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虎文山碑园记
  郭子璞
  虎文山碑园在漳州市第二中学校园。碑园所以值得题记一是在全国中学校园文化建设中，以校内古迹辟建地方先贤和与地方有关的历史名人及当代书法家书法碑园以教育学生它是罕有的，备受来参观的海内外人士尤其是省内外中学教师、领导及教育行政领导的赞誉。二是参观者认为碑园体现漳州宋朝以降一千多年来书法艺术概貌。书法作者绝大多数是漳州人，反映漳州历史名城人杰地灵、海滨邹鲁。书法作品涵入漳州文化。碑园已成为一个文化景点。
  虎文山，据府县志记载，又名高亭山、起凤山。宋进士吴勋曾在山上筑亭读书。对峙有龙文山，上筑龙文塔。虎文山北侧有龙溪县学文庙。虎文山、龙文山、龙溪县学文庙为整体布局景观。惜乎今仅存虎文山与县学文庙泮池。碑园之称是环虎文山麓砌石壁，嵌上书法石碑；山上又有王羲之、颜真卿、沈尹默、启功等择字刻石，也有几位校友书法题刻。
  虎文山碑园创建缘起于1999年漳州市教育委员会拨款修整虎文山、半月泮池，校友闻讯建议辟建碑园。漳州二中张文景校长、陈希健副校长等领导，鉴于创建碑园是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而且使修整的古迹更具人文内涵，又可使学生通过书法艺术观赏，受到薰陶，培养其爱校、爱乡、爱国的思想感情，因此，采纳校友建议。广大校友纷纷为此捐献。
  1999年7月碑园动工，陈希健副校长具体领导，9月底完成。书法石碑共43通：前言1通，从甲骨文开始汉字书体演变介绍7通，余35通为宋代以来地方先贤（包括漳籍在漳、离漳任职）和来漳任职、来漳名人及当代书法家来漳题写的书法作品。
  2003年11月25日为漳州二中六秩庆诞，许多海内外校友捐献祝庆，建议扩建碑园。于是向西麓延伸扩建，增加24通。
  2010年林群鸣校长鉴于碑园有很好的教育作用和影响，建议并具体领导、组织有关人员参与，碑园又向西扩建，增加37通。他曾做为党支部书记参加上期碑园扩建领导工作，此次扩建，驾轻就熟，1月动工，2月完成。至此，书法石碑环绕虎文山1/2山麓，书法石碑共103通。其中两通扇形，60×70公分12通，余为60×120公分，多数竖嵌，少数横嵌。林东兴副校长从他是一般教师到任职领导，从碑园创建开始至结束都参与具体工作。
  石碑书法作者98位：宋代，蔡襄、朱熹、文天祥；明代，林震、周瑛、王守仁、戴燝、林钎、颜继祖、黄道周、蔡玉卿、洪思、何楷、李宓、陈天定、沈起津、郑成功；清代，蔡世远、庄亨阳、蔡新、黄可润、李威、蓝应元、黄掌纶、郭基、谢谦亨、黄天球、左宗棠、林壬、蓝鼎元、马兆麟、施调赓、施槃、王乘观、马徵祥、韩希琦、谢琯樵、秋嘉禾、杨祖述、曾萼、叶观海、郑开禧、沈洲、黄澄源、张藻翔、陈经、张沅、许钓龙、张存诚、张纲、曾祐、陈嘉言；民国，吴曾褀、许南英、汪春源、陈培琨、沈傲樵、王履亨、黄仲琴、许地山、朱熙、郑丹、沙璞、张纲、施拔苷、施拱南、罗体贤、黄惠、谢锡铭、陈亮、陈楷、施伯初、谢梅年、弘一法师、吕玉书、曾天爵、吴得光；现代，徐飞仙、林语堂、向连如、郭沫若、赵朴初、丰子愷、黄稷堂、林子青、叶国庆、黄典诚、马海髯、施香沱、沈冠娥、沈雪夜、沈耀初、庄世光、黄士杰、王作人、魏宝贵、郑玉水。
  蔡襄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另三位是苏轼、黄庭坚、米芾），他于明道元年（1032年）任漳州军事判官，留下吟咏漳州风物诗作。可惜搜集不到在漳州任职时手迹，只选用他在外地书写手迹。朱熹在漳州任知州，这是漳州人所熟悉的，称他朱文公。他在漳州任职时留下不少手迹；但碑园所选的是当时闽北新发现的手迹，四幅选一幅。镌刻石碑后福建电视台才报导闽北新发现这一手迹。文天祥不曾在漳任职，但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五月，他率军与元兵周旋于汀、漳一带，留下《驻师漳州夜宿开元寺》一诗。驻师漳州他曾到孔庙祭拜。明朝王守仁曾巡抚赣、汀、漳等处，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二月五日奏设平和县。清朝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率军路过漳州，为漳州建试院写了所选的对联。试院是建在唐时所建但已坍毁的开元寺遗址。清朝吴曾褀曾来漳参加编志。弘一法师在抗战中曾经卓锡漳州，所选书法是他在漳州书赠漳州画家黄稷堂。该碑字由黄稷堂公子黄行知提供，镌刻石碑由黄稷堂另二位公子黄行全、黄行灶捐献，他们是漳州二中校友。丰子愷是弘一法师学生，选刻的书法是他来漳探望弘一法师，并在弘一法师面前书写送弘一法师在漳好友吕玉书的公子吕畏哉医师。郭沫若、赵朴初条幅都是在漳观看木偶剧团表演后作诗书写。
  在虎文山碑园创建过程中，社会人士、校友关心、支持、帮助，无偿奉献精神使人十分感动。王作人先生年逾古稀，除了拿出家藏父亲、祖先书法资料，为了选取明末洪思较好书法，在市图书馆张大伟馆长和校友许增灿的陪同下，得到市有关单位领导和华安县、乡政府领导支持、帮助，到华安深山里捶拓。老先生还常到二中指导打石工人对字的辨识和笔画粗细的勒刻。林艺海校友自始至终主持碑园各期工程的设计、施工，帮助捶拓并且捐款将拓片印成册。张大伟馆长除了上述陪王作人先生到华安捶拓洪思的字，还带领几位同志到石室岩捶拓明朝几位先贤的字供碑园镌刻。他还和江焕明同志、林艺海校友捶拓碑园碑字，主持将第一期碑字编成拓本和第一、二期碑园拓本合编。李竹深校友帮助搜集书法作品，对两本拓本草书释文并和张馆长在两本拓本中介绍书法作者。此外，原龙文区政协主席蔡玉斌先生和汪海泉、郑长琰、翁境晖、黄永汉、庄隆基、庄受惠、黄启根等先生都协助或提供书法作品。支持、帮助的人很多，难以一一列记。
  碑园第三期工程已经完成，也就是整体工程已经完成，肯定要捶拓、印刷。
  现在，在漳州二中校园，除了碑园，还在泮池边、绿草空旷地带置立大卵石、奇石，勒刻书法。整个学园充满浓烈的书法艺术氛围。
  虎文山碑园绝大部分费用都是校友捐献。对虎文山碑园建设我知其详，故为之记。
  附：
  有不少人问起漳州市大部分县有县学文庙，为什么做为漳州府治所在地的龙溪县（今绝大部份地方为芗城区）竟然没有县学文庙？或问不是说漳州二中校址原为县学文庙？
  龙溪县县学文庙建于宋，《漳州府志》有一节记述龙溪儒学（文庙）的历代建筑情况。
  龙溪县县学文庙抗战前为甲种商业学校、高级工业学校（以后并为福州福建省机电学校）校址。抗战中为国民党军队占用。1946年秋，龙溪县立初级中学迁址于此。当时存有部份倒塌的大成殿，还有明伦堂、魁星楼和大成殿前两侧庑廊，以及櫺星门、三环池和池上三座拱桥与泮池。
  下面引去台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又常向去台博学精深的庄世光老师学习写古诗、县中初三届校友阮伍牧先生于沉疴死前寄来初迁校至县文庙的诗，见证一斑（诗四首选两首）
  （一）
  百里弦歌近学堂，
  残垣破壁旧宫墙。
  大成殿宇空无顶，
  瓦砾堆边声教扬。
  （二）
  七星楼里老槐昂，
  少小不知否与臧。
  浪迹天涯今老矣，
  归来人事已沧桑。
  解放后，人民政府重视教育，把对过的原国民党专员公署所在地划给学校，内有古迹虎文山。还划给龙文塔及附近地区，包括以后被占建的漳州碾米厂（当时有政府公文通知）、木箱厂、炭黑厂，总面积100多亩。
  “文化大革命”中一位市革委会领导下令拆除櫺星门三座拱桥，填平三环池，认为这些是“四旧”。大成殿早修整为学校图书馆，但内有四根雕龙石柱，为了保护，早已砌砖掩护。
  1980年漳州二中受令为龙溪师范专科学校附中，以泮池为界，南迁泮池以南（包括虎文山）。龙文山等一大片地方均被占用。今只有60亩面积。以北即原龙溪县学文庙所在地划给龙溪师专（今漳州师院）拆除建校舍。
  解放初期的漳州教育
  阮位东口述 庄宗沛整理
  1949年9月19日漳州解放，芗城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局面。
  1949年的9月逢农历七月，漳州风俗正值“普度”盛行，热闹遇到战事，全城冷清了几天，解放军进城第二天商店就开门，学校也纷纷复课，校长、教师、学生、教材、教室，一切照旧，十分平静。
  一周后的9月26日。漳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接着开始城市的接管工作。9月27日，成立军管会文教部，部长罗晶，地址设在中山公园仰文楼，当天发布了第一号命令：“各级公立学校、文艺团体、文教机构在军管期间归文教部接收管理”。确定接管学校的方针是：“发动群众，了解情况，创造经验，稳步接管”。并就行政组织、经费开支、财产档案等要求列册上报备查。同时发布第二号命令，要求各级私立学校（包括外国教会学校）在军管期间归文教部管辖领导。1949年9月27日，由军代表或军管会联络员组成的接管小组成立，接管的重点放在龙溪师范学校和2所公办中学以及报社。军代表或军管会联络员进驻接管单位：龙溪师范——罗晶（文教部长）、张健、陈光培、曾维群；省立龙溪中学——陈虹（文教部副部长）、童多基、周兴民、郑图；龙溪县立初中——平浪、秋子（文教科长）、肖墙；市区小学——阮位东（文教副科长）、董尚德、刘经时、徐文华、周蕴深。当时，各校的校长、教师对新政权不甚了解，怀着一种诚惶诚恐的态度，服从军管会的指示，同时学校也按部就班地上课。
  军代表进入中学以后，就发动教师中的积极分子组织学生宣传队、歌咏队、秧歌队和腰鼓队，从文艺活动入手，开展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祝宣传活动，教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你是灯塔》等革命歌曲。这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当时很新鲜，也很受学生欢迎。军代表和学生的感情很快就拉近了。城区各小学受到中学的带动，组织高年级学生跳舞唱歌，上街宣传。
  军管会接管学校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校教育工作基本上是服从当时社会的中心任务，此后的“反对银元投机买卖”，庆祝厦门解放，慰问人民解放军等活动都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所以停课、调课是比较经常的。每天学生放学以后，教师集中开会，由军代表宣讲《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告》，读报纸，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之后又发动教师检举揭发国民党时代的官员、特务。为了稳定教育秩序，军代表以正面教育为主，学校没有抓人，也没有开除教师、学生。但为适应新社会的教育，各中学都建立生活指导委员会、组织学生会，代替过去的训导制度。
