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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番银”仿铸现象探析
  我国近代机铸币的诞生，源于外国铸币的影响以及中西文化吸收和融合的结果。在我国机铸光绪龙洋的前身，还有一些形象更为古拙、身世更为复杂的仿制币和地方自铸币。其存在，是外来“番银”到中国机制币过渡的产物。
  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关乎国计民生，因此多由国家统一发行。然而由于其代表着财富，造假敛财活动屡禁不止。中世纪海上贸易开通后，大量海外新式铸币流入我国东南沿海并参与流通，于是伪造、仿制之风随之而起，而且代有传人。这里以笔者在闽南一带收集的货币实物，参照文献记载，讲述这一时期输入我国的“番银”及其仿铸现象。
  身世复杂的早期自铸币
  我国近代自铸银元的历史，以民间仿制为开端，而官府铸造又以地方政府自行仿铸为先。随着外国银元的渗透，白银大量外流。为维护国家利权，道光十八年（1838年）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曾奏请朝廷自铸银元，并呼吁进行币制改革，将银两制改为银元制，但未被采纳。
  道光年间，福建地方以筹措军饷的名义铸造“台湾寿星”、“漳州军饷”等银饼。银饼属手工打制，大小、重量、成色等仿效“番银”样式。比如“漳州军饷”有二种边齿版式，闽南钱币界普遍认为斜纹齿边的，类同荷兰“马剑”银币的斜齿边，显然是受其影响，而另一种锁壳纹边可能是受西班牙“本洋”边纹的启发而设计。再如台湾“寿星银饼”币面上的“寿星像”、“足纹银饼”、“道光年造”、“库平柒贰”、“台湾府造”等，其人像图案、成色标准、重量单位、铸造地点以及花饰等制币要素都具备有“番银”的特征。
  福建地方早期自铸银饼，大都属军饷性质，币面较为粗糙，流通也不广。但它们在银元发展过程中起了先导的作用，是我国货币铸造从传统的银两向近代机铸币过渡的有益尝试。此后咸丰年间福建铸造的“如意”、同治年间的“笔宝”、“谨慎军饷”等银饼先后面世，上海王永盛、郁森盛、经正记银号也铸造了几种银饼。这些银饼都是采用按枚计值的近代银元的特点。
  在此之前，早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西藏己铸造出了一种手工打制的银币乾隆宝藏。但该币只限于西藏使用，用以驱除曾长期流通于该地区的尼泊尔银币。乾隆宝藏银币的形制、重量、成色富含中国古钱特点，与由海上丝绸之路流入我国的“番银”相比较，其风格显然不同。
  清光绪十年（1884年），“吉林厂平”银币诞生。根据目前资料，我国近代机铸币以该币为最早，银币由吉林官局监制，全套分一钱、三钱、半两、七钱和一两5种面额。这套银币因未获清廷正式批准发行，所以影响有限。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购买英国机器，用于铸造“光绪元宝”银元，获准后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广东省开铸，初铸每枚重库平七钱三分，称“七三反版”；后重量减为七钱二分，称“七二反版”；此后又将原设计正面的英文移到背面，第三次改制币称“广东龙洋”，该币经朝廷批准后作为法定货币行使，完粮纳税，通行无阻。“广东我国采用机器设备铸造的龙洋”投入流通后，受到百姓的欢迎，抵制了外国银币的蔓延，随后各省开始纷纷仿制。
  巧式新思的洋银之伪
  钱币盗铸之风在我国古已有之，番钱输入后，私铸银元随之而起。于是“洋银之伪，有夹铜、有钻铅，巧式新思，无奇不有。”各地仿铸的番银，有“广版、福版、杭版、苏版、锡版、土版（江西所铸）、吴庄、行庄”等名称。（《清史稿·食货志五·钱法》）闽南一带同样是番银仿制之风盛行，《清史稿》卷一七二《祁寯藻传》记载，“道光十九年……并禁漳泉（漳州、泉州）两府行使夷钱夹带私铸者。”说明当时番银仿制现象已引起清廷的重视并加于禁止。
  笔者根据现今的实物资料，认为这一时期闽南“番银”仿制币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夹芯币。该币仿造西班牙双柱双地球币，币值2R（即2里亚尔，属二角型），外层为银皮，内夹铅坯，币径26毫米，毛重6.2克，夹板铅坯重2.9克，币面印铸时间是1748年（图1）。该币出土时夹馅处已裂开，呈“三明治”模样。
  2、铅质币。该币仿西班牙卡洛斯四世头像币，币值8R（即8里亚尔，一元型币），直径40毫米、重15.6克，币面没有铸造时间，币文存在诸多错误。该币重量与真币相差甚远，声音哑，这类仿制币民间较易识别，当时可能是作为冥币或其它民俗用途使用（图2）。
