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代良师有重名
  ——记平民教育家季永绥
  季山
  季永绥，字祝安，又名季竹安、季康。1899年出生于浦城县，1978年病逝于漳州。早年投身革命，是漳州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一生“以教读为职业”，他是一位平民教育家。
  出身贫苦 年少有志
  季永绥出生在闽北浦城县临江乡黄源村一个乡村中医家庭，因家境贫苦，8岁才上小学，还因生母病故停学一年。1916年8月考入建瓯县省立第五中学，课余时间喜读书看报，在“五四”运动精神激励下，以中学生身份发表了5篇作文，被收入《全国学校国文成绩新文库（甲编）》（卢寿钱辑选，上海崇文书局出版）。季永绥在“谈说苑辨物篇书后”作文中写道：“今日飓风海啸祸延闽越诸省，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无数，此天变之妖也。西北设筹边使，东北设边防使，中央则设参战使及巡阅使，党派则分福派、皖派、直派，树党乱政，垄断权利，此政府之妖也。今日借款，明日公债，金钱半归中饱以供
  其花街柳巷朴克之游戏，取尽锱铢用如泥沙，此宦海之妖也。”表现出忧国忧民之情思。针对日本政府在厦门设警察局之举，季永绥在“问日人设警察于吾闽果以治理籍民欤抑别有用意欤试言之”作文中写道：“朝鲜许日人设警察而国以亡，印度以英人设警察而今合并于大不列颠。诚以警察者，灭人国家之利器也。”日人“设警察于吾闽者，非以治理籍民也，直欲并吞吾闽身，非特并吞吾国也，直欲并吞中华民国，藉伸其大亚细亚之主义身。”期望“我闽人盍急起而图之。”表现了一个热血少年的爱国之心。
  1920年8月，季永绥考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入校一年多，因脚病及经济困难，申请休学。经舅父推荐，季永绥到浦城县城北乡九牧小学代课。该校分初、中、高级三个班，他担任高级班会部课程并兼管全校教务等工作，有时还为初、中级班教师代课。季永绥对教学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还带领学生制作植物标本，出墙报，办作文，图画、手工展览，颇受学生家长和地方人士的欢迎和赞赏①。半年之后，他挣到了一笔工资，脚病也有所好转，遂回武昌师大继续就读。
  追求真理投身革命
  在武昌师大，季永绥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发表“‘唯物史观’、‘赢余价值’、‘阶级斗争’真是马克思的三大名著吗？”等文章，积极参加武汉大中学革命活动①，并向家乡青年学生传播进步思想。在系主任李汉俊（中共“一大”代表）和恽代英、
  陈潭秋等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经任开国、赵学健介绍，季永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12月，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②。大学期间，季永绥参加过党领导的江西安源煤矿大罢工和郑州总工会成立大会及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声援活动。
  1925年1月，季永绥大学毕业，奉组织派遗来到漳州省立第二师范，以教师身份，开展革命活动。他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为帝国主义各国在上海惨杀同胞敬告国人》、《赤色政治与黑色政治》、《饭碗问题》、《苦学生升学的我见》、《女子参政运动的我见》等文章，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向青年学生介绍《呐喊》、《女神》、《少年飘泊者》等进步书籍和中共中央的《响导》、青年团的《先驱》和《中国青年》等革命报刊，引导学生走革命道路。季永绥积极参与组建漳州党团组织。1926年12月，漳州第一个共青团支部成立，季永绥任书记③。1927年5月，中共漳州支部成立，季永绥任组织委员。同时成立中共闽南特委，季永绥任宣传部长④③。1927年2月，季永绥参加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工作，任讲师，和翁振华等一起“开展工运、农运、青运和妇运”，“奠定了地方工农革命的基础”⑤，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受反动驻军廖鸣欧通缉转移至上海。1927年7月，中共中央瞿瞿秋白“面达”派遣季永绥回闽北，在中共闽北临委任宣传委员⑥，同时兼任中共建瓯县委书记⑦。1927年9月，季永绥参与组织建瓯南乡南雅的秋收暴动⑧，之后，中共闽北、闽南临委合并成
