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57年，党内进行了一场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紧接着又发动了一场涉及党外与党内的反右派斗争。这两场斗争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当代历史以及许多人的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整风运动是1957年4月正式开始的，但它的酝酿却是在1956年。这年，国际和国内都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称之为“多事之秋”。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强烈的震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动荡，相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就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风波迭起的同时，在国内也不平静。新中国建国后，我们国家在异常落后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搞急促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又基本上照搬于苏联，结果是形成了以唯一的公有制为经济基础、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广大人民群众一时还难以适应这一体制，一时间造成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到了1956年下半年出现集中爆发的倾向。
  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1956年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思想日益活跃，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敢于说话了，这时他们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等许多问题提出了公开的批评和建议。而面对这些新出现的矛盾，党内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工作上陷入被动状态。
  对于国内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从两个视角来观察的：一个是阶级斗争的视角，另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视角，但侧重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的问题，具体的解决办法是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曾说：“整风运动是我们党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以整风的方式，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以武力来解决。”
  1956年11月，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宣布，准备在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整风的目的主要是要解决日益突出的各种各样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进入1957年春，毛泽东分别在不同场合作了两篇讲话，毛泽东的这两篇讲话在党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之后全国各地、各级党委都在传达和讨论这两篇讲话的精神。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是在1957年4月27日发出的，实际上在这之前，全国各地、各级党委在传达和讨论毛泽东两篇讲话的进程中，整风运动在各地已经开始了。
  中共福建省委于1957年4月15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两篇讲话。参加省委扩大会的中共漳州市委书记张希良、副书记赵年宏于1957年4月18日返漳。22日即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省委扩大会议和毛泽东的讲话，参加会议的有全市科、局长以上党员干部48人。紧接着，市委又进行了专题研究，决定自4月24日至5月底止，全市党员集中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市委成立了由书记张希良为首的十人领导小组，下按工交、财贸、文教、党群、政法、统战六个系统分别成立各系统领导小组，领导全市各级召开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的两篇讲话。
  1957年5月13日，市委召开了全体市委委员会议，讨论了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最新指示，会议一致表示拥护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决定立即在全市各级党组织中全面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5月23日，中共漳州市委发出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和初步计划》。决定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在全市党内全面深入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运动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个讲话为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任务。在市级党政领导机关，重点解决党的领导与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社会各个方面的矛盾；认真检查党的各个方面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认真检查那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和不从团结群众、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以及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对全市一般的党员干部主要进行四条教育，要求每个党员认真对照自己的思想联系检查，提高认识，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思想，端正工作态度，改进工作作风。
