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州大山院铜佛像及菩提树
  田丰
  铜佛像之谜
  大山院位于芗城北郊岱山村，寺内原供奉铜铸佛像，1911年9月，黄仲琴先生曾实地考察大山院，将铜佛铭文拓片存世，并撰写二篇文章加以论述，对传言铜佛像为唐代古物提出了质疑。此后半个世纪的“文革”期间，大山院被拆毁，铜佛像失踪。大山院的情形，只能从该村老人言谈中略知一二。
  岱山村坐落于莲花池山南麓，莲花池山是古人类活动区，几年前曾在此地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旧石器时代石器文物，这在福建省内也属少见，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工作至今还在进行之中。大山院肇基于此地，自然增添了几许神秘色彩，民间盛传大山院建于宋代，但方志上明确记载是建于明朝末年。据《龙溪县志·古迹》载：“大山院，距城北门六里，岑静清幽，为近城胜景。明季，僧纯如建。内移崇宁佛像，更铸二铜像左右之。”文中己清楚说明寺院建于明末，寺院供奉的“崇宁佛像”，是指出土地于宋崇宁三年（1104年）的铜铸佛像。据《龙溪县志·古物》载：“金铜佛像，崇宁甲申三年，诏天下建万寿禅寺，本州营寺基，于正殿上掘土一丈，得金铜无量佛一躯，……”可惜的是，方志中并没说明铜佛像的铸造年代。
  2005年12月，福建省考古队在大山院遗址进行抢救性挖掘，吸引了许多关注的目光，人们对此次的挖掘都有一个迫切的期待，企盼围绕大山院的种种迷团能早日水落石出。现存于遗址地表上的大山院残迹，仅一通古碑石和五株古菩提树。碑石连基座保存完好，碑身高264厘米，宽84厘米，厚14厘米。碑石双面铭文，表面己斑驳漫漶，阳面碑文剥蚀严重，经过拓印，依稀辨认出落款纪年为“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侥幸的是，碑阴拓文尚可辨识280多字，碑额为篆书“大山广岩禅寺记略”，碑文中有三处明确的纪年关系到寺院及铜佛像。一是寺院建造的确切年份，是“天启癸亥”（1623年）；二是铜佛的铸造年月，是“崇祯戊寅冬”（1638年）；三是寺院在壬辰春（1652年）的战火中废为丘墟。上述三点是康熙三十八年碑所提供的重要信息。
  由此可见，大山院是建于明末，并不是传说中的宋代，已有方志与碑刻二者明确而相符的记载为证，这一点毋庸置疑。而铜佛像铸造于何年代？似乎又悬而未决，要探讨这一问题，不妨从黄仲琴先生当年的拓文说起。
  黄仲琴（1884-1942年），龙溪人，中山大学教授，学善文又精诗，一生敬业爱乡，为地方史迹留下许多珍贵的金石拓片。1911年9月，黄教授在大山院目睹铜佛像仪容，“虽黯色年华，仍现慈悲之状。---铭背科斗文。”科斗文即篆文，经黄仲琴先生释译，铭文是“愿父母往生吉壤，造时□□，己丑孟冬铸。”黄教授目测铜佛像的尺寸，“似于明制为近，”起初判断铜佛像为碑文所言是明崇祯年间铸造，但又明知崇祯朝并无己丑干支年份，不免心生疑团，转而推测“寿佛生天于唐，是像造于唐代欤？”一时难下定论，不知不觉又为世人留下一道悬念。
  古碑文还言及信士捐金铸造铜佛像之事，会不会就是县志中记录的“更铸二铜像左右之”？黄教授所见的铜佛，背有铭文，从落款“己丑孟冬铸”上看，应是崇宁三年出土的那一尊金铜佛像。在查寻唐朝有几个己丑年之前，先了解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毁佛汰僧事件：会昌五年四月，诏命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见《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义忠和尚就是在这一年离开芝山开元寺，遁入九层岩草创三平寺的。若铜佛像铸于武宗之前，恐难度过此劫。假设铜佛像铸于会昌年间之后，唐会昌到宋崇宁三年（1104年）共有四个己丑年：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北宋端拱二年（989年）和皇祜元年（1049年）。
  唐开元末，龙溪隶属漳州，经过百来年的安定时光，从唐僖宗光启元年（886年）王绪攻陷漳城，到宋太平兴国元年（977年）陈洪进献土纳入宋朝版图。在不到一百年之内，漳州发生了七次为争夺政权而血腥屠杀的兵变。“数十年间，号令七嬗，反覆相因，兵乱糜极，斯亦世变之伤！”（《龙溪县志·兵乱》）在这种乱世，铸造佛像的可能性很小。从佛像深埋地下一丈来推测，铜佛湮入地下的岁月应相当长久的。唐会昌六年（846年）宣宗即位，大赦天下，第二年，“乃下诏有会昌中灵山、古迹、招提弃废之地，并令复之，委长吏择僧之高行者居焉。”宣宗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迅速纠正武宗灭佛的不良后果。大中三年（849年），漳州刺史郑薰奏请朝廷，为褒扬义忠和尚矢志传法的修行，准予“广济禅师”的封号。如果代代相传的铜佛像是唐物并非空穴来风的话，加之上述几点推测，铜佛像的铸造时间更倾向于咸通十年己丑（869年）。不过，这只是笔者一己之臆断，不足为凭，权当与关心此事的读者海聊几句。对于关心此事的人们来说，关注的焦点莫不是铜佛像的下落。据1920年出版的《漳州第一公园纪略》特殊记载：“铜像丰硕，制殊精，相传亦唐代物，唐末陷土。明时方人掘而得之，供于岱山乡岱山院。民国纪元后，龙溪修志局请县署保存古迹，移置赤岭庙。三社林氏，盖就近供奉者也。”文中所提赤岭庙就是漳城东郊赤岭关帝庙。王作人老先生所辑《志古遗玉》记：“金铜无量寿佛……文革中被充作废铜运沪，或云未入熔，博物当局曾派人追查，未落实……”这可能是关于铜佛行踪最后的文字记述。
  菩提广缘荫大山
  2005年12月，福建省考古队在大山院遗址进行抢救性挖掘，吸引了许多关注的目光，院址与莲花山史前文化遗址同处一地，不久前曾出土过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工具。人们对此次的挖掘都有一个迫切的期待，企盼围绕大山院的种种迷团能早日水落石出。
