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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成立于漳州
肖林
1943年10月，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在漳州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历经67年的历史沉积。今日提起它，有必要先从漳州人王兆培（新中国成立后任民革福建省委副主委）入台组建同盟会、发展台湾籍第一位会员翁俊明说起。
漳人吸收同盟会首位台籍会员
王兆培，漳州人，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春，奉同盟会施明的命令，从鼓浪屿东渡台湾，以在台北台湾医学校学医为名，秘密进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活动，准备组建中国同盟会台湾分会。那时，同班同学翁俊明（台南人），少时怀抱报国之志，反对日本侵占台湾，坦言台湾必须回归祖国怀抱。王与翁促膝谈心，赤诚相见，各表抱负，彼此成为志向相同的贴心知己。同年5月1日，王兆培便发展翁俊明加入同盟会，成为该会第一名台湾籍会员。9月，同盟会漳州机关部委任翁为“交通委员”（联络委员），化名翁樵，负责发展台湾会务。到1914年，先后吸收杜聪明（后为台湾医学泰斗）等同盟会台籍会员76人。当年11月9日，假台北艋岬平乐游酒家举行会员大会。
1913年，袁世凯柄权窃国，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先生赴日途中第二次到台湾，住“梅屋敷”旅社。翁俊明闻讯，晋谒孙氏，聆听教导，誓愿打倒袁贼，许身护国，保卫共和。秋，他和党员杜聪明留下血书告别父母，秘密离台转赴北平，计划利用病菌毒杀袁世凯，未遂。1915年，袁世凯大做皇帝梦，丧权辱国，而侵占台湾的日本殖民政府更加凶暴地实施苛政，实行“皇民化”政策，残酷统治台湾同胞。翁俊明无法忍受日本的奴役和欺侮，毅然抛弃家产，带家人迁往厦门居住，在那里团结流落的台胞共同组织“思宗会”、“健行社”，进行反对日本残民统治、光复台湾失土活动。
1938年6月，厦门沦陷，日本铁骑蹂躏祖国东南。翁俊明在民族危亡时刻，跋山涉水到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向当局陈请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台胞抗日救国团体，要求直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翌年，便筹组“重庆台湾革命同盟”，号召分散在大陆各地的热血台胞投入抗日队伍，还创办《台湾民声报》，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宣传我国军民艰苦抗战的重大胜利，鼓励台胞在前方后方坚持抗战到底。1940-1943年，翁俊明奔波于重庆、香港、广东、江西、漳州，一方面做分处大陆各地的台胞抗日团体的联合工作，一方面受命赴港负责“中央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事务，为台湾党部的正式成立作了组织基础准备。1943年10月，国民党台湾党部在漳州成立。这位由漳州人王兆培发展的台籍同盟会员（后转为国民党员）翁俊明，便历史使然地担负起台湾党部党务的领导职务。
漳州是国民党台湾党部的诞生地
漳州人王兆培发展台人翁俊明加入同盟会，而翁俊明筹备的国民党台湾党部又在漳州成立，这个历史的巧合，给漳台关系史增添了一项政治趣闻。
国民党台湾党部的成立经过和人事变换是这样的：
抗战中，台湾同胞在大陆组建的抗日团体名目繁多，有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抗日复土总联盟等等，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地点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但未形成一股合力，各有各的具体行动计划。翁俊明到重庆，同李友邦将军（台人，黄埔军校毕业，台湾革命党创建人）几次晤商，倡议组建“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并于1940年3月29日宣告正式成立，公开发表《共同宣言》，普告天下。宣言称：“中国欲速获得最后胜利而保持国家之强盛于久远，必须援助台胞重获自由解放，台胞欲变奴为主，亦必须协助祖国抗战。”1941年2月1日（一说10日），根据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改“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为“台湾革命同志联盟会”，明确提出“集中一切台湾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台湾”的统一行动纲领。同时，成立两个执行部：南方执行部，设于闽南；北方执行部，设于浙江，在台胞中从事抗日组织、宣传活动。
同时，国民党中央决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委派翁俊明为筹备处主任，刘启光为秘书，在香港秘密进行筹备工作。1942年，在江西泰和梅溪设立干部训练班，训练秘密招募而来的革命台胞青年，并秘密在日伪军中发展党员680人。同年4月，翁俊明还在重庆《益世报》刊登《台湾光复专刊》，创办《新台湾》刊物，反复宣传“驱逐日本，建设台湾”和“抗日御敌，光复台湾，还我河山”的爱国宗旨。
同是1942年，由于东南时局转化，李友邦将军将他所率领的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从浙东转移闽西南，设指挥部于龙岩，指挥分部于漳州，出版《台湾先锋》月刊和《台湾青年》旬刊，以号召“台胞和祖国人民同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社论语）。1943年6、7月间，组织台湾义勇队进行三次抗日武装斗争；6月17日（日本侵占台湾47周年），义勇队战士混入厦门，于深夜投掷数百枚手榴弹突袭厦门兴亚院日特机关，又撒放一批抗日传单；6月30日，义勇队炸了日本海军设在厦门虎头山的油库；7月1日，义勇队化装成平民，潜入伪厦门市政府成立三周年的庆祝会场，投掷手榴弹数十枚，炸死日伪军几十人。这三次武装斗争的胜利，鼓舞自己斗志，灭掉日敌威风，还给台湾党部在漳成立吹响了成功的前奏曲。
因为日寇嚣张气焰受挫，台湾革命同志联盟会代表大会于当年初夏在重庆召开，通过“陈请国民政府设置台湾省”的决议，阐述设省“而不负民望，使六百万台胞得以奉行三民主义，五十年失地得以归依祖国”。（《台湾同胞抗日50周年纪实》第272页）当时，蒋介石亦有此设想，遂内命“党务先行”于台湾，令撤消台湾党部香港筹备处，要翁俊明赶往闽南漳州准备城内正式举行台湾党部成立大会，选翁俊明为主任委员，谢东闵、林忠、郭大斗、丘念台为委员，林忠兼书记长。斯时，党部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训练台湾的党务工作人员。
党部委员的具体分工：丘念台分管组织。此人乃台湾爱国抗日名士丘逢甲之子，本名“踪”。父亲为了激励他念念不忘台湾，故改其名曰“念台”。抗战中，丘念台在惠、潮、梅地区组建台胞东区服务队，办游击基干训练班，培养抗日干部。“七·七”事变后，他以中山大学教授身份亲赴延安考察访问，受到毛泽东、张闻天、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台湾党部成立后，他继任台湾抗日武装的粤东工作团团长，把原东区服务队基本成员转入该团，扩大组织规模，加强抗日力量。
谢东闵分管宣传。台湾彰化人，祖籍漳浦，中山大学法学院毕业。1942年间，在香港做谍报工作，翌年初到重庆台湾党务训练班受训。党部成立，分管宣传，制作反日抗日传单，派员乘漳州走私交通船潜入厦门转往台湾散发。他还运用连震东（连战父亲）在庐山中央训练团任少将高级教官的关系，选拔近20名台湾青年到庐山受训，为抗战胜利光复台湾作干部准备。
翁俊明，履职主任委员不到50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43年11月28日，翁被日特毒杀，死于漳州振成巷租房中（一说病死，但未见可靠资料），时年52岁。因为翁一生爱国复台，反日抗日，又在日伪军中秘密发展党员，日敌对他恨之入骨，便采取卑鄙的手段将其毒杀。翁逝后，改由泉州旅菲华侨党员王泉笙代理主任委员，因故未能到任，由书记长肖宜坛暂代，将党部迁往福建临时省会永安。1945年抗战胜利，11月2日台湾党部迁往台北，由丘念台任主任委员。（广东文史资料第50辑）
尽管台湾党部在漳州成立的具体地点、时日和出席人数未获准确澄清，但视其成立经过及人事委任、变换的见证史料，可以不容置疑地说，台湾党部是在漳州成立的。那么，漳州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国民党台湾党部的诞生地了。
台湾党部1943年在漳州成立的原因
国民党台湾党部为什么于1943年10月在漳州小城成立呢？为什么其成立时间既不提前又不推后？为什么在香港筹备处运转两年而撤消并迁至漳州成立呢？这其中，当然有着许多原因，主要可能有三：
一、从国际形势看，中、英、美、苏同盟国与德、意、日协约国（有说轴心国）两大阵营的世界战争已经形成，国际反对法西斯力量在壮大。1941年12月8日，日本袭击美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3年，太平洋战争逐步升级，美军在太平洋开始反攻，盟军战机频繁地出动，日敌失去蛮行一时的制空权。同时，日本侵占东南亚各国，使太平洋各岛屿对日“南进政策”进行激烈抵抗，其在南中国企图制造“华南国”的阴谋，也被我国军民逐步粉碎。同年夏秋间，中、美、英三国准备举行开罗会议。11月23日，蒋介石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先行会谈。《会议纪要》称：“双方一致同意，日本以武力夺取的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归还中国。”
12月1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开罗宣言》，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领土，例如满州、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据《台湾事内》）处于这样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下，国民党台湾党部选择这一年成立正合时宜。
二、由于中共提出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深入民心，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救中国于危亡时刻，中国战区第一战场和第二战场先后传来捷报，在华北、华东、中原、华南地区的日敌虽然困兽犹斗，但是难以举步再行横越，东南沿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几乎被盟军和我军所全部替代。至此，中国抗战胜利透出曙光，因而收复台湾也可冀可望。蒋介石遂乘开罗会议之风，指示“政治、党务先行”于台湾，对内先作接管台湾宝岛的准备。1944年4月17日，国民党在中央设计局内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做相关准备工作，派陈仪为主任委员，王芸生、丘念台等人为委员，草拟接管台湾计划，翻译台湾法令，研究政治、社会问题。还在中央训练团内设立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从事调查台湾实际情况和各界台胞思想动态的工作。看来，台湾党部决定于1943年秋成立，也是根据中国当时战局而作出的决定，也是出于对中国抗战胜利可望、台湾光复可冀的大胆判断。
三、漳州是台湾的祖居地，漳州与台湾有着深厚的“五缘”关系。决定台湾党部在漳州成立的重要原因，乃系于此“五缘”。
从地缘上说，漳州与台湾只一海之隔，近在咫尺，水路航程一夜可达，实在是台湾党部进入台岛最合适、最快捷的前哨基地和直通门户。漳州又是非沦陷区，政治、军事、社会、文化都在国民党掌控之下，台湾党部成立于斯地，有着相对稳定的环境和条件，人员往来，物资储运，可不担过大风险，从而给党部成立提供一个比较安妥的地盘。若成立于被日军践踏的香港（1941年12月9日沦陷），则环境与条件截然不同，况乎台港相距要比台漳为远。
从血缘上说，近三四成台胞的血管里都流淌着漳州先人的血。因为他们的祖籍就是漳州，先辈从漳州移民台湾而代代传衍下来。抗战中已显露头角的台人连震东，故籍便是龙溪长洲；谢东闵是漳浦籍；林洋港是海澄籍；肖立云（焕章），乃东山故籍。所以，漳州人从来视台湾人为手足兄弟、昆仲同胞，特别愿意付给亲情，在相处中都以热烈的亲情给予协助和支持。184名台湾义勇队队员以漳州为基地，对侵厦日敌进行三次军事袭击，漳州人都暗中给予支持；400多名台胞流落漳州，就业、就学、从医、打工、住所、生活遇难处，漳人也尽力相帮和扶持。这种亲情的力量，客观上成为翁成功地成立台湾党部的精神因素。
至于人缘、文缘，漳台同宗同根，肤色相似，文化同源，语言相通，民俗相同，饮食相近，人际和合，交往如故，翁俊明在香港做筹备工作，人生地不熟，闽南语与粤语不相通，彼此交流困难，相识朋友稀少，社会基础薄弱，相帮辅力匮乏，故筹备工作进展缓慢。他从香港转到漳州，上述缺憾因地而解除。翁在辛亥革命时曾任同盟会漳州机关部交通委员，与漳属辛亥老人和知名人士有过交往，缘分甚好。例如漳州上层人物陈兆基、陈亮、孙次典、林仲山、林者仁、黄谦若、林炳康（中央日报社长）等，都与翁俊明过从甚密，对翁的呼求无不应诺，见难无不伸出援手。翁俊明在漳筹备时，曾有几个流氓在他家附近作崇。翁即告黄谦若。黄给下人发话，几个作祟的流氓便在翁家门外销声匿迹。据说丘念台路经沦陷区潮汕，潜来漳州参加党部成立大会，头戴凉笠，身穿黑香纹纱汉装，一口蕉岭客话，一进马坪街，便被警察疑为奸细扣起来。翁俊明闻知，找到郭熏风便放了人。翁俊明利用“人缘”关系在漳州筹备党部成立大会，“诸事顺适得多”。
参考书目：
1、《蒋介石大事长篇初稿》。
2、《台湾事典》，南开大学出版社。
3、《台湾同胞抗日50周年纪实》中国妇女出版社。
4、《广东文史资料》第50辑。
5、王兆培：《百年自述》。
6、《西湖访王老》，作者亲访记。
（作者系原漳州市方志办副主任）
1957年漳州市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
陈金资
1957年，党内进行了一场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紧接着又发动了一场涉及党外与党内的反右派斗争。这两场斗争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当代历史以及许多人的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整风运动是1957年4月正式开始的，但它的酝酿却是在1956年。这年，国际和国内都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称之为“多事之秋”。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强烈的震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动荡，相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就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风波迭起的同时，在国内也不平静。新中国建国后，我们国家在异常落后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搞急促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又基本上照搬于苏联，结果是形成了以唯一的公有制为经济基础、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广大人民群众一时还难以适应这一体制，一时间造成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到了1956年下半年出现集中爆发的倾向。
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1956年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思想日益活跃，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敢于说话了，这时他们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等许多问题提出了公开的批评和建议。而面对这些新出现的矛盾，党内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工作上陷入被动状态。
对于国内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从两个视角来观察的：一个是阶级斗争的视角，另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视角，但侧重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的问题，具体的解决办法是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曾说：“整风运动是我们党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以整风的方式，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以武力来解决。”
1956年11月，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宣布，准备在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整风的目的主要是要解决日益突出的各种各样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进入1957年春，毛泽东分别在不同场合作了两篇讲话，毛泽东的这两篇讲话在党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之后全国各地、各级党委都在传达和讨论这两篇讲话的精神。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是在1957年4月27日发出的，实际上在这之前，全国各地、各级党委在传达和讨论毛泽东两篇讲话的进程中，整风运动在各地已经开始了。
中共福建省委于1957年4月15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两篇讲话。参加省委扩大会的中共漳州市委书记张希良、副书记赵年宏于1957年4月18日返漳。22日即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省委扩大会议和毛泽东的讲话，参加会议的有全市科、局长以上党员干部48人。紧接着，市委又进行了专题研究，决定自4月24日至5月底止，全市党员集中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市委成立了由书记张希良为首的十人领导小组，下按工交、财贸、文教、党群、政法、统战六个系统分别成立各系统领导小组，领导全市各级召开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的两篇讲话。
1957年5月13日，市委召开了全体市委委员会议，讨论了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最新指示，会议一致表示拥护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决定立即在全市各级党组织中全面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5月23日，中共漳州市委发出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和初步计划》。决定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在全市党内全面深入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运动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个讲话为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任务。在市级党政领导机关，重点解决党的领导与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社会各个方面的矛盾；认真检查党的各个方面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认真检查那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和不从团结群众、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以及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对全市一般的党员干部主要进行四条教育，要求每个党员认真对照自己的思想联系检查，提高认识，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思想，端正工作态度，改进工作作风。
整风的步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主要是要求全体党员继续深入学习毛泽东的两篇讲话精神，学习中央和省委的整风指示。第二阶段是联系工作实际检查工作，检查思想作风，由市委带头对当前存在的主要矛盾、领导思想作风等做全面的检查，组织党员做讨论批评，在充分揭发工作中存在的矛盾的基础上，研究解决矛盾的办法。第三阶段是提出改进工作的方案或意见，并认真加以实行，解决一切矛盾和存在的问题。
整风的方法按照中央提出的“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和风细雨，恰如其分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运用参加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小组会以及谈心的形式进行，不开批评大会和斗争大会，不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们不能接受的批评意见。同时规定：在整风结束后，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不论错误大小，一概不予以组织上的处分。可惜的是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些良好的愿望和初衷大多被背离了。
5月24日至29日，全面整风的各方面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期间，市委制定并公布了全市开展整风运动的方案，确定以市委会、市人委、工会、法院、检察院、公安为重点在第一批开展整风，工交系统、财贸系统确定一些试点单位同期开展。市委同时还组织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初步收集当前存在的主要矛盾问题。
5月30日，根据龙溪地委的指示，市委对整风运动正式做出部署：
第一批：确定市委、市人委、工会、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六个单位，至8月底基本结束。
第二批：确定税务局、邮电局、粮食局、交通局、民警中队、手工业生产联社、团市委、工商联、各工厂、各商业公司等单位，8月底开始，10月中旬结束，对文教系统各单位暂不进行整风。但之后在实际操作上并不按事先的部署进行，犯了急进的毛病，似乎各方面的工作都在提前开始。实际上到了7月初，包括文化、教育系统在内全市所有系统都开展了整风运动。
在6月底之前，整风运动还是按事先的部署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全市各系统前后共召开了170次座谈会，参加人数2300余人次，许多党外人士被邀请参加会议，也广泛征求了许多党外人士的意见。这时尚处于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通过广泛的党内鸣放（鸣放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缩语），各系统共提出5453条意见，这些意见涉及领导作风、党群关系、生活福利、干部工作作风、机关制度、业务政策、经营管理及肃反、审干等方面的问题。大部分是正确的、善意的、合理的，除了当时认定不合理的741条外，其它的都要求相关单位、相关人员马上整改。如针对大鸣大放中提出的升学、就业、产供销三类市里主要的突出的矛盾，市委立即组织力量加以解决。就一些适龄儿童不能就学问题，市人委多方筹资，又发动全市干部、社会人士广泛捐款，创办一些民办学校，计有幼儿园20所、小学3所，基本解决了适龄儿童就学问题。针对劳动就业问题，市委于6月初抽调10名专职干部成立劳动就业办公室，并组成工作组协调全市劳动就业安排，通过努力，多方寻找就业门路，在1957年1-9月份共安排了临时工4400多人，固定工313人。
全市整风运动初期的情况表明：全市各系统都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省委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各单位都在坚决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对能解决的问题都迅速作出了处理。这些都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推动了生产和工作，运动的进展符合中央和省委提出的要求。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高层，1957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整风运动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既然自上而下都在起劲地鼓励大家对党提意见，帮助整风，许多人在反复的号召和要求下，心理屏障完全拆除了，便敞开心扉说话了，一时间便兴起了自由批判的浪潮，整风运动出现了一种畅所欲言的局面。然而偏激、混乱的言论和局面也随之出现，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系统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言论。1957年5月8日和15日分别开始举行的全国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全国工商界座谈会，这是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和政府批评意见的集中地，到5月30日和6月8日，两个座谈会才分别结束。两个座谈会共举行了8次会议，发言达180多人次，发言的激烈与尖锐程度达到了毛泽东“暴露”右派分子面貌的目的。就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结束的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反击右派“公开动员令”，即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党内通知。这个《通知》要求“全国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各地整风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
同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从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收到的匿名信的事件说起，对匿名信中的蛮横无理作了痛快淋漓的驳斥，指出“这是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的声音自然来自中共中央，所以这是一个开始反击的明确信号。之后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报纸刊物连续进行了一系列公开的动员，《人民日报》在6月9日至29日短短的二十天中就发表了反击右派的9篇社论。
根据中央和福建省委的指示和部署，反右派斗争陆续在全省各地展开，一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突然转为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6月10日至25日，福建省委接连举办了数场动员会，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第二书记江一真都分别作了动员报告。