  在接管学校之时，军代表动员教职员工自愿报名参加清点工作，分为财产家具、教学仪器、经济账目、文件档案等项目进行查对、编号、登册，凡私拿、私借学校公款、公物一律追回。在临解放时闹学潮而被开除、逮捕的龙溪师范学校学生全部返校，恢复学籍。接管的五天之内，全市各校的教职员工花名册、经费收支财产清册、学生花名册全部上报文教部。针对教学问题，军管会做出决定，取消《公民课》、军训、童子军及宗教课，并对原有《国语》和《历史》进行删改。
  1949年12月，福建省委宣传部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通知下达，指示中学教师集中到福州学习，由省教育厅负责；小学教师的思想改造由地、县负责举办。军管会决定春节过后借用进德女中校址作为龙溪县小学教师思想改造学习班的场所。
  195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五，龙溪县小学教师思想改造学习班开班了。四百多位小学教师忐忑不安地前来报到，这批被接管的教师，进入新社会还不到半年，对新政权心怀疑虑。他们是生平第一次扛背包，离家门参加集中住宿学习，还不知此后前景如何，加之进德女中地处郊外，周边竹林、田园环绕，十分僻静，故而与会者大多恐惧感比较严重。开班动员大会上，龙溪县县长白佩衍作报告。白佩衍县长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的建设需要大批知识分子，需要大量的建设者。他特别强调教育是发展科学文化，培养人才的基地，新社会的人民教师是光荣的。他对教师公开党的政策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并给教师吃了一颗定心丸，说“当前小学人事是个别调整，基本不动，在座的全体教师都留下来，继续为新中国教育事业服务”。与会教师如释重负，接下来的几天大家都表现出愉快的心情。他们认真听报告，记笔记，学习讨论，联系思想实际，谈认识，表态度。学习班还组织了轻松愉快的文娱活动，有歌咏队、舞蹈队、板报组，对于教师而言，这一切都十分新鲜。当时中小学课本来不及重新编印，学习班还组织教师对旧课本进行审查、更正，由县委宣传部统一审定，主要是删改《国语》、《历史》，凡插图中出现“青天白日”旗一律用新印制的“五星红旗”复贴，文字中的反动言词和亲美崇美的课文一律予以涂抹或剪除。学习班的教师都很用心地操作，晚上还加班加点。这一次为期三十几天的思想改造学习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学习班结束后，解放后的第二学期开学了。
  关于解放初期学校教育状况，后来漳州市教育局的工作总结有过这样的叙述：“1949年9月19日，漳州解放后，我们马上接办了国民党时期的3所教会学校和几所中等技术学校、21所烂摊子小学和8所幼儿园（班）；取消了反动课程和名目繁多的老一套制度；紧接着，又在学校中进行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等政治思想教育，消除了国民党时期灌输的反动思想在师生中的影响，广大师生的阶级觉悟和爱国主义思想有所提高。随着各项中心政治运动，我们又在教师中，开展了三反、五反、整风、反右派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等教育工作。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横扫了教师中的‘三风’、‘五气’；揭露、清除了隐藏在教师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各种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纯洁了教师队伍。”
  教育事业的关键部分是师资队伍，解放初期的教师队伍存在着青黄不接的情形。解放前留下来的教师，不论是质量上或者是数量上都十分薄弱，新社会自己培养的教师又一时跟不上，而学校一旦不能正常上课，势必引起社会不稳定。所以漳州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采取多种措施，维持学校的正常教育秩序。
  其一是坚持正面教育，促使解放前留下来的教师努力适应新社会的形势和要求。为了社会稳定，对旧社会过来的教师全部留下来使用，即便是反动党团骨干，只要没有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就照常参加工作，个别有现行活动或民愤较大的才由公安部门收押。文教部门领导抓紧教师的政治学习，天天组织政治学习，有时候清晨六七点到校，学文件，读报纸，然后才上课；有时下午放学后，集中开会，听报告或学习讨论；并且固定几个晚上和周六下午集中政治学习。人民政府依据中央指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公报）。所以解放初的前几年，漳州各中小学教学秩序正常运转，社会比较稳定，但是国民党的一些顽固分子不甘心政权的丧失，经常在师生中散布反动言论，造谣“国民党即将反攻大陆”、“美国派兵支援国民党”、“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等等。人民政府根据学校实际情况，集中专题宣传“美帝国主义罪恶滔天”、“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在师生中打破“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952年10月开始，再一次组织教师思想改造学习班，中学教师全部自带行李、被包集中到福州学习，学习期间学校暂时停课；小学教师以集中住宿形式在养正小学参加学习，此间各小学暂时请龙溪师范学生义务代课。在思想改造学习班上，以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为主题，抓紧美国对台湾、朝鲜的侵略和志愿军赴朝作战取得胜利的时机，扫除思想上亲美、崇美、恐美的情绪，确定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立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教育大家认识土改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镇压反革命活动从1950年中期开始历时三年，学习班组织教师学习文件，要求教师提高认识，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和彻底消灭蒋介石残余匪帮，为了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巩固与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正面教育的效果很好，大部分教师有了热爱新社会的感情，主动靠拢新政权，成为学校工作的积极分子。
  其二是在教师中开展查历史、查出身、查社会关系的组织清理工作。解放初的头两年，学校教育秩序基本正常，但是学校中党的领导骨干还比较薄弱，教职员中的反革命分子和曾被反革命威迫利用过的人还未系统清理，需要通过教育、改造，促使这部分人抛弃原来的反动的错误的阶级立场。当时人民政府分三步进行工作：首先是号召教职员和学生（一般是高中以上学生）向政府忠诚老实地交代清楚自己的历史。而后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所知的反革命分子。最后汇总各方材料进行组织处理。
  从1952年之后连续几年，教师开会学习内容基本上是“三查”：查历史，交代自己的解放前的经历，从14岁开始，凡参加过反动组织，反革命活动，无论是骨干或一般参与者，都要交代一清二楚；查出身，交代自己祖宗三代亲属的政治面貌，经济活动，现今状况；查社会关系，交代旁系亲属、亲朋好友中有历史问题或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并需要交代解放前后往来和亲疏的情况。“三查”活动不是一次性的进行，而是通过自我交代，群众检举，组织谈话，反复交叉地开展，形成一种浓厚的惩治反革命的氛围，对有问题的人造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客观上对学校管理的顺利推进也是有益的。
  漳州市在1951年8月16日开始进行“反动党团和特务人员登记”工作，教职员中凡涉及反动党团特务都要主动到公安派出所登记，延至1952年10月的思想改造学习班再一次主动向小组交代，争取得到宽大。因为当时全社会的阶级斗争声势巨大，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整个社会的环境极大促进教师思想改造工作。
  其三是带领教师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在实践中进行思想改造。从旧社会过来的教师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是“单纯教学”观点，认为社会政治运动与学校无关，与自己无关，针对这种思想动态，政府发动学校中积极分子带领师生参加政治运动。根据学校特点，街政府往往把出黑板报，上街宣传的任务交给学校，使得每个教师都知道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形势，还得带领学生上街宣传，这种“抛头露面”的举止被视为“与旧社会彻底决裂”的决心。各级政府组织集会控诉和声讨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控诉地主恶霸的罪行，较为大型的集会往往在马道底体育场或中山公园举行，较为小型的大都借中小学操场举行，学校师生们都要参加，接受教育。1950年底，在漳州抗美援朝运动中，亲历者以切身遭遇进行诉说，比如被抓进中美合作所华安班当挑夫的，惨遭毒打，目睹美军侮辱中国妇女，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激发师生爱国主义精神。1951年春，漳州市各界群众三千多人在寻源中学集会，驱逐美帝国主义分子卜显
  理及一些外国“姑娘”，这些人是英美教会派到漳州寻源
  中学、进德女中等教会学校的“校董”，管理教会兼管理
  学校。群众集会的声势打掉这些洋人往日的威风，教育师
  生敢于自立自强，人民政府的代表宣布限令卜显理等人
  24小时内出境。政府还发动师生参加全社会开展的轰轰烈