  整风的步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主要是要求全体党员继续深入学习毛泽东的两篇讲话精神，学习中央和省委的整风指示。第二阶段是联系工作实际检查工作，检查思想作风，由市委带头对当前存在的主要矛盾、领导思想作风等做全面的检查，组织党员做讨论批评，在充分揭发工作中存在的矛盾的基础上，研究解决矛盾的办法。第三阶段是提出改进工作的方案或意见，并认真加以实行，解决一切矛盾和存在的问题。
  整风的方法按照中央提出的“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和风细雨，恰如其分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运用参加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小组会以及谈心的形式进行，不开批评大会和斗争大会，不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们不能接受的批评意见。同时规定：在整风结束后，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不论错误大小，一概不予以组织上的处分。可惜的是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些良好的愿望和初衷大多被背离了。
  5月24日至29日，全面整风的各方面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期间，市委制定并公布了全市开展整风运动的方案，确定以市委会、市人委、工会、法院、检察院、公安为重点在第一批开展整风，工交系统、财贸系统确定一些试点单位同期开展。市委同时还组织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初步收集当前存在的主要矛盾问题。
  5月30日，根据龙溪地委的指示，市委对整风运动正式做出部署：
  第一批：确定市委、市人委、工会、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六个单位，至8月底基本结束。
  第二批：确定税务局、邮电局、粮食局、交通局、民警中队、手工业生产联社、团市委、工商联、各工厂、各商业公司等单位，8月底开始，10月中旬结束，对文教系统各单位暂不进行整风。但之后在实际操作上并不按事先的部署进行，犯了急进的毛病，似乎各方面的工作都在提前开始。实际上到了7月初，包括文化、教育系统在内全市所有系统都开展了整风运动。
  在6月底之前，整风运动还是按事先的部署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全市各系统前后共召开了170次座谈会，参加人数2300余人次，许多党外人士被邀请参加会议，也广泛征求了许多党外人士的意见。这时尚处于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通过广泛的党内鸣放（鸣放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缩语），各系统共提出5453条意见，这些意见涉及领导作风、党群关系、生活福利、干部工作作风、机关制度、业务政策、经营管理及肃反、审干等方面的问题。大部分是正确的、善意的、合理的，除了当时认定不合理的741条外，其它的都要求相关单位、相关人员马上整改。如针对大鸣大放中提出的升学、就业、产供销三类市里主要的突出的矛盾，市委立即组织力量加以解决。就一些适龄儿童不能就学问题，市人委多方筹资，又发动全市干部、社会人士广泛捐款，创办一些民办学校，计有幼儿园20所、小学3所，基本解决了适龄儿童就学问题。针对劳动就业问题，市委于6月初抽调10名专职干部成立劳动就业办公室，并组成工作组协调全市劳动就业安排，通过努力，多方寻找就业门路，在1957年1-9月份共安排了临时工4400多人，固定工313人。
  全市整风运动初期的情况表明：全市各系统都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省委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各单位都在坚决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对能解决的问题都迅速作出了处理。这些都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推动了生产和工作，运动的进展符合中央和省委提出的要求。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高层，1957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整风运动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既然自上而下都在起劲地鼓励大家对党提意见，帮助整风，许多人在反复的号召和要求下，心理屏障完全拆除了，便敞开心扉说话了，一时间便兴起了自由批判的浪潮，整风运动出现了一种畅所欲言的局面。然而偏激、混乱的言论和局面也随之出现，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系统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言论。1957年5月8日和15日分别开始举行的全国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全国工商界座谈会，这是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和政府批评意见的集中地，到5月30日和6月8日，两个座谈会才分别结束。两个座谈会共举行了8次会议，发言达180多人次，发言的激烈与尖锐程度达到了毛泽东“暴露”右派分子面貌的目的。就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结束的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反击右派“公开动员令”，即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党内通知。这个《通知》要求“全国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各地整风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