1957年6月27、28日连续两天，漳州市委书记张希良、副书记赵年宏分别向全市干部作了反右派斗争的动员报告。7月5日前后，全市立即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高潮。全市共有党政机关、商贸企业、工厂等51个单位举行了声讨右派分子会议，参加人员17000人次。在各种会议上共有875人次发言，对右派言论进行了驳斥。较大规模的声讨会有全市工交系统的万人大会，共青团系统的1500人大会等。全市各种墙报、大字报、黑板报、漫画等更是铺天盖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向右派反击斗争的浪潮。
在酝酿整风运动时，强调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然而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运动立即转变为“暴风骤雨”的方式。反右派斗争开展后，最先是在党政机关、各企业、工厂内部，采取边学习文件、边检查揭发、边争鸣辩论的方式，所有的言论和事情由远追溯到近，然后由事追溯到人，一个一个地把右派的言论和人搜索出来。到8月2日，已从全市党政机关、企业、工厂多个系统搜出8个右派分子，搜出市粮食局一个右派集团。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继续深入反击右派分子。8月3日，省委江一真书记发表讲话，要求加紧反右派斗争，全省各地反右派斗争迅速升温。运动也随之扩展到各行各业，趋向纵深发展。8月15日之前，漳州市党政机关、企业、工厂以及文化系统共有58个单位，运动深入开展的达25个单位，这些单位不断地有右派分子被搜出。其它单位由于干部力量不足，运动尚处在动员以及一般性的学习、讨论、批判阶段。
8月10日后，漳州市工商界、教育界、卫生界、科技界相继开展反右派斗争并迅速掀起高潮。8月12日，漳州市三个民主党派在其内部分别成立反右派斗争中心小组，开始在其内部开展反右派斗争。自此，工商界、教育界、科技界、民主党派开始成为反右派斗争的重点目标。到8月15日，全市经过研究确定的右派分子由8月初的9人增加到17人，初步认定的“近似”右派分子的有15人。
9月以后，工商界、民主党派成为反右派斗争的主战场，在三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内部，展开了“你死我活”式的斗争。到10月中旬，全市所有民主党派成员280人中，搜出右派分子20人，占总人数的7.14％；工商界247人中搜出右派分子2人。华侨界、宗教界、社会人士这时尚处在一般性的动员学习阶段，但很快就有几个右派分子被搜出。
10月8日至10日，市委先后召开全市党支部书记以上会议三次，13日、14日又自内向外分别向全市党员及党外人士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决定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全面胜利的市直党政机关、大部分企业、工厂等单位结束反右派斗争，转入整风运动的第三阶段即整改阶段。但民主党派、工商界、华侨界、宗教界以及社会人士反右派斗争仍继续进行。
民主党派在漳州市成立机构比较晚，1956年之前，漳州市只有农工党厦门市委会漳州支部和民盟漳州直属小组，成员48人（其中农工党31人，民盟17人）。1956年10月21日，经福建省委统战部批复，批准民革、民盟、农工党在漳州市建立筹备机构，并给每个党派配备4个干部，计划在1957年适当的时候成立各自领导机构。就在各个民主党派紧锣密鼓筹备之中，反右斗争开始了，在这次惊涛骇浪的斗争中，三个民主党派成为斗争的重灾区。到11月底，反右派斗争收尾时，三个民主党派共斗出右派分子23人，占在漳州全部成员的10.31％，其中三个党派的领导机关被斗出右派分子12人，占领导机关人数的63.15％，并在民革、民盟中挖出二个右派集团。三个民主党派的领导机关基本上被“一窝端”了。
11月28日晚，漳州市委统战部召集“左派”会议。11月29日，市委统战部又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月末座谈会，正式作出了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总结，这标志着漳州市反右派斗争基本上是结束了。
经过5个月激烈的反右派斗争，漳州市本市共揭发出右派分子57人（最后被研究确定的），其中市级干部1人、一般干部15人、工程技术人员1人、教职员17人、医务人员2人、僧尼人员2人、华侨人士1人、营业员9人。按政治面貌分：中共党员4人、共青团员8人、民主党派11人、无党派社会人士34人。
对被揭露出来并被最终确定的右派分子，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按敌我矛盾从重处理：被逮捕法办5人，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9人，开除公职回家13人，监督劳动9人，留用察看3人，撤职7人，降职8人，免予处分3人。
但是反右派斗争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收尾结束，反右派斗争本来应该是在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等地方进行的，但在实际运动中已经扩大到民间中去。1957年8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文件或作出指示，要求在农村、企业厂矿、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求讨论的中心题目是：合作化优越性问题、农村发展纲要问题、粮食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企业、工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求讨论的主要题目是：新旧社会的对比问题；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改善生活与发展生产的关系问题；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关系问题；工人与农民关系问题。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要求全民围绕上述题目展开大辩论。农村、企业、工厂、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实际上是反右派斗争在民间的铺开。之后在运动中漳州市有些单位还陆续划出几个右派分子。
按上级布置，漳州市农村、企业、工厂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以继续整风的名义下进行的。
按照中共龙溪地委的部署，10月中旬，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单位（指右派分子基本上已经被搜出来了，本单位有关右派言论已彻底被揭发，彻底被驳倒了，这些主要包括市直党政机关、工厂、企业、文教系统等54个单位）转入整风运动的第三阶段即整改阶段。各单位开始重新发动群众，揭露、批判工作上、领导作风上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要求群众畅所欲言，并发动党团员带头鸣放。10月下旬，一场以大鸣大放为主的声势浩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再次掀起高潮。这次“鸣放”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以大字报为主，所有的意见可以以记名或不记名的大字报贴出；二是以大辩论为主。大字报主要是揭发矛盾。群众提出的意见多集中在领导作风、业务工作、生产管理、机构体制、生活福利等方面问题。大辩论的主题是粮食问题以及合作化问题。期间，全市各单位召开了各类座谈会800余场次，参加的人数均超过所在单位总人数的80％以上。
到11月23日，市委召开全市基层党支部书记暨全市整风工作组干部会议，对第三阶段整风工作作了全面的总结。但是整风运动并没有就此结束，会议认为：整风中大鸣大放大争论也可能有不深不透之处，多数单位经过大整大改也是仅仅解决了一些一般性问题，重大问题未得解决或解决不透，因此需要迅速转向整风的第四阶段，即整顿手工业合作社、整顿农业合作社、整顿党团组织。
整风的第四阶段显然拖的时间比较长，也不是原先的计划部署，并且进一步把整风运动彻底地引向社会每一个成员上，但主要的工作停留在表面的宣传和学习上，实质性内容不多。这一阶段整风运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1957年11月底至12月底，在将近一个月时间内，全市各阶层群众展开了一个规模广泛的宣传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活动。二、1957年12月中旬至1958年1月中旬，在全市基层街道，财贸系统基层单位，基层手工业合作社，在继续辩论粮食问题、工农（城乡）关系问题、合作化问题基础上，转向辩论法制问题（要求学习治安条例、劳动教养条例、市场管理条例等）。三、1958年2月，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有关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运动”的指示，全市各行各业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工厂、企业、学校直到基层农业合作社，又重新发动群众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现场会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以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大跃进”。“双反、双比”主要性质是反保守，实际上就是一场批判“保守”、鼓动“全面跃进”全民教育活动。“双反、双比”之后，“大跃进”运动也全面兴起。
1958年7月中旬，根据省、地委指示精神，市委分析了全市整风的整体情况，认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全面整风，绝大多数的党支部在大鸣大放、大整大改、大破大立中已基本上解决了存在的各方面主要问题，全市各条战线上已经出现全新的跃进气氛。7月16日，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动员会议，给全市基层党支部发出书面指示，要求在月底之前全市参加整风运动的69个党支部，在认真总结前期全面整风的基础上，进行组织整顿；城市手工业合作社、农村农业合作社同步进行整社。在整顿党的组织中，一些违法乱纪的、腐化堕落的、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思想的人被清理出党，一些基层党组织调整了领导成员，所有的党支部健全了工作制度。在城市手工业合作社、农村农业合作社全面健全定额管理制度，精简管理干部；调整所有合作社的理监事会主任、党团支部书记，要求必须由手工业工人和贫苦劳动农民中提拔担任；要求合作社干部参加劳动不得少于全体社员平均的2/3。至此，一场自1957年4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全面结束。
但反右派斗争问题还是没有随之结束。由于在右派定性问题上一直反反复复、斗争激烈，到1958年8月，还划定了右派分子2人。
整风运动，从1957年4月开始，到1958年7月结束，历时一年多，按照原先部署，要搞三个阶段，结果却历经四个阶段；原先是要开展党内整风，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运动偏离了原先计划的轨道，演变成反右派斗争，进而发展成全民整风运动，运动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同时在运动中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偏离了原来预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设想。
但整风运动也有其积极的意义，整风运动上接19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当时急促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遗留下许多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在历时一年多的整风运动中得到了解决；整风运动过程中不断进行的专题学习教育活动也帮助广大群众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当时国家的一系列政策。整风运动下接“大跃进”运动。整风运动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使人们热情高涨，所以，实际上是为“大跃进”运动的掀起做了全民动员工作。
而反右派斗争本来只是整个整风运动的小插曲而已，中央本来打算只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开展，然后再转入“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但形势的发展偏离原先的轨道，原来的安排被打破了。反右派斗争以“急风暴雨”的势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并逐渐向地、县两级以及厂矿、农村中、小学校扩展，进而推向社会各个领域，出现了严重扩大化倾向。
反右派斗争在以后几十年历史中的影响远远超过整个整风运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扩大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这是事实。但当这种斗争演变成政治斗争时应该如何处理，当时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所以当时在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时，毛泽东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许多知识分子和党内干部由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大胆发言，善意批评，最终被当成右派言论而受打击，并遭受严厉的批判和惩罚，以致于家庭也受到牵连，教训极其深刻。
其二：划定右派的标准也出了问题，反反复复，随意性很大。当时中央分别下发了划定右派分子、极右分子和不划为右派分子的标准，这些标准相当抽象，弹性很大，实际操作上很难掌握。基层单位为了表现在运动中工作抓得紧，工作做得好，把右派标准放得宽一些，以致多划一些右派分子是完全有可能的。
其三：对右派分子的处理也过严过重。1959年9月，漳州市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为此，市委成立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张希良任组长，市委常委田悦庄任副组长，具体负责，并组成以市委统战部为主要力量的办事机构，由张亚盛任办公室主任，开始自上而下、由内及外，有计划有步骤地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此时市属右派分子共63名（不包括地直机关右派分子）。据1959年10月公布的漳州市右派分子的情况统计表显示：这63名右派分子，留在原单位工作共25人，其中在行政机关1人、在学校11人、在工厂企业11人、在民主党派团体中2人；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但留用的3人；按四类分子处理2人；监督劳动10人；开除后在本市无工作2人；开除后在外地8人；判刑5人；劳教7人，有1人尚未处理。
这些人除被判刑、劳教和开除后离开本市20人，在漳州市的共43人，43人中分布在机关、学校、团体、工厂企业的占58％，在生产单位监督劳动的占26％，分散在社会上的占16％。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或单位的中坚力量，遭受不幸后，不能再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不幸。
经过摸底调查，站队比较，座谈协商，在1959年国庆前后，陆续研究确定第一批摘掉帽子7人。之后1960年至1963年又分三批摘掉右派帽子30人，前后四批共摘掉右派分子帽子37人，尚有一些右派分子没有摘掉帽子。
这些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员，在以后的岁月中，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安排，子女上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仍然受到另眼看待。“文化大革命”中“右派分子”问题又被重新提起，他们再度成为批判的对象，“死虎当成活虎打”，更不用说那些没有摘掉帽子的人，许多人被勒令交出原来的《发言稿》，交还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书，再次交代反革命言行，再次遭受批斗，被大会批小会斗，多数被强迫劳动，留在本单位的甚少。
右派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指示，1979年3月22日市委发出正式通知书，对在漳州的113名“右派分子”（包括地直单位及外地转来），除移交地直及外地外，漳州市63人“右派分子”全部予以改正，63人中除已安排工作17人外，一次性安置39人（20年中已死亡9人），从农村收回被株连家属70人，并安排工作；补发工资44人，共计21227.74元；发给家庭困难补助金54人，共计14680元；发给家属抚恤金6人，共计3519.25元。至此，“右派”工作才全面结束。由于对“右派”摘帽和安置工作做到全面落实，不留尾巴，改正之后许多同志依旧满怀激情地参加工作，虽然曾经历经磨难，仍无怨无悔地向前看，许多人仍然在重要的岗位上做出显著的成绩。
漳州方言
䀫瞑和䀫目睫毛
闽南方言谓人说话不着边际，常言：“䀫瞑讲梦话”。本指睡意犹在，说起呓语，后引申为讲话不着边际，有胡说八道的含义。
“䀫瞑”，闽南方言音“hambbíng”，指昏昏欲睡状或睡意朦胧。“䀫”，汉语语音tǔn，是朦胧欲睡的样子。《字汇·目部》云：“䀫，朦胧欲睡之貌。”闽南方言用其字义，不用其字音，因其字形作“h䀫m”之音。这是先人巧用汉字为己用的典型，在音、义未能两全的情况下，舍音取义，断不用无义之音字。“瞑”，汉语语音míng，眼睛闭起来的意思。《说文·目部》：“瞑，翕目也。”《广韵·青韵》：“瞑，合目瞑瞑。”闽南方言取其音与义，与“䀫”组成一词，是为“䀫瞑”。古无“䀫瞑”一词，应是方言为强调朦胧之睡意，合而为一语。唐代诗人陆龟蒙诗云：“频抛俗物心还爽，远忆幽期目剩瞑。”诗中的“瞑”就是“䀫瞑”。
“䀫”系冷僻字，另有“目睫频动”的含义，汉语语音为“jiá”，闽南方言仅取其义，读nì，如“目睫毛䀫没停”，谓一直眨眼或指眼眨个不停。
李竹深漳州“三蕾一鸿”事件真相
卢奕醒
1966年夏天，在共和国横遭浩劫的时候，我们芗城也发生过一起围剿业余文艺作者的特大冤案，声势规模之浩大、牵涉面之广、打击面之宽，在全省乃至全国均属罕见。一大批年纪轻轻的、在红旗下长大的热血青年都被突如其来的横祸整得晕头转向。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有的当事人已经不幸亡故，多数也已届耄耋之年。然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重大的案件？其中有什么冤情？有何教训？应该说需让芗城父老乡亲清楚其中之缘由。据我所知，“四人帮”倒台后，所有当事人也都曾群情激愤过，但后来与共和国主席和老帅们的悲惨遭遇一比照，大家都明白这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个人的冤屈算不了什么。《水仙花》文艺杂志和《金盏》民间文学小报创刊后，大家忙于编刊办报，“要将‘四人帮’所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谁都没有心思再去回顾那些不幸的往事，舔养受伤的心灵。《芗城文史资料》的编者认为有必要补写这一笔，揭示事件的原委与经过，有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提醒人们以史为鉴，注意避免悲剧重演。是故，我勉为其难，重揭伤疤，记录下自己所了解的部分事实，也祈请其他尚健在的知情者共同补正。
所谓的“三蕾一鸿”是怎么一回事？
所谓的“三蕾一鸿”，其实是莫须有的、并非一个什么组织机构的正式名称，它只是文革初期，某些人为迫害业余文艺作者“创造性”地仿照当时报刊上流行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提法所捏造出来的专用名词。其所指的是我市在1958年以后所涌现出来的众多业余文艺小组中的“春鸿”、“芗蕾”、“蓓蕾”和“春蕾”等四个业余文艺小组。
那么它们是一些什么样的组织呢？原来在大跃进年代，我市曾出现过全民写诗抓创作的热潮，各种文学社、业余文艺兴趣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在各机关、工厂，尤其是学校纷纷建立并开展各种活动。“春鸿文艺”早在1958年就由漳州二中学生郭建章等组织成立，后由陈玉旺、李志敏等继续组织活动。“芗蕾文艺”是漳州侨中教师陈如珂等人组织的。“蓓蕾业余文艺小组”才是1959年我在高中毕业后与同班学友叶升旗等共同组织的，其还于1962年在市文联的支持下与“春鸿业余文艺小组”合并组成“春蕾业余文艺小组”。这些小组均是一些爱好文艺的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后，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由不同的成员自愿组合、分散活动的松散型的业余文艺组织。其成员在不同的工作、学习岗位，放弃休息，辛勤习作，然后汇集作品，一两个月才编印成一本油印刊物在内部互相交流。刊物从未对外公开发行，纯粹是种习作园地，作品经切磋修改后才转投正式报刊公开发表。
这些业余文艺小组当时都得到市文联的指导与支持，多次得过奖励。许多小组成员都是所在单位的工作骨干或先进分子，大家都尽可能做到业余习作与本职工作两不误；个别成员创作活动有成绩，还曾被选送参加全国的业余文艺作者代表大会。所谓的众多罪名是如何被强加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神州大地乌云翻滚。“四人帮”以种种卑劣的手法，对邓拓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作品，肆意挞伐、横加罪名，开启了现代大兴文字狱的恶劣先例，揭开了中国革命史上最黑暗、最丑恶的一页。
社会上总有人特别擅长窥测政治方向，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中捕捉可趁之机。事后我才知道，我所在工作单位的校领导与当时漳州市文联的负责人同是南下干部，却在感情上有过嫌隙。他紧紧抓住机会，妄图先将我打成“反革命”、“坏人”，然后再将矛头直指一直大力支持我们活动的市文联负责人，即所谓的“后台老板”，从而达到既发泄私怨，又可在文革建立奇功、积累政治资本的目的。他利用校政治处主任与我是师生关系，让其先与我套近乎，以“要学习讨论”为名，要看我的“业余习作”。我未觉察他们的叵测居心，以为自已动机纯正、愿望良好，即使有缺点甚至错误也应该欢迎自己的老师与领导批评指正。我满怀信任地将停刊多年、仅存的一整套业余习作刊物送给他，想不到这恰恰为他们制造打击我的“炮弹”提供了最大的方便！随即，他们就纠集黑笔手，用“四人帮”对付邓拓、吴晗的手法，捏造事实、罗织罪名，仅几天功夫就炮制出一份所谓的《评“三蕾一鸿”的反动本质》的极其恶毒的黑材料，煞有介事地罗列了莫须有的“十大罪状”，诬称“三蕾一鸿”是什么“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是什么“三家村的漳州分店”，还封我为“黑掌柜”。材料立即上报中共漳州市委，并散发全国各地的有关单位，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和严重后果，因为当时正是文革刚开始的风口浪尖，来自战略地位极其敏感的“福建前线”，又有那么多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的所谓黑组织的材料，当然引起高度重视，许多业余作者立即受到停职或隔离审查，有的受到捆绑、吊打、游街、跪碎石、逼供信；有的被打入“牛棚”，被褥被泼上尿水；好几位正在谈对象的作者还被“棒打鸳鸯”不得不分手；最不幸的要算外贸职工，我的同学余渭生，他仅因写了几篇作品和参加市文联活动，竟被“邓拓-陈布伦-余渭生”的所谓黑线要把他抓去游街，他受不了羞辱就跳井身亡，这是多么惨痛的血的教训呀！
他们泡制黑材料的卑鄙手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曰牵强附会、横加罪名：将几个互不相干的业余文艺组织硬捏在一起，冠以“三蕾一鸿”的名称，还上纲上线，强行将它们与所谓的刘少奇文艺黑线和“三家村”挂钩，达到其制造最大批判效果的险恶目的。
二曰无中生有、捏造事实：随意篡改歪曲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业余作者的家庭出身和政治历史。如恶意地将我的家庭出身篡改为所谓的“地主兼工商业”、“恶霸地主”；将文革前有关部门早就为我父母亲所做的“属一般伪党员免予处分”的政治历史结论置之不顾，一口咬定他们是所谓的“罪恶累累的国民党反动党团骨干”，目的就是要欺骗所有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我们这些人都是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的“狗崽子”，是“没有改造好的黑五类”。说什么“三蕾一鸿”是对现实极其不满的剥削阶级子女幻想资本主义复辟的“裴多斐俱乐部”；还造谣说什么“三蕾一鸿”是“地下黑刊物”、“是被公安局勒令停刊的”，以挑动人们对业余作者的仇视与痛恨。
三曰斩头去尾、断章取义：如郑惠聪写的《红旗越举越坚牢》是首共二十八节的长篇叙事诗，每节四行，描写的是1932年红军入漳受到闽南人民热烈欢迎的生动故事。其前七节是写红军入漳前闽南人民的苦难生活情景。他们大笔一挥拦腰斩下，然后加上按语，诬称作者、编者“攻击现实、诅咒三面红旗，公开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一位叫“平凡”的业余作者是苦孩子出身，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写了一首忆苦思甜、讴歌幸福新生活的诗歌竟横遭腰斩，将描写解放前苦难生活的内容歪曲为“攻击现实，丑化人民公社”。
四曰肆意歪曲、血口喷人：如我写的《登厦鼓日光岩》一诗，明明是站在厦门鼓浪屿的水操台上缅怀当年郑成功将军训练水兵收复宝岛台湾的英雄业绩，他们却明目张胆地改换我的立足点，污蔑说我是“站在阿里山上为蒋介石反攻大陆招魂”。而另一位业余作者满腔热情书写的一首《党的赞美词》更是肆无忌惮的诬蔑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党诗篇”！
五曰无限上纲、置人死地：1962年我为《春蕾文艺》的“七一特大号”复制的一张毛主席像，的确画得不太符合标准。客观原因是：我没有绘画基础，趴在用小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下临摹一张夜景油画，难度很大，当时又逢期末学校工作特忙，画后没有好好检查，事后不但我自己而且其他任何人都长期没有发现有任何不妥；主观原因是：文革前对画领袖像的严肃性和重要意义没有足够的认识，认为毕竟不是印刷的，又是内部的，只要尽力画得比较象就可以了。及至发现没画好，我也深感惭愧与痛心。可是硬要说我“刻骨仇恨，有意丑化”，这与事实出入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总之，如此不顾事实、蛮不讲理的手法，成篇累牍；罪名之大，骇人听闻，任何一条罪名都足以置人死地。当时我才二十多岁，从未经历过任何政治运动，当然十分惊恐，天天晚上都要被恶梦惊醒，吓出一身冷汗；直至半个月后，定神扪心自问并无恶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心情才逐渐平复。
听说，当时的市委书记巩鸣鹏闻报后勃然大怒。他立即召集市委常委开会，下令全市人民集中火力，“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三蕾一鸿’猛烈开火！”并责令全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都要凭党支部的介绍信，组织所有干部群众到现场观看铺天盖地的声讨我们的大字报。然后，他还派遣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市公安局长一道亲自带领文革工作组进驻学校，“要抓大老虎”，夺取文革的新胜利。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后绽春蕾然而，历史发展的辨证法是无情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经过了这场浴血的洗礼，我也更深刻地认识到“要相信党、要相信群众”这一颠扑不灭的真理。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文革工作组进驻学校，调阅了有关“三蕾一鸿”的所有原始材料后，就说“这样的材料，以后要怎样端得上台桌（意指无法定案）！”于是他们就先把我们晾在一边，因此后来竟有人诬指其为“包庇黑帮”。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不少业余文艺作者找上市委书记巩鸣鹏要求平反。他反问“你们要求为谁平反？”众答“为我们自己！”他吃惊不小，问“怎么会是你们自己？”经证实后，他深有感慨地说“我看了基层上报的材料，以为‘三蕾一鸿’的成员一定都是国民党的遗老遗少，不然怎么会对共产党、对新社会怀有那样的深仇大恨？想不到竟然都是一些在红旗下长大的小青年。”于是，他很干脆地做出为“三蕾一鸿”公开平反的决定，亲自撰写并批经费印平反公告。
