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走出青礁的颜师鲁
  林艳
  漳州的三月，是木棉花开的季节。木棉树高直挺立在稍显寒意的季节里，张扬地将火红的花蕊高高彰显。如此傲然不驯，又如此怒放火红，所以才会有人把它与眼中的英雄做太多的联想。在这样的火红季节，不由让我想起一个火红的人物，一个在800年前足以让古城漳州自豪的人物——颜师鲁。
  颜师鲁（1119-1193年），字几圣，宋龙溪青礁人，世居漳州城区西桥。绍兴十二年（1134年）进士，曾任国子监丞，后外放江东、浙西。提起颜师鲁，令人想起他的一首诗《第一山》，“孤城不隔长安望，落日空悲汴水寒。”在那轮如血的残阳里，颜师鲁这个久远的历史人物渐渐向我走来。穿越历史的尘烟，让我们看见这位爱国爱民的朝廷命官已年迈如斯，却还为了破碎的故国，别妻抛子，离乡背井。
  正是在这种悲怆中，我突然就理解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纵观他一生，无论是卑微的番禺主簿，还是位高权重的吏部尚书，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外放任地方官，他都处处以百姓为怀，他都处处以国家为重。《宋史》称他“遇事尽言”、“大节确如金石”。这样的画像是恰如其分的！
  的确，在我们能看到的资料里，颜公一生忠直尽言。他在朝为官时耿直无私，直言不讳，敢于谏政。这缘于他理学家的思想。他说：“人最重要的，就是孜孜不倦按理学的准则，教育自己，改造自己。”
  颜师鲁的言行无一不体现了上述思想。淳熙四年（1177年），颜师鲁外调为江东提举。那时正逢天洒雨水，日无精光，都人相惊。朝中大臣没有一个人敢说及灾异。而颜师鲁却在离京向孝宗皇帝辞行时，以天候变化喻朝政得失：“田里未安，犴狱未清，政令未当，忠邪未辨，天不示变，人主何繇省悟！愿诏中外，极陈得失，求所以答天戒，销患未形。”细细读着颜师鲁的这两句话，我仿佛看到了颜师鲁是如何坦诚相谏，他的言语正气有力，足以让周围不敢言的百官失色、汗颜；他的言语掷地有声，足以对得起他身上的朝廷官服。果然，孝宗皇帝听了，肯定了他的奏语。
  这样的情景让我想起了唐朝被唐太宗喻为“镜子”的魏征，颜师鲁何尝不是这样的一面镜子呢？淳熙七年（1180年），朝廷改任颜师鲁为监察御史。在任期间，为了广开言路，颜师鲁向皇上奏请增加御史台官员名额。当时有个外官名叫葛掞，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因走后门得内殿举荐，将要调补御史职。颜师鲁得知后坚决抵制，并急忙向皇帝上奏说：“近年来，一些人善于逢迎巴结，钻营向上爬，勾结受皇上得宠的人。一旦大权在握，竭力搜刮民膏，启用这种‘人才’，到头来贪而败国。即使朝廷没有能臣，也不可启用这种人。师鲁虽不肖，也不愿跟这种人列为同僚！”他坚定的态度，诚恳的语气终于让朝廷改变了决定，只好把葛掞改任为祠观官员。颜师鲁任御史三年，孝宗皇帝褒扬他能“知无不言”。
  有幸作为颜师鲁800年后的同乡，我为他感到自豪。除了追求人格的超俗，政治上的坚定外，他还追求民族气节。淳熙十四年（1187年），太上皇宋高宗去世。治丧期间，朝廷派颜师鲁赴金国报丧。依照旧例，宋廷每年都要派使者去金国，而金国必以戴花、歌舞等礼仪来迎接宋使。颜师鲁向孝宗皇帝辞行时说：“现在是我国悲痛的时节，金国如果不尊重我们的礼仪，强迫我接受戴花、歌舞等娱乐活动，我宁愿死也不做违反丧事礼节之事。”果然，由于师鲁誓死守礼，出使期间，金国撤去一切娱乐仪式和活动，维护了宋朝尊严。我似乎看到了完璧归赵的蔺相如，同样的理直气壮，同样誓死维护国家的利益！
  颜师鲁爱国亦爱民，他做官时所到之处皆做有益于百姓的事。在福清时，开陂修水利，灌溉农田；粮食失收时，开仓平粜、赈济饥民。淳熙十六年（1189年）颜师鲁以龙图阁直学士衔出任泉州知府。他减免海船诸税，免除永春百姓受“预借”赋税之苦，解除安溪百姓补纳逃亡产税的负担。淳熙末年，推持“经界法”，豪绅官吏乘机侵夺土地，百姓大受其害，颜师鲁遂奏请孝宗制止。他还留意学校教育，修葺孔庙；改善道路交通，修整洛阳桥。颜师鲁官至大中大夫，爵封漳浦郡侯，赠宣奉大夫，谥定肃。在漳州还流传很多关于颜师鲁的民间故事，如《颜师鲁保李纲反秦桧》《奏请皇帝为青礁神医吴真人立庙奉祀》《颜师鲁、颜颐仲祖孙先后修葺漳州三坪寺》等。这些故事无一不体现家乡人民对他的怀念。
  历观颜师鲁为官五十多年的仕途，从骨子里讲，他总是清醒地持着一种做人做官的标准，顽强地守着自己的节操。他一生的追求恰如他留下来的另一首诗《琼花》中所描写：
  后土祠中二月暮，琼花放后有蜂来。
  东君不怕春归去，留待诗人一夜开。
  冰清玉洁的琼花恰是他一生的写照。在当时世事纷扰的南宋，他显得超群拔俗，出污泥而不染。
  木棉树高高擎起的是一团燃烧的火红，在属于火红的季节里，我们当然遥想这位能与英雄花相映的火红人物。
  良吏黄彦臣一门九进士
  郭上人
  宋代漳州城区北郊，有一户黄姓人家，四代人中先后有九位登科进士，誉满八闽，光耀史册。
  第一位进士黄彦臣，字叔灿，漳州府龙溪县人（今属芗城区），自幼聪慧勤学，宋治平四年（1067年）弱冠登进士。初任南宁州主簿，继任宿州录参，再任长汀、南安知县，泉州、广州通判。因为官清廉公正，勤政为民，提任莆田、汀州、剑州、建州知州事，官至朝散大夫。黄彦臣治家甚严，子孙多有出息，一门出了九个进士，成为八闽佳话。
  黄彦臣在泉州任通判，通判为郡太守的左右手。时泉郡捕获一“大盗”，被酷刑招供认罪，郡太守不深入复查就深信不疑，准备斩首处决。黄彦臣审视案情，疑有冤屈，要求复查。宋代治狱，定有时限，不能拖延不决，但一旦处决错了，人命关天。黄彦臣冒着拖延办案责任的风险，报请郡守，暂缓行刑，再行复审。经多方侦查，终于捕获真凶，大白真相，是非厘清。疑犯释放，真凶伏刑。
  黄彦臣任汀州知州时，食盐专卖是政府税收一项重要来源，其时严厉禁止贩卖私盐。有个盐贩被捕，盐重上百斤，罪当处死。黄彦臣经调查，发现一些贩私盐者都是平民百姓，因生活所迫才冒险贩盐。这些贩盐者都是家庭主要劳动力，杀了一人等于毁了一家。彦臣同情穷苦平民，命人把盐搁置在州衙院里，任日晒风吹雨淋，日久盐量流失，重量不上百斤，盐贩得以免死。
  宋代因边疆多乱，农民赋役负担很重。田赋则按田分等级缴纳公粮，公役则按男女丁口缴交役钱。剑州、建州因农民贫困，负担不起丁口钱，不少人不仅溺死女婴，有多生男婴者，也不愿留下。彦臣对此心极不忍，任里实行增丁不增税，又命人保证按月报告新生婴儿数目，对生活困难者，官府拨钱补助，去除了民间溺婴、弃婴之恶习。后官府拨款养婴成为定例，每任太守都遵照办理，造福一方。