  同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从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收到的匿名信的事件说起，对匿名信中的蛮横无理作了痛快淋漓的驳斥，指出“这是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的声音自然来自中共中央，所以这是一个开始反击的明确信号。之后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报纸刊物连续进行了一系列公开的动员，《人民日报》在6月9日至29日短短的二十天中就发表了反击右派的9篇社论。
  根据中央和福建省委的指示和部署，反右派斗争陆续在全省各地展开，一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突然转为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6月10日至25日，福建省委接连举办了数场动员会，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第二书记江一真都分别作了动员报告。
  1957年6月27、28日连续两天，漳州市委书记张希良、副书记赵年宏分别向全市干部作了反右派斗争的动员报告。7月5日前后，全市立即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高潮。全市共有党政机关、商贸企业、工厂等51个单位举行了声讨右派分子会议，参加人员17000人次。在各种会议上共有875人次发言，对右派言论进行了驳斥。较大规模的声讨会有全市工交系统的万人大会，共青团系统的1500人大会等。全市各种墙报、大字报、黑板报、漫画等更是铺天盖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向右派反击斗争的浪潮。
  在酝酿整风运动时，强调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然而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运动立即转变为“暴风骤雨”的方式。反右派斗争开展后，最先是在党政机关、各企业、工厂内部，采取边学习文件、边检查揭发、边争鸣辩论的方式，所有的言论和事情由远追溯到近，然后由事追溯到人，一个一个地把右派的言论和人搜索出来。到8月2日，已从全市党政机关、企业、工厂多个系统搜出8个右派分子，搜出市粮食局一个右派集团。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继续深入反击右派分子。8月3日，省委江一真书记发表讲话，要求加紧反右派斗争，全省各地反右派斗争迅速升温。运动也随之扩展到各行各业，趋向纵深发展。8月15日之前，漳州市党政机关、企业、工厂以及文化系统共有58个单位，运动深入开展的达25个单位，这些单位不断地有右派分子被搜出。其它单位由于干部力量不足，运动尚处在动员以及一般性的学习、讨论、批判阶段。
  8月10日后，漳州市工商界、教育界、卫生界、科技界相继开展反右派斗争并迅速掀起高潮。8月12日，漳州市三个民主党派在其内部分别成立反右派斗争中心小组，开始在其内部开展反右派斗争。自此，工商界、教育界、科技界、民主党派开始成为反右派斗争的重点目标。到8月15日，全市经过研究确定的右派分子由8月初的9人增加到17人，初步认定的“近似”右派分子的有15人。
  9月以后，工商界、民主党派成为反右派斗争的主战场，在三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内部，展开了“你死我活”式的斗争。到10月中旬，全市所有民主党派成员280人中，搜出右派分子20人，占总人数的7.14％；工商界247人中搜出右派分子2人。华侨界、宗教界、社会人士这时尚处在一般性的动员学习阶段，但很快就有几个右派分子被搜出。
  10月8日至10日，市委先后召开全市党支部书记以上会议三次，13日、14日又自内向外分别向全市党员及党外人士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决定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全面胜利的市直党政机关、大部分企业、工厂等单位结束反右派斗争，转入整风运动的第三阶段即整改阶段。但民主党派、工商界、华侨界、宗教界以及社会人士反右派斗争仍继续进行。
  民主党派在漳州市成立机构比较晚，1956年之前，漳州市只有农工党厦门市委会漳州支部和民盟漳州直属小组，成员48人（其中农工党31人，民盟17人）。1956年10月21日，经福建省委统战部批复，批准民革、民盟、农工党在漳州市建立筹备机构，并给每个党派配备4个干部，计划在1957年适当的时候成立各自领导机构。就在各个民主党派紧锣密鼓筹备之中，反右斗争开始了，在这次惊涛骇浪的斗争中，三个民主党派成为斗争的重灾区。到11月底，反右派斗争收尾时，三个民主党派共斗出右派分子23人，占在漳州全部成员的10.31％，其中三个党派的领导机关被斗出右派分子12人，占领导机关人数的63.15％，并在民革、民盟中挖出二个右派集团。三个民主党派的领导机关基本上被“一窝端”了。
  11月28日晚，漳州市委统战部召集“左派”会议。11月29日，市委统战部又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月末座谈会，正式作出了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总结，这标志着漳州市反右派斗争基本上是结束了。
  经过5个月激烈的反右派斗争，漳州市本市共揭发出右派分子57人（最后被研究确定的），其中市级干部1人、一般干部15人、工程技术人员1人、教职员17人、医务人员2人、僧尼人员2人、华侨人士1人、营业员9人。按政治面貌分：中共党员4人、共青团员8人、民主党派11人、无党派社会人士34人。
  对被揭露出来并被最终确定的右派分子，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按敌我矛盾从重处理：被逮捕法办5人，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9人，开除公职回家13人，监督劳动9人，留用察看3人，撤职7人，降职8人，免予处分3人。