我个人的问题又拖了一段时间。有人一口咬定我是“有意丑化”，大会批、小会斗；说我会写黑文章，思想坏，一句一拳头，专门猛击我的头部，要砸烂我的“狗头”，打得我头痛欲裂，眼冒金星；打昏了跪下去，头发一揪，站起来继续打。连续殴打体罚，我无奈只好屈打成招。喜得有的人手舞足蹈，急急忙忙上报材料，要让公安局抓现行将我逮捕法办。公安局专案人员不下十次找我，边核实材料，边耐心地对我进行帮助教育，并支走了“红卫兵”打手，让我终于解除顾虑抖出真情、讲了实话，没有在忍冤受屈的深坑里继续陷下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参与编辑的《水仙花》文艺刊物终于问世，不久，由我担任主编的《金盏》民间文学小报也相继创刊。我打从心眼里由衷赞美、热烈欢呼：文艺界的第二个春天真正来到，“春蕾”在经历严冬后也终于吐蕊开花了！
“文革”中的漳州南山寺
庄宗沛
翻开漳州古代的志书，许多朝代都记载着南山寺，浏览历代文人的诗章，不乏涉及南山寺的记述，可见，佛教圣地南山寺的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明朝万历《漳州府志》卷五——
漳州古称佛国，自唐至元，境内大小寺院至六百余所。国朝废寺，多所并入。今在府城止有名寺五：曰开元，曰法济，曰净众，曰南山，曰龙山，谓之五禅。
清朝康熙《龙溪县志》卷十一——
南山寺在通津桥南之右，唐建，乾德六年刺史陈文颢重修。初名报劬，后改崇福，明改为南山寺。
民国《福建通志》卷十八——
南山报劬崇福寺，在府城南厢丹霞山麓，唐太傅陈邕建。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60号文件形式转发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院的报告》，其中有“漳州南山寺，建于唐开元年间（714-741），闽南著名古寺。”
这一座闻名遐迩的佛教丛林，历史上却惨遭多次毁害：842年，唐武宗制造会昌法难，南山寺被迫关闭大门；1864年，太平军残部李世贤入院大肆烧杀，南山寺一炬而废，仅剩天王殿；民国初期，军阀陈国辉占寺为兵营，掠尽寺内文物典籍；最近的一次当属1966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南山寺被损得惨不忍睹。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时，各大报刊已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以批判海瑞为突破口而大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当时漳州有一所高校“福建第二师范学院”，一些学生从北京、上海得到“革命造反”的消息，所以不甘漳州小城的平静，一定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他们用“革命青年”或“革命学生”名义在街上造反。1966年漳州闹市在北京路和新华西路一带，许多商店是公私合营保留下来的，所以有着许多解放前的红木家具，这些柜台、货架、桌椅，家具雕刻“福禄寿”字样及蝙蝠、寿桃、龙凤等图案，“革命学生”以此发难说，这些“封资修”的东西祸害社会，企图用“四旧”对抗社会主义，勒令店家要“除掉”，又说“商店”的“商”字是资本主义的，这样的招牌必须去掉。政治风暴来势汹汹，无人敢表示异议，连地委、市委也缄口不言，说什么“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这些店家只好用油漆或木板遮上“四旧”的东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革命学生”挖空心思，以其“文化水平”又发现南山寺在唐代736年陈太傅献宅为寺的历史，陈太傅的女儿陈金花削发为尼，住寺修行，这位金花郡主的墓冢千年依旧，位于烈士墓之山下，南山寺之西南角。“革命学生”认为陈金花是封建时代的“才女”，岂能容其安睡在社会主义大地上，当即扛锄提铲前去造反。千年古墓，土质坚硬，几个嫩
小子费尽全力还不见棺木，只好收工，另谋良策。当晚南山寺僧人桂枝和义工陈惠东连夜掘墓，收藏陈金花灵骨，多年后交由管理南山寺的园林管理处保管，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安葬建墓。“二师院”少数学生破才女墓，首开“文革”指向南山寺第一枪，紧接着的七月份，漳州二中“革命学生”也行动起来，他们指向的是南山寺大大小小佛菩萨尊像。某日，一群中学生提着工具冲进南山寺，一到山门，白纸黑字的“革命大字报”往朱红色寺墙一贴，大喊“打倒牛鬼蛇神！”“打倒封资修！”这时，僧人、斋姑不知所措，只能双手合十静观其变。他们非常害怕，1958年大跃进时，市政协到庙里办“畜牧试验场”，又叫他们消灭“四害”，他们说出家人不杀生，结果遭到批判，还有人判刑、劳教。现在运动又来了，几年前的景象又出现了。学生很冲动，见佛像就敲打。也许佛像太高大太坚硬，敲打的工具太脆弱太无力，所以只损表面，造型没有改变，充其量是一场骚扰。这一群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又一个殿堂一个殿堂地“革命”，忽然看到一尊白玉佛，大家愣住了。十九世纪末因慈禧太后生日，清廷特地从缅甸精选材料精雕细刻三尊玉佛，作为礼物奉送给这位“老佛爷”。
当时的慈禧故作姿态而转送寺院，后来分别安置在北京北海公园的团城，上海玉佛寺和漳州南山寺，故而这尊玉佛是南山寺一宝。面对这样庄严的佛像，或者说珍贵的文物，还是说精致的艺术品，将要一锤毁容，有些人犹豫了，有带头的人高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批无知的热血青年又激动起来，“哐啷”一声，释迦牟尼佛像那一根引多少信徒顶礼膜拜的玉指断了。这时匆匆地走来许多解放军战士。当时，南山寺西厢一排房屋为公安部队龙溪支队的一个中队战士借住，这些战士暂住寺院是征得住持广心和尚同意的，他们与僧众关系很好。今日见此情景，年轻战士愤愤不平，所以挺身而出。解放军战士跟学生们辩论，一边说“打倒封资修是革命行动”，一边说“保护文物是战士的职责”，毕竟解放军威武雄壮，白玉佛保住了。
“文革”风暴愈卷愈烈，南山寺命运岌岌可危，如何保住佛像，寺僧无能为力。这时，市委代理书记巩鸣鹏召集红卫兵头头开座谈会，耐心讲述保护南山寺的理由，最后指定一位副市长负责，先用大字报、大标语把佛像遮挡住。等待运动后期处理。二中的“革命学生”就配合街道“革命群众”，用竹匾、木板把一尊尊佛像围起来，外面贴上大字报“牛鬼蛇神你听着，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来了！”歪打正着，佛像保住了。
佛像委曲地留下来，可是僧人却留不下来。“文革”之初，南山寺还不到十位僧人，他们是广心（住持）、广度（监院）、广月（库头）、广定（香灯）、传扬、传允、传灯、妙应、桂枝等。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出现了，“革命”形式从动口、动笔到动手，抄家、游街、抓人、捆绑、吊打逐步升级。有“红卫兵”者看上南山寺，贴上大字报骂道：“和尚和尚，快快滚蛋，不会干活，只会吃饭，再不滚蛋，砸你一个稀巴烂！”无奈之下，僧人各奔西东。俗家有亲戚的就回去投奔，无家可归的到外面寻找住处。广心和尚是方丈住持，在福建佛教界声望很高，1924年任厦门南普陀寺佛学研究社监学，泉州承天寺监院。1933年任漳州南山寺住持，1945年又兼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是厦门佛协理事长、漳州佛协主委。解放后的“土改”，因为他解放前“为南山寺购买了不少田产”，被划为“地主”，其时人居厦门，由徒弟传扬代替罪人挨斗。“文革”来袭，老和尚年近七十，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离开寺院后住在厦门路一个单位的仓库里，但始终有几个信徒照顾他，1967年2月7日，腊月十二月廿八日一睡不起。圆寂后有十几个徒弟将其送到南山寺后山火化，当时的革命造反是“夺权”，所以没有人注意到这块“封资修”的领地，广心和尚算是安祥往生。传扬和传允两位法师是比较有文化也精通佛学的，但是二位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又遭扫地出门。传扬法师七岁出家，他精通医道，一直在人民医院（今芗城中医院）工作。1957年市统战部动员他“鸣放”，他说了“粮食不够吃”的话，加上弘扬佛法时说了“人间苦海，我们要念佛，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
“文革”中单位造反派拘禁他，令其吃荤，他誓死不就，甚至有动粗的强往其口中塞肉，他紧咬牙根直至牙龈出血，那些人才罢手。传允法师12岁出家，也是反右时说了“农业不机械化，永远难丰收。”“农业社干部领导生产生搬硬套。”这些话成为“破坏农业合作化优越性”，而打成右派。好在他手艺很巧，能自食其力。“文革”中到西桥造纸厂做工，兼扎些纸花、花圈，供丧事用，聊以果腹，被迫还俗后，坚持独身，继续深究佛理。二位法师于逆境中，独善其身，改革开放后重返寺院，担任住持、监院，受聘为市政协委员。妙应法师曾是漳州市佛协秘书长，离开寺院后，造反派强迫他到酒厂做工，酒是佛制五戒之一，天天与酒为伴，对出家人而言比坐牢还难受，这样的惩罚达五年之久。其他僧人流落各地，苦不堪言，能够熬到改革开放重获信仰自由之福者，已寥无几人。
“文革”冲击佛像，驱赶僧人，空余的殿堂也遭蹂躏。偌大的南山寺一到“文革”就成为“唐僧肉”：大雄宝殿前开阔的场院盖起“大庆展览馆”，建筑中还将大雄宝殿正中屋檐拆掉；南山寺东边的清泰寺作为漂染厂，这是有千年文化价值的殿堂，曾是清朝蔡新宰相读书处，而今搬进机器，打入木桩，墙上挂满各种仪表；城隍庙作商场。主殿堂在“文革”中的用途花花绿绿，有群众专政指挥部关押犯人的囚室，有“斗私批修”学习班的地址，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节目场所，更把放生池变成杀生用的钓鱼场，僧人宿舍作动物园，群众私底下说：“到底谁是牛鬼蛇神，还真说不准。”
1972年7月，“破四旧”后的六周年，漳州市革命委员会决定“以南山寺、烈士墓为中心，新建漳州市南山人民公园。”此后，南山寺划归漳州市园林管理处管理。有了公园的名义，保护文物便名正言顺，乱堆乱放的佛教典籍得以整理收藏，有还俗的僧人能够用“工作需要”的说法调到园林处，为保护寺院做些有益工作。这时的南山寺并不是佛教道场，而是适时需要对外开放，如外宾访问，华侨观光。1976年10月，“文革”收场了，南山寺开始有香火。漳州市人民政府于1981年正式行文《关于南山寺归还市佛教协会的通知》，千年古刹南山寺结束苦厄。
老革命家陶铸在1956年为南山寺写一首诗：“南山古寺规模在，含笑依然花满枝。鬓白重来千百感，江上妩媚故人稀。”这首诗再往后推移二十年，应该说更为贴切的。劫后余生的南山寺，已经出现当年太虚法师所描绘的景象：“雨后南山境欲仙，书声梵唱彻林泉，碧空云净秋心远，剧梦诗情月共圆。”
心系文盲劫难完笔
——郑达三先生的《扫盲字典》手稿
郭锦飙
《芗城文史资料》第二十辑刊载郑曙光同志的《漳州市图书馆原馆长郑达三》，文中介绍郑达三先生精通文学、汉语、诗词、英语、印尼文、乐曲等，多才多艺，著作多种，其中有《扫盲字典》1部、《漳州话拼音草案》1部。郑达三先生于1955年60岁时从印尼回国，1956年任漳州二中副校长，他是学校领导，有时也担任语文教学。那时我是该校语文教师。郑达三先生既是平易近人的领导，又是仁慈寡言、学问渊博的长者，全校教师都很尊敬他。他在“反右”后调离，以后任漳州市图书馆馆长。读到他侄儿郑曙光同志文章后，我曾打电话问郑先生著作的下落，尤其《扫盲字典》和《漳州话拼音方案》是否保存。郑曙光同志说，因1966年“文革”初期，郑达三先生遭到抄家，所有著作、手稿都被抄没。一位爱国归侨，一位为新中国的建设而热情、诚恳地奉献的花甲老人竟也遭此厄运！
没想到前几年厦门大学退休的语言学家周长楫教授把《扫盲字典》手稿交给漳州市方志办陈荣翰同志，供其编《闽南话漳腔词典》参考。陈荣翰同志转给漳州市图书馆张大伟馆长，张馆长又转来让我阅读。周教授接受陈荣翰同志的建议，将此手稿赠送漳州市图书馆。手稿注明“另有漳州话拼音方案一册”。但没有此册。于是我据手稿分析写成该书音系，也就是该书漳州话拼音方案，连同手稿送交张馆长。以后张馆长送赠手稿复印件。
周长楫教授是从沈雪夜老师处得到手稿的。我估计是上世纪80年代，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言研究室主编《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在漳州建立由漳州对方言较有研究的几位退休老先生组成的小组，发给调查字表，收集小组提供的词汇、字音和意见。小组设在沈雪夜老师家。郑达三先生弟弟郑启寅老师是小组骨干，可能把郑达三先生没有被红卫兵抄走而又继续完成的手稿拿到小组供参考讨论。厦门大学常有老师来送取材料，手稿可能被取走参考，以后，从漳州二中退休的沈雪夜老师和郑启寅老师先后逝世，手稿没有索回，便落在参与编词典的周教授手中。周教授是有责任感的，现将手稿回送漳州市图书馆。
郑达三先生《扫盲字典》按手稿封面称《漳州话·汉字·普通话词典》，书名下括号注明漳州人扫盲、学普通话和汉字用。下面写“漳、汉、普”。这三字下面是书名的汉语拼音。再下面是“漳、汉、普”汉语拼音的首字大写字母“Z、H、P”。手稿用16开练习簿编写，共13本，正文按音序编列，“漳、汉、普”并列。
《扫盲字典》没有出版，其手稿在漳州独一无二。粗略计算收1万6千多字，比之任何一本从前闽南方言漳州话韵书收字都多。
词典手稿有如下特点：
一、用漳州话、汉字、普通话对照排列，一目了然，做到“漳州人扫盲、学普通话和汉字用”，例如
漳州话 汉字 普通话
abutdov（阿不倒） 不倒翁 bùdǎowēng
sejgiav（细囝） 小孩 xiǎohái
akhwx（沃雨） 淋雨 línyǔ
daojkaciuv（斗骹手） 帮助 bāngzhù
可能有人问，漳州话用他的拼音方案，《词典》给谁看？我想首先应该是给扫盲的人看。扫盲的人对文盲讲的方言，可以凭这工具书帮助识字，教普通话。也可以给摘掉文盲帽子进一步提高的人使用，甚至文盲也能用，当然先要学会漳州话拼音方案。从前，厦门话白话罗马字创立，文盲学会拼音方案便能读白话罗马字《圣经》，唱《圣诗》，用以记事写信。郑先生完全懂得这情况，所以创立漳州话拼音方案，学会拼音方案便可识字、学普通话，达到扫盲目的。如果漳州话用文字，增加了识字的困难，何况用文字表示方言也是一件难事。
解放后我国即开始扫盲，先让文盲掌握一定数量的字。当时介绍速成识字法，对文盲识字有帮助，但是没有注音字母做“拐棍”识字效率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专家提出6种汉语拼音方案草稿。其中4种汉字笔画式，一种斯拉夫字母式，另一种拉丁字母式。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吴玉章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后，毛泽东主席接过话：“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简单明了……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学，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周恩来总理以从前厦门白话罗马字等使用情况为例，赞成用拉丁字母做为汉语拼音方案。会议七天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其中明确表示“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扫盲增加一个内容，学会汉语拼音方案。当时，就是非文盲也在学。学生还在街头巷口写上拼音字母，设有“认字岗”和“测验站”，考核路人，教学和督促学习汉语拼音方案。文盲掌握汉语拼音方案，识字量、识字巩固率大大提高。郑先生的漳州话拼音方案也采用拉丁字母，文盲、半文盲易于掌握。
二、编订了具有特色的漳州话拼音方案，采用与汉语拼音方案相同的拉丁字母，对漳州话语音、声调用拉丁字母做了简单处理，容易学习掌握，举例如下：
（一）用—h表示漳州话特有的浊声母，例如：
bh[b] bhing 明bhix 味
gh[g] ghiab 业ghor 鹅
rh[dz] rhiad 热rhinr 人
（二）用两个字母做漳州话特有韵母：w[ ] hwx 护 gwj 古
y[3] gy家 bhyv 马
（三）用“’”表示鼻韵母：
s’iw 箱 g'iar 行 s'ia 声 z'iwj 酱
（四）标调不用符号，而是在音节后用字母表示，包括入声辅音尾的阴阳调：
1、上平不标调， gun 写 niao 猫
2、下平用r， dir 除 bhinr 民
3、上声用v， gaiv 改 duanv 短
4、上去用j， gamj 监 cij 刺
5、下去用x， dongx 动 lwx 路
6、入声辅音尾
—t上入，guat决 bit必
—d下入，biad别 dad达
—p上入，dap答 tiap贴
—b下入，ghiab业 tiab叠
—k上入，gik革 hik黑
—g下入，log乐 hag学
—h上入，pah拍 cioh尺
—q下入，hioq叶 ioq药
三、按音序编排，循照正规词典，并列同音字，字下领词。
四、有些方言词、词组、句子只有对照的共同语的字、词、词组、句子，没有汉语拼音。有些老式旧读或白音、厦门话、马来亚语都注明。
郑达三先生是在现在通行的闽南方言拼音方案之前创立漳州话拼音方案。手稿除了提供扫盲工具书，还保留了老式读音，尤其保存了许多方言词，如：
kudkud（，孤老～～）死光光lahhinglahgah（拉胸拉胛）解开衣露肩胸
liaosiaor（了潲）做事为人吝啬或下流俗气
liaor（辽）锯、溜；～杉——锯木头
sehhuevngv（细火影）～从遮灯处偷偷进去
simsik（心识）有趣
ghaixghiog（碍偶）原注不舒服。另有疑惑意见
hak（蓄）～傢俬，购置用具
ghior偶，原注样子相同。今多用于同名叫～
laojcyq（落义）原注散漫。今义丢三忘四
nuaj瘫，瘫倒
保留老式音读和老一辈口语词，对方言研究来说是弥足珍贵的。郑达三先生“文革”受到抄家，他把幸存的手稿于抄家后的1967年4月完成，这要顶多大的精神压力，又是古稀之年，没有炽热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是做不到的，捧到手稿，令人肃然起敬。手稿也反映郑先生的语言功底深厚，虽然没有出版，但是不能掩盖它的社会价值。漳州以前地方志和个人笔记，从没有记载过一百多年前就出现而且在民间广为流传，还传至海外，甚至为外国编写闽南话字典的根据的方言韵书。大英博物馆存有漳州《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初版，也不见记载。更有甚者，象明朝在海澄刻印的，上世纪由英国牛津大学荣誉中文讲座教授、中国南戏研究专家、荷兰汉学名家龙彼得在国外发现辑录的《明刊闽南戏曲管选本三种》，漳州、泉州方志、笔记从没有记载，而是龙彼得寄来。一些被认为登不了大雅之堂的编著资料，其实具有社会价值，不能随便弃置，象郑先生《扫盲字典》手稿既保存于漳州市图书馆，应有记载介绍。有可能还得加以整理、抄清、复印或影印。这是漳州独一无二的扫盲、方言资料。
郑达三先生当然希望《扫盲字典》手稿出版，可是他于1967年脱稿，却于1973年溘然去世，当时破坏扫盲工作的“文革”还在进行。“文革”结束，1978年国务院便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1988年又发布《扫除文盲条例》，说明扫盲工作尚未完成任务，中央十分重视。漳州市（芗城区）是1986年才“确认已达到基本扫除文盲标准，并已全面具备控制再产生新文盲的各项条件”（汤怀亮：《漳州成人教育发展概况》，《漳州文史资料》第十二辑）。1996年漳州市“双基”才达标，验收通过。如果郑先生《扫盲字典》得以出版，当会对扫盲发挥一定的作用。从手稿推测，《扫盲字典》的编著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后，因为有汉语拼音方案并列注音，而且漳州话拼音方案也用拉丁字母。虽然《扫盲字典》没有正式出版，但手稿还有一定社会价值。首先是郑先生据扫盲识字要求编写，从中可了解当时扫盲要求。其次，漳州话语言、词汇和普通话差异大，在现在普通话强势影响下，许许多多年轻人尤其少年儿童不会说漳州话或说漳州话“变味”，目前提倡闽南文化入校园，能够说漳州话，手稿对扫“漳州话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手稿保留了郑先生老人家一辈的老式漳州话的语音、词语，“古汉语活化石”特点明显，具有研究漳州话的参考价值。至于编漳州话工具书，它的参考价值就更不用说了。
郑达三先生手抄辞（江焕明摄）
郑达三先生手抄辞（江焕明摄）
漳州金融史料拾掇
林南中
早期“番银”仿铸现象探析
我国近代机铸币的诞生，源于外国铸币的影响以及中西文化吸收和融合的结果。在我国机铸光绪龙洋的前身，还有一些形象更为古拙、身世更为复杂的仿制币和地方自铸币。其存在，是外来“番银”到中国机制币过渡的产物。
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关乎国计民生，因此多由国家统一发行。然而由于其代表着财富，造假敛财活动屡禁不止。中世纪海上贸易开通后，大量海外新式铸币流入我国东南沿海并参与流通，于是伪造、仿制之风随之而起，而且代有传人。这里以笔者在闽南一带收集的货币实物，参照文献记载，讲述这一时期输入我国的“番银”及其仿铸现象。
身世复杂的早期自铸币
我国近代自铸银元的历史，以民间仿制为开端，而官府铸造又以地方政府自行仿铸为先。随着外国银元的渗透，白银大量外流。为维护国家利权，道光十八年（1838年）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曾奏请朝廷自铸银元，并呼吁进行币制改革，将银两制改为银元制，但未被采纳。
道光年间，福建地方以筹措军饷的名义铸造“台湾寿星”、“漳州军饷”等银饼。银饼属手工打制，大小、重量、成色等仿效“番银”样式。比如“漳州军饷”有二种边齿版式，闽南钱币界普遍认为斜纹齿边的，类同荷兰“马剑”银币的斜齿边，显然是受其影响，而另一种锁壳纹边可能是受西班牙“本洋”边纹的启发而设计。再如台湾“寿星银饼”币面上的“寿星像”、“足纹银饼”、“道光年造”、“库平柒贰”、“台湾府造”等，其人像图案、成色标准、重量单位、铸造地点以及花饰等制币要素都具备有“番银”的特征。
福建地方早期自铸银饼，大都属军饷性质，币面较为粗糙，流通也不广。但它们在银元发展过程中起了先导的作用，是我国货币铸造从传统的银两向近代机铸币过渡的有益尝试。此后咸丰年间福建铸造的“如意”、同治年间的“笔宝”、“谨慎军饷”等银饼先后面世，上海王永盛、郁森盛、经正记银号也铸造了几种银饼。这些银饼都是采用按枚计值的近代银元的特点。
在此之前，早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西藏己铸造出了一种手工打制的银币乾隆宝藏。但该币只限于西藏使用，用以驱除曾长期流通于该地区的尼泊尔银币。乾隆宝藏银币的形制、重量、成色富含中国古钱特点，与由海上丝绸之路流入我国的“番银”相比较，其风格显然不同。
清光绪十年（1884年），“吉林厂平”银币诞生。根据目前资料，我国近代机铸币以该币为最早，银币由吉林官局监制，全套分一钱、三钱、半两、七钱和一两5种面额。这套银币因未获清廷正式批准发行，所以影响有限。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购买英国机器，用于铸造“光绪元宝”银元，获准后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广东省开铸，初铸每枚重库平七钱三分，称“七三反版”；后重量减为七钱二分，称“七二反版”；此后又将原设计正面的英文移到背面，第三次改制币称“广东龙洋”，该币经朝廷批准后作为法定货币行使，完粮纳税，通行无阻。“广东我国采用机器设备铸造的龙洋”投入流通后，受到百姓的欢迎，抵制了外国银币的蔓延，随后各省开始纷纷仿制。
巧式新思的洋银之伪
钱币盗铸之风在我国古已有之，番钱输入后，私铸银元随之而起。于是“洋银之伪，有夹铜、有钻铅，巧式新思，无奇不有。”各地仿铸的番银，有“广版、福版、杭版、苏版、锡版、土版（江西所铸）、吴庄、行庄”等名称。（《清史稿·食货志五·钱法》）闽南一带同样是番银仿制之风盛行，《清史稿》卷一七二《祁寯藻传》记载，“道光十九年……并禁漳泉（漳州、泉州）两府行使夷钱夹带私铸者。”说明当时番银仿制现象已引起清廷的重视并加于禁止。
笔者根据现今的实物资料，认为这一时期闽南“番银”仿制币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夹芯币。该币仿造西班牙双柱双地球币，币值2R（即2里亚尔，属二角型），外层为银皮，内夹铅坯，币径26毫米，毛重6.2克，夹板铅坯重2.9克，币面印铸时间是1748年（图1）。该币出土时夹馅处已裂开，呈“三明治”模样。
2、铅质币。该币仿西班牙卡洛斯四世头像币，币值8R（即8里亚尔，一元型币），直径40毫米、重15.6克，币面没有铸造时间，币文存在诸多错误。该币重量与真币相差甚远，声音哑，这类仿制币民间较易识别，当时可能是作为冥币或其它民俗用途使用（图2）。
3、黄铜币。该币仿造西班牙卡洛斯头像币，币值8R，直径39毫米、重21.4克，币面铭铸时间为1796年，币面还有许多钱庄打印的戳记，说明该币曾在市场流通使用过（图3—1）。另有英国“站洋”等当时市面常见的流通币的铜质仿制币（图3—2）等。
4、铜镀银。该币仿墨西哥“鹰洋”，币值8R，直径38毫米、重25.9克，铭铸时间是1878年（图4—1）。另有一枚直径38.5毫米、重量25.9克，从币面看，表面银层已部分脱落，该币重量与实际重量较接近，当时可能参与流通使用（图4—2）。此外，笔者还见有一枚标铸1899年英属海峡殖民地币值20分的仿铸币，该币直径22.5毫米、重4.5克，正面是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头像，背面中间是币值“20”，表面银层已部分脱落（图4—3）。
5、翻砂版币。用翻砂
法铸造的钱币，文字形制与真品差异较大，此方法主要用于制作大批量低劣的假币或臆造币。（图5）
结合闽南一带存留的其它早期仿制币，可以看出其具有以下特点：
1、仿制币以当时流通较广的西班牙双柱、墨西哥鹰洋、英国站洋等为主，其它的铸币则少见。
2、仿制品种从主币到辅币都有，以主币的仿制数量为多。
3、仿制币的材质有铜、铝、夹铅（或夹铜）、包银、镀银等形式。
4、仿制币大多制作粗劣，币文、图案常见错漏。
5、仿制币既有掺假混入市场流通，也有作为民俗品或者冥币在民俗仪式时使用。
此外，有一枚铭铸1770年，币值1/2里亚尔的卡洛
斯头像银币（图6）。该币上的年份比《克劳斯世界钱币目录》记载的最早的卡洛斯头像币的铸造时间还早两年。该币包浆老旧自然、立体感强，年号亦没有挖补改刻的痕迹。钱币界有人认为该币是仿制币，有的认为是试铸币或戏铸币。
该币直径16毫米，重1.5克，正面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侧面头像，边缘环铸拉丁文“CAROLUS·ⅣDEI·GRATIA”，“Ⅳ”代表卡洛斯四世，下方是铸造年号“1770”；背面是王冠、盾徽及海格力斯（大力）双柱，边缘拉丁文HISPAN·ETIND·R·OM·F·F，OM是墨西哥的代号，表示该币为西班牙王国在其殖民地墨西哥铸造。
与1772年以后铸行的同等面值币相比，该币边缘字体较大，重量略轻，其币面为三世（Ⅲ）头像图案，而边缘拉丁文却铸成四世（Ⅳ）。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在位的时间是1759至1788年，这枚铸造于1770年的卡洛斯头像银币，处于“双柱双地球币”即将停铸和“卡洛斯头像币”
还未正式铸行的交界期。
类似这种《克劳斯世界钱币目录》上没有记载的年号铸币，在闽南还另外发现几枚。部分藏家认为这些年号特殊的铸币与现存资料不符，应属民间仿制，令人疑惑的是如果属于仿制币，其仿铸设备可称先进，从币面文字、图像及边齿等判断，该币似乎已采用机器冲压铸造，且设备技术应该较为先进，而当时民间能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尚存疑问。
漳州方言
霫·雭·洓
闽南方言对于下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雨忽然倾盆而下，称“大雨seēh下来”，表示大雨来得忽然，使人猝不及防。又如“雨seēh没停”，是指雨一直下，没有停歇的时候。又如形容蒙蒙细雨时，常用“雨仔seēhseēh”的说法。方言中的“seēh”，在文字使用上，音虽同而字有异，可谓丰富、生动。
“大雨seēn下来”的“seēh”，是“霫”字。其汉语语音为xí，作大雨解。《集韵·缉韵》：“霫，雴霫，大雨。”《广雅·释训》：雴雴霫霫也，雨也。玉念孙疏证：“《玉篇》：‘雴霫，大雨也。’重言之则曰雴雴、霫霫。”《玉篇·雨部》：“霫，雴霫，大雨也。”清代恽敬在《大云山房杂记》卷一中云：“雴，敕立切；霫，息入切；大雨也。今吴以秋雨为秋雴霫。”廖道南《洞庭赋》：“列津潢于 舍兮，腾霫霡霂而滋濡。”赵长卿《临江仙》词云：“晚凉如有意，霫霫到山家。”闽南方言将名词之“霫”字转为动词用，显得十分生动和灵巧。
“雨seēh没停”的“seēh”是“雭”字。其汉语语音为sè，为象声词，表示雨声或小雨声。《玉篇·雨部》：“雭，雭雭，雨声。”《广韵·缉韵》：“霞，小雨声。”唐代诗人喻凫《寺居秋日对雨有怀》诗云：“修修复雭雭，黄叶此时飞。”闽南方言将雨声的象声词运用得如此贴切、形象，真令人感叹方言对古汉语运用的魅力。