  3、黄铜币。该币仿造西班牙卡洛斯头像币，币值8R，直径39毫米、重21.4克，币面铭铸时间为1796年，币面还有许多钱庄打印的戳记，说明该币曾在市场流通使用过（图3—1）。另有英国“站洋”等当时市面常见的流通币的铜质仿制币（图3—2）等。
  4、铜镀银。该币仿墨西哥“鹰洋”，币值8R，直径38毫米、重25.9克，铭铸时间是1878年（图4—1）。另有一枚直径38.5毫米、重量25.9克，从币面看，表面银层已部分脱落，该币重量与实际重量较接近，当时可能参与流通使用（图4—2）。此外，笔者还见有一枚标铸1899年英属海峡殖民地币值20分的仿铸币，该币直径22.5毫米、重4.5克，正面是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头像，背面中间是币值“20”，表面银层已部分脱落（图4—3）。
  5、翻砂版币。用翻砂法铸造的钱币，文字形制与真品差异较大，此方法主要用于制作大批量低劣的假币或臆造币。（图5）
  结合闽南一带存留的其它早期仿制币，可以看出其具有以下特点：
  1、仿制币以当时流通较广的西班牙双柱、墨西哥鹰洋、英国站洋等为主，其它的铸币则少见。
  2、仿制品种从主币到辅币都有，以主币的仿制数量为多。
  3、仿制币的材质有铜、铝、夹铅（或夹铜）、包银、镀银等形式。
  4、仿制币大多制作粗劣，币文、图案常见错漏。
  5、仿制币既有掺假混入市场流通，也有作为民俗品或者冥币在民俗仪式时使用。
  此外，有一枚铭铸1770年，币值1/2里亚尔的卡洛斯头像银币（图6）。该币上的年份比《克劳斯世界钱币目录》记载的最早的卡洛斯头像币的铸造时间还早两年。该币包浆老旧自然、立体感强，年号亦没有挖补改刻的痕迹。钱币界有人认为该币是仿制币，有的认为是试铸币或戏铸币。
  该币直径16毫米，重1.5克，正面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侧面头像，边缘环铸拉丁文“CAROLUS·ⅣDEI·GRATIA”，“Ⅳ”代表卡洛斯四世，下方是铸造年号“1770”；背面是王冠、盾徽及海格力斯（大力）双柱，边缘拉丁文HISPAN·ETIND·R·OM·F·F，OM是墨西哥的代号，表示该币为西班牙王国在其殖民地墨西哥铸造。
  与1772年以后铸行的同等面值币相比，该币边缘字体较大，重量略轻，其币面为三世（Ⅲ）头像图案，而边缘拉丁文却铸成四世（Ⅳ）。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在位的时间是1759至1788年，这枚铸造于1770年的卡洛斯头像银币，处于“双柱双地球币”即将停铸和“卡洛斯头像币”还未正式铸行的交界期。
  类似这种《克劳斯世界钱币目录》上没有记载的年号铸币，在闽南还另外发现几枚。部分藏家认为这些年号特殊的铸币与现存资料不符，应属民间仿制，令人疑惑的是如果属于仿制币，其仿铸设备可称先进，从币面文字、图像及边齿等判断，该币似乎已采用机器冲压铸造，且设备技术应该较为先进，而当时民间能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尚存疑问。
  漳州银庄业催生红军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诞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创建苏维埃国家政权和金融体系的历史。苏维埃共和国货币流通时间短、发行数量少，而且历经国民党的多次“清剿”与战争的洗礼，遗留下来的十分稀少。近年来，随着各种红色收藏热的兴起，作为革命历史文物之一的红军币引起了党史研究者和金融史专家的关注。在红军币诞生的背后，曾得到漳州银庄业的援助和支持，这段珍贵的历史，如今已鲜为人知。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中规定“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的特权。”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赣南、闽西已设立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各自发行有铜元票和大洋票等。但这些钞票都是与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货币以及当时流通的“洋银”混合使用。为打破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稳定苏区金融秩序。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叶坪设立，首任行长由毛泽民担任。