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铜佛像之谜
  大山院位于芗城北郊岱山村，寺内原供奉铜铸佛像，1911年9月，黄仲琴先生曾实地考察大山院，将铜佛铭文拓片存世，并撰写二篇文章加以论述，对传言铜佛像为唐代古物提出了质疑。此后半个世纪的“文革”期间，大山院被拆毁，铜佛像失踪。大山院的情形，只能从该村老人言谈中略知一二。
  岱山村坐落于莲花池山南麓，莲花池山是古人类活动区，几年前曾在此地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旧石器时代石器文物，这在福建省内也属少见，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工作至今还在进行之中。大山院肇基于此地，自然增添了几许神秘色彩，民间盛传大山院建于宋代，但方志上明确记载是建于明朝末年。据《龙溪县志·古迹》载：“大山院，距城北门六里，岑静清幽，为近城胜景。明季，僧纯如建。内移崇宁佛像，更铸二铜像左右之。”文中己清楚说明寺院建于明末，寺院供奉的“崇宁佛像”，是指出土地于宋崇宁三年（1104年）的铜铸佛像。据《龙溪县志·古物》载：“金铜佛像，崇宁甲申三年，诏天下建万寿禅寺，本州营寺基，于正殿上掘土一丈，得金铜无量佛一躯，……”可惜的是，方志中并没说明铜佛像的铸造年代。
  2005年12月，福建省考古队在大山院遗址进行抢救性挖掘，吸引了许多关注的目光，人们对此次的挖掘都有一个迫切的期待，企盼围绕大山院的种种迷团能早日水落石出。现存于遗址地表上的大山院残迹，仅一通古碑石和五株古菩提树。碑石连基座保存完好，碑身高264厘米，宽84厘米，厚14厘米。碑石双面铭文，表面己斑驳漫漶，阳面碑文剥蚀严重，经过拓印，依稀辨认出落款纪年为“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侥幸的是，碑阴拓文尚可辨识280多字，碑额为篆书“大山广岩禅寺记略”，碑文中有三处明确的纪年关系到寺院及铜佛像。一是寺院建造的确切年份，是“天启癸亥”（1623年）；二是铜佛的铸造年月，是“崇祯戊寅冬”（1638年）；三是寺院在壬辰春（1652年）的战火中废为丘墟。上述三点是康熙三十八年碑所提供的重要信息。
  由此可见，大山院是建于明末，并不是传说中的宋代，已有方志与碑刻二者明确而相符的记载为证，这一点毋庸置疑。而铜佛像铸造于何年代？似乎又悬而未决，要探讨这一问题，不妨从黄仲琴先生当年的拓文说起。
  黄仲琴（1884-1942年），龙溪人，中山大学教授，学善文又精诗，一生敬业爱乡，为地方史迹留下许多珍贵的金石拓片。1911年9月，黄教授在大山院目睹铜佛像仪容，“虽黯色年华，仍现慈悲之状。---铭背科斗文。”科斗文即篆文，经黄仲琴先生释译，铭文是“愿父母往生吉壤，造时□□，己丑孟冬铸。”黄教授目测铜佛像的尺寸，“似于明制为近，”起初判断铜佛像为碑文所言是明崇祯年间铸造，但又明知崇祯朝并无己丑干支年份，不免心生疑团，转而推测“寿佛生天于唐，是像造于唐代欤？”一时难下定论，不知不觉又为世人留下一道悬念。
  古碑文还言及信士捐金铸造铜佛像之事，会不会就是县志中记录的“更铸二铜像左右之”？黄教授所见的铜佛，背有铭文，从落款“己丑孟冬铸”上看，应是崇宁三年出土的那一尊金铜佛像。在查寻唐朝有几个己丑年之前，先了解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毁佛汰僧事件：会昌五年四月，诏命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见《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义忠和尚就是在这一年离开芝山开元寺，遁入九层岩草创三平寺的。若铜佛像铸于武宗之前，恐难度过此劫。假设铜佛像铸于会昌年间之后，唐会昌到宋崇宁三年（1104年）共有四个己丑年：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北宋端拱二年（989年）和皇祜元年（1049年）。
  唐开元末，龙溪隶属漳州，经过百来年的安定时光，从唐僖宗光启元年（886年）王绪攻陷漳城，到宋太平兴国元年（977年）陈洪进献土纳入宋朝版图。在不到一百年之内，漳州发生了七次为争夺政权而血腥屠杀的兵变。“数十年间，号令七嬗，反覆相因，兵乱糜极，斯亦世变之伤！”（《龙溪县志·兵乱》）在这种乱世，铸造佛像的可能性很小。从佛像深埋地下一丈来推测，铜佛湮入地下的岁月应相当长久的。唐会昌六年（846年）宣宗即位，大赦天下，第二年，“乃下诏有会昌中灵山、古迹、招提弃废之地，并令复之，委长吏择僧之高行者居焉。”宣宗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迅速纠正武宗灭佛的不良后果。大中三年（849年），漳州刺史郑薰奏请朝廷，为褒扬义忠和尚矢志传法的修行，准予“广济禅师”的封号。如果代代相传的铜佛像是唐物并非空穴来风的话，加之上述几点推测，铜佛像的铸造时间更倾向于咸通十年己丑（869年）。不过，这只是笔者一己之臆断，不足为凭，权当与关心此事的读者海聊几句。对于关心此事的人们来说，关注的焦点莫不是铜佛像的下落。据1920年出版的《漳州第一公园纪略》特殊记载：“铜像丰硕，制殊精，相传亦唐代物，唐末陷土。明时方人掘而得之，供于岱山乡岱山院。民国纪元后，龙溪修志局请县署保存古迹，移置赤岭庙。三社林氏，盖就近供奉者也。”文中所提赤岭庙就是漳城东郊赤岭关帝庙。王作人老先生所辑《志古遗玉》记：“金铜无量寿佛……文革中被充作废铜运沪，或云未入熔，博物当局曾派人追查，未落实……”这可能是关于铜佛行踪最后的文字记述。