“雨仔seēhseēh”又是方言的另一种说法，它将蒙蒙细雨的气氛形容得淋漓尽致，这里的seēh是“洓”字。其汉语语音为sè，表示小雨零零落落的样子。《说文·水部》：“洓，小雨零貌。”段玉裁注云：“洓洓，亦雨声。”《玉篇·雨部》：“洓，小雨落也。”虽说闽南方言用“雨仔洓洓”来形容蒙蒙细雨，但“洓洓仔雨”的“洓”字却不发seēh的音，而改呼sāt。台湾地区作“霎霎雨”。“霎”，汉语语音shà，《广韵》山洽切。《说文新附·雨部》云：“霎，小雨也。”《集韵·狎韵》亦云：“霎，雨声。”故“洓洓雨”作“霎霎雨”亦不错。同样，形容蒙蒙细雨另有“雨溦（bbnuī）仔”或“雨浽suī仔”的说法，故而有“雨溪仔洓洓下”或“雨溦仔雭没停”的区分。关于“浽溦”有另文介绍，这里仅简述及而已。
李竹深
漳州银庄业催生红军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诞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创建苏维埃国家政权和金融体系的历史。苏维埃共和国货币流通时间短、发行数量少，而且历经国民党的多次“清剿”与战争的洗礼，遗留下来的十分稀少。近年来，随着各种红色收藏热的兴起，作为革命历史文物之一的红军币引起了党史研究者和金融史专家的关注。在红军币诞生的背后，曾得到漳州银庄业的援助和支持，这段珍贵的历史，如今已鲜为人知。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
漳州芝山红楼，红军入漳时毛主席曾居住于此。
案》中规定“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的特权。”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赣南、闽西已设立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各自发行有铜元票和大洋票等。但这些钞票都是与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货币以及当时流通的“洋银”混合使用。为打破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稳定苏区金融秩序。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叶坪设立，首任行长由毛泽民担任。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初，红军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筹集到部分资金。但由于根据地处于经济欠发达的穷乡僻壤，为扩大红色局面，同时也为了筹集军饷，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一、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从长汀挥师南下，于4月20日攻克漳州。红军进入漳州城后，漳州银庄业共募捐到3000银元及部分金银首饰支援红军。由于当时苏维埃政府金融部门还在初创时期，在红军队伍里面，熟练掌握金融货币知识的人才较少，这时漳州“百川”银庄出纳员高捷成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推翻腐败的旧世界。为此毅然加入红军队伍，积极协助红军筹饷理财，当时他还从银庄支借2万多元充实红色财政。1939年9月，党中央决定在晋冀豫根据地成立冀南银行，高捷成担任首任总行长，成为早期红色金融经济战线上的一名优秀领导者和奠基人。
民国初期，漳州为闽西南的富庶之地，各地物资集散中心。红军在漳州期间，苏维埃银行的工作人员及时采购了部分制钞设备和物资。1932年6月，红军回师苏区，红军在漳州期间筹集到的款项和各种物资，对巩固革命根据地，稳定苏区金融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年7月，苏维埃国家银行开始发行纸币，纸币币值设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壹圆5种。
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设计质朴、新颖，充分体现了红色政权的时代特征及鲜明政治色彩。苏区财政部门规定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苏维埃币计算，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禁止在苏区流通。苏维埃纸币发行量适中，因此在苏区群众中享有信誉。
由于处在非常时期，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使用的纸张、油墨及印刷技术仍有欠缺，但纸币设计的各种要素较完整，纸币上特别注明“凭票兑换银币”字样，表明红军纸币有银元作为充足的准备，可随时兑换。此外币面还设计了外文签字等防伪暗记。该套纸币均为横式，各不同币值及版式介绍如下：
伍分币（图1），该币主色为绿色，票幅长81毫米、高50毫米。正面上方刊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字，行名下为纸币的冠号，中间为红军队伍集会的图案，左右两圆圈内为东西半球上叠印币值“伍分”，下方中间注明“凭票廿张兑换银币壹圆”及英文签名，四周边角标注“伍”、“分”字样。背面中间是币值“0.05”代表五分，左右为红五星，内为中国共产党党徽，下方是印制时间“公历一九三二年”。伍分券根据冠号不同分A、B、C、D、E冠号和无冠号6种版别。
壹角币（图2），该币主色为红色，票幅长92毫米、高58毫米。正面上方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主图为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蝙蝠及花饰图案，中间是纪币值“壹角”。背面主图由对称花符组成，上方刊写“国家银行”4字，下方是纸币冠号及发行时间“公历一九三二年”。壹角券有冠号A、B、C、D和无冠号5种版别。
贰角币（图3），该币主色为蓝色，票幅长93毫米、高71毫米。正面图案为模仿苏俄卢布中的列宁头像，左右为币值“贰角”。背面主图案是体现红色工农政权特征的徽标，徽标内由镰刀、锤子、地图、五星和麦穗组成，左右为数值“0.2”，表示币值二角，上方是冠号、行名，下方是阿拉伯数字的印制时间，票面四角为中文币值“贰”、“角”。贰角币有1932年和1934年两种版别，1934年版又有背面紫色、绿色两种不同颜色之分，二角券在成套的5种币值的苏维埃纸币中最为少见。
五角币（图4），该币主色有紫色、蓝色两种，票幅长104毫米、高68毫米。正面上方钤印行名，左右为纸币冠号，居中由对称八角花饰组成，左右分书币值“伍角”，下方注明“凭票贰张兑换银币壹圆”。背面呈浅红色，中间及四角仍以对称花饰为主，上方书“国家银行”，
下方是印制时间“一九三三年”。伍角券根据冠号不同分A、B、C、D、E、F和无冠字双号7种版别。
壹圆币（图5），该币主色为棕色，票幅长115毫米、高65毫米。该币正面图案为列宁头像，左右为双打冠号。背面仍是对称花饰，上方书“国家银行”，中间是英文币值“ONE”，下方为印制时间。壹圆券发行时间有1932年、1933年、1934年3种不同年号之分。
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的同时，也在瑞金洋溪中央造币厂铸造铜币和银币。铜币设币值一分、五分两种，银币有二角型一种。此外还仿铸了可在根据地流通的“袁大头”、“开国纪念币”、墨西哥“鹰洋”等通用银元，为示区别，还在部分“袁大头”、“鹰洋”币上加盖“苏维埃”或者“工”字等戳记。
现就三种主要硬币介绍如下：
一分铜币（图6），币径18毫米、重量1.5克，正面上方环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7字，中间是阿拉伯币值“1”及体现工农政权的镰刀、锤子。背面中间书币值“一分”，两侧环绕嘉禾麦穗，上方为一颗五星。这种设计图案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硬分币设计上。
五分铜币（图7），币径26毫米、重量7克，正面是中国地图及中国共产党党徽，外饰珠圈，珠圈上方环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字样，下方是“每贰拾枚当国币壹圆”。背面与一分相似，两侧同是麦穗，上方为五星，中间币值“五分”。五分铜币版别较多，主要是根据地图中海岛的位置，分近岛、远岛、连岛、无岛等各种版别，其中无岛版最为少见。
贰角银币（图8），币径23毫米、重量5.7-6.1克之间，正面上方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字样，中间是币值“贰角”，左右分列两颗五星，下方环铸铸造时间。背面上方铸“每五枚当一元”字样，中间是镰刀、锤子、地图、五星和麦穗组成的体现红色政权的徽标。二角银币铸造时间有1932年及1933年两种，1932年的铸量较少。由于苏区货币以银元为本位币，因此二角型银币在苏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国家银行随军长征，红军币逐步停止发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革命根据地进行铸造和发行货币的实践，其发行的不同材质、主辅币配套完整的货币系列，是早期红色政权的一次成功的金融运作和实践，为建国后货币的发行与管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漳州的旧银庄
“东门金、南门银……”这是老漳州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头禅。民国初期漳州城为通往粤东、闽西南的交通要道，经济、金融活动十分活跃，位于城区南门的大路头、陈公巷（今厦门路）、府口街（今台湾路）、断蛙池（今延安南路）以及东门街（今新华东路）一带钱庄、银庄、当铺、银楼林立，兴盛一时。
漳州自明中叶月港兴起，洋货、番银不断输入，当时就有“天子之南库”的称誉。由于对外经济交往频繁，番银大量流入漳州并在民间广为流通，漳州城乡便有一些钱庄铺店经营白银、银元兑换制钱业务，用于货币融通。
民国初期，漳州银庄业发展较快，许多钱庄纷纷转设为银庄。城区银庄相继开设了恒源、连记、京元、宝元、长裕、万源、华侨、德祥等二三十家。据《漳州金融志》记载，1927年为漳州银庄业的鼎盛时期，银庄业吸收社会资金约达银元三五百万。当时银庄业以启源、天元、豫原三家的实力最为雄厚，每家的资本金可达一两万元，存放款可达银元六十万元至百万元，号称“三元”。
漳州银庄汇兑业与厦门联系紧密，银庄常因为厦门银庄的倒闭而遭受损失。为了保障银庄的资金安全，方便汇兑，1927年由“三元”发起，集资募股在厦门开设漳原银庄，每股银元1000元，由各银庄自愿认购，共筹集到银元4万元。漳原银庄聘请熟悉厦门金融情况的原中国银行厦门分行经理陈实甫为经理，推举漳州黄仁裕为副经理。银庄设立后，业务不断发展，逐渐垄断漳厦之间的汇兑业务，因而生意兴旺，盈利颇丰。
这张1931年“漳原银庄”开具给上海和丰银行的汇票（图1），见证了当年银庄金融业务往来。该票为竖式，正面上方印“漳原银庄”四字，正文内容有“凭漳字第廿玖号票汇付新同裕宝号银肆仟肆佰肆拾柒两五钱正，订明至上海见票后，持向和丰银行支理。”开具时间是“中华民国贰拾年十月十五日”，落款处盖有“漳原图章”及“经理人陈实甫图章”等。下方铭注“民国十六年厦门钱庄公会订”。
另有一张1932年漳州“济川银号”开具的汇票（图2）。该票为竖式，正面上方印银号地址“漳州醒民西路”，正文的内容有“凭条交付民有银行大银壹佰元，此据。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国历八月十二日。”落款处盖“济川银号盖印”章。票面还盖有“龙溪县民有银行印”及“万源”印章，此外票据上还注明“领银盖印，无利支付”、“条未收到，不得先支”等注意事项。票面还有“领现完”和画押，说明这是一张已经兑现过的汇票。
银庄的业务以存款、放款为主，并承办汇兑和兑换等，有的银庄还发行银票。为信誉起见，银票大多设计精美。这是一张1931年漳州德祥银庄印行的银元票（图3）。该票四边边角印有“壹”字，正面上方书“漳州德祥银庄”字样，中间内容有：“凭票兑付大银壹元正，民国廿年一月八
日。”票面左边钤盖“沈景年信记”印章，下方中间小长方格内注明“此票须受票人盖印方生效力”。票面左边票根保留完整，说明该票尚未兑换，票根号是“第一六九八号”。背面上方是英文“CHIANGCHOUTAKCHEONGBANK”（漳州德祥银庄），中间是霞漳名园“小姐楼”图案，下方中间方框
（图2）1932年漳州“济川银号”汇票内用英文注明“ONEDOLLAR”（1元），四角分别是中文及罗马字1，代表1元。该票采用中英文暗纹防伪印刷，印制技术先进，堪比当时高水平的纸币印刷技术。
漳州银庄业设有银庄公会，成立于1924年，地址初设于芳华南路，后迁往断蛙池（今延安南路），历任会长为许桂芬、郑炳禹、杨斌侯、黄友冬、蔡竹禅、高鸿勋等。负责制定统一的存放利率和汇费，各银庄根据规模和等级，分别在公会存放银元100元至200元准备金，其利息作为公会的经费。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公布《法币政策实施办法》，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法定货币的政策，禁止银元和其它地方货币流通，漳州银庄发行的银庄票遂被取缔。抗战期间漳州城的银庄基本停业，抗战胜利后，部分银庄复业，1949年新中国成立，银庄业全部停歇。因此存留至今的银庄票据并不多见，这些珍贵银庄票据成为见证漳州旧日银庄业历史的难得的金融实物资料。
清末金银庄“祥隆”号后人林银椿
万圆钱庄
位于芗城区台湾路的万圆钱庄
从老票据看漳州的金融史实
近几年，笔者陆续从闽南民间收集到一些金融票据史料，这些旧时的典契、银票、股票、存款单、收据等，蕴含着早期闽南地区金融、交通、商业等诸多信息，可以填补官方文献的一些空白。透过这些故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闽南经济、金融、民生的一些真实细节。
典当在闽南又称“当店”、“当行”、“当铺”等，是一种为私人提供质押放款的古老行业。这件已有150多年历史的民间典契字迹清晰、内容完整。典契封套上书：“已玖月，典得元伍兄药店器具物件全备，去典价佛拾贰员。”
典契内容是：“立出典字人爵超，为因要银吉用，愿将大和堂店内橱架、柜台，药斗、木盒、椅桌及一切杂物器具一应典与功弟永盛承受，前去开设生理。当日三面议定典价，佛银拾贰元折重七两四钱四分正。其银即日凭中亲收足讫。其店中家计（具）委系自置之物，与房亲叔侄人等无干，亦无曾典挂他人，财物倘有不明等情，出典人自当理清，不及受典人之事。自典之后，银无利，物无税。任从典主前去开张，生理财源涌进，此系两此甘愿，各无抑勒。恐口无凭，今立典字一纸，付执为照。
一批其银当日凭中亲收足讫。批照。
图1咸丰时期的民间典契封套3
一批其店内一切家计（具）、器具约至明春正月交付，逐一点明，约至贰拾年外，许典人备足字内银赎回，原字原物。批照。
一批其余存药料丸散至明春正月点明过筛，即照漳州现行时价折算；若干作八折折实，未用的，不得算钱。批照。
在见（即中亲人）：理言（签名花押）。
咸丰玖年（1859年）月日，立出典字人爵超（签名花押）。”
典契后附橱架、柜台，药斗、木盒、药研、锡灯架等药店内器具的名称及数量。
研读该契，笔者认为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该典契上使用货币名称“佛银”，还言及“佛银”与银两的折价比率，记录了当年金融及货币的流通和兑换情况。“佛银”是清中期至民国初期闽台等地对西班牙“本洋”的一种称呼，该文书不仅印证了“佛银”在漳州的流通，而且由契中的“佛银拾贰元折重七两四钱四分正”，可以推断当时漳州地区一枚外国“佛银”折合银两约六钱二分。
其次，典契所列药店内的橱架、柜台，药斗、木盒、椅桌及药具器皿，是一整套较为完整的药店经营用具，这对了解咸丰时期漳州地区药店的陈设及使用和经营加工情况，提供了一份翔实可靠的实物清单。
再则，典契中的典当物、典价、出典人、中亲、时间等内容记录完整清楚。从中可以管窥当年漳州地区民间典当文书的格式、内容，以及药店行业的经营情况。
清代民间银票
银庄是一种地方性的金融行业，有钱庄、钱铺、钱店、银号等多种称谓。其业务主要是兑换银钱和印发钱票、银票，起着配合制钱和纹银、发挥支付手段的作用。《福建省志·金融志》载：“钱庄或银号开给客户的本票或期票，以银两为计算单位的直式大票，通称银票。”
这张银票为竖式，宽9.5厘米、高24.5厘米。票面分“天头”、“地格”两部分。天头”印有“元兴银票”四字，“地格”内容是：“凭单拨出佛银库平重（肆拾）两（）钱（）分正，交‘庆隆号’取去应用，‘仁成宝号’台照”；出票日期为：“壬年阳月十七日”；此外，票面还印有“人单两认”的警示语，票面及骑缝处钤盖银庄红色印章。
该“元兴”银票，由“仁成”宝号汇给龙山“庆隆”号。银票装在毛边纸折成的信封内，封套有毛笔书写“龙山庆隆”及“贰元”等字样，并盖有“如意”印章和银庄特有的密押和文字。“庆隆”号所在地龙山，应属今漳州市南靖县龙山镇，票封上龙山“庆隆”与封内银票收取方“庆隆”号相吻合。
明中叶漳州月港兴起后，海外贸易迅速发展，随着民间商业金融的活跃，钱庄、银庄、侨批等金融行业应运而生。从该银票的样式和内容分析，应属清朝年间，是目前漳州发现的为数甚少的银票实物。
据《福建省志·金融志》记载：“福建民间银票始于清乾隆、嘉庆年间……至国民政府宣布‘废两改元’，本省银票随银两同时废止。”目前所知，我省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民间银票实物是清道光年间发行。这张银票的出票年份只写明：“壬年”，尚无法断定出银票的确切发行时间，是否在道光之前，难于推断，不过银票中的内容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清乾隆后期西班牙“本洋”大量流入我国东南沿海，闽南地区人们把这种铸有西班牙国王头像的银元称“佛头银”、“佛银”等。从银票上的“佛银”字样可以判断，出票时间的上限在乾隆后期。“库平”是清代称量重量的计量标准，库平一两为37.31256克，民国时期“废两改元”后“库平”标准随之废除，因此银票的下限应在民国之前。确切出票时间还有待从银票上三家商号存在的年代寻找相关佐证。
汀漳龙始兴汽车公司股票（图3）
漳州始兴汽车公司是福建省创办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汽车运输企业，其所发行的股票也是福建早期股票之一，它见证了始兴汽车公司30多年的沧桑。
民国6年（1917年）由漳州地方绅士孙宗蔡等人发起募捐，筹建“漳码汽车始兴公司”。闻此消息，海外侨胞及漳（漳州）码（石码）厦（厦门）地方殷商巨贾投资踊跃，很快就筹集到5万银元，工程款先期用于收购土地，后着手建设漳码公路（漳州至石码），公路总里程20公里。这条公路是福建历史上开辟最早的公路。
民国7年秋（1918年），陈炯明率粤军入闽，以漳州为首府建立“闽南护法区”。护法区设立工务局，从事市政建设和公路修筑。工务局长周煜卿（名醒南）支持孙宗蔡继续进行市政及道路建设，漳州商界响应护法区政府提出“建设新社会”的口号，大刀阔斧进行市政改造，拆除旧城墙、拓宽道路、整治街容。商会再次向海外募集资金10万银元，创办“漳码马路始兴有限公司”，由周醒南任公司董事长，孙宗蔡任总经理。民国9年（1920年）春节，“漳码马路始兴有限公司”在漳州新桥白鹭洲和石码镇公园西路设置2个车站，经营漳州至石码的公路客运业务。
1920年底，公司更名为“漳浮长途汽车始兴有限公司”，汽车营业线路延伸至浮宫，并可换乘轮船抵达厦门。1921年公司正式向政府注册，改称“汀漳龙始兴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为扩大经营，壮大企业，公司经批准正式向社会发行股票。股票分为两种，一种为整股，票面长24厘米、宽24.3厘米，每股大银50元；另一种为零股，票面长14.3厘米、宽13.8厘米，每股大银5元。两种股票上方均印有“汀漳龙始兴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字样，下方为“中华民国十年八月一日设立，遵照公司注册条例呈准立案”，中间从右至左分列股票编号、股东名字、籍贯、入股金额、股数、董事长周煜卿印鉴及入股时间。股票背面为始兴公司章程摘要。
股票发行后，筹集股金增加到31万银圆。公司新辟公路西至靖城，长20公里；东至江东桥，长16公里；南至九龙岭，长17公里；北到浦南，长17公里。1923年，“汀漳龙始兴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漳州城区定威南路（今延安南路）建成漳州总站，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鼎盛时期，公司拥有汽车96辆，在厦门、石码、海澄等地设10个分站，是当时福建省规模最大的汽车公司。
此后，由于同业的竞争以及政局不稳和自然灾害等影响，公司营运路线逐渐缩短，收入减少。1929年春，公司复称“漳浮汽车始兴公司”。1952年10月始兴公司被国营运输公司赎买接办，所有的股票均向政府重新登记，并贴有建国初期印花税票。经营了30多年、历经风雨的“漳州始兴汽车公司”汇入新中国的建设大潮。
漳州通敏电话公司收据（图4）
这张印制精美的“通敏电话公司”押金收据距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是一件珍贵的早期地方电信业务史料。
收据为竖式，高11.4厘米，宽25.3厘米。票据正文内容是：“兹收过漳义堂宝号（先生）交来押（租）金大银叁拾元正，合立收据为凭。”票据上编号、收款人、公司印鉴和开具时间等内容齐全。背面是注意事项，内容是：“此收据在电话撤销时，可持向本公司会算。
图4通敏电话公司收据正面
若不随时前来会算，即将该押（租）金扣抵。其不敷者，仍须追缴；其扣抵而有余者，逾十二个月不来领取，即行取消，以资结束。希各用户注意。通敏电话公司启”。
据史料记载，漳州通敏电话公司创办于1925年4月，创办人是厦门富商黄奕住。创办初期，黄奕住筹集资金10万元，委派其堂弟黄奕守和上海工程师钱咸昌到漳州、石码两地，分设“商办漳州通敏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和“商办石码通敏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初办时，电话用户需求不多，业务一时难以开展。一年后，电话线路开通至天宝、浦南、石码等处，业务开始好转。1930年线路延伸到海沧，并从嵩屿架设海底电线通达鼓浪屿与厦门对接，由于线路扩展，社会需求增加，用户数增至200多户。1939年通讯线路开通至龙岩，以后又逐步拓展到漳属各县，形成较为完整的地方通讯网络。
70多年前的漳州，能够用上电话的只能是一些达官贵人及政府部门和富裕的商家。这张押金高达大银30元的收据，从票面上看，没有任何标明已“会算”的印记，想必还未兑付。而若是已经“扣抵”，是“不敷”？还是“有余”？何以流传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巨幅中英文存款单（图5）
这张民国时期的银行存款单，高35厘米、宽19厘米，票面约为当今存款单的三四倍大，而且其存款额高达8950多元（旧银元），真可称得上是存款单里的“巨无霸”。
该存单出票时间为1936年10月，票面为竖式，采用中英二种文体印制。票面上方有“华侨银行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定期存款单”字样。下方内容是：“字第二九七二号，兹有收到黄奕渊先生（宝号）来厦门银捌仟玖佰伍拾元另伍角正，订明周息叁厘半，自本日起至二十六年肆月捌日止，以陆个月为期，如到期不来提取或换订新单，则所有过期日数概不发给利息。此据。中华民国二十五年拾月捌日。”票面还钤有银行印鉴及经办员签名。背面印中英文“存户须知”。内容是：“一、此项存款如到期不来提取或换订新单，则所有过期日数概不发给利息；二、此项存款到期之日，存户提取存款时必须将此存单交还银行并签押及加贴印花于此存单；三、此项存款全部或一部分于未到期之前均不得提取；四、此存单如遇遗失被盗或焚毁等事，必须觅相当担保，经银行承认后方能提取存款或补发新存单；五、此项存款到期之日，存款人如不能亲自提取，当委托他人代为提取存款时，必须正式函知银行其所委托代理人之姓名。”背面还有存款人黄奕渊签名等。由此可见，这是一张已经兑现过的存款单，而且手续规范，签证严谨。
华侨银行厦门分行成立于1925年3月，总行设于新加坡。行址先后设于镇邦路、中山路、鼓浪屿，其业务主要是办理侨汇以及存款、贷款和信托等。厦门华侨银行从创办至今已在国内经营了80多年，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厦门唯一仅存的一家外资银行。厦门华侨银行在融通侨资，便利侨汇上卓有成效，为繁荣地方经济做出了贡献。这张印刷精美的厦门华侨银行存款单，历经70多年依然光鲜如新。由该存单可以了解到当年存款单的格式、存款利息、存取款的规定等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银行的业务流程和金融沿革，折射出当时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景象。
日寇实施经济侵略的促销礼券（图6）
1938年5月13日，厦门沦陷后，日寇为实现其“以华制华”毒计，到处收买搜罗民族败类，于1939年7月推出李思贤为伪厦门特别市市长。1940年2月16日，为日本积极实施经济侵略的厦门劝业银行设立，该行资金额250万元，伪政府出资80万元，其余由民间投资，行址设在大江路（今中山路）365号，首任董事长殷雪辅，后由李思贤兼任，顾问由日本当局指派。
为搜刮民脂民膏，该行除了发行“厦门劝业银行”纸币外，也发行奖券、礼券等。礼券，既可以用来送礼，还可以作为存款凭单，到期时还能够按一定的利息兑付本息。
厦门劝业银行礼券由光耀印刷公司承印，彩色印刷。券高22厘米，宽13厘米，票面上方是中英文的“厦门劝业银行”字样及行徽和编号，正中是礼券金额，左右书“礼券”两字，左边是极具日本殖民色彩的“凤凰”图案。背面是礼券储金章程摘要，第一条内容是：“礼券分国币2元、4元至20元6种，並备有空白礼券，数目多寡临时填写，封套分红、素二色，听凭选用”。第三条称，“礼券还可以随时转作各种存款，也可以随时兑现”等。该礼券印刷精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足见伪金融机构为拉拢顾客，扩大发行量，也是费尽心机，促销手段花样百出。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厦门劝业银行所发行的票券全部作废。这种充当日伪政权搜刮民脂金融工具的礼券，是日本疯狂掠夺中国财富的物证。
老船票上的外汇规定（图7）
这张上世纪40年代由渣华轮船公司的TJITALENGKA号客轮从印尼苏腊巴亚开往厦门的船票，见证了抗战胜利后厦门与东南亚复航，票内章程及注意事项记录当时外汇管制的一些情况。
船票为竖式，高21.5厘米，宽12.3厘米，票面除注明这张二等舱船票的票价是455盾之外，还有“芝揸连加办房”售票章及经办人的签名，并加盖多方告示及注意事项。正面厦门海关告示章，内容是：“兹据厦门海关通令，禁止搭客携带非属本人自用之物品，所携自用之物品总价值以不超过五十美金为限，除执有输入准字者则在例外。”背面轮船公司章程共有8条，后附广告。内容有：“本公司总行设在荷属八打威亚，其分行与华人经理处则遍设于荷属各大埠及香港、广州、汕头、厦门、上海等地。贵客搭船付货或有所咨询，请驾临就近，本公司或华人经理处接洽，无任欢迎。”
时值动荡的年代，渣华轮船公司还特别注明：“鉴于目前特殊情形，公司对此船票内所印之通则及客运之章程，恕不能负全责，不周之处，请搭客诸君原谅。”背面还加贴一张“回国侨胞注意”，内容是：“外汇统制局规定：嗣后凡离荷印往外国者，于上船时每家长只准携带现款新币拾盾，附带人只准携带现款新币五盾，每家不能超过二十盾，绝对不许多带，如敢故违，不但所携现款概被充公，而其人亦将被警局扣留，起诉于法庭。对此消息，务祈回国侨胞注意为幸。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渣华轮船公司敬启。”
解放初期的耕牛保险证（图8）
这张1952年南靖县武林乡人民政府、南靖县人保特约代理处出具的耕牛保险证。证号为：“保险契约畜字第南牛12号，牛体编号第187号”。
证书采用双面印刷。正面上方印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福建分公司”，下方右边印“耕牛保险证”，保险证的内容为：“牛主高中兴所有的耕牛已参加第二区武林乡牲畜保险会团体，向本公司投保了耕牛保险，计得保额人民币叁拾式万元（旧版人民币），保期壹年，自壹玖伍式年叁月拾柒日起保计保险费玖仟陆佰元，保险责任及各项条款悉依照所订契约办理。此证。”落款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福建分公司，要保人：高陈港印章”。出单时间填写：“1952年3月17日”。正面钤盖“南靖县第二区武林乡人民政府印”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南靖特约代理处”两方蓝色印章。背面上方是“更改记录”，下方是“缴付保费记录”，采用表格式填写内容。
据《福建省志·金融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1950年福建省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同年中国人民银行漳州中心支行设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漳州特约代理处。福建人保除了开办企业财产强制险外，还开办货物运输保险、人身保险、牲畜保险等。”这张漳州市南靖县人保特约代理处出具的保单，正是当时根据省人保公司开办的险种而办理。
新中国初期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当时一头耕牛的价值从某个侧面比较，甚至比现在的一部汽车的份量还重。这张当年的耕牛保险证，记录了解放初期福建保险系统开展保险工作的情况，从中可了解上世纪五十年代投保的险种、保单的格式、保费的计算等内容，是新中国保险业的一件早期实物史料。