  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季永绥被增选为临时省委委员⑦。因秋收暴动失败，季永绥遭国民党反动派追捕⑨，幸得逃脱，然寻找党组织未果。后因闽北党“组织受破坏与党失去联系”⑧，他“主动贯彻共产党的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表现十分突出，翌年经组织批准重新加入共产党”⑨。1940年《老百姓》三月刊被国民党勒令停刊，季永绥转到漳州，再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解放初期，季永绥把冒着生命危险珍藏的中共党刊《响导》周报、团刊《先驱》、《团刊》⑩与陈潭秋的合影照片、1924年的列宁照片、1930年代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等革命文物捐献给有关部门，获“保存革命史迹无尚光荣”的奖状（1）。说明季永绥的内心深处珍藏着革命。
  诲人不倦为人师表
  季永绥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11），主张“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尽个人责任即救国矣”（12）。培养目标应是：训练学生以科学的头脑、农人（劳动者）的身手、革命的精神、艺术的兴趣为目标（1）。与现在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是一致的。
  季永绥教学十分认真，“当学生在学习上遇到疑难问题时，就耐心地讲解，孜孜不倦地进行课外辅导”（1）。他还指导学生出墙报，办书法作业展览（10），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他重视实践教学，1947年，他带领龙溪简易师范学校（简称简师）应届毕业生赴台湾考察教育工作，培养和锻炼了学生认识学校教育的能力。他本人完成了《台湾教育剖视》考
  察报告，成为海峡两岸早期教育交流的见证（10）。
  季永绥坚信言教不如身教，尽可能地坚持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1945～1948年，他身为龙溪简师校长，天天和学生一起吃发黄的糙米（连夫人和孩子也不例外）（10）；同住曾经是“乞丐营”的学生宿舍，而且是宿舍进门第一铺；早上起床后和学生一起扫地搞卫生。1931年时任建瓯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乡师）校长的季永绥，“率领全校师生担沙挑土，搬砖运瓦，在荒漠的沙滩上修建校舍”（1）。浦城解放不久，为便于管理，浦城中学高、初中部需要搬迁，教学用具及桌椅等全部自行搬运。季永绥作为校务委员会主委，除负责指挥工作之外，克服腿脚不便，仍身先士卒，参加搬运。
  季永绥生活极为俭仆，1936年他被调往三都中学当校长，“不满三十公斤”的随身行李，大部分是参考书籍，当校长时月薪150元，他只领30元，“余悉补充（学）校（经）费”（1）。一旦发现学生有困难，就竭力救济，送钱送衣的事例（1）不胜枚举。他教书拿回来的工资不敷全家开支，夫人赵彩英只得断断续续地去做小学代课教师，挣点微薄工资贴补家用。解放前，他的七个子女很少穿新衣，大都是大的穿旧日，穿破了，缝补、洗刷后给小的穿。要不是有岳父家的接济，有的子女不可能念中学。
  季永绥对因学生成绩不好而来求情者晓之以理，“哪怕一分之差，也不通融”（1）。对送礼者一律拒之门外。他坚决不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1926年，因时任省教育改造委员会委员季永绥的反对，漳州地方派系“南党”
  主要人物陈耀东把持省立二师的企图未能得逞。
  笔耕不辍 著述甚丰
  1948年9月，季永绥在《半山集稿》（漳州胜利书店出版）“自叙”中说，综计半生著述已过80余篇，其中长篇20篇部分已印单行本，小部分在筹印中；短篇60篇（其中《漳潮》副刊20篇），“共计二三百万字”。解放后，他又写作了几十篇文章。
  这些著述，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1）追求真理，如“‘唯物史观’、‘赢余价值’、‘阶级斗争’真是马克思的三大名著吗？”“唯心论与唯物论初步的认证”等，多写作于大学时期。（2）时政评论，如“为帝国主义各国在上海惨杀同胞敬告国人”、“收回关税主权的我见”、“赤色政治与黑色政治”、“饭碗问题”等多发表于1925～1928年。（3）教育、史地探索与研究，如“办理地方教育行政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南宋福建一位教育大师——朱熹”、“平定倭寇400周年（1565～1964年）”、“对于‘福建民族史上的几个问题’的小补充”、《龙海县解放前农村中的高利贷》、《武夷览胜》、《江东桥考略》等，写作跨度长达三四十年。（4）革命活动回忆，如“北伐时期（1925～1927年）党在漳州的革命活动”、“1925～1927年福建革命活动补充材料”、“漳州学生运动的回忆”、“建瓯革命运动的回忆”、“浦城革命斗争的回忆”等。（5）地方文史资料，如“解放前四十年间漳州地方报刊与通讯社的概况”、“龙海县中等学校发展史略”、“龙海县的文物遗产”、“石码礼俗考”、“兴修官港水利的丁知几”、