  菩提广缘荫大山
  2005年12月，福建省考古队在大山院遗址进行抢救性挖掘，吸引了许多关注的目光，院址与莲花山史前文化遗址同处一地，不久前曾出土过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工具。人们对此次的挖掘都有一个迫切的期待，企盼围绕大山院的种种迷团能早日水落石出。
  大山院位于芗城区北郊岱山村（顶大山），全称为“大山广岩禅寺”，始建于明天启癸亥年（1623年）。其渊源可追溯到宋代，据方志记载，宋崇宁甲申年（1104年），漳州府奉诏兴建万寿禅寺时，从基址挖出一尊一丈多高的铜佛像，铜佛像工艺精妙，在背部有一组铭文（世称蝌蚪文），自大山院建成后，这尊铜佛像就一直供奉在正殿。1911年，黄仲琴教授曾实地考察大山院，并将铜像铭文拓片存世。“文革”期间，大山院拆除，铜佛像失踪，其踪迹有多种版本的传说。
  现存于遗址地表上的大山院残迹，仅一通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碑石和五株古菩提树。碑石表面斑驳漫漶，虽然是双面铭文，能辨识的仅寥寥数字，令许多兴致勃勃之士大失所望。大山院真的了无一物吗？其实并不尽然，宝物并没有飞走，而是默默地在原地庇护着对自身视而不见的芸芸众生。这宝物就是那五株古老的菩提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初唐禅宗六祖慧能和尚写的一首言及菩提树的偈语，在僧俗两界流传甚广，以致后世许多人都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菩提树，其实是人们误解了他的本意，菩提树是一种桑科榕属常绿大乔木，又名思维树。慧能所写的“菩提本无树”这一诗句，只是为诠释佛家理论“四大皆空”的浅白譬喻。
  “菩提”一词为梵文“Bodhi”的音译，意思是觉悟、智慧，用以指人忽如睡醒，豁然开悟，突入彻悟途径，顿悟真理，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等。
  据佛典记载，2500多年前，佛祖释迦牟尼原是古印度北部的迦毗罗卫王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乔答摩·悉达多，他年青时为摆脱生老病死轮回之苦，解救受苦受难的众生，毅然放弃继承王位和舒适的王族生活，出家修行，寻求人生的真谛。经过多年的修炼，终于在菩提树下静坐了七天七夜，战胜了各种邪恶和诱惑，在天将拂晓，启明星升起的时候，获得大彻大悟，终成佛陀。所以，后来佛教一直都视菩提树为圣树，印度则定之为国树。
  据史籍记载，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僧人智药三藏大师从西竺国（印度）带回菩提树，并亲手种植于广州王园寺（后改光孝寺）。从那以后，我国才开始有了菩提树，并在南方各省区寺庙中广为传播。西双版纳傣族全民信奉小乘佛教，对菩提树十分敬重、虔诚，几乎每个村寨和寺庙的附近都栽种了许多菩提树。在傣家人的谚语里，还有“不要抛弃父母，不要砍菩提树”这样的警句。傣家人什么树都可以砍伐，但菩提树却是千万千万不能砍伐的，砍伐菩提树就是对佛的不敬，就是罪过，即使是菩提树的枯枝落叶也不能当柴烧。
  菩提树不仅身世富有传奇色彩，且实际用途十分广泛。它树干粗壮雄伟，树冠亭亭如盖，既可做行道树，又可供观赏；叶片心型，前端细长似尾，在植物学上被称作“滴水叶尖”，非常漂亮，如将其长期浸于寒泉，褪去叶肉，则可得到清晰透明、薄如轻纱的网状叶脉，雅称“菩提纱”，制成书签，可防虫蛀；枝干富含白色乳汁，取出后可制硬性树胶；用树皮汁液漱口可治牙痛；花入药有发汗解热、镇痛之效；枝干上会长出气生根，形成“独树成林”景观。
  大山院幸存下来的这五株古菩提树，分东西二列，如是建院时所植，树龄应近四百年，最大一株树围需三个成人合抱，其树龄恐要更长得多。这五株古菩提树，历经数百年寒冬酷暑，依然生机勃勃，枝干粗壮发达，枝叶茂密苍翠，气根与枝条迎风婆娑，摇曳多姿。
  善哉！大山，惟此地灵，拥有这古老而又生机盎然的菩提树。善哉！大山，于斯人杰，造就了地平线上的活宝藏，矗立从善如流的风向标。今天的人们，应当庆幸天地的厚爱，慷慨的馈赠。有心关注大山院的人士，请珍惜“广岩禅寺”的不了之缘，善待古树，虔诚祈祷菩提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