  大山院位于芗城区北郊岱山村（顶大山），全称为“大山广岩禅寺”，始建于明天启癸亥年（1623年）。其渊源可追溯到宋代，据方志记载，宋崇宁甲申年（1104年），漳州府奉诏兴建万寿禅寺时，从基址挖出一尊一丈多高的铜佛像，铜佛像工艺精妙，在背部有一组铭文（世称蝌蚪文），自大山院建成后，这尊铜佛像就一直供奉在正殿。1911年，黄仲琴教授曾实地考察大山院，并将铜像铭文拓片存世。“文革”期间，大山院拆除，铜佛像失踪，其踪迹有多种版本的传说。
  现存于遗址地表上的大山院残迹，仅一通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碑石和五株古菩提树。碑石表面斑驳漫漶，虽然是双面铭文，能辨识的仅寥寥数字，令许多兴致勃勃之士大失所望。大山院真的了无一物吗？其实并不尽然，宝物并没有飞走，而是默默地在原地庇护着对自身视而不见的芸芸众生。这宝物就是那五株古老的菩提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初唐禅宗六祖慧能和尚写的一首言及菩提树的偈语，在僧俗两界流传甚广，以致后世许多人都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菩提树，其实是人们误解了他的本意，菩提树是一种桑科榕属常绿大乔木，又名思维树。慧能所写的“菩提本无树”这一诗句，只是为诠释佛家理论“四大皆空”的浅白譬喻。
  “菩提”一词为梵文“Bodhi”的音译，意思是觉悟、智慧，用以指人忽如睡醒，豁然开悟，突入彻悟途径，顿悟真理，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等。
  据佛典记载，2500多年前，佛祖释迦牟尼原是古印度北部的迦毗罗卫王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乔答摩·悉达多，他年青时为摆脱生老病死轮回之苦，解救受苦受难的众生，毅然放弃继承王位和舒适的王族生活，出家修行，寻求人生的真谛。经过多年的修炼，终于在菩提树下静坐了七天七夜，战胜了各种邪恶和诱惑，在天将拂晓，启明星升起的时候，获得大彻大悟，终成佛陀。所以，后来佛教一直都视菩提树为圣树，印度则定之为国树。
  据史籍记载，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僧人智药三藏大师从西竺国（印度）带回菩提树，并亲手种植于广州王园寺（后改光孝寺）。从那以后，我国才开始有了菩提树，并在南方各省区寺庙中广为传播。西双版纳傣族全民信奉小乘佛教，对菩提树十分敬重、虔诚，几乎每个村寨和寺庙的附近都栽种了许多菩提树。在傣家人的谚语里，还有“不要抛弃父母，不要砍菩提树”这样的警句。傣家人什么树都可以砍伐，但菩提树却是千万千万不能砍伐的，砍伐菩提树就是对佛的不敬，就是罪过，即使是菩提树的枯枝落叶也不能当柴烧。
  菩提树不仅身世富有传奇色彩，且实际用途十分广泛。它树干粗壮雄伟，树冠亭亭如盖，既可做行道树，又可供观赏；叶片心型，前端细长似尾，在植物学上被称作“滴水叶尖”，非常漂亮，如将其长期浸于寒泉，褪去叶肉，则可得到清晰透明、薄如轻纱的网状叶脉，雅称“菩提纱”，制成书签，可防虫蛀；枝干富含白色乳汁，取出后可制硬性树胶；用树皮汁液漱口可治牙痛；花入药有发汗解热、镇痛之效；枝干上会长出气生根，形成“独树成林”景观。
  大山院幸存下来的这五株古菩提树，分东西二列，如是建院时所植，树龄应近四百年，最大一株树围需三个成人合抱，其树龄恐要更长得多。这五株古菩提树，历经数百年寒冬酷暑，依然生机勃勃，枝干粗壮发达，枝叶茂密苍翠，气根与枝条迎风婆娑，摇曳多姿。
  善哉！大山，惟此地灵，拥有这古老而又生机盎然的菩提树。善哉！大山，于斯人杰，造就了地平线上的活宝藏，矗立从善如流的风向标。今天的人们，应当庆幸天地的厚爱，慷慨的馈赠。有心关注大山院的人士，请珍惜“广岩禅寺”的不了之缘，善待古树，虔诚祈祷菩提常青。
  漳州方言
  妄讲
  庄子在《齐物论》一文中写道：“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意思是说我随便讲一讲，你也随便听一听，不必认真。《管子·山至数》亦云：“不通于轻重，谓之妄言。”指出妄言就是没注意说话的分量。《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看到秦始皇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赶忙掩着项羽的嘴说：“毋妄言，族矣。”汉代班彪《北征赋》云：“何夫子之妄说兮，孰云地脉而生残？”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记述苏轼在黄州及岭南时，常常与宾客放荡谈谐，有不能谈者，则强说鬼怪，或辞有无，则曰：“姑妄言之。”王谠《唐语林》载孙权对虞仲翔说：“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诣许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卿不愿，便使张子纲，恐子纲不能结儿辈舌也。”
  对于“妄言”，诗人亦有诗吟之。李白《雪谗诗赠友人》云：“如或妄谈，昊天是殛。”杜荀鹤《题江寺禅和诗》云：“懒求施主修真像，翻说经文是妄言。”苏轼《和子由次月中梳头韵》：“从来白发有公道，始信丹经非妄言。”苏辙亦有诗云：“妄语自知当见弃，远人未信本非才。”赵翼《自戏》诗云：“姑妄言之供一笑，几时谒选到长安。”
  闽南方言有“妄讲”之语。与汉语之“妄言、妄说、妄谈”同，当系由之演为“妄讲妄讲”之方言。《台湾闽南语辞典》一书作“罔讲”，然而“罔”之诸义中，唯“无”、“诬”、“欺”数义勉强可与方言字义相近，还是“妄”字为妥。
  李竹深
  漳城牌坊“两台秉宪·六代承恩”名义考
  李阿山
  编者按：
  本辑登载李阿山所撰《漳城牌坊‘两台秉宪·六代承恩’名义考》一文，是对《漳州芗城文史资料》总第十九辑26页“六代承恩”表述的异议，供读者参考。
  漳城“两台秉宪六代承恩”坊，简称“六代承恩”坊。其释义，乾隆《龙溪县志》卷四云：
  “两台秉宪六代承恩坊，在双门顶。为赠御史洪明，子参议洪异、孙知府洪公谐、玄孙封按察佥事洪文馨、云孙兵备道洪时蕃立。”
  六代人承受皇恩，却列举五代，疏失明显。光绪《漳州府志》卷五云：
  “六代承恩坊，在双门顶。为封御史洪明、子参议洪异、孙、封知府洪日瑞、曾孙知府洪公谐、元孙封佥事洪文馨、云孙副使洪时蕃立。”