  据《黄氏族谱》载，黄彦臣先祖黄膺，出自唐太宰之后，唐光启元年（885年），与兄黄敦从河南光州固始县随王审知入闽，官授秘书丞，筑庐今闽清梅溪村凤栖山下。黄膺三世孙黄鸣凤与黄惬兄弟分衍漳州。黄彦臣是黄膺八世孙。黄彦臣继承祖训，尊崇儒学，注重科举，家教甚严。他不准儿子随侍官衙，避免养成恃势欺人的恶习，要求诸子要学习先贤，寒窗苦读，潜研儒学，努力登第。彦臣有7子，依次是願、硕、预、頖、颖、顗、顕。长子黄願任晋江县尉时，造一便轿给父亲方便出行，彦臣嫌轿奢侈，大发怒气，把轿子烧掉，又修书痛责，告诫黄願为官不准特殊，如发现百姓有意见，回家将以棍子伺候，吓得黄願惶恐不安。黄願当官为民谋事，官至司农寺少卿，楚州知府，大中大夫。黄家第二、三位进士，即黄彦臣二子黄硕与三子黄预，宋大观三年（1109年）同榜登进士。黄硕初任建昌教授，调江宁州曹，累官至朝散大夫，著有《周礼讲义》传世。黄预初任汝州教授，后任桐庐知县，有惠政，升任监察御史，因直言忤奸宦蔡京，贬宜禄县，卒于任上，著有《黄预书解》。黄彦臣的四子黄頖，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五子黄颖，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任应天府户曹，吉水教官，枢密院编修。黄颖温恭廉介，尤工隶书，有《周礼解义》《春秋左氏事类》等著作行世。
  第六位进士是黄彦臣孙黄涣，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举进士，先任归善县簿，改任循州推官等职。第七、八位进士是黄彦臣的曾孙黄樵仲和黄杰。二人于淳熙五年（1178年）同登进士。樵仲初任永福县尉，再调汀州录，有善政，官俸外一无所授，曾自书一联于屏，“俸薄俭亦足，官卑清自尊”。归退后，漳州知州朱熹牒请到州学为教授，称其气质浑厚，操履端正，感化诸生有方。有《黄樵仲诗解》《中庸语孟解》《礼记》《小学口义》等著作传世。第九位进士是黄彦臣曾孙黄櫄，淳熙十四年（1187年）登进士，初任南剑州学官，后官宣教郎，著有《诗经解》《中庸语孟解》及《文集》十余卷。
  黄氏一门9人登进士，成为八闽学坛佳话，究其因是黄家家教严谨，教子清慎、敦厚、去矫、去侈，潜研儒学所然。有的子孙虽未登进士，为官也宦绩显著。曾孙黄杞荫补宁化县尉等，以捕盗修堤治水有功，官至朝请大夫。曾孙黄朴荫补广西怀集县尉，寇犯怀集，朴亲率乡兵御之。又有海寇侵掠，朴纠集海船10多艘，载健儿迎敌，寇望风逃遁。朴事后任安溪县宰，崇学校，课农事，有政声。
  在儒家文化熏陶下，黄氏一门多人入仕为官，大都能清正廉明，忠于职守；勤政为民，造福一方，为民众所赞誉，为社会所敬仰，一家有黄彦臣，黄願、黄硕、黄预、黄颖、黄杞、黄朴、黄樵仲、黄櫄、黄涣等10人的事绩载入地方志书，这也是八闽史上少有的。黄彦臣一家在芗城区芝山镇甘棠村山尾社有祠堂敬祀。
  芝山最忆是玄云
  ——记玄云诗社与十三子
  李竹深
  惊蛰日的一场大雨，把大地洗得干净明亮，也给已渐回暖的南方又带来了料峭的春寒。雨中漫步，是一种浪漫，更是一种享受，听着雨打布伞的声响，看着翠嫩的雨叶，闻着空气中那淡淡的略带泥土气息的草香，我登上了芝山。
  芝山，初名“登高山”。1380年，即明朝建立后的第十三年，山上发现紫芝，时任漳州知府的徐恭以为是吉祥的征兆，便上表朝廷，因此赐名“紫芝山”。从此“登高”废而“紫芝”行，民间简称为“芝山”。雨中杖伞上芝山，是踏青还是怀古，抑或兼而有之，我感到茫然。人生就是如此困惑，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往往是随意为之，并无定向。
  在芝山上远眺，虽然因雨幕的隔绝，景色一片迷茫，但芝山的往昔却清晰地浮现眼前。遥想当年，一个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前夕，另一个王朝正在北方的大地上崛起。生活于漳州这片富庶大地上的一群士子，凭着知识分子敏锐的嗅觉，在忧思中集在一起。有一日，由蒋孟育与高克正、林茂桂、王志远、郑怀魁、陈翼飞、张燮等七才子，在芝山之麓成立玄云诗社。后来戴燝、黄信卿、陈范、汪有洵、徐銮、王志道等人相继加入，是为“玄云十三子”。从此，他们以诗文抒发人生的感慨，表达对时世的忧虑，为后人留下了可供追忆的佳话以及可供吟咏的诗篇。
  紫芝山建有三亭，分别称之“仰止、万寿、甘露”。“万寿亭”原名“威镇亭”，建于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嘉靖十九年（1540年），漳州同知谢弦重建。亭八角，亭下有古树数百株，蔚然深秀，是登临远眺、抒怀咏吟的绝好去处。在一次的诗会上，玄云诗社的发起人之一郑怀魁首先吟了《威镇亭》一诗，诗云：
  雄镇当年控上游，危台偏压曲城头。
  八窗云合晴看雨，万窍风生夏亦秋。
  潮汐遥通沧海气，乾坤中划大江流。
  向来岛屿烽烟静，极浦渔歌有钓舟。
  诗中怀念东南沿海的平静，向往垂钓的闲适和悠扬的渔歌，似乎忘却虎视中原的北方强敌，但“晴看雨”、“夏亦秋”是否透出那隐隐的忧思呢？后来入社的陈范，不甘示弱，随即亦吟出了同样以《威镇亭》为题的七律，诗云：
  上界危亭临睥睨，曾闻帷幄散芙蓉。
  巢边鹤破疏棂月，林杪风回万壑钟。
  南国自通瀛海贡，四郊已净玉关烽。
  冷然剩有沧洲思，更上芝山第一峰。
  诗中流露出对四海平靖的无限思念，也为自己报国无门，如宋代爱国诗人陆游一样，只能发出“此生虽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的慨叹。诗人的酬唱博得社友们的称赞，“更上芝山第一峰”道出了大家的心声。我依稀听到那尚未平静下来的掌声和惊叹声，蓦然回望，是那松针滴落的雨点撞击在石上、草甸上的声响。是啊，在芝山顶上，要感受那日益逼近的危难是多么的不易。一百多年后，当另一王朝的诗人赵瓯北，随大军进驻漳州时，在“芒鞋将遍东南胜”之际，也是“先试芝山最上层”的。赵先生在芝山顶上与前朝的诗人一起，感受并追求那“四郊已净玉关烽”的太平时刻的到来。
  这是明季夏日里发生的事。到了秋风飒飒的时节，又是登高怀思的绝佳时日，诗人们携壶带酒，联袂登上芝山最高层，经过一番的吟唱，诗人们首推徐銮《秋杪登芝山绝顶》一诗。这是一首七律诗，诗云：
  天畔孤亭接翠微，相将浊酒送斜晖。
  山中得句皆秋兴，局里谈兵未息机。
  风铎响随砧杵急，寒鸥影傍石城飞。
  蓦然风吹云间发，十二峰头客啸归。
  曾在兵部任职的徐銮，敏锐地感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风铎的急响，寒鸥的飞影，未息的兵机，这所有的一切，如塞北的风，吹乱了云鬓间的发丝，诗人只能用手中的浊酒来送别那渐见西沉的落日余晖。
  雨，依然在下，但已变小，我沿着荒芜的山径下山，继续寻找那渐行渐远，早已淡出人们视线的往事，我更怀念的是“玄云十三子”所结成的诗社和诗人。在芝山半山腰“半漳台”遗址前，我想起十三子之一汪有洵的《秋杪登台诗》。一袭青衫的汪先生，在禅林空翠间与鸥鹤为伴，愿与长镵托此生。这是何等凄凉而悲壮的情怀，近五百年的时空距离，我依然有着深深的感触。
