍凄切的心声，交织着很多地方掌故以及当时文人风雅际会言行的纪录。所以留草的文献价值，比同时代的一些诗文集更高得多”（黄典权）。1962年9月，台北银行曾将《窥园留草》重印出版，列为“台湾文献丛刊”第147种，可见，其在大陆与台湾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记印尼归侨曾友梅先生
  叶炳辉 曾思敏
  漳州东门街（今新华东路）曾居住一位印尼归侨曾友梅，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为家乡建设及沟通海内外关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芗城具有影响的实业家。
  生不逢时 少年成才
  1886年，曾友梅出生在现福建省龙海市颜厝乡下洋村的一个普通农家，那时的中国正是鸦片战争（1840年）爆发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清朝末期，清政府腐败无能，摇摇欲坠，社会凋零，全国一盘散沙，任凭列强洋鬼子宰割。曾友梅先生生不逢时，身居乱世，从小就懂得刻苦奋斗，而且聪明伶俐，立志将来长大成人要为家乡为国家出力，兴家兴国。
  他在幼年时，跟随在漳州城里当女工的母亲，经人介绍拜施念庭为师。因品学皆优，令人喜爱，获得免费就读私塾优待，成了恩师的得意门生。几年后他学有成效，1902年16岁尚未成年便毅然告别恩师回到城外的下洋村开办农民学堂，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乡下的农民子弟。帮助他们知书达理，为将来成为有用人才打基础。
  孤身“过番”廿载打拼
  清末皇朝的腐败衰落，风雨飘摇，国不泰，民不安、社会混乱、盗匪猖獗、经济崩溃，加上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农村遭殃破产。曾友梅经营的农民学堂不到三年也只好停办关门。
  “官逼民反”，清朝的昏庸激起了多少中华热血儿女奋起参加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运动，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风起云涌的民主革命运动波及到海外的华人世界。那时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百姓，为了生计大量飘洋过海下“南洋”（闽南人称“过番），到东南亚诸岛国谋生打拼，他们在异域他乡相互关照，因为都是从“唐山”（即祖国家乡）过来的同胞，所以很团结。在当地成了华人族群变成华侨。他们事业有成后，怀念家乡，回“唐山”老家做善事，成了侨界的时尚和共同举动。
  1905年，19岁的曾友梅在老家的农民学堂关闭后。在私塾同学黄金水的担保下，只身到印尼巨港闯荡谋生。从勤杂工做起，去华人开办的商铺当店员、记帐员。经过6年艰苦打拼，省吃俭用，积攒本钱，后来自己也开店做生意。这时25岁的曾友梅开始站稳脚跟，而国内政局也发生重大变化，清朝宣告灭亡。虽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成功并成立民国，却陷入军阀混战的乱世。曾友梅在印尼和众多华人继续凭着自己的才智继续努力，使创办的百货商店兴旺发展。他联合厦门华侨刘樵山（当时是印尼华人商会会长），漳州天宝镇华侨韩清池合股创办“南生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并在南洋群岛设立多处分店，经过17年的努力，他经营的生意十分红火发达。多少困难、曲折，甚至惨遭火灾劫难，都由于经营有方，使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业成还乡 报效桑梓
  在印尼打拼、做生意谋生23年后，终于事业有成。1928年他已经42岁，正当年富力强之际，他心系家乡，毅然将自己苦心经营的南生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公司其他股东，携带数万元（银元）资金回到久别的漳州故里，与其他爱国侨胞一样，落叶归根，回“唐山”老家光宗耀祖，行善做好事，成了受乡亲尊敬爱戴的“番客”。
  侨居海外的千千万万华人，他们在异域他乡站稳脚跟，并溶入了当地社会，有了安定舒适的生活后，绝大部分便在那里安家落户，繁衍后代，并不都想返回“唐山”故乡。所以曾友梅先生事业有成之后，毅然决定回老家做事的举动的确难能可贵。
