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32年4月10日，正是江南莺飞草长、红军挺进漳州（今芗城区）的人间四月天，我生于平和县老县城九峰镇（2010年12月，荣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一个贫寒的家庭。年幼失怙，10岁爷爷仙逝，奶奶年迈，弟弟辍学，全家只靠母亲耕佃打工和亲戚接济，艰难度日，童年之悲惨苦涩可想而知。自1945年夏考入省立龙溪师范学校（第一年在南靖山城，1946年秋搬回芗城），到1954年秋调入芗城工作与定居至今，甲子一翻60年。时光如神偷，它偷走了我跌宕辗转人间风雨的伤和痛，偷走了我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喜和乐，但它偷不走我与芗城结下深深的情缘。如今东风劲吹，盛世繁荣，更喜今年又逢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华诞，为留住红色历史记忆，特就激情燃烧时代亲身经历的几件往事如实简述如下：
  一、入党：红色革命征程的起步
  1948年4月，我参加漳州学生的“反美扶日”运动，为追求真理而真诚地参加革命。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许集美的特派员陈列（林金妙）曾约我在中山公园、九龙江畔的竹棚茶座边角里品茗面授机宜。6月，由省立龙溪中学（今漳州一中）教师周兴民（后任闽中漳州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高中第23组学生陈述（原名陈江水，漳浦人，曾任漳州市财贸干校书记、省政协委员）介绍参加闽中漳州地下党组织。8月，奉命以平和县秀峰乡中心小学校长为掩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闽南支队副司令员吴扬取得联系，秘密护送黄滔（原名黄守业，永定人，厦门大学地下党员，曾任龙岩地委统战部部长）、庄鸿荣（原永[定]、[平]和、[南]靖县工委宣传委员，建国后任南靖县五区区长，1950年春被下峰惯匪庄烈坤设伏绑架，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等至平和国强乡游击区基点村梅子坝参加游击队。
  1949年1月，奉命由白区转入游击区，我与陈述、洪涛、王南、许标、杨钟、雷峰、雷雄、林渔、林辉、曾丰彬、李载三等12人一起夜奔南靖树海虎伯寮入伍，出没于枪林弹雨之中，度过了一生难忘的峥嵘岁月。历任闽南支队司令部宣传队副队长、第一团第七连副政治指导员、南靖县奎洋工团（辖奎洋、书洋、梅江三乡）副主任、梅江乡工团主任等。1954年9月，由南靖县委代理秘书调任龙溪地委宣传部干事。
  芗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漳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哺育和引导我走上革命征程的圣地，也是我生命红色之旅的起跑点和淳朴清白灵魂的皈依处。你要是问我为何常常泪花流？那是因为我对这座千年古城实在爱得太深沉，六十年来念念不忘的是要如何报答它。
  回报之一是1984年12月，我参加芗潮剧社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帮助整理材料，见到了“龙江之子”彭冲等革命老前辈。
  之二是1998年7月前，为闽中漳州工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编纂了一本《芝山风云》革命回忆录（陈述任主编，我任副主编）。原政协福建省委员会副主席许集美、原闽中漳州工委书记陈列等都认为这是一本史料翔实、文情并茂的红色好书。
  二、写剧本：参加芗剧《碧水赞》《双剑春》的集体创作
  1963年春，闽南发生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原龙溪县榜山公社在九十九湾渠道入口处堵江淹田救下游10万亩农田的“榜山风格”，受省委、华东局的表扬。时任地委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的钟金田与我商量，为弘扬这种“牺牲小我救大我”的美好道德情操与高尚风格，应该把它搬上地方戏曲舞台。经宣传部部长萧苏、副部长赵苏太同意，由专署文化局组织汤印光、陈志亮、庄火明三人到榜山公社体验生活，创作芗剧《碧水赞》初稿，交龙溪专区芗剧团排练后于侨芗戏院演出。省文化局局长陈虹看到剧本基础很好，决定亲自率领两个创作组：“话剧组”由陈虹、陈贻亮、向增、陈文和组成；“芗剧组”由汤印光、陈志亮、曾五岳组成，一起到龙溪榜山体验生活，在专署招待所（今漳州宾馆）撰写剧本。话剧《龙江颂》参加华东区话剧会演获得成功后，翌年夏天陈虹局长又把汤印光、陈志亮、曾五岳、陈贻亮、陈文和等剧作家和龙溪专区芗剧团叫到福州小柳村福建电影制片厂内边修改芗剧《碧水赞》剧本边排练，到8月间参加福建省第三届戏曲现代戏汇报演出。