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然而，历史发展的辨证法是无情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经过了这场浴血的洗礼，我也更深刻地认识到“要相信党、要相信群众”这一颠扑不灭的真理。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文革工作组进驻学校，调阅了有关“三蕾一鸿”的所有原始材料后，就说“这样的材料，以后要怎样端得上台桌（意指无法定案）！”于是他们就先把我们晾在一边，因此后来竟有人诬指其为“包庇黑帮”。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不少业余文艺作者找上市委书记巩鸣鹏要求平反。他反问“你们要求为谁平反？”众答“为我们自己！”他吃惊不小，问“怎么会是你们自己？”经证实后，他深有感慨地说“我看了基层上报的材料，以为‘三蕾一鸿’的成员一定都是国民党的遗老遗少，不然怎么会对共产党、对新社会怀有那样的深仇大恨？想不到竟然都是一些在红旗下长大的小青年。”于是，他很干脆地做出为“三蕾一鸿”公开平反的决定，亲自撰写并批经费印平反公告。
  我个人的问题又拖了一段时间。有人一口咬定我是“有意丑化”，大会批、小会斗；说我会写黑文章，思想坏，一句一拳头，专门猛击我的头部，要砸烂我的“狗头”，打得我头痛欲裂，眼冒金星；打昏了跪下去，头发一揪，站起来继续打。连续殴打体罚，我无奈只好屈打成招。喜得有的人手舞足蹈，急急忙忙上报材料，要让公安局抓现行将我逮捕法办。公安局专案人员不下十次找我，边核实材料，边耐心地对我进行帮助教育，并支走了“红卫兵”打手，让我终于解除顾虑抖出真情、讲了实话，没有在忍冤受屈的深坑里继续陷下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参与编辑的《水仙花》文艺刊物终于问世，不久，由我担任主编的《金盏》民间文学小报也相继创刊。我打从心眼里由衷赞美、热烈欢呼：文艺界的第二个春天真正来到，“春蕾”在经历严冬后也终于吐蕊开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