  烈“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活动，中小学生还搞
  “一把米”捐献活动，学校再把米集中起来换钱上交政
  府，捐多捐少不计较，捐多者给予表扬。抗美援朝的示威
  游行，隔三差五举行一次，反美氛围十分浓烈。镇反、土
  改、三反五反这些运动，学校师生也都参加，排练话剧或
  唱歌跳舞，上街宣传演出，傍晚或周日漳州市民经常会看
  到中小学的宣传队活跃在漳州的大街小巷。也有利用上课
  时间，教师配合工作队带学生上街，到一家一家商店门口
  示威，所到之处，学生站成一圈，中间摆一张椅子，叫老
  板站上去，然后大家高呼“打倒不法资本家！”之类口
  号，或高唱“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当年华英
  小学（后改为解放小学、漳州四中、今第二职业中专）操场
  经常是集会场所，一有斗争地主、斗争反革命的大会召
  开，附近学校都停课，甚至枪毙人犯也常常在操场边上执
  行，这一切都让教师在政治运动中经受锻炼。参加运动以
  后教师要人人写体会、写思想汇报，促使教师提高觉悟，适应新社会的工作环境。
  其四是实行“向工农开门”的政策，快速培养新教师，改变教师队伍的结构。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是解放后一项重大教育改革。从学生角度看，许多穷人的子弟在解放前不能上学，现在通过街政府和工作队的发动纷纷入学，有初中辍学的重新入学，有十几岁的童养媳进入小学一年级，所以学校里学生年龄差距很大，甚至有学生年龄接近或超过教师的；学校在招收学生也放低门槛，只要是工农子弟，成绩差的也录取，不以分数为标准而以家庭出身作衡量，1950年龙溪师范入学考试时，有考生迟到半小时以上的，只要工农子弟的就可以入场，可以补考。人民政府用最大的优惠措施，吸收工农子弟入学，改变学校阶级成分的结构。从教师队伍的设置方面，政府也花大力气对师资队伍成分进行改变，从机关、部队中知识青年选调人员到学校担任骨干；用速成的手段培养教师，比如师范三年制改为一年制，力求新社会自己培养的教师快速到位。人民政府还在民众中开展“识字运动”，在各街道、各居民小组中办识字班，利用晚上、下午组织文盲、半文盲学识字，借用居民的厅堂、庙宇的场院，挂上一块小黑板就上课。扫盲班培养出来的学员，只要政治历史清白，个人自愿即可到小学担任教师，1953年，漳州市还吸收一批家庭妇女为公办小学教师。
  根据1950年底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的正确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普及为主，教育着重为工农服务，为工农子女和工农青年开门。漳州市各类教育稳定原有教师队伍，有步骤清除反革命分子，大力吸收新社会知识分子，使师资队伍水平基本能够跟新社会相适应。
  漳州解放后，政府一方面做好教师思想改造工作，一方面加强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龙溪中学（漳州一中前身）在解放前就有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活动，培养一批骨干力量。1949年11月9日成立学生会，紧接着又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由龙溪中学带动其它中学也相继成立学生会、团支部。1949年12月，中共龙溪地委青年部部长陈虹分别到各个中学跟学生对话，陈虹同志虽然是南下干部，但他是漳州本地人，口才很好，又熟悉漳州情况，说话很有鼓动力，他的报告学生很欢迎，也很受教育。
  1949年12月21日，龙溪地区团工委和漳州学联号召全市学生团结起来，积极参加剿匪反特宣传活动。当时市政府组织庆祝厦门解放的劳军活动、迎接新中国解放第一个元旦文艺晚会以及为漳州冬学筹建基金等活动，中学生无不踊跃参加。市学联、青联还组织一千四百多名中学生参加剿匪反特动员宣传活动，协助武装部队开展工作，如把普通话翻译成漳州方言跟老百姓交流，帮助部队抄抄写写，带工作队找人或指路，这些活动对中学生个人及其家庭而言，是需要极大的勇气。1950年底抗美援朝时，漳州学联又发动中学生报考军事干部学校，龙溪中学、寻源中学、龙溪初中、进德女中和崇正安中共有706人报名。但是中学生过多地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也影响正常教学，有统计表明，单1950年计，一个中学生一年参加社会活动次数达72次，政府分别有7个部门可以直接向学校下达任务，致使有些课程未能授完，直到1951年11月16日福建省委下发通知，重申中央和华东区关于严格遵守《纠正教育工作混乱现象的规定》，有了上级文件为依据，漳州市中学生思想教育较为正常化，混乱现象基本克服。
  【漳州方言】
  孟人和猛人
  李竹深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蛮不讲理的人，通常会称其为“bbìn人。”在一般闽南方言用字上，常以“猛人”来标示，这种用法值得商榷。
  猛，除了作勇猛、凶猛、严厉、健壮、猛烈等常见的字义外，在方言的运用上，还表示有能力、有名望、够阔气解。粤语方言中就有“猛人”一词，表示名人、能人、阔人，而不作贬义蛮横解。在闽南方言中，也有“猛”的说法，如“这人很猛”，指的是褒义词。这样，作为贬义“bbìn人”一词的用字，就不应用“猛”而必用“孟”了。
  “孟”在某些地区的方言中，做“不好、恶”解。宋代诗人张唐英在《蜀梼机》一书中写道：“衍尝幸其（延璚）第，悦其华丽，于壁上书‘孟’字以戏之。盖蜀中‘孟’字为不佳故也。“蜀方言如是用，闽南方言又何尝不是？马臻《湖中春游曲》一诗云：“牙签万轴齿不沾，孟客何宾祭如扫。”
  同是“bbìn人”一词，用在不同的场合或含不同词义时，要慎于区分“猛”和“孟”的选用。
  “大跃进”时期的漳州教育
  庄宗沛
  “三面红旗万岁”的口号诞生于1958年，即所谓“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这三大“万岁”的理念和行动借助领袖的声望和专政的威力席卷全国，灌注到各行各业。其最终的结果正如中共中央1979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958年的漳州教育也是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中度过的。本人虽然亲历这段非常时期，但所知有限，感谢徐苍生同志、陈金资同志和有关方面提供当时一些文字资料，也感谢不少年过古稀的老教师作了介绍，且对“大跃进”时期漳州教育状况进行整理、记叙。
  （一）“大跃进”之前的“反右”运动
  1957年春，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很快就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这篇讲话和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上的讲话是1957年5月全党开展整风的指导性文件。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到漳州的时候，影响非常大，机关干部是上班先学习一小时然后工作，学校里利用晚上时间到校学习。当时教师普遍感到很高兴，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英明伟大，表达了广大群众的心声，大家都怀有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
  1957年5月起，中央各大报开始发表党外人士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批评意见，这种变化是解放后不曾发生的。这种新的社会形势影响到漳州中小学校后，大部分人守口如瓶，光看报纸，听文件，嘴巴不敢说，也有部分人对报纸的言论发表自己看法，赞同者有之，异议者有之，但没有发生批判或斗争的情形。这时，漳州的民主党派，即民革、民盟、农工民主党在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发动下，参加整风，大鸣大放比较热烈，其中相当一部分成员是各中小学的教员，所以，他们把这种情绪带回学校，在教师中，甚至在学生中表达自己的看法，鼓动大胆向领导的错误缺点开展批评。当时学校的鸣放内容多数是民生议题，诸如厕所建得太少，课桌椅陈旧，助学金发放不平等，一些马路没有安装电灯等等。后来随着中央大报公开发表一些政治议题，学校里也有教师重述相同的看法，尤其对党和政府派工农干部执掌学校领导权表达不同看法，提出“外行领导内行很不合适”。当时学校领导对大胆提
  意见教师都给予表扬，表扬他们能够积极帮助党整风。到
  了六月份，在领导的鼓励下，发表意见者从小会发言到大
  会发言，甚至写成大字报贴在办公室，这些大字报规定学
  生不能看。七月暑假里，漳州一、二、三中以校为单位，
  小学以学区为单位，教师全部集中学习，任务是帮助党整
  风。尽管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已经发表《这是为什么》、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文章，表明上层的
  反右派运动已经开始，然而在远离京城的漳州还在发动
  “大鸣大放”活动，领导是这样发动群众的：“我们是帮
  助党整风的，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
  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不一样，大家要解除顾虑，大胆鸣
  放”。绝大部分教师还是配合领导的工作部署，继续发表
  意见。鸣放阶段过后，在市委领导下立即转入反右派斗
  争。反右派的开始阶段是组织一些积极分子发言，对前阶
  段鸣放的人和言论进行批驳，主要从教师中的民主党派成
  员入手，领导上认为他们是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条线的组织
  行动。第一步动作开展以后，形势起了变化，领导紧接发
  动检举揭发，就是把有的人在鸣放时没有发言，私下里有
  议论，把这些话上纲上线。比如有个小学教师说他们学校
  校长以前在龙师读书时总是考不及格，现在反而当校长，
  这种话上纲到“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于是跟右派言论挂
  上钩，这个小学教师也划为“右派”。再一个做法是，对
