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翻开漳州古代的志书，许多朝代都记载着南山寺，浏览历代文人的诗章，不乏涉及南山寺的记述，可见，佛教圣地南山寺的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明朝万历《漳州府志》卷五——
  漳州古称佛国，自唐至元，境内大小寺院至六百余所。国朝废寺，多所并入。今在府城止有名寺五：曰开元，曰法济，曰净众，曰南山，曰龙山，谓之五禅。
  清朝康熙《龙溪县志》卷十一——
  南山寺在通津桥南之右，唐建，乾德六年刺史陈文颢重修。初名报劬，后改崇福，明改为南山寺。
  民国《福建通志》卷十八——
  南山报劬崇福寺，在府城南厢丹霞山麓，唐太傅陈邕建。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60号文件形式转发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院的报告》，其中有“漳州南山寺，建于唐开元年间（714-741），闽南著名古寺。”
  这一座闻名遐迩的佛教丛林，历史上却惨遭多次毁害：842年，唐武宗制造会昌法难，南山寺被迫关闭大门；1864年，太平军残部李世贤入院大肆烧杀，南山寺一炬而废，仅剩天王殿；民国初期，军阀陈国辉占寺为兵营，掠尽寺内文物典籍；最近的一次当属1966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南山寺被损得惨不忍睹。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时，各大报刊已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以批判海瑞为突破口而大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当时漳州有一所高校“福建第二师范学院”，一些学生从北京、上海得到“革命造反”的消息，所以不甘漳州小城的平静，一定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他们用“革命青年”或“革命学生”名义在街上造反。1966年漳州闹市在北京路和新华西路一带，许多商店是公私合营保留下来的，所以有着许多解放前的红木家具，这些柜台、货架、桌椅，家具雕刻“福禄寿”字样及蝙蝠、寿桃、龙凤等图案，“革命学生”以此发难说，这些“封资修”的东西祸害社会，企图用“四旧”对抗社会主义，勒令店家要“除掉”，又说“商店”的“商”字是资本主义的，这样的招牌必须去掉。政治风暴来势汹汹，无人敢表示异议，连地委、市委也缄口不言，说什么“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这些店家只好用油漆或木板遮上“四旧”的东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革命学生”挖空心思，以其“文化水平”又发现南山寺在唐代736年陈太傅献宅为寺的历史，陈太傅的女儿陈金花削发为尼，住寺修行，这位金花郡主的墓冢千年依旧，位于烈士墓之山下，南山寺之西南角。“革命学生”认为陈金花是封建时代的“才女”，岂能容其安睡在社会主义大地上，当即扛锄提铲前去造反。千年古墓，土质坚硬，几个嫩
  小子费尽全力还不见棺木，只好收工，另谋良策。当晚南山寺僧人桂枝和义工陈惠东连夜掘墓，收藏陈金花灵骨，多年后交由管理南山寺的园林管理处保管，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安葬建墓。“二师院”少数学生破才女墓，首开“文革”指向南山寺第一枪，紧接着的七月份，漳州二中“革命学生”也行动起来，他们指向的是南山寺大大小小佛菩萨尊像。某日，一群中学生提着工具冲进南山寺，一到山门，白纸黑字的“革命大字报”往朱红色寺墙一贴，大喊“打倒牛鬼蛇神！”“打倒封资修！”这时，僧人、斋姑不知所措，只能双手合十静观其变。他们非常害怕，1958年大跃进时，市政协到庙里办“畜牧试验场”，又叫他们消灭“四害”，他们说出家人不杀生，结果遭到批判，还有人判刑、劳教。现在运动又来了，几年前的景象又出现了。学生很冲动，见佛像就敲打。也许佛像太高大太坚硬，敲打的工具太脆弱太无力，所以只损表面，造型没有改变，充其量是一场骚扰。这一群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又一个殿堂一个殿堂地“革命”，忽然看到一尊白玉佛，大家愣住了。十九世纪末因慈禧太后生日，清廷特地从缅甸精选材料精雕细刻三尊玉佛，作为礼物奉送给这位“老佛爷”。
  当时的慈禧故作姿态而转送寺院，后来分别安置在北京北海公园的团城，上海玉佛寺和漳州南山寺，故而这尊玉佛是南山寺一宝。面对这样庄严的佛像，或者说珍贵的文物，还是说精致的艺术品，将要一锤毁容，有些人犹豫了，有带头的人高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批无知的热血青年又激动起来，“哐啷”一声，释迦牟尼佛像那一根引多少信徒顶礼膜拜的玉指断了。这时匆匆地走来许多解放军战士。当时，南山寺西厢一排房屋为公安部队龙溪支队的一个中队战士借住，这些战士暂住寺院是征得住持广心和尚同意的，他们与僧众关系很好。今日见此情景，年轻战士愤愤不平，所以挺身而出。解放军战士跟学生们辩论，一边说“打倒封资修是革命行动”，一边说“保护文物是战士的职责”，毕竟解放军威武雄壮，白玉佛保住了。