  但是反右派斗争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收尾结束，反右派斗争本来应该是在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等地方进行的，但在实际运动中已经扩大到民间中去。1957年8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文件或作出指示，要求在农村、企业厂矿、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求讨论的中心题目是：合作化优越性问题、农村发展纲要问题、粮食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企业、工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求讨论的主要题目是：新旧社会的对比问题；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改善生活与发展生产的关系问题；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关系问题；工人与农民关系问题。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要求全民围绕上述题目展开大辩论。农村、企业、工厂、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实际上是反右派斗争在民间的铺开。之后在运动中漳州市有些单位还陆续划出几个右派分子。
  按上级布置，漳州市农村、企业、工厂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以继续整风的名义下进行的。
  按照中共龙溪地委的部署，10月中旬，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单位（指右派分子基本上已经被搜出来了，本单位有关右派言论已彻底被揭发，彻底被驳倒了，这些主要包括市直党政机关、工厂、企业、文教系统等54个单位）转入整风运动的第三阶段即整改阶段。各单位开始重新发动群众，揭露、批判工作上、领导作风上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要求群众畅所欲言，并发动党团员带头鸣放。10月下旬，一场以大鸣大放为主的声势浩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再次掀起高潮。这次“鸣放”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以大字报为主，所有的意见可以以记名或不记名的大字报贴出；二是以大辩论为主。大字报主要是揭发矛盾。群众提出的意见多集中在领导作风、业务工作、生产管理、机构体制、生活福利等方面问题。大辩论的主题是粮食问题以及合作化问题。期间，全市各单位召开了各类座谈会800余场次，参加的人数均超过所在单位总人数的80％以上。
  到11月23日，市委召开全市基层党支部书记暨全市整风工作组干部会议，对第三阶段整风工作作了全面的总结。但是整风运动并没有就此结束，会议认为：整风中大鸣大放大争论也可能有不深不透之处，多数单位经过大整大改也是仅仅解决了一些一般性问题，重大问题未得解决或解决不透，因此需要迅速转向整风的第四阶段，即整顿手工业合作社、整顿农业合作社、整顿党团组织。
  整风的第四阶段显然拖的时间比较长，也不是原先的计划部署，并且进一步把整风运动彻底地引向社会每一个成员上，但主要的工作停留在表面的宣传和学习上，实质性内容不多。这一阶段整风运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1957年11月底至12月底，在将近一个月时间内，全市各阶层群众展开了一个规模广泛的宣传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活动。二、1957年12月中旬至1958年1月中旬，在全市基层街道，财贸系统基层单位，基层手工业合作社，在继续辩论粮食问题、工农（城乡）关系问题、合作化问题基础上，转向辩论法制问题（要求学习治安条例、劳动教养条例、市场管理条例等）。三、1958年2月，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有关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运动”的指示，全市各行各业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工厂、企业、学校直到基层农业合作社，又重新发动群众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现场会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以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大跃进”。“双反、双比”主要性质是反保守，实际上就是一场批判“保守”、鼓动“全面跃进”全民教育活动。“双反、双比”之后，“大跃进”运动也全面兴起。
  1958年7月中旬，根据省、地委指示精神，市委分析了全市整风的整体情况，认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全面整风，绝大多数的党支部在大鸣大放、大整大改、大破大立中已基本上解决了存在的各方面主要问题，全市各条战线上已经出现全新的跃进气氛。7月16日，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动员会议，给全市基层党支部发出书面指示，要求在月底之前全市参加整风运动的69个党支部，在认真总结前期全面整风的基础上，进行组织整顿；城市手工业合作社、农村农业合作社同步进行整社。在整顿党的组织中，一些违法乱纪的、腐化堕落的、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思想的人被清理出党，一些基层党组织调整了领导成员，所有的党支部健全了工作制度。在城市手工业合作社、农村农业合作社全面健全定额管理制度，精简管理干部；调整所有合作社的理监事会主任、党团支部书记，要求必须由手工业工人和贫苦劳动农民中提拔担任；要求合作社干部参加劳动不得少于全体社员平均的2/3。至此，一场自1957年4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全面结束。
  但反右派斗争问题还是没有随之结束。由于在右派定性问题上一直反反复复、斗争激烈，到1958年8月，还划定了右派分子2人。