  到了芝山脚下，这里是漳州市政府的办公大院。在这里利用雨歇的短暂空隙，我回望了那为轻纱般山岚缭绕着的芝山，仿佛听到半空中传来的梵音。我知道，那是漳州开元寺千年的钟声，在春雨中释放，传达那不灭的佛道，无尽的禅意。我想到郑怀魁《开元寺鲸音楼》那“可堪清响诸天近，缥渺时招鸾鹤群”的诗句，我想到王志道于芝山亭宴集漳中诸大夫时所吟咏的《陪大中丞南公登紫芝山亭》的诗作。我想到张燮在玄云亭所吟咏的诗篇：
  酒暖聊欹帽，新晴恣曳筇。
  竹篱屯野卉，石榻锁山钟。
  肩骨偏支卧，闲身幸未佣。
  山栖应有志，刘峻自孤踪。
  这是张燮《春日玄云亭漫兴二首》的第二首。生性洒落、颖敏过人、飘然独立的张燮，在春雨初晴之际，略带醉意地登上芝山上那用茅竹构建的玄云亭，极目四眺，想到魏晋时期的玄靖先生刘孝标，一面慨叹“闲身幸未佣”的遭际，一面表达“山栖应有志”的抱负，在万般无奈之中，只好“耽空欲悟禅”（第一首诗句）。张燮一生未仕，著作甚丰，有《汉魏七十二家诗钞》《东西洋考》《闽中记》以及《霏云居》正、续集诗篇等，是“玄云十三子”之出类拔萃者。
  惊蛰的第一场春雨依然淅淅沥沥地下着，我望着空翠欲滴的千岩，追思曾经喧闹的玄云诗社，寻春和吊古竟是如此密不可分。今人走在前人的痕迹上，历史在瞬间似乎重叠。雨能洗掉人世间的一切，让空气清新，大地明亮，却洗不掉那永存的记忆和历史的刻画。玄云诗社盛景不再，后虽有石溪之仰山诗社以及姚巨山、许上羽的遗响，但自是寥若辰星，就此，再也没有可供追忆的诗社出现。玄云诗社和它的十三子将永存在漳州文学的史册。
  漳州方言
  揕死人
  用手或操家伙用力将人击倒，闽南方言称“zǐm”。“zǐm”应以何字为是？有“抌·揕· ”三字可供选择。
  “抌”，汉语语音dǎn，《说文·手部》：“抌，深击也。”《玉篇·手部》“抌，击也。”《广韵·感韵》：“抌，刺也，击也。”《集韵·寝韵》：“抌，楚谓搏曰抌。”《列子·黄帝》：“既而狎侮欺诒，攩 挨抌，亡所不为。”扬雄《方言》卷十云：“ 、抌，推也。南楚凡相推搏曰 ，或曰 。沅涌 幽之语或曰攩。”
  “揕”，汉语语言zhèn。《广韵·勘韵》：“揕，拟击。”《集韵·泌韵》：“揕，击也。”《战国策》：“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唐代张读《宣室志》卷六记载：大历中，有吕生侨居永崇里时，遇水银精化为群妪相戏，“其妪忽上榻，以臂揕生胸……久之，又有一妪忽上榻，复以臂揕生。生遽觉一身尽凛然，若霜被于体。”清代和邦额《夜谭随录·周琰》亦记载岑溪有一位“暴戾多力”的人叫周琰，“家人既不相安，邻里亦不敢犯”，一日遇到一道士，指琰为虎，大怒，即“攘臂而前，揕其胸。道士以袖拂之，颠仆丈余，伏地不能起。”现代诗人柳亚子先生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一文中写道：“左手把民贼之衣袂，右手揕其胸。”这些诗文例，将“揕”字用得淋漓尽致。
  “ ”，汉语语音zhěn《集韵·侵韵》：“，击也。”清人王衍梅《跋铅山先生请重修应宿闸书》云：“有细罅必 之。”则“ ”为“敲打”之义明矣。
  比较上述三字，“抌”字义同而音乖，显系难于入选，而“ ”字虽音同，然宇义差强人意，不如“揕”字音义相兼，最为得体。闽南方言之“大力揕人”、“将人揕倒”、“揕死人”等，应以“揕”字为妥。
  李竹深
  墨溪俊士戴盼
  戴春河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天宝镇的“十里蕉林”中，有一个书香村落——墨溪。听到“墨溪”这两个字的时候，你眼前是否马上浮现出一册册书卷，鼻翼是否马上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墨香味？关于“墨溪”这个名字的来历，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这样说的。此村落原来称墨场，小孩童七八岁就入学了。村中读书人众多，学子习字后在村边小溪洗笔砚，时间一长，溪水就常呈墨色，墨场因而被称墨溪。
  另一种说法则和本村落的一位清朝进士有关。这位清朝进士姓戴名盼，字子质，号麦村，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考中进士。这戴盼才高，喜欢和他一起谈文论诗的朋友很多。戴盼就经常带着这些文友到村边的小溪，即九龙江赏景赋诗。渐渐地，村落的诗书气越来越浓，大家就把原来的墨场改称墨溪了。
  墨溪村地理条件优越，水路、陆路皆可达漳郡，水路还可由九龙江直达双溪口兰陵（今靖城镇）。戴盼的《双溪》一诗这样写道：
  二水潆洄夹岸浮，淡烟微月思悠悠。
  帆移影动波间树，棹转声闻获外洲。
  野火中生分雨照，渔船归泊汇交流。
  无数鵁鶄新得意，迎波争戏木兰舟。
  戴盼的先人，祖籍河南光州固始县。其三世祖戴君胄，是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女婿。戴君胄出身将门，潜心读书，又习得武艺，历任分营将、司田参军兼竭忠辅国大将军等职，大力传播中原先进的农业文化，对漳郡颇有贡献。宋代追赠他为郡马副元帅。唐贞元二年（786年），戴君胄长子戴克纯，迁居至漳州芗城西郊的墨溪村。墨溪村是漳州戴氏的根脉所在。
  戴氏传承中原文化，重耕读，兴礼义，尊祖训。宋代有进士戴开，任临军州刺史；戴天泽，韶州通判。明代有戴仲华，刑部郎中；戴礼，临州知县；戴骥，江西道监察御史。清朝有戴品，平乐府通判；戴养健，大理寺左评事。
  据传，小时候，戴盼经常听到家人讲述戴骥的感人事迹。戴骥为浙民请命，奏免课税。骥卒，浙民如丧父母，远近士大夫含哀设祭。他还经常听族人讲起二十六世祖戴和聪颖应对的故事。居于长泰戴氏族亲的戴时宗为民伸冤，关心灾民，平金川山贼，更是让戴盼听得心里直喊痛快。戴盼，生长在这样文兴民善的环境里，耳濡目染，自然深受影响。
  戴盼自小就喜爱读书，而且过目成诵。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之外，道家、法家、佛教均有涉猎，可谓读得杂。邻居总能听到戴盼“书声琅琅彻午夜”。
  戴盼，性格既警敏又洒脱不羁。“康熙年间，沿海一带时有海盗窜陆抢劫，时有骚扰，百姓受害，民心不宁。”有一次，戴盼和家人一起逃难避乱，贼人把他们兄弟围住了，他拼命地叫兄弟们快跑，并且用自己的身体去掩护他们。贼人见其勇猛义气，径自散去。
  戴盼常常仗剑登高山，眺望漳南方向，很有“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气势。警敏的性格，使得他能从身边的事物得到不同的感悟。先辈清正为民的楷模，戴盼时刻铭记在心，心里在期盼着哪一天也能为民请命，造福一方。