  “陈北溪二三事”等。（4）、（5）两类主要写作于上世纪50～60年代。（6）序跋及其他，如“《半山集稿》自序”、“《产业革命》序言”、“《社会学的原理》序言”、“行政调查纲要序言”、“《古史会抄》序言”、“《建瓯义务教育》发刊词”、“三中校刊发刊词”、“石码镇筹设科学馆雏诏”等，主要写作于上世纪30～40年代。
  阅读季永绥的主要著述，可得出这样的认识：追求真理类文章，充满理性；时政评论类文章，针砭时弊，有如投枪匕首，颇具号召力；教育、史地探索与研究类文章，有所认识，发现和总结，至今仍有参考价值；革命活动回忆类文章，真实而可靠；（可避免邀功之嫌，有的回忆文章，不提自己的姓名。如参考资料（5）写道：“罗扬才烈士，……与第二师范的一个教师会面，……彼此感到亲切与愉快”。这个“第二师范教师”，其实就是季永绥。）地方文史地资料类文章，仍然可视为填补某些方面的空白之作；序跋及其他类文章，可据以了解他对做某件事的总结等等。
  季永绥还发表过多篇译作，如《产业革命》（译自英文）、“历史哲学与现实界”（与张方合译自日文），“宋真宗时代货币之研究”（译自日文），《孔会学的基本原理》（译自日文）等。
  作为一名中学学校教师，有如此大量的著述，是难能可贵的。
  平民教师 后人怀念
  季永绥1925～1965年从教40年，担任过建瓯乡师
  三都中学、龙溪简师、浦城中学4所学校校长，龙溪华侨中学1所学校副校长，省立第二师范、龙溪县立高初级中学、漳州工农讲习所、福安中学、仙游中学、福州乡师、长汀中学、漳州进德女中、苏皖技专、南靖师范、龙溪县中、龙溪县中石码分校、龙溪二中、龙溪师范14所学校教师。这些学校，几乎都设于中小市县镇，学费低，一般老百姓子女上得起，可以说是平民学校了。
  季永绥有自己比较完整的教育理念和主张。解放前，几度生活颠沛流离，办教育却矢志不渝。“一生治学严谨，著有办学经验和体会篇，颇有见解”（8）。在教学上，他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诲人不倦。他关心、爱护学生，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学生们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13）。他生活俭朴，严以律己，一身正气，为人师表。“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望”（漳州二中《虎文山下》）。40年中，季永绥参与培养了大批人才。初步统计，从上述平民学校中，走出了较有影响的学生1600多人，其中有的人已成为国内外的知名人士（1）。有教育理论，有教育实践，有教育成果，季永绥堪称为一代平民教育家。
  龙海华侨中学创办人郭俊年先生在“纪念一代教育家季永绥先生”一文中赋诗曰（1）：
  “尽瘁鞠躬献一生，培英育萃出精盈。
  八闽到处存桃李，一代良师有重名。”
  比较好地概括这位平民教育家的一生。
  解放后，季永绥当过浦城县二届人大代表，龙海县二、三、四届政协委员及漳州市政协委员（1），打倒“四人
  帮”之后，季永绥的生平事迹被收入《闽南现代人物录》、《闽南革命史画册》、《闽北革命史》、《浦城革命老区》等书籍。他任教过的学校，每逢校庆都要展出他的事迹和照片，季永绥受到了较高的评价。
  参考资料：
  （1）章复知，季良锟、陈希珍等，致力教育事业的季永绥先生。浦城文史资料第六辑辑，1986。
  （2）浦城革命老区。蒋仁编。
  （3）杨启新。中共漳州地方组织的创建。闽南日报，2001年6月27日。
  （4）季康。季康关于闽南校务及工、农、学、妇运情况的报告（1927年7月30日），转引自《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上）、1983。
  （5）季永绥。北伐时期（1925-1927年）党在漳州的革命活动。漳州政协《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一辑。
  （6）中共中央致闽北闽南临委信（1927年8月7日）。转引自《闽南革命史研究》第一卷，1983。
  （7）中共南平地委党史研究室，闽北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92。
  （8）陈方，黄夏莹主编。闽南现代史人物录。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
  （9）安安。季永绥任中华书局永安支局副经理。2005。
