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首倡成功，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纷纷响应。11月11日，挟着辛亥革命的排山倒海之势，在漳州以同盟会为首的反清革命力量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地取得了胜利，升起了第一面辛亥革命旗帜。这也是漳州与台湾爱国仁人志士互相支持，携手合作，并肩战斗的结果。标志着千年封建帝制在漳的终结，新兴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诞生，从而掀开了漳州历史的新篇章。
  一、光复前夕
  “山雨欲来风满楼”。20世纪初，中国社会政治急剧变化，全国各地反清运动此起彼伏，满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为推翻满清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新兴资产阶级共和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导了这次伟大革命。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同盟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口号，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而使中国革命运动得到了迅猛发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推翻清王朝斗争由此拉开了序幕。是时汀漳龙道署文案兼汀漳龙师范学堂总教习（同盟会秘密会员）宋善庆指出：“清皇朝日薄西山，已无药可治，只有革命，才有生机。抗清反清是大势所趋，人心莫逆。”
  在这场从事推翻清朝封建政权的革命斗争中，漳属各地革命志士群起响应，其中尤以漳籍海外华侨的表现为最。从1906年起，孙中山及他所委派的革命党人先后到南洋各地建立同盟会组织。许多漳州华侨踊跃参加，有工人、农民、教师和商人。不少人成为南洋各地同盟会组织的骨干和中坚，如吴世荣、萧佛成、林文庆、林推迁、李振殿、杨纯美、韩希琦、李庆标、游子光、张秋光等。据缅甸华侨徐赞周保存的会员证存据，从1908年3月到1911年，缅甸华侨加入同盟会的达2343人，其中漳属华侨120名，占5％强。
  1909年，荷印泗水华侨黄杏孙受命回到漳州建立同盟会，与林森、居正同为同盟会安南（今越南）分会会员的陈兆龙（即陈彬候）（曾因殴打大岸顶日本布道所教士、特务阿部贞而远走安南任教）奉令主持漳州同盟会工作，秘密吸收志同道合者入会，入会者多为海外归侨和留日学生。时有林者仁（留日学生）、朱润卿（留日学生）、陈智君（即陈亮）冒坐牢、杀头的风险加入，并成为漳州支会领导人。另一说，林者仁、朱润卿等在留学日本时就已参加同盟会，他们归国后，逐结合陈清福（即陈之鸿）、白植滋等同盟会员，在同盟会漳州支会陈兆龙主持下开展工作。在石码，也成立了同盟会组织，会员有连振坤、连笑山等。但因地方人士和知识分子多慑于清廷禁令而保持明哲保身的态度，同盟会组织发展缓慢。