  整风运动，从1957年4月开始，到1958年7月结束，历时一年多，按照原先部署，要搞三个阶段，结果却历经四个阶段；原先是要开展党内整风，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运动偏离了原先计划的轨道，演变成反右派斗争，进而发展成全民整风运动，运动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同时在运动中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偏离了原来预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设想。
  但整风运动也有其积极的意义，整风运动上接19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当时急促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遗留下许多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在历时一年多的整风运动中得到了解决；整风运动过程中不断进行的专题学习教育活动也帮助广大群众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当时国家的一系列政策。整风运动下接“大跃进”运动。整风运动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使人们热情高涨，所以，实际上是为“大跃进”运动的掀起做了全民动员工作。
  而反右派斗争本来只是整个整风运动的小插曲而已，中央本来打算只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开展，然后再转入“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但形势的发展偏离原先的轨道，原来的安排被打破了。反右派斗争以“急风暴雨”的势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并逐渐向地、县两级以及厂矿、农村中、小学校扩展，进而推向社会各个领域，出现了严重扩大化倾向。
  反右派斗争在以后几十年历史中的影响远远超过整个整风运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扩大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这是事实。但当这种斗争演变成政治斗争时应该如何处理，当时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所以当时在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时，毛泽东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许多知识分子和党内干部由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大胆发言，善意批评，最终被当成右派言论而受打击，并遭受严厉的批判和惩罚，以致于家庭也受到牵连，教训极其深刻。
  其二：划定右派的标准也出了问题，反反复复，随意性很大。当时中央分别下发了划定右派分子、极右分子和不划为右派分子的标准，这些标准相当抽象，弹性很大，实际操作上很难掌握。基层单位为了表现在运动中工作抓得紧，工作做得好，把右派标准放得宽一些，以致多划一些右派分子是完全有可能的。
  其三：对右派分子的处理也过严过重。1959年9月，漳州市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为此，市委成立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张希良任组长，市委常委田悦庄任副组长，具体负责，并组成以市委统战部为主要力量的办事机构，由张亚盛任办公室主任，开始自上而下、由内及外，有计划有步骤地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此时市属右派分子共63名（不包括地直机关右派分子）。据1959年10月公布的漳州市右派分子的情况统计表显示：这63名右派分子，留在原单位工作共25人，其中在行政机关1人、在学校11人、在工厂企业11人、在民主党派团体中2人；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但留用的3人；按四类分子处理2人；监督劳动10人；开除后在本市无工作2人；开除后在外地8人；判刑5人；劳教7人，有1人尚未处理。
  这些人除被判刑、劳教和开除后离开本市20人，在漳州市的共43人，43人中分布在机关、学校、团体、工厂企业的占58％，在生产单位监督劳动的占26％，分散在社会上的占16％。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或单位的中坚力量，遭受不幸后，不能再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不幸。
  经过摸底调查，站队比较，座谈协商，在1959年国庆前后，陆续研究确定第一批摘掉帽子7人。之后1960年至1963年又分三批摘掉右派帽子30人，前后四批共摘掉右派分子帽子37人，尚有一些右派分子没有摘掉帽子。
  这些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员，在以后的岁月中，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安排，子女上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仍然受到另眼看待。“文化大革命”中“右派分子”问题又被重新提起，他们再度成为批判的对象，“死虎当成活虎打”，更不用说那些没有摘掉帽子的人，许多人被勒令交出原来的《发言稿》，交还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书，再次交代反革命言行，再次遭受批斗，被大会批小会斗，多数被强迫劳动，留在本单位的甚少。
  右派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指示，1979年3月22日市委发出正式通知书，对在漳州的113名“右派分子”（包括地直单位及外地转来），除移交地直及外地外，漳州市63人“右派分子”全部予以改正，63人中除已安排工作17人外，一次性安置39人（20年中已死亡9人），从农村收回被株连家属70人，并安排工作；补发工资44人，共计21227.74元；发给家庭困难补助金54人，共计14680元；发给家属抚恤金6人，共计3519.25元。至此，“右派”工作才全面结束。由于对“右派”摘帽和安置工作做到全面落实，不留尾巴，改正之后许多同志依旧满怀激情地参加工作，虽然曾经历经磨难，仍无怨无悔地向前看，许多人仍然在重要的岗位上做出显著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