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跃进”之前的“反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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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芗城文史资料》 图书
唯一号: 130720020220005655
颗粒名称: (一)“大跃进”之前的“反右”运动
分类号: G527.57
页数: 4
页码: 118-121
摘要: 1957年春,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很快就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这篇讲话和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上的讲话是1957年5月全党开展整风的指导性文件。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到漳州的时候,影响非常大,机关干部是上班先学习一小时然后工作,学校里利用晚上时间到校学习。当时教师普遍感到很高兴,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英明伟大,表达了广大群众的心声,大家都怀有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广大教师接受教育,人人表态,对反右斗争的意义加以肯定,对“右派分子”开展面对面批判、划清界限,并交代学生不称某某老师,可以直呼其名。
关键词: 漳州 教育 大跃进

内容

1957年春,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很快就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这篇讲话和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上的讲话是1957年5月全党开展整风的指导性文件。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到漳州的时候,影响非常大,机关干部是上班先学习一小时然后工作,学校里利用晚上时间到校学习。当时教师普遍感到很高兴,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英明伟大,表达了广大群众的心声,大家都怀有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
  1957年5月起,中央各大报开始发表党外人士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批评意见,这种变化是解放后不曾发生的。这种新的社会形势影响到漳州中小学校后,大部分人守口如瓶,光看报纸,听文件,嘴巴不敢说,也有部分人对报纸的言论发表自己看法,赞同者有之,异议者有之,但没有发生批判或斗争的情形。这时,漳州的民主党派,即民革、民盟、农工民主党在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发动下,参加整风,大鸣大放比较热烈,其中相当一部分成员是各中小学的教员,所以,他们把这种情绪带回学校,在教师中,甚至在学生中表达自己的看法,鼓动大胆向领导的错误缺点开展批评。当时学校的鸣放内容多数是民生议题,诸如厕所建得太少,课桌椅陈旧,助学金发放不平等,一些马路没有安装电灯等等。后来随着中央大报公开发表一些政治议题,学校里也有教师重述相同的看法,尤其对党和政府派工农干部执掌学校领导权表达不同看法,提出“外行领导内行很不合适”。当时学校领导对大胆提意见教师都给予表扬,表扬他们能够积极帮助党整风。到了六月份,在领导的鼓励下,发表意见者从小会发言到大会发言,甚至写成大字报贴在办公室,这些大字报规定学生不能看。七月暑假里,漳州一、二、三中以校为单位,小学以学区为单位,教师全部集中学习,任务是帮助党整风。尽管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已经发表《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文章,表明上层的反右派运动已经开始,然而在远离京城的漳州还在发动“大鸣大放”活动,领导是这样发动群众的:“我们是帮助党整风的,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不一样,大家要解除顾虑,大胆鸣放”。绝大部分教师还是配合领导的工作部署,继续发表意见。鸣放阶段过后,在市委领导下立即转入反右派斗争。反右派的开始阶段是组织一些积极分子发言,对前阶段鸣放的人和言论进行批驳,主要从教师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入手,领导上认为他们是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条线的组织行动。第一步动作开展以后,形势起了变化,领导紧接发动检举揭发,就是把有的人在鸣放时没有发言,私下里有议论,把这些话上纲上线。比如有个小学教师说他们学校校长以前在龙师读书时总是考不及格,现在反而当校长,这种话上纲到“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于是跟右派言论挂上钩,这个小学教师也划为“右派”。再一个做法是,对那种不发言,也没有人检举的,就由领导找其个别谈话,如漳州三中一个教师出差在外,回校后,领导找他说话,征求他对领导工作的意见,他说:“以后要派人到学校当领导,最好文化高一点,不然在教师中没威信”。第二天,该教师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言论由校长向全体教师公开,然后组织批判,再划为“右派”。1957年暑假结束后,第一批右派分子的名单就确定并且公布。
  1957年到1958年漳州市中小学所划的“右派”以及所谓“中右”近百人,其来源有四个特点:一是在民主党派里发表言论,由市委统战部方面定为“右派”再交给学校处理:二是这些“右派”普遍有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的问题;三是没有反党言论,而是有意见、有看法经过“上纲上线”或断章取义后上升为右派言论的;四是许多言论并非出自会议上的发言,而是私底下讲话,经检举揭发而整理出来的。纵然如此,当时划为“右派”的人,只是会上批判一下而已,其工作状况和待遇没什么变化,秋季开学后照常教学。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步步升级,层层加压,这些人的景况就变化了。
  1957年秋开学,学校按照上级指示,在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小学和初中一、二年级正面教育,初中三年级以上先组织鸣放再组织辩论,以提高学生的无产阶级觉悟。一时间各中学大字报满天飞。十几岁的中学生口无遮拦,往往语出惊人,有的竟然把报上正在批判的右派言论重新炒作,但是也有人很严肃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反映所了解的社会问题。最典型的是一中、三中分别有高中生写出“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这样的内容。认为苏联继承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瑷珲条约”,割去中国大片土地,如库页岛、海参崴,至今没有归还。在“中苏蜜月”年代,这种爆料是很震憾的。鸣放时间不到一个月,各校就以大辩论名义组织对“错误”言论的批判,包括“攻击苏联老大哥”的言论,其时的依据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六条政治标准进行划分,如“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凭这句话,一中、三中那几个学生对苏联的批判尽管和历史是相符的,却不允许表达,只有接受批判的份儿。政策规定中学生不划“右派”,但省公安厅1957年12月29日发文,对中学生在反右阶段的表现要摸底,明确指示“凡是发表反动言论的都要记下”,所以事后许多鸣放时言论激烈的学生高考均落榜了。1957年的学校大多不能完成教学进度,但是通过“坚决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为中心政治教育运动以后,发展一批党员,党组织比较健全,每所中学都有党支部,全市小教党支部也建立,教育局成立党总支,专署和市里下放一些党员干部到学校任职,教师队伍精神状态和学校面貌比以前的情形有了一番变化。
  1958年春季开学,各中小学的“右派”教师开始进行组织处理,有的劳动教养,有的开除回家,有的留校当勤杂工。广大教师接受教育,人人表态,对反右斗争的意义加以肯定,对“右派分子”开展面对面批判、划清界限,并交代学生不称某某老师,可以直呼其名。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漳州教育迎来“大跃进”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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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芗城文史资料》

本书收录“彭冲与沧江小学”、“追溯往事”、“开辟闽粤公路先驱施大鎏”、“新加坡籍华人郭其超先生热爱故乡的事迹”、“林语堂先生爱国怀乡轶事”等20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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