  那种不发言，也没有人检举的，就由领导找其个别谈话，
  如漳州三中一个教师出差在外，回校后，领导找他说话，
  征求他对领导工作的意见，他说：“以后要派人到学校当领导，最好文化高一点，不然在教师中没威信”。第二天，该教师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言论由校长向全体教师公开，然后组织批判，再划为“右派”。1957年暑假结束后，第一批右派分子的名单就确定并且公布。
  1957年到1958年漳州市中小学所划的“右派”以及所谓“中右”近百人，其来源有四个特点：一是在民主党派里发表言论，由市委统战部方面定为“右派”再交给学校处理：二是这些“右派”普遍有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的问题；三是没有反党言论，而是有意见、有看法经过“上纲上线”或断章取义后上升为右派言论的；四是许多言论并非出自会议上的发言，而是私底下讲话，经检举揭发而整理出来的。纵然如此，当时划为“右派”的人，只是会上批判一下而已，其工作状况和待遇没什么变化，秋季开学后照常教学。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步步升级，层层加压，这些人的景况就变化了。
  1957年秋开学，学校按照上级指示，在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小学和初中一、二年级正面教育，初中三年级以上先组织鸣放再组织辩论，以提高学生的无产阶级觉悟。一时间各中学大字报满天飞。十几岁的中学生口无遮拦，往往语出惊人，有的竟然把报上正在批判的右派言论重新炒作，但是也有人很严肃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反映所了解的社会问题。最典型的是一中、三中分别有高中生写出“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这样的内容。认为苏联继承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瑷珲条约”，割去中国大片土地，如库页岛、海参崴，至今没有归还。在“中苏蜜月”年代，这种爆料是很震憾的。鸣放时间不到一个月，各校就以大辩论名义组织对“错误”言论的批判，包括“攻击苏联老大哥”的言论，其时的依据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六条政治标准进行划分，如“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凭这句话，一中、三中那几个学生对苏联的批判尽管和历史是相符的，却不允许表达，只有接受批判的份儿。政策规定中学生不划“右派”，但省公安厅1957年12月29日发文，对中学生在反右阶段的表现要摸底，明确指示“凡是发表反动言论的都要记下”，所以事后许多鸣放时言论激烈的学生高考均落榜了。1957年的学校大多不能完成教学进度，但是通过“坚决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为中心政治教育运动以后，发展一批党员，党组织比较健全，每所中学都有党支部，全市小教党支部也建立，教育局成立党总支，专署和市里下放一些党员干部到学校任职，教师队伍精神状态和学校面貌比以前的情形有了一番变化。
  1958年春季开学，各中小学的“右派”教师开始进行组织处理，有的劳动教养，有的开除回家，有的留校当勤杂工。广大教师接受教育，人人表态，对反右斗争的意义加以肯定，对“右派分子”开展面对面批判、划清界限，并交代学生不称某某老师，可以直呼其名。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漳州教育迎来“大跃进”高潮。
  （二）“大跃进”的第一波：全民办教育
  同年3月，全国一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呼声，从1月到3月，中央连续召开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鼓动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甚至说“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漳州市委迅速行动，提出一个响亮口号：“苦战三天，全党办学，全民办学，普及教育，组织全部文盲入学。”市委第一书记康仲吉亲自召开全市干部大会作动员，要“全党办学、全民办学”，召开基层党支部书记会议，层层布置贯彻。为了体现对教育大跃进的重视，副市长巩鸣鹏兼任教育局长，一时间，全市掀起办学热潮。当时，教育局全体干部都忙活起来，人手不够就从各学校抽调骨干。到工厂、街道、农村进行动员发动，各小学就近联系街道居委会。全市召开誓师大会，“苦战三天，普及教育”的指令成了硬任务。各单位表决心，开展竞赛，可以说“红旗飘飘，战鼓咚咚”，中学办大学，小学办初中，单位办幼儿园、技术学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出场所、定师资、找学员、安设备，办出一所学校，难度是很大的。然而谁也不甘落后，怕当“乌龟”，要当“火车”；不当“牛车”，争当“火箭”。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街头巷尾设立识字岗，小黑板写上几个字，拦下过路行人，读懂了就放行，不懂的就地接受教学；再则，小学生宣传队挨家挨户查文盲，发动入学，凡借口干活忙不上学或拒不识字的，小学生会聚集在他（她）家门口呼口号，唱革命歌，以热烈的声势“动员”该入学的去入学，漳州教育真是热火朝天。
  时任漳州市委副书记申文成，他分管教育，看到全民办学的形势如此之好，非常高兴，几天后，他代表市委公布战果：“经过三天的苦战，到四月三日止，我市计举办了夜大学三所（即一中、二中、三中承办的），农业夜大学一所（即龙溪农校承办的），师专一所（即龙溪师范承办的），吸收在职干部、社会青年、部队军官258名参加学习；民办中学9所，学生772人，其中包括有工业、食品、艺术、体育、电气、卫生等职业中学；民办小学28所，34班，学生1997人；民办幼儿园38所，66班，幼儿2816人。做到街街社社有小学幼儿园，全市实现中小学普及教育。扫盲工作的进展也是神速的，全市10451个文盲，组织了9641人入学。占文盲总数百分之九十二点二。出现了“‘日间个个勤生产，夜间人人苦读书’、‘人人争入学，户户读书声’的新气象。”这种只用“三天”干出全民办学、普及教育的成果确是匪夷所思。
  其特色就是“因陋就简”。
  漳州一中的夜大学算是比较正规，有教室、桌椅、黑板，指定几个教学水平高的教师任教，原则上联系实际教学，少讲甚至不讲基础理论，文科讲读报纸社论文章或上级下发的可以公开的文件，理工科讲发电机、水轮泵、汽车拖拉机的构造、原理和维修办法。教师照教案授，学员凭耳朵听，不用教材，无需实验，这就是“大学”。
  许多街道居委会办公场所挪出位置，摆上十几只小竹椅，这就是幼儿园。这一边教唱儿歌，那一边办理事务，动静共处一室，他们竟然能工作、学习，当时的人真是挺有能耐。农村祠堂场地大，一个角落是公共食堂厨房，大片厅堂是小学教室，他煮他的饭菜，我教我的教材，不过临近中午，饭菜喷香，学生垂涎欲滴，教师还津津乐道，想想煞是新鲜。放学后，桌子一拼，公共食堂开张了。
  因为上级有力组织，群众广泛动员，有“因陋就简”办学方法，教育大跃进“成绩显赫”。1958年4月12日《漳州简报》载：“中共漳州市委于三月三十日向全市人民发出‘苦战三天，实现文化市’的号召后，各机关、企业、工厂、学校、农业社、街道等都掀起办学热潮。行动迅速，采取边研究、边筹备、边招生的革命办法进行办学。从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二日的三天中举办了夜大学四所，师专一所，民办中学九所，民办小学二十八所，民办幼儿园三十八所，基本上做到了街街社社有小学、幼儿园。学龄儿童全部入了学，未升学的高小、初中毕业生也都入了学，实现了中、小学普及教育。”扫盲工作更是成绩“巨大”，苦战百天“实现基本无文盲市”，中共龙溪地委和龙溪专署，福建省教育厅分别给漳州市委、市人委寄来贺信，表扬漳州市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全党动员，全民动员，采取了非常措施，进行了短期扫盲突击，终于在六月二十三日实现基本无文盲市。”
  （备注：距离1958年的48年后——2006年，漳州市芗城区接受国家教委检查验收，才认定“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基本实现扫除文盲”。）
  （三）“大跃进”的高潮：大炼钢铁
  当工农业“大跃进”的泡沫天天在媒体翻腾的时候，“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同时出现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四出视察、指示，为教育大跃进推波助澜。他在6月间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宣布：教育部制订的教育规章制度，一律无效。7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工厂和大办学校，每个班可以办一个工厂。还可以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100个各种类型的学校。时隔两天，他又到北京农业大学给教授评级定标准：“搞亩产1000斤只能当5级教授，亩产2000斤当4级，亩产3000个当3级，4000斤当2级，要能搞个亩产5000斤才能当1级教授。”10月12日对河南省教育厅的同志说：“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可以上课2小时，劳动3小时；可以6小时劳动，2小时上课；现在在大炼钢铁潮流下，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上有所行，下必效之。漳州市也不例外，“大跃进”之初还是提“勤工俭学”的口号，漳州市委领导在1958年5月15日召开的“庆祝普及中、小学教育，组织全部文盲入学胜利总结大会”上表扬说：“勤工俭学这一方针在开学后也全面得到贯彻，现在已经初获成果。仅一、二、三中及龙师的统计，开荒637亩，养了牛、猪、兔等牲畜和家禽738头，鱼1000条。各校还普遍建立了实验工厂、农场和理发、手工等劳动组织。”在1958年的第一学期，各个学校的体育课，课外活动课基本用于劳动，学校操场边的空地，教室外围的绿地都开垦成菜地，学校围墙内扎个竹栏，养鸡鸭兔鹅等牲畜，各校还互相参观，评比。就当时而言，“勤工俭学”是教育战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之一，既然提到这样“纲”上来，劳动对教学的冲击就不言而喻。翻阅当年教育工作简报，许多话成了“大跃进”历史见证：