  恰好这时，另一同盟会会员庄玉（即漳州解放路庄厝创业者庄天才的四子庄秉麟）奉孙中山之命，从菲律宾返国，准备赴沪组织华侨联合总会。他先回到漳州，经考察地方思想状态后，认为在漳州进行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教育非常必要。他对其同学郑无涯说：“革命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认识，没有统一的领导，革命是不会有成果的，漳州革命并不难，但巩固革命成果恐有为难。我决办一个学校作为基础，亦可办一阅书报社以相策应。”次年，庄玉及其妻子变卖所有，独立创办了一所技术专修学校（现漳州乌衣巷谢氏祠堂内。庄玉夫妇创办未及半年，因孙中山先生的催促而赴沪，将校务交由宋善庆主持。不幸庄玉夫妇在吴淞口因遇雾船被外轮撞沉而身死，这无疑是漳州民主革命的一大损失，实在令人扼腕叹息）。郑无涯也在南门设立普及阅书报社和普及业余夜校，作为宣传革命和教育青年的阵地。林者仁、朱润卿等在东门州主庙设立“阅书报所”，介绍革命思潮，传播共和思想。还以州主庙为据点，举办“讲演堂”，邀请进步人士讲演，进一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凌和国势衰败的现状，以鼓吹革命。宋善庆一边在河下街创办师范传习所，还一边在技术专修学校内建立“世界语学社”，并传播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徐锡麟、秋瑾壮烈殉国等史事，以启迪青年的觉醒。世界语于1909年传入上海。宋善庆在漳建立世界语社，从此播下了世界语种子，使漳州成为我国最早传播世界语的城市之一，中国世界语史对此有专门记载。
  1911年初，林者仁、吴春元等又创设彝器社，秘密印发《图存篇》（即邹容的《革命军》---系同盟会黄乃裳于60岁高龄冒险输入漳、泉一带）和其他宣传品，并以丹霞书院半月楼作为进行革命宣传的据点。由于革命党人加强对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的宣传活动，因而漳州知识界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纲领的理解和支持越来越多。此后，各类学校（含专科技校）、书社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办，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即将到来的漳州光复作了较为充分的舆论准备。
  在海澄，旅居安南的同盟会会员林新民于1911年夏回海澄秘密了解和联系知识界的爱国志士，并通过其老师陈琬澜开展活动，经十多天的动员组织，有30多人加入了同盟会组织，会员有丘廑兢、甘黄涛、许秀峰、黄道纶、苏履斋、颜长春、陈章等。他们以许秀峰任校长的海澄县立新式学校为会址，积极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建立机构、筹饷购械，准备革命事项。（摘引《漳州文史》第15辑）
  此外，漳州的洪门会、哥老会；漳浦、平和的白扇会、兄弟会；云霄、诏安的天地会、三点会等反清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逐呈“星火燎原”之势。
  二、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
  “平地一声惊雷起”。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胜利，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各省先后光复，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汀漳龙道官员在此洪流冲击下，惶惶不可终日。
  11月6日，林者仁、宋善庆、李汉（即李纪堂）等同盟会员在紧张准备光复漳州的同时，创办了漳州首家日报——《录各报要闻》（注：该刊自11月6日起至11月23日止，每日一期，共出版16期。该报名称系宋善庆所题，见芗城区档案馆）。该报一出现便吹响了响应辛亥革命的号角，以大量篇幅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反映本地革命动态，报道、登载辛亥革命的文告。各地革命的消息，成为漳州宣传辛亥革命的公开阵地和主要喉舌，为漳州光复鸣锣开道。