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初，红军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筹集到部分资金。但由于根据地处于经济欠发达的穷乡僻壤，为扩大红色局面，同时也为了筹集军饷，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一、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从长汀挥师南下，于4月20日攻克漳州。红军进入漳州城后，漳州银庄业共募捐到3000银元及部分金银首饰支援红军。由于当时苏维埃政府金融部门还在初创时期，在红军队伍里面，熟练掌握金融货币知识的人才较少，这时漳州“百川”银庄出纳员高捷成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推翻腐败的旧世界。为此毅然加入红军队伍，积极协助红军筹饷理财，当时他还从银庄支借2万多元充实红色财政。1939年9月，党中央决定在晋冀豫根据地成立冀南银行，高捷成担任首任总行长，成为早期红色金融经济战线上的一名优秀领导者和奠基人。
  民国初期，漳州为闽西南的富庶之地，各地物资集散中心。红军在漳州期间，苏维埃银行的工作人员及时采购了部分制钞设备和物资。1932年6月，红军回师苏区，红军在漳州期间筹集到的款项和各种物资，对巩固革命根据地，稳定苏区金融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年7月，苏维埃国家银行开始发行纸币，纸币币值设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壹圆5种。
  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设计质朴、新颖，充分体现了红色政权的时代特征及鲜明政治色彩。苏区财政部门规定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苏维埃币计算，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禁止在苏区流通。苏维埃纸币发行量适中，因此在苏区群众中享有信誉。
  由于处在非常时期，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使用的纸张、油墨及印刷技术仍有欠缺，但纸币设计的各种要素较完整，纸币上特别注明“凭票兑换银币”字样，表明红军纸币有银元作为充足的准备，可随时兑换。此外币面还设计了外文签字等防伪暗记。该套纸币均为横式，各不同币值及版式介绍如下：
  伍分币（图1），该币主色为绿色，票幅长81毫米、高50毫米。正面上方刊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字，行名下为纸币的冠号，中间为红军队伍集会的图案，左右两圆圈内为东西半球上叠印币值“伍分”，下方中间注明“凭票廿张兑换银币壹圆”及英文签名，四周边角标注“伍”、“分”字样。背面中间是币值“0.05”代表五分，左右为红五星，内为中国共产党党徽，下方是印制时间“公历一九三二年”。伍分券根据冠号不同分A、B、C、D、E冠号和无冠号6种版别。
  壹角币（图2），该币主色为红色，票幅长92毫米、高58毫米。正面上方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主图为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蝙蝠及花饰图案，中间是纪币值“壹角”。背面主图由对称花符组成，上方刊写“国家银行”4字，下方是纸币冠号及发行时间“公历一九三二年”。壹角券有冠号A、B、C、D和无冠号5种版别。
  贰角币（图3），该币主色为蓝色，票幅长93毫米、高71毫米。正面图案为模仿苏俄卢布中的列宁头像，左右为币值“贰角”。背面主图案是体现红色工农政权特征的徽标，徽标内由镰刀、锤子、地图、五星和麦穗组成，左右为数值“0.2”，表示币值二角，上方是冠号、行名，下方是阿拉伯数字的印制时间，票面四角为中文币值“贰”、“角”。贰角币有1932年和1934年两种版别，1934年版又有背面紫色、绿色两种不同颜色之分，二角券在成套的5种币值的苏维埃纸币中最为少见。
  五角币（图4），该币主色有紫色、蓝色两种，票幅长104毫米、高68毫米。正面上方钤印行名，左右为纸币冠号，居中由对称八角花饰组成，左右分书币值“伍角”，下方注明“凭票贰张兑换银币壹圆”。背面呈浅红色，中间及四角仍以对称花饰为主，上方书“国家银行”，
  下方是印制时间“一九三三年”。伍角券根据冠号不同分A、B、C、D、E、F和无冠字双号7种版别。