  ——勤工俭学的贯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公开打着“反对派”旗号的人不多，但各式各样的思想潮流却不断表露出来，怀疑着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如数理和语文教师提意见说：“劳动太多了，学生没时间完成作业了！”“学生没时间预习，语文的质量怎么提高呢？”……学生中也有不少人思想不通：“我是来学习的，不是来劳动”，“劳动没有工分拿，每月八元照交（指膳费），我才不干”。一些剥削阶级出身的同学，甚至说起怪话来“天天劳动，胖子要变成瘦子！”我们认为，上述情况正是反映贯彻勤工俭学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实施教育方针中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摘自1958年7月14日漳州一中党支部工作总结）
  在这样的形势下，勤工俭学方向转了，1958年秋季开学迎来大炼钢铁高潮。9月1日，党中央发布了北戴河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吨钢而奋斗，《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紧紧抓住钢铁生产》，《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提出“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全力保证钢产量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漳州各中小学做到康生所说的“现在在大炼钢铁潮流下，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各中学的操场盖起土高炉，小学校里稍微宽敞一点也盖土高炉，因为是“土”，所以炉砖不一定是耐火砖，普通砌墙的砖拿来对付，当时没经费，这些砖头大多是拆旧墙盖的，单位的旧墙可以拆，老百姓家的旧墙也被拆，称之“贡献”。盖炉不请泥水工，一切自己动手，师生自己搅泥浆，抹炉墙，高炉质量可想而知。炼钢铁要铁矿，要燃料，市委调拨一批矿石、煤炭给各单位，但远远不够指标。各学校“敢想敢干，解放思想。”矿石不够，发动师生从家里搬来铁具，有煮饭锅，窗棂条，门闩，剪刀、菜刀、铁条；燃料不够，就砍树，找旧木制家具。中学生都是小青年，心纯胆大，在“一切为了1070”的口号下，到街头巷尾寻找材料，其间少不了跟群众发生龃龉，然而“大炼钢铁”理直气壮，老百姓输给中学生，在高产周里，各学校夜以继日，火光冲天，广播喇叭不断鼓干劲，教室里桌椅拼成床铺，当临时宿舍。初中生、小学高年级学生比较小，就拿铁锤子敲矿石，敲煤块。炼出钢了——所谓钢，就是烧红的铁具混在一起，用大锤打成一块一块——向市委报喜。师生们举红旗，敲锣鼓，放鞭炮，小板车上放着铁块，再披上红布，一路招摇。市委领导喜逐颜开，早早等候在市委机关大门口，迎接报喜人群。《漳州报》和漳州人民广播电台立即报道，煞有介事地宣扬。在那段日子里，报喜队一拨又一拨，街巷里挺热闹的。
  1958年学校里大炼钢铁运动成绩有多大呢？当年市教育局总结是这样写的：“全民炼钢运动中，五千余名学生投入炼钢，涌现1200余名炼钢积极分子，仅高产周一周时间，炼钢达433035斤，培养200多名各种技术工人，师生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热情大大提高，作到炼钢又炼人。各科教学，已初步找到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几十年后，经过实事求是分析，在中央有关文件中，对大炼钢铁这段历史是这样表述的：经过全国人民三个半月的奋斗，1958年12月19日，党中央宣布“1958年我国人民夺取1070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但其中有300万吨是土钢，基本上不能使用。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完全违背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四）“大跃进”的助推力：拔白旗插红旗
  漳州“大跃进”运动发展套上当时一句流行语“势如破竹”，以“苦”和“快”为主轴的指导思想，尽管违背人们的心理和生理的承受力，但还是按上级部署进行。一条重要原因是“拔白旗插红旗”的助推作用。所谓“插红旗”就是表扬、鼓励，“拔白旗”就是批评、批判，直至动用专政工具。1958年市委宣传部一份《漳州市文教系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总结》写道：“文教系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主的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通过这次运动，坚定知识分子走社会主义道路，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取得了重大的收获。”在“全民办学”和“大炼钢铁”之间隔着暑假，市委宣传部组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暑假前以每周六小时开展运动，坚持边工作边学习。暑假中以十四天的时间，八月十号到八月廿四日，中等学校以校为单位，小学以学区为单位集中学习。”这种学习先主动向党交心，再互相揭发、批评，然后确立重点对象批判教育，最后人人写体会，自我批评。事后，市委宣传部满意地认为“全体教师经过三反、五反、整风、反右派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绝大多数教师都重视自我改造，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初步树立。特别是学校建立党组织以来，通过党课教育和制订红专规划，人人都力争把自己从速地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大跃进”时期的工作都进行量化评比，“拔白旗插红旗”也形象了，赢了挂“火箭”、“卫星”、“火车”等标志，输了挂“牛车”、“乌龟”的图样。那一年小学考初中的时候，工作结束后在人民会场（位于胜利路，今改名人民剧场）开会，门口用竹匾画一只大乌龟，把考试分数差的学校及校长名字公开在其中，另一边大红纸剪一面红旗，把考试分数好的学校及校长名字列在上面。事事评比有推动的功能，更多带来急功近利，浮夸造假，那一年有灭四害比赛，办厂（场）比赛、扫盲比赛、写民歌比赛、积肥比赛。为了完成高指标，各校不择手段。当号召各校“大办工厂”时，一所百余人小学办起所谓磷肥厂，原来是发动小学生人手一把剪刀，逢人就要求代剪指甲，把指甲集中起来便称之“磷肥”。当号召“大写民歌”时，一所中学把学生关在教室里，每人十首，写完才能回家，学生就按作文格子，每行七个字，一共四行，一张作文纸就一首诗，至于词不达意，不连贯，一概不问。
  1958年盛行一句毛主席的话，叫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内涵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漳州各学校领导接受上级意图，把“拔白旗、插红旗”做法推广到学生中，发动学生帮助老师。漳州一中党支部发明学生给教师“送礼”的做法，就是把教师缺点错误，主要是“三脱离”，教学中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问题，写成小字报，给老师送去，各班团支部汇集小字报交给学校，学校再分交具体人，教师要对每条意见做出书面答复。这种形式拓展到学生之间互贴小学报，同学对谁有批评意见，用作业纸写好贴到其座位上，搅得教室五花八门。这些做法，学校党支部誉为“兴无灭资”，是驾东风压西风的政治挂帅。
  大跃进时的1958年，在“三面红旗万岁”的旗帜下，充斥着以数字为评判先进落后的标准，评比的项目不计其数，从抓几只苍蝇到办几座工厂，全部在数字上做文章，这种乱象对漳州教育的影响很大的。1959年5月，当时省教育厅厅长王于畊（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夫人）直奔漳州纠偏，连续几个晚上在人民会场召开大会，她说：“贯彻教育方针，是一件艰苦复杂的事，而我们的经验很缺乏。因此，在估计去年（1958年）成绩的同时，应该实事求是地检查我们的工作。”她很具体地指出劳动的时间多了一些；一说克服“三脱离”就放弃理论知识，基础知识；一说联系实际，把古代史、古典文学砍掉了，化学只教土化肥，生物只讲种水稻，连学生写错别字也不敢纠正，怕影响师生关系。“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虽然只有一年，其负面影响却是很大的。这段历史值得记忆，更值得研究，以作前车之鉴。
  参加全省首届体育运动会的回忆
  阮位东
  1952年10月，龙溪体育代表队参加福建省首届人民体育运动会，我担任总领队。省运会在福州市南门兜体育场举行，这次全省体育运动会旨在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通过运动会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选拔更好的后备力量。参加全省首届体育运动会有10支代表队，分别是福州、闽候、晋江、厦门、龙溪、龙岩、永安、建阳、福安和省直机关。参加的代表队无论强队还是弱队，纷纷展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福州、晋江代表队实力雄厚，有很多优秀运动员，作风强悍、技术全面。
  我时任龙溪专署文教科副科长，队长杨育东，时任龙溪专署公安处办公室主任，副队长汤健，时任龙溪地委办公室秘书。杨育东技术全面，机敏、冷静、果断、战斗力强。汤健技术精湛、速度奇快、动作灵活。龙溪体育代表队参加比赛的项目有排球、篮球、一万米、200米、100米、跳高、跳远、拔河、潜水、手榴弹。比赛结果获潜水一、二名，排球亚军，一万米第三名。