  特别一提是，其连续报道各地兵变、清廷惊慌失措消息，尤其是与福建相邻省市兵变起义情况，介绍革命得到民众拥戴和外交支持的声威，使漳州清朝官员预感大势已去，不经血刃地俯首投降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从而，使得漳州赢得辛亥光复避免了一场战火。同时，由于宣传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民主共和思想，使漳州民众释放异族隔阂和排满观念，在光复前后没有杀死一个满人。无疑是民主思想的一大进步。这家开创了漳州报业先声的日报，不论在闽南报刊史或地方革命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摘引《漳州文史资料》第15辑）
  此前，保定预备学堂学生余逢时（永春人）、刘继屏、徐廷献、真铙恭、杨逢年等五人到漳策动起义，漳州同盟会会员都全力配合，但福建省城光复在即，需要闽南革命党人派员支持，同盟会闽南支部号召会员急速赴榕参加革命斗争。为此，漳州同盟会支部只得让他们自行其是。另一说，保定预备学堂学生余逢时（永春人）、刘继屏、徐廷献、真铙恭、杨逢年等五人以革命军授意来漳，访其同学徐壮立（湖南人，时任汀漳龙师范体育教职）图有所作为，结果因地方派系各自有其力量，要他们拱手让给别人，自属不易，五人只得失望而归。汤铭盘、张贞（即张善兴）、谢又秋及漳龙诸同志（漳州府中学堂）组织“漳州学生光复队”，于11月初离城北上，参加“11·9”福州光复的斗争行列。
  11月9日，省城（福州）光复。消息传来，整个漳州人心思变，群情振奋，大有“万木无声待雨来”之势。10日，陈兆龙、朱润卿、林者仁、施荫棠（即施茇甘）等与龙溪县商会副会长陈智君（掌管义仓）、哥老会首领张仪（清军绿营及新兵多加入哥老会）密谋趁机举事，苏郁文（即苏眇公）、邱曾三、颜太恨、黄顺昌等同盟会会员也从厦门赶回共图光复事宜，当即着令陈兆龙、施荫棠分头组织武装农民进城，另派人赶制独立旗帜，草拟安民告示。会后，施荫棠马不停蹄派人到石码崇福社、福河社、下浒社及角美洪岱社，发动施姓、方姓宗亲火速响应。当晚，宋善庆、朱润卿、陈清福等人，突然冲入汀漳龙兵备道尹（简称道台）何成浩家，晓以大义，指明出路，策其反正，并申明若执迷不悟，必如飞蛾扑火。斯时，随同前往的陈清福举起铁烟罐佯称手榴弹，厉声吓喊：“道台若不悬崖勒马，此物无情。”何成浩，粤西人，举人捐班出身，眼见大势已去，表示投降，连夜举家逃走。朱润卿则携带伪装炸弹威胁狱吏开监尽释囚犯，从而揭开了漳州光复的帷幕。
  11月11日清晨，光复农民武装队伍分水陆两路进逼漳州，一路由施荫棠、郑绍三组织的农民武装200余人，各带刀棍、鸟枪、藤盾、单响毛瑟枪，浩浩荡荡从浦头港乘篷船登岸入城。另一批从陆路进入漳州城内，汇同进驻漳州东门浦头大庙、周爷庙、文昌大帝宫、蔡妈庙、后港大庙、凤霞宫及附近一带，作为光复起义的后盾。
  同日，林者仁、陈兆龙、宋善庆等与张仪等赶到道尹公署--明伦堂（今西桥中心小学）卸下清王朝黄龙旗，升起第一面辛亥革命旗帜，宣告漳州光复。时值漳州镇总兵马金叙在北京，漳州守城清军在护理漳州镇总兵刘勋带领下，也宣布响应革命。接着，林者仁当众宣布：“现在时危势迫，各省警报纷纷，我漳伯叔兄弟，各有身家性命，方免祸至灾临，现在绅商学界，大家求保平安，为此宣告独立，军民合力一心，商界照常贸易，居民从此安宁”（《芗城文史资料》1991年第一辑第4页）。龙溪知县曹本章（字燕甫）亦于13日自东门出走。