  壹圆币（图5），该币主色为棕色，票幅长115毫米、高65毫米。该币正面图案为列宁头像，左右为双打冠号。背面仍是对称花饰，上方书“国家银行”，中间是英文币值“ONE”，下方为印制时间。壹圆券发行时间有1932年、1933年、1934年3种不同年号之分。
  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的同时，也在瑞金洋溪中央造币厂铸造铜币和银币。铜币设币值一分、五分两种，银币有二角型一种。此外还仿铸了可在根据地流通的“袁大头”、“开国纪念币”、墨西哥“鹰洋”等通用银元，为示区别，还在部分“袁大头”、“鹰洋”币上加盖“苏维埃”或者“工”字等戳记。
  现就三种主要硬币介绍如下：
  一分铜币（图6），币径18毫米、重量1.5克，正面上方环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7字，中间是阿拉伯币值“1”及体现工农政权的镰刀、锤子。背面中间书币值“一分”，两侧环绕嘉禾麦穗，上方为一颗五星。这种设计图案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硬分币设计上。
  五分铜币（图7），币径26毫米、重量7克，正面是中国地图及中国共产党党徽，外饰珠圈，珠圈上方环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字样，下方是“每贰拾枚当国币壹圆”。背面与一分相似，两侧同是麦穗，上方为五星，中间币值“五分”。五分铜币版别较多，主要是根据地图中海岛的位置，分近岛、远岛、连岛、无岛等各种版别，其中无岛版最为少见。
  贰角银币（图8），币径23毫米、重量5.7-6.1克之间，正面上方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字样，中间是币值“贰角”，左右分列两颗五星，下方环铸铸造时间。背面上方铸“每五枚当一元”字样，中间是镰刀、锤子、地图、五星和麦穗组成的体现红色政权的徽标。二角银币铸造时间有1932年及1933年两种，1932年的铸量较少。由于苏区货币以银元为本位币，因此二角型银币在苏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国家银行随军长征，红军币逐步停止发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革命根据地进行铸造和发行货币的实践，其发行的不同材质、主辅币配套完整的货币系列，是早期红色政权的一次成功的金融运作和实践，为建国后货币的发行与管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漳州的旧银庄
  “东门金、南门银……”这是老漳州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头禅。民国初期漳州城为通往粤东、闽西南的交通要道，经济、金融活动十分活跃，位于城区南门的大路头、陈公巷（今厦门路）、府口街（今台湾路）、断蛙池（今延安南路）以及东门街（今新华东路）一带钱庄、银庄、当铺、银楼林立，兴盛一时。
  漳州自明中叶月港兴起，洋货、番银不断输入，当时就有“天子之南库”的称誉。由于对外经济交往频繁，番银大量流入漳州并在民间广为流通，漳州城乡便有一些钱庄铺店经营白银、银元兑换制钱业务，用于货币融通。
  民国初期，漳州银庄业发展较快，许多钱庄纷纷转设为银庄。城区银庄相继开设了恒源、连记、京元、宝元、长裕、万源、华侨、德祥等二三十家。据《漳州金融志》记载，1927年为漳州银庄业的鼎盛时期，银庄业吸收社会资金约达银元三五百万。当时银庄业以启源、天元、豫原三家的实力最为雄厚，每家的资本金可达一两万元，存放款可达银元六十万元至百万元，号称“三元”。
  漳州银庄汇兑业与厦门联系紧密，银庄常因为厦门银庄的倒闭而遭受损失。为了保障银庄的资金安全，方便汇兑，1927年由“三元”发起，集资募股在厦门开设漳原银庄，每股银元1000元，由各银庄自愿认购，共筹集到银元4万元。漳原银庄聘请熟悉厦门金融情况的原中国银行厦门分行经理陈实甫为经理，推举漳州黄仁裕为副经理。银庄设立后，业务不断发展，逐渐垄断漳厦之间的汇兑业务，因而生意兴旺，盈利颇丰。
  这张1931年“漳原银庄”开具给上海和丰银行的汇票（图1），见证了当年银庄金融业务往来。该票为竖式，正面上方印“漳原银庄”四字，正文内容有“凭漳字第廿玖号票汇付新同裕宝号银肆仟肆佰肆拾柒两五钱正，订明至上海见票后，持向和丰银行支理。”开具时间是“中华民国贰拾年十月十五日”，落款处盖有“漳原图章”及“经理人陈实甫图章”等。下方铭注“民国十六年厦门钱庄公会订”。