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等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全体演职员工给予充分肯定。1965年春，龙溪专区芗剧团带此剧目赴上海参加华东区戏曲现代戏汇报演出，获得好评。1965年4月，芗剧《碧水赞》剧本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作者：汤印光、陈志亮、吴毅（曾五岳）、陈曙（陈贻亮）、芗人（陈文和）、庄明（庄火明）。出版后由文化部艺术局印发，向全国推荐。平心而论，话剧《龙江颂》和芗剧《碧水赞》虽说是一对“姐妹花”，其实前者在剧情、结构和人物关系上完全都脱胎于后者，其间著名戏剧家陈贻亮先生的妙笔生花功不可没。后来，话剧《龙江颂》被改编成京剧革命样板戏《龙江颂》，风靡一时，还拍了舞台表演艺术纪录片。当初钟金田副科长（后升科长，“文革”初受迫害一家四口投江自杀）与我一个小小的建议，后来居然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蝴蝶效应”，确实是始料不及的。
  1963年，原龙海县芗剧团根据芗城南郊红军游击队长王占春的传奇编成芗剧《王占春》，下乡演出。1978年改编为《铁岭春晓》，参加福建省现代戏创作剧目调演。1979年，剧本由姚溪山、魏乃聪、曾五岳、庄火明四人重新创作改名《双剑春》，由龙溪地区歌仔戏演出团（龙溪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沈清标领队）排练后，于1979年10月国庆三十周年晋京献演。张廷发、胡厥文、班禅额尔德尼、康克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文化部授予创作三等奖（剧本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和演出三等奖。非常荣幸，翌年笔者奉命与著名戏剧家陈仁鑑、泉州木偶表演大师黄奕缺、莆仙戏名演员许秀莺等一起晋京领奖，大长见识。
  不可否认，上述两出新编芗剧现代戏创作与演出的成功之所以与芗城密不可分，是因为其筹划、创作、排练和演出等多在芗城进行。其实，大家都居住在九龙江上，共同拥有这一片白云蓝天，只要春暖花开暗香浮动，城内城外一样香，大可不必分什么你我。可贵的是：“风起于青萍之末”，芗城作为“风源”的靓丽“青萍”确实有它不可磨灭的一份功劳。
  三、送一张国宝级的烫金名片：发现莲花池山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把福建历史推前到大约25万年前
  茫茫远古，人类是否涉足福建？一直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旷世之谜。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原科技处处长、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尤玉柱老师（芳名镌刻在北京世纪坛上，流芳千古），2007年5月15日，在他撰写的《〈漳州史海钩沉〉赞》一文中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及其以前，福建省境内所知的历史，仅仅几千年。难道蛮荒时代，人类的远祖未曾涉足八闽之地？为了追根溯源，省内外的众多考古工作者，曾为此付出过太多的代价，热切期望沉淀许久的旧石器时代事件，能够浮现在人们的面前，以便人们窥视它的真正奥秘……作为福建籍科学家，我无时无刻都在关注着福建的史前考古事业，为家乡作点滴贡献也是一生之所求。20年前，我曾带领一支考察队辗转于闽北、闽西、闽中和闽南，志在寻找旧石器和早期哺乳动物化石，可并未如愿。在一次讲课时，曾说过：“福建的旧石器会在漳州最先发现，原因有二：一是早期人类通往台湾，漳州是桥头堡，必然留下蛛丝马迹；二是漳州有个曾五岳。”因为，曾五岳先生是一个顽强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考古工作者。
  1987年，曾五岳、孙英龙在东山作考古调查时，收集了一批样本，送到北京鉴定，其中竟有一件万年前的人类肱骨化石，这是福建最早发现的人类化石。该化石出自台湾海峡海域，发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填补福建省的一个空白，更重要的是，给末次冰期台湾海峡曾沦为陆地，台湾早期人类源于福建之说提供实证。把福建历史推前数千年，是曾五岳先生对福建考古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我的记忆里，曾五岳先生为了填补福建省旧石器考古的空白，多次写信给我，询问旧石器特征、识别要领和寻找方法。之后，他几乎踏遍漳州大地，翻山越岭，风里来雨里去，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辛，终于如愿以偿发现了莲花池山遗址。在这过程中，他不下5次把野外采集的标本寄至北京，但都被我一一否定，然他不因此气馁，继而奋发研读，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竟然开创一条寻找旧石器的新路来。在漳州地界里，他一共发现两处人类化石地点、两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百余处“中石器时代”地点。一个原本外行的人，竟然能够取得如此骄绩，实属不易，其精神和毅力，感人至深！