  在这次光复中，除了施荫棠带领的农民武装队伍外，还有哥老会首领张仪所率曹万益（或曹毓汝之误）、李青山（或李生春）等一批徒众，张国民等统领的武装队伍“第十四营”。张国民，又名张吕赤，台湾人，祖籍漳州，原是台湾沦陷后武装抗日的“张氏五虎”之一，在台中大平顶柯铁虎（台湾抗日三猛之一：简大狮、柯铁虎、林少猫）领导下坚持七年多的斗争。他回漳后，对革命工作非常热心，听到武昌起义喜讯，即把自己所组织训练的一支民军从南靖县径口、大田坑（今属龙海市）带进漳州。这些队伍中，由于成员复杂，纪律不一，有的还与地方流氓伙结，乘机扰乱，加上城乡出现盗匪抢劫，坏人敲诈勒索，故人心浮动，商店闭户，居民不敢外出。一时整个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面对混乱的社会局面，林者仁赶忙致电上海、厦门、福州军政府：“上海军政府鉴：乞转武昌。漳州独立，速即到漳安民。临时办事处林者仁叩，祃”（致厦门、福州军政府电文同上）（芗城文史资料》1991年第一辑第4页）。
  翌日，陈兆龙、朱润卿、林者仁、陈智君、白植滋、陈清福等还急忙与从台湾赶回的同盟会会员王兆培（漳州人，台湾同盟会创建者）、张聿怀、张培英等人（台湾同盟会会员）在漳州明伦堂召集各界绅商会议，共商革命后的地方大事。这是漳台两地同盟会互相支持、互相声援，并肩战斗的合作典范。充分反映了漳台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骨肉兄弟情谊。
  随后，光复团体迅速成立中华民国漳州府，颁发漳州府安民文告：“今奉军政府命，告吾国民知之，本府所持宗旨，排满复汉四字。湘、鄂、闽、粤、汴、秦、鲁、皖、赣、燕、蜀，各省先后起义，汉军所到之处，恢复如破竹势。劝我伯叔兄弟，各安生业勿疑，此系为民除害。用特兴举义旗，须知堂堂大汉，何颜屈膝满夷，请读明末历史，无不血泪沾衣，扬州屠城十日，嘉定杀尽孩提，此外十八行省，到处血肉横飞，兹仇兹恨未雪，中心一日不离，昔贼食我之肉，今吾寝贼之皮。凡吾黄汉子孙，宜共恢复土地。所有投诚军界，尤宜恪守军纪；此外绅商学界，照常经营贸易。又有紧要一言，尔等各宜知悉，列强居留内地，更应保护严密，土匪流氓煽惑，从中趁势抢劫，设有汉奸傀儡，立即斩首不惜。自此示谕之后，各宜凛遵毋惑！”（《芗城文史资料》1991年第一辑第5页）。
  与此同时，施荫棠亲自带领农民武装队伍沿街示威游行，他骑着白马，腰佩宝刀，举着革命大旗，走在队伍前列，欢庆光复，宣告安民。由此，民心稍定，社会秩序始趋正常。
  此外，光复前夕汀漳龙师范的学生和附属小学的高年级生，因长期深受宋善庆的教育和熏陶，富有革命思想和热情，所以起义之后，即立即组织数百余人的学生军，并由宋善庆出面向道署借出枪械，担任临时治安工作，以辅助地方军警，虽说装备不完善，士气却极其高涨。可以说，宋善庆当时实为不出面的领导者。学生军计一大队，分若干小队，领队者为邱仁和、曾紫垣（或曾紫担之误）、林有壬、杨鸿逵、陈济舟等，都是师范戊、乙两班的学生；而张金波、朱自楫、苏鹤年、林春元、管奋庸等，均系附小高年级生。同时，县第一高级小学堂学生陈铸（即陈寿西）、陈畴（即陈寿田）两兄弟，受县商会长陈廷佐的委托，也结合其同学潘澄峨、孙绍武、柯文钦、包国材、张厚坤等组织了“警察队”，但仅在光复初期维持地方秩序之责，旋即解散。后陈铸、潘澄峨、王兆庸和黄朴庵、管奋庸、郑祥鸾等，以参与光复有功，经省财长陈之磷（即陈芷汀）的介绍，分别被送入省陆军小学和马江海军学校肄业。（另一说，漳州府及时由宋善庆调集汀漳龙数校学生100余人充当临时“学生警察军”，担负维持城内治安任务，直至厦门军政府南部分府的安抚军到位后，方才解散。当时“学生警察军”分若干分队、小队，领队者有：邱仁和、曾紫垣（或曾紫担之误）、林有壬、杨鸿逵、陈济舟（师范戊、乙两班的学生）；陈寿西、陈畴、潘澄峨、孙绍武、包国材、张厚坤、张金波、朱自清、苏鹤年、林春元、管奋庸等（系附小与县一小学高年生）。）应当说，“学生警察军”及“学生警察队”在非常时期的非常行为，对维护漳州社会治安起到一定作用，功不可没。（摘引《漳州文史资料》第15辑—宋善庆在漳州、黄花岗之役生还志士—许赞元）