  （10）季欧，纪念家父季永绥。龙海一中厦门校友会《厦门校友通讯》，1998。
  （11）季永绥。办理地方教育行政的一个根本的原则，转引自季永绥《半山集稿》，1948。
  （12）季永绥，王院之建设。转引自季永绥《半山集稿》，1948。
  季永绥石码办学的追忆
  简思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季永绥老师调到前一年刚在石码创办的龙溪县立简易师范学校任校长。我们是这所学校首招的学生，这时读二年级。石码又名石谿、锦江，在创办简师之前，曾办过三所中等教育学校，但都创办不久就停办，群众称之为“雨伞学校”。简师幸而来了这位一心一意要办好学，尽心尽力要带出毕业班的季校长，带领师生走过1945—1948年的三个年头，终于使石码破历史地教出了中等教育的第一个毕业班，办成了中等教育的第一所学校，并且，使中等教育事业从此在石码落地，生根开花。
  “两项突破”面貌新
  新中国建立以前，石码作为龙溪县除府治漳州城外的最大城镇，从民国14年（1925年）石码商会自筹资金创办石谿中学起，到民国33年（1944年）创办龙溪简师前，近20年间前后办过石中学、龙溪乡村师范，石谿农业职业学校等三所中等教育学校，可惜既没有培养出一届毕业生，也没有一所学校能落地生根。季校长到任时，正处于国家面临内战的艰难年头，当时又传说由石
  码地方人士提供学生膳食才办起来的简师，由于经费问题，可能难以为继了。季校长一心一意要把学校办下去，尽心尽力让我们这些学生学到毕业。他在石码人士帮助下，经过多方努力，在我们正优心忡忡甚至有的深怕又要面临失学之痛而失声痛哭的时候，传来经费问题解决的好消息，使这所学校终于没有重蹈“雨伞学校”的覆辙。他信守到任时说的一定要把我们带到毕业，我们没有毕业他就不会离开我们的决心和诺言。整整三个艰苦的年头，季老师确实为我们的教学、教育和生活，竭尽了心血和力量，和我们共同走过这三年难忘的时光，直到1948年夏天我们毕业。实现了要在石码办成第一所不走“雨伞学校”老路的中等教育学校和带出第一届毕业生的两项意义颇深的突破，从而使这地处九龙江下游的石码不仅山川秀丽风景美，而且文化之花面貌新。
  “三个共同”师情深
  季老师尽心尽力要把学校办好，把学生带好。他对学生要求严，又首先对自己严，真真实实做到率先垂范，这是我们所切身感受到又永远记心中的。为了把学生培养成才，季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可他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就做到。开始时，学生很怕他，因为不论在学习上、生活上有一点不合规矩的表现，让他看到了，他马上严肃地批评你，甚至骂你。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乱七八糟的”、“不成体统”两句话，有时甚至大声吼起来：“我给你开除！”可后来，季老师坚持做到的“三
  共同”，就是同我们（也包括教师）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行动，使我们又受感动，又受到深刻教育，使我们变得对季老师又畏又敬又爱了。
  在石码，小学校长就很受人尊敬，像有名气的西湖、锦江、民力等小学的校长，都属当地名流之士。季老师是中等教育学校的校长，就更不一般了。可季校长却真的不同一般。本来，在解放前，有的小学是“校长兼校丁，教书兼打钟”，那是农村一种全校只有一个教师的小学。我们县立简师，教师、工友何止一个，但季校长却更加是“校长兼校丁”的。他除了当校长，要跑上跑下，跑县里跑地方解决办学校的许多具体问题，又要带领师生教书、学习，自己还要当教师教课，给我们教过语文课、教育学和《公民》课，连我们的墙报都要关心指导，而且亲身当起校丁，连早晨扫石埕、上下课敲钟都经常做。至今，他教课时“意映卿卿如晤”（《林觉民＜绝笔书＞》）那种带浦城腔的口音和在石埕挥竹扫把扫地的身影，还清晰地在我们的耳边、眼前响动。
  季老师同我们学生同吃同住，更是我们永远无法忘怀的。1945年夏天开学时，我们十来个漳州学生带着行李到石码学校报到，刚到任的季校长领着我们到朱文公祠，这里是当时的学生宿舍。没想到一进门，里面住了乞丐，原来这里是个“乞丐营”。季校长一看就来火，说，早就跟你们说了学生要来住，你们都答应要搬出去怎么还住在这里？乱七八糟的，不成体统！这时，有的乞丐还在睡觉，有的在门边、走廊煮稀饭，听到校长一喊，纷纷起来，有的一丝不挂慌忙抱起衣被用具往外跑。没想到一跑出去，心一定下来，
  就从外头拾起瓦片、石头往里扔还叫喊着要打校长，后来做了工作才散开。当晚我们睡在朱文公祠心里有点怕。可没想到，这天晚上季校长抱着他的草席被子，就铺在进门第一房间的门边第一张竹床上，同我们同睡在朱文公祠。他从此就开始了与学生“同住”的生活。季校长在朱文公祠给我们上了第一次见面的生动的第一课，他这样的爱护学生，同学生同住，而且此后一直同住，一直是睡在学生宿舍进门第一铺。这就是季老师永远留在我们心中的第一课。