  最近莲花池山遗址的进一步发掘，证明这个遗址的下文化层是福建省境内最早的文化，距今约25万年前，是我国东南地区诸省中最重要的遗址。重写福建的历史，饮水思源，功劳应归于曾五岳先生的最先发现。
  尤玉柱教授是我史前考古的启蒙老师。师生情谊深似海，今生今世永不忘。说句真心话，尤老师上述文中夸我的话，实不敢当。我发现芗城北郊红土台地莲花池山史前遗址（含组织出版《漳州史前文化》一书），为芗城区赢得一张再也珍贵不过的“国宝级”烫金名片，充其量不过是我对芗城长期给我深恩厚泽的一个小小的回报。但愿芗城父老乡亲和领导能够好好保护它在环城路北最后剩下的“三棵龙眼树孤岛”遗址，同时组织考古专家广泛搜集材料、调查取证，构建一门“南源学”（即“南岛语族及其文化的源头漳州学”），让漳州及其芗城区走向世界，让世界都了解漳州及其芗城区。到了那时，芗城作为南岛语族数亿人民景仰、崇拜和眷恋的精神殿堂和伟大故里，至尊至荣，善莫大焉。
  四、大胆建言：保护漳州历史文化街区
  芗城历史悠久，钟灵毓秀，人文荟萃，物华天宝。孩提时候，我就久慕漳州大名。1945年8月，13岁的我曾徒步108公里到漳州探望移居到此的三姑婆，映入我眼帘的是神奇而又美丽的古城：鳞次栉比的十里骑楼，屐痕深浅的长石板路，飞檐高翘的宫观庙宇，巍峨高耸的明清牌楼，清沏澄碧的玉带西溪，静泊在江边的竹排木筏与连家小船……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美好印象。1985年地改市后，我任漳州市文化局文物科长，当时芗城区尚未公布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我由区文化馆干部陪同到各街道调查搜集资料，上报市政府公布了40个文保单位。当时新华东路圆圈有一幢文学大师林语堂祖母的大厝故居（幼年的林语堂曾在这里住过），文物价值很高，因有人说初定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0个太多了，不同意把它列入名录，可我也不敢坚持申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工作上的失误。到了1989年市中级法院、财政局要在新华西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宫保第”，台湾抗日英雄简大狮“蒙难处”（原简氏侨馆）相距只有几米的地方，拆除陈氏宗祠改建五层干部宿舍楼。我接受上次失报“林语堂故居”的教训，上书李鹏总理请求批示加以制止，并跑到中级法院指出其“知法违法”，一个姓郑的副院长冷冷地说：“你告到李鹏那里，他也不会看！”我说：“总理不看，他的秘书也会看！”而财政局长自恃此举已经市政府领导批准，划好建设用地红线，态度蛮横，要求市文化局不要干预。可是后来国务院信访局来查了，他们只好把干部宿舍楼从五层降为二层，市财政局领导前倨后恭，居然把准备盖在其他地点的干部宿舍楼规划也送到文物科审批，我拒绝说：“我们依法只管全国，省、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的事，别的不管。”
  1999年夏，市委、市府因漳州“断头路”多，影响交通，由市房管局公示要把马灶路（今水仙大街）延伸到延安南路西侧。这是第一期工程，其后还要延伸到市二中门口。当时我已离休多年，见到千年古城的心脏地带文物荟萃之地即将毁于一旦，我心急如焚，出于历史责任感，毅然决然挺身而出，上书市委领导，严肃而又诚恳地指出：一、漳州明清古街有很多对台文物，你要是毁了就会犯政治性错误；二、台湾路、修文西路那一带街区，是漳州文物如文庙（当时还不是“国保”单位）、明清牌楼、百年老字号天益寿等商店、王升故居等精华荟萃之地，你要是毁了又会犯历史性错误等等，引起当时领导的高度重视，马上批示要一位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和建委主任、规划局副局长等三人听“曾老”意见。我们奉命在市建设局七楼会议室磋商取得共识，使这一片“千年古城瑰丽明珠”在关键节点上逃过一劫保存了下来。从2001年开始，市、区政府多次给力维修，明清时期数百年古街换新貌，终于被国家文物局和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批准荣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2004年9月1日漳州市历史街区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荣誉奖。
  五、三个科学结论、四部专著：为建党90周年献礼
