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三面红旗万岁”的口号诞生于1958年，即所谓“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这三大“万岁”的理念和行动借助领袖的声望和专政的威力席卷全国，灌注到各行各业。其最终的结果正如中共中央1979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958年的漳州教育也是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中度过的。本人虽然亲历这段非常时期，但所知有限，感谢徐苍生同志、陈金资同志和有关方面提供当时一些文字资料，也感谢不少年过古稀的老教师作了介绍，且对“大跃进”时期漳州教育状况进行整理、记叙。
  （一）“大跃进”之前的“反右”运动
  1957年春，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很快就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这篇讲话和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上的讲话是1957年5月全党开展整风的指导性文件。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到漳州的时候，影响非常大，机关干部是上班先学习一小时然后工作，学校里利用晚上时间到校学习。当时教师普遍感到很高兴，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英明伟大，表达了广大群众的心声，大家都怀有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
  1957年5月起，中央各大报开始发表党外人士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批评意见，这种变化是解放后不曾发生的。这种新的社会形势影响到漳州中小学校后，大部分人守口如瓶，光看报纸，听文件，嘴巴不敢说，也有部分人对报纸的言论发表自己看法，赞同者有之，异议者有之，但没有发生批判或斗争的情形。这时，漳州的民主党派，即民革、民盟、农工民主党在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发动下，参加整风，大鸣大放比较热烈，其中相当一部分成员是各中小学的教员，所以，他们把这种情绪带回学校，在教师中，甚至在学生中表达自己的看法，鼓动大胆向领导的错误缺点开展批评。当时学校的鸣放内容多数是民生议题，诸如厕所建得太少，课桌椅陈旧，助学金发放不平等，一些马路没有安装电灯等等。后来随着中央大报公开发表一些政治议题，学校里也有教师重述相同的看法，尤其对党和政府派工农干部执掌学校领导权表达不同看法，提出“外行领导内行很不合适”。当时学校领导对大胆提意见教师都给予表扬，表扬他们能够积极帮助党整风。到了六月份，在领导的鼓励下，发表意见者从小会发言到大会发言，甚至写成大字报贴在办公室，这些大字报规定学生不能看。七月暑假里，漳州一、二、三中以校为单位，小学以学区为单位，教师全部集中学习，任务是帮助党整风。尽管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已经发表《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文章，表明上层的反右派运动已经开始，然而在远离京城的漳州还在发动“大鸣大放”活动，领导是这样发动群众的：“我们是帮助党整风的，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不一样，大家要解除顾虑，大胆鸣放”。绝大部分教师还是配合领导的工作部署，继续发表意见。鸣放阶段过后，在市委领导下立即转入反右派斗争。反右派的开始阶段是组织一些积极分子发言，对前阶段鸣放的人和言论进行批驳，主要从教师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入手，领导上认为他们是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条线的组织行动。第一步动作开展以后，形势起了变化，领导紧接发动检举揭发，就是把有的人在鸣放时没有发言，私下里有议论，把这些话上纲上线。比如有个小学教师说他们学校校长以前在龙师读书时总是考不及格，现在反而当校长，这种话上纲到“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于是跟右派言论挂上钩，这个小学教师也划为“右派”。再一个做法是，对那种不发言，也没有人检举的，就由领导找其个别谈话，如漳州三中一个教师出差在外，回校后，领导找他说话，征求他对领导工作的意见，他说：“以后要派人到学校当领导，最好文化高一点，不然在教师中没威信”。第二天，该教师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言论由校长向全体教师公开，然后组织批判，再划为“右派”。1957年暑假结束后，第一批右派分子的名单就确定并且公布。