  季老师不但与我们同住，而且同我们一起在饭厅编入学生饭桌吃饭。当时，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岁正长身体的简易师范生，每月只供30斤糙米，又都是发黄的旧米，所以的确是“思饭生”。季老师与我们同吃，既要想办法让我们不要太“抢吃”，又要解决不要带“私菜”的问题，他要求严格，谁带私菜来，被他发现马上没收倒掉；吃饭要固定桌位，按时排队入桌位，第一碗饭要由值日生统一盛上，第一口饭要等喊“开动”才可吃。季校长要求我们做的，他自己坚持与我们一样按规矩做到。因此，我们也就能按规矩有秩序地吃饭、生活了。
  季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但他的严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他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这不但在“同吃同住”中表现出来，还在日常生活中处处看到，比如他要求学生按时熄灯、按时起床、作息有序，他自己也严格做到。他在同我们共同走过的三年中，天天早上都是按起床号起床，而且起床后就去扫礼堂前的石埕，收拾场地卫生。二是他对学生严是出于爱护的严。学生有什么不
  良行为，他必严肃批评指出，并常会“乱七八糟的”、“不成体统”地吼几声，但绝不像当时的教官那样对学生动手动脚打踹。季老师严也好，吼几声也好，都是出于要实现把学生带到毕业，而且要磨练成好的毕业生的心志。
  1947年下半年，季老师经过多方联系，充分准备，亲自带领我们这些毕业班同学，前往台湾见习考察教学。一路上，从厦门登上“英航轮”渡台，经基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一直到乘飞机返回，共18天，季老师都与39名同学们“三共同”，而且都是选条件最差的归他“享受”。最难忘的是在“英航轮”上，我们的船位是在甲板上，四面通风，又受台风影响，海浪直往身上猛泼，人人又吐又滚，个个都成“落汤鸡”。季老师一直和大家一样，他还颠来颠去帮大家倒呕吐物。就是在季老师的周到安排和处处“三共同”下，这次台湾之行，不但认真完成见习教学的任务，同时也参观了祖国宝岛的美丽风光，还感受了两岸同胞特别是漳台同胞地缘相近、血缘相亲、语言相通、习俗相同的亲情。在到过的台湾各地，常常有台湾店家一听到我们一口漳州话，就主动给我们降价优待。有一次在台南街上，一位阿伯到城里办事，听到我们一群人讲话，就问我们是哪里来的，我们说是漳州来的，他马上动情地说：“我也是漳州人啊！”于是，他自己的事也不办了，热情地带着我们玩了半天，才依依不舍地摆手离去。我们在三年的与季老师“共同”的生活中，对季老师是从畏到敬到亲。所以，对季老师这位我们的校长，开始时称他季校长，后来，不知不觉中就改叫他季老师，即闽南话叫“季姓”（季先生），再没有叫他
  季校长了。
  生根开花母校茂
  1948年，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在季老师的身边毕业了，季老师履行了他的诺言，实现了他的心愿。这时候的简师已经有四个年级的学生。石码解放时，第二届毕业班也毕业了。这时，已开始招收普通中学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学校也改为普通中学，从龙溪县第二中学，到今天成为龙海市第一中学。这所扎根在石码港口的中学，从初级中学到完全中学，一年一年都有毕业生培养出来。石码的这所中等教育学校也就落地生根，根深叶茂，开花结果，桃李满天下了。
  我们这些在季老师严要求、勤浇灌下的首届毕业班学生，应该说也没有给季老师丢脸。这些学生毕业后都成为教师队伍中的骨干力量，许多成为高级教师，不少成为骨干，当了校长，教导等；部分毕业生工作一段后继续进普通师范或大学学习，毕业后任中学教师、校长；还有的成为行政事业单位的干部，大家都积极地为人民服务。在我们这些石码的中等教育学校首届毕业60周年的时候，回顾60年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给“石码首届”丢脸，也没有辜负季老师的希望。今天，我们这些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还要由衷地说一声：
  “季老师，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石码的母校，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简思生系本班笔名·陈阿耀执笔）
  季永绥老师二三事
  王君嵩
  2009年是已故老师季永绥110周年诞辰。在这人生岁月具有阶段性时刻，很自然会引起后人对先人的缅怀和思念。我是1943年秋考入龙溪县中（现“漳州二中”前身），开始与季老师有过短暂的接触，虽然我们接触时间不长，对季老师的为人处世不十分了解，但总感到他是一位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热爱教育事业，工作严谨，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师生融洽，在学生中享有很高威望，是位不可多得可敬的老师。他给我感触较多有下列几方面：
