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汪春源（1869-1923年），号杏泉，字少羲，晚年自署柳塘，台湾府城安平柱仔巷街人。曾先后受业于名儒黄子及、李占五、施士洁。光绪八年（1882年）于县、府试列邑庠生，为知县祁征祥所提携，学业大进。光绪十二年（1886年），深得唐景崧识拔，入读海东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割台后内渡福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进士，尝任江西诸知县，后寄籍龙溪终老。他工诗文，且书画尤佳，为藏者所珍视。著有《柳塘诗文集》，惜不传，今仅存诗二十余首。
  勤勉学子的成才路
  汪春源自幼失怙，在母亲的精心教导下，发奋苦读，颇显才气；后就学于引心书院，在名儒黄子及的调教点拨下，文才倍增。光绪八年（1882年），在县试中（童子试）名列第二，并得到知县祁征祥的栽培。据《汪进士自述》记载：“年十四，应童子试，邑侯祁星阶师拔置第二，令入县读书。”又据《台南市志·祁征祥》载：
  “光绪八年，作宰台湾，得汪春源、陈润黄二茂才，即选入衙署，聘幕友李占五教之，后陈不寿，汪终成进士。”可见，这匹聪颖早慧、才学出众的“千里驹”——少年才子汪春源，早已为当时“伯乐”——知县祁征祥所相中。
  其后，他的才华更是得到了时任台湾分巡兵备道兼理提督学政、后任台湾巡抚唐景崧的青睐。光绪十二年（1886年），唐景崧主持岁考，聘请进士施士洁担任山长，并从台湾学子中选拔汪春源、丘逢甲（台湾著名诗人）、郑鹏云、许南英（现代著名作家许地山之父）等到海东书院同窗共读，时汪春源年仅16岁。《台湾通史·丘逢甲列传》中也提及“岁试文生，拔其尤者，读书海东书院，厚给膏火，延进士施士洁主讲。于是逢甲与新竹郑鹏云、安平汪春源、叶郑兰肄业其中”，学习的内容是“于制义试帖外，倡为诗、古文词之学”（《窥园留草·汪序》）。当年的海东书院，处处可见这些俊杰才子埋首苦读、勤奋好学的身影。
  光绪十四年（1888年），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汪春源和丘逢甲一同到福建（福州）赶考，同榜中为举人。可以说，青少年的汪春源表现十分优秀，他能以“神童”般的聪明才智，深受台湾主政地方长官们的关注和培养，实在非同寻常。这除了与其自身天赋有关外，更主要的是跟他悬梁刺股、挑灯苦读精神有着莫大关系。
  “公车上书”第一人
  平地一声惊雷起。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十七日，清朝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在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特别是“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以及“台湾澎湖内中国居民，两年之内任便变卖产业搬出界外，逾期未迁者，将被视为日本臣民”的条款（《马关条约》第五条款之规定），莫不令那些在京参加应试的台湾举人“垂涕”“哀之”，悲悯不已。
  四月二十八日，台湾举人汪春源、罗秀蕙、黄宗鼎痛心疾首，愤然而起，联合在京任户部主事的台湾进士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等，联名向都察院上书，强调台湾为东南门户，“无台地则不特沿海七省岌岌可危，即京畿亦不能高枕”，割让台湾，台民“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惨曷及”；“台民终不免一死，然死有隐痛”。疾言“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充分表达了他们誓死抗日、保家卫国的心声。（《清光绪朝中日外交史料》卷三十七《上都察院书》）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上，以汪春源为代表的台湾民众，从血脉中，从骨子里，进发出了荣辱与共的民族大义和不屈不挠的爱国热忱。
  “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与倭人，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势必勉强支持，至矢亡援绝数千百万生灵尽归糜烂而后已。”汪春源慷慨陈词，进而沉痛地指出：不知“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雠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此后谁肯为皇上出力乎？大局必有不可问者，不止京畿已也。”（摘引《台湾京官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台湾安平县举人汪春源、嘉义县举人罗秀蕙、淡水县举人黄宗鼎为弃地畀敌泣呈效死条陈》）这份奏书深深地震撼了同为读书人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之心。