  1957年到1958年漳州市中小学所划的“右派”以及所谓“中右”近百人，其来源有四个特点：一是在民主党派里发表言论，由市委统战部方面定为“右派”再交给学校处理：二是这些“右派”普遍有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的问题；三是没有反党言论，而是有意见、有看法经过“上纲上线”或断章取义后上升为右派言论的；四是许多言论并非出自会议上的发言，而是私底下讲话，经检举揭发而整理出来的。纵然如此，当时划为“右派”的人，只是会上批判一下而已，其工作状况和待遇没什么变化，秋季开学后照常教学。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步步升级，层层加压，这些人的景况就变化了。
  1957年秋开学，学校按照上级指示，在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小学和初中一、二年级正面教育，初中三年级以上先组织鸣放再组织辩论，以提高学生的无产阶级觉悟。一时间各中学大字报满天飞。十几岁的中学生口无遮拦，往往语出惊人，有的竟然把报上正在批判的右派言论重新炒作，但是也有人很严肃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反映所了解的社会问题。最典型的是一中、三中分别有高中生写出“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这样的内容。认为苏联继承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瑷珲条约”，割去中国大片土地，如库页岛、海参崴，至今没有归还。在“中苏蜜月”年代，这种爆料是很震憾的。鸣放时间不到一个月，各校就以大辩论名义组织对“错误”言论的批判，包括“攻击苏联老大哥”的言论，其时的依据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六条政治标准进行划分，如“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凭这句话，一中、三中那几个学生对苏联的批判尽管和历史是相符的，却不允许表达，只有接受批判的份儿。政策规定中学生不划“右派”，但省公安厅1957年12月29日发文，对中学生在反右阶段的表现要摸底，明确指示“凡是发表反动言论的都要记下”，所以事后许多鸣放时言论激烈的学生高考均落榜了。1957年的学校大多不能完成教学进度，但是通过“坚决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为中心政治教育运动以后，发展一批党员，党组织比较健全，每所中学都有党支部，全市小教党支部也建立，教育局成立党总支，专署和市里下放一些党员干部到学校任职，教师队伍精神状态和学校面貌比以前的情形有了一番变化。
  1958年春季开学，各中小学的“右派”教师开始进行组织处理，有的劳动教养，有的开除回家，有的留校当勤杂工。广大教师接受教育，人人表态，对反右斗争的意义加以肯定，对“右派分子”开展面对面批判、划清界限，并交代学生不称某某老师，可以直呼其名。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漳州教育迎来“大跃进”高潮。
  （二）“大跃进”的第一波：全民办教育
  同年3月，全国一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呼声，从1月到3月，中央连续召开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鼓动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甚至说“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漳州市委迅速行动，提出一个响亮口号：“苦战三天，全党办学，全民办学，普及教育，组织全部文盲入学。”市委第一书记康仲吉亲自召开全市干部大会作动员，要“全党办学、全民办学”，召开基层党支部书记会议，层层布置贯彻。为了体现对教育大跃进的重视，副市长巩鸣鹏兼任教育局长，一时间，全市掀起办学热潮。当时，教育局全体干部都忙活起来，人手不够就从各学校抽调骨干。到工厂、街道、农村进行动员发动，各小学就近联系街道居委会。全市召开誓师大会，“苦战三天，普及教育”的指令成了硬任务。各单位表决心，开展竞赛，可以说“红旗飘飘，战鼓咚咚”，中学办大学，小学办初中，单位办幼儿园、技术学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出场所、定师资、找学员、安设备，办出一所学校，难度是很大的。然而谁也不甘落后，怕当“乌龟”，要当“火车”；不当“牛车”，争当“火箭”。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街头巷尾设立识字岗，小黑板写上几个字，拦下过路行人，读懂了就放行，不懂的就地接受教学；再则，小学生宣传队挨家挨户查文盲，发动入学，凡借口干活忙不上学或拒不识字的，小学生会聚集在他（她）家门口呼口号，唱革命歌，以热烈的声势“动员”该入学的去入学，漳州教育真是热火朝天。