  虽列足了六代，可知其中洪明因子洪异贵、洪日瑞因子洪公谐贵而受封，但洪明县志称“赠”，府志称“封”，则“封”与“赠”是否无异？又，既然洪文馨是洪明的“玄孙”（亦称元孙），为第五代孙；洪时蕃为洪明的“云孙”，为第九代孙，却相差四代。果真洪文馨因洪时蕃贵而受封，则是否有封四代祖之制？
  坊主均明代龙溪人。很有必要考察洪明祖孙六代人的行实，并了解明代的封赠制度。
  记载漳州南乡洪氏数社传衍的《象阳洪氏宗谱》，弘治十一年新宁县教谕洪钦初修。有三种续修本，一为凤塘社洪氏所藏，康熙四十四年洪希亮续修，道光十八年洪大琏再修，民国二十四年洪清章抄藏。一为霞田社洪氏所藏，民国间洪荷莲抄续。一为田址社府口角洪氏所藏（首末不全），未著何人抄续。三种续修本均为总谱而各侧重本房传衍，其中霞田藏本与府口藏本均叙及洪明祖孙六代而凤塘藏本从略。
  比勘三种续修本，可知漳南洪氏族源，宋[大中]祥符丙辰（1016年）进士第四名苏州人洪麟字仁璲，乾兴元年（1022年）知长泰县，因家焉，是为漳州洪氏肇基始祖。十五世裔有行三十九曰洪庆芳者，宋末徙居龙溪象阳（今龙海市颜厝镇上洋社），是为漳南洪氏肇基始祖，后裔分居霞田（下陈）、田址（紫山）、凤塘（洪塘）、西坑、芋园等社，其论世次，均以洪仁璲起算。
  今叙六代行实，以府口本为底本，以霞田本为校本，并参以碑记、墓志、敕谕。洪仁璲裔孙二十二世洪明（1431-1499年），娶蒋氏（1436-1529年）。生子二，长珍，次异。正德辛巳（1521年），以子异贵，赠监察御史，蒋氏封太孺人。（霞田本作“诰封太恭人”。按此应是后来授的封赠）。
  二十三世洪异（1464-1550年），号碧湖，洪明次子，娶府口（应是漳城府口）涂宗羡四女（1468-？），生子日瑞、日新。以《易经》中式弘治乙卯科（1495年）举人。初任通州学正，次任崇德知县，三任广西道御史刷卷两广，四任浙江按察司佥事，五任广东布政司参议督粮。涂氏封孺人（霞田本作“封太恭人”。按此应是后来所封，但“太”字宜去。非因子孙封也）。洪异建第漳城府口，不知何时移居漳南田址，所居因称田址府口。后裔奉洪明为田址府口洪氏始祖。
  二十四世洪日瑞（1489-1557年），洪异长子，娶沈氏（1497-1557年）生子公谐、公讃、公谨、公谔。以子公谐贵封户部主事，沈氏封安人。
  二十五世洪公谐（1515-？），号凤山，日瑞长子，娶苏氏（1519-？），传嗣失详。以《易经》中式嘉靖癸卯科（1543年）举人，甲辰（1544年）成进士。初任户部主事，升本部员外郎中（霞田本同。宜作员外郎、郎中），升金华知府。苏氏封安人。二弟公讃，生子三，长文馨，次洙，三洛。
  二十六世洪文馨（1549-1640年），日瑞孙，公谐犹子。娶林氏（1550-1623年），生子时蕃、时范；少室萧氏，生子时昌、季衡。以子时蕃贵封奉政大夫浙江、江西按察司佥事（霞田本为赠户部主事，误。因洪时蕃墓志记时蕃仕履尤详，未言任此职，参王作人先生《墓志拓存》）。林氏封安人，赠宜人。
  二十七世洪时蕃（1570-1627年），号震阳，文馨长子，娶戴氏（1571-1651年），生子炳復。以《易经》中式万历甲午科（1594年）举人，至丁未（1607年）登进士。历知辉县、嵩县（据墓志），迁南京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诗浦社慈济宫立有《司马大夫宾廷梁公均匠碑记》，署“赐进士第南京刑部云南清吏司郎中晚生洪时蕃顿首拜撰”，“天启元年辛酉春月吉日立”）。又迁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佥事兼金衢兵备道（参考敕谕）。官至按察司副使，但未就职（据墓志）。戴氏封宜人。
  可见洪明祖孙六代，是连续的六代，传承秩然。洪异为子。洪日瑞为孙，县志缺。洪公谐为曾孙，而县志称之为“孙”，误。洪文馨为第五代孙，志县称玄孙，府志称元孙，均是也。洪时蕃为第六代孙“来孙”，而县志、府志均称为第九代的“云孙”，误。《尔雅·释亲》：“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昆孙，昆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六代人之中，洪明、洪日瑞、洪文馨三人，分别因各自的儿子洪异、洪公谐、洪时蕃贵而受封赠。连续的祖孙六代人承受皇恩，故称“六代承恩”。
  封赠制度，起自晋、宋，皇帝为了笼络人心而推恩臣下，常以爵位名号赐给官员的父母、祖先与妻室。已故的称赠，在世的称封，《明史·官职一》“生曰封，死曰赠”。大抵只封赠父母一代。唐末以后，宰相贵臣可追赠三代。明、清宫阶分九品，每品分正从二级，则为九品十八级。文武官员一品封赠三代，二、三品封赠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赠一代，皆如其子孙官，八、九品只封本身（可见没有封赠第四代祖之制，何况洪时蕃官未至极品）。又按官员的不同品阶封赠其妻以不同名号，一品官之妻称一品夫人，二品官之妻称夫人，三品称淑人，四品称恭人，五品称宜人，六品称安人，七品称孺人。因其子孙封者，加太字，夫在则否。下面结合敕文加以说明。
  翁国梁《漳州史迹》（1935年版，漳州市图书馆2002年重印）有关于洪异父母、洪异夫妻的封赠敕文二题四道，落款均为“嘉靖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则封赠时间为1523年。由于《明史·职官》还规定“京官满一考，及外官满一考而以最闻者，皆给本身诰敕。七品以上皆得推恩其先。五品以上授诰命，六品以下授敕命”，因此，洪异任御史（正七品）在1522年，而颁发敕文在1523年。其时，父洪明（1431-1499年）已殁，故敕文云“尔洪明乃广西道监察御史异之父……兹特赠为文林郎广西道监察御史”，称“赠”是也，而府志称“封”则误。母蒋氏（1436-1529年）仍在世，故敕文云“尔蒋氏乃广西道监察御史洪异之母……兹特封为太孺人”，称“封”，区别分明。因夫已殁，故加太字。文林郎是阶官，为正七品，与职事官监察御史正好相应。异妻涂氏则称“兹特封为孺人”。