  “文革”风暴愈卷愈烈，南山寺命运岌岌可危，如何保住佛像，寺僧无能为力。这时，市委代理书记巩鸣鹏召集红卫兵头头开座谈会，耐心讲述保护南山寺的理由，最后指定一位副市长负责，先用大字报、大标语把佛像遮挡住。等待运动后期处理。二中的“革命学生”就配合街道“革命群众”，用竹匾、木板把一尊尊佛像围起来，外面贴上大字报“牛鬼蛇神你听着，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来了！”歪打正着，佛像保住了。
  佛像委曲地留下来，可是僧人却留不下来。“文革”之初，南山寺还不到十位僧人，他们是广心（住持）、广度（监院）、广月（库头）、广定（香灯）、传扬、传允、传灯、妙应、桂枝等。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出现了，“革命”形式从动口、动笔到动手，抄家、游街、抓人、捆绑、吊打逐步升级。有“红卫兵”者看上南山寺，贴上大字报骂道：“和尚和尚，快快滚蛋，不会干活，只会吃饭，再不滚蛋，砸你一个稀巴烂！”无奈之下，僧人各奔西东。俗家有亲戚的就回去投奔，无家可归的到外面寻找住处。广心和尚是方丈住持，在福建佛教界声望很高，1924年任厦门南普陀寺佛学研究社监学，泉州承天寺监院。1933年任漳州南山寺住持，1945年又兼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是厦门佛协理事长、漳州佛协主委。解放后的“土改”，因为他解放前“为南山寺购买了不少田产”，被划为“地主”，其时人居厦门，由徒弟传扬代替罪人挨斗。“文革”来袭，老和尚年近
  七十，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离开寺院后住在厦门路一个单位的仓库里，但始终有几个信徒照顾他，1967年2月7日，腊月十二月廿八日一睡不起。圆寂后有十几个徒弟将其送到南山寺后山火化，当时的革命造反是“夺权”，所以没有人注意到这块“封资修”的领地，广心和尚算是安祥往生。传扬和传允两位法师是比较有文化也精通佛学的，但是二位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又遭扫地出门。传扬法师七岁出家，他精通医道，一直在人民医院（今芗城中医院）工作。1957年市统战部动员他“鸣放”，他说了“粮食不够吃”的话，加上弘扬佛法时说了“人间苦海，我们要念佛，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
  “文革”中单位造反派拘禁他，令其吃荤，他誓死不就，甚至有动粗的强往其口中塞肉，他紧咬牙根直至牙龈出血，那些人才罢手。传允法师12岁出家，也是反右时说了“农业不机械化，永远难丰收。”“农业社干部领导生产生搬硬套。”这些话成为“破坏农业合作化优越性”，而打成右派。好在他手艺很巧，能自食其力。“文革”中到西桥造纸厂做工，兼扎些纸花、花圈，供丧事用，聊以果腹，被迫还俗后，坚持独身，继续深究佛理。二位法师于逆境中，独善其身，改革开放后重返寺院，担任住持、监院，受聘为市政协委员。妙应法师曾是漳州市佛协秘书长，离开寺院后，造反派强迫他到酒厂做工，酒是佛制五戒之一，天天与酒为伴，对出家人而言比坐牢还难受，这样的惩罚达五年之久。其他僧人流落各地，苦不堪言，能够熬到改革开放重获信仰自由之福者，已寥无几人。
  “文革”冲击佛像，驱赶僧人，空余的殿堂也遭蹂躏。偌大的南山寺一到“文革”就成为“唐僧肉”：大雄宝殿前开阔的场院盖起“大庆展览馆”，建筑中还将大雄宝殿正中屋檐拆掉；南山寺东边的清泰寺作为漂染厂，这是有千年文化价值的殿堂，曾是清朝蔡新宰相读书处，而今搬进机器，打入木桩，墙上挂满各种仪表；城隍庙作商场。主殿堂在“文革”中的用途花花绿绿，有群众专政指挥部关押犯人的囚室，有“斗私批修”学习班的地址，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节目场所，更把放生池变成杀生用的钓鱼场，僧人宿舍作动物园，群众私底下说：“到底谁是牛鬼蛇神，还真说不准。”
  1972年7月，“破四旧”后的六周年，漳州市革命委员会决定“以南山寺、烈士墓为中心，新建漳州市南山人民公园。”此后，南山寺划归漳州市园林管理处管理。有了公园的名义，保护文物便名正言顺，乱堆乱放的佛教典籍得以整理收藏，有还俗的僧人能够用“工作需要”的说法调到园林处，为保护寺院做些有益工作。这时的南山寺并不是佛教道场，而是适时需要对外开放，如外宾访问，华侨观光。1976年10月，“文革”收场了，南山寺开始有香火。漳州市人民政府于1981年正式行文《关于南山寺归还市佛教协会的通知》，千年古刹南山寺结束苦厄。
  老革命家陶铸在1956年为南山寺写一首诗：“南山古寺规模在，含笑依然花满枝。鬓白重来千百感，江上妩媚故人稀。”这首诗再往后推移二十年，应该说更为贴切的。劫后余生的南山寺，已经出现当年太虚法师所描绘的景象：“雨后南山境欲仙，书声梵唱彻林泉，碧空云净秋心远，剧梦诗情月共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