  一、他有一颗火热的爱国心
  1943年正是我国抗战和世界二战进入最艰巨阶段。当时，国内虽然出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局面。但当时执政党领导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心不死，处处对共产党加以限制和迫害，甚至对进步团体和爱国人士也是如此，各种特务机关派遣大量特务分子，对共产党员和爱国主义者进行监视和逼害。所以，季老师要在这种环境下宣传爱国主义也是非常危险，可是他不怕这种危险，屡屡运用他的合法地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首先，他利用他是龙溪县中教务处主任的身份，在招生考试的命题中，突出爱国主义的主题，这是当时其他中学所没有的。如在“国语”试卷中除了作文之外，在问答试题中还有《最后一课》给我们的教育是什么？《爱国者》那个少年有哪些爱国行为？在“常识”的试卷中，就有南京沦陷后，首都军民被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多少？抗日战争的东战场在什么地方？在欧洲战场上西西里岛在什么地方？等等，在这些科目的试卷中，充满读书、救国、雪耻和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
  次是，季老师还利用他承担各班级地理课授课的机会，穿插许多人文地理和历史地理，从中激发大家的爱国心。如授“江苏省”时，他还穿插许多有关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8月，英帝国主义如何强迫满清政府在南京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又如授“山西”和“山东”这两省时，他还讲到我国军队如何在“平型关”和“台儿庄”两个战役中取得大捷的情况，大大鼓舞大家的斗志。
  有次我与郭锦飙老同学谈起季老师在上地理课时，善于结合我国各省市的地理现状和历史事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他也有同感，他讲有次季老师在授“黑龙江省”时，也结合该省的情况，向大家讲述1858年，俄国沙皇强迫满清政府在此签订不平等的《瑷珲条约》，激起大家的愤怒。
  由此可见，季老师感到单靠他一颗火热的爱国心还不够，还必须通过各种形式去教育，去启发，去激励千千万万颗青少年的心，才能成为强大的爱国力量。
  二、他有一种非常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
  他在龙溪县中任教时，曾因有个学生在补考场外与场内补考生勾结作弊，被季老师发现，当场打了学生一个巴掌。事后，他对打学生的行为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并向全校师生道歉，这对大家教育很大，事情经过是这样：
  龙溪县中创办初期，与其他学校一样实行升留级制度，对主科一科或非主科两科不及格者，给予补考的机会，如补考不及格者予以留级，这对学生触动很大。
  1944年春开学前，为龙溪县中首次补考时间，补考生能否升级在此一举。这次补考的监考老师因开学较忙，交由学校职员监考。不知何故考场内外秩序较乱，有的在考场内互相作弊，有的在场外与场内勾结作弊。记得有个姓林的同学在场外，用比手势的方法向场内一个姓蔡的同学暗示“是非题”和“填充题”的答案时，被路过考场的季老师看见。那时，季老师可能很生气，情绪有些控制不住，当场举起右手朝那个正在比划的林同学打了一个耳光，随即将其带到办公厅询问其姓名和班级。次日，在学校的“布告栏”里，贴出学校给那个姓林学生记大过处分的《通告》，同时，还发现季老师也在“布告栏”贴出一张《检讨书》，说他修养不够，教育不当，打了学生一个巴掌，在此公开向林同学和全校师生赔礼道歉，并表示今后一定要认真改正，不再重犯。
  季老师这一举动对全校师生教育很大，那些平时不大认真读书的学生，也开始努力读书了，以免因补考连累他人，而其他老师也以季老师为戒，克服他们随便打骂学生的行为。自我在此就学的两三年间，再没有发生
  老师打骂学生的事。我经常想，季老师这种敢于开展自我批评的精神非常可贵，是值得我终生学习的。漳州解放初期，我因工作需要曾在政法部门工作。在工作中办过案件，管教过犯人，曾有些事情使我动怒，在愤怒失控情况下，曾有几次想要打犯人出气，就在这关键时刻，我想起党纪国法，想到季老师的言传身教，情绪就慢慢地平静下来，没有做出违法乱纪的错事。这固然是我受党纪国法教育的结果，也与季老师对我深刻影响分不开。
  三、他对学生具有父母般慈爱的心肠