  时任漳州市委副书记申文成，他分管教育，看到全民办学的形势如此之好，非常高兴，几天后，他代表市委公布战果：“经过三天的苦战，到四月三日止，我市计举办了夜大学三所（即一中、二中、三中承办的），农业夜大学一所（即龙溪农校承办的），师专一所（即龙溪师范承办的），吸收在职干部、社会青年、部队军官258名参加学习；民办中学9所，学生772人，其中包括有工业、食品、艺术、体育、电气、卫生等职业中学；民办小学28所，34班，学生1997人；民办幼儿园38所，66班，幼儿2816人。做到街街社社有小学幼儿园，全市实现中小学普及教育。扫盲工作的进展也是神速的，全市10451个文盲，组织了9641人入学。占文盲总数百分之九十二点二。出现了“‘日间个个勤生产，夜间人人苦读书’、‘人人争入学，户户读书声’的新气象。”这种只用“三天”干出全民办学、普及教育的成果确是匪夷所思。
  其特色就是“因陋就简”。
  漳州一中的夜大学算是比较正规，有教室、桌椅、黑板，指定几个教学水平高的教师任教，原则上联系实际教学，少讲甚至不讲基础理论，文科讲读报纸社论文章或上级下发的可以公开的文件，理工科讲发电机、水轮泵、汽车拖拉机的构造、原理和维修办法。教师照教案授，学员凭耳朵听，不用教材，无需实验，这就是“大学”。
  许多街道居委会办公场所挪出位置，摆上十几只小竹椅，这就是幼儿园。这一边教唱儿歌，那一边办理事务，动静共处一室，他们竟然能工作、学习，当时的人真是挺有能耐。农村祠堂场地大，一个角落是公共食堂厨房，大片厅堂是小学教室，他煮他的饭菜，我教我的教材，不过临近中午，饭菜喷香，学生垂涎欲滴，教师还津津乐道，想想煞是新鲜。放学后，桌子一拼，公共食堂开张了。
  因为上级有力组织，群众广泛动员，有“因陋就简”办学方法，教育大跃进“成绩显赫”。1958年4月12日《漳州简报》载：“中共漳州市委于三月三十日向全市人民发出‘苦战三天，实现文化市’的号召后，各机关、企业、工厂、学校、农业社、街道等都掀起办学热潮。行动迅速，采取边研究、边筹备、边招生的革命办法进行办学。从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二日的三天中举办了夜大学四所，师专一所，民办中学九所，民办小学二十八所，民办幼儿园三十八所，基本上做到了街街社社有小学、幼儿园。学龄儿童全部入了学，未升学的高小、初中毕业生也都入了学，实现了中、小学普及教育。”扫盲工作更是成绩“巨大”，苦战百天“实现基本无文盲市”，中共龙溪地委和龙溪专署，福建省教育厅分别给漳州市委、市人委寄来贺信，表扬漳州市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全党动员，全民动员，采取了非常措施，进行了短期扫盲突击，终于在六月二十三日实现基本无文盲市。”
  （备注：距离1958年的48年后——2006年，漳州市芗城区接受国家教委检查验收，才认定“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基本实现扫除文盲”。）
  （三）“大跃进”的高潮：大炼钢铁
  当工农业“大跃进”的泡沫天天在媒体翻腾的时候，“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同时出现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四出视察、指示，为教育大跃进推波助澜。他在6月间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宣布：教育部制订的教育规章制度，一律无效。7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工厂和大办学校，每个班可以办一个工厂。还可以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100个各种类型的学校。时隔两天，他又到北京农业大学给教授评级定标准：“搞亩产1000斤只能当5级教授，亩产2000斤当4级，亩产3000个当3级，4000斤当2级，要能搞个亩产5000斤才能当1级教授。”10月12日对河南省教育厅的同志说：“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可以上课2小时，劳动3小时；可以6小时劳动，2小时上课；现在在大炼钢铁潮流下，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上有所行，下必效之。