  洪氏宗谱田址府口本抄附敕文五题八道。关于洪公谐父母、洪公谐夫妻的封赠敕文二题四道，落款均为“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初一日”，可知洪公谐授承德郎户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正六品）在此前一年，为1549年，而受封赠在1550年。其时，公谐之父洪日瑞（1489-1557年）仍在世，授予同爵，故称“封”。母沈氏（1497-1557年）亦在世，授安人，故亦称“封”。至于妻苏氏（1519-？）卒年家谱失详，但据敕文中“兹特为安人，益茂芳徽，晋承蕃”句为勉励语气可以断定，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苏氏仍在世，而敕词“特”字下抄手必夺去了“封”字。可见封赠知识也有助于校勘。洪公谐任户部主事后，升本部员外郎（从五品）、郎中（正五品），又升金华知府（正四品）。其任知府，时间失详（卒年也失详），因而其父日瑞当时是否仍在世，遂无从考查，故称日瑞为封，难保不误（前面，府志就有称洪明为“封”之误）。再说，洪日瑞是否有封赠知府之实，很可怀疑，因为不见有洪日瑞封赠知府的记载。而洪日瑞之封户部主事家谱明载，又有敕文印证，凿凿有据。因此，还是称之封主事为稳妥。
  至于洪文馨（1549-1640年），卒年还在其子洪时蕃（1570-1627年）之后，故县志府志均称“封”宜也。而洪时蕃的任职，县志称“兵备道”是也。因家谱有“中任奉政大夫浙江江西两省分巡道按察司佥事”的话。而所附天启七年（1627）谕，其中“皇帝敕谕浙江按察司佥事洪时蕃：今命尔整饬金、衢二府地方兵备，仍兼分巡金、衢道”的话，亦可印证。
  然则府志称洪时蕃“副使”，也没错。我漳耆宿王君作人先生，积数十年之功而成的《墓志拓存》一书，中有洪时蕃圹志。篆盖为“明赐进士奉政大夫浙江臬宪震阳洪先生墓志铭”，标题为“明赐进士奉政大夫浙江金衢兵备道前江西屯监南瑞巡道按察司佥事南京刑部郎中震阳洪先生墓志铭”。吏部尚书林欲楫撰文，户部尚书黄士俊篆额，兵部尚书黄道周书丹，“隆武元年乙酉十一年二十二日庚午吉旦不孝男炳復泣血勒石”。志文因影印缩小字大仅2.5毫米，又漫漶不清，辨认为难，有云：
  “……调繁河南嵩令……黜柳下于士师，贬秩仙尉，转部秋郎。幸大司寇周公识先生于泥玉之中，因栽成培擢为南瑞佥宪，盖从来比部皆出守，而迁臬宪，为异数也。乃先生适丁内艰，请礼南还。服除，赴补金衢督署驰驱。……”
  按秋郎，指刑部郎中（正五品），比部为刑部司官的通称。佥宪，即佥都御史（正四品，都察院官员。明都察院大致同前代的御史台）。臬宪，按察使（正三品）的敬称。按察副使则正四品（古今副职有时作正职称号，故篆盖称以正三品的臬宪）。而洪时蕃之任佥宪，无从取证；又解释的话“盖……”句，与解释的对象“佥宪”不合，故“佥宪”想是“臬宪”的笔误。震阳先生虽有臬宪之命，终因服丧而未就任。所以还是称“佥事”或“兵备道”的实职为当。
  综上，过去立于漳州双门顶的“两台秉宪·六代承恩”坊，名义应释为“为赠御史洪明、子参议洪异、孙封主事洪日瑞、曾孙知府洪公谐、玄孙封佥事洪文馨、来孙兵备道洪时蕃立。”明白了封赠之制，当读到“赠御史洪明”时，就会想到洪明卒后才因儿子任主事而受封；读到“封佥事洪文馨”时，就会想到洪文馨仍在世就因儿子任佥事而受封。如果像府志所云“封知府洪日瑞，知府洪公谐”之类的父子同称，就内涵单薄了。至于“两台秉宪”，说的洪异、洪时蕃两人在执法部门任实职，却分别通过洪明“赠御史”、洪文馨“封佥事”的虚职反映出来，言不加而事倍，其谁曰不然？
  不知封赠之别，不知洪明祖孙六代人的行实生卒，就不知县志、府志之误，甚或误中加误，错上加错。如《漳州史迹》2002年版第61页，《漳州事迹古今谈》2003年版第22页、第243页的介绍，完全沿袭县志之误，不赘引。如《漳州芗城文史资料》总第十九期（1991年版）第26页，《城区志》1999年版卷三十六章四的介绍，均误差较大：
  “六代承恩，该坊位于双门顶（今香港路），为父封御史洪明、子封参议洪异、孙任知府洪日瑞、曾孙任知府洪公谐、元孙封佥事洪文馨、云孙任副使洪时蕃立。”
  文中对洪公谐、洪文馨任职的介绍是正确的。对其余四人的介绍均有问题。又在洪明之前妄加“父”字，叙述的出发点就改变得不知是谁，而且人物关系全乱了。又如《闽南日报》2003年11月20日载文（又见《漳州文史资料》总第32期第32页。2003年版）的介绍，虽补足了县志的疏失，却又兼有县志、府志之误并增加新误：“‘两台秉宪六代承恩’坊，六代顺序是：洪明（官封御史）、洪异（参议）、洪日瑞（知府）、洪公谐（知府）、洪文馨（按察使佥事）、洪时蕃（兵备道副使）。”
  只有对洪异、洪公谐的任职介绍是正确的，其余都有问题。又六代关系模糊了。而对文馨使用“按察使佥事”说法则不当，因为“按察使”和“佥事”，都是按察司的职位，这里仅举其一即可，而洪文馨实际只是空有名号的“封佥事”而已。“兵备道副使”说法也不当。因为这种说法把县志的“兵备道”和府志的“副使”杂糅在一起了。据敕谕，洪时蕃本是浙江提刑按察使司的佥事（正五品），分巡金衢道（此为常职）。天启七年三月，洪又临时奉敕谕，兼饬金、衢二府兵备（此为兼职，品阶仍是正五品），这时，职务可以由分巡道改称兵备道，仍是道员。故“佥事”或“兵备道”，称其一即可。至于“副使”（提刑按察司的副使），我以为未就职。因为洪时蕃以佥事分巡金衢道兼饬兵备，距其卒年墓志所载的天启七年八月初十，仅五阅月，其间之促，而遽迁为副使（正四品），未见谱载，疑难置信。
  （作者系龙海古县中学教师）
  漳州古城北门街
  陈满根
  漳州设州治，始于唐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到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州治才从李澳川（漳浦）迁到桂林村（即今芗城区）。从那时起至宋朝初期，漳州城四周，或竖木栅为界，或筑土石为墙而已，至宋嘉定四年（1211年）起才陆续砌石为城墙。起初城设有七个门洞，至明期间才定下布局，只开四个门（另有两座水门：东闸口、西闸口），并命名东为“文昌”，西曰“太平”，南称“时阜”，北则“太初”，沿用至清末民初。
  漳州地势西北高，紧靠芝山，东南低，面临九龙江。北门就在芝山的坡上，可谓“高高在上”，故民间不呼“太初”，而是呼做“北廓顶”。城门下有十一级台阶（现存七级），阶下便是宝珠园，出北门则是北乡诸村。旧时北乡农民入城挑粪便都须经过此处。在城内挑着粪要回北乡者，须从道口（今中山公园口）进入联仔街（中百后面），穿过复兴路（瑞京路东段），再拐进北桥街，沿大同路（也叫北门街）走，路面逐渐升高，至北城门已是气喘吁吁，只得卸下粪桶休息，因此引来无数苍蝇乱飞，当然，这也跟此地是糖市有关。故漳州民谣说道：“东门金（洋参行，金行），南门银（五谷行），西门马屎（官居多），北门胡蝇”，北门的脏乱可见一斑。