  台湾举子“垂涕而请命”的爱国义举，使康有为看到了“士气可用”。五月二日，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竹庵会议，以一昼二夜草为万言书，请拒和、变法、迁都三者”，形成了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事件（《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载）。汪春源在《窥园留草·汪序》中也痛心地提及：“亡何，割台祸起，时春源以公车诣阙上书，不报；君（指许南英）与台帅（唐景崧）同仇戮力，赍志不酬，恝然为蹈海之举……”“公车上书”虽然没有取得实效，但却唤醒了国民的自强和革新意识，诚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由于在事关民族荣辱的历史时刻，汪春源能够挺身而出第一个勇敢振臂高呼，所以《台湾三部曲》作者阎延文博士称汪春源为“公车上书”第一人；在其历史小说《台湾风云》中，汪春源出现十余次；在电视连续剧《台湾·1895》的第33集中，也有汪春源带头上书的镜头出现。其慷慨激昂的形象令人难忘。
  眷念故土的台湾进士
  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汪春源耻为异族奴，黯然举家内渡。先是住在厦门史巷，后到南安（泉州）寻根未果，最后寄籍龙溪县（也即现在的漳州。如今，在漳州的振成巷，还保留着汪春源的“进士第”）。《台湾日日新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十五日）以《入山愈深》为题报道了汪春源由厦到漳的迁徙：“闻台南安平汪杏泉自乙未内渡，寓厦岛史巷，因尘市之地不可久居，近已挈眷卜迁于漳州府属，盖入山恐不深之意也。”
  面对破碎的家国，汪春源怆然而涕下，然而胸怀安邦定国之抱负、拯民救世之理想，促使他一次次参加殿试，锲而不舍，奋斗不止。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汪春源再次赴京参加会试，中为贡士。由于“戊戌变法”，殿试被取消，读书救国愿望未能实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入都补行殿试，本来他可以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列名辛丑恩科进士，却又因“庚子事变”、“八国联军”的入侵，烧毁了最高殿试机构——北京贡院，再次击碎了他的忧国救民梦想。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两科（辛丑恩科与癸卯科）合并，汪春源终于成为癸卯科三甲第120名进士，即台湾历史上32名进士中最后一位。然而，此时的台湾，陷落已经整整八年了。漫长的科举岁月，使汪春源经历了无数坎坷、磨砺和悲怆，深刻领悟了书生的责任和使命，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忧国忧民的信念。
  故土不堪回首月明中。清廷由于害怕激怒日本殖民者，不准台湾举子据实书写籍贯。但在汪春源的内心深处，台湾永远是中国的土地，自己永远是中国人。因而，他在填写“亲供”（相当于现在的履历表）时，毫不畏惧，仍然堂堂正正地填上了自己的籍贯：中国台湾省安平县人。当他写下这几个字时，个人的科举史变成了台湾的历史——他成了清代台湾的最后一位进士。至今，北京国子监的明清进士碑上，还有汪春源的姓名事迹拓片。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的良吏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中进士的汪春源奉命出任江西乡试同考官，从而开始其宦游生涯。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六日《台湾日日新报》报道：“台南安平进士汪杏泉明府。春元签分江西省甫禀，到后即蒙上宪派充江西省文闱同考官。”即其第一个职位是乡试的同考官，他以荐拔半多寒峻自喜，即他所选拔的人才，多半是穷苦生员。
  除了在政治上倾向于寒门学子，他还在策问题目上标新立异，积极引导。如光绪二十九（1903年）江西乡试时，就有“西国学术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其已成学科者凡几？要旨若何”，和“保商之法，阻来货，奖外轮，务令出口之货常多于进口，乃征诸英吉利自行平税之政，而商务大兴，其进出之差为负而商利自厚。其故何欤”（《江西闱墨》）等等。这种着眼将来、与时俱进的思路，使江西生员较早地接触到了西方学术、国际贸易、西方兵制、外交政策、海上霸权等各种理论知识。这种构想，与林则徐的“放眼世界”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考务结束后，汪春源被下派到南安府大庾县，负责处理税务。其间，他“剔除中饱，严杜司巡苛勒留难诸积弊，凡各陋规，和盘托出，化私为公”，上峰对他的评价是“该令奉公洁己，办事认真筹划，甚资得力”。
  此后，汪春源历任宜春、建昌、安义、安仁知县。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受当地百姓爱戴。据当地的文史资料所载，政声颇佳。
  在宜春，他审理案件，缜密推断，曲直分明，堪称办案高手。“建邑有统役杨发，素为民害。源出示招告，通详上台，将该役监禁十年。人心大快，差役敛迹”，“又改良监狱，修理待质所，务使空气光明，无拖累之苦。每听讼，可保则保，可释则释。明查暗访，严禁监卒看守私拷、凌虚诸弊”，处处可见其嫉恶如仇，秉公而断，细致勘查之精神。
  另据光绪末年宜春县讼师秘本记载的汪春源办案批语，如在“索诈碎抢”案中批注：“物必腐而后虫生，该僧住持慈化寺如果恪守清规，毫不非为，罗才森纵非善良安能平空索诈，纠党殴抡，其中显有隐匿别情。”在“预奉存防”案中批注：“男女婚姻全凭庚帖媒证，氏孙珠牙虽经李行茂面许女妻之，既未行聘纳采，何致遂收氏孙姓名入伊家乘，且近既因事挟葛，彼此不愿联姻，曾经中保处明，前言作为罢论，何致尚虑有他。”字里行间，可见当年他据情推理、明查秋毫的风采。