  据有关资料显示，漳州的顺利光复与清朝地方政府首脑陈嘉言放弃抵抗有关。陈嘉言召漳郡父老协商安抚事宜，听其自治，挂印辞官返湘。（见熊希龄《梅生太史行略》）从1903年赴任，到1911年挂冠去职，陈嘉言治漳九年，“三遇水灾，于浚河筑堤之役，纤细必躬亲。赈济以时，民忘其苦。漳郡滨海，民俗犷悍，常寻仇斗，先生一感之以诚，斗风尽弭。”（同上）。陈嘉言“虽历官数十年，清贫如故。”离漳返湘时囊中羞涩，不得不将两个幼女托付漳州富商孙宗蔡和蔡平甫，换取800银元作为路费，雇船取道上海返回湖南老家。归途中曾赋诗明志：“莅位九州越十年，愧无德政慰先贤。清风两袖常随我，不负闾阎不负天。”（见陈长龙《末代漳州知府陈嘉言》）（据《陈少梅的家事与绘世》载）
  在石码，同盟会会员连振坤和手执西洋刀的连笑山，率领光复群众冲进石码三府衙门，向清廷末任官员许黄缴印。许见大势已去，即缴出印信，随即雇船逃往浙江。12日中午，石码宣告光复。人民群众燃放鞭炮，敲锣打鼓，游行欢庆胜利，并推选连笑山为石码光复后的首位通判。（摘引《石码镇志》）
  11月13日凌晨，海澄县随之响应。苏郁文、陈智君由漳州赶回家乡海澄，与许秀峰、甘黄涛、陈章等召集同盟会会员开会，决定向县令史鉴清“摊牌”，明确提出谈判三条件：（1）史县令宣告海澄独立；（2）命史县令将其任内所得罚款尽数清出，充当地方公共费用；（3）释放监犯，开启自新之路。下午一时，苏郁文、许秀峰进入县衙，促史鉴清到文昌宫赴会表态。史是有名的贪官，海澄群众数千人齐集文昌宫要求清算。此时史县令身着公服，披肩带铃到达文昌宫，当场拒绝同盟会提出的要求。甘黄涛等当众历数史县令贪赃枉法的罪行，史不仅不认错反而拍案大发雷霆。与会群众义愤填膺，齐声喊打，顿时，石块如雨点般地落在史县令头上。史见势不妙，转身逃往县衙，群众跟踪追击，追至县衙二门。当时，陈章手持大刀向史县令颈部砍去，史负伤扑倒在地，血流如注，后经随从急救才免于死亡。随后，林新民和陈远澜率领农民光复军300多人，从西门进入县城，将革命旗悬挂于八卦楼上，海澄宣告光复。
  云霄、平和、诏安、漳浦、南靖等县也相继光复，鲜艳五色旗在各县上空迎风飘扬。
  三、革命后的断响
  漳州地区在辛亥革命中，革命派虽然也准备了武装力量，但在光复过程中，清朝的地方政权迫于形势迅速瓦解，故大部没有动用武力，只有漳州镇总兵马金叙之子马老四率其父的亲兵数十名携械遁入东坂后天主教堂内妄图抵抗，但迫于大势已去，经派员谈判，也宣告缴械投降。由于张国民所部的武装队伍“第十四营”纪律不佳，哥老会也因多是湖南游勇，或绿营杂牌军临时凑合组成，纪律比十四营更不如，因而，当时漳州社会风气比较紧张。幸亏不久，厦门军政府南部分府委派白国华（荷印泗水漳属华侨、同盟会会员）、陈庆、陈铭、高义、许赞元（黄花岗起义生还义士，许南英之子，许地山之兄）、叶世春、陈子珊等率领250名安抚军进漳协助，社会秩序才渐趋恢复。
  11月21日（农历十月初一），漳州各界人士100余人在原漳州镇总兵署召开会议，欢迎厦门安抚军驻漳，由镇军代总兵刘勋致词表谢。当时《漳报》（11月23日）对此作了报道：“我漳自九月二十一日光复，一时少有恐慌，随即安静。二十七日厦门来一支军队，从事安抚。各界假镇署开会欢迎，到者百余人，先由镇军主席致词，嗣由该队代表白国华，提出六条议案，中有搜录功绩，及各界举代表组织内部事务办法，当场有黄、李、吴、杨诸君，先后发言，谓光复汉土，是汉人本分，漳于光复后，乃归汉，无所谓功，更无劳绩，此事可免，至组织内部，已临时推定，应候省方派员到后，再行开会讨论……（下略）”关于军务，当场公举刘勋为司令官，旧标营仍由其发饷节制，起义军亦归其节制，铃记用前颁新军制之“福建右路统领”印。抢、命、盗案亦归其办理，并宣布如有破坏治安，以军法从事，众赞成通过。同日，该报又刊载安抚军“启事”云：“国华等奉厦门南部分府之命，带队来漳，光复各郡县，以维持治安为目的。（今）先后告成，秩序略整，其财政均由泗水书报社存捐，南部接济……（下略）。”未料，安抚军撤回厦门后，漳州秩序又纷乱起来，被裁撤的十四营和杂牌军因缺饷骚乱，官兵家属群集闹事，迫使学生停课，商店闭户，居民避往乡下。如此情形实在让人痛惜。
  为稳定和维护漳州社会秩序，经林者仁的提议，漳属各团体推选苏郁文、邱曾三为代表到福州与省都督府联系。11月23日（即农历十月初三），福建都督孙道仁（清抗法名将福建提督孙开华之子）复电漳州，电文如下：