  回想范仲淹劝张载不要研究军事，戴盼很不能苟同。据《宋史》记载：张载少年时很喜欢读书，也很喜欢谈论兵法、战事。当时西夏常对西部边境侵扰，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初，西夏入侵，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议和。朝廷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此举极大地刺激了“少喜谈兵”的年仅21岁的张载，他立即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打算联合焦演（郴县人）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博取功名。范在延州（今延安）军府召见了这位志趣不凡的儒生，但劝他道：“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意思是说你作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须去研究军事，而勉励他去读《中庸》，在儒学上下功夫。张载听从了范的劝告，后经过十多年的攻读，终于悟出了道理，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此时的戴盼，想到更多的还是希望用自己实际的行动来保家护国，虽然张载创立了一种思想、学说，但不能解决当时国家所受的耻辱，所以对范仲淹的此举很是不以为然，甚至感到可笑。可见戴盼性格、思想的特立独行、爱憎分明。
  正因为有这样的性格、思想，才使得戴盼真正为民造福之时，有惊天动地的举动。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戴盼考中进士，任浙江长垣县县令。此县政务繁剧，同仁皆推脱不任。可是，戴盼并不这样想，因为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为民造福。刚一上任，戴盼警敏独特的观人察事方式，让他对各种问题都能做出准确明快的判断，解决事情的效率高，乡民甚是敬服。
  长垣县某乡里有一个恶霸，仗着自己钱多，经常欺负乡民，乡民人见人怕。三年前，恶霸无故打伤一人致残，又砸坏一户酒家，受难家人告到官府，可官府都不敢查办。这样一拖就是三年。戴盼听说此事后，立即到乡里调查，询问乡民。受难家人据实报告戴盼，但并不抱什么希望。不想，戴盼隔天就到恶霸家中。恶霸见戴盼，竟被其威严所震慑。戴盼晓之以理，对其言，赔偿就可以换回好名声，重新立人。恶霸听完，自甘认罪服从。积压三年的案子，竟在这短短几天得到解决。乡民知道后欢天喜地，山呼青天，山呼神君。过后，乡民又自发出钱出力为戴盼建造了一座生祠。此后，戴盼更加殚精竭虑，为民造福。正所谓“一心为民民记君，千古留名名青史。”
  戴盼母亲病逝，戴盼悲痛地奔丧回乡。好多年没回家了，此次回家竟然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戴盼感到万分悔恨。又见到自家的宅院破旧歪斜，自己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院落中度过晚年，戴盼越想越发愧疚，整日郁郁寡欢。于是，他拿出自己省吃俭用的银两，开始重新修整宅院。不想，宅院还没修整好，戴盼就溘然长逝。
  如今，在墨溪村我们找不到那座未修整好的宅院，也找不到戴盼在祖祠石碑上留下的名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是戴盼的所言所行已经记录在史，他的为民造福之正气永远飘洒在日升日落之间。“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本文参考文献：
  《漳州府志》
  《墨溪戴氏族谱》
  《清史稿》
  《宋史》
  《千年文化古村——墨溪》郭上人
  台湾最后一位进士——汪春源
  林盛发
  汪春源（1869-1923年），号杏泉，字少羲，晚年自署柳塘，台湾府城安平柱仔巷街人。曾先后受业于名儒黄子及、李占五、施士洁。光绪八年（1882年）于县、府试列邑庠生，为知县祁征祥所提携，学业大进。光绪十二年（1886年），深得唐景崧识拔，入读海东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割台后内渡福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进士，尝任江西诸知县，后寄籍龙溪终老。他工诗文，且书画尤佳，为藏者所珍视。著有《柳塘诗文集》，惜不传，今仅存诗二十余首。
  勤勉学子的成才路
  汪春源自幼失怙，在母亲的精心教导下，发奋苦读，颇显才气；后就学于引心书院，在名儒黄子及的调教点拨下，文才倍增。光绪八年（1882年），在县试中（童子试）名列第二，并得到知县祁征祥的栽培。据《汪进士自述》记载：“年十四，应童子试，邑侯祁星阶师拔置第二，令入县读书。”又据《台南市志·祁征祥》载：
  “光绪八年，作宰台湾，得汪春源、陈润黄二茂才，即选入衙署，聘幕友李占五教之，后陈不寿，汪终成进士。”可见，这匹聪颖早慧、才学出众的“千里驹”——少年才子汪春源，早已为当时“伯乐”——知县祁征祥所相中。
  其后，他的才华更是得到了时任台湾分巡兵备道兼理提督学政、后任台湾巡抚唐景崧的青睐。光绪十二年（1886年），唐景崧主持岁考，聘请进士施士洁担任山长，并从台湾学子中选拔汪春源、丘逢甲（台湾著名诗人）、郑鹏云、许南英（现代著名作家许地山之父）等到海东书院同窗共读，时汪春源年仅16岁。《台湾通史·丘逢甲列传》中也提及“岁试文生，拔其尤者，读书海东书院，厚给膏火，延进士施士洁主讲。于是逢甲与新竹郑鹏云、安平汪春源、叶郑兰肄业其中”，学习的内容是“于制义试帖外，倡为诗、古文词之学”（《窥园留草·汪序》）。当年的海东书院，处处可见这些俊杰才子埋首苦读、勤奋好学的身影。
  光绪十四年（1888年），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汪春源和丘逢甲一同到福建（福州）赶考，同榜中为举人。可以说，青少年的汪春源表现十分优秀，他能以“神童”般的聪明才智，深受台湾主政地方长官们的关注和培养，实在非同寻常。这除了与其自身天赋有关外，更主要的是跟他悬梁刺股、挑灯苦读精神有着莫大关系。
  “公车上书”第一人
  平地一声惊雷起。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十七日，清朝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在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特别是“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以及“台湾澎湖内中国居民，两年之内任便变卖产业搬出界外，逾期未迁者，将被视为日本臣民”的条款（《马关条约》第五条款之规定），莫不令那些在京参加应试的台湾举人“垂涕”“哀之”，悲悯不已。