  在建昌（1904—1907年）知县任上，面对“教案迭出”的问题，他都能妥善处理。由于当时全国各地常发生外国教会与本地民众冲突的教案，西方列强往往借题发挥，干预我国内政。因而，他格外谨慎，却又不失果断、公允、得体，而所得教民两安。故他在《自述》中写道：“该邑教案迭出。又与教士樊体爱开诚布公，迅速断结，民教相安。”此外，他积极推动教育，“建邑学堂湫隘，源将考棚修葺，遴选各科教员，并捐廉购置图书多种，附设阅报，以供诸生观览”，极大地促进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安义，汪春源倡办并成立了安义县戒烟善会。为杜绝鸦片在中国的蔓延及危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光绪皇帝批准下发了政务处提出的《禁烟章程十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在新定的《新刑律》中确定了鸦片烟罪。为此，他“每下乡，轻车简从，自备火食，禁绝烟赌及采茶淫戏”。而且还仿林则徐在湖北禁烟的作法，“捐廉制备药丸”。由于其禁烟颇有章法，收效较佳，而深受上级嘉许、百姓爱戴。
  汪春源勤政为民，政绩显著，其上司南康府朱云甫以“大计卓异”密荐，评价很高。“该令审理案件，整理学堂，劝民种植，振兴工艺，水利诸事，莫不实心经理。奉饬设立统计处，调查各事，尤能详尽。征收丁漕，该令因银贵钱贱，虽有亏赔，而督催未敢稍懈，故近年该县征收之数均在八成以上。本年举办地方自治，因款无可筹，该令将统计处常年经费悉数拨充自治。所有统计经费捐廉担任。禀蒙督、抚宪批示褒奖。知府每遇安邑士绅，详加询问，佥称汪令‘勤政爱民’，溢于言表，知其治理之感人者深矣。有执私不能干，砥砺任事，实为州县中不可多得之员，政绩实在卓著……”云云，真不愧是朝廷的良吏，百姓的父母官。
  然而，随着大清帝国的坍塌，历史留给他能够有所作为的时间己经不多了。宣统三年（1911年），即辛亥年，他又从安义调任安仁，“履任未久，适值光复”，但仍忠于职守。据家族传说，他将最后一批税收上缴清廷之后，民国新政府委派来的官员不信有如此忠于职守的晚清官员，以为他私吞了，强令他要如数交给新政府。最后，汪春源只得自己亏空掏钱再上缴一次了事。随即，汪春源两袖清风地从江西安仁回到了福建龙溪，从而结束了历时八年的官场生涯。
  一生不变的爱国情怀
  回到漳州后，汪春源以教书为业，厦门大学叶国庆教授（厦大第一届毕业生）便是其门生。汪也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民国三年（1914年），实业家林尔嘉在鼓浪屿成立了“菽庄吟社”，汪春源应邀加入，时常与施士洁、许南英等众多内渡的台籍才子站在海滨眺望台湾，吟诗作赋，抒发怀念故土情怀。
  作为一名封建科举进士，汪春源难免有排斥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在《汪进士自述》中的“当戎马倥偬之会（注：1911年10月爆发的“武昌起义”），保卫地方，幸无贻误”，就反映出了他思想上的这种局限性。民国四年（1915年）十二月，漳州光复后，汀漳道尹曹本章召集士绅，在同盟会员林者仁、余高坚等提议下，由汪春源领衔，向袁世凯上《劝进表》；并“开科取士”，登第者称为“俊士”。在改朝换代的鼎革年代，汪春源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作出如此“忠君爱国”的举动，是可以被理解和原谅的。汪春源不愧为台湾进士的骄傲，中国文人的脊梁。1923年，汪春源因患肺结核病逝于龙溪，享年54岁。次年，葬于龙溪名第山（又名天城山）脚下（现龙海市九湖镇林前村）。汪春源临终前，犹念念不忘故土台湾，其后人为了却其遗愿，遂在其墓碑刻上“平生准八砖，□□□孤岛”（据推测□□□，可能为“故国萦”）。其共有四子：受田、大田、福田、祈田，除福田因故早逝外，其余三子皆成就非凡，为一时之风云人物。
  汪春源故居位于漳州市区振成巷，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红砖墙，前为围墙大门，大门作硬山顶，燕尾脊。庭院铺红砖，前堂面阔五间，明间、次间作木隔扇门。前后堂之间为开井和两厢。梁架为穿斗式。建筑为晚清风格。2009年，漳州市人大常委会已将汪春源故居重修列入提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便能一睹当年汪宅“进士第”的风貌。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加之故人凋谢，汪氏墓碑不知在什么时候丢失，一时墓地方位也难以确定，汪家后人为此忧心如焚，上下求索，几经周折，方于2006年12月，在龙海市九湖林前村村民郑顺明家屋后找到这块失落已久的墓碑，从而为解开历史之谜提供了实物证据。其墓为三合土墓葬，风字型布局，有上下墓埕，占地面积约560平方米，现墓葬主体已被掩埋，墓埕平面布局可辨，墓地被其他墓地占用，破坏较为严重。现今，龙海市已将其列为涉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准备加以修缮，还其旧貌，以供人们凭吊追思。
  沧海桑田，历史的风雨，虽然吹破了他的门第，冲毁了他的墓碑，但汪春源平凡而又伟大的爱国情怀，以及海峡两岸携手反对割地、保家卫国的感人史实，却是所有心系领土完整、渴望祖国统一的人们所永远都不能忘却的。应当说，汪春源这位台籍才子的不平凡人生，是当时海峡两岸热血文人同仇敌忾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缩影。因此，他的事迹，包括故宅和墓葬，无疑是时今台海两岸相襟相连的重要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