肖林
1943年10月，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在漳州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历经67年的历史沉积。今日提起它，有必要先从漳州人王兆培（新中国成立后任民革福建省委副主委）入台组建同盟会、发展台湾籍第一位会员翁俊明说起。
漳人吸收同盟会首位台籍会员
王兆培，漳州人，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春，奉同盟会施明的命令，从鼓浪屿东渡台湾，以在台北台湾医学校学医为名，秘密进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活动，准备组建中国同盟会台湾分会。那时，同班同学翁俊明（台南人），少时怀抱报国之志，反对日本侵占台湾，坦言台湾必须回归祖国怀抱。王与翁促膝谈心，赤诚相见，各表抱负，彼此成为志向相同的贴心知己。同年5月1日，王兆培便发展翁俊明加入同盟会，成为该会第一名台湾籍会员。9月，同盟会漳州机关部委任翁为“交通委员”（联络委员），化名翁樵，负责发展台湾会务。到1914年，先后吸收杜聪明（后为台湾医学泰斗）等同盟会台籍会员76人。当年11月9日，假台北艋岬平乐游酒家举行会员大会。
1913年，袁世凯柄权窃国，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先生赴日途中第二次到台湾，住“梅屋敷”旅社。翁俊明闻讯，晋谒孙氏，聆听教导，誓愿打倒袁贼，许身护国，保卫共和。秋，他和党员杜聪明留下血书告别父母，秘密离台转赴北平，计划利用病菌毒杀袁世凯，未遂。1915年，袁世凯大做皇帝梦，丧权辱国，而侵占台湾的日本殖民政府更加凶暴地实施苛政，实行“皇民化”政策，残酷统治台湾同胞。翁俊明无法忍受日本的奴役和欺侮，毅然抛弃家产，带家人迁往厦门居住，在那里团结流落的台胞共同组织“思宗会”、“健行社”，进行反对日本残民统治、光复台湾失土活动。
1938年6月，厦门沦陷，日本铁骑蹂躏祖国东南。翁俊明在民族危亡时刻，跋山涉水到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向当局陈请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台胞抗日救国团体，要求直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翌年，便筹组“重庆台湾革命同盟”，号召分散在大陆各地的热血台胞投入抗日队伍，还创办《台湾民声报》，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宣传我国军民艰苦抗战的重大胜利，鼓励台胞在前方后方坚持抗战到底。1940-1943年，翁俊明奔波于重庆、香港、广东、江西、漳州，一方面做分处大陆各地的台胞抗日团体的联合工作，一方面受命赴港负责“中央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事务，为台湾党部的正式成立作了组织基础准备。1943年10月，国民党台湾党部在漳州成立。这位由漳州人王兆培发展的台籍同盟会员（后转为国民党员）翁俊明，便历史使然地担负起台湾党部党务的领导职务。
漳州是国民党台湾党部的诞生地
漳州人王兆培发展台人翁俊明加入同盟会，而翁俊明筹备的国民党台湾党部又在漳州成立，这个历史的巧合，给漳台关系史增添了一项政治趣闻。
国民党台湾党部的成立经过和人事变换是这样的：
抗战中，台湾同胞在大陆组建的抗日团体名目繁多，有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抗日复土总联盟等等，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地点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但未形成一股合力，各有各的具体行动计划。翁俊明到重庆，同李友邦将军（台人，黄埔军校毕业，台湾革命党创建人）几次晤商，倡议组建“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并于1940年3月29日宣告正式成立，公开发表《共同宣言》，普告天下。宣言称：“中国欲速获得最后胜利而保持国家之强盛于久远，必须援助台胞重获自由解放，台胞欲变奴为主，亦必须协助祖国抗战。”1941年2月1日（一说10日），根据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改“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为“台湾革命同志联盟会”，明确提出“集中一切台湾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台湾”的统一行动纲领。同时，成立两个执行部：南方执行部，设于闽南；北方执行部，设于浙江，在台胞中从事抗日组织、宣传活动。
同时，国民党中央决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委派翁俊明为筹备处主任，刘启光为秘书，在香港秘密进行筹备工作。1942年，在江西泰和梅溪设立干部训练班，训练秘密招募而来的革命台胞青年，并秘密在日伪军中发展党员680人。同年4月，翁俊明还在重庆《益世报》刊登《台湾光复专刊》，创办《新台湾》刊物，反复宣传“驱逐日本，建设台湾”和“抗日御敌，光复台湾，还我河山”的爱国宗旨。
同是1942年，由于东南时局转化，李友邦将军将他所率领的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从浙东转移闽西南，设指挥部于龙岩，指挥分部于漳州，出版《台湾先锋》月刊和《台湾青年》旬刊，以号召“台胞和祖国人民同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社论语）。1943年6、7月间，组织台湾义勇队进行三次抗日武装斗争；6月17日（日本侵占台湾47周年），义勇队战士混入厦门，于深夜投掷数百枚手榴弹突袭厦门兴亚院日特机关，又撒放一批抗日传单；6月30日，义勇队炸了日本海军设在厦门虎头山的油库；7月1日，义勇队化装成平民，潜入伪厦门市政府成立三周年的庆祝会场，投掷手榴弹数十枚，炸死日伪军几十人。这三次武装斗争的胜利，鼓舞自己斗志，灭掉日敌威风，还给台湾党部在漳成立吹响了成功的前奏曲。
因为日寇嚣张气焰受挫，台湾革命同志联盟会代表大会于当年初夏在重庆召开，通过“陈请国民政府设置台湾省”的决议，阐述设省“而不负民望，使六百万台胞得以奉行三民主义，五十年失地得以归依祖国”。（《台湾同胞抗日50周年纪实》第272页）当时，蒋介石亦有此设想，遂内命“党务先行”于台湾，令撤消台湾党部香港筹备处，要翁俊明赶往闽南漳州准备城内正式举行台湾党部成立大会，选翁俊明为主任委员，谢东闵、林忠、郭大斗、丘念台为委员，林忠兼书记长。斯时，党部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训练台湾的党务工作人员。
党部委员的具体分工：丘念台分管组织。此人乃台湾爱国抗日名士丘逢甲之子，本名“踪”。父亲为了激励他念念不忘台湾，故改其名曰“念台”。抗战中，丘念台在惠、潮、梅地区组建台胞东区服务队，办游击基干训练班，培养抗日干部。“七·七”事变后，他以中山大学教授身份亲赴延安考察访问，受到毛泽东、张闻天、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台湾党部成立后，他继任台湾抗日武装的粤东工作团团长，把原东区服务队基本成员转入该团，扩大组织规模，加强抗日力量。
谢东闵分管宣传。台湾彰化人，祖籍漳浦，中山大学法学院毕业。1942年间，在香港做谍报工作，翌年初到重庆台湾党务训练班受训。党部成立，分管宣传，制作反日抗日传单，派员乘漳州走私交通船潜入厦门转往台湾散发。他还运用连震东（连战父亲）在庐山中央训练团任少将高级教官的关系，选拔近20名台湾青年到庐山受训，为抗战胜利光复台湾作干部准备。
翁俊明，履职主任委员不到50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43年11月28日，翁被日特毒杀，死于漳州振成巷租房中（一说病死，但未见可靠资料），时年52岁。因为翁一生爱国复台，反日抗日，又在日伪军中秘密发展党员，日敌对他恨之入骨，便采取卑鄙的手段将其毒杀。翁逝后，改由泉州旅菲华侨党员王泉笙代理主任委员，因故未能到任，由书记长肖宜坛暂代，将党部迁往福建临时省会永安。1945年抗战胜利，11月2日台湾党部迁往台北，由丘念台任主任委员。（广东文史资料第50辑）
尽管台湾党部在漳州成立的具体地点、时日和出席人数未获准确澄清，但视其成立经过及人事委任、变换的见证史料，可以不容置疑地说，台湾党部是在漳州成立的。那么，漳州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国民党台湾党部的诞生地了。
台湾党部1943年在漳州成立的原因
国民党台湾党部为什么于1943年10月在漳州小城成立呢？为什么其成立时间既不提前又不推后？为什么在香港筹备处运转两年而撤消并迁至漳州成立呢？这其中，当然有着许多原因，主要可能有三：
一、从国际形势看，中、英、美、苏同盟国与德、意、日协约国（有说轴心国）两大阵营的世界战争已经形成，国际反对法西斯力量在壮大。1941年12月8日，日本袭击美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3年，太平洋战争逐步升级，美军在太平洋开始反攻，盟军战机频繁地出动，日敌失去蛮行一时的制空权。同时，日本侵占东南亚各国，使太平洋各岛屿对日“南进政策”进行激烈抵抗，其在南中国企图制造“华南国”的阴谋，也被我国军民逐步粉碎。同年夏秋间，中、美、英三国准备举行开罗会议。11月23日，蒋介石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先行会谈。《会议纪要》称：“双方一致同意，日本以武力夺取的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归还中国。”
12月1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开罗宣言》，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领土，例如满州、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据《台湾事内》）处于这样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下，国民党台湾党部选择这一年成立正合时宜。
二、由于中共提出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深入民心，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救中国于危亡时刻，中国战区第一战场和第二战场先后传来捷报，在华北、华东、中原、华南地区的日敌虽然困兽犹斗，但是难以举步再行横越，东南沿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几乎被盟军和我军所全部替代。至此，中国抗战胜利透出曙光，因而收复台湾也可冀可望。蒋介石遂乘开罗会议之风，指示“政治、党务先行”于台湾，对内先作接管台湾宝岛的准备。1944年4月17日，国民党在中央设计局内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做相关准备工作，派陈仪为主任委员，王芸生、丘念台等人为委员，草拟接管台湾计划，翻译台湾法令，研究政治、社会问题。还在中央训练团内设立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从事调查台湾实际情况和各界台胞思想动态的工作。看来，台湾党部决定于1943年秋成立，也是根据中国当时战局而作出的决定，也是出于对中国抗战胜利可望、台湾光复可冀的大胆判断。
三、漳州是台湾的祖居地，漳州与台湾有着深厚的“五缘”关系。决定台湾党部在漳州成立的重要原因，乃系于此“五缘”。
从地缘上说，漳州与台湾只一海之隔，近在咫尺，水路航程一夜可达，实在是台湾党部进入台岛最合适、最快捷的前哨基地和直通门户。漳州又是非沦陷区，政治、军事、社会、文化都在国民党掌控之下，台湾党部成立于斯地，有着相对稳定的环境和条件，人员往来，物资储运，可不担过大风险，从而给党部成立提供一个比较安妥的地盘。若成立于被日军践踏的香港（1941年12月9日沦陷），则环境与条件截然不同，况乎台港相距要比台漳为远。
从血缘上说，近三四成台胞的血管里都流淌着漳州先人的血。因为他们的祖籍就是漳州，先辈从漳州移民台湾而代代传衍下来。抗战中已显露头角的台人连震东，故籍便是龙溪长洲；谢东闵是漳浦籍；林洋港是海澄籍；肖立云（焕章），乃东山故籍。所以，漳州人从来视台湾人为手足兄弟、昆仲同胞，特别愿意付给亲情，在相处中都以热烈的亲情给予协助和支持。184名台湾义勇队队员以漳州为基地，对侵厦日敌进行三次军事袭击，漳州人都暗中给予支持；400多名台胞流落漳州，就业、就学、从医、打工、住所、生活遇难处，漳人也尽力相帮和扶持。这种亲情的力量，客观上成为翁成功地成立台湾党部的精神因素。
至于人缘、文缘，漳台同宗同根，肤色相似，文化同源，语言相通，民俗相同，饮食相近，人际和合，交往如故，翁俊明在香港做筹备工作，人生地不熟，闽南语与粤语不相通，彼此交流困难，相识朋友稀少，社会基础薄弱，相帮辅力匮乏，故筹备工作进展缓慢。他从香港转到漳州，上述缺憾因地而解除。翁在辛亥革命时曾任同盟会漳州机关部交通委员，与漳属辛亥老人和知名人士有过交往，缘分甚好。例如漳州上层人物陈兆基、陈亮、孙次典、林仲山、林者仁、黄谦若、林炳康（中央日报社长）等，都与翁俊明过从甚密，对翁的呼求无不应诺，见难无不伸出援手。翁俊明在漳筹备时，曾有几个流氓在他家附近作崇。翁即告黄谦若。黄给下人发话，几个作祟的流氓便在翁家门外销声匿迹。据说丘念台路经沦陷区潮汕，潜来漳州参加党部成立大会，头戴凉笠，身穿黑香纹纱汉装，一口蕉岭客话，一进马坪街，便被警察疑为奸细扣起来。翁俊明闻知，找到郭熏风便放了人。翁俊明利用“人缘”关系在漳州筹备党部成立大会，“诸事顺适得多”。
参考书目：
1、《蒋介石大事长篇初稿》。
2、《台湾事典》，南开大学出版社。
3、《台湾同胞抗日50周年纪实》中国妇女出版社。
4、《广东文史资料》第50辑。
5、王兆培：《百年自述》。
6、《西湖访王老》，作者亲访记。
（作者系原漳州市方志办副主任）
1957年漳州市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
陈金资
1957年，党内进行了一场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紧接着又发动了一场涉及党外与党内的反右派斗争。这两场斗争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当代历史以及许多人的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整风运动是1957年4月正式开始的，但它的酝酿却是在1956年。这年，国际和国内都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称之为“多事之秋”。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强烈的震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动荡，相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就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风波迭起的同时，在国内也不平静。新中国建国后，我们国家在异常落后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搞急促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又基本上照搬于苏联，结果是形成了以唯一的公有制为经济基础、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广大人民群众一时还难以适应这一体制，一时间造成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到了1956年下半年出现集中爆发的倾向。
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1956年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思想日益活跃，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敢于说话了，这时他们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等许多问题提出了公开的批评和建议。而面对这些新出现的矛盾，党内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工作上陷入被动状态。
对于国内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从两个视角来观察的：一个是阶级斗争的视角，另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视角，但侧重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的问题，具体的解决办法是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曾说：“整风运动是我们党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以整风的方式，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以武力来解决。”
1956年11月，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宣布，准备在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整风的目的主要是要解决日益突出的各种各样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进入1957年春，毛泽东分别在不同场合作了两篇讲话，毛泽东的这两篇讲话在党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之后全国各地、各级党委都在传达和讨论这两篇讲话的精神。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是在1957年4月27日发出的，实际上在这之前，全国各地、各级党委在传达和讨论毛泽东两篇讲话的进程中，整风运动在各地已经开始了。
中共福建省委于1957年4月15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两篇讲话。参加省委扩大会的中共漳州市委书记张希良、副书记赵年宏于1957年4月18日返漳。22日即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省委扩大会议和毛泽东的讲话，参加会议的有全市科、局长以上党员干部48人。紧接着，市委又进行了专题研究，决定自4月24日至5月底止，全市党员集中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市委成立了由书记张希良为首的十人领导小组，下按工交、财贸、文教、党群、政法、统战六个系统分别成立各系统领导小组，领导全市各级召开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的两篇讲话。
1957年5月13日，市委召开了全体市委委员会议，讨论了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最新指示，会议一致表示拥护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决定立即在全市各级党组织中全面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5月23日，中共漳州市委发出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和初步计划》。决定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在全市党内全面深入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运动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个讲话为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任务。在市级党政领导机关，重点解决党的领导与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社会各个方面的矛盾；认真检查党的各个方面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认真检查那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和不从团结群众、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以及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对全市一般的党员干部主要进行四条教育，要求每个党员认真对照自己的思想联系检查，提高认识，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思想，端正工作态度，改进工作作风。
整风的步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主要是要求全体党员继续深入学习毛泽东的两篇讲话精神，学习中央和省委的整风指示。第二阶段是联系工作实际检查工作，检查思想作风，由市委带头对当前存在的主要矛盾、领导思想作风等做全面的检查，组织党员做讨论批评，在充分揭发工作中存在的矛盾的基础上，研究解决矛盾的办法。第三阶段是提出改进工作的方案或意见，并认真加以实行，解决一切矛盾和存在的问题。
整风的方法按照中央提出的“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和风细雨，恰如其分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运用参加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小组会以及谈心的形式进行，不开批评大会和斗争大会，不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们不能接受的批评意见。同时规定：在整风结束后，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不论错误大小，一概不予以组织上的处分。可惜的是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些良好的愿望和初衷大多被背离了。
5月24日至29日，全面整风的各方面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期间，市委制定并公布了全市开展整风运动的方案，确定以市委会、市人委、工会、法院、检察院、公安为重点在第一批开展整风，工交系统、财贸系统确定一些试点单位同期开展。市委同时还组织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初步收集当前存在的主要矛盾问题。
5月30日，根据龙溪地委的指示，市委对整风运动正式做出部署：
第一批：确定市委、市人委、工会、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六个单位，至8月底基本结束。
第二批：确定税务局、邮电局、粮食局、交通局、民警中队、手工业生产联社、团市委、工商联、各工厂、各商业公司等单位，8月底开始，10月中旬结束，对文教系统各单位暂不进行整风。但之后在实际操作上并不按事先的部署进行，犯了急进的毛病，似乎各方面的工作都在提前开始。实际上到了7月初，包括文化、教育系统在内全市所有系统都开展了整风运动。
在6月底之前，整风运动还是按事先的部署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全市各系统前后共召开了170次座谈会，参加人数2300余人次，许多党外人士被邀请参加会议，也广泛征求了许多党外人士的意见。这时尚处于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通过广泛的党内鸣放（鸣放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缩语），各系统共提出5453条意见，这些意见涉及领导作风、党群关系、生活福利、干部工作作风、机关制度、业务政策、经营管理及肃反、审干等方面的问题。大部分是正确的、善意的、合理的，除了当时认定不合理的741条外，其它的都要求相关单位、相关人员马上整改。如针对大鸣大放中提出的升学、就业、产供销三类市里主要的突出的矛盾，市委立即组织力量加以解决。就一些适龄儿童不能就学问题，市人委多方筹资，又发动全市干部、社会人士广泛捐款，创办一些民办学校，计有幼儿园20所、小学3所，基本解决了适龄儿童就学问题。针对劳动就业问题，市委于6月初抽调10名专职干部成立劳动就业办公室，并组成工作组协调全市劳动就业安排，通过努力，多方寻找就业门路，在1957年1-9月份共安排了临时工4400多人，固定工313人。
全市整风运动初期的情况表明：全市各系统都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省委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各单位都在坚决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对能解决的问题都迅速作出了处理。这些都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推动了生产和工作，运动的进展符合中央和省委提出的要求。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高层，1957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整风运动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既然自上而下都在起劲地鼓励大家对党提意见，帮助整风，许多人在反复的号召和要求下，心理屏障完全拆除了，便敞开心扉说话了，一时间便兴起了自由批判的浪潮，整风运动出现了一种畅所欲言的局面。然而偏激、混乱的言论和局面也随之出现，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系统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言论。1957年5月8日和15日分别开始举行的全国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全国工商界座谈会，这是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和政府批评意见的集中地，到5月30日和6月8日，两个座谈会才分别结束。两个座谈会共举行了8次会议，发言达180多人次，发言的激烈与尖锐程度达到了毛泽东“暴露”右派分子面貌的目的。就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结束的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反击右派“公开动员令”，即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党内通知。这个《通知》要求“全国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各地整风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
同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从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收到的匿名信的事件说起，对匿名信中的蛮横无理作了痛快淋漓的驳斥，指出“这是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的声音自然来自中共中央，所以这是一个开始反击的明确信号。之后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报纸刊物连续进行了一系列公开的动员，《人民日报》在6月9日至29日短短的二十天中就发表了反击右派的9篇社论。
根据中央和福建省委的指示和部署，反右派斗争陆续在全省各地展开，一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突然转为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6月10日至25日，福建省委接连举办了数场动员会，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第二书记江一真都分别作了动员报告。
1957年6月27、28日连续两天，漳州市委书记张希良、副书记赵年宏分别向全市干部作了反右派斗争的动员报告。7月5日前后，全市立即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高潮。全市共有党政机关、商贸企业、工厂等51个单位举行了声讨右派分子会议，参加人员17000人次。在各种会议上共有875人次发言，对右派言论进行了驳斥。较大规模的声讨会有全市工交系统的万人大会，共青团系统的1500人大会等。全市各种墙报、大字报、黑板报、漫画等更是铺天盖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向右派反击斗争的浪潮。