  曾友梅先生回国后不是首先给自己建造洋楼美宅，而是立即投入组建各种实业，在漳州地方人士蔡竹禅、郑延寿和老师施念庭的帮助下，与友人合股创办“四海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为解决侨汇困难，与蔡竹禅、许松山、黄金水等好友集资创办“华侨钱庄”（相当银行）；为发展交通运输投资入股“龙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漳龙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为发展建设事业，入股“霞薰建筑公司”并掌管其财务，与好友合资在霞薰里购置一批房地产，其中部分是省立八中的原校舍，创办“游艺场”（公爷街）供群众游乐用地。这所娱乐场当时有各种杂耍（杂技）设摊表演，最受群众欢迎有章宝春班的女人走钢丝，陈九龙的舞大刀，100的独轮车等。他们表演后，销售药品，此外各种游乐摊位售“风雷”、“地雷”、“假面具”、“大刀枪”等玩具，热闹非凡。开办南侨霞薰饭店，有30多间客房及供应各种地方风味小吃的餐厅以及温泉澡堂等等，丰富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他还扩大经营范围与黄德奇合作经营棉布生意，入股“太义丰碾米厂”。曾友梅先生思路宽广、经营有道、门路也多，有主意、有魄力，敢于开创、敢于实践，的确是一位有能力有作为受人称赞的归国侨胞。
  热爱家乡 终极一生
  曾友梅出身贫寒，从小受人关怀资助，内心充满感恩之情，立志成人之后一定要报答父老乡亲们的扶助之恩回报社会。所以养成了乐于助人，体恤穷苦百姓。遇到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他都慷慨解囊给予资助，而且不求回报，不向人讨债，由借债人自己主动送还；他在印尼，常热心帮助从国内“过番”来的同胞，如许松山（原香港大丰行董事长、曾桶泉、曾粪扫、曾溪金、曾成、蔡宝鼎等，先为他们担保，后帮助他们就业站稳脚跟。他每次从国外还乡探亲，都要带回大量好药，如熊胆、羚羊角、白树油、金鸡纳霜等，让自己的夫人郑嘉为家乡亲朋好友、左邻右舍行善治病；1938年后，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占领大片中国领土，还入侵东南亚诸岛国。因此，他与南洋、潮汕、香港等地的生意都无法进行，不少入股的企业收盘停业，损失惨重。已经过五十岁的他对日本鬼子的野蛮侵略无比憎恨，他怀念与关怀远在印尼的侨胞好友们的下落，对他们生活拮据的眷属给予照顾和资助。日寇侵占厦门后，经常空袭轰炸漳州等后方城乡，为此，他出资帮助一些亲友及有困难的侨眷，并亲自安排公司的汽车帮他们内迁到华安县的山乡避难，数年之后又帮助他们迁回漳州。他为了感谢恩师培养之情，从南洋返乡后，便先择与恩师施念庭先生住在一起或在邻近处购房安家，以便照顾老师一家，他还替老师到“笃诚赐记人参行”记帐，把领到的薪水如数交给老师。厦门沦陷后，他投资的漳龙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迁到龙岩，在极端困难下，由董事长蔡竹禅先生、股东汤辉邦、蔡铭江、蒋天德、曾思汉（曾友梅长子）等人，发动并与全体员工一起克服种种困难，度过难关，使公司不但能生存下来而且发展壮大了。漳州解放后由国营运输公司赎买接收漳龙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曾友梅先生的一生是在旧中国的乱世中度过的，他从小经历列强对中国的欺凌，腐败清朝的灭亡，民国的诞生，军阀的混乱，日本的侵略，“过番”艰难打拼，回国创办事业，热心教育。1930年，由被誉为“岁寒三友”的曾友梅、蔡竹禅、许松山等人创办的华侨钱庄和地方缙绅出资支持漳州省立第八中学在芝山下兴建“干之楼”“裕康楼”两栋教学楼（即今漳州一中的新华楼与五爱楼）。他操劳一生，终于积劳成疾，于1944年得了肺结核病不治而终，年仅58岁。
  善良的好人，爱国的归侨曾友梅先生走了，但他高尚的人品，体恤穷人的心肠，爱乡爱国的情怀，知恩必报的良知，创业的毅力，敬业的精神令后人怀念及传颂！
  读者来信
  芗城文史办：
  漳州芗城文史资料（合订本）第四卷上册第2393页《闽粤许氏宗亲简介》杨惠民写一文有重大错误，敬请更正。