  龙溪体育代表队有活力、有激情，全神贯注投入比赛，团队以顽强的奋斗精神，出色的团队协作，运动员思想积极向上，在困难环境中寻找战机，全力推进。因为来自五湖四海，集中排练，缺乏配合、实践能力。
  大赛前，在省委开会的地委书记蔡良承、地委宣传部长张平，特地到龙溪体育代表队驻地看望慰问全体运动员，领导同志的和蔼可亲、亲切关怀，给运动员力量和勇气，对大家是很大的鼓舞和促进。
  时隔六十年，对这些可亲、可敬的运动员，现在回忆起来感到无比兴奋和亲切，介绍一些当年比赛的趣事。
  排球运动在龙溪具有良好历史传统，群众性的排球运动欣欣向荣。这次赴省参加比赛的排球队基本上以漳州“乌龙”队和长泰排球之乡的队员选拔组成的，一队12人，当时比赛是9人制。龙溪、晋江两个队争夺冠军，龙溪队很快进入状态，快攻频频奏效，又加强发球攻势，一度给对方造成麻烦，实力雄厚的晋江队依靠弹跳优势，快速多变的网前配合取得有效的防守。龙溪队老将多，体力不足，攻防配合不够默契，到了第五场，晋江队牢牢掌握场上的主动，虽然龙溪队作风顽强，团结奋战，但比分距离一直拉大，比赛结局，龙溪队屈居亚军。
  潜水项目方面由东山县选送二位富有潜水技术经验的渔民参加，据介绍，抗日战争后期，制空权、制海权为我同盟军控制，出没在兄弟岛附近的日本飞机、日本舰艇常常被我同盟军击落炸沉海中，东山岛渔民经常潜入海中寻找捞回战利品。他们这二位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和良好的潜水技术素养，每次下海潜水时间在15分钟左右。比赛前，大会特地为龙溪潜水员作了宣传，博得全场热烈掌声，比赛结果，林海水潜水八分钟荣获第一名，郑大水潜水五分钟，荣获第二名。
  参加万米赛的郑树根，身高1.70米，体重103斤，家庭贫困，靠出卖劳力为生，长期用两条铁板腿，往返于漳州——程溪之间，挑运笋类物资，上午走路去，下午挑担回，挑得重，走得快，大家叫他“飞人”，他风雨无阻，天天如此，练就一双飞毛腿。参加省体育运动会一万米竞赛在龙溪地区参赛的只有他一名，他是豪情满怀，踊跃报名、积极参赛。俗话说打战和打鸟不一样，走路和比赛更不同。郑树根缺乏实战经验。裁判员吹出号令，大家起跑了，他还愣着最后一人冲出。这位运动员靠的是实力、毅力、憨力，一路领先，有经验的晋江运动员一路跟在他后面，到了第20圈（1万米25圈），开始冲击，万米赛结束，郑树根荣获第三名。
  拔河赛一队10人，龙溪县组成的拔河队是从西北乡全劳力农民中选拔的，这批运动员身强力壮，粗犷有力，又有武术功底，拔河队队长叫黄海西，他是一位武术奇人，特长是金鸡独立，落地生根，四五人拉他不动，推他不倒，队员的希望寄托在这位武术奇人身上，但是开始比赛，哨子一响，很快就被拉过去了，为什么失败，原因是这位武术奇人需要在原地运用丹田传威作气，充实全身穴位，发挥作用，这样的气功需要二分钟，但裁判员不理这一套，哨子一响，比赛开始，我们的武术奇人还没有运气到位就被拉过去了。
  岳口街旧事锁记
  陈满根
  （一）太平军火烧岳口街
  一百五十年前，位于漳州东门外的岳口街两边的三百多间民房，遭受一场兵燹之灾，整条街道都被战火焚毁殆尽，人们陷入极大的困境。这场灾难从何而来？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祖父祖母反复这样说，都是“长头毛反”带来的灭顶之灾。祖母还说：当时我家上辈祖刚死去不久，尸骨未寒，棺木未埋（藏棺），结果连同房屋一齐化为灰烬。
  说起“长头毛反”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略知一二。清兵入关，一统江山后，强迫百姓一律前额剃发、后脑留辫子，这是强权奴役的象征。清政府视留辫为汉人臣服的表现，否则砍掉脑袋，故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说。道光年间，英国人强制向我国输入鸦片，以致发生“鸦片战争”，清朝大败，只好屈膝求降，与英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赔偿巨款。清政府嫁祸于民，对老百姓大肆掠夺剥削，人民陷于极端穷困的境地，于是义军四起，反抗清廷的压迫、剥削。其中最强大的义军就是洪秀全发起的“上帝会”于1851年起事。他为恢复汉人尊严，义军留长发，不剃头，不编辫子，故民间称为“长头毛（军）”。
  洪秀全的义军声势浩大，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不久便占据半个中国，定都南京曰“天京”，国号为“太平天国”。但“革命尚未成功”，义军领袖便严重腐败，内部分裂，派系迭生，矛盾激化，进而互相残杀，加上清政府组织军队大肆反扑，洪秀全父子自杀身亡，导致太平天国全军覆灭，最后只剩下李世贤部和另一支军，他们之间又不和，力量显得单薄。
  据上辈老人传下来的说法：清同治三年（1864年），李世贤部驻扎江西，准备到福建富庶地区筹粮筹款，正苦于不知福建内情，凑巧这时漳州城内东坂后某药材行老板到四川、江西等地采购药材，途中被李世贤部下逮住，李世贤以礼相待，从老板口中得知不少情况，便放其回漳。此后老板多次出省采购，太平军奉命不为难他，一路放行，使得他顺利采购到多种药材而发了财，以致引起同行猜疑、妒忌，遂告密于官府（另一说法是伙计告密）。
  官府得密报，便派官员来找老板，名曰交朋友，其实目的是来暗访虚实。而李世贤急于掌握漳州军情，亲自冒险下漳州来，一路问来，问到东坂后药材行找老板，不小心竹笠下露出长发来，被探子发现，而后惨遭杀害（另一说法是说李世贤不曾来，来的是他的干将XXX）。李世贤妻子得知此事大怒，替夫报仇心切，于是下令进攻漳州，并扬言：漳州人如此可恶，“扫帚也要过三刀！（意即斩尽杀绝）”于是挥兵从江西进入福建，一路奔杀过来，九月十四攻破漳州，守漳州官员无一幸免。接着杀向民间，掠夺金银财宝，白天出城行动，夜间回营分赃。
  太平军占据城内后，开始剿杀城乡黎民百姓。
  东门街历来是富者所居，这里的商铺林立，金银首饰店、参茸药材行比比皆是。太平军士兵如同饿虎觅得肥羊，大肆掠夺、砍杀，获得巨款财宝。此后连续数日，沿着东门外抢杀过去，来到岳口街时，见老百姓早已闻风而逃，唯有死气沉沉的几百间破旧低矮民房，没有商铺，没有富人，简直是一处贫民窟。太平军没有捞到好处，怒从心中起，放一把火把民居烧了，犹恐两排房屋之间的通巷成隔火路而烧不彻底，又连续放火，顿时整条街道陷入火海，都成废墟。这里有两座康熙年间敕建的石牌坊，其中一座顶上的鸱尾被烧得崩角，另一座的承重柱有两三根被烧得开裂（此处直至十年前牌坊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才得以复修更换新石柱），可见这场火势是何等猛烈！
  岳口街上有座东岳庙，始建于宋绍兴年间（1159年），明朝正德年间重建，竖有石牌坊曰“正德坊”，在当时是全国八大狱庙之一。庙内塑有九十九尊神像，个个全身金装，饰以珠宝，富丽华贵，美轮美奂，可谓价值连城，太平军当然不放过，劫走宝物，随即付之一炬。
  此次洗劫过后，城内的苍园十八社荒凉不堪，遍地尸骨，鬼火燐燐，一百年后尚无人敢来居住；而岳口街居民避难回来后，对着满目疮痍的故土，只能在心中流血，多年后才陆续修筑起旧居。
  （二）马公庙前“搬屎戏”
  旧时代每逢大年除夕，漳州城内县城隍庙前必定上演一棚戏，让那些无力还债者看戏“避难”，债主也不敢进去讨债，故被戏称“走债戏”，老漳州者都听说过。而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岳口街的马公庙前有一棚“搬屎戏”却鲜为人知。“搬屎戏”本是当奶奶当妈妈的口头禅，是指襁褓中的婴儿因吃坏肚子而乱拉稀，把她们忙个不亦乐乎的戏谑，那么马公庙前的“搬屎戏”是怎么一回事呢？说起来这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
  马公庙始建于宋朝年间，巷内的民居都是矮小的平房，铺着青石板的巷道弯弯曲曲，巷道末端有两棵大榕树，树荫下就是庙。庙里供奉着唐辅顺将军马仁的神像。据《陈元光开漳篇》记载：“马仁，河南光州固始县人，唐玉钤卫校尉。总章二军，马仁随陈政、陈元光父子戎闽，时值流寇犯境，马仁率轻骑围剿，大败贼兵于盘陀岭。”漳州置郡，陈元光任刺史，授马仁为州司马。后蛮獠首领苗自成、雷万兴再次作乱，在岳州战斗中，陈元光陷入敌军重围，马仁飞马冲入敌阵杀敌，掩护元帅突围，终因寡不敌众，被砍杀阵亡，其身躯仍直坐马背不倒，神勇无比。漳郡百姓敬仰其刚强威武，尽忠郡主，所以在东门外本地点立庙祀之，奉其为本境保护神，以祈求保佑乡土平安。庙前有古戏台一座，每到年底，社里像过年一样热闹，蒸年糕做发粿，还杀鸡宰鸭奉献神明，并且全社里凑份子请戏班演出。
  民国年间，社里有一个孤寡老妇人，家徒四壁，又无亲戚接济，生活异常困苦，平时邻居常把剩菜剩饭倒给她充饥果腹。她平时替邻居补破衣，挣几文钱。老庙祝早就知道她的困难，对她说：“只要你有诚心，点三支香拜拜就好了，不必交份子钱。”
  有一次，社里又有什么庆典吉日，来马公庙烧香的信众很多，庙前浓烟滚滚好不热闹，跟大人来烧香的孩子一时内急，就在树下、庙边、墙角到处小便。到了晚上，戏开演了，本街的，城里来的，附近农村来的，都涌到台前看戏，这些观众一时内急，也是不顾文明卫生，躲到暗处小便，屎尿臭味令人难闻，却无法制止。老庙祝是很有修养又急公好义的人，对这种现象非常恼火，这时老妇人也在家门口眺望着戏台上，老庙祝遂心生一计，吩咐她进家门去找几个桶来，置放墙边、树下，让人方便。这一招果然有效，观众不再随地小便。第二天老庙祝让老妇人把这些尿水卖了，卖的钱归老妇人所有，可说是一举两得。老妇人千谢万谢老庙祝，老庙祝则说：你要感谢马公爷，有这么多信众来烧香来看戏。
  此事给老庙祝很大感触，这世上有时差一分钱就难倒英雄汉，有时多一分钱就能救一个人，见那老妇人一再感谢，又想到，这样做虽然不错，也只能解决一时困难，怎么办才能使她免受饥寒之苦呢？这件事一直困扰着这个古道热肠的老庙祝。有一天他早起，蹲在门口屋檐下洗脸漱口，见一位老奶奶从家里端尿盆经过，要去巷尾茅房倒，踩着滑溜溜的青石板，差点摔了跤。这使他忽然想了一个主意来，能帮忙那老妇人不至于常常挨饿。于是趁一次老家长们到马公庙聚会议事的时候，对大家说，对外来的乞讨者我们都会给予帮助，这是我们社里一贯的善举。今天我要提个事，我见每家每户清早起来都紧张地跑到茅房倒尿，所以我想我们也像上海、苏州百姓那样，清晨起来把马桶放在自家门口，让那位孤苦伶仃的妇人来收拾去卖掉，这样一来，大家清晨就不用太紧张，又能解决那位老妇人的困难。这个建议得到善良人们的认可，便回家告诉家里人这样做。
  从此，马公庙居民就实行这种办法，这事让老妇人包干了。过了一段时间，老妇人温饱基本没问题，而且有盈余，她还养了几只鸡鸭下蛋，要给马公爷上供品就不用发愁了。到年底她对老庙祝说：感谢社里的人对我好，我把卖尿的钱省下来，每到年底都献一台戏，酬谢马公爷，答谢好邻居。众人知道后也都很高兴。这样每到年底马公庙前就有一台老妇人捐的戏上演，被戏谑为“搬屎戏”，延续很长时间，被传为一段佳话。