  另有一张1932年漳州“济川银号”开具的汇票（图2）。该票为竖式，正面上方印银号地址“漳州醒民西路”，正文的内容有“凭条交付民有银行大银壹佰元，此据。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国历八月十二日。”落款处盖“济川银号盖印”章。票面还盖有“龙溪县民有银行印”及“万源”印章，此外票据上还注明“领银盖印，无利支付”、“条未收到，不得先支”等注意事项。票面还有“领现完”和画押，说明这是一张已经兑现过的汇票。
  银庄的业务以存款、放款为主，并承办汇兑和兑换等，有的银庄还发行银票。为信誉起见，银票大多设计精美。这是一张1931年漳州德祥银庄印行的银元票（图3）。该票四边边角印有“壹”字，正面上方书“漳州德祥银庄”字样，中间内容有：“凭票兑付大银壹元正，民国廿年一月八
  日。”票面左边钤盖“沈景年信记”印章，下方中间小长方格内注明“此票须受票人盖印方生效力”。票面左边票根保留完整，说明该票尚未兑换，票根号是“第一六九八号”。背面上方是英文“CHIANGCHOUTAKCHEONGBANK”（漳州德祥银庄），中间是霞漳名园“小姐楼”图案，下方中间方框内用英文注明“ONEDOLLAR”（1元），四角分别是中文及罗马字1，代表1元。该票采用中英文暗纹防伪印刷，印制技术先进，堪比当时高水平的纸币印刷技术。
  漳州银庄业设有银庄公会，成立于1924年，地址初设于芳华南路，后迁往断蛙池（今延安南路），历任会长为许桂芬、郑炳禹、杨斌侯、黄友冬、蔡竹禅、高鸿勋等。负责制定统一的存放利率和汇费，各银庄根据规模和等级，分别在公会存放银元100元至200元准备金，其利息作为公会的经费。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公布《法币政策实施办法》，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法定货币的政策，禁止银元和其它地方货币流通，漳州银庄发行的银庄票遂被取缔。抗战期间漳州城的银庄基本停业，抗战胜利后，部分银庄复业，1949年新中国成立，银庄业全部停歇。因此存留至今的银庄票据并不多见，这些珍贵银庄票据成为见证漳州旧日银庄业历史的难得的金融实物资料。
  从老票据看漳州的金融史实
  近几年，笔者陆续从闽南民间收集到一些金融票据史料，这些旧时的典契、银票、股票、存款单、收据等，蕴含着早期闽南地区金融、交通、商业等诸多信息，可以填补官方文献的一些空白。透过这些故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闽南经济、金融、民生的一些真实细节。
  典当在闽南又称“当店”、“当行”、“当铺”等，是一种为私人提供质押放款的古老行业。这件已有150多年历史的民间典契字迹清晰、内容完整。典契封套上书：“已玖月，典得元伍兄药店器具物件全备，去典价佛拾贰员。”
  典契内容是：“立出典字人爵超，为因要银吉用，愿将大和堂店内橱架、柜台，药斗、木盒、椅桌及一切杂物器具一应典与功弟永盛承受，前去开设生理。当日三面议定典价，佛银拾贰元折重七两四钱四分正。其银即日凭中亲收足讫。其店中家计（具）委系自置之物，与房亲叔侄人等无干，亦无曾典挂他人，财物倘有不明等情，出典人自当理清，不及受典人之事。自典之后，银无利，物无税。任从典主前去开张，生理财源涌进，此系两此甘愿，各无抑勒。恐口无凭，今立典字一纸，付执为照。
  一批其银当日凭中亲收足讫。批照。
  一批其店内一切家计（具）、器具约至明春正月交付，逐一点明，约至贰拾年外，许典人备足字内银赎回，原字原物。批照。
  一批其余存药料丸散至明春正月点明过筛，即照漳州现行时价折算；若干作八折折实，未用的，不得算钱。批照。
  在见（即中亲人）：理言（签名花押）。
  咸丰玖年（1859年）月日，立出典字人爵超（签名花押）。”
  典契后附橱架、柜台，药斗、木盒、药研、锡灯架等药店内器具的名称及数量。
  研读该契，笔者认为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该典契上使用货币名称“佛银”，还言及“佛银”与银两的折价比率，记录了当年金融及货币的流通和兑换情况。“佛银”是清中期至民国初期闽台等地对西班牙“本洋”的一种称呼，该文书不仅印证了“佛银”在漳州的流通，而且由契中的“佛银拾贰元折重七两四钱四分正”，可以推断当时漳州地区一枚外国“佛银”折合银两约六钱二分。
  其次，典契所列药店内的橱架、柜台，药斗、木盒、椅桌及药具器皿，是一整套较为完整的药店经营用具，这对了解咸丰时期漳州地区药店的陈设及使用和经营加工情况，提供了一份翔实可靠的实物清单。
  再则，典契中的典当物、典价、出典人、中亲、时间等内容记录完整清楚。从中可以管窥当年漳州地区民间典当文书的格式、内容，以及药店行业的经营情况。
  清代民间银票
  银庄是一种地方性的金融行业，有钱庄、钱铺、钱店、银号等多种称谓。其业务主要是兑换银钱和印发钱票、银票，起着配合制钱和纹银、发挥支付手段的作用。《福建省志·金融志》载：“钱庄或银号开给客户的本票或期票，以银两为计算单位的直式大票，通称银票。”
