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郊野桥”到“教子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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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芗城文史资料》 图书
唯一号: 130720020220005647
颗粒名称: 从“郊野桥”到“教子桥”
分类号: K928.78
页数: 7
页码: 87-93
摘要: 漳州城区东部有一段老街坊,地名叫教子桥。孩提时代,就从老人言谈中听得耳熟能详,也跟着说得有板有眼,长大后,知道该地段门牌标的是和平桥,可谁也不去读它,老老少少都说教子桥,但至于如何写法,却一无所知。后来,在桥边的镇安庙里的石碑中看到“教子桥”三字,请教当地土生土长的老人,都未曾听说过本地与教育子女有关的说法,心中很是纳闷和疑惑。前不久,一些热心本土文化的人士在网络论坛上,热议“教子桥”三字的由来,受他们这种热情的感染,我也来说二句,与诸位作一讨论,意在抛砖引玉。据乾隆版《龙溪县志》载:“郊野桥,俗呼教子桥,有亭,今废。”据当地老人回忆,小时侯镇安庙只有主尊水仙王。
关键词: 漳州 老街坊 教子桥

内容

漳州城区东部有一段老街坊,地名叫教子桥。孩提时代,就从老人言谈中听得耳熟能详,也跟着说得有板有眼,长大后,知道该地段门牌标的是和平桥,可谁也不去读它,老老少少都说教子桥,但至于如何写法,却一无所知。后来,在桥边的镇安庙里的石碑中看到“教子桥”三字,请教当地土生土长的老人,都未曾听说过本地与教育子女有关的说法,心中很是纳闷和疑惑。前不久,一些热心本土文化的人士在网络论坛上,热议“教子桥”三字的由来,受他们这种热情的感染,我也来说二句,与诸位作一讨论,意在抛砖引玉。
  据乾隆版《龙溪县志》载:“郊野桥,俗呼教子桥,有亭,今废。”原来如此!“教子桥”正确的名字是“郊野桥”,可能是闽南话言谈之中,语速快了,“郊野”的发音讹化为“教子”了。“教”与“郊”谐音,“野”与“子”依附前字的尾音,成了语气词,没有实际字义。难怪!在当地询访中,找不到与教育子女有任何关联的说法。
  漳州古城选址西溪北岸,芝山南麓,东、西两边各有湖泊。整座城呈西北高,东南低,既能迎纳温润的东南风,又可顺畅地疏导城中水流。先贤们非常巧妙利用天然地理位置,将水位较高的西湖水引入护城濠,经环绕注入西溪,形成城外江水环抱,城内水陆双双畅通,城内城外水系贯通一气的良性水运网络,占尽水陆两便之利。如此发达的城区水网系统,自然离不开桥梁,早在宋代,漳州城内的桥梁星罗棋布,有七阴八阳之分。桥上建亭子的,就属阴桥,教子桥原来也有亭子,本属阴桥,只是到清乾隆年间,亭子荒废了。桥上的亭子都有供奉神祗,如东桥亭、西桥亭,现在是位于桥边的几落大庙宇,原先也只是桥亭中的一座小神龛,因香火兴旺,先移至桥侧建庙供奉,后来逐步扩大规模,越建越大,形成现在这样的多进殿宇。教子桥边的镇安庙,也有可能就是从桥亭移出来的。教子桥初建时命名郊野桥,是和城区相对位置而言,为何会以郊野为名,得先从城池的话题说开来。
  在冷兵器时代,城池是必不可少的防御设置,东西方无不如此。分封制时,王公贵族于封地建城。到郡县制,中央朝廷命令地方诸县一律建城。营建城池有一定的模式,惯例是首选山之南、水之北的坡地,掘壕取土,夯筑土城,这是一举两得之举,土城建成了,护城濠也完成了,城池由此产生。下一步,于城中心设立军政指挥机构,即文武衙门,在城内四个角落设较小型市场,并于城门外设较大型的集贸市场,二者都称市。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会再建外城,称郭(后也写为廓)。城外四周称郊,郊的外延称野。