  “漳州林者仁鉴：省中局势已定，已派兵巡历各府，府县制度，除明示更改外，皆仍旧，有缺挑人接办，无庸照省制分科办事，目下治安，仍赖君等维持，事后当酌赏，府县及省特派员到日，祈听指调为盼，闽都督孙。肴。”
  “漳州刘镇台暨绅商学界诸公均鉴：漳州土匪纷扰，亟宜组织军民行政机关，现派刘蔚（马金叙之婿）率兵来漳，为漳州地方司令官，料理军事，陈培锟为漳州道，管理地方行政一切事宜，当臻静谧，务望诸公协力赞成，共保治安为荷。闽都督孙。肴。”
  11月29日，刘、陈两人抵漳就任，于12月3日联名发出二项文告：
  “查漳州各属，近乘光复，藉端掳抢，实有妨治安，害同类。本司令、本道猥奉都督委任，已于本日莅漳，设法安置游民，编集义勇，特颁命令，与民更始，倘有再抢掳情事，定按军法，其各痛改前非，毋自贻戚。辛亥年十月十三日（公历12月3日）”
  “查漳州本有驻守巡防，现多逃散，并未收缴枪械，亟应招集，本司令、本道，奉都督札饬，带队来漳，会同办理招集编队事宜，令行通告。辛亥年十月十三日”
  同日，漳州道陈培锟再次发出文告：
  “查迩来漳镇权宜办理，兹本道已于本日莅漳，所有一切民事，即应仍归本道管理，以清权限，而归统一。辛亥年十月十三日”12月13日（农历十月二十三日），中华民国漳州府临时参议会成立，宣布废除清制，推荐苏郁文为参事会临时会长，徐丙森为书记长，陈兆龙、颜太恨、杨慕震（即杨畏载）、苏郁文、郑步云（即郑瑞棠）、吴一鹤（即吴偕琴）、陈辛褩（即陈石轩）、余高坚（即余仰中）等8人为参事员，郑张星（即郑斗南）、孙宗蔡（即孙次典）、陈庆馀、郑祥瑞（即郑太奇）等4人候补参事员。漳州府还设立陈启裕（是否陈贵宗之误——属美国归正教派）、黄振荣（即黄鉴堂——属英国伦敦公共汽车会教派）、吴拱辰（即吴古亭——属西班牙天主教多明我会教派）、陈廷佐（即陈殿帮）、邱曾三（或丘曾三）、庄锡谟等6名顾问官，任命许南英（台南人，落籍漳州，时任民事局局长）等23位局长、课长等，各县委派宣抚员参加，分别为南靖县郑世球、平和县郑丹（即郑月秋）、漳浦叶良鉴（或叶良监之误）（即叶保山）、诏安县余政（或余岐之误）、汀州府黄则廉（即黄子振）等。同时，改县署为县公署，推举熊飞为龙溪县公署首任县知事，掌握全县行政、司法、经济、赋税大权。不久，省都督又派安抚使蔡凤机（曾任漳州中西学堂教职）来漳进行安抚工作，委派卢初璜为漳州府知事。（后卢辞职，省改派泉守高庄凯代理。汀漳龙道改为福建西路观察使，中央任命省财政司次官裴汝钦接充。）从而建立了革命新政权，结束了持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起了共和制度雏形。同时，社会上还出现妇女放足，男人剪辫，演“文明戏”（福州也派来剧团，公演三天的“文明戏”），办新式学校（漳州府在芝山改办中学堂，首次开设英语课）等新风尚。
  但是，漳州地区的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是不彻底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在漳州府的6名顾问官当中，教会权要占半数（即陈贵宗、黄振荣、吴拱辰）。漳州同盟会内部也派系纷争，分裂为东党、南党两派。令人奇怪的是，在顾问官、参议员和各局课的人选中，都没有在光复时出头露面的林者仁和以县绅地位响应起义的陈智君的名字，据说这是由于林、陈为南、东两派的主脑，在互争之下不得不避不露面，退居为幕后的操纵者，这说明革命一开始就已经潜伏着内讧的危机。