  岁月悠悠，春秋几度，一瞬间入党已经63年了。回眸往事，历历在目，可谓尝遍了风雨人生的跌宕起伏和酸甜苦辣，但不管受到了多大的挫折和委屈，我追求真理的初衷不改，坚守人生价值的信仰依旧。自1985年任漳州市文化局文物科长起就一直抓紧夕阳晚晴、爬山涉水，顶风冒雨，调查取证，几乎跑遍了漳州的山山水水与村村寨寨，真诚对待社会现实，老老实实做学问，不谐流俗，不争虚名，先后在中国史学界第一个做出了三个科学结论：
  一是“福建土楼之根在漳州”，“中国土楼是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以降漳州先民抗倭的产物”。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方方圆圆土楼的蛛丝马迹。历史上有确凿证据的始建绝对年代最早的方楼，是漳浦县绥安镇马坑村一德楼，其门额石匾有“嘉靖戊午年（1558年）季冬吉立”的纪年款；始建绝对年代最早的圆楼是华安县沙建镇上坪村岱山自然村的齐云楼，其门额石匾有“大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春谷旦鼎建”的纪年款。除此而外，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早于上述两楼的土楼。
  齐云楼主人是郭姓汉化“土生蕃客”，圆土楼起源蕴涵有伊斯兰文化介质，雄辩地证明了人类血脉相融、文化多元共生的客观事实，彰显了中华文化——闽南文化——漳州文化的公平性、正义性和包容性，从而成为兄弟民族和谐团结、共同繁荣的典范。这是证据确凿、信而可征的。平和县九峰镇几十座单元式圆土楼都含有伊斯兰文化底蕴，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二是“华安县仙字潭摩崖石刻的性质属于岩画”。这一结论得到尤玉柱先生的支持，他在《〈漳州史海钩沉〉赞》一文中说：“华安仙字潭石刻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摩崖石刻，其意难解，或字或画争论已久。从本人对我国数十万幅岩刻观察和研究，当支持曾五岳先生所解。仙字潭石刻是史前时期人类对大自然的模仿，是人类意志的自我表述，是初级信仰的发端。因此，它是岩画而不是字。”
  三是“天地会的发祥地在漳州，清顺治八年（1651年）道宗禅师于东山九仙岩长林寺创立”，“天地会奉中国大儒黄道周为教父”，“洪门学是一门混沌历史学”等，上述结论证据丰富，信而有征，不管是谁都难以推翻。
  从20世纪末以来，笔者除了参编《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1990年）、《漳州史前文化》（1991年）而外，还不顾年老多病，犟牛奋蹄，病马嘶枥，先后出版了《漳州土楼揭秘》（2006年）、《漳州史海钩沉》（2006年）、《天地会起源新考》（2008年）、《土楼起源史研究》（2011年）等四部学术性专著。其中《漳州土楼揭秘》和《漳州圆楼甲天下》、《宜山宜水二宜楼》两篇论文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申遗”文本的专著名录和科研论文中。2010年，我和挚友原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兼总建筑师黄汉民先生被漳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聘为《漳州土楼志》的特约顾问，值得庆幸的是，该志编辑还把我多年研究土楼起源与成因的许多科学结论写入志书中。
  六、八秩述怀：倡导和守望“漳州学”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非科班出身，人微言轻，是史学的门外汉。自1985年省、市委落实地下党政策，让我改任市文化局文物科长后，方才从戏剧家头脑一片空白地艰难转身为门外扪史者。可是，我坚守信仰，无怨无悔，心怀感恩，淡定从容，心无旁骛，只管潜心研究漳州那悠久而又灿烂的历史文化，不揭开“漳州学”的神秘面纱，决不善罢甘休。幸亏我既是史海的弄潮儿，又是时代的幸运者。考古研史探索之旅一路走来，能够克服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改写了几条漳州、福建乃至全国的历史。入选《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经过26年的调查研究，我一直认为五光十色、瑰丽神奇的漳州文化，是精深博大的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有其独特的内涵。这些独特的内涵，便构建了一部内容深邃广泛、精彩隽永的“漳州学”。
  早在1994年，我就倡导探研“漳州学”，因为“漳州学”具有世界上任何历史文化名城都欠缺的某些瑰丽沉雄文化的独一性和神奇性。非常明显，它起码有四柱金桩：一是“南源学”；二是“土楼学”；三是“洪门学”；四是“石斋（黄道周）学”。但愿在我随着清风明月远行以前，能够为我所倡导和痴迷守望的“漳州学”多做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