虽然有“百里之内称郊”的说法,但这只是概说,并没有很严格的界定。由此可知,古代城市区划从小到大依次为:市-城-郭(廓)-郊-野---。漳州古城的营造也是如此,漳州郡城初建时,同样是掘壕夯筑土城,周长六华里,称子城。四至范围东起东桥亭,西抵西桥亭,南面西溪,北至北桥亭(今北桥市场)。从宋祥符六年(1013)第一次扩城,到绍定三年(1230),城再次扩建至周长三千余丈,四周全部垒砌石墙。经过历朝多次战火的毁坏和战后修筑,至清初重建,周长一千九百七十一丈,比宋绍定时的郡城小了三分之一以上。至此,漳州郡城再没大的变化,其四门是:东文昌门,西太平门(今瑞京路与管仔头交界处),南三台门(大致在香港路与博爱道交界处),北太初门(今大同路体委宿舍一带,其附近尚有北廓顶巷和太初坊)。清代的漳州城,城内设四个市:有东铺市,西市,南市,北桥市,这些地名均保留至今,方位也没多大迁移。同时在城外设六个市:东街市,浦头市,南桥市,新桥市,北圣楼市,北庙市。这六个地名多数保留至今,其中南市(今南市巷)于新千年之际,在城市改造中消失。南桥即旧桥(中山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市旧址曾重新启用,作为漳州最大的“牛墟”,后因中山桥无法承载交通流量而撤消。新桥市后改称南河市场,新千年后建江滨路夷平。北圣楼原是北门外一座观景楼阁,所在的地段随之命名为北圣楼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拓通延安北路,北圣楼街余下的残段改名为北圣楼巷。2010年底,北圣楼巷遭遇拆迁,漳州古城又一个老地名及将消失。北庙市后为糖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改建成厂房、仓库等,八十年代改造建为通北新村之一部分,现北庙社区。
  教子桥位于漳州古城东湖之滨,桥梁架于喜心港与东湖三岔口。东湖是北溪和西溪之间的洪泛水域,在宋代,东湖的水面超过千亩,是漳州平原农耕生产赖以生存的大水库,历任太守屡屡在东湖周边兴修闸坝堤岸等水利设施,力保农耕丰收。沧海桑田之后,到清代,东湖已淤塞为大片水田,较深的航道被疏浚成港渠,将湖区残存的深潭串连起来,形成贯通北、西二溪纵横交错的水网系统,喜心港就是众多港渠之一。喜心港接引东湖水,向西南方向流入浦头港,全长约三华里。港道上架有七座石梁桥,由西至东依次为教子桥、三间桥、灰窑巷桥、凤霞庙桥、崩桥、闸仔头桥、增福桥。教子桥濒临东湖,教子桥街坊连接东门街,作为府城与东驿路之间的官道,与接官亭毗邻,处于水陆交叉口。路经此地的行人、货运,川流不息,是设庙供神的理想场所。桥边的镇安庙,主祀水仙尊王,水仙尊王很可能原先是供奉在桥亭中的,后来移至桥边,建庙供奉。每年的端午节,镇安庙香客云集,供桌上堆满累累供品。庙前水域是传统的龙舟赛场,农历五月廿四至廿六连续三天进行龙舟赛,铿锵锣鼓震耳欲聋,划浆手的呐喊声此起彼伏。其实在开赛的一个月之前,教子桥一带街坊的青壮汉子就开始热身训练,人人踊跃上船奋力划浆,一显身手,这是濒水而居族群的古老民俗,代代相传,即使在极端因难的时期,也未曾中断。
  镇安庙原只是一座单间小庙,与东湖唇齿相依。上世纪八十年代,教子桥一带群众集资修砌港岸及护栏;九十年代,漳州城区东扩,市政规划以东湖残存水域为中心建九龙公园;喜心港改造为东区排涝渠道时,群众集资重修镇安庙,并增建拜亭。重新落成的庙宇沿习老庙的方位和坐向,照样是硬山顶。2008年又一次重修,整座庙虽不大,却装饰华丽。拜亭四枝磨光回圆柱换成蟠龙石柱,正殿及拜亭的脊吻、脊堵及惹草,大量采用新款彩瓷剪粘。拜亭为歇山顶,垂脊前饰彩楼,戗脊饰腾龙,正脊双龙戏珠,脊吻为龙角。庙门上方悬龙凤板,镌隶书镇安庙三字,门槛楹联是:“镇宇重光九龙竞秀安民同被一水同明”,正殿主祀水仙尊王。水仙尊王原型是治水之神夏禹,凡有水患之处,往往奉祀大禹神。