  四月二十八日，台湾举人汪春源、罗秀蕙、黄宗鼎痛心疾首，愤然而起，联合在京任户部主事的台湾进士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等，联名向都察院上书，强调台湾为东南门户，“无台地则不特沿海七省岌岌可危，即京畿亦不能高枕”，割让台湾，台民“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惨曷及”；“台民终不免一死，然死有隐痛”。疾言“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充分表达了他们誓死抗日、保家卫国的心声。（《清光绪朝中日外交史料》卷三十七《上都察院书》）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上，以汪春源为代表的台湾民众，从血脉中，从骨子里，进发出了荣辱与共的民族大义和不屈不挠的爱国热忱。
  “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与倭人，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势必勉强支持，至矢亡援绝数千百万生灵尽归糜烂而后已。”汪春源慷慨陈词，进而沉痛地指出：不知“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雠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此后谁肯为皇上出力乎？大局必有不可问者，不止京畿已也。”（摘引《台湾京官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台湾安平县举人汪春源、嘉义县举人罗秀蕙、淡水县举人黄宗鼎为弃地畀敌泣呈效死条陈》）这份奏书深深地震撼了同为读书人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之心。
  台湾举子“垂涕而请命”的爱国义举，使康有为看到了“士气可用”。五月二日，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竹庵会议，以一昼二夜草为万言书，请拒和、变法、迁都三者”，形成了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事件（《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载）。汪春源在《窥园留草·汪序》中也痛心地提及：“亡何，割台祸起，时春源以公车诣阙上书，不报；君（指许南英）与台帅（唐景崧）同仇戮力，赍志不酬，恝然为蹈海之举……”“公车上书”虽然没有取得实效，但却唤醒了国民的自强和革新意识，诚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由于在事关民族荣辱的历史时刻，汪春源能够挺身而出第一个勇敢振臂高呼，所以《台湾三部曲》作者阎延文博士称汪春源为“公车上书”第一人；在其历史小说《台湾风云》中，汪春源出现十余次；在电视连续剧《台湾·1895》的第33集中，也有汪春源带头上书的镜头出现。其慷慨激昂的形象令人难忘。
  眷念故土的台湾进士
  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汪春源耻为异族奴，黯然举家内渡。先是住在厦门史巷，后到南安（泉州）寻根未果，最后寄籍龙溪县（也即现在的漳州。如今，在漳州的振成巷，还保留着汪春源的“进士第”）。《台湾日日新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十五日）以《入山愈深》为题报道了汪春源由厦到漳的迁徙：“闻台南安平汪杏泉自乙未内渡，寓厦岛史巷，因尘市之地不可久居，近已挈眷卜迁于漳州府属，盖入山恐不深之意也。”
  面对破碎的家国，汪春源怆然而涕下，然而胸怀安邦定国之抱负、拯民救世之理想，促使他一次次参加殿试，锲而不舍，奋斗不止。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汪春源再次赴京参加会试，中为贡士。由于“戊戌变法”，殿试被取消，读书救国愿望未能实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入都补行殿试，本来他可以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列名辛丑恩科进士，却又因“庚子事变”、“八国联军”的入侵，烧毁了最高殿试机构——北京贡院，再次击碎了他的忧国救民梦想。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两科（辛丑恩科与癸卯科）合并，汪春源终于成为癸卯科三甲第120名进士，即台湾历史上32名进士中最后一位。然而，此时的台湾，陷落已经整整八年了。漫长的科举岁月，使汪春源经历了无数坎坷、磨砺和悲怆，深刻领悟了书生的责任和使命，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忧国忧民的信念。
  故土不堪回首月明中。清廷由于害怕激怒日本殖民者，不准台湾举子据实书写籍贯。但在汪春源的内心深处，台湾永远是中国的土地，自己永远是中国人。因而，他在填写“亲供”（相当于现在的履历表）时，毫不畏惧，仍然堂堂正正地填上了自己的籍贯：中国台湾省安平县人。当他写下这几个字时，个人的科举史变成了台湾的历史——他成了清代台湾的最后一位进士。至今，北京国子监的明清进士碑上，还有汪春源的姓名事迹拓片。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的良吏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中进士的汪春源奉命出任江西乡试同考官，从而开始其宦游生涯。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六日《台湾日日新报》报道：“台南安平进士汪杏泉明府。春元签分江西省甫禀，到后即蒙上宪派充江西省文闱同考官。”即其第一个职位是乡试的同考官，他以荐拔半多寒峻自喜，即他所选拔的人才，多半是穷苦生员。
