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水仙花》的编委都意识到自已责任之重大，决心不负众望，尽职尽责，努力搞好所担负的工作。开头，由于“文革”的阴影尚未完全消除，业余作者的余悸还很严重，编委们就通过各自的交往渠道，广泛联系业余作者，做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重新拿起笔来写稿；许多老文艺作者文革后的第一篇新作岂不多是被《水仙花》编委软磨硬泡才得以问世的吗？对那些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青作者的来稿，编委们同样怀着满腔热情的态度，认真地对待、负责任地处理，只要稍有可取之处，都会想方设法加工、修改，力争尽快加以发表。翻开当年刊物就不难发现，如今驰骋漳州文坛的青年才俊的处女作，有好多都是在《水仙花》杂志发表的。
  来稿稍微多了一些以后，布伦先生针对外地的一些刊物大部分发表编辑者自己作品的做法说：“我们是不是能反其道而行之？希望编委们的作品、文章能尽量往外投稿，把《水仙花》的有限版面让给其他作者，让更多的作者能在《水仙花》刊物上展示才华、健康成长。”布伦先生的意见得到了全体编委的赞成与支持，少用自己的稿件成为编委们自觉遵守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这种自我约束、乐为他人做嫁衣的精神我觉得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