  （三）岳口街“剪辫子、放天足”风波
  整理先人的遗物时，捡出一纸三十多年前听祖母讲的往事记录（祖母生于清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是民国时期“剪辫子”的片断，纸已发黄，字迹模糊，特参考文史资料，梳理出来，供诸位一闻。
  辛亥革命成功，漳州胜利光复。接着当局做几件事情：整顿市容、修建公园、移风易俗。其中改变旧风俗方面是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禁赌禁毒，反对留辫子（男人）、裹足（女人），于是很多男人在家里自行剪去辫子，少数女人也解开裹脚布。但还有许多男人不愿剪，很多女人不愿解“脚白”。政府下令军警上街巡查，见有留辫者，不管三七二十一举剪便铰，毫不留情。
  但是革命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引起军阀混战，孙中山决定进行“二次革命”，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反袁护国，维护“约法”斗争，他委派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率领粤军五千多人进占漳州城，成立“闽南护法区”。陈炯明治漳期间提出“提倡新文化，建设新社会”的口号，并且付诸实施，在地方留下一些事迹。
  岳口街处于漳城东北隅，比较偏僻，居民文化程度低，大多数是文盲，对新事物不敏感，对政府法令不在乎。因此尽管剪辫放足已讲了多年，这里还时常能见到留着“猪尾巴”的男人和步履蹒跚的小脚女人。
  时东岳庙（大岳）已改建成“岱东两等小学堂”，学生不少，青年教师也很多。在这里除学习国文外，还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并让小朋友学习歌剧童话剧表演。有一次，学生放学回家，告诉家长说：“今晚学堂前操场要上演文明戏（话剧），要人们都去看，不去不行。”
  到晚上，操场内的戏棚上挑着几盏“白火”（汽灯），光芒四射。台上布置很简单，一副桌椅，一块天幕，台下观众早已把戏棚团团围住。这时有本校教员上台来，提高着嗓门说：“……我听有人这样说，现在没有科举了，那么读书的出路在哪里？现在政府兴学堂，是要培养具有全面知识的学生，学堂设有国文、算数、自然，还有历史、地理、英语，让学生能了解天下大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才能强国，才不致遭受到列强侵略。这些孩子将来都是国家栋梁……学生参加体操（体育）锻炼身体，还有唱歌图画跳舞，有益儿童身心健康。现在让本学堂的小朋友为众人表演一部童话剧。”
  小朋友演得很好。大家看了这部童话剧，感到很新鲜，跟过去的古装戏完全不同，孩子天真的表演很可爱，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有表演才艺，更是高兴。
  接下来主持人出来说，现在请诸位观看话剧《娜拉》，这是一部反封建制度的好戏。原名是《傀儡之家》，恐大家误会为木偶戏，所以把剧中女主角娜拉定为剧目名，请大家看下去就知道了。
  布幕拉开，是一个外国人的家庭摆设，戴着红假发、深眼窝的角色上场了。可是刚演不久，人群便开始骚动，似乎准备退场。因为大家听不明白说什么，不像孔夫子教出来的，感到很别扭。这时忽然从东岳庙大门开来一队军警，把观众包围起来，一位政府官员登上台，对大家说：“政府提倡移风易俗，三令五申要全体国民遵守，男人剪辫，女人放足，可是到如今还有前清遗老遗少不愿听，这是民族的耻辱；这两天我们在街头巷尾抓人剪辫，可是还有许多人躲起来。现在我宣布：凡已剪掉辫子的，已放了裹脚布的先放行，未剪辫、未放足的，我们替你剪了。弟兄们，动手吧！”
  这队军警立即像马蜂出窝一样，疯狂冲进人群，每两个架住一个留辫子的，另一个举起剪子就铰，不服者便被殴打，有人想反抗，便被按倒在地，反拐双手，“咔嚓”一声，辫子落地。一时人心惶惶，会场大乱，女人的哀叫声，男人的怒骂声，孩子的惊哭声，充斥云天。还有的人敢与军警动武，便被打得血流满面，令人不寒而栗。有的想逃，跑到门口，这里也有军警把守，照样被架起来剪。有人哭丧着脸说：“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伤。”军警掴他一巴掌：“你这书呆子，猪尾巴难看死了，你还可惜吗？”后面排队等出门的人见状都不敢反抗，紧张地等着剪。
  出门的人群中，凡是女人都得拉起饰裤等待检查，已经放足者、天足者，平安过关，见未放足者，军警则举起警棍狠敲她的小腿，叫她当场放足。还威胁说，“再不放足，让我见到一次就打一次，看你还裹不裹！”祖母也是在这次挨了一警棍才下决心放足的。顿时操场上满地狼藉，到处是“猪尾巴”和白布条。女人放了足，因是从小就绑起来的，足已严重变形，放了足反而走不得，只好含羞带泪让丈夫背着或扶着，灰溜溜地离开会场。
  后脑梳辫子，前脑剃光头，本是满族人游牧射猎的需要，以免散发遮眼影响射杀的准确。一统中国后，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强迫百姓一律剃发留辫，留辫子被看做汉人臣服清朝的标志，是强权奴役的象征；而裹足则是朱熹等理学家为束缚妇女的自由而提倡并推行的，是摧残妇女、侮辱妇女的一面枷锁，这都是封建残余，废止是应该的。但是军警执法失当，武装强制百姓接受，以致发生冲突，才有这一场风波。
  作者来信
  《芗城文史资料》第21辑（总第39辑）更正
  页 行 误 正
  12页 13行 志县 县志
  16页 2行
  明白了封赠之制，当读到“赠御史洪明”时，就会想到洪明卒后才因儿子
  任主事而受封；读到“封佥事洪文馨”时，就会想到洪文馨仍在世就因儿子任佥事而受封。
  明白了封赠之制，当读到“赠御史洪明”时，就会想到洪明卒后才因儿子任御史而受赠；读到“封主事洪日瑞”时，就会想到洪日瑞仍在世就因儿子任主事而受封；读到“封佥事洪文馨”时，就会想到洪文馨仍在世就因儿子任佥事而受封。
  李阿山
  2011.8.30
  《水仙花》发刊前后琐忆
  卢奕醒
  （一）《水仙花》杂志的创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经受文革的浩劫与摧残，漳州市的业余文艺作者多数沉浸在不解、悲愤、苦恼与气馁的情绪之中。陈布伦先生尽管饱受打击与迫害，但做为当时主持市文联工作的负责人，他并没有丢弃自己的责任。他极其耐心地听取大家的倾诉，不断地给大家热情的安慰与鼓舞。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黑暗已经过去，往前看，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
  1978年10月15日，“市群众文化工作座谈会”在市中山公园仰文楼上召开，布伦先生和时任市文化图书站负责人的陈玉池先生共同主持这次会议。会上宣读了中共漳州市委书记巩鸣鹏关于为所谓的“三蕾一鸿”（“春鸿”、“芗蕾”、“蓓蕾”和“春蕾文艺”等四个业余文艺小组）的平反意见，事后，中共漳州市委于1978.12.21以综字069号文件发出《关于对“三蕾一鸿”的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激发大家积极揭批“四人帮”热情。来自全市各地的业余文艺作者济济一堂，群情激愤，齐声谴责我市某些人炮制所谓“三蕾一鸿”案件迫害业余文艺作者的罪行；同时大家更互相鼓励，要克服余悸，消除顾虑，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再立新功。会议气氛热烈，效果良好，有的原来已砸烂钢笔，发誓洗手不再创作的作者也表示“我要提笔从头干”。
  经过热烈讨论，与会者一致要求文化部门从速批准市文联创办一个刊物，做为文艺作者发表与交流作品的园地。至于刊名，开头有所争论，无论是主张叫《漳州文艺》或《芗江文艺》都受到多数人的反对；后来有人提出：以前我们许多业余刊物都自称为“花蕾”，现在经过严冬的考验，应该迎风绽放！于是将《水仙花》做为刊名的主张就脱颖而出，众望所归。我市文艺作者团结一心，展开双臂，共同迎接文艺界的“第二个春天”。
  经过一番酝酿与筹备，《水仙花》文艺杂志终于在1979年元月15日问世。这期间适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因此首期刊物特地编发了“热烈欢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一组稿件。因经费问题，这期刊物是油印本，与会者人手一册，少量赠送有关部门单位与领导，十分珍贵。从第二期起刊物才改为铅字印刷本。《水仙花》的出刊给漳州市的文化生活带来了新气象，为漳州市文艺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所以后来有人将其称为“漳州改革开放的报春花”。
  （二）弥足珍贵的支持
  《水仙花》杂志能顺利出刊，除依靠全体文艺作者团结一心共同努力外，时任市文化图书站负责人的陈玉池先生的大力支持也是功不可没的。1949年全国刚解放，年仅17岁的他就报名参加解放军，剿过匪，立过功；1958年复员后大部分时间在市文化部门工作，卓有成绩。其兄陈虹先生三十年代曾是我市革命团体“芗潮剧社”成员，文革初期在省文化厅厅长任上，曾横遭省级报刊点名进行所谓的批判。1976年1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去世，陈玉池先生积极带领单位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周总理的生平事迹和有关纪念文章，组织照片展览，宣传周总理的丰功伟绩，还曾遭到追查与迫害。他对业余作者极富感情，大家对他也特别敬重。业余作者要求创办《水仙花》杂志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一次又一次跑文化局、财政局，要求拨给经费，在一时未能解决的情况下，他先从文化馆的有限经费中拨支，使《水仙花》得以顺利按时出刊。他的支持弥足珍贵，这是大家永远不会忘记的。
  可惜的是，1979年5月间，陈玉池先生在市文联参加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7周年的座谈会后回到家中就病倒了，两个月后经检查确诊为晚期肝癌。在病中，他始终如一地关心《水仙花》杂志的编辑工作。做为联办单位的领导，布伦先生对他十分尊重，每期稿件编好后都会送去给他审阅。每次他都会一篇一篇地认真看，提出意见，有时还亲自动笔改一改，即使不得不住院了，在病榻上他也还是如此认真，他的负责任的精神令人感动！每次《水仙花》编委去探望他，他都特别高兴，神采飞扬的；尽管医生交代不要多说话，但他先是轻声后来却越说越激动，滔滔不绝，从文联机构的建立，人员的抽调到办公场所的修建等等，一直谈个不完。后来声音逐渐微弱，但却清清楚楚，他说：“茅盾先生给《水仙花》题签，我很高兴。这一期（指第四期）的封面很清秀，很大方。等我病好了，一定和你们一道，把《水仙花》办好。”