  除了在政治上倾向于寒门学子，他还在策问题目上标新立异，积极引导。如光绪二十九（1903年）江西乡试时，就有“西国学术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其已成学科者凡几？要旨若何”，和“保商之法，阻来货，奖外轮，务令出口之货常多于进口，乃征诸英吉利自行平税之政，而商务大兴，其进出之差为负而商利自厚。其故何欤”（《江西闱墨》）等等。这种着眼将来、与时俱进的思路，使江西生员较早地接触到了西方学术、国际贸易、西方兵制、外交政策、海上霸权等各种理论知识。这种构想，与林则徐的“放眼世界”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考务结束后，汪春源被下派到南安府大庾县，负责处理税务。其间，他“剔除中饱，严杜司巡苛勒留难诸积弊，凡各陋规，和盘托出，化私为公”，上峰对他的评价是“该令奉公洁己，办事认真筹划，甚资得力”。
  此后，汪春源历任宜春、建昌、安义、安仁知县。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受当地百姓爱戴。据当地的文史资料所载，政声颇佳。
  在宜春，他审理案件，缜密推断，曲直分明，堪称办案高手。“建邑有统役杨发，素为民害。源出示招告，通详上台，将该役监禁十年。人心大快，差役敛迹”，“又改良监狱，修理待质所，务使空气光明，无拖累之苦。每听讼，可保则保，可释则释。明查暗访，严禁监卒看守私拷、凌虚诸弊”，处处可见其嫉恶如仇，秉公而断，细致勘查之精神。
  另据光绪末年宜春县讼师秘本记载的汪春源办案批语，如在“索诈碎抢”案中批注：“物必腐而后虫生，该僧住持慈化寺如果恪守清规，毫不非为，罗才森纵非善良安能平空索诈，纠党殴抡，其中显有隐匿别情。”在“预奉存防”案中批注：“男女婚姻全凭庚帖媒证，氏孙珠牙虽经李行茂面许女妻之，既未行聘纳采，何致遂收氏孙姓名入伊家乘，且近既因事挟葛，彼此不愿联姻，曾经中保处明，前言作为罢论，何致尚虑有他。”字里行间，可见当年他据情推理、明查秋毫的风采。
  在建昌（1904—1907年）知县任上，面对“教案迭出”的问题，他都能妥善处理。由于当时全国各地常发生外国教会与本地民众冲突的教案，西方列强往往借题发挥，干预我国内政。因而，他格外谨慎，却又不失果断、公允、得体，而所得教民两安。故他在《自述》中写道：“该邑教案迭出。又与教士樊体爱开诚布公，迅速断结，民教相安。”此外，他积极推动教育，“建邑学堂湫隘，源将考棚修葺，遴选各科教员，并捐廉购置图书多种，附设阅报，以供诸生观览”，极大地促进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安义，汪春源倡办并成立了安义县戒烟善会。为杜绝鸦片在中国的蔓延及危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光绪皇帝批准下发了政务处提出的《禁烟章程十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在新定的《新刑律》中确定了鸦片烟罪。为此，他“每下乡，轻车简从，自备火食，禁绝烟赌及采茶淫戏”。而且还仿林则徐在湖北禁烟的作法，“捐廉制备药丸”。由于其禁烟颇有章法，收效较佳，而深受上级嘉许、百姓爱戴。
  汪春源勤政为民，政绩显著，其上司南康府朱云甫以“大计卓异”密荐，评价很高。“该令审理案件，整理学堂，劝民种植，振兴工艺，水利诸事，莫不实心经理。奉饬设立统计处，调查各事，尤能详尽。征收丁漕，该令因银贵钱贱，虽有亏赔，而督催未敢稍懈，故近年该县征收之数均在八成以上。本年举办地方自治，因款无可筹，该令将统计处常年经费悉数拨充自治。所有统计经费捐廉担任。禀蒙督、抚宪批示褒奖。知府每遇安邑士绅，详加询问，佥称汪令‘勤政爱民’，溢于言表，知其治理之感人者深矣。有执私不能干，砥砺任事，实为州县中不可多得之员，政绩实在卓著……”云云，真不愧是朝廷的良吏，百姓的父母官。
  然而，随着大清帝国的坍塌，历史留给他能够有所作为的时间己经不多了。宣统三年（1911年），即辛亥年，他又从安义调任安仁，“履任未久，适值光复”，但仍忠于职守。据家族传说，他将最后一批税收上缴清廷之后，民国新政府委派来的官员不信有如此忠于职守的晚清官员，以为他私吞了，强令他要如数交给新政府。最后，汪春源只得自己亏空掏钱再上缴一次了事。随即，汪春源两袖清风地从江西安仁回到了福建龙溪，从而结束了历时八年的官场生涯。
  一生不变的爱国情怀
  回到漳州后，汪春源以教书为业，厦门大学叶国庆教授（厦大第一届毕业生）便是其门生。汪也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民国三年（1914年），实业家林尔嘉在鼓浪屿成立了“菽庄吟社”，汪春源应邀加入，时常与施士洁、许南英等众多内渡的台籍才子站在海滨眺望台湾，吟诗作赋，抒发怀念故土情怀。
  作为一名封建科举进士，汪春源难免有排斥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在《汪进士自述》中的“当戎马倥偬之会（注：1911年10月爆发的“武昌起义”），保卫地方，幸无贻误”，就反映出了他思想上的这种局限性。民国四年（1915年）十二月，漳州光复后，汀漳道尹曹本章召集士绅，在同盟会员林者仁、余高坚等提议下，由汪春源领衔，向袁世凯上《劝进表》；并“开科取士”，登第者称为“俊士”。在改朝换代的鼎革年代，汪春源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作出如此“忠君爱国”的举动，是可以被理解和原谅的。汪春源不愧为台湾进士的骄傲，中国文人的脊梁。1923年，汪春源因患肺结核病逝于龙溪，享年54岁。次年，葬于龙溪名第山（又名天城山）脚下（现龙海市九湖镇林前村）。汪春源临终前，犹念念不忘故土台湾，其后人为了却其遗愿，遂在其墓碑刻上“平生准八砖，□□□孤岛”（据推测□□□，可能为“故国萦”）。其共有四子：受田、大田、福田、祈田，除福田因故早逝外，其余三子皆成就非凡，为一时之风云人物。
  汪春源故居位于漳州市区振成巷，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红砖墙，前为围墙大门，大门作硬山顶，燕尾脊。庭院铺红砖，前堂面阔五间，明间、次间作木隔扇门。前后堂之间为开井和两厢。梁架为穿斗式。建筑为晚清风格。2009年，漳州市人大常委会已将汪春源故居重修列入提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便能一睹当年汪宅“进士第”的风貌。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加之故人凋谢，汪氏墓碑不知在什么时候丢失，一时墓地方位也难以确定，汪家后人为此忧心如焚，上下求索，几经周折，方于2006年12月，在龙海市九湖林前村村民郑顺明家屋后找到这块失落已久的墓碑，从而为解开历史之谜提供了实物证据。其墓为三合土墓葬，风字型布局，有上下墓埕，占地面积约560平方米，现墓葬主体已被掩埋，墓埕平面布局可辨，墓地被其他墓地占用，破坏较为严重。现今，龙海市已将其列为涉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准备加以修缮，还其旧貌，以供人们凭吊追思。