  北门街是漳州最古老的街道之一，两侧有宋元明清时期的庙宇。走进北门街不远处，有一条小路名镇台后街，与北门街连接，形成人字路。此处有两座各自独立的建筑物：塔状的经幢和观音庵。由于这两座建筑物距离相近，所以民间常把它们连起来叫，呼做“塔口庵”。据史料记载，经幢建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而庵则建于元圣正二十六年（1366年）。据说经幢基础下面是一口井。为什么经幢要建在井口上？民间传说，南宋朱熹知漳州时，他为把自己的理学推广和发扬，在漳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见这人字路中间有一口井，便认定是“美人穴”，阴气太重，风水不好，若当地妇女饮用此井水，会不安于室，淫荡不堪，有伤风化，遂命人建经幢压井，使当地人不得打水饮用，以杜绝淫秽之风发生。其实这是无稽之谈，并以讹传讹。朱熹生于1130年，是北宋亡后的第4年，即南宋时期，后于建经幢时间33年之久，怎可能是朱熹之手所建？这传说是封建时代对妇女的污蔑，恐是居心叵测的人编造出来的，且借命名人之口传谣。犹如宋人对秉公办事的武大郎的肆意攻击，对善良无助的潘金莲恶毒污蔑一样，其负面影响很大，应该给予反正。
  经幢建成后269年，已是元朝末季，元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朝廷命陈友定将军治福建。陈友定打败胡深，夺回汀州，朝廷加陈友定平章（官名）。他野心勃勃，发兵声取诸郡。丙午年（1366年）九月派人招降漳州守臣罗良，罗良不服，陈遂发兵围城。十来天后，罗的部下叛变，引敌入城，于是发生了一场巷战，罗良迎战陈友定于北门街七星古井附近，罗良战死。此后，当地百姓深知罗良凶猛，恐其死后亡魂作祟骚扰居民，于是募捐钱银建庵祀观音并供奉罗良神祗以保一方平安，直到现在该庵仍香火甚旺。这就是塔口庵的来历。
  两年后，元朝被朱元璋的明王朝取代。
  在北门街中段（现图书馆附近），原有一间太阳公庙，祀崇祯皇帝神祗。众所周知，他是明朝最后的皇帝，刚愎自用，听信谗言，滥杀将领，又逢荒年，民不聊生，以致农民揭竿而起，更因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大明王朝颠覆。对这样的皇帝民间竟然也建庙祭拜，岂不怪哉！据说事情是这样的，明亡后，一大批明朝的遗老遗少对汉人的政权尚有忠君情结，他们不得已当了“顺民”，在高压政策下剃了头，可心里想的是“反清复明”，于是便秘密募捐建一间面积不太大的庙来供奉崇祯帝，以寄托哀思。庙里没有塑崇祯帝像，只有神祗，又不敢明目张胆地纪念，所以神牌上是写着“太阳公神位”，以太阳喻“大明”，寄托对故主怀念。这群人时常在此秘密集会，痛陈清兵罪行，激动时泪湿青衫。当时漳人曾有诗反映了这种心情：“顾影渐无地，逢人胆自寒。不知头上发，犹惜故时冠……”“……堂虚灯黯黯，野旷竹萧萧。唯有庭中桂，花开慰寂寥。”
  随着时光的流逝，下一代，再下一代，已经没有留恋明王朝的意识，庙中香火也就逐渐暗淡了，庙宇年久失修，加上天灾人祸，至清末或民初圮废。至今遗址尚在。
  北廓顶的山顶巷（现大同路259号）有座福和堂，供奉释迦牟尼、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还有玄天上帝。据说这尊观世音菩萨很灵感，堂上香火颇盛。此堂原是庙宇，有和尚主持，传说始建于明末季，但具体时间尚无法考证。延至清朝中叶，主持的和尚年老体衰，无人接班，遂把庙产卖出去。买者是居漳州的平和人，颇有资产，他有一个极好的朋友，生活较苦，其独生女体弱多病，欲入庵堂修行，该平和人于是购得此庙，改为福和堂，供那女孩带发修行，即福和堂第一代斋姑。此后传第二代、第三代。至上世纪三十年代，福和堂由第四代主持凤玉姑掌管。据推算，她应是清末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出生。凤玉本是厦门富家女，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因笃信佛教，带巨资入庵修行，一时庵堂金碧辉煌。她对佛经很熟悉，讲解佛经口若悬河，1938年弘一法师在漳时曾与她一起交流、探讨。
  抗战期间，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漳州，有一次炸垮福和堂，后经重修，但已失去昔日辉煌。解放后由第五代住持琼瑶姑掌管。琼瑶姑出生于1920年前后，她边打工维持生活，边看护庵堂，生活过得很艰难，“文革”中福和堂再次受到冲击，庵堂第一进被某单位占用去，只好从边墙开个小门进出，庵堂也破烂不堪。改革开放后的1994年，第六代住持亚琴姑设法重修，香火逐渐兴旺起来，现已再度富丽堂皇了。
  北廓顶城门边，原有良岗王庙，相传是随陈元光入闽的唐军将士所立。民间传说，这批将士入闽后驻守在武胜场（今长泰）西北部山上，他们把带来的良岗王香火供奉起来，因而该座山便叫做良岗王山。至五代后周显德三年（955年），武胜场置长泰县，划归泉州管辖（至宋太平兴国五年即980年归属漳州，上疏理由是：长泰距泉州三十铺，路远匪多；距漳州四铺，交通便捷。）将士后裔留恋漳州，遂把良岗王请入漳州来，建庙在北廓顶供奉。过了一段时间后，不知何时何故良岗王庙被迁出，另择新桥地区小巷内立庙祀之，此巷随之命名良岗王巷（解放后改名为友爱路）。此庙于二十几年前被改为民居，但庙门、拜亭未改变，惜于近期城改中被推为平地。
  古代人建城，总要在城门边上修建一座关帝庙，意思是请关帝爷来协助巡城保平安。这种例子很多，如朝阳镇楼内古寨的城门（孚兑门）边上就有关帝庙，城区西隅就有新武庙（已毁）、古武庙两座供奉帝君，东门也有帝君庙文衡殿。北门城墙边有座太初坊也是供奉关帝爷。当地居民说，此庙和庙前的大榕树都有千年历史，“有北廓顶时就有帝君庙”，据重修碑记称始建于唐朝。但据《漳州郡城考》记载：宋初筑土为城，四至以壕沟为限，北门在北桥亭（今大同路水仙花园居民点），至嘉定四年（1211年）扩大城墙四至，始有北廓顶之北门，并改建成石墙，至明朝始以“太初”命名。因而“始建于唐朝”之说值得商榷。建庙至今，曾“五建四毁”，其主要原因是恶劣天气造成的，也可能曾毁于政权更迭的兵燹。清朝中叶“长头毛反”时，全城佛寺几乎被烧光（因太平军是信奉上帝会，对佛教极为仇视，逢佛庙必烧毁，且佛像身上的金箔被熔后能成金块）。而太初坊建筑比较简陋朴素，太平军又敬仰关羽将军，因而未遭太大破坏。“文革”中太初坊也受到冲击，移作他用，而神像早被居民藏起。改革开放后曾略加整修，1998年海内外善信捐资又重修，规模如初。