  该文称：“许氏传至许均正，生四子即淮技、淮坡、淮崖、淮敏。淮技迁居鸿渐开基，淮坡迁居霞苑社（今下南坂）开基，淮崖迁居驿路田仔墘（今上街社）开基，淮敏迁居安南。”
  更正如下：龙溪徐翔许氏世系载：“许泽长子许崑字璞玉迁居马坪居仁里田源（今龙海程溪人家）为马坪开基祖，生三子长淮支字菊庄，次淮坡字梅庄，三淮崖字蘭庄。淮支长子许敏之长子许大年开基上街村。淮崖（兰庄）次子许大材之第五子许保教之过继子许均正字荣桂开基鸿渐村，为开基祖。许均正是许大材第二子许保雍之子过继给许保教为子。”
  许淮崖（兰庄）是许均正之曾祖父。
  许荣义
  2011.10.12
  漳籍旅台教育家、语言学家柯逊添先生
  郭锦标
  2010年6月23日下午7:50，88岁的漳籍旅台教育家、语言学家柯逊添先生心脏停止了跳动。柯先生曾是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以中国台盟主席张克辉为编辑主任委员、政协福建省主席梁绮萍为副主任委员、陈正统为主编的《闽南话漳腔词典》顾问。他将当顾问应得酬报悉献为词典费用。柯先生毕生从教，推行“国语”（大陆于1955年改称普通话），多行善事，奖掖后进，爱国爱乡，值得称赞。
  柯逊添先生1922年农历五月十九日出生于漳州岳口街，以后迁居浦头街。小学毕业于岱东小学（今岳口小学前身）。初中就学于龙溪中学（今漳州一中）。抗战开始不久，厦门沦陷，经济拮据，由当中学体育教师的姐夫郑法老师培养升学安溪师范学校。
  毕生从教 推行国语
  安溪师范学校毕业后，柯先生担任漳州下沙国民小学校长。那时，学校校长和教师才三人。两年后，因不会逢迎来视察的教育督学，备受为难，于是下决心要投考当个好督学。半年后，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在漳州招考督学，他如所愿，任龙溪县督学，又调任华安县督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厦门市督学，最后在台湾省台北市督学任内退休。他不太关心政治，不谙官场，夫人说同学当大官了，你一生当督学。他所用心的是服务教育、推行国语。
  1945年台湾光复后，他在厦门当督学。当时政府奉命招聘会说闽南话的中小学教师250位到台湾任教，推行国语。日本统治台湾50年，台湾光复前即日据后期，推行皇民化运动，禁止中国人在公开场合说国语、闽南话、用汉字。光复后，推行国语成为教育大事。1946年2月柯逊添奉命带领会说闽南话的中小学教师到台湾，便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社教科担任补习教育股股长，承办推行国语教育行政工作，兼任教育处附设语文补习学校教务主任。
  补习学校招生对象以公教人员为主，每期三个月，夜间上课，课程是注音符号和国语会话为主，他还担任讲师。不久，他调任台北市国语推行委员会总干事、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学等，负责国语教育，推行及辅导小学国语教育工作。由于工作认真，成绩突出，1978年“教育部”颁赠匾额一面：柯逊添先生致力语文教育特予表彰。匾的正中横写“雅言敦敦”。
  台湾光复后，台湾省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各县市也都设置国语推行委员会，后改为推行委员会。广播电台开设国语教学节日。全省学习国语蔚然成风，这是热爱祖国的表现。
  柯逊添先生大力推广国语的同时，还学习并推广国语速记。上世纪50年代他参加“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附设国语速记班第一期学习。第二期起就被聘为主任讲师兼理班务工作。速记班免费传习国语速记，对象为社会人士，共办八期。1956年台湾省行政干部训练团，为提升各县市议会记录人员水平，培植议会速记人才，特调训各县市记录人员，开办国语速记人员训练班，这是全省唯一由政府机关正式培训国语速记人才。柯先生又受聘任讲师。柯先生除了培养国语速记人才，也常为一些会议速记。1953年鉴于台北市孔庙竟无明伦堂，于是台北市长及名人辜振甫等成立筹建委员会。辜振甫任总务主任，柯先生任副主任，每次会议都由柯先生速记记录，而且当场宣读会议记录。因为他会国语速记，记录十分详尽常被夸奖。明伦堂兴建落成后竖立一个纪念碑，刻上筹建委员们和捐款人士名字。柯先生名字和辜振甫先生名字并列碑上。
