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水仙花》创刊后，只有布伦先生一位还要负责搞好市文联的其他工作的“主持工作的专职人员”，刊物主要的编辑工作都由分散在各自工作岗位的业余作者兼任。当时我虽然年轻，但熟悉编务，布伦先生就很信任地把“把头关”的任务交给我。刊物所收到的稿件悉数交由我先行阅读、筛选；筛送结果我即及时向布伦先生汇报，经他同意后才把稿件分成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四类，分别交给各专业组的编委去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同意选用者还要负责文字润饰与加工；各组编委处理好稿件后再交给我，由我整理出初审目录后送布伦先生做最后定夺拍板。确定选用篇目后再由我约请美编插图、画版、送印刷厂排版，然后校对直至出刊后组织销售、发行。每两个月出刊一期，单排铅字就要十多天，校对要七、八遍，工作量满大的。我拿出当年搞业余刊物的干劲，学校一下班就往文联跑，当时只有一个心思：要尽自己之所能，和其他业余作者一道，帮助布伦先生把《水仙花》杂志办好，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执着与热爱，痛批“四人帮”对我们的诬蔑与迫害。后来布伦先生深有感慨地对我说：“有业余作者很形象地概括了我们两个人的作用，说我们两人就好比一个木桶的上下两条箍，上条箍可以使木桶不散，下条箍可以使木桶不漏。”能得到这样的评价说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因此感到自豪。后来由于稿件越来越多，编务工作已非业余兼职所能应付得了，经请示上级批准，《水仙花》编辑部终于抽调黄海根同志来担任专职编委，我也才得以卸下所负担的各种编务工作。
  四个专业组的编委都很尽职，负责处理的稿件都能按时按质按量交来，确保每期刊物都能准时付印，从未延误。特别是小说组王雄铮老先生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博闻强记，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言辞犀利，无论是对事物还是对文章经常都能发表一些振聋发聩的独到见解，令人敬佩。只是有时他的见解过于超前让人不好接受，有时批评别人过于尖锐直率，使人下不了台，但是大家合作共事还是配合得相当默契。
  1982年3月，《水仙花》杂志社正式组建编委会，特聘吴秋山、陈文和二位先生为顾问，陈布伦为主编，王雄铮为副主编，我和吴东南、青禾、黄金涛、黄海根、曾坚（美编）和熊韩江等人为编委。事前，布伦先生找我谈话，要我也出任副主编，我担心难以胜任没有同意。过后不久，布伦先生又找我说，根据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要创办一个民间文学小报做为《水仙花》的附刊，要我负责这项工作并担任主编。盛情难却，我只好鼓足勇气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并努力创造出新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