在酝酿整风运动时，强调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然而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运动立即转变为“暴风骤雨”的方式。反右派斗争开展后，最先是在党政机关、各企业、工厂内部，采取边学习文件、边检查揭发、边争鸣辩论的方式，所有的言论和事情由远追溯到近，然后由事追溯到人，一个一个地把右派的言论和人搜索出来。到8月2日，已从全市党政机关、企业、工厂多个系统搜出8个右派分子，搜出市粮食局一个右派集团。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继续深入反击右派分子。8月3日，省委江一真书记发表讲话，要求加紧反右派斗争，全省各地反右派斗争迅速升温。运动也随之扩展到各行各业，趋向纵深发展。8月15日之前，漳州市党政机关、企业、工厂以及文化系统共有58个单位，运动深入开展的达25个单位，这些单位不断地有右派分子被搜出。其它单位由于干部力量不足，运动尚处在动员以及一般性的学习、讨论、批判阶段。
8月10日后，漳州市工商界、教育界、卫生界、科技界相继开展反右派斗争并迅速掀起高潮。8月12日，漳州市三个民主党派在其内部分别成立反右派斗争中心小组，开始在其内部开展反右派斗争。自此，工商界、教育界、科技界、民主党派开始成为反右派斗争的重点目标。到8月15日，全市经过研究确定的右派分子由8月初的9人增加到17人，初步认定的“近似”右派分子的有15人。
9月以后，工商界、民主党派成为反右派斗争的主战场，在三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内部，展开了“你死我活”式的斗争。到10月中旬，全市所有民主党派成员280人中，搜出右派分子20人，占总人数的7.14％；工商界247人中搜出右派分子2人。华侨界、宗教界、社会人士这时尚处在一般性的动员学习阶段，但很快就有几个右派分子被搜出。
10月8日至10日，市委先后召开全市党支部书记以上会议三次，13日、14日又自内向外分别向全市党员及党外人士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决定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全面胜利的市直党政机关、大部分企业、工厂等单位结束反右派斗争，转入整风运动的第三阶段即整改阶段。但民主党派、工商界、华侨界、宗教界以及社会人士反右派斗争仍继续进行。
民主党派在漳州市成立机构比较晚，1956年之前，漳州市只有农工党厦门市委会漳州支部和民盟漳州直属小组，成员48人（其中农工党31人，民盟17人）。1956年10月21日，经福建省委统战部批复，批准民革、民盟、农工党在漳州市建立筹备机构，并给每个党派配备4个干部，计划在1957年适当的时候成立各自领导机构。就在各个民主党派紧锣密鼓筹备之中，反右斗争开始了，在这次惊涛骇浪的斗争中，三个民主党派成为斗争的重灾区。到11月底，反右派斗争收尾时，三个民主党派共斗出右派分子23人，占在漳州全部成员的10.31％，其中三个党派的领导机关被斗出右派分子12人，占领导机关人数的63.15％，并在民革、民盟中挖出二个右派集团。三个民主党派的领导机关基本上被“一窝端”了。
11月28日晚，漳州市委统战部召集“左派”会议。11月29日，市委统战部又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月末座谈会，正式作出了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总结，这标志着漳州市反右派斗争基本上是结束了。
经过5个月激烈的反右派斗争，漳州市本市共揭发出右派分子57人（最后被研究确定的），其中市级干部1人、一般干部15人、工程技术人员1人、教职员17人、医务人员2人、僧尼人员2人、华侨人士1人、营业员9人。按政治面貌分：中共党员4人、共青团员8人、民主党派11人、无党派社会人士34人。
对被揭露出来并被最终确定的右派分子，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按敌我矛盾从重处理：被逮捕法办5人，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9人，开除公职回家13人，监督劳动9人，留用察看3人，撤职7人，降职8人，免予处分3人。
但是反右派斗争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收尾结束，反右派斗争本来应该是在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等地方进行的，但在实际运动中已经扩大到民间中去。1957年8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文件或作出指示，要求在农村、企业厂矿、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求讨论的中心题目是：合作化优越性问题、农村发展纲要问题、粮食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企业、工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求讨论的主要题目是：新旧社会的对比问题；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改善生活与发展生产的关系问题；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关系问题；工人与农民关系问题。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要求全民围绕上述题目展开大辩论。农村、企业、工厂、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实际上是反右派斗争在民间的铺开。之后在运动中漳州市有些单位还陆续划出几个右派分子。
按上级布置，漳州市农村、企业、工厂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以继续整风的名义下进行的。
按照中共龙溪地委的部署，10月中旬，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单位（指右派分子基本上已经被搜出来了，本单位有关右派言论已彻底被揭发，彻底被驳倒了，这些主要包括市直党政机关、工厂、企业、文教系统等54个单位）转入整风运动的第三阶段即整改阶段。各单位开始重新发动群众，揭露、批判工作上、领导作风上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要求群众畅所欲言，并发动党团员带头鸣放。10月下旬，一场以大鸣大放为主的声势浩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再次掀起高潮。这次“鸣放”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以大字报为主，所有的意见可以以记名或不记名的大字报贴出；二是以大辩论为主。大字报主要是揭发矛盾。群众提出的意见多集中在领导作风、业务工作、生产管理、机构体制、生活福利等方面问题。大辩论的主题是粮食问题以及合作化问题。期间，全市各单位召开了各类座谈会800余场次，参加的人数均超过所在单位总人数的80％以上。
到11月23日，市委召开全市基层党支部书记暨全市整风工作组干部会议，对第三阶段整风工作作了全面的总结。但是整风运动并没有就此结束，会议认为：整风中大鸣大放大争论也可能有不深不透之处，多数单位经过大整大改也是仅仅解决了一些一般性问题，重大问题未得解决或解决不透，因此需要迅速转向整风的第四阶段，即整顿手工业合作社、整顿农业合作社、整顿党团组织。
整风的第四阶段显然拖的时间比较长，也不是原先的计划部署，并且进一步把整风运动彻底地引向社会每一个成员上，但主要的工作停留在表面的宣传和学习上，实质性内容不多。这一阶段整风运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1957年11月底至12月底，在将近一个月时间内，全市各阶层群众展开了一个规模广泛的宣传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活动。二、1957年12月中旬至1958年1月中旬，在全市基层街道，财贸系统基层单位，基层手工业合作社，在继续辩论粮食问题、工农（城乡）关系问题、合作化问题基础上，转向辩论法制问题（要求学习治安条例、劳动教养条例、市场管理条例等）。三、1958年2月，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有关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运动”的指示，全市各行各业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工厂、企业、学校直到基层农业合作社，又重新发动群众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现场会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以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大跃进”。“双反、双比”主要性质是反保守，实际上就是一场批判“保守”、鼓动“全面跃进”全民教育活动。“双反、双比”之后，“大跃进”运动也全面兴起。
1958年7月中旬，根据省、地委指示精神，市委分析了全市整风的整体情况，认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全面整风，绝大多数的党支部在大鸣大放、大整大改、大破大立中已基本上解决了存在的各方面主要问题，全市各条战线上已经出现全新的跃进气氛。7月16日，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动员会议，给全市基层党支部发出书面指示，要求在月底之前全市参加整风运动的69个党支部，在认真总结前期全面整风的基础上，进行组织整顿；城市手工业合作社、农村农业合作社同步进行整社。在整顿党的组织中，一些违法乱纪的、腐化堕落的、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思想的人被清理出党，一些基层党组织调整了领导成员，所有的党支部健全了工作制度。在城市手工业合作社、农村农业合作社全面健全定额管理制度，精简管理干部；调整所有合作社的理监事会主任、党团支部书记，要求必须由手工业工人和贫苦劳动农民中提拔担任；要求合作社干部参加劳动不得少于全体社员平均的2/3。至此，一场自1957年4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全面结束。
但反右派斗争问题还是没有随之结束。由于在右派定性问题上一直反反复复、斗争激烈，到1958年8月，还划定了右派分子2人。
整风运动，从1957年4月开始，到1958年7月结束，历时一年多，按照原先部署，要搞三个阶段，结果却历经四个阶段；原先是要开展党内整风，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运动偏离了原先计划的轨道，演变成反右派斗争，进而发展成全民整风运动，运动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同时在运动中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偏离了原来预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设想。
但整风运动也有其积极的意义，整风运动上接19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当时急促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遗留下许多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在历时一年多的整风运动中得到了解决；整风运动过程中不断进行的专题学习教育活动也帮助广大群众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当时国家的一系列政策。整风运动下接“大跃进”运动。整风运动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使人们热情高涨，所以，实际上是为“大跃进”运动的掀起做了全民动员工作。
而反右派斗争本来只是整个整风运动的小插曲而已，中央本来打算只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开展，然后再转入“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但形势的发展偏离原先的轨道，原来的安排被打破了。反右派斗争以“急风暴雨”的势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并逐渐向地、县两级以及厂矿、农村中、小学校扩展，进而推向社会各个领域，出现了严重扩大化倾向。
反右派斗争在以后几十年历史中的影响远远超过整个整风运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扩大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这是事实。但当这种斗争演变成政治斗争时应该如何处理，当时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所以当时在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时，毛泽东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许多知识分子和党内干部由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大胆发言，善意批评，最终被当成右派言论而受打击，并遭受严厉的批判和惩罚，以致于家庭也受到牵连，教训极其深刻。
其二：划定右派的标准也出了问题，反反复复，随意性很大。当时中央分别下发了划定右派分子、极右分子和不划为右派分子的标准，这些标准相当抽象，弹性很大，实际操作上很难掌握。基层单位为了表现在运动中工作抓得紧，工作做得好，把右派标准放得宽一些，以致多划一些右派分子是完全有可能的。
其三：对右派分子的处理也过严过重。1959年9月，漳州市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为此，市委成立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张希良任组长，市委常委田悦庄任副组长，具体负责，并组成以市委统战部为主要力量的办事机构，由张亚盛任办公室主任，开始自上而下、由内及外，有计划有步骤地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此时市属右派分子共63名（不包括地直机关右派分子）。据1959年10月公布的漳州市右派分子的情况统计表显示：这63名右派分子，留在原单位工作共25人，其中在行政机关1人、在学校11人、在工厂企业11人、在民主党派团体中2人；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但留用的3人；按四类分子处理2人；监督劳动10人；开除后在本市无工作2人；开除后在外地8人；判刑5人；劳教7人，有1人尚未处理。
这些人除被判刑、劳教和开除后离开本市20人，在漳州市的共43人，43人中分布在机关、学校、团体、工厂企业的占58％，在生产单位监督劳动的占26％，分散在社会上的占16％。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或单位的中坚力量，遭受不幸后，不能再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不幸。
经过摸底调查，站队比较，座谈协商，在1959年国庆前后，陆续研究确定第一批摘掉帽子7人。之后1960年至1963年又分三批摘掉右派帽子30人，前后四批共摘掉右派分子帽子37人，尚有一些右派分子没有摘掉帽子。
这些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员，在以后的岁月中，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安排，子女上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仍然受到另眼看待。“文化大革命”中“右派分子”问题又被重新提起，他们再度成为批判的对象，“死虎当成活虎打”，更不用说那些没有摘掉帽子的人，许多人被勒令交出原来的《发言稿》，交还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书，再次交代反革命言行，再次遭受批斗，被大会批小会斗，多数被强迫劳动，留在本单位的甚少。
右派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指示，1979年3月22日市委发出正式通知书，对在漳州的113名“右派分子”（包括地直单位及外地转来），除移交地直及外地外，漳州市63人“右派分子”全部予以改正，63人中除已安排工作17人外，一次性安置39人（20年中已死亡9人），从农村收回被株连家属70人，并安排工作；补发工资44人，共计21227.74元；发给家庭困难补助金54人，共计14680元；发给家属抚恤金6人，共计3519.25元。至此，“右派”工作才全面结束。由于对“右派”摘帽和安置工作做到全面落实，不留尾巴，改正之后许多同志依旧满怀激情地参加工作，虽然曾经历经磨难，仍无怨无悔地向前看，许多人仍然在重要的岗位上做出显著的成绩。
漳州方言
䀫瞑和䀫目睫毛
闽南方言谓人说话不着边际，常言：“䀫瞑讲梦话”。本指睡意犹在，说起呓语，后引申为讲话不着边际，有胡说八道的含义。
“䀫瞑”，闽南方言音“hambbíng”，指昏昏欲睡状或睡意朦胧。“䀫”，汉语语音tǔn，是朦胧欲睡的样子。《字汇·目部》云：“䀫，朦胧欲睡之貌。”闽南方言用其字义，不用其字音，因其字形作“h䀫m”之音。这是先人巧用汉字为己用的典型，在音、义未能两全的情况下，舍音取义，断不用无义之音字。“瞑”，汉语语音míng，眼睛闭起来的意思。《说文·目部》：“瞑，翕目也。”《广韵·青韵》：“瞑，合目瞑瞑。”闽南方言取其音与义，与“䀫”组成一词，是为“䀫瞑”。古无“䀫瞑”一词，应是方言为强调朦胧之睡意，合而为一语。唐代诗人陆龟蒙诗云：“频抛俗物心还爽，远忆幽期目剩瞑。”诗中的“瞑”就是“䀫瞑”。
“䀫”系冷僻字，另有“目睫频动”的含义，汉语语音为“jiá”，闽南方言仅取其义，读nì，如“目睫毛䀫没停”，谓一直眨眼或指眼眨个不停。
李竹深漳州“三蕾一鸿”事件真相
卢奕醒
1966年夏天，在共和国横遭浩劫的时候，我们芗城也发生过一起围剿业余文艺作者的特大冤案，声势规模之浩大、牵涉面之广、打击面之宽，在全省乃至全国均属罕见。一大批年纪轻轻的、在红旗下长大的热血青年都被突如其来的横祸整得晕头转向。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有的当事人已经不幸亡故，多数也已届耄耋之年。然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重大的案件？其中有什么冤情？有何教训？应该说需让芗城父老乡亲清楚其中之缘由。据我所知，“四人帮”倒台后，所有当事人也都曾群情激愤过，但后来与共和国主席和老帅们的悲惨遭遇一比照，大家都明白这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个人的冤屈算不了什么。《水仙花》文艺杂志和《金盏》民间文学小报创刊后，大家忙于编刊办报，“要将‘四人帮’所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谁都没有心思再去回顾那些不幸的往事，舔养受伤的心灵。《芗城文史资料》的编者认为有必要补写这一笔，揭示事件的原委与经过，有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提醒人们以史为鉴，注意避免悲剧重演。是故，我勉为其难，重揭伤疤，记录下自己所了解的部分事实，也祈请其他尚健在的知情者共同补正。
所谓的“三蕾一鸿”是怎么一回事？
所谓的“三蕾一鸿”，其实是莫须有的、并非一个什么组织机构的正式名称，它只是文革初期，某些人为迫害业余文艺作者“创造性”地仿照当时报刊上流行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提法所捏造出来的专用名词。其所指的是我市在1958年以后所涌现出来的众多业余文艺小组中的“春鸿”、“芗蕾”、“蓓蕾”和“春蕾”等四个业余文艺小组。
那么它们是一些什么样的组织呢？原来在大跃进年代，我市曾出现过全民写诗抓创作的热潮，各种文学社、业余文艺兴趣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在各机关、工厂，尤其是学校纷纷建立并开展各种活动。“春鸿文艺”早在1958年就由漳州二中学生郭建章等组织成立，后由陈玉旺、李志敏等继续组织活动。“芗蕾文艺”是漳州侨中教师陈如珂等人组织的。“蓓蕾业余文艺小组”才是1959年我在高中毕业后与同班学友叶升旗等共同组织的，其还于1962年在市文联的支持下与“春鸿业余文艺小组”合并组成“春蕾业余文艺小组”。这些小组均是一些爱好文艺的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后，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由不同的成员自愿组合、分散活动的松散型的业余文艺组织。其成员在不同的工作、学习岗位，放弃休息，辛勤习作，然后汇集作品，一两个月才编印成一本油印刊物在内部互相交流。刊物从未对外公开发行，纯粹是种习作园地，作品经切磋修改后才转投正式报刊公开发表。
这些业余文艺小组当时都得到市文联的指导与支持，多次得过奖励。许多小组成员都是所在单位的工作骨干或先进分子，大家都尽可能做到业余习作与本职工作两不误；个别成员创作活动有成绩，还曾被选送参加全国的业余文艺作者代表大会。所谓的众多罪名是如何被强加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神州大地乌云翻滚。“四人帮”以种种卑劣的手法，对邓拓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作品，肆意挞伐、横加罪名，开启了现代大兴文字狱的恶劣先例，揭开了中国革命史上最黑暗、最丑恶的一页。
社会上总有人特别擅长窥测政治方向，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中捕捉可趁之机。事后我才知道，我所在工作单位的校领导与当时漳州市文联的负责人同是南下干部，却在感情上有过嫌隙。他紧紧抓住机会，妄图先将我打成“反革命”、“坏人”，然后再将矛头直指一直大力支持我们活动的市文联负责人，即所谓的“后台老板”，从而达到既发泄私怨，又可在文革建立奇功、积累政治资本的目的。他利用校政治处主任与我是师生关系，让其先与我套近乎，以“要学习讨论”为名，要看我的“业余习作”。我未觉察他们的叵测居心，以为自已动机纯正、愿望良好，即使有缺点甚至错误也应该欢迎自己的老师与领导批评指正。我满怀信任地将停刊多年、仅存的一整套业余习作刊物送给他，想不到这恰恰为他们制造打击我的“炮弹”提供了最大的方便！随即，他们就纠集黑笔手，用“四人帮”对付邓拓、吴晗的手法，捏造事实、罗织罪名，仅几天功夫就炮制出一份所谓的《评“三蕾一鸿”的反动本质》的极其恶毒的黑材料，煞有介事地罗列了莫须有的“十大罪状”，诬称“三蕾一鸿”是什么“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是什么“三家村的漳州分店”，还封我为“黑掌柜”。材料立即上报中共漳州市委，并散发全国各地的有关单位，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和严重后果，因为当时正是文革刚开始的风口浪尖，来自战略地位极其敏感的“福建前线”，又有那么多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的所谓黑组织的材料，当然引起高度重视，许多业余作者立即受到停职或隔离审查，有的受到捆绑、吊打、游街、跪碎石、逼供信；有的被打入“牛棚”，被褥被泼上尿水；好几位正在谈对象的作者还被“棒打鸳鸯”不得不分手；最不幸的要算外贸职工，我的同学余渭生，他仅因写了几篇作品和参加市文联活动，竟被“邓拓-陈布伦-余渭生”的所谓黑线要把他抓去游街，他受不了羞辱就跳井身亡，这是多么惨痛的血的教训呀！
他们泡制黑材料的卑鄙手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曰牵强附会、横加罪名：将几个互不相干的业余文艺组织硬捏在一起，冠以“三蕾一鸿”的名称，还上纲上线，强行将它们与所谓的刘少奇文艺黑线和“三家村”挂钩，达到其制造最大批判效果的险恶目的。
二曰无中生有、捏造事实：随意篡改歪曲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业余作者的家庭出身和政治历史。如恶意地将我的家庭出身篡改为所谓的“地主兼工商业”、“恶霸地主”；将文革前有关部门早就为我父母亲所做的“属一般伪党员免予处分”的政治历史结论置之不顾，一口咬定他们是所谓的“罪恶累累的国民党反动党团骨干”，目的就是要欺骗所有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我们这些人都是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的“狗崽子”，是“没有改造好的黑五类”。说什么“三蕾一鸿”是对现实极其不满的剥削阶级子女幻想资本主义复辟的“裴多斐俱乐部”；还造谣说什么“三蕾一鸿”是“地下黑刊物”、“是被公安局勒令停刊的”，以挑动人们对业余作者的仇视与痛恨。
三曰斩头去尾、断章取义：如郑惠聪写的《红旗越举越坚牢》是首共二十八节的长篇叙事诗，每节四行，描写的是1932年红军入漳受到闽南人民热烈欢迎的生动故事。其前七节是写红军入漳前闽南人民的苦难生活情景。他们大笔一挥拦腰斩下，然后加上按语，诬称作者、编者“攻击现实、诅咒三面红旗，公开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一位叫“平凡”的业余作者是苦孩子出身，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写了一首忆苦思甜、讴歌幸福新生活的诗歌竟横遭腰斩，将描写解放前苦难生活的内容歪曲为“攻击现实，丑化人民公社”。
四曰肆意歪曲、血口喷人：如我写的《登厦鼓日光岩》一诗，明明是站在厦门鼓浪屿的水操台上缅怀当年郑成功将军训练水兵收复宝岛台湾的英雄业绩，他们却明目张胆地改换我的立足点，污蔑说我是“站在阿里山上为蒋介石反攻大陆招魂”。而另一位业余作者满腔热情书写的一首《党的赞美词》更是肆无忌惮的诬蔑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党诗篇”！
五曰无限上纲、置人死地：1962年我为《春蕾文艺》的“七一特大号”复制的一张毛主席像，的确画得不太符合标准。客观原因是：我没有绘画基础，趴在用小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下临摹一张夜景油画，难度很大，当时又逢期末学校工作特忙，画后没有好好检查，事后不但我自己而且其他任何人都长期没有发现有任何不妥；主观原因是：文革前对画领袖像的严肃性和重要意义没有足够的认识，认为毕竟不是印刷的，又是内部的，只要尽力画得比较象就可以了。及至发现没画好，我也深感惭愧与痛心。可是硬要说我“刻骨仇恨，有意丑化”，这与事实出入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总之，如此不顾事实、蛮不讲理的手法，成篇累牍；罪名之大，骇人听闻，任何一条罪名都足以置人死地。当时我才二十多岁，从未经历过任何政治运动，当然十分惊恐，天天晚上都要被恶梦惊醒，吓出一身冷汗；直至半个月后，定神扪心自问并无恶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心情才逐渐平复。
听说，当时的市委书记巩鸣鹏闻报后勃然大怒。他立即召集市委常委开会，下令全市人民集中火力，“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三蕾一鸿’猛烈开火！”并责令全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都要凭党支部的介绍信，组织所有干部群众到现场观看铺天盖地的声讨我们的大字报。然后，他还派遣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市公安局长一道亲自带领文革工作组进驻学校，“要抓大老虎”，夺取文革的新胜利。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后绽春蕾然而，历史发展的辨证法是无情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经过了这场浴血的洗礼，我也更深刻地认识到“要相信党、要相信群众”这一颠扑不灭的真理。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文革工作组进驻学校，调阅了有关“三蕾一鸿”的所有原始材料后，就说“这样的材料，以后要怎样端得上台桌（意指无法定案）！”于是他们就先把我们晾在一边，因此后来竟有人诬指其为“包庇黑帮”。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不少业余文艺作者找上市委书记巩鸣鹏要求平反。他反问“你们要求为谁平反？”众答“为我们自己！”他吃惊不小，问“怎么会是你们自己？”经证实后，他深有感慨地说“我看了基层上报的材料，以为‘三蕾一鸿’的成员一定都是国民党的遗老遗少，不然怎么会对共产党、对新社会怀有那样的深仇大恨？想不到竟然都是一些在红旗下长大的小青年。”于是，他很干脆地做出为“三蕾一鸿”公开平反的决定，亲自撰写并批经费印平反公告。