  1988年、1990年受侨务委员会聘请，柯逊添先生担任赴菲律宾讲学教授团团长，二度前往马尼拉华侨商会总会主办暑期华侨学校教师讲习会讲授注音符号华语课本讲授法。1990年又承侨务委员会委托，主编菲律宾版新编小学华语课本。历经5年完稿，于1995年编印成书，由侨务委员会提供给菲律宾小学使用。课本配合当地国情、结合介绍中华文化课本配套编有“教师手册”，即教师教学参考资料；还有“学生作业簿”，供学生习作之用。发行共四版，都能达到预定目标，学生反映良好，侨校人士，乐于采用。
  柯逊添先生还关心幼儿国语教育，他按拼音符号“韵符”、“声介合韵”、“结合符号”、“独用声符”连同声调，成为每首儿歌主要音节，编印“中国现代儿歌歌曲”，一边编，一边在台北市长春国民小学附设幼稚园实验教学。
  1989年柯先生回漳州，承蒙好友包堃老师邀请12位在各大专任教音乐家，合力为这本儿歌谱成歌曲。又由担任北京声乐研究所所长表弟钟振发，亲自指导北京儿童合唱团演唱，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录音室录成母带。1992年年底带回母带，在台湾拷贝录音带，并将儿歌歌谱精印成册，1993年正式自费出版。柯先生说自己不是书商，书只赠送台北市国民小学和幼稚园使用，也赠给亲友参考。
  柯逊添先生推行国语著作不少，主要有以下几种：
  1、注音符号发音讲义（国语日报社出版社出版）。
  2、标准国语会话训练教材（国语日报社出版社出版。国语日报语文中心国语正音班教材）
  3、注音儿歌（国语日报社出版社出版）。
  4、破音字典（台北市东方出版社出版）。
  5、注音符号新教材（台北市国语推行委员会将这部教材和实验教学报告印制成书，经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转呈“教育部”。“教育部”认定适用于山地教育成人班传习，通知各县市加强推广）。
  6、中国现代儿歌歌曲。
  7、音节单元汉语拼音范本（小兵出版社出版）。
  台湾推行国语教育政策有“恢复母语（闽南语）”，柯先生于1994年应台北市华人国际出版社邀请，也写下了下列几本台湾（闽南语）儿歌：
  1、鼠牛虎兔
  2、落大雨
  3、水果和蔬菜
  4、宝岛台湾
  每本台语儿歌都谱曲制成录音带，同书一起出版。台湾各县市小学、幼稚园大都采用为课本。
  多行善事 化解民族纠纷
  柯逊添先生多行善事，并且曾经化解民族纠纷，这些是去台前的事。
  柯先生在安溪师范毕业后到漳州下沙国民小学当校长。有一天中午，突然一个学生来哭诉说他母亲要上吊了。他急忙赶去，踢开学生家门，把学生母亲救下来，用人工呼吸把她救活了。原来学生母亲之所以上吊是因为和婆婆合不来。柯先生还做了婆媳工作，劝说和睦相处。
  他在华安当督学和一位同事外出渡河，看到一位妇女在河边哭哭啼啼地徘徊，突然转身跳下河里。他奋不顾身跳下水把她救起来。原来那妇女丈夫去世，家中唯一男丁是十六岁小叔，而小叔被乡公所抓去，拘留在县政府新兵接待站，即将送去当兵，那位妇女为此跳河自尽。柯先生那时被县长派兼乡镇保指导员，知道未满18岁不必当壮丁。调查属实，他会同那位同事联名报告县长。县长批准将这位妇女小叔放回。过了几天，那位妇女和婆婆、小叔提了一只母鸡和一篮鸡蛋指名答谢。柯先生引其答谢县长，县长还以此事勉励县政府人员要以柯先生为榜样，为老百姓办好事。
  柯逊添先生还曾经化解少数民族和汉人的纠纷。1943年他在华安当督学。华安靠近南靖有一座高山，地名坪水，很陡，住了近百名少数民族村民（今称畲族），全部姓钟，墟日（赶集日）时汉人常占便宜，甚至调戏畲族妇女。于是一次发生冲突，导致汉人被杀伤事。当时乡公所不问是非，呈文县政府，诬说畲民是一股土匪，下山抢劫杀人，请省政府派保安团前来围剿。县长派柯先生调查。柯先生早年就听舅父钟金锴老师说过，坪水少数民族也姓钟，历史上头目都来认亲。于是经由钟金锴老师联系坪水头目见面。柯先生用一张名片盖章后剪下，下半截给这位头目做信符。他做了实地调查，才知道这少数民族被汉人叫“蓝雷仔”，图腾是獒犬。除姓蓝、雷，还姓钟。他先派乡丁持名片一截和畲民联系，然后到坪水住三天，替他们编了户口。第四天带头目和四个代表到乡公所开保民大会。纠纷化解了，继续赶集“赴墟”，根据柯先生建议，在坪水建立了小学分校。由于化解民族间纠纷，县政府获省政府记功一次，柯先生获记大功一次。
  柯逊添先生到台湾后，有一次到日月潭，听到有人一直叫他“柯督学”，原来是坪水一个畲民被抓丁到台湾，现在没钱回家。柯先生一听，马上掏钱资助回坪水。这个人回坪水以后不久，当了头目，为了感恩，竟然在坪水竖立“恩公柯督学纪念碑”。
  爱国返乡 奖掖后进