  这张银票为竖式，宽9.5厘米、高24.5厘米。票面分“天头”、“地格”两部分。天头”印有“元兴银票”四字，“地格”内容是：“凭单拨出佛银库平重（肆拾）两（）钱（）分正，交‘庆隆号’取去应用，‘仁成宝号’台照”；出票日期为：“壬年阳月十七日”；此外，票面还印有“人单两认”的警示语，票面及骑缝处钤盖银庄红色印章。
  该“元兴”银票，由“仁成”宝号汇给龙山“庆隆”号。银票装在毛边纸折成的信封内，封套有毛笔书写“龙山庆隆”及“贰元”等字样，并盖有“如意”印章和银庄特有的密押和文字。“庆隆”号所在地龙山，应属今漳州市南靖县龙山镇，票封上龙山“庆隆”与封内银票收取方“庆隆”号相吻合。
  明中叶漳州月港兴起后，海外贸易迅速发展，随着民间商业金融的活跃，钱庄、银庄、侨批等金融行业应运而生。从该银票的样式和内容分析，应属清朝年间，是目前漳州发现的为数甚少的银票实物。
  据《福建省志·金融志》记载：“福建民间银票始于清乾隆、嘉庆年间……至国民政府宣布‘废两改元’，本省银票随银两同时废止。”目前所知，我省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民间银票实物是清道光年间发行。这张银票的出票年份只写明：“壬年”，尚无法断定出银票的确切发行时间，是否在道光之前，难于推断，不过银票中的内容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清乾隆后期西班牙“本洋”大量流入我国东南沿海，闽南地区人们把这种铸有西班牙国王头像的银元称“佛头银”、“佛银”等。从银票上的“佛银”字样可以判断，出票时间的上限在乾隆后期。“库平”是清代称量重量的计量标准，库平一两为37.31256克，民国时期“废两改元”后“库平”标准随之废除，因此银票的下限应在民国之前。确切出票时间还有待从银票上三家商号存在的年代寻找相关佐证。
  汀漳龙始兴汽车公司股票（图3）
  漳州始兴汽车公司是福建省创办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汽车运输企业，其所发行的股票也是福建早期股票之一，它见证了始兴汽车公司30多年的沧桑。
  民国6年（1917年）由漳州地方绅士孙宗蔡等人发起募捐，筹建“漳码汽车始兴公司”。闻此消息，海外侨胞及漳（漳州）码（石码）厦（厦门）地方殷商巨贾投资踊跃，很快就筹集到5万银元，工程款先期用于收购土地，后着手建设漳码公路（漳州至石码），公路总里程20公里。这条公路是福建历史上开辟最早的公路。
  民国7年秋（1918年），陈炯明率粤军入闽，以漳州为首府建立“闽南护法区”。护法区设立工务局，从事市政建设和公路修筑。工务局长周煜卿（名醒南）支持孙宗蔡继续进行市政及道路建设，漳州商界响应护法区政府提出“建设新社会”的口号，大刀阔斧进行市政改造，拆除旧城墙、拓宽道路、整治街容。商会再次向海外募集资金10万银元，创办“漳码马路始兴有限公司”，由周醒南任公司董事长，孙宗蔡任总经理。民国9年（1920年）春节，“漳码马路始兴有限公司”在漳州新桥白鹭洲和石码镇公园西路设置2个车站，经营漳州至石码的公路客运业务。
  1920年底，公司更名为“漳浮长途汽车始兴有限公司”，汽车营业线路延伸至浮宫，并可换乘轮船抵达厦门。1921年公司正式向政府注册，改称“汀漳龙始兴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为扩大经营，壮大企业，公司经批准正式向社会发行股票。股票分为两种，一种为整股，票面长24厘米、宽24.3厘米，每股大银50元；另一种为零股，票面长14.3厘米、宽13.8厘米，每股大银5元。两种股票上方均印有“汀漳龙始兴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字样，下方为“中华民国十年八月一日设立，遵照公司注册条例呈准立案”，中间从右至左分列股票编号、股东名字、籍贯、入股金额、股数、董事长周煜卿印鉴及入股时间。股票背面为始兴公司章程摘要。
  股票发行后，筹集股金增加到31万银圆。公司新辟公路西至靖城，长20公里；东至江东桥，长16公里；南至九龙岭，长17公里；北到浦南，长17公里。1923年，“汀漳龙始兴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漳州城区定威南路（今延安南路）建成漳州总站，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鼎盛时期，公司拥有汽车96辆，在厦门、石码、海澄等地设10个分站，是当时福建省规模最大的汽车公司。
  此后，由于同业的竞争以及政局不稳和自然灾害等影响，公司营运路线逐渐缩短，收入减少。1929年春，公司复称“漳浮汽车始兴公司”。1952年10月始兴公司被国营运输公司赎买接办，所有的股票均向政府重新登记，并贴有建国初期印花税票。经营了30多年、历经风雨的“漳州始兴汽车公司”汇入新中国的建设大潮。