  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北廓顶又见证了一场恶战。
  此年六月，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为完成其父“抗清复明”的遗愿，趁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桂起兵反清之机，由台湾率兵至厦门，进占了海澄，接着包围攻打漳州城。清守将第二代“海澄公”黄芳度率将士迎战。郑军用炮火击坏城墙多处，守城将士边战边补筑城墙，而郑军攻击更紧。黄芳度连连上疏告急，请求皇帝派兵救援，但援兵迟迟未到。至十月，漳州城内粮尽，主将吴淑反戈，引郑军入城，双方发生激烈巷战。时黄芳度估计郑军会从北门进攻，便带兵在此巡查，殊不料郑军已从西门进入，且追杀至北廓顶，黄芳度想回“公爷府”（在今南昌路）引爆火药全家自杀也来不及了，只好沿北门城墙直奔芝山顶，眼见走投无路，想到被俘必定受奇耻大辱，便下马跳井自尽，时年二十五岁。此场恶战后郑军占据漳州，数月后方被清廷收复。
  漳州城墙经历风雨数百年，城墙在明清二代中，有毁有修，其规模及四至基本不变。至民国7年（1918年）“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入漳，建立“闽南护法区”。他见这个小县城实在太小了，他的汽车上街非常不便，决定改造旧城区，于是下令拆毁四周城墙，就用这些条石铺设几条主要街路和筑溪岸，漳州此时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池。
  未遭到陈炯明“毒手”的，只有东门城墙上的城楼，还有一处是北门侧面一小段城墙。东门城楼的古建筑早已成为民居，其边上的城墙上开办“九龙饭店”。解放后城楼为卫生部门使用，故又称“卫生楼”，“九龙饭店”为武警和新华书店分用。北门城墙内为漳州报社办公（后为闽南日报印刷厂）。13年前，旧城改造，“卫生楼”和“九龙饭店”的遗址建了商品房，城楼也不复存在。现在漳州古城墙唯有北门一小段，再无别处。其他有几处的城墙基，笔者根据提供的线索去观察，有的被毁去，有的埋入地下，已难以辨认。还有人提供说某单位内有城墙，经咨询查证，那是楼房下的护坡石墙，有水泥勾缝，非古城墙也。
  清初天地会遗址后林村莲花庵
  曾五岳
  莲花庵位于漳州市芗城区浦南镇后林村杏林自然村，村民吕姓，始建于清顺治末至康熙初，因岁月沧桑早已剩下断垣残壁。时逢盛世，幸得区政协领导挂钩指导，杏林村外出经商致富者多，遂有热心保护祖业文物建筑的长辈倡议集资100多万元重建莲花庵。经过几年群策群力，如今莲花庵已经落成，全为土木结构，美轮美奂，金碧辉煌。全庵依旧制分前后两殿，面阔三间，宽16米，进深20米。赞叹之余，我们发现了两件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
  一是嵌镶在莲花庵左侧回廊旧墙上的一方雍正年间碑刻，高91厘米，宽72厘米，厚15厘米，碑顶镌刻楷书
  莲花庵外景（林瑞红 摄）
  《佛会文契碑记》六字。经漳州市图书馆馆长、副研究馆员张大伟先生拓片判读，全文如下：
  佛会文契碑记
  杏林社莲花庵会众吕武、吕贯、蔡翩、吕惠、蔡铨、吕品、王爱、王维、尹石、曾求、蔡□、曾建、王成、王庄、洪标、杨德、吕郎等，为勒石永志，以垂不朽事。武等先人于本庵佛祖炉前拟结金兰，立契共建苗园七段，共受种子六斗五升，坐落本社，逐年收税，以奉佛祖。自康熙十六年至今五十余载，历掌无异已。去岁，尹宰将伊应分典当他人。武等十七人追究，公议尹石代接。兹虑日后贤愚不等，或有窃取文契者，或亦私相授受者，流弊匪轻。无奈建立石碑，刻画文契，开明址种□段，以杜争端，以防觊占，使会内□子嫡派相传，世世勿替，仰祷佛光，□垂庇佑。今将所有建置□段开明于左：
  康熙十六年明买王□苗园一□受种子八升，坐落后壁坪，带中侧地亩二分五厘。
  康熙十六年明买吕允苗园一□，坐落溪边坪，受种子八升，带中侧地亩二分三厘。
  康熙十六年明买吕乾承租苗园一□，坐落马桶坂，受种子五升，带中侧地亩二分二厘。
  康熙四十年明买吕□苗园二□，坐落后壁坪，受种子一斗五升，带中侧地亩五分二厘三毫。
  康熙五十七年明买吕绍承租苗园一□，坐落后壁坪，受种子八升，带中侧地亩三分五厘。
  康熙五十九年明买杨□苗园二□，坐落钱山仔，受种子五升，带下侧地亩一分六厘。
  康熙五十九年明买尹□苗园二□，坐落上墩，受种子一斗六升，带下侧地亩五分二厘六毫。
  雍正四年六月日同立。
  二是莲花庵迄今仍保存一个矩形石香炉，高47厘米，束腰，沿口长35厘米，宽19厘米，炉内呈浅浅V字形，深仅19厘米。香炉外侧南面半浮雕一只雄鹰，北面半浮雕一头老虎，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笔者自天地会起源探索、发现之旅一路走来，已有25个年头，1991年开始在《东南文化》《泉州南少林研究》《厦门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天地会源于福建漳州考》《南少林研究》《天地会起源与厦门》等论文多篇，出版《天地会起源新考》专著一册。因而对天地会在其故里漳州的很多历史风物耳熟能详，当场指出莲花庵《佛会文契碑记》和“鹰虎石香炉”是清初天地会非常重要的“石书文物”，两者互相观照印证，相得益彰，可以推断杏林莲花庵是清初康熙至雍正年间天地会活动
  石香炉（林瑞红 摄）
  非常重要的遗址。故于2010年6月24日，芗城区政协主席魏方旭、浦南镇党委书记苏艺峰和张大伟、王和贵、李竹深、庄宗沛、林瑞红、江焕明等文史工作者联袂到莲花庵调研时，当面报告。理由如下：
  一、先有化莲堂 后有莲花庵