漳州市也不例外，“大跃进”之初还是提“勤工俭学”的口号，漳州市委领导在1958年5月15日召开的“庆祝普及中、小学教育，组织全部文盲入学胜利总结大会”上表扬说：“勤工俭学这一方针在开学后也全面得到贯彻，现在已经初获成果。仅一、二、三中及龙师的统计，开荒637亩，养了牛、猪、兔等牲畜和家禽738头，鱼1000条。各校还普遍建立了实验工厂、农场和理发、手工等劳动组织。”在1958年的第一学期，各个学校的体育课，课外活动课基本用于劳动，学校操场边的空地，教室外围的绿地都开垦成菜地，学校围墙内扎个竹栏，养鸡鸭兔鹅等牲畜，各校还互相参观，评比。就当时而言，“勤工俭学”是教育战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之一，既然提到这样“纲”上来，劳动对教学的冲击就不言而喻。翻阅当年教育工作简报，许多话成了“大跃进”历史见证：
  ——勤工俭学的贯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公开打着“反对派”旗号的人不多，但各式各样的思想潮流却不断表露出来，怀疑着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如数理和语文教师提意见说：“劳动太多了，学生没时间完成作业了！”“学生没时间预习，语文的质量怎么提高呢？”……学生中也有不少人思想不通：“我是来学习的，不是来劳动”，“劳动没有工分拿，每月八元照交（指膳费），我才不干”。一些剥削阶级出身的同学，甚至说起怪话来“天天劳动，胖子要变成瘦子！”我们认为，上述情况正是反映贯彻勤工俭学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实施教育方针中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摘自1958年7月14日漳州一中党支部工作总结）
  在这样的形势下，勤工俭学方向转了，1958年秋季开学迎来大炼钢铁高潮。9月1日，党中央发布了北戴河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吨钢而奋斗，《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紧紧抓住钢铁生产》，《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提出“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全力保证钢产量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漳州各中小学做到康生所说的“现在在大炼钢铁潮流下，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各中学的操场盖起土高炉，小学校里稍微宽敞一点也盖土高炉，因为是“土”，所以炉砖不一定是耐火砖，普通砌墙的砖拿来对付，当时没经费，这些砖头大多是拆旧墙盖的，单位的旧墙可以拆，老百姓家的旧墙也被拆，称之“贡献”。盖炉不请泥水工，一切自己动手，师生自己搅泥浆，抹炉墙，高炉质量可想而知。炼钢铁要铁矿，要燃料，市委调拨一批矿石、煤炭给各单位，但远远不够指标。各学校“敢想敢干，解放思想。”矿石不够，发动师生从家里搬来铁具，有煮饭锅，窗棂条，门闩，剪刀、菜刀、铁条；燃料不够，就砍树，找旧木制家具。中学生都是小青年，心纯胆大，在“一切为了1070”的口号下，到街头巷尾寻找材料，其间少不了跟群众发生龃龉，然而“大炼钢铁”理直气壮，老百姓输给中学生，在高产周里，各学校夜以继日，火光冲天，广播喇叭不断鼓干劲，教室里桌椅拼成床铺，当临时宿舍。初中生、小学高年级学生比较小，就拿铁锤子敲矿石，敲煤块。炼出钢了——所谓钢，就是烧红的铁具混在一起，用大锤打成一块一块——向市委报喜。师生们举红旗，敲锣鼓，放鞭炮，小板车上放着铁块，再披上红布，一路招摇。市委领导喜逐颜开，早早等候在市委机关大门口，迎接报喜人群。《漳州报》和漳州人民广播电台立即报道，煞有介事地宣扬。在那段日子里，报喜队一拨又一拨，街巷里挺热闹的。
  1958年学校里大炼钢铁运动成绩有多大呢？当年市教育局总结是这样写的：“全民炼钢运动中，五千余名学生投入炼钢，涌现1200余名炼钢积极分子，仅高产周一周时间，炼钢达433035斤，培养200多名各种技术工人，师生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热情大大提高，作到炼钢又炼人。各科教学，已初步找到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几十年后，经过实事求是分析，在中央有关文件中，对大炼钢铁这段历史是这样表述的：经过全国人民三个半月的奋斗，1958年12月19日，党中央宣布“1958年我国人民夺取1070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但其中有300万吨是土钢，基本上不能使用。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完全违背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四）“大跃进”的助推力：拔白旗插红旗
