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2008年重阳，我回湖南衡山老家修缮祖坟，施工时意外发现《清翰林院编修给事中福建漳州知府陈公梅生先生墓志铭》，墓志由两块长128公分、高53公分的石碑组成，约一千五百字，为时人称“江南一枝笔”的康和声书丹。年底修缮工程完成，准备将该《墓志铭》的照片寄给黄永汉先生，方知先生已故去，悲痛之余写此文表达对先生的祭奠。
  2007年黄永汉先生寄赠黄仲琴著作《嵩园文史论丛》，扉页上是他1997年前往香港祭祖的照片，“家祭勿忘告乃翁”，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中国自古‘保持祭祀祖先的传统’；崇敬祖先承前启后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是中国拥有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的原因。”我早有回乡祭祖的想法，始终没能下定决心，被黄永汉先生“敬祖尊亲、溯源报本”的虔诚所触动，我写信给湖南省衡东县政府，建议修复在极左思潮肆虐时遭到破坏的陈嘉言墓，使之成为民族精神家园中一棵绿树。正是在修墓时发现了陈嘉言墓志。
  我认识黄永汉先生要从2007年去漳州旅游说起。
  “莅位九州越十年，愧无德政慰先贤。清风两袖常随我，不负闾阎不负天。”
  该诗是陈嘉言所作《离任福建漳州知府》。陈嘉言（1851-1934年）是我的祖父，字梅生，湖南衡山（今衡东县）人。1903年任漳州知府，直至辛亥革命，是漳州最后一任知府。我的父亲陈少梅（1909-1954年），讳云彰，以字行，是近代画坛领军人物之一，1909年4月9日出生在漳州。〓与漳同音，故名云〓，后更名云彰，三岁时，陈少梅随父拜别漳郡父老。
  因为这些渊源，2007年春节我心怀忐忑踏上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不敢奢望会有什么发现，百年沧桑也许抹去了一切历史痕迹？然而，在漳州邂逅市图书馆张大伟馆长，张馆长告诉我陈嘉言为官清廉在漳州口碑甚佳；辛亥革命时，陈嘉言“向革命倒戈，出安民告示，自动去职，返湖南老家为民；将两个幼女卖了800银元作路费。”（《孙宗蔡先生逝世六十纪念文集》）后来还帮我寻找两个姑母的下落，将有关资料寄给我。而更加令人兴奋的是，经张馆长介绍，我结识了黄永汉先生。
  黄永汉先生是著名学者黄仲琴之孙。黄仲琴（1884-1942年），名嵩年，号嵩园，以字行，广东省海阳县人，祖辈来闽经商，遂在闽定居。清末曾任龙溪县丞，辛亥革命后，任漳州军政府教育局长，对漳州早期教育现代化颇有建树，后进中央研究院转入学界，任中山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受命赴香港考审从沦陷区抢救出来的文化古籍，出任香港文化协会委员、岭南大学教授，后香港沦陷，忧愤成疾，1942年在港辞世。黄仲琴工诗词、擅书法，在考据、订史方面，成就卓著。
  原来，早在我与黄永汉先生认识之前一百年，我们的祖辈即已结下深厚友谊。黄仲琴1906年于江苏法政学堂毕业，返漳在府劝学所工作，受陈嘉言赏识，擢任龙溪县丞。两人协力兴学育才，设学堂，实施教育新制。1907年龙溪水灾，陈嘉言统筹安排，黄仲琴就近署理，浚河筑堤、兴修水利。陈嘉言与黄仲琴不仅是同僚，且论学结交，分袂以后，几十年间，彼此仍有书信来往，共勉和探讨学问。在已出版的《黄仲琴全集第二辑》中收录有1920年他写的《寿陈梅生先生》《寿陈梅生太夫子》诗两首，以及他书写的陈嘉言的长诗《木棉庵行》。
  辛亥革命，“镇道闻风先遁”，陈嘉言“恐匪徒乘机煽动，乃召漳郡父老协商安抚事宜，听其自治。”且谕之曰：“幸全城生命财物均无恙，今挂冠去矣，愿公等好自为之以俟新命。”陈嘉言“贫不能成行，郡民集千金赆之，乃克至沪，循海南归。”（见熊希龄等《衡山陈梅生太史事略》）黄氏祖上在广东、福建经商，在上海、武汉设货栈，陈嘉言自漳州坐船经上海溯长江返湘，黄仲琴先生嘱货栈迎来送往竭力照料，陈嘉言则将途中所赋诗文书赠。《离任福建漳州知府》以及“远携沧海千山月，来泊昭潭半夜钟。”“东陵明岁瓜田守，故国新添一老农。”“多谢江干梅万树，汉阳相送到长沙”“傲骨欲除偏激在，声名已尽自陶然”等名句，自此在闽湘两地传诵。
  黄氏三代致力地方文献史籍的收藏保护，百多年来战乱变迁，历经劫难保存了珂珞版《衡山陈梅生先生行谊录》等十六件有关陈嘉言的珍贵文献。在《衡山陈梅生先生行谊录》中著文、赋诗、题词的何键、李觉、鲁涤平、刘建绪、曹典球、曹伯文等30人，是当时湘闽两省军政要员，撰写《衡山陈梅生太史事略》的熊希龄、萧荣爵、赵启霖、夏寿田、郑家溉等10人皆为学养深厚的社会贤达。黄永汉先生写信告诉我：他“敬仰嘉言前辈为人”，在他编辑《黄仲琴全集第三辑》时，“同时介绍嘉言前辈生平事迹”，“当漳州市二中修建虎文山碑林之际，提供资料，建议为嘉言前辈树碑立传。”还准备将拓片寄给我。黄永汉先生每次来信都洋洋洒洒，提供了大量资料，愤愤不平，慷慨批驳歪曲历史的评论，痛心疾首于文献史籍的散失，期望整理出“嘉言前辈传世资料”，且是“平易畅达积厚薄发之作”。还提出许多寻找、选择、正确认识陈嘉言史志资料的建议。