  沧海桑田，历史的风雨，虽然吹破了他的门第，冲毁了他的墓碑，但汪春源平凡而又伟大的爱国情怀，以及海峡两岸携手反对割地、保家卫国的感人史实，却是所有心系领土完整、渴望祖国统一的人们所永远都不能忘却的。应当说，汪春源这位台籍才子的不平凡人生，是当时海峡两岸热血文人同仇敌忾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缩影。因此，他的事迹，包括故宅和墓葬，无疑是时今台海两岸相襟相连的重要历史见证。
  为往圣、为后学 百载无怠无荒
  ——记漳籍旅台百岁老人庄世光
  郭锦飙
  1992年6月17日，台湾《联合晚报》载文《诗魂落魄古音稀》，报道“台北市信义路上的十方禅林近日邀请国宝级的汉语师庄世光开讲诗经；……庄世光过去两年来已在十方禅林开讲过史记、庄子、南华经、幼学琼林和战国策，日前才开始讲授诗经。透过他的吟诵，诗经充满声韵之美”。这位被誉为“国宝级的汉语师庄世光”是漳州人，早年在省立龙溪中学（今漳州一中）担任国文教员，百岁人生中竟然生活于台湾五十八年，为弘扬中华文化而毕其终生。
  漳州城区东南有一座占地两万多平方米的大宅，人称“庄厝”（今解放路63、64号），以古建筑样式和西式楼房风格隔街相对而立，堪称漳州第一屋。清宣统元年（1909年），庄世光降生于此，排行第八，即是此后人称“庄老八”，自取笔名“八哥”之由来。庄厝是漳州望族，清末民初显赫漳厦一带，最早建立家族式进出口贸易集团，从祖籍地平和、漳州直至厦门，然后通往台湾、菲律宾。家族中有开设漳州第一家钱庄的，有担任民国漳州第一届政府成员的。庄厝是获民国政府赐匾“民国元勋”的宅第。庄世光生于此等“钟鸣鼎食”之家，自幼接受私塾教育，古文基础较好。自有新式学堂以后，他三级跳似的读完华英初中、龙中高中和苏州工业高等学校，二十出头完成学业回漳，经漳州名儒徐飞仙推荐到省立龙中任教。
  庄世光精通古文，常用文言文在漳厦一带报纸发表文章，针砭时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开始，他曾于厦门《商学日报》辟一专栏“洪水滔天谈”，专门对抗战时期的民生、时政发表看法。因用文言文形式且文章短小精悍，故而别开生面，读者欢迎，一时声名远播。1934年，蒋鼎文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大搞新生活运动，即请年仅26岁的庄世光起草《龙溪县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宣言》。又如撰写《黑毛之死》，他就一穷人因生活无着而投九龙江之事，抨击漳州地方政府，引起社会轰动，以至后来有人以《拜读庄师“洪水滔天谈”献辞》誉之“借古讽今新孟子，当仁不让旧儒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漳州有“驱逐县长陈石”之事，也缘自庄世光犀利之笔，当时龙溪县长陈石，民间风传其有贪污行为，有一次县政府通知各家各户须向县府购一面国旗悬挂，庄世光以此发端，于《闽南新报》撰文：“悬国旗者，国之吉祥之大不吉祥，平白无故何以家家户户挂旗，个中缘由，……”一石激起千重浪，各界纷纷呼应，陈石只得引咎辞职。庄世光才华横溢，诗、书、画均见佳，所写的《岳阳楼记》一段字和画，约于七十多年后的2009年为漳州二中碑园选勒。庄世光善于用闽南音吟诵古文古诗，起伏的节奏，铿锵的音调，随平仄而轻重，伴情感而长短，且中气足音色佳，闻者为之陶醉。“五四”运动以后推行白话文教学，当时学校禁止国文课吟诵古诗文，当学生要求庄老师吟诵时，级长就会派几个学生到教室外“放哨”，以防学校当局找麻烦。
  1949年以后，庄世光离开家乡到香港再转台湾，竟然是一路为商家所邀请，教习店员学古文或用文言文撰广告、楹联而获取盘缠的。他到台湾以后，传播古诗古文，基本上是采用民间教育形式，或个别教学，或团体辅导，或课堂开讲，一直到一百岁还在解惑答疑，真是春蚕丝尽，蜡炬成灰一般地弘扬中华文化。
  据台湾《中国时报》介绍，庄世光入台不久，漳州乡亲逐渐得知这位当年著名的“少年古董”也来了，于是相继前往探望，带上子侄请庄老师教授古文，时不时请其用乡音吟诗，“纵然居室陈设简朴，茶壶始终不凉。”不久，便有国学名家于右任，吴稚晖与之聊叙，鼓励庄世光努力传播中华文化。于右任赠其字：“天留余地开新运，人以无私致大同。”吴稚晖赠其诗：“海内存知己，闽南庄世光，入海隔巷陌，疆卧竟在床，他生还可卜，感子故意长。”若干年后，台湾一些有识人士，唯恐下一代久居台湾而“数典忘祖”，以宗教形式建立“轩辕教”，奉炎、黄二帝为教主。此时，轩辕教属下团体慕名庄世光的国学造诣高深，遂请他用漳州话讲授《论语》，听者从三五人聚集到百人一室，无异于为有心亲近古代文化的现代人，打开一扇明窗。其时庄世光撰写多副楹联，嘱人思国念祖，如“高堂且喜儿孙孝，治室毋忘老祖恩。”“末自本来连不坠，子传孙去续其昌。”
  台湾有座“佛陀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净空法师；又有座“十方禅林”，主持人南怀瑾，这都是华人世界名望很高的道场。庄世光受聘在这两座道场讲授《诗经》《礼记》《论语》《老子》《尚书》《孟子》《庄子》《金刚经》《古文析义》《唐诗三百首》和《杜诗镜铨》。听者日多，后来庄世光用“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意趣，创办“修文会”，引领弟子用闽南语研读古文。不久，台湾媒体称“修文会”为现代私塾。入“私塾”者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企业主管、大中小学教师、军政人员、僧尼，也有兴趣古诗文的市民、农民。这座“私塾”一办就二十年，及至祖孙三代为同学。有人撰文记修文会：“壬申之秋，某月某日，不佞偶步至佛陀教育基金会，忽闻有教书声自十一楼来者，谛听之，不觉肃然起敬，暗自惊叹曰：‘美哉！若斯之言教，是足以传授后学而无疑者也。吾奈何甘为不智者流，而交臂失之手？’遂折节愿执贽为后至之弟子。”并赞叹庄世光“孜孜授徒，常自谓课堂为其天地，以寿登耄耋，尚气雄万夫，出入经史，爬梳抉剔，凡所以‘引人入胜’、‘使人之意也消’者，是诚别有天地者矣！”台湾的《中国时报》介绍“庄世光‘以经解经’的教学形式，把古文的奥义还原在生活中，‘修文会’弟子由此涵养身心修为，并不忘关心社会、国是，他们异口同声的认为，生活脱不了古文内涵，反观现代社会缺乏这种认知，导致伦常沦落、乱象频生。”该报又用《中原古音传经典》为题说：“对多数现代人而言，显得生硬的古典文学，透过庄世光浅白的讲述，辅以因投入书中情境而自然流露的肢体语言，不但个个听得入神，而且在他们的课桌上几乎都放置了录音机，全程收入授课原音。放眼海峡两岸，至今能用中原古音韵吟诵古文的已寥寥无几，庄世光当属个中佼佼者。”