  漳州通敏电话公司收据（图4）
  这张印制精美的“通敏电话公司”押金收据距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是一件珍贵的早期地方电信业务史料。
  收据为竖式，高11.4厘米，宽25.3厘米。票据正文内容是：“兹收过漳义堂宝号（先生）交来押（租）金大银叁拾元正，合立收据为凭。”票据上编号、收款人、公司印鉴和开具时间等内容齐全。背面是注意事项，内容是：“此收据在电话撤销时，可持向本公司会算。
  若不随时前来会算，即将该押（租）金扣抵。其不敷者，仍须追缴；其扣抵而有余者，逾十二个月不来领取，即行取消，以资结束。希各用户注意。通敏电话公司启”。
  据史料记载，漳州通敏电话公司创办于1925年4月，创办人是厦门富商黄奕住。创办初期，黄奕住筹集资金10万元，委派其堂弟黄奕守和上海工程师钱咸昌到漳州、石码两地，分设“商办漳州通敏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和“商办石码通敏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初办时，电话用户需求不多，业务一时难以开展。一年后，电话线路开通至天宝、浦南、石码等处，业务开始好转。1930年线路延伸到海沧，并从嵩屿架设海底电线通达鼓浪屿与厦门对接，由于线路扩展，社会需求增加，用户数增至200多户。1939年通讯线路开通至龙岩，以后又逐步拓展到漳属各县，形成较为完整的地方通讯网络。
  70多年前的漳州，能够用上电话的只能是一些达官贵人及政府部门和富裕的商家。这张押金高达大银30元的收据，从票面上看，没有任何标明已“会算”的印记，想必还未兑付。而若是已经“扣抵”，是“不敷”？还是“有余”？何以流传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巨幅中英文存款单（图5）
  这张民国时期的银行存款单，高35厘米、宽19厘米，票面约为当今存款单的三四倍大，而且其存款额高达8950多元（旧银元），真可称得上是存款单里的“巨无霸”。
  该存单出票时间为1936年10月，票面为竖式，采用中英二种文体印制。票面上方有“华侨银行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定期存款单”字样。下方内容是：“字第二九七二号，兹有收到黄奕渊先生（宝号）来厦门银捌仟玖佰伍拾元另伍角正，订明周息叁厘半，自本日起至二十六年肆月捌日止，以陆个月为期，如到期不来提取或换订新单，则所有过期日数概不发给利息。此据。中华民国二十五年拾月捌日。”票面还钤有银行印鉴及经办员签名。背面印中英文“存户须知”。内容是：“一、此项存款如到期不来提取或换订新单，则所有过期日数概不发给利息；二、此项存款到期之日，存户提取存款时必须将此存单交还银行并签押及加贴印花于此存单；三、此项存款全部或一部分于未到期之前均不得提取；四、此存单如遇遗失被盗或焚毁等事，必须觅相当担保，经银行承认后方能提取存款或补发新存单；五、此项存款到期之日，存款人如不能亲自提取，当委托他人代为提取存款时，必须正式函知银行其所委托代理人之姓名。”背面还有存款人黄奕渊签名等。由此可见，这是一张已经兑现过的存款单，而且手续规范，签证严谨。
  华侨银行厦门分行成立于1925年3月，总行设于新加坡。行址先后设于镇邦路、中山路、鼓浪屿，其业务主要是办理侨汇以及存款、贷款和信托等。厦门华侨银行从创办至今已在国内经营了80多年，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厦门唯一仅存的一家外资银行。厦门华侨银行在融通侨资，便利侨汇上卓有成效，为繁荣地方经济做出了贡献。这张印刷精美的厦门华侨银行存款单，历经70多年依然光鲜如新。由该存单可以了解到当年存款单的格式、存款利息、存取款的规定等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银行的业务流程和金融沿革，折射出当时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景象。
  日寇实施经济侵略的促销礼券（图6）
  1938年5月13日，厦门沦陷后，日寇为实现其“以华制华”毒计，到处收买搜罗民族败类，于1939年7月推出李思贤为伪厦门特别市市长。1940年2月16日，为日本积极实施经济侵略的厦门劝业银行设立，该行资金额250万元，伪政府出资80万元，其余由民间投资，行址设在大江路（今中山路）365号，首任董事长殷雪辅，后由李思贤兼任，顾问由日本当局指派。