  1993年4月20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罗炤教授造访诏安乌山长林寺，发现卢若腾的族弟，明郑集团成员卢若骥题写原来悬挂在化莲堂上的一块木匾，长约150厘米，宽约70厘米，厚约3厘米，板上自左至右横刻“化莲堂”三个楷书大字，左端竖刻一行小字：“永历陆年孟夏轮山（同安县别称）卢若骥为”；右端也刻一行小字：“长林寺开山僧道宗立”。据东山县铜陵镇香花僧后裔、渔民周炳辉保存的天地会会簿《古来寺赞集·化莲堂名称歌》记载：这个化莲堂奉祀的是天地会早期会员和精神崇拜人物，如黄道周、卢若腾、王船山等等。后来，由许建家、沈继元、郭一郎、叶宗榜、沈义榕等人组成的长林寺调查组，又发现了《长林寺弟子报恩题名志》碑刻及石柱残20多件，刻有“出头自见青天面，□□□□（入寺方知）古佛心”，“青山低处见天阔，红藕开时闻水香”等，落款“□未（按：应为乙未，即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孟夏开山僧道宗谷旦立”。所谓“红藕开（花）”即指“莲花”。佛教向来崇尚莲花，佛学有“莲宗”、“莲邦”、“莲堂”、“莲座”、“莲台”、“莲刹”等等名词，而在道宗禅师创立的“香花宗”、“东山新法门”里，莲花即用来指称那些矢志反清复明、奉“一片利人”为圭臬的精神领袖和天地会会员。清初漳州数千座佛教寺庙中，除了“长林寺”系列丛林而外，以“莲花”两字冠名的庵寺也只有芗城区浦南镇杏林自然村这一座，可见其源自天地会创始人道宗禅师所创立的“香花宗”当无疑义。
  二、莲花庵属清初天地会重要遗址
  莲花庵属清初天地会的重要遗址，具有如下三点证据：
  其一，清代并不存在“佛会”这种宗教组织，到辛亥革命前夕才有。“清宣统二年（1910年），杨文会在南京创办‘佛学研究会’，作为联络同仁讲习佛学之地。民国初年，欧阳竟无亦在南京创办‘佛教会’，太虚法师在南京组织‘中国佛教协进社’，八指头陀寄禅在沪成立‘中华佛教总会’。受其影响，福建在民国初年也于福州成立佛教会。”①杏林村莲花庵应是“佛教临济香花宗天地会”的简称，亦即反清复明天地会的别称与暗语。当初只有这种似是而非的模糊称呼，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麻痹敌人。可谓用心良苦。
  其二，由于反清复明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异姓兄弟间必须借歃血盟誓来作为加强团结的纽带。因此义结金兰是天地会发展壮大组织的重要仪式和入会手续。莲花庵《佛会文契碑记》中的一句：“（吕）武等先人在本庵佛祖炉前拟结金兰”，表明当年杏林村吕、王、蔡、曾、尹等先人是在履行天地会的入会程序而不是其他。
  其三，康熙十七年至二十二年，姚启圣任闽浙总督期间，仅十九年（1680年）七月初二日、十月初四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就发表了禁结社党的三个公告：“讵访漳郡恶俗，尚有奸徒倡立社党名色……歃血誓盟，武断乡曲……。”“近访漳属各乡，黄口竖子学为无赖少年，串交各营兵丁，联络村庄地恶，纠合立社，多至一二百人，少亦数十人，设酒歃血，名曰结盟。”②由于漳州是天地会的故乡，胡珠生、赫治清、邓孔昭等等专家都认为这些“社党”是早期的天地会。过去，我们苦于找不到实例，如今发现杏林村清初天地会重要遗址莲花庵，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实证。
  三、老虎雄鹰是天地会的图腾
  罗炤教授在其著名的调查报告《天地会探源》中说：
  （1993年）十二月二日，我们一行继续考察东山的西山岩、南正院和万礼在东山建的康美土城。前一天晚上，曾五岳先生从漳州来，我们会合一同考察。……结束了在西山岩的调查，我们在返回铜陵镇的归途中，访问了
  老虎图案（林瑞红 摄）
  康美的万礼土城。民国《东山县志》卷十《名迹志》的“城堡·康美土堡”条下，仅记：“明郑成功部将万礼建。故址今存。”我们来到康美，看到土城城墙至今仍然大体保存完好，只是土城内已住满人家，全为林姓。
  万礼土城是一座方形建筑，南北、东西之间均大约一百米长，总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城墙由三合土夯筑而成，厚约九十厘米，极为坚固。……南、北两座城门上方各砌一块长方石条门楣，门楣左、右两边各砌一块方石。北门楣上刻“北勒石碣”四字，用的是东汉窦宪打败北匈奴，勒石燕然山的典故。南门楣上刻“南标铜表”四字，用的是东汉马援出征交趾，立两铜柱标明疆界的典故。两门楣题刻所表都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战功，而且都是战胜异族的战例，用在正投身抗清战场上的万礼军队营房，极为贴切。题写者是一位熟知中国历史的文字高手。
  南门楣两边的方石上，左刻一匹配鞍战马，马的上方是一棵桃树，马后立着一只猴子；右刻一只虎，虎的上方是一棵松树和一只鹰。
  我的眼睛近视，从下面看不清城门上面刻着的图案，只顾端详“南标铜表”四字的笔迹是否与道宗的其他题刻有无相似之处，曾五岳先生突然叫起来：“木杨城！木杨城就是这里！”我知道道裕法师都靠近曾先生，听他说：“你们看，‘左边有对桃李树’，左边石头上刻的是桃树；‘右边有对松柏林’，右边石头上刻的是松树。‘苍松上立洪鹰叫’，右边正好是松树和鹰。”我眯起眼睛，顺着曾先生手指的方向使劲看，果然，全对上了！哎呀，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多重要的东西，几百年来人们一直熟视无睹，今天一下子却叫我们这伙人全看明白了！③
  由此可证，芗城区杏林村莲花庵石香炉半浮雕的洪鹰、老虎，同东山县康美土城南门楣半浮雕的老虎、洪鹰图案完全吻合，雄辩地说明洪鹰、老虎的确是天地会的图腾。难怪莲花庵《佛会文契碑记》会讲：“武等先人于本庵佛祖炉前拟结金兰”。因为，摆在本庵佛祖面前的石香炉就是代表“招兵买马”、“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标志性建筑“木杨城”。
  四、洪鹰是中国大儒黄道周的化身
  《明史·列传》云：“道周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严冷方刚，不谐流俗。”“道周学贯古今，所至学者云集。铜山在孤岛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故学者称为石斋先生。”东门屿在铜陵镇之东，与铜山隔海相望，上有云山石室，三四巨石互叠成洞，西端顶上状若鹰嘴，故