  他对学生的关爱，特别是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更能看出他的好心肠。记得我在龙溪县中上初二年时，有天上午大家参加升旗典礼回教室后，突然从寄宿生口里传来有位沈姓寄宿生死于他的床上的消息。因我与沈是小学较好的同学，一起考进县中，忽听此事，我立即赶到寄宿生宿舍看个究竟，当我赶到宿舍门口时，看见门外围着不少同学在此观望，宿舍里有两三位老师，站得远远得在此指手画脚。
  忽然，有个同学喊道：“季老师来了！”在围观人群中很快让开一条通道，让季老师匆匆赶到沈同学的床前。他先不断大声呼唤沈的名字，双手不停地摇动他的双肩，好久，发现没任何反应，随即用手摸摸前额，试试是否发烧？好像一点也没有。再用食指在其鼻孔下试一试，是否还有气息？还是一点也没有。季老师再用右手按住沈的左手脉搏处，查一查心脏是否还在跳动？大概早已停止了。季老师还是以他严谨的工作态度，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卸下眼镜，全身蹲下，用耳朵贴在沈的胸膛听
  个究竟，片刻，大概是一点希望也没有，季老师才站起来，放下双手，一时伤心眼泪夺眶而出，滴滴答答地落在沈同学的身上。季老师的一举一动，深深感动了在场的师生，不少师生也热泪盈眶，对季老师这种不怕脏，不怕臭，不怕病疫传染的关爱学生的行为，肃然起敬。
  沈同学是个品学兼优的穷学生，由于读书操劳过度，加上营养不足，以致心力衰竭而猝死。沈的后事处理也因家贫如洗，买不起一个简陋的棺木，停尸数日。此事被季老师知道后，虽然当时他的薪金不高，第一个站出来解囊相助。他的行动搏得校长的赞同和全校师生的响应，也纷纷捐款相助，解决了沈同学家长一时之难，多次要当面向季老师拜谢，都被婉言谢绝了。所以，在学生中大家都认为季老师是位具有父母般好心肠的老师。
  也许有人会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季老师能如此关照沈同学，是他的责任所在，因他时任教务处主任，对此不能不管，所以，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认为持这种看法的人，是不知季老师的一贯作风，我想再介绍一件我亲眼所见的事，来说明季老师关爱学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
  1944年秋，太平洋战争紧张，学校为提防日本飞机来漳轰炸，全校进行疏散。寄宿生由校长负责带到华安县丰山社住宿上课。通学生由季老师负责疏散到市郊诗浦社上课。大家每天要徒步往返城乡四趟，确实有点累，因此，少数距诗浦较远的同学，在上午来校上课时顺便带把大米和酱瓜之类，中午放学不回城，就在诗浦大庙后面的龙眼树下，捡些枯树叶之类在此生火野炊用中餐。
  有次我亲眼看见一位姓欧同学在龙眼树下煮粥时，不慎弄倒，面临挨饿，他坐在龙眼树下暗暗落泪。因他家境清寒，早上全家已没米下锅，其母将全家唯有的一把米和一条萝卜干给他带来，以便中午煮粥充饥，万万没有想到连最后一点稀饭也吃不上，所以，他伤心落泪。这事很快被准备用餐的季老师知道，他马上将他带来作中餐用的饭菜让欧同学吃。欧虽然肚子很饿，但也不好意思吃季老师的饭，就这样让来让去。最后，欧同学在季老师真情感动下，吃了他一生中最为感动的一餐，顿时，他热泪涮涮地落在他的碗里。
  季老师关爱学生的事例，举不胜举，从关心学生的读书进步，延伸到关心学生的困难，以至关爱每个学生的生活细节，这并不是每一位老师都能做到的事，这就是他的可贵之处。
  我总感到季老师的一生，即平凡又伟大。其平凡是他一生中，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其伟大在于他将其许多伟大的思想融化在其日常的行动中。如果没有这种伟大的思想作指导，他就不可能在国难当头，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各种形式唤起千千万万颗青少年的爱国心；如果没有这种伟大的思想，他就不敢在错打学生之后，敢于开展自我批评，公开向全校师生赔礼道歉，赢得大家广泛的尊重；如果他没有这种伟大的思想，他就不可能在当时瘟疫流行严重时刻，想尽办法检验抢救临终的学生。这些不平凡的行为，正是季老师的高尚人品。
  以儒道思想述中国式管理
  ——记漳籍台湾著名学者曾仕强教授
  王祖淼
  名闻遐迩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堪称精英荟萃，能登坛演讲者实属凤毛麟角。第一个步入《百家讲坛》的漳州人，也是第一个受聘讲学的台湾学者就是曾仕强先生。曾老师是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美国杜鲁门大学行政管理硕士，是台湾兴国管理学院首任校长，先后担任台湾交通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从漳州到台湾，曾仕强的人生足迹，可圈可点，步步生辉。