我个人的问题又拖了一段时间。有人一口咬定我是“有意丑化”，大会批、小会斗；说我会写黑文章，思想坏，一句一拳头，专门猛击我的头部，要砸烂我的“狗头”，打得我头痛欲裂，眼冒金星；打昏了跪下去，头发一揪，站起来继续打。连续殴打体罚，我无奈只好屈打成招。喜得有的人手舞足蹈，急急忙忙上报材料，要让公安局抓现行将我逮捕法办。公安局专案人员不下十次找我，边核实材料，边耐心地对我进行帮助教育，并支走了“红卫兵”打手，让我终于解除顾虑抖出真情、讲了实话，没有在忍冤受屈的深坑里继续陷下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参与编辑的《水仙花》文艺刊物终于问世，不久，由我担任主编的《金盏》民间文学小报也相继创刊。我打从心眼里由衷赞美、热烈欢呼：文艺界的第二个春天真正来到，“春蕾”在经历严冬后也终于吐蕊开花了！
“文革”中的漳州南山寺
庄宗沛
翻开漳州古代的志书，许多朝代都记载着南山寺，浏览历代文人的诗章，不乏涉及南山寺的记述，可见，佛教圣地南山寺的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明朝万历《漳州府志》卷五——
漳州古称佛国，自唐至元，境内大小寺院至六百余所。国朝废寺，多所并入。今在府城止有名寺五：曰开元，曰法济，曰净众，曰南山，曰龙山，谓之五禅。
清朝康熙《龙溪县志》卷十一——
南山寺在通津桥南之右，唐建，乾德六年刺史陈文颢重修。初名报劬，后改崇福，明改为南山寺。
民国《福建通志》卷十八——
南山报劬崇福寺，在府城南厢丹霞山麓，唐太傅陈邕建。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60号文件形式转发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院的报告》，其中有“漳州南山寺，建于唐开元年间（714-741），闽南著名古寺。”
这一座闻名遐迩的佛教丛林，历史上却惨遭多次毁害：842年，唐武宗制造会昌法难，南山寺被迫关闭大门；1864年，太平军残部李世贤入院大肆烧杀，南山寺一炬而废，仅剩天王殿；民国初期，军阀陈国辉占寺为兵营，掠尽寺内文物典籍；最近的一次当属1966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南山寺被损得惨不忍睹。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时，各大报刊已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以批判海瑞为突破口而大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当时漳州有一所高校“福建第二师范学院”，一些学生从北京、上海得到“革命造反”的消息，所以不甘漳州小城的平静，一定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他们用“革命青年”或“革命学生”名义在街上造反。1966年漳州闹市在北京路和新华西路一带，许多商店是公私合营保留下来的，所以有着许多解放前的红木家具，这些柜台、货架、桌椅，家具雕刻“福禄寿”字样及蝙蝠、寿桃、龙凤等图案，“革命学生”以此发难说，这些“封资修”的东西祸害社会，企图用“四旧”对抗社会主义，勒令店家要“除掉”，又说“商店”的“商”字是资本主义的，这样的招牌必须去掉。政治风暴来势汹汹，无人敢表示异议，连地委、市委也缄口不言，说什么“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这些店家只好用油漆或木板遮上“四旧”的东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革命学生”挖空心思，以其“文化水平”又发现南山寺在唐代736年陈太傅献宅为寺的历史，陈太傅的女儿陈金花削发为尼，住寺修行，这位金花郡主的墓冢千年依旧，位于烈士墓之山下，南山寺之西南角。“革命学生”认为陈金花是封建时代的“才女”，岂能容其安睡在社会主义大地上，当即扛锄提铲前去造反。千年古墓，土质坚硬，几个嫩
小子费尽全力还不见棺木，只好收工，另谋良策。当晚南山寺僧人桂枝和义工陈惠东连夜掘墓，收藏陈金花灵骨，多年后交由管理南山寺的园林管理处保管，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安葬建墓。“二师院”少数学生破才女墓，首开“文革”指向南山寺第一枪，紧接着的七月份，漳州二中“革命学生”也行动起来，他们指向的是南山寺大大小小佛菩萨尊像。某日，一群中学生提着工具冲进南山寺，一到山门，白纸黑字的“革命大字报”往朱红色寺墙一贴，大喊“打倒牛鬼蛇神！”“打倒封资修！”这时，僧人、斋姑不知所措，只能双手合十静观其变。他们非常害怕，1958年大跃进时，市政协到庙里办“畜牧试验场”，又叫他们消灭“四害”，他们说出家人不杀生，结果遭到批判，还有人判刑、劳教。现在运动又来了，几年前的景象又出现了。学生很冲动，见佛像就敲打。也许佛像太高大太坚硬，敲打的工具太脆弱太无力，所以只损表面，造型没有改变，充其量是一场骚扰。这一群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又一个殿堂一个殿堂地“革命”，忽然看到一尊白玉佛，大家愣住了。十九世纪末因慈禧太后生日，清廷特地从缅甸精选材料精雕细刻三尊玉佛，作为礼物奉送给这位“老佛爷”。
当时的慈禧故作姿态而转送寺院，后来分别安置在北京北海公园的团城，上海玉佛寺和漳州南山寺，故而这尊玉佛是南山寺一宝。面对这样庄严的佛像，或者说珍贵的文物，还是说精致的艺术品，将要一锤毁容，有些人犹豫了，有带头的人高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批无知的热血青年又激动起来，“哐啷”一声，释迦牟尼佛像那一根引多少信徒顶礼膜拜的玉指断了。这时匆匆地走来许多解放军战士。当时，南山寺西厢一排房屋为公安部队龙溪支队的一个中队战士借住，这些战士暂住寺院是征得住持广心和尚同意的，他们与僧众关系很好。今日见此情景，年轻战士愤愤不平，所以挺身而出。解放军战士跟学生们辩论，一边说“打倒封资修是革命行动”，一边说“保护文物是战士的职责”，毕竟解放军威武雄壮，白玉佛保住了。
“文革”风暴愈卷愈烈，南山寺命运岌岌可危，如何保住佛像，寺僧无能为力。这时，市委代理书记巩鸣鹏召集红卫兵头头开座谈会，耐心讲述保护南山寺的理由，最后指定一位副市长负责，先用大字报、大标语把佛像遮挡住。等待运动后期处理。二中的“革命学生”就配合街道“革命群众”，用竹匾、木板把一尊尊佛像围起来，外面贴上大字报“牛鬼蛇神你听着，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来了！”歪打正着，佛像保住了。
佛像委曲地留下来，可是僧人却留不下来。“文革”之初，南山寺还不到十位僧人，他们是广心（住持）、广度（监院）、广月（库头）、广定（香灯）、传扬、传允、传灯、妙应、桂枝等。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出现了，“革命”形式从动口、动笔到动手，抄家、游街、抓人、捆绑、吊打逐步升级。有“红卫兵”者看上南山寺，贴上大字报骂道：“和尚和尚，快快滚蛋，不会干活，只会吃饭，再不滚蛋，砸你一个稀巴烂！”无奈之下，僧人各奔西东。俗家有亲戚的就回去投奔，无家可归的到外面寻找住处。广心和尚是方丈住持，在福建佛教界声望很高，1924年任厦门南普陀寺佛学研究社监学，泉州承天寺监院。1933年任漳州南山寺住持，1945年又兼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是厦门佛协理事长、漳州佛协主委。解放后的“土改”，因为他解放前“为南山寺购买了不少田产”，被划为“地主”，其时人居厦门，由徒弟传扬代替罪人挨斗。“文革”来袭，老和尚年近七十，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离开寺院后住在厦门路一个单位的仓库里，但始终有几个信徒照顾他，1967年2月7日，腊月十二月廿八日一睡不起。圆寂后有十几个徒弟将其送到南山寺后山火化，当时的革命造反是“夺权”，所以没有人注意到这块“封资修”的领地，广心和尚算是安祥往生。传扬和传允两位法师是比较有文化也精通佛学的，但是二位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又遭扫地出门。传扬法师七岁出家，他精通医道，一直在人民医院（今芗城中医院）工作。1957年市统战部动员他“鸣放”，他说了“粮食不够吃”的话，加上弘扬佛法时说了“人间苦海，我们要念佛，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
“文革”中单位造反派拘禁他，令其吃荤，他誓死不就，甚至有动粗的强往其口中塞肉，他紧咬牙根直至牙龈出血，那些人才罢手。传允法师12岁出家，也是反右时说了“农业不机械化，永远难丰收。”“农业社干部领导生产生搬硬套。”这些话成为“破坏农业合作化优越性”，而打成右派。好在他手艺很巧，能自食其力。“文革”中到西桥造纸厂做工，兼扎些纸花、花圈，供丧事用，聊以果腹，被迫还俗后，坚持独身，继续深究佛理。二位法师于逆境中，独善其身，改革开放后重返寺院，担任住持、监院，受聘为市政协委员。妙应法师曾是漳州市佛协秘书长，离开寺院后，造反派强迫他到酒厂做工，酒是佛制五戒之一，天天与酒为伴，对出家人而言比坐牢还难受，这样的惩罚达五年之久。其他僧人流落各地，苦不堪言，能够熬到改革开放重获信仰自由之福者，已寥无几人。
“文革”冲击佛像，驱赶僧人，空余的殿堂也遭蹂躏。偌大的南山寺一到“文革”就成为“唐僧肉”：大雄宝殿前开阔的场院盖起“大庆展览馆”，建筑中还将大雄宝殿正中屋檐拆掉；南山寺东边的清泰寺作为漂染厂，这是有千年文化价值的殿堂，曾是清朝蔡新宰相读书处，而今搬进机器，打入木桩，墙上挂满各种仪表；城隍庙作商场。主殿堂在“文革”中的用途花花绿绿，有群众专政指挥部关押犯人的囚室，有“斗私批修”学习班的地址，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节目场所，更把放生池变成杀生用的钓鱼场，僧人宿舍作动物园，群众私底下说：“到底谁是牛鬼蛇神，还真说不准。”
1972年7月，“破四旧”后的六周年，漳州市革命委员会决定“以南山寺、烈士墓为中心，新建漳州市南山人民公园。”此后，南山寺划归漳州市园林管理处管理。有了公园的名义，保护文物便名正言顺，乱堆乱放的佛教典籍得以整理收藏，有还俗的僧人能够用“工作需要”的说法调到园林处，为保护寺院做些有益工作。这时的南山寺并不是佛教道场，而是适时需要对外开放，如外宾访问，华侨观光。1976年10月，“文革”收场了，南山寺开始有香火。漳州市人民政府于1981年正式行文《关于南山寺归还市佛教协会的通知》，千年古刹南山寺结束苦厄。
老革命家陶铸在1956年为南山寺写一首诗：“南山古寺规模在，含笑依然花满枝。鬓白重来千百感，江上妩媚故人稀。”这首诗再往后推移二十年，应该说更为贴切的。劫后余生的南山寺，已经出现当年太虚法师所描绘的景象：“雨后南山境欲仙，书声梵唱彻林泉，碧空云净秋心远，剧梦诗情月共圆。”
心系文盲劫难完笔
——郑达三先生的《扫盲字典》手稿
郭锦飙
《芗城文史资料》第二十辑刊载郑曙光同志的《漳州市图书馆原馆长郑达三》，文中介绍郑达三先生精通文学、汉语、诗词、英语、印尼文、乐曲等，多才多艺，著作多种，其中有《扫盲字典》1部、《漳州话拼音草案》1部。郑达三先生于1955年60岁时从印尼回国，1956年任漳州二中副校长，他是学校领导，有时也担任语文教学。那时我是该校语文教师。郑达三先生既是平易近人的领导，又是仁慈寡言、学问渊博的长者，全校教师都很尊敬他。他在“反右”后调离，以后任漳州市图书馆馆长。读到他侄儿郑曙光同志文章后，我曾打电话问郑先生著作的下落，尤其《扫盲字典》和《漳州话拼音方案》是否保存。郑曙光同志说，因1966年“文革”初期，郑达三先生遭到抄家，所有著作、手稿都被抄没。一位爱国归侨，一位为新中国的建设而热情、诚恳地奉献的花甲老人竟也遭此厄运！
没想到前几年厦门大学退休的语言学家周长楫教授把《扫盲字典》手稿交给漳州市方志办陈荣翰同志，供其编《闽南话漳腔词典》参考。陈荣翰同志转给漳州市图书馆张大伟馆长，张馆长又转来让我阅读。周教授接受陈荣翰同志的建议，将此手稿赠送漳州市图书馆。手稿注明“另有漳州话拼音方案一册”。但没有此册。于是我据手稿分析写成该书音系，也就是该书漳州话拼音方案，连同手稿送交张馆长。以后张馆长送赠手稿复印件。
周长楫教授是从沈雪夜老师处得到手稿的。我估计是上世纪80年代，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言研究室主编《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在漳州建立由漳州对方言较有研究的几位退休老先生组成的小组，发给调查字表，收集小组提供的词汇、字音和意见。小组设在沈雪夜老师家。郑达三先生弟弟郑启寅老师是小组骨干，可能把郑达三先生没有被红卫兵抄走而又继续完成的手稿拿到小组供参考讨论。厦门大学常有老师来送取材料，手稿可能被取走参考，以后，从漳州二中退休的沈雪夜老师和郑启寅老师先后逝世，手稿没有索回，便落在参与编词典的周教授手中。周教授是有责任感的，现将手稿回送漳州市图书馆。
郑达三先生《扫盲字典》按手稿封面称《漳州话·汉字·普通话词典》，书名下括号注明漳州人扫盲、学普通话和汉字用。下面写“漳、汉、普”。这三字下面是书名的汉语拼音。再下面是“漳、汉、普”汉语拼音的首字大写字母“Z、H、P”。手稿用16开练习簿编写，共13本，正文按音序编列，“漳、汉、普”并列。
《扫盲字典》没有出版，其手稿在漳州独一无二。粗略计算收1万6千多字，比之任何一本从前闽南方言漳州话韵书收字都多。
词典手稿有如下特点：
一、用漳州话、汉字、普通话对照排列，一目了然，做到“漳州人扫盲、学普通话和汉字用”，例如
漳州话 汉字 普通话
abutdov（阿不倒） 不倒翁 bùdǎowēng
sejgiav（细囝） 小孩 xiǎohái
akhwx（沃雨） 淋雨 línyǔ
daojkaciuv（斗骹手） 帮助 bāngzhù
可能有人问，漳州话用他的拼音方案，《词典》给谁看？我想首先应该是给扫盲的人看。扫盲的人对文盲讲的方言，可以凭这工具书帮助识字，教普通话。也可以给摘掉文盲帽子进一步提高的人使用，甚至文盲也能用，当然先要学会漳州话拼音方案。从前，厦门话白话罗马字创立，文盲学会拼音方案便能读白话罗马字《圣经》，唱《圣诗》，用以记事写信。郑先生完全懂得这情况，所以创立漳州话拼音方案，学会拼音方案便可识字、学普通话，达到扫盲目的。如果漳州话用文字，增加了识字的困难，何况用文字表示方言也是一件难事。
解放后我国即开始扫盲，先让文盲掌握一定数量的字。当时介绍速成识字法，对文盲识字有帮助，但是没有注音字母做“拐棍”识字效率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专家提出6种汉语拼音方案草稿。其中4种汉字笔画式，一种斯拉夫字母式，另一种拉丁字母式。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吴玉章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后，毛泽东主席接过话：“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简单明了……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学，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周恩来总理以从前厦门白话罗马字等使用情况为例，赞成用拉丁字母做为汉语拼音方案。会议七天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其中明确表示“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扫盲增加一个内容，学会汉语拼音方案。当时，就是非文盲也在学。学生还在街头巷口写上拼音字母，设有“认字岗”和“测验站”，考核路人，教学和督促学习汉语拼音方案。文盲掌握汉语拼音方案，识字量、识字巩固率大大提高。郑先生的漳州话拼音方案也采用拉丁字母，文盲、半文盲易于掌握。
二、编订了具有特色的漳州话拼音方案，采用与汉语拼音方案相同的拉丁字母，对漳州话语音、声调用拉丁字母做了简单处理，容易学习掌握，举例如下：
（一）用—h表示漳州话特有的浊声母，例如：
bh[b] bhing 明bhix 味
gh[g] ghiab 业ghor 鹅
rh[dz] rhiad 热rhinr 人
（二）用两个字母做漳州话特有韵母：w[ ] hwx 护 gwj 古
y[3] gy家 bhyv 马
（三）用“’”表示鼻韵母：
s’iw 箱 g'iar 行 s'ia 声 z'iwj 酱
（四）标调不用符号，而是在音节后用字母表示，包括入声辅音尾的阴阳调：
1、上平不标调， gun 写 niao 猫
2、下平用r， dir 除 bhinr 民
3、上声用v， gaiv 改 duanv 短
4、上去用j， gamj 监 cij 刺
5、下去用x， dongx 动 lwx 路
6、入声辅音尾
—t上入，guat决 bit必
—d下入，biad别 dad达
—p上入，dap答 tiap贴
—b下入，ghiab业 tiab叠
—k上入，gik革 hik黑
—g下入，log乐 hag学
—h上入，pah拍 cioh尺
—q下入，hioq叶 ioq药
三、按音序编排，循照正规词典，并列同音字，字下领词。
四、有些方言词、词组、句子只有对照的共同语的字、词、词组、句子，没有汉语拼音。有些老式旧读或白音、厦门话、马来亚语都注明。
郑达三先生是在现在通行的闽南方言拼音方案之前创立漳州话拼音方案。手稿除了提供扫盲工具书，还保留了老式读音，尤其保存了许多方言词，如：
kudkud（，孤老～～）死光光lahhinglahgah（拉胸拉胛）解开衣露肩胸
liaosiaor（了潲）做事为人吝啬或下流俗气
liaor（辽）锯、溜；～杉——锯木头
sehhuevngv（细火影）～从遮灯处偷偷进去
simsik（心识）有趣
ghaixghiog（碍偶）原注不舒服。另有疑惑意见
hak（蓄）～傢俬，购置用具
ghior偶，原注样子相同。今多用于同名叫～
laojcyq（落义）原注散漫。今义丢三忘四
nuaj瘫，瘫倒
保留老式音读和老一辈口语词，对方言研究来说是弥足珍贵的。郑达三先生“文革”受到抄家，他把幸存的手稿于抄家后的1967年4月完成，这要顶多大的精神压力，又是古稀之年，没有炽热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是做不到的，捧到手稿，令人肃然起敬。手稿也反映郑先生的语言功底深厚，虽然没有出版，但是不能掩盖它的社会价值。漳州以前地方志和个人笔记，从没有记载过一百多年前就出现而且在民间广为流传，还传至海外，甚至为外国编写闽南话字典的根据的方言韵书。大英博物馆存有漳州《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初版，也不见记载。更有甚者，象明朝在海澄刻印的，上世纪由英国牛津大学荣誉中文讲座教授、中国南戏研究专家、荷兰汉学名家龙彼得在国外发现辑录的《明刊闽南戏曲管选本三种》，漳州、泉州方志、笔记从没有记载，而是龙彼得寄来。一些被认为登不了大雅之堂的编著资料，其实具有社会价值，不能随便弃置，象郑先生《扫盲字典》手稿既保存于漳州市图书馆，应有记载介绍。有可能还得加以整理、抄清、复印或影印。这是漳州独一无二的扫盲、方言资料。
郑达三先生当然希望《扫盲字典》手稿出版，可是他于1967年脱稿，却于1973年溘然去世，当时破坏扫盲工作的“文革”还在进行。“文革”结束，1978年国务院便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1988年又发布《扫除文盲条例》，说明扫盲工作尚未完成任务，中央十分重视。漳州市（芗城区）是1986年才“确认已达到基本扫除文盲标准，并已全面具备控制再产生新文盲的各项条件”（汤怀亮：《漳州成人教育发展概况》，《漳州文史资料》第十二辑）。1996年漳州市“双基”才达标，验收通过。如果郑先生《扫盲字典》得以出版，当会对扫盲发挥一定的作用。从手稿推测，《扫盲字典》的编著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后，因为有汉语拼音方案并列注音，而且漳州话拼音方案也用拉丁字母。虽然《扫盲字典》没有正式出版，但手稿还有一定社会价值。首先是郑先生据扫盲识字要求编写，从中可了解当时扫盲要求。其次，漳州话语言、词汇和普通话差异大，在现在普通话强势影响下，许许多多年轻人尤其少年儿童不会说漳州话或说漳州话“变味”，目前提倡闽南文化入校园，能够说漳州话，手稿对扫“漳州话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手稿保留了郑先生老人家一辈的老式漳州话的语音、词语，“古汉语活化石”特点明显，具有研究漳州话的参考价值。至于编漳州话工具书，它的参考价值就更不用说了。
郑达三先生手抄辞（江焕明摄）
郑达三先生手抄辞（江焕明摄）
漳州金融史料拾掇
林南中
早期“番银”仿铸现象探析
我国近代机铸币的诞生，源于外国铸币的影响以及中西文化吸收和融合的结果。在我国机铸光绪龙洋的前身，还有一些形象更为古拙、身世更为复杂的仿制币和地方自铸币。其存在，是外来“番银”到中国机制币过渡的产物。
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关乎国计民生，因此多由国家统一发行。然而由于其代表着财富，造假敛财活动屡禁不止。中世纪海上贸易开通后，大量海外新式铸币流入我国东南沿海并参与流通，于是伪造、仿制之风随之而起，而且代有传人。这里以笔者在闽南一带收集的货币实物，参照文献记载，讲述这一时期输入我国的“番银”及其仿铸现象。
身世复杂的早期自铸币
我国近代自铸银元的历史，以民间仿制为开端，而官府铸造又以地方政府自行仿铸为先。随着外国银元的渗透，白银大量外流。为维护国家利权，道光十八年（1838年）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曾奏请朝廷自铸银元，并呼吁进行币制改革，将银两制改为银元制，但未被采纳。
道光年间，福建地方以筹措军饷的名义铸造“台湾寿星”、“漳州军饷”等银饼。银饼属手工打制，大小、重量、成色等仿效“番银”样式。比如“漳州军饷”有二种边齿版式，闽南钱币界普遍认为斜纹齿边的，类同荷兰“马剑”银币的斜齿边，显然是受其影响，而另一种锁壳纹边可能是受西班牙“本洋”边纹的启发而设计。再如台湾“寿星银饼”币面上的“寿星像”、“足纹银饼”、“道光年造”、“库平柒贰”、“台湾府造”等，其人像图案、成色标准、重量单位、铸造地点以及花饰等制币要素都具备有“番银”的特征。
福建地方早期自铸银饼，大都属军饷性质，币面较为粗糙，流通也不广。但它们在银元发展过程中起了先导的作用，是我国货币铸造从传统的银两向近代机铸币过渡的有益尝试。此后咸丰年间福建铸造的“如意”、同治年间的“笔宝”、“谨慎军饷”等银饼先后面世，上海王永盛、郁森盛、经正记银号也铸造了几种银饼。这些银饼都是采用按枚计值的近代银元的特点。
在此之前，早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西藏己铸造出了一种手工打制的银币乾隆宝藏。但该币只限于西藏使用，用以驱除曾长期流通于该地区的尼泊尔银币。乾隆宝藏银币的形制、重量、成色富含中国古钱特点，与由海上丝绸之路流入我国的“番银”相比较，其风格显然不同。
清光绪十年（1884年），“吉林厂平”银币诞生。根据目前资料，我国近代机铸币以该币为最早，银币由吉林官局监制，全套分一钱、三钱、半两、七钱和一两5种面额。这套银币因未获清廷正式批准发行，所以影响有限。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购买英国机器，用于铸造“光绪元宝”银元，获准后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广东省开铸，初铸每枚重库平七钱三分，称“七三反版”；后重量减为七钱二分，称“七二反版”；此后又将原设计正面的英文移到背面，第三次改制币称“广东龙洋”，该币经朝廷批准后作为法定货币行使，完粮纳税，通行无阻。“广东我国采用机器设备铸造的龙洋”投入流通后，受到百姓的欢迎，抵制了外国银币的蔓延，随后各省开始纷纷仿制。
巧式新思的洋银之伪
钱币盗铸之风在我国古已有之，番钱输入后，私铸银元随之而起。于是“洋银之伪，有夹铜、有钻铅，巧式新思，无奇不有。”各地仿铸的番银，有“广版、福版、杭版、苏版、锡版、土版（江西所铸）、吴庄、行庄”等名称。（《清史稿·食货志五·钱法》）闽南一带同样是番银仿制之风盛行，《清史稿》卷一七二《祁寯藻传》记载，“道光十九年……并禁漳泉（漳州、泉州）两府行使夷钱夹带私铸者。”说明当时番银仿制现象已引起清廷的重视并加于禁止。
笔者根据现今的实物资料，认为这一时期闽南“番银”仿制币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夹芯币。该币仿造西班牙双柱双地球币，币值2R（即2里亚尔，属二角型），外层为银皮，内夹铅坯，币径26毫米，毛重6.2克，夹板铅坯重2.9克，币面印铸时间是1748年（图1）。该币出土时夹馅处已裂开，呈“三明治”模样。
2、铅质币。该币仿西班牙卡洛斯四世头像币，币值8R（即8里亚尔，一元型币），直径40毫米、重15.6克，币面没有铸造时间，币文存在诸多错误。该币重量与真币相差甚远，声音哑，这类仿制币民间较易识别，当时可能是作为冥币或其它民俗用途使用（图2）。
3、黄铜币。该币仿造西班牙卡洛斯头像币，币值8R，直径39毫米、重21.4克，币面铭铸时间为1796年，币面还有许多钱庄打印的戳记，说明该币曾在市场流通使用过（图3—1）。另有英国“站洋”等当时市面常见的流通币的铜质仿制币（图3—2）等。
4、铜镀银。该币仿墨西哥“鹰洋”，币值8R，直径38毫米、重25.9克，铭铸时间是1878年（图4—1）。另有一枚直径38.5毫米、重量25.9克，从币面看，表面银层已部分脱落，该币重量与实际重量较接近，当时可能参与流通使用（图4—2）。此外，笔者还见有一枚标铸1899年英属海峡殖民地币值20分的仿铸币，该币直径22.5毫米、重4.5克，正面是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头像，背面中间是币值“20”，表面银层已部分脱落（图4—3）。
5、翻砂版币。用翻砂
法铸造的钱币，文字形制与真品差异较大，此方法主要用于制作大批量低劣的假币或臆造币。（图5）
结合闽南一带存留的其它早期仿制币，可以看出其具有以下特点：
1、仿制币以当时流通较广的西班牙双柱、墨西哥鹰洋、英国站洋等为主，其它的铸币则少见。
2、仿制品种从主币到辅币都有，以主币的仿制数量为多。
3、仿制币的材质有铜、铝、夹铅（或夹铜）、包银、镀银等形式。
4、仿制币大多制作粗劣，币文、图案常见错漏。
5、仿制币既有掺假混入市场流通，也有作为民俗品或者冥币在民俗仪式时使用。
此外，有一枚铭铸1770年，币值1/2里亚尔的卡洛
斯头像银币（图6）。该币上的年份比《克劳斯世界钱币目录》记载的最早的卡洛斯头像币的铸造时间还早两年。该币包浆老旧自然、立体感强，年号亦没有挖补改刻的痕迹。钱币界有人认为该币是仿制币，有的认为是试铸币或戏铸币。
该币直径16毫米，重1.5克，正面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侧面头像，边缘环铸拉丁文“CAROLUS·ⅣDEI·GRATIA”，“Ⅳ”代表卡洛斯四世，下方是铸造年号“1770”；背面是王冠、盾徽及海格力斯（大力）双柱，边缘拉丁文HISPAN·ETIND·R·OM·F·F，OM是墨西哥的代号，表示该币为西班牙王国在其殖民地墨西哥铸造。
与1772年以后铸行的同等面值币相比，该币边缘字体较大，重量略轻，其币面为三世（Ⅲ）头像图案，而边缘拉丁文却铸成四世（Ⅳ）。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在位的时间是1759至1788年，这枚铸造于1770年的卡洛斯头像银币，处于“双柱双地球币”即将停铸和“卡洛斯头像币”
还未正式铸行的交界期。
类似这种《克劳斯世界钱币目录》上没有记载的年号铸币，在闽南还另外发现几枚。部分藏家认为这些年号特殊的铸币与现存资料不符，应属民间仿制，令人疑惑的是如果属于仿制币，其仿铸设备可称先进，从币面文字、图像及边齿等判断，该币似乎已采用机器冲压铸造，且设备技术应该较为先进，而当时民间能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尚存疑问。
漳州方言
霫·雭·洓
闽南方言对于下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雨忽然倾盆而下，称“大雨seēh下来”，表示大雨来得忽然，使人猝不及防。又如“雨seēh没停”，是指雨一直下，没有停歇的时候。又如形容蒙蒙细雨时，常用“雨仔seēhseēh”的说法。方言中的“seēh”，在文字使用上，音虽同而字有异，可谓丰富、生动。
“大雨seēn下来”的“seēh”，是“霫”字。其汉语语音为xí，作大雨解。《集韵·缉韵》：“霫，雴霫，大雨。”《广雅·释训》：雴雴霫霫也，雨也。玉念孙疏证：“《玉篇》：‘雴霫，大雨也。’重言之则曰雴雴、霫霫。”《玉篇·雨部》：“霫，雴霫，大雨也。”清代恽敬在《大云山房杂记》卷一中云：“雴，敕立切；霫，息入切；大雨也。今吴以秋雨为秋雴霫。”廖道南《洞庭赋》：“列津潢于 舍兮，腾霫霡霂而滋濡。”赵长卿《临江仙》词云：“晚凉如有意，霫霫到山家。”闽南方言将名词之“霫”字转为动词用，显得十分生动和灵巧。
“雨seēh没停”的“seēh”是“雭”字。其汉语语音为sè，为象声词，表示雨声或小雨声。《玉篇·雨部》：“雭，雭雭，雨声。”《广韵·缉韵》：“霞，小雨声。”唐代诗人喻凫《寺居秋日对雨有怀》诗云：“修修复雭雭，黄叶此时飞。”闽南方言将雨声的象声词运用得如此贴切、形象，真令人感叹方言对古汉语运用的魅力。