漳州田霞巷原有禹王庙,该地也是港道与陆路交叉口,庙前港道上架通广桥,港道南接后港,水流至禹王庙分为二叉,一向东南经下田霞妈祖庙流入诗浦港;一向东流经啖水港入浦头溪。这二叉港渠的残段保留下来,现作为城区排泄系统的组成部分,仍在发挥一定的作用。大岸顶方位大致为古代东湖之西岸,而教子桥则处于东湖的南偏。不难想象,当年,我们的先辈分别在东湖东、南两侧设置二座水仙尊王庙宇,互为犄角,庇佑湖水为万民造福。可惜的是,田霞巷禹王庙前二年刚被拆除,不知夏禹神何处安身?水仙尊王的神格,随历史的发展而呈现丰富多样,楚国诗人屈原,初唐少年才俊王勃,盛唐诗仙李白,这三位才学盖世的爱国爱民诗人,均魂归水泊,因而也被尊崇为水仙王。据当地老人回忆,小时侯镇安庙只有主尊水仙王。重修的镇安庙在主尊左右,配祀福德正神和广惠祖师,中堂嵌浮雕云龙,对联是:“大夫怀沙见高节诗人问天有离愁”,横批“西阳映照”。从对联字义看,如今镇安庙祀奉的水仙尊王是楚大夫屈原。镇安庙坐东朝西,面向波光潋滟的东湖,黛色的圆山倒映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当夕阳西下,霞光染红了湖水,片片风帆与盘桓的归鸟遥相呼应,造化出一幅摄人心魄的美妙画卷,这是传颂千年的漳城东郊的一处胜景,即横批所书“西阳映照”的含义,正是镇安庙所处的特有景致。
  东湖夕照迷人的景致,早已没了踪影。教子桥初建时,命名为郊野桥,由此可以想象当年尚是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随着城市逐渐繁荣,人口趋于稠密,原来的荒野悄然形成聚落,即使在形成街坊,商铺林立的现代,教子桥一带居民仍然承袭身居郊野的传统理念,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包括教子桥周边在内的东门外居民,将进入市心说成“去城内”。郊野桥在坊间口口相传中,讹化为教子桥,并以讹传讹,最后将原本的名字湮没了。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以身边的地名为例:充满崇敬之意的芝山仰止亭,讹传为老鼠亭;待御巷讹传为刣猪巷;御使巷讹传为牛屎巷;祈保亭讹传为猪母亭;尚书巷讹传为蟾蜍巷,等等。
  老地名是特定时空阶段的积淀,是人文历史链条中的连接点,是我们回溯先辈创世足迹的标杆。从一座城市的文明来说,老地名在维系城市文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老地名都消失了,无疑会造成文脉的断层,令城市文化缺失根基,使人们的文化生活肤浅化,甚至于在全社会的信息传播及交流上造成障碍。如龙溪县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古县,散居海内外的龙溪籍乡亲数以百万计,但因龙溪县这一老名称的消失,给许许多多海外乡亲认祖归宗出了一道难题,走了不少弯路。即使是年轻一代的漳州人,也对龙溪这一古老地名很陌生,个中利弊,值得大家衡量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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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彭冲与沧江小学”、“追溯往事”、“开辟闽粤公路先驱施大鎏”、“新加坡籍华人郭其超先生热爱故乡的事迹”、“林语堂先生爱国怀乡轶事”等20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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