  （三）《水仙花》的工作机制
  《水仙花》创刊后，只有布伦先生一位还要负责搞好市文联的其他工作的“主持工作的专职人员”，刊物主要的编辑工作都由分散在各自工作岗位的业余作者兼任。当时我虽然年轻，但熟悉编务，布伦先生就很信任地把“把头关”的任务交给我。刊物所收到的稿件悉数交由我先行阅读、筛选；筛送结果我即及时向布伦先生汇报，经他同意后才把稿件分成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四类，分别交给各专业组的编委去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同意选用者还要负责文字润饰与加工；各组编委处理好稿件后再交给我，由我整理出初审目录后送布伦先生做最后定夺拍板。确定选用篇目后再由我约请美编插图、画版、送印刷厂排版，然后校对直至出刊后组织销售、发行。每两个月出刊一期，单排铅字就要十多天，校对要七、八遍，工作量满大的。我拿出当年搞业余刊物的干劲，学校一下班就往文联跑，当时只有一个心思：要尽自己之所能，和其他业余作者一道，帮助布伦先生把《水仙花》杂志办好，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执着与热爱，痛批“四人帮”对我们的诬蔑与迫害。后来布伦先生深有感慨地对我说：“有业余作者很形象地概括了我们两个人的作用，说我们两人就好比一个木桶的上下两条箍，上条箍可以使木桶不散，下条箍可以使木桶不漏。”能得到这样的评价说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因此感到自豪。后来由于稿件越来越多，编务工作已非业余兼职所能应付得了，经请示上级批准，《水仙花》编辑部终于抽调黄海根同志来担任专职编委，我也才得以卸下所负担的各种编务工作。
  四个专业组的编委都很尽职，负责处理的稿件都能按时按质按量交来，确保每期刊物都能准时付印，从未延误。特别是小说组王雄铮老先生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博闻强记，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言辞犀利，无论是对事物还是对文章经常都能发表一些振聋发聩的独到见解，令人敬佩。只是有时他的见解过于超前让人不好接受，有时批评别人过于尖锐直率，使人下不了台，但是大家合作共事还是配合得相当默契。
  1982年3月，《水仙花》杂志社正式组建编委会，特聘吴秋山、陈文和二位先生为顾问，陈布伦为主编，王雄铮为副主编，我和吴东南、青禾、黄金涛、黄海根、曾坚（美编）和熊韩江等人为编委。事前，布伦先生找我谈话，要我也出任副主编，我担心难以胜任没有同意。过后不久，布伦先生又找我说，根据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要创办一个民间文学小报做为《水仙花》的附刊，要我负责这项工作并担任主编。盛情难却，我只好鼓足勇气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并努力创造出新的成绩。
  （四）乐为他人做嫁衣
  《水仙花》的编委都意识到自已责任之重大，决心不负众望，尽职尽责，努力搞好所担负的工作。开头，由于“文革”的阴影尚未完全消除，业余作者的余悸还很严重，编委们就通过各自的交往渠道，广泛联系业余作者，做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重新拿起笔来写稿；许多老文艺作者文革后的第一篇新作岂不多是被《水仙花》编委软磨硬泡才得以问世的吗？对那些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青作者的来稿，编委们同样怀着满腔热情的态度，认真地对待、负责任地处理，只要稍有可取之处，都会想方设法加工、修改，力争尽快加以发表。翻开当年刊物就不难发现，如今驰骋漳州文坛的青年才俊的处女作，有好多都是在《水仙花》杂志发表的。
  来稿稍微多了一些以后，布伦先生针对外地的一些刊物大部分发表编辑者自己作品的做法说：“我们是不是能反其道而行之？希望编委们的作品、文章能尽量往外投稿，把《水仙花》的有限版面让给其他作者，让更多的作者能在《水仙花》刊物上展示才华、健康成长。”布伦先生的意见得到了全体编委的赞成与支持，少用自己的稿件成为编委们自觉遵守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这种自我约束、乐为他人做嫁衣的精神我觉得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五）老一辈作家的无私支持
  为了较快地解除文艺作者的思想顾虑，又有利于提高刊物的档次与质量，有的编委提议约请知名作家为《水仙花》杂志写稿，让他们言传身教做出示范，给广大作者、读者带来鼓舞。请名家写稿是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但只要是正确的意见，布伦先生都会虚心接受、认真执行。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直接写信，或托人与省作协主席郭风先生和著名诗人蔡其矫、舒婷、陈瑞统、黄寿褀、郑朝宗等名家联系，没想到都得到热烈响应。他们先后都给《水仙花》赐稿。布伦先生还通过民盟的关系，联系上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高级编审、著名漳籍老作家耿庸先生和民盟中央常委、扬名国内外的大作家、大记者和老翻译家萧乾先生，并通过他们的帮助，先后约请了我国著名的作家、诗人冰心、胡风、艾芜、蹇先艾、顾工、秦似、雷石榆、冯英子、周俟松（许地山夫人）等名家陆续为刊物提供稿件。老作家们的支持极为有效地为广大文艺作者做出榜样，为刊物增光添彩，更多作者信心百倍拿起笔来踊跃投稿，刊物愈来愈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六）茅盾先生为《水仙花》杂志题签
  1979年8、9月间，为组织稿件，我和陈布伦先生一起到市区瑞京路小巷的一所低矮的民房里去拜访民盟的老盟员、时在漳州师院任教的吴秋山老师。他很客气地端茶、让座。我们向他介绍了文革的际遇、《水仙花》的办刊宗旨和存在的困难，请他大力支持、赐稿。吴老师很健谈，一谈起办刊、写稿，他就打开话匣子，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三十年代的时候，与茅盾、郑振铎等先生在上海共同组建“中国诗歌研究会”的活动情景。我们很高兴地获知他和茅盾先生曾合作共事过，就很感兴趣地问：“那你现在与茅盾先生还有联系吗？”他说：“有啊，茅盾先生对水仙花情有独钟，每年年底他都要写信让我捎上一些水仙花头，让他种养、清供。”我那时年轻，反应较快，我马上想到发表在《茅盾选集》的手迹说明茅盾先生的毛笔字是非常端庄秀丽的。我就见缝插针，大胆地开口：“吴老师，能不能请你在方便的时候，代我们请求茅盾先生为《水仙花》的刊名题签，这既是对我们办刊工作的大力支持，也是对水仙花的故乡漳州人民的极大鼓励。”吴老师闻言，不假思索立即回应说：“对，这个主意好！我明天就写信，我相信茅盾先生不会拒绝我的要求。”
  果然，半个多月以后，吴秋山老师就打来电话报告喜讯：“茅盾先生的题签寄来了！”布伦先生立即通知我一起到吴老师家里去。吴老师笑得合不拢嘴，说：“我知道茅盾先生是非常重感情的人，但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就寄来题签。”我们共同端详、欣赏茅盾先生端庄、隽秀的墨宝，不能不为这位文学巨匠、一代宗师能如此关心、支持一个地方的小刊物而激动万分。题签用小宣纸写了多遍，让我们自行挑选，充分显示茅盾先生那种虚怀若谷，平等待人，处事周详的大家风苑。
  拜别吴秋山老师之后，我们很快请了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当时分别在市工商银行和市侨芗剧场当美工的陈满根和方文和两位老师共同为《水仙花》1979年第4期设计一个封面，正式发表茅盾先生的题签。茅盾先生潇洒俊逸的题字配上清秀亮丽的水仙花图案使整个刊物显得雍容大方、光彩照人，为刊物增光添色，令人耳目一新。
  我国文坛泰斗茅盾先生为《水仙花》刊名题签极大地鼓舞了我市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大家纷纷表示要以办好《水仙花》的实际行动来报答茅盾先生对刊物的厚爱与关怀。事后我们才知道，茅盾先生为县市一级的地方文艺刊物题签，这是破天荒的头一遭。难怪国家版本书库和北京、上海、福州等地图书馆闻讯后均陆续发来专函索取全套刊物存档、珍藏。可以说，茅盾先生为《水仙花》刊名题签，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市文化生活的一件盛事。
  《水仙花》刊物完全靠自办发行。编委们提供文艺爱好者名单，其中有发行能力者则动员其代办发行，特别是市区及邻县业余作者及学校教师做了很大的努力。《水仙花》在三年多时间内共出版21期，发行量从起初每期几百本不断攀升，最高达到每期八千份，足迹到达祖国大陆各省，借助热心者的传递飘洋过海送到漳籍乡亲手中，作为市县一级文艺刊物，可说盛况空前。由于各种原因，《水仙花》停刊多年，但是在文艺百花园里，她曾经绽放过，历史记住了她。
  【漳州方言】
  肩甲头李竹深
  我们日常称“肩甲头”或“肩头”、“肩甲”。其实这是一句古语，在现代汉语已不使用，但在闽南方言中仍属常用词。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骨部》释云：“髆，肩甲也。”段玉裁注释道：“单称曰肩，累呼曰肩甲。甲之言盖也，肩盖乎众体也。今俗云肩甲者，古语也。”我国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著作《素问》在藏气法时论中》论述：“心病者……膺背肩甲间痛。”说明在汉代已有“肩甲”一词的说法。
  由“肩盖乎众体”，引申为“承担责任”，因此在漳州方言中有“这人肩甲头真硬”的说法，表示敢于承担责任，勇于直面危难的后果。
  在现代汉语中，将“肩胛”混同于“肩甲”，故：“肩胛”行而“肩甲”亡。其实这是一个错解。肩是肩，胛是胛，胛指背上两膊间，肩胛是指肩和胛两部分，而肩甲单指肩。这也是方言常用“肩甲”、“肩头”或“肩甲头”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