“雨仔seēhseēh”又是方言的另一种说法，它将蒙蒙细雨的气氛形容得淋漓尽致，这里的seēh是“洓”字。其汉语语音为sè，表示小雨零零落落的样子。《说文·水部》：“洓，小雨零貌。”段玉裁注云：“洓洓，亦雨声。”《玉篇·雨部》：“洓，小雨落也。”虽说闽南方言用“雨仔洓洓”来形容蒙蒙细雨，但“洓洓仔雨”的“洓”字却不发seēh的音，而改呼sāt。台湾地区作“霎霎雨”。“霎”，汉语语音shà，《广韵》山洽切。《说文新附·雨部》云：“霎，小雨也。”《集韵·狎韵》亦云：“霎，雨声。”故“洓洓雨”作“霎霎雨”亦不错。同样，形容蒙蒙细雨另有“雨溦（bbnuī）仔”或“雨浽suī仔”的说法，故而有“雨溪仔洓洓下”或“雨溦仔雭没停”的区分。关于“浽溦”有另文介绍，这里仅简述及而已。
李竹深
漳州银庄业催生红军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诞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创建苏维埃国家政权和金融体系的历史。苏维埃共和国货币流通时间短、发行数量少，而且历经国民党的多次“清剿”与战争的洗礼，遗留下来的十分稀少。近年来，随着各种红色收藏热的兴起，作为革命历史文物之一的红军币引起了党史研究者和金融史专家的关注。在红军币诞生的背后，曾得到漳州银庄业的援助和支持，这段珍贵的历史，如今已鲜为人知。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
漳州芝山红楼，红军入漳时毛主席曾居住于此。
案》中规定“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的特权。”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赣南、闽西已设立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各自发行有铜元票和大洋票等。但这些钞票都是与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货币以及当时流通的“洋银”混合使用。为打破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稳定苏区金融秩序。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叶坪设立，首任行长由毛泽民担任。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初，红军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筹集到部分资金。但由于根据地处于经济欠发达的穷乡僻壤，为扩大红色局面，同时也为了筹集军饷，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一、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从长汀挥师南下，于4月20日攻克漳州。红军进入漳州城后，漳州银庄业共募捐到3000银元及部分金银首饰支援红军。由于当时苏维埃政府金融部门还在初创时期，在红军队伍里面，熟练掌握金融货币知识的人才较少，这时漳州“百川”银庄出纳员高捷成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推翻腐败的旧世界。为此毅然加入红军队伍，积极协助红军筹饷理财，当时他还从银庄支借2万多元充实红色财政。1939年9月，党中央决定在晋冀豫根据地成立冀南银行，高捷成担任首任总行长，成为早期红色金融经济战线上的一名优秀领导者和奠基人。
民国初期，漳州为闽西南的富庶之地，各地物资集散中心。红军在漳州期间，苏维埃银行的工作人员及时采购了部分制钞设备和物资。1932年6月，红军回师苏区，红军在漳州期间筹集到的款项和各种物资，对巩固革命根据地，稳定苏区金融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年7月，苏维埃国家银行开始发行纸币，纸币币值设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壹圆5种。
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设计质朴、新颖，充分体现了红色政权的时代特征及鲜明政治色彩。苏区财政部门规定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苏维埃币计算，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禁止在苏区流通。苏维埃纸币发行量适中，因此在苏区群众中享有信誉。
由于处在非常时期，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使用的纸张、油墨及印刷技术仍有欠缺，但纸币设计的各种要素较完整，纸币上特别注明“凭票兑换银币”字样，表明红军纸币有银元作为充足的准备，可随时兑换。此外币面还设计了外文签字等防伪暗记。该套纸币均为横式，各不同币值及版式介绍如下：
伍分币（图1），该币主色为绿色，票幅长81毫米、高50毫米。正面上方刊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字，行名下为纸币的冠号，中间为红军队伍集会的图案，左右两圆圈内为东西半球上叠印币值“伍分”，下方中间注明“凭票廿张兑换银币壹圆”及英文签名，四周边角标注“伍”、“分”字样。背面中间是币值“0.05”代表五分，左右为红五星，内为中国共产党党徽，下方是印制时间“公历一九三二年”。伍分券根据冠号不同分A、B、C、D、E冠号和无冠号6种版别。
壹角币（图2），该币主色为红色，票幅长92毫米、高58毫米。正面上方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主图为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蝙蝠及花饰图案，中间是纪币值“壹角”。背面主图由对称花符组成，上方刊写“国家银行”4字，下方是纸币冠号及发行时间“公历一九三二年”。壹角券有冠号A、B、C、D和无冠号5种版别。
贰角币（图3），该币主色为蓝色，票幅长93毫米、高71毫米。正面图案为模仿苏俄卢布中的列宁头像，左右为币值“贰角”。背面主图案是体现红色工农政权特征的徽标，徽标内由镰刀、锤子、地图、五星和麦穗组成，左右为数值“0.2”，表示币值二角，上方是冠号、行名，下方是阿拉伯数字的印制时间，票面四角为中文币值“贰”、“角”。贰角币有1932年和1934年两种版别，1934年版又有背面紫色、绿色两种不同颜色之分，二角券在成套的5种币值的苏维埃纸币中最为少见。
五角币（图4），该币主色有紫色、蓝色两种，票幅长104毫米、高68毫米。正面上方钤印行名，左右为纸币冠号，居中由对称八角花饰组成，左右分书币值“伍角”，下方注明“凭票贰张兑换银币壹圆”。背面呈浅红色，中间及四角仍以对称花饰为主，上方书“国家银行”，
下方是印制时间“一九三三年”。伍角券根据冠号不同分A、B、C、D、E、F和无冠字双号7种版别。
壹圆币（图5），该币主色为棕色，票幅长115毫米、高65毫米。该币正面图案为列宁头像，左右为双打冠号。背面仍是对称花饰，上方书“国家银行”，中间是英文币值“ONE”，下方为印制时间。壹圆券发行时间有1932年、1933年、1934年3种不同年号之分。
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的同时，也在瑞金洋溪中央造币厂铸造铜币和银币。铜币设币值一分、五分两种，银币有二角型一种。此外还仿铸了可在根据地流通的“袁大头”、“开国纪念币”、墨西哥“鹰洋”等通用银元，为示区别，还在部分“袁大头”、“鹰洋”币上加盖“苏维埃”或者“工”字等戳记。
现就三种主要硬币介绍如下：
一分铜币（图6），币径18毫米、重量1.5克，正面上方环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7字，中间是阿拉伯币值“1”及体现工农政权的镰刀、锤子。背面中间书币值“一分”，两侧环绕嘉禾麦穗，上方为一颗五星。这种设计图案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硬分币设计上。
五分铜币（图7），币径26毫米、重量7克，正面是中国地图及中国共产党党徽，外饰珠圈，珠圈上方环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字样，下方是“每贰拾枚当国币壹圆”。背面与一分相似，两侧同是麦穗，上方为五星，中间币值“五分”。五分铜币版别较多，主要是根据地图中海岛的位置，分近岛、远岛、连岛、无岛等各种版别，其中无岛版最为少见。
贰角银币（图8），币径23毫米、重量5.7-6.1克之间，正面上方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字样，中间是币值“贰角”，左右分列两颗五星，下方环铸铸造时间。背面上方铸“每五枚当一元”字样，中间是镰刀、锤子、地图、五星和麦穗组成的体现红色政权的徽标。二角银币铸造时间有1932年及1933年两种，1932年的铸量较少。由于苏区货币以银元为本位币，因此二角型银币在苏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国家银行随军长征，红军币逐步停止发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革命根据地进行铸造和发行货币的实践，其发行的不同材质、主辅币配套完整的货币系列，是早期红色政权的一次成功的金融运作和实践，为建国后货币的发行与管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漳州的旧银庄
“东门金、南门银……”这是老漳州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头禅。民国初期漳州城为通往粤东、闽西南的交通要道，经济、金融活动十分活跃，位于城区南门的大路头、陈公巷（今厦门路）、府口街（今台湾路）、断蛙池（今延安南路）以及东门街（今新华东路）一带钱庄、银庄、当铺、银楼林立，兴盛一时。
漳州自明中叶月港兴起，洋货、番银不断输入，当时就有“天子之南库”的称誉。由于对外经济交往频繁，番银大量流入漳州并在民间广为流通，漳州城乡便有一些钱庄铺店经营白银、银元兑换制钱业务，用于货币融通。
民国初期，漳州银庄业发展较快，许多钱庄纷纷转设为银庄。城区银庄相继开设了恒源、连记、京元、宝元、长裕、万源、华侨、德祥等二三十家。据《漳州金融志》记载，1927年为漳州银庄业的鼎盛时期，银庄业吸收社会资金约达银元三五百万。当时银庄业以启源、天元、豫原三家的实力最为雄厚，每家的资本金可达一两万元，存放款可达银元六十万元至百万元，号称“三元”。
漳州银庄汇兑业与厦门联系紧密，银庄常因为厦门银庄的倒闭而遭受损失。为了保障银庄的资金安全，方便汇兑，1927年由“三元”发起，集资募股在厦门开设漳原银庄，每股银元1000元，由各银庄自愿认购，共筹集到银元4万元。漳原银庄聘请熟悉厦门金融情况的原中国银行厦门分行经理陈实甫为经理，推举漳州黄仁裕为副经理。银庄设立后，业务不断发展，逐渐垄断漳厦之间的汇兑业务，因而生意兴旺，盈利颇丰。
这张1931年“漳原银庄”开具给上海和丰银行的汇票（图1），见证了当年银庄金融业务往来。该票为竖式，正面上方印“漳原银庄”四字，正文内容有“凭漳字第廿玖号票汇付新同裕宝号银肆仟肆佰肆拾柒两五钱正，订明至上海见票后，持向和丰银行支理。”开具时间是“中华民国贰拾年十月十五日”，落款处盖有“漳原图章”及“经理人陈实甫图章”等。下方铭注“民国十六年厦门钱庄公会订”。
另有一张1932年漳州“济川银号”开具的汇票（图2）。该票为竖式，正面上方印银号地址“漳州醒民西路”，正文的内容有“凭条交付民有银行大银壹佰元，此据。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国历八月十二日。”落款处盖“济川银号盖印”章。票面还盖有“龙溪县民有银行印”及“万源”印章，此外票据上还注明“领银盖印，无利支付”、“条未收到，不得先支”等注意事项。票面还有“领现完”和画押，说明这是一张已经兑现过的汇票。
银庄的业务以存款、放款为主，并承办汇兑和兑换等，有的银庄还发行银票。为信誉起见，银票大多设计精美。这是一张1931年漳州德祥银庄印行的银元票（图3）。该票四边边角印有“壹”字，正面上方书“漳州德祥银庄”字样，中间内容有：“凭票兑付大银壹元正，民国廿年一月八
日。”票面左边钤盖“沈景年信记”印章，下方中间小长方格内注明“此票须受票人盖印方生效力”。票面左边票根保留完整，说明该票尚未兑换，票根号是“第一六九八号”。背面上方是英文“CHIANGCHOUTAKCHEONGBANK”（漳州德祥银庄），中间是霞漳名园“小姐楼”图案，下方中间方框
（图2）1932年漳州“济川银号”汇票内用英文注明“ONEDOLLAR”（1元），四角分别是中文及罗马字1，代表1元。该票采用中英文暗纹防伪印刷，印制技术先进，堪比当时高水平的纸币印刷技术。
漳州银庄业设有银庄公会，成立于1924年，地址初设于芳华南路，后迁往断蛙池（今延安南路），历任会长为许桂芬、郑炳禹、杨斌侯、黄友冬、蔡竹禅、高鸿勋等。负责制定统一的存放利率和汇费，各银庄根据规模和等级，分别在公会存放银元100元至200元准备金，其利息作为公会的经费。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公布《法币政策实施办法》，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法定货币的政策，禁止银元和其它地方货币流通，漳州银庄发行的银庄票遂被取缔。抗战期间漳州城的银庄基本停业，抗战胜利后，部分银庄复业，1949年新中国成立，银庄业全部停歇。因此存留至今的银庄票据并不多见，这些珍贵银庄票据成为见证漳州旧日银庄业历史的难得的金融实物资料。
清末金银庄“祥隆”号后人林银椿
万圆钱庄
位于芗城区台湾路的万圆钱庄
从老票据看漳州的金融史实
近几年，笔者陆续从闽南民间收集到一些金融票据史料，这些旧时的典契、银票、股票、存款单、收据等，蕴含着早期闽南地区金融、交通、商业等诸多信息，可以填补官方文献的一些空白。透过这些故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闽南经济、金融、民生的一些真实细节。
典当在闽南又称“当店”、“当行”、“当铺”等，是一种为私人提供质押放款的古老行业。这件已有150多年历史的民间典契字迹清晰、内容完整。典契封套上书：“已玖月，典得元伍兄药店器具物件全备，去典价佛拾贰员。”
典契内容是：“立出典字人爵超，为因要银吉用，愿将大和堂店内橱架、柜台，药斗、木盒、椅桌及一切杂物器具一应典与功弟永盛承受，前去开设生理。当日三面议定典价，佛银拾贰元折重七两四钱四分正。其银即日凭中亲收足讫。其店中家计（具）委系自置之物，与房亲叔侄人等无干，亦无曾典挂他人，财物倘有不明等情，出典人自当理清，不及受典人之事。自典之后，银无利，物无税。任从典主前去开张，生理财源涌进，此系两此甘愿，各无抑勒。恐口无凭，今立典字一纸，付执为照。
一批其银当日凭中亲收足讫。批照。
图1咸丰时期的民间典契封套3
一批其店内一切家计（具）、器具约至明春正月交付，逐一点明，约至贰拾年外，许典人备足字内银赎回，原字原物。批照。
一批其余存药料丸散至明春正月点明过筛，即照漳州现行时价折算；若干作八折折实，未用的，不得算钱。批照。
在见（即中亲人）：理言（签名花押）。
咸丰玖年（1859年）月日，立出典字人爵超（签名花押）。”
典契后附橱架、柜台，药斗、木盒、药研、锡灯架等药店内器具的名称及数量。
研读该契，笔者认为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该典契上使用货币名称“佛银”，还言及“佛银”与银两的折价比率，记录了当年金融及货币的流通和兑换情况。“佛银”是清中期至民国初期闽台等地对西班牙“本洋”的一种称呼，该文书不仅印证了“佛银”在漳州的流通，而且由契中的“佛银拾贰元折重七两四钱四分正”，可以推断当时漳州地区一枚外国“佛银”折合银两约六钱二分。
其次，典契所列药店内的橱架、柜台，药斗、木盒、椅桌及药具器皿，是一整套较为完整的药店经营用具，这对了解咸丰时期漳州地区药店的陈设及使用和经营加工情况，提供了一份翔实可靠的实物清单。
再则，典契中的典当物、典价、出典人、中亲、时间等内容记录完整清楚。从中可以管窥当年漳州地区民间典当文书的格式、内容，以及药店行业的经营情况。
清代民间银票
银庄是一种地方性的金融行业，有钱庄、钱铺、钱店、银号等多种称谓。其业务主要是兑换银钱和印发钱票、银票，起着配合制钱和纹银、发挥支付手段的作用。《福建省志·金融志》载：“钱庄或银号开给客户的本票或期票，以银两为计算单位的直式大票，通称银票。”
这张银票为竖式，宽9.5厘米、高24.5厘米。票面分“天头”、“地格”两部分。天头”印有“元兴银票”四字，“地格”内容是：“凭单拨出佛银库平重（肆拾）两（）钱（）分正，交‘庆隆号’取去应用，‘仁成宝号’台照”；出票日期为：“壬年阳月十七日”；此外，票面还印有“人单两认”的警示语，票面及骑缝处钤盖银庄红色印章。
该“元兴”银票，由“仁成”宝号汇给龙山“庆隆”号。银票装在毛边纸折成的信封内，封套有毛笔书写“龙山庆隆”及“贰元”等字样，并盖有“如意”印章和银庄特有的密押和文字。“庆隆”号所在地龙山，应属今漳州市南靖县龙山镇，票封上龙山“庆隆”与封内银票收取方“庆隆”号相吻合。
明中叶漳州月港兴起后，海外贸易迅速发展，随着民间商业金融的活跃，钱庄、银庄、侨批等金融行业应运而生。从该银票的样式和内容分析，应属清朝年间，是目前漳州发现的为数甚少的银票实物。
据《福建省志·金融志》记载：“福建民间银票始于清乾隆、嘉庆年间……至国民政府宣布‘废两改元’，本省银票随银两同时废止。”目前所知，我省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民间银票实物是清道光年间发行。这张银票的出票年份只写明：“壬年”，尚无法断定出银票的确切发行时间，是否在道光之前，难于推断，不过银票中的内容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清乾隆后期西班牙“本洋”大量流入我国东南沿海，闽南地区人们把这种铸有西班牙国王头像的银元称“佛头银”、“佛银”等。从银票上的“佛银”字样可以判断，出票时间的上限在乾隆后期。“库平”是清代称量重量的计量标准，库平一两为37.31256克，民国时期“废两改元”后“库平”标准随之废除，因此银票的下限应在民国之前。确切出票时间还有待从银票上三家商号存在的年代寻找相关佐证。
汀漳龙始兴汽车公司股票（图3）
漳州始兴汽车公司是福建省创办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汽车运输企业，其所发行的股票也是福建早期股票之一，它见证了始兴汽车公司30多年的沧桑。
民国6年（1917年）由漳州地方绅士孙宗蔡等人发起募捐，筹建“漳码汽车始兴公司”。闻此消息，海外侨胞及漳（漳州）码（石码）厦（厦门）地方殷商巨贾投资踊跃，很快就筹集到5万银元，工程款先期用于收购土地，后着手建设漳码公路（漳州至石码），公路总里程20公里。这条公路是福建历史上开辟最早的公路。
民国7年秋（1918年），陈炯明率粤军入闽，以漳州为首府建立“闽南护法区”。护法区设立工务局，从事市政建设和公路修筑。工务局长周煜卿（名醒南）支持孙宗蔡继续进行市政及道路建设，漳州商界响应护法区政府提出“建设新社会”的口号，大刀阔斧进行市政改造，拆除旧城墙、拓宽道路、整治街容。商会再次向海外募集资金10万银元，创办“漳码马路始兴有限公司”，由周醒南任公司董事长，孙宗蔡任总经理。民国9年（1920年）春节，“漳码马路始兴有限公司”在漳州新桥白鹭洲和石码镇公园西路设置2个车站，经营漳州至石码的公路客运业务。
1920年底，公司更名为“漳浮长途汽车始兴有限公司”，汽车营业线路延伸至浮宫，并可换乘轮船抵达厦门。1921年公司正式向政府注册，改称“汀漳龙始兴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为扩大经营，壮大企业，公司经批准正式向社会发行股票。股票分为两种，一种为整股，票面长24厘米、宽24.3厘米，每股大银50元；另一种为零股，票面长14.3厘米、宽13.8厘米，每股大银5元。两种股票上方均印有“汀漳龙始兴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字样，下方为“中华民国十年八月一日设立，遵照公司注册条例呈准立案”，中间从右至左分列股票编号、股东名字、籍贯、入股金额、股数、董事长周煜卿印鉴及入股时间。股票背面为始兴公司章程摘要。
股票发行后，筹集股金增加到31万银圆。公司新辟公路西至靖城，长20公里；东至江东桥，长16公里；南至九龙岭，长17公里；北到浦南，长17公里。1923年，“汀漳龙始兴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漳州城区定威南路（今延安南路）建成漳州总站，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鼎盛时期，公司拥有汽车96辆，在厦门、石码、海澄等地设10个分站，是当时福建省规模最大的汽车公司。
此后，由于同业的竞争以及政局不稳和自然灾害等影响，公司营运路线逐渐缩短，收入减少。1929年春，公司复称“漳浮汽车始兴公司”。1952年10月始兴公司被国营运输公司赎买接办，所有的股票均向政府重新登记，并贴有建国初期印花税票。经营了30多年、历经风雨的“漳州始兴汽车公司”汇入新中国的建设大潮。
漳州通敏电话公司收据（图4）
这张印制精美的“通敏电话公司”押金收据距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是一件珍贵的早期地方电信业务史料。
收据为竖式，高11.4厘米，宽25.3厘米。票据正文内容是：“兹收过漳义堂宝号（先生）交来押（租）金大银叁拾元正，合立收据为凭。”票据上编号、收款人、公司印鉴和开具时间等内容齐全。背面是注意事项，内容是：“此收据在电话撤销时，可持向本公司会算。
图4通敏电话公司收据正面
若不随时前来会算，即将该押（租）金扣抵。其不敷者，仍须追缴；其扣抵而有余者，逾十二个月不来领取，即行取消，以资结束。希各用户注意。通敏电话公司启”。
据史料记载，漳州通敏电话公司创办于1925年4月，创办人是厦门富商黄奕住。创办初期，黄奕住筹集资金10万元，委派其堂弟黄奕守和上海工程师钱咸昌到漳州、石码两地，分设“商办漳州通敏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和“商办石码通敏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初办时，电话用户需求不多，业务一时难以开展。一年后，电话线路开通至天宝、浦南、石码等处，业务开始好转。1930年线路延伸到海沧，并从嵩屿架设海底电线通达鼓浪屿与厦门对接，由于线路扩展，社会需求增加，用户数增至200多户。1939年通讯线路开通至龙岩，以后又逐步拓展到漳属各县，形成较为完整的地方通讯网络。
70多年前的漳州，能够用上电话的只能是一些达官贵人及政府部门和富裕的商家。这张押金高达大银30元的收据，从票面上看，没有任何标明已“会算”的印记，想必还未兑付。而若是已经“扣抵”，是“不敷”？还是“有余”？何以流传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巨幅中英文存款单（图5）
这张民国时期的银行存款单，高35厘米、宽19厘米，票面约为当今存款单的三四倍大，而且其存款额高达8950多元（旧银元），真可称得上是存款单里的“巨无霸”。
该存单出票时间为1936年10月，票面为竖式，采用中英二种文体印制。票面上方有“华侨银行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定期存款单”字样。下方内容是：“字第二九七二号，兹有收到黄奕渊先生（宝号）来厦门银捌仟玖佰伍拾元另伍角正，订明周息叁厘半，自本日起至二十六年肆月捌日止，以陆个月为期，如到期不来提取或换订新单，则所有过期日数概不发给利息。此据。中华民国二十五年拾月捌日。”票面还钤有银行印鉴及经办员签名。背面印中英文“存户须知”。内容是：“一、此项存款如到期不来提取或换订新单，则所有过期日数概不发给利息；二、此项存款到期之日，存户提取存款时必须将此存单交还银行并签押及加贴印花于此存单；三、此项存款全部或一部分于未到期之前均不得提取；四、此存单如遇遗失被盗或焚毁等事，必须觅相当担保，经银行承认后方能提取存款或补发新存单；五、此项存款到期之日，存款人如不能亲自提取，当委托他人代为提取存款时，必须正式函知银行其所委托代理人之姓名。”背面还有存款人黄奕渊签名等。由此可见，这是一张已经兑现过的存款单，而且手续规范，签证严谨。
华侨银行厦门分行成立于1925年3月，总行设于新加坡。行址先后设于镇邦路、中山路、鼓浪屿，其业务主要是办理侨汇以及存款、贷款和信托等。厦门华侨银行从创办至今已在国内经营了80多年，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厦门唯一仅存的一家外资银行。厦门华侨银行在融通侨资，便利侨汇上卓有成效，为繁荣地方经济做出了贡献。这张印刷精美的厦门华侨银行存款单，历经70多年依然光鲜如新。由该存单可以了解到当年存款单的格式、存款利息、存取款的规定等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银行的业务流程和金融沿革，折射出当时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景象。
日寇实施经济侵略的促销礼券（图6）
1938年5月13日，厦门沦陷后，日寇为实现其“以华制华”毒计，到处收买搜罗民族败类，于1939年7月推出李思贤为伪厦门特别市市长。1940年2月16日，为日本积极实施经济侵略的厦门劝业银行设立，该行资金额250万元，伪政府出资80万元，其余由民间投资，行址设在大江路（今中山路）365号，首任董事长殷雪辅，后由李思贤兼任，顾问由日本当局指派。
为搜刮民脂民膏，该行除了发行“厦门劝业银行”纸币外，也发行奖券、礼券等。礼券，既可以用来送礼，还可以作为存款凭单，到期时还能够按一定的利息兑付本息。
厦门劝业银行礼券由光耀印刷公司承印，彩色印刷。券高22厘米，宽13厘米，票面上方是中英文的“厦门劝业银行”字样及行徽和编号，正中是礼券金额，左右书“礼券”两字，左边是极具日本殖民色彩的“凤凰”图案。背面是礼券储金章程摘要，第一条内容是：“礼券分国币2元、4元至20元6种，並备有空白礼券，数目多寡临时填写，封套分红、素二色，听凭选用”。第三条称，“礼券还可以随时转作各种存款，也可以随时兑现”等。该礼券印刷精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足见伪金融机构为拉拢顾客，扩大发行量，也是费尽心机，促销手段花样百出。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厦门劝业银行所发行的票券全部作废。这种充当日伪政权搜刮民脂金融工具的礼券，是日本疯狂掠夺中国财富的物证。
老船票上的外汇规定（图7）
这张上世纪40年代由渣华轮船公司的TJITALENGKA号客轮从印尼苏腊巴亚开往厦门的船票，见证了抗战胜利后厦门与东南亚复航，票内章程及注意事项记录当时外汇管制的一些情况。
船票为竖式，高21.5厘米，宽12.3厘米，票面除注明这张二等舱船票的票价是455盾之外，还有“芝揸连加办房”售票章及经办人的签名，并加盖多方告示及注意事项。正面厦门海关告示章，内容是：“兹据厦门海关通令，禁止搭客携带非属本人自用之物品，所携自用之物品总价值以不超过五十美金为限，除执有输入准字者则在例外。”背面轮船公司章程共有8条，后附广告。内容有：“本公司总行设在荷属八打威亚，其分行与华人经理处则遍设于荷属各大埠及香港、广州、汕头、厦门、上海等地。贵客搭船付货或有所咨询，请驾临就近，本公司或华人经理处接洽，无任欢迎。”
时值动荡的年代，渣华轮船公司还特别注明：“鉴于目前特殊情形，公司对此船票内所印之通则及客运之章程，恕不能负全责，不周之处，请搭客诸君原谅。”背面还加贴一张“回国侨胞注意”，内容是：“外汇统制局规定：嗣后凡离荷印往外国者，于上船时每家长只准携带现款新币拾盾，附带人只准携带现款新币五盾，每家不能超过二十盾，绝对不许多带，如敢故违，不但所携现款概被充公，而其人亦将被警局扣留，起诉于法庭。对此消息，务祈回国侨胞注意为幸。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渣华轮船公司敬启。”
解放初期的耕牛保险证（图8）
这张1952年南靖县武林乡人民政府、南靖县人保特约代理处出具的耕牛保险证。证号为：“保险契约畜字第南牛12号，牛体编号第187号”。
证书采用双面印刷。正面上方印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福建分公司”，下方右边印“耕牛保险证”，保险证的内容为：“牛主高中兴所有的耕牛已参加第二区武林乡牲畜保险会团体，向本公司投保了耕牛保险，计得保额人民币叁拾式万元（旧版人民币），保期壹年，自壹玖伍式年叁月拾柒日起保计保险费玖仟陆佰元，保险责任及各项条款悉依照所订契约办理。此证。”落款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福建分公司，要保人：高陈港印章”。出单时间填写：“1952年3月17日”。正面钤盖“南靖县第二区武林乡人民政府印”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南靖特约代理处”两方蓝色印章。背面上方是“更改记录”，下方是“缴付保费记录”，采用表格式填写内容。
据《福建省志·金融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1950年福建省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同年中国人民银行漳州中心支行设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漳州特约代理处。福建人保除了开办企业财产强制险外，还开办货物运输保险、人身保险、牲畜保险等。”这张漳州市南靖县人保特约代理处出具的保单，正是当时根据省人保公司开办的险种而办理。
新中国初期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当时一头耕牛的价值从某个侧面比较，甚至比现在的一部汽车的份量还重。这张当年的耕牛保险证，记录了解放初期福建保险系统开展保险工作的情况，从中可了解上世纪五十年代投保的险种、保单的格式、保费的计算等内容，是新中国保险业的一件早期实物史料。
相关地名
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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