  漳州“大跃进”运动发展套上当时一句流行语“势如破竹”，以“苦”和“快”为主轴的指导思想，尽管违背人们的心理和生理的承受力，但还是按上级部署进行。一条重要原因是“拔白旗插红旗”的助推作用。所谓“插红旗”就是表扬、鼓励，“拔白旗”就是批评、批判，直至动用专政工具。1958年市委宣传部一份《漳州市文教系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总结》写道：“文教系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主的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通过这次运动，坚定知识分子走社会主义道路，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取得了重大的收获。”在“全民办学”和“大炼钢铁”之间隔着暑假，市委宣传部组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暑假前以每周六小时开展运动，坚持边工作边学习。暑假中以十四天的时间，八月十号到八月廿四日，中等学校以校为单位，小学以学区为单位集中学习。”这种学习先主动向党交心，再互相揭发、批评，然后确立重点对象批判教育，最后人人写体会，自我批评。事后，市委宣传部满意地认为“全体教师经过三反、五反、整风、反右派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绝大多数教师都重视自我改造，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初步树立。特别是学校建立党组织以来，通过党课教育和制订红专规划，人人都力争把自己从速地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大跃进”时期的工作都进行量化评比，“拔白旗插红旗”也形象了，赢了挂“火箭”、“卫星”、“火车”等标志，输了挂“牛车”、“乌龟”的图样。那一年小学考初中的时候，工作结束后在人民会场（位于胜利路，今改名人民剧场）开会，门口用竹匾画一只大乌龟，把考试分数差的学校及校长名字公开在其中，另一边大红纸剪一面红旗，把考试分数好的学校及校长名字列在上面。事事评比有推动的功能，更多带来急功近利，浮夸造假，那一年有灭四害比赛，办厂（场）比赛、扫盲比赛、写民歌比赛、积肥比赛。为了完成高指标，各校不择手段。当号召各校“大办工厂”时，一所百余人小学办起所谓磷肥厂，原来是发动小学生人手一把剪刀，逢人就要求代剪指甲，把指甲集中起来便称之“磷肥”。当号召“大写民歌”时，一所中学把学生关在教室里，每人十首，写完才能回家，学生就按作文格子，每行七个字，一共四行，一张作文纸就一首诗，至于词不达意，不连贯，一概不问。
  1958年盛行一句毛主席的话，叫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内涵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漳州各学校领导接受上级意图，把“拔白旗、插红旗”做法推广到学生中，发动学生帮助老师。漳州一中党支部发明学生给教师“送礼”的做法，就是把教师缺点错误，主要是“三脱离”，教学中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问题，写成小字报，给老师送去，各班团支部汇集小字报交给学校，学校再分交具体人，教师要对每条意见做出书面答复。这种形式拓展到学生之间互贴小学报，同学对谁有批评意见，用作业纸写好贴到其座位上，搅得教室五花八门。这些做法，学校党支部誉为“兴无灭资”，是驾东风压西风的政治挂帅。
  大跃进时的1958年，在“三面红旗万岁”的旗帜下，充斥着以数字为评判先进落后的标准，评比的项目不计其数，从抓几只苍蝇到办几座工厂，全部在数字上做文章，这种乱象对漳州教育的影响很大的。1959年5月，当时省教育厅厅长王于畊（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夫人）直奔漳州纠偏，连续几个晚上在人民会场召开大会，她说：“贯彻教育方针，是一件艰苦复杂的事，而我们的经验很缺乏。因此，在估计去年（1958年）成绩的同时，应该实事求是地检查我们的工作。”她很具体地指出劳动的时间多了一些；一说克服“三脱离”就放弃理论知识，基础知识；一说联系实际，把古代史、古典文学砍掉了，化学只教土化肥，生物只讲种水稻，连学生写错别字也不敢纠正，怕影响师生关系。“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虽然只有一年，其负面影响却是很大的。这段历史值得记忆，更值得研究，以作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