  1989年，两岸尚未开放往来，柯逊添先生夫妇借香港旅游之名，由我在香港的三舅妈带回漳州。他说，这次回故乡，台湾当局肯定会知道，我们已做好被取消退休金的思想准备。几十年了，两岸隔绝，见不到亲人、朋友。他还脱下西装，只穿和亲朋一样的衬衫。他说大家穿一样才显得“一家亲”——那时，漳州很少有人穿西装。但是，没回台湾前，两岸有限制地开放往来了。他说可以多住几天了。天天和哥哥柯逊元老师等亲人在一起，天天和老朋友会面，参观故乡旧址新居。
  三舅妈吩咐我有时间要陪他。柯先生老友林朝旺老师对我说，他一讲起推行国语的事便滔滔不绝，你要多讲这方面的事。柯先生当龙溪督学时我还是小学生呢，陪他说话战战兢兢，林老师的提醒，使我有了话题。话谈多了，我才发现柯先生除了讲推行国语的实践经验，他讲了闽南语是古汉语活化石，讲了国语和闽南语的一些对应。他具有音韵学、语言学的坚实基础。他还拿出这方面的论文给我看。这样我们话就更多了。
  有一年他回来，我向龙溪师范学校领导推荐，请他向学生讲注音字母结合《汉语拼音方案》的讲座。生动、诙谐的讲话博得学生掌声不断。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返漳找我，谈起他任顾问的台湾《国语日报》，该报新辟《乡土语文》专栏，要“恢复母语”，介绍闽南方言，聘请八十多岁专家林松培先生当主编，柯先生郑重地说：“我是代表《国语日报》向你约稿，希望支持。”我说学浅才疏，恐难从命。但是推辞不了，写了一稿寄去。没想到一天他从彼岸来电话，告知“稿登载了，反映不错，字也写得好，谢谢，请继续来稿。”于是我三、四年内竟写了八、九十篇。感谢主编林松培先生，不管有否登载我的文章，他都把每期《乡土语文》专版寄给我。可能一方面让我知道稿件登载，一方面让我知道专栏上讨论的问题，也让我知道用怎样的语言风格写稿。我也很感谢原《国语日报》总务主任黄嵩年兄，他退休后每年回漳州一、二次，顺便送来稿费，代送去稿件。
  有一年我病了，柯逊添先生返漳知道，特地来看望，送来稿费。他要求我用小楷毛笔端正写稿费收据。他说，我几乎年年回来，知道大陆日新月异变化，文化繁荣，你用小楷毛笔写信给林松培老先生，老先生拿给编辑部人员看，他说有这样小楷书信，谁说大陆“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中华文化。没回过大陆的人都认为“文革”使中华文化毁灭了，用小楷毛笔写收据不是多此一举，是见微知著啊。
  柯先生返漳时，我也拜访过他。我非常感动的是他从不住宾馆，而是住在他自家大哥的一间不大屋子里，睡的是大哥房间，兄弟同床。有一次我去拜访他，他把床沿当椅子，正伏在前面桌上抄写英文课本。他有子孙在美国。他学英文，已经能一般会话、写信。这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他的子女均有高学历，事业有成。
  寥寥记叙，不及万一。先生仙去，风范存焉。
  【漳州方言】
  双胞胎
  ◎李竹深
  双胞胎，就是我们常说的孪生，闽南方言一般写成“玍（gǎ）双仔”。“玍”是一个较为生僻的字，一般人不一定能读出它的音，它的字义只有“调皮”和“乖僻”两释，也是北方方言用字，如“玍古”就是指人脾气不好，有乖僻。闽南方言借用其音“gǎ”字来用，就显得不伦不类。字义风马牛不相及，只是音同。若说同音字，何不用“甲“字来得通俗易懂，何苦要用生僻的“玍”字？这于理是不通的。
  事实上，孪生是有其本字的，这就是发音为liàn的“僆”字。“僆”字方言的读音为liǎn，与其本音仅一音节之差。汉代扬雄《方言》卷三记载：“陈楚之间，凡人兽乳而双产谓之釐孳，秦晋之间谓之僆子。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孪生。”“僆”也是已不使用的古字。闽南方言的“gǎ双仔”应用“僆”字，只是不读文音，改用白音gǎ来读就是。“僆双仔”的正确使用，既音、义相符，且又使近乎死字的“僆”字复活，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尊重和抢救，更是对闽南方言规范用字的迫切要求。
  再说“僆”的另一字义。据《尔雅·释言》云：“未成鸡，僆；绝有力，奋。”这是什么意思呢？晋代郭璞解释道：“今江东呼鸡少者曰僆，壮大绝有力者名奋。”《广韵·霰韵》亦云：“僆，鸡未成也。”漳言“鸡僆（luǎn）仔”，就是指童子鸡，少鸡，用现代民间语言叫“鸡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