  一百多年前陈嘉言莅位漳州，一百年后在祖父任职的地方，邂逅张大伟馆长，结识黄永汉先生，给我极大震撼，自惭对祖父了解太少。此后生平首次返祖居地湖南，拜谒衡山（今衡东县）陈嘉言墓、衡阳夏明翰故居、郴州夏明震纪念碑、湘潭刘烈士祠……在长沙，年近百岁的堂兄陈禹文送给我他珍藏的民国初年出版的《衡山正气集》，陈嘉言在《衡山正气集》中与孙中山、黄兴等一起，热情讴歌同盟会首义烈士刘道一，还为刘烈妇曹庄立传。刘道一被害，其妻殉夫，其兄刘揆一，“以己子（刘孝光）为弟立后”，而陈嘉言则将孙女陈佩珉许配给刘孝光。近百年来陈刘两家风雨同舟，陈佩珉2007年1月逝世，葬于刘烈士祠。在衡阳，走进夏明翰故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幅夏母教子图，及夏母陈云凤的画像，并介绍：陈云凤“出自衡山一个世代书香门第，是清朝进士、翰林院编修、民国国会参议员、国史馆秘书陈嘉言的长女。”故居陈列着夏明翰就义前写给母亲的诀别信，信中说：“你用慈母的心哺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爷爷骂我、关我，反动派又将我百倍熬煎，你和他们从来就是格格不入，你只教我为民除害，为国锄奸。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是你给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援。”夏府堪称豪宅，明翰当年为何背叛夏府？一名记者评论说：参观夏明翰故居，“仿佛穿过时空隧道，目睹了夏母引导明翰读屈原《橘颂》时的感人情景，聆听到那抑扬顿挫的朗读声；明翰当年为何背叛夏府？从他的成长经历中，我们这些后来人找到了答案。”
  沿着先辈的足迹，寻根溯源。根据发现的史料和黄永汉先生提供的资料及其建议，锲而不舍，“时近易于查，地近易于核”；“以熊希龄等先贤撰写的《衡山陈梅生太史事略》为纲”，其他资料相互佐证，“缺者补之”、“误者正之”、“疑而不知者阙之”，逐步接近了真实的陈嘉言，逐步对鼎革时期漳州最后一任知府的为人为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并从此揭开了一段被尘封的历史。
  陈嘉言善诗文，工书法，为官数十年，两袖清风，满腹经纶，更难能可贵的是，鼎革时期支持民主革命，堪称一代雅儒。
  陈嘉言，清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初一生于湖南衡山。父早逝。母张太夫人是进士、福建台湾府同知张学尹之女，受庭训博通经史、工为诗文，陈嘉言从母授学。“为文雄奇跌宕，目无余子，诗格上逼盛唐”，光绪壬午科乡试，中第一名解元，与胞兄毓光同榜，一时传为佳话。己丑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掌京畿道监察御史。陈嘉言居京师十五年，以京察一等升迁工科掌印给事中记名，癸卯（1903年）福建漳州府缺出，有司仍以京察具名题奏，遂奏朝命补缺。同僚抱不平，问“何不先请注销原案？”先生曰：“道府一也（一样），注销岂不多事？”夷然就道不以为屈。陈嘉言天怀雅旷，淡泊名利，“其生平简略不汲汲仕进，多类此。”后来，闽中大吏“保荐卓异将入觐，以宦囊涩濡滞行期。”是又一例。（见熊希龄等《衡山陈梅生太史事略》）陈嘉言治漳九年，三遇水灾、浚河筑堤，赈济以时，事必躬亲，“其科士兴学督理警政，尤无不精当，条理灿然，为全省郡县取则焉。”（见熊希龄等《衡山陈梅生太史事略》）
  陈嘉言治漳，郡中利弊，力能兴者必兴之，力能去者必去之，时水患频仍，兴修水利是头等大事，筹募钜款，购买机器、聘请英、日工程技术人员，考察九龙江北溪220多里沿岸，制定并实施疏浚河道、蓄水灌溉、排水分洪等工程；兴学育才之举，尤其殚心竭力，重用黄仲琴，广设学堂，教育由私塾旧制向学堂新制转变。陈嘉言不侈言吏治，缓带轻裘围棋丝竹，亲民爱民平易近人，广交社会各界，漳郡士绅、侨领、教会等踊跃捐助，治水、赈灾、建学堂，共襄善举。历史上闽台往来密切，陈嘉言的岳丈曾任台湾府同知，甲午战败，清廷割地赔款。“奸臣取国不失国，失国之朝无一策”，他的长诗《木棉庵行》道出了他的愤懑。台湾富商板桥林尔嘉、雾峰林资铿，愤慨台湾沦丧，不愿作清朝弃民，举家内渡。同仇敌忾，陈嘉言与二林等“海东遗民”（丘逢甲语）互相支持，二林持续多年赞助漳州治水兴学。其中1907年水灾，林资铿捐银五万两，林尔嘉募银三万两。
  陈嘉言于1914年受聘国史馆编纂。袁世凯阴谋称帝，遣人以二万金请他写文“劝进”，被他严词拒绝；后被湖南省推举为国会议员，旅京期间曾任湖广会馆第一界董事会董事长，（董事皆是德高望重的名宿耆老、辛亥元勋，其中有熊希龄、刘揆一等。）晚年回湘主持衡阳船山书院，1934年4月20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