  庄世光以毕生精力在台湾弘传中华文化，而其怀国怀乡的情绪也时常跃于诗文之中。1992年漳州一中九十周年校庆，其寄诗回母校：“我本漳州一小儿，学于斯亦教于斯，虽经沧海今犹健，敢说芝山夙不知，元晦集成优入圣，安卿附尾更为奇，龙中九十周年庆，命世英才应可期。”当台湾学生为其在圆山大饭店设寿宴时，即刻想到漳州之圆山，道“日对圆山忆曩年，岱仙岩下水仙田。”又学生邀其游台北芝山岩，即对众人侃侃而谈漳州芝山，“紫芝山下想当年，谬以古文一马先。合郡竟惊词句美，满城徒颂姓名鲜。于今侘傺无人问，终古伊谁入史编。耄矣抱残仍守缺，管他身后听由天。”1997年香港回归喜讯传遍全球，时逢庄世光八八米寿，台湾一些诗社集体赠巨幅寿联，写道：“八千春八千秋八哥夫子当今八八；无量寿无量佛无极仙翁未始无无。”庄世光回赠《香港归还赋七律以祝》：“弹丸香岛庆归还，曾是蔡牵海贼湾。英帝论今非赫赫，清廷按古尚斑斑。
  椎心屈北思前哲，鼓翼图南仗接班。荡荡兴王河洛颂，龙登世纪正初关。”笔者是庄世光先生抗战时期的学生，以后有缘成其侄婿，是时拜读此诗，为之感染，步韵和诗一首：“百年耻雪庆同欢，千感曾游吊海湾。血染捐躯犹历历，烟销逐虏尚斑斑。旗恹落日嗟还去，星耀悬天赞接班。荡荡于今河洛颂，登楼切切赋乡关。”（此诗后编入漳州市政协《回归集》）。在庄老先生影响下，许多学生的理念有了很大的变化，目前的台湾是忌谈“统一”，却有学生以《两岸统一》为题写诗：“人家已进太空去，我尚不能两岸同。何日和平统于一，私祭毋忘告孙公。”可见，中华文化是中华强盛力量之源。
  当2009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庄世光先生含着百寿华诞喜庆之情，安详辞世，生前只留一句话：身后遗骨还乡。当然，老人的遗愿实现了，但是，他在台湾推广中华文化音声依存，在追思会上，台北修文会送上一副挽联：“是奇才是通人，一生求真求实；为往圣为后学，百载无怠无荒。”正是这位止于至善世纪老人的风采写照。
  回忆已故书法家郑玉水
  段冬寿
  郑玉水（1938、11-1993、6），祖籍龙海市榜山人。长期在公安部门工作，曾任漳州市公安局教导员。郑玉水同志从小爱好书法，担任警职也不停苦练书法，生前系卓有成就的中年书法家。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漳州市书法家协会首届主席，郑玉水英年早逝，其时我在上海，接到噩耗，不自觉地悲伤之泪夺眶，感到眼前一片模糊。论岁数玉水年长我一轮，是我兄长；在书法艺术上是他给予我关怀、帮助和指导，使我从一个连执笔方法都不懂的“书盲”成为书法爱好者。
  我和郑玉水相识于1967年春末。有一天，我们一群“没书读”的中学生，像往常一样逛街看大字报。有一张字体漂亮又工整的公告吸引了我们，略懂书法的同学说，这是郑玉水用颜体写的。于是，大家萌发“没事干，找他学书法”的念头！我们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也没考虑他接受不接受。几天后，打听到他的住址就登门拜访，他开门看到我们一伙素不相识的学生，愣了一下。他听了我们的来意后，热情地接待我们，问了我们一些书法基本知识，可我们谁也说不出一点道道，他不但没嫌弃，反而鼓励我们，“大家互相学习，不存在谁教谁，我只不过先走一步。”当场讲了一些书法基本知识，如执笔方法、选帖、临摹要点等。临别时，他吩咐我们有时间常到他家坐。在那特殊年代，这可要冒被戴上引导学生走“白专道路”或学“封、资、修”等罪名的。他不介意，我们没字帖，他就把自己的字帖借给我们用毛边纸双钩临习。从此，郑玉水成了我们的朋友，师长。
  郑玉水学书法走的是传统之路，以唐楷为基础——临习颜真卿《麻姑仙坛记》。稍后，转临汉《张迁碑》、清·伊秉绶。此期间，他的作品字体工整，结体严谨，注重笔画变化，工于美而求于活，毫无板滞之嫌。我学书法，相当长的时间并无长进。他为了帮助我，在久已不书颜体情况下，临了一张给我。虽疏于唐楷，仍不失为一件好作品，可见他原来临书之功底。自他逝世至今，我一直未能找到他用颜体书写的作品，此张可谓绝笔之作。
  有一次，我从插队的乡下回来。玉水拿一本被誉称为“草隶”《石门颂》原拓本告诉我，此帖可取之处在古拙美与书法神韵之妙相结合，用笔自如，乱而不失法；同时拿出他临摹作品给我看，讲解怎样临写才得“神”。可惜，我所学甚浅，一时不解其义。有一次在谈学书法体会时，他说，马东涵对他的唐楷并不赞誉，励之学汉隶以求变。从此，他临池不缀，日异见新，最后其书风一变，自成一格。这是在而立之年经前辈指点，茅塞顿开，而有所突破的。
  我初学篆刻时，玉水知道后，叫我一定要好好临篆书，以两周金文为重，并推荐魏宝贵先生。有一次在同好书法朋友家看到他临的《散氏盘》作品，为其所惊，该书线条柔中藏刚，结体松而不散，尽得原书之髓。其书如此，却谦逊荐魏老于我，无位高居傲。
  1992年9月，我要去上海业务进修。玉水要我到上海博物馆参观：“你一定要去的。以前我没有亲眼看到青铜器原件，对于金文在书法上的表现认识很肤浅，看了原件以后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怕我找不到地方，要画一张导向草图给我，并约好在我走的前一个晚上到他家去拿。可是那天雨下得太大了，等到雨停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我不敢去打扰他。然而他却亲自登上门来，我感动地向他解释没去的原因。他没有半句责备之言，而是说道：“没去上海博物馆是件很可惜的事。这么晚了你没法到我家，不如我送来。”玉水待人就是这样的真诚、执着、热情。
  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即到博物馆，看到有金文原拓本出售，写信给他征得同意买了三套。他在回信中高兴地说道，接到拓本后，临摹了好几张，并谈了他临后的体会。玉水学习书法锲而不舍，他认为金文方面自己欠缺，就不失时机补上。
  玉水先生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书法展，中外书法交流及各类展览。人们视能得其一幅作品为大快之事，他从不嫌弃他人所求，为人随和，而不为其书贵而贵。
  据我所知，他并不工于行、草，然而所题楹联款落，不失其妙，可见其书所俱。有位书法界老前辈评道，玉水写字资质高，临书形神俱全。人们所赞誉如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