  12月2日在明伦堂召开的“全漳团体大会”上，南党之首林者仁宣布东党之首陈智君的“七大罪状”，从此，两派势如水火。由于派系纷争，导致漳州革命的参加者宋善庆被暗杀。据传，宋善庆系代人作宣言所致；也有说其时府县有推举之议，因其学生众多，且孚有声望，恐有被举可能，争者因下毒手；也有说因其暗中与人争做道尹而被害；也有说因其秉性耿直，曾经公开在某会上宣称：“热衷于争权夺利者，是假革命，若投机取巧，贪污枉法，暴敛自肥，则违反同盟会宗旨。”这本是无所偏颇的公正劝告，却引起某些阴谋者的刻骨仇恨，招致他惨遭杀身之祸。总之，传说虽众所纷纭，但其死于争权挟怨者当属无疑。也有人问，此案显然与明伦堂大会的明争暗斗有关，为何不杀林者仁而害宋善庆呢？据熟悉当时情况者称：林者仁不独拥有地方势力，且在光复后，时有护卫者随行，难下毒手，而宋客居漳州，且无亲属，杀后当无苦主为其伸冤报复，乃被作为“杀鸡儆猴”的牺牲品。
  据《漳报》十月十六日（12月6日）刊载消息，题为《暗杀手段》，原文如下：
  “昨晚（十月十五日）八点钟，师范学堂教员宋善庆，在马坪街后巷被害，身带数伤，未审为何嫌怨，容后续报。”
  十月十八日（12月8日），《漳报》又载讯息如下：
  “宋善庆被暗杀后，经熊令验明，查宋隻身在漳，无亲戚家属料理身后，均系学生捐资出力，入殓尚不草草，并摄影存念，就中以施荷农之力为多，柩犹停寄师范学堂中。”（后其弟宋善良原在清政府外交部门任职，来漳运棺回浙江原籍安葬。）
  宋善庆先生的追悼大会在汀漳龙师范学校（原丹霞书院）举行。由官方主持，漳州各界人士、汀漳龙各中、小学堂前来吊唁、敬献挽联者络绎不绝。汀漳龙道尹陈培锟挽联为：“折狱我无能，自愧栽刍樵一束；盖棺君已痛，何堪燃豆本同根”。陈祖诒挽联是：“看今日追悼先生，仇人亦称知己，到此时空余后死，正气且慰忠魂。”施荫棠挽联一首：“妖雾弥漫混太清，栋梁遽折世同惊。隐忧早兆离乡客，馀痛频催歃血盟。狙击何能亏大局，薤歌自足恸深情。墓门茂草参差绿，一束生刍作定评。”（见《漳州近现代诗词选》92页）从中，不难看出时人对宋善庆先生之死的痛惜之情和悲愤之心。直至今日，我们还深深缅怀和敬念这位早期民主革命志士。
  不料，随后不久，陈清福（警察局局长）、白植滋（警察局秘书）也遭暗杀。全城气氛如霾，民心不安，局势一时较为紧张。应当说，两桩血案，纯属辛亥革命人士内部意气之争酿成的，非常不应该。当时光复后的漳州府应该是有所了解，但恐投鼠忌器，不敢认真追究，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在“全漳团体大会”上，竟然通过了一项“拟请原龙溪县知事曹本章来漳任知府”的决议，并上报省府。据《漳报》（12月22日）载：“各界前电省都督府请派曹本章任知府，已得允派。”无奈之下，陈培锟被迫挥泪而去。临行时，他写下了《别漳州》四首赠给莫逆之交黄嵩年（即黄仲琴—后为岭南大学教授）：“南风吹酒媛，去去怅征腓。颇觉兹行滞，终嫌所愿违。信书滋自误，经事渐知非。遥想堂前燕，衔泥待子归。……谁知劳者意？欲别且淹留。此去宁三宿，重来有百忧。酸心看海水，挥泪出漳州。嗣杀凭舆诵，吾生可小休。”此中不难体味出辛亥革命后他在漳州的艰难情形。从此，新政权中的封建势力逐渐抬头。
  迨袁世凯阴谋称帝复辟时，汀漳龙道尹曹本章召集绅商集会，准备上联名劝进表。林者仁、余高坚等提议由前清进士汪春源（台南人，落籍龙溪（漳州））领衔向袁世凯上劝进表。1915年末，袁世凯称帝时，曹本章道尹一方面命令悬挂龙旗，一方面布置“开科取士”。在“开科取士”时，同盟会会员陈智君竟充任巡场官。……辛亥革命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在这里“一览无遗”。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场有声有色的辛亥革命在漳州地区失败了。然而，其旨在推翻满清统治，打破旧封建专制制度桎梏，积极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革命精神不仅在漳州革命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而且为随后孙中山领导的陈炯明建立的影响国内一时的“闽南护法区”做了极好的铺垫。时至如今，意义仍十分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