  鸿鹰图案（林瑞红 摄）
  称“鹰嘴岩”，云山石室亦称“鹰石洞”，为黄道周青少年读书处。洞前立一石坊，上刻“黄石斋先生读书处”，为乾隆十六年（1751年）抚闽使者潘思榘所建。这就是黄道周被天地会尊为“雄鹰”的由来。由于天地会内称“洪门”，“雄鹰”又称“洪鹰”，“鹰”、“英”谐音，乃威武英雄的象征。《玉篇》云：鹫鸟。《本草》：虎鹰，翼广丈余，能搏虎。《裴氏新书》：“鹰在众鸟间，若睡寐然，故积怒而后金刚生焉。诗大雅：雄师尚父，时维鹰扬。言其武而奋扬也。”黄道周是天地会的“教父”，“洪鹰”自然非他莫属，后又改称“洪英”。铜山天地会秘籍《古来寺赞集·化莲堂名称歌》中，记载天地会敬仰的精神领袖中有一姓名叫“黄坤山：周洪英”者。这是用天地会人惯用的拆字组字法来曲称黄道周：“黄”为姓，“坤山”为顺天之山、聚德之山，“周”为名之末字，“洪英”即壮志凌云、搏击长空之洪鹰。今东山县城垵村山庵庙大殿内石碑额浮雕的“洪鹰”，康美土城南门楣右侧方形石匾浮雕在松柏树上傲立的“洪鹰”，都表明黄道周殉国后很快就被道宗禅师及其法裔恭奉为威武奋扬的“洪鹰”，故《古来寺赞集·三滴水赞》称：“苍松上立洪鹰叫”、“吉兆英雄护明朝。”如今在距离东门屿鹰石洞百里之遥的芗城区杏林村莲花庵也发现浮雕“洪鹰”的石香炉，可见莲花庵洪门文化与清初天地会的“教父”黄道周是薪火相传的。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8月在天地会故乡漳州发现了一枚“洪英通宝”。漳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林南中先生在《天地会信物钱“洪英通宝”》一文中作了介绍：
  该钱为等边八角形，钱径19毫米，内穿直径2.7毫米，厚1.2毫米，重3.3克，材质为银质，银币正面铸对读“洪英通宝”四字，背面左右分铸“叁文”字样，上方是合书体“川大丁首”，下方为繁体字“义”。钱沿上方中间有焊接过吊环后的断状痕迹。……天地会的名称源于“拜天为父，拜地为母”的含义。天地会创立后屡遭清廷镇压，……为应对清廷的镇压，天地会不断创立新的名称，如改名为三点会、父母会、红莲会、小刀会、忠义会、桃园会、哥老会等数十种名称。天地会所领导的反清起义，在全国此起彼伏，主要活动范围在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四川、广西、云贵、台湾以及海外华人社会。
  历史上，天地会曾多次发动武装斗争。影响较大的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厦门小刀会起义等。清末，天地会发展到海外，在美洲拥有了许多会徒。当时在海外活动的孙中山，曾二次加入天地会，并促使天地会与同盟会结盟。
  天地会的结盟仪式、誓言、隐语、暗号非常复杂，常常使用各种特殊暗记等用于联络。如见面时以“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作为接头暗号。会员要严守秘密，忠于誓言。清政府对天地会组织的严密极为震惊，虽经多年搜捕，但所获甚微。
  在清朝，持有天地会信物的人，如被发现，就会有灭门之祸。因此，迄今发现的天地会信物钱十分罕见。据悉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著名纸币收藏家吴筹中捐献的天地会“钟灵堂”布币，被列为一级藏品。这枚银质“洪英通宝”钱，至今未见有同样的实物披露。
  林南中先生说得不错，此枚银质“洪英通宝”的确是天地会的信物钱币。币面“洪英通宝”四字中，“洪”字是其最常用的暗语，意味着“地（暗喻黎民）本威风，万水朝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洪鹰”乃指称天地会最敬奉的“教父”黄道周；钱背“川大丁首”乃“顺天行道”去偏旁而成的宗旨暗号；“叁文”乃洪家“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的寓喻。如今此枚银质钱币已为孤品，非常宝贵。南中先生认为它是清末天地会的钱币信物。由此可见，黄道周对天地会的影响长达数百年之久。真真可谓“一门文脉黄子传，恢弘正气驻人间”。
  五、莲花庵两件天地会文物的重要意义
  莲花庵两件天地会历史文物的意义非常重大，它起码有这样三点：
  第一、它填补了中国天地会史从康熙三年到十八年（1664-1679年）、康熙二十年至雍正四年（1681-1726年）的空白，从而证明道宗禅师创建“一片利人”的民间秘密反清复明社团以反对清朝贵族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顺人心合民意的。只要深入草根、韬光养晦、培养骨干、积蓄力量、百年攻略、徐图发展，便能构建更加恢弘的格局，如鱼得水，长袖曼舞。
  第二，漳州是清初天地会的故乡，由于风雨苍黄，烟飞灰散，如今漳州北半部县份如芗城区、龙文区、南靖县、华安县、龙海市、长泰县以至漳浦县大部，都很难找到天地会遗迹遗物。莲花庵两件天地会历史文物的发现极其珍贵，吉光片羽，凤毛麟角，可谓幸哉幸哉！
  第三，它又一次证明中国集伟大与完美于一身的儒学大师黄道周所代表的精深博大的中华文化，孕育了贯穿清代始终、坚持不屈不挠的政治斗争的天地会。有人说，黄道周是天上的“流星”，是执拗的“愚忠”，是徘徊于忠臣与良吏之间的“诤臣”等等，可谓非常片面。其实，黄道周是中华民族倡导和实践公平正义、以人为本学说的英雄，是天地会的影响深远的“教父”，他像那疾飞在暴风雨中的“洪鹰”，又像那沧海横流中的“砥柱”，永远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①王荣国：《福建佛教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348页。
  ②姚启圣：《忧畏轩文告》卷一、卷二。
  ③罗焰：《天地会探源》，1993年起在《中华工商时报》连载139期。引自第80、84、85期。
  （作者系原漳州市文化局文物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