  为搜刮民脂民膏，该行除了发行“厦门劝业银行”纸币外，也发行奖券、礼券等。礼券，既可以用来送礼，还可以作为存款凭单，到期时还能够按一定的利息兑付本息。
  厦门劝业银行礼券由光耀印刷公司承印，彩色印刷。券高22厘米，宽13厘米，票面上方是中英文的“厦门劝业银行”字样及行徽和编号，正中是礼券金额，左右书“礼券”两字，左边是极具日本殖民色彩的“凤凰”图案。背面是礼券储金章程摘要，第一条内容是：“礼券分国币2元、4元至20元6种，並备有空白礼券，数目多寡临时填写，封套分红、素二色，听凭选用”。第三条称，“礼券还可以随时转作各种存款，也可以随时兑现”等。该礼券印刷精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足见伪金融机构为拉拢顾客，扩大发行量，也是费尽心机，促销手段花样百出。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厦门劝业银行所发行的票券全部作废。这种充当日伪政权搜刮民脂金融工具的礼券，是日本疯狂掠夺中国财富的物证。
  老船票上的外汇规定（图7）
  这张上世纪40年代由渣华轮船公司的TJITALENGKA号客轮从印尼苏腊巴亚开往厦门的船票，见证了抗战胜利后厦门与东南亚复航，票内章程及注意事项记录当时外汇管制的一些情况。
  船票为竖式，高21.5厘米，宽12.3厘米，票面除注明这张二等舱船票的票价是455盾之外，还有“芝揸连加办房”售票章及经办人的签名，并加盖多方告示及注意事项。正面厦门海关告示章，内容是：“兹据厦门海关通令，禁止搭客携带非属本人自用之物品，所携自用之物品总价值以不超过五十美金为限，除执有输入准字者则在例外。”背面轮船公司章程共有8条，后附广告。内容有：“本公司总行设在荷属八打威亚，其分行与华人经理处则遍设于荷属各大埠及香港、广州、汕头、厦门、上海等地。贵客搭船付货或有所咨询，请驾临就近，本公司或华人经理处接洽，无任欢迎。”
  时值动荡的年代，渣华轮船公司还特别注明：“鉴于目前特殊情形，公司对此船票内所印之通则及客运之章程，恕不能负全责，不周之处，请搭客诸君原谅。”背面还加贴一张“回国侨胞注意”，内容是：“外汇统制局规定：嗣后凡离荷印往外国者，于上船时每家长只准携带现款新币拾盾，附带人只准携带现款新币五盾，每家不能超过二十盾，绝对不许多带，如敢故违，不但所携现款概被充公，而其人亦将被警局扣留，起诉于法庭。对此消息，务祈回国侨胞注意为幸。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渣华轮船公司敬启。”
  解放初期的耕牛保险证（图8）
  这张1952年南靖县武林乡人民政府、南靖县人保特约代理处出具的耕牛保险证。证号为：“保险契约畜字第南牛12号，牛体编号第187号”。
  证书采用双面印刷。正面上方印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福建分公司”，下方右边印“耕牛保险证”，保险证的内容为：“牛主高中兴所有的耕牛已参加第二区武林乡牲畜保险会团体，向本公司投保了耕牛保险，计得保额人民币叁拾式万元（旧版人民币），保期壹年，自壹玖伍式年叁月拾柒日起保计保险费玖仟陆佰元，保险责任及各项条款悉依照所订契约办理。此证。”落款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福建分公司，要保人：高陈港印章”。出单时间填写：“1952年3月17日”。正面钤盖“南靖县第二区武林乡人民政府印”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南靖特约代理处”两方蓝色印章。背面上方是“更改记录”，下方是“缴付保费记录”，采用表格式填写内容。
  据《福建省志·金融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1950年福建省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同年中国人民银行漳州中心支行设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漳州特约代理处。福建人保除了开办企业财产强制险外，还开办货物运输保险、人身保险、牲畜保险等。”这张漳州市南靖县人保特约代理处出具的保单，正是当时根据省人保公司开办的险种而办理。
  新中国初期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当时一头耕牛的价值从某个侧面比较，甚至比现在的一部汽车的份量还重。这张当年的耕牛保险证，记录了解放初期福建保险系统开展保险工作的情况，从中可了解上世纪五十年代投保的险种、保单的格式、保费的计算等内容，是新中国保险业的一件早期实物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