  一、漳州岁月
  1935年，曾仕强教授诞生于福建漳州九龙江西畔的新桥头竹巷下街。出生的时候，曾有一位老和尚对其祖父说：这孩子长大之后是帮人忙的。祖父心想，既然如此，希望他能多读一点书，日后才有本事，于是，就替他取名“仕强”。“仕”就是读书人，“强”就是要有本事，这段往事，直到仕强七、八岁的时候，祖父才对他提起。长大之后，同学用“普通话”来发音，还挺有意思的，如果用家乡话（河洛音）来念，反而没什么联想。没想到祖父当年对他
  的一番期许，如今他真的名满华人世界，果然是一位强人！
  祖父曾季鸾先生是名中医，在漳州开了一间药铺，悬壶济世。曾仕强老师从小在中医世家成长，对望、闻、问、切之理，略知一二，对待人接物之道，深受庭训影响，于国学基础，颇受家风熏陶。后来，他到福州念中学，有两件事情影响甚深，第一、所有的老师都讲福州话，他一句也听不懂，怎么办？在幼小的心灵中，心想唯有学习才能克服，此事对他日后影响很大，学会我去“适应”它，而非它来“顺从”我。第二、有位国文老师用鼓励的方式教导学生，每次上课之前要同学上台背书，凡是通过的学生，就在他的书本文章上盖个章，由于大家都很争气，所以曾老师在少年的时候，背了不少文章，对日后的帮助很大！
  二、台湾时光
  曾仕强小学时就读于漳州南方小学（今新桥中心小学），初中先后在福州和厦门上学，烽火年代，南北奔波，他的学业一直是班级的佼佼者。
  1949年，他随父母亲来到台湾。当时的台湾，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军、公、教人员，大家都过得十分艰辛。母亲是小学的代课老师（没有正式编制），父亲曾 超先生是中学教师（华安一中前身华崶中学的首任校长），一家老小就靠父母微薄的工资过活。从小就十分懂事的他，懂得为父母分忧代劳，大学联招的时候，他以台湾师范大学工业教育学系（公费）为第一志愿，结果顺利考上。当时的台湾，正从农业转向轻工业，台湾师范大学从美国聘请一批优秀的管
  理学者、专家前来授课，曾老师与夫人是第一批接受西方管理教育的师资。毕业之后，他从事管理课程的教育工作，二十八岁就担任中学校长。他从工作与教学中，体悟出西方管理思想，将人物化，有其不足，尤其是对中国人，难以发挥效果。如何发挥“将士用命”？需借重儒家的“待人之学”及道家的“阴阳之理”，这套哲学思想，用在管理上，就是“管事理人”之道。
  1974年，他决心探索中国人的特质和行为。1978年，曾老师受聘于台湾交通大学担任教授，主讲“中国式管理”及“中国的经权管理”等课，并负责“台湾新竹交大”新校区的扩建工作。当时新校区用地是军方划拨过来的，地上早已经有人建坟，需要一位细心、耐心的人与家属沟通、打交道，让他们愿意配合迁葬，这是一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由于他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善解人意、耐心沟通，因此顺利完成使命。后来，曾老师受聘于经济部专业人员研究中心，担任“中国式经营管理”课业辅导长，为国营事业讲授“中国式管理”，并完成“中国管理哲学”、“中国的经权管理”等著作。
  1981年起，为提升企业界的管理知识，曾老师于授课之余，受聘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公司、擎天企管顾问公司、中兴管理顾问公司、哈佛企业管理顾问公司、台育企业管理顾问公司、中国生产力中心等著名的公民营企管公司，开设“现代化中国式经营管理特别讲座”，主讲“中国式管理”及“中国的经权管理”等课程，首开“中国式管理”讲座之先河。除此之外，还受聘于国家文官培训所、行政院人事
  行政局公务人员训练班、台北市政府公务人员训练中心、台湾银行、台湾土地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国石油公司、远东纺织公司等各大公民营事业单位，主讲“管理哲学”、“未来学”、“管理心理学”等课程，培育人才无数。曾仕强教授博闻强识，口若悬河，他的演讲极有吸引力，听众屏息凝神，时而圆睁双眼，时而会心微笑，平静的讲堂会忽而爆发雷鸣般的掌声，而今，老师音声播遍华人世界。
  三、海外讲学
  1991年1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一则新闻，其旨意概要：许多管理者都在孜孜寻求外来的管理经验，而台湾著名管理学专家曾仕强教授却认为，中国人应该好好珍惜自己的经验，管理界愈来愈注重人的特性，中国人对人的特性最有研究，中国式管理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主流。其后，授课内容《管理功夫-中国式管理系列讲座》，经由中国决策科学研究会推荐，由湖北科技出版社出书及录音带，引起大陆管理学界和企业界人士的浓厚兴趣。大陆学者张顺江教授认为，以“把人作为人来研究”为中心，的确是创新思维，有利于中国大陆决策者、管理科学体系的发展；因此，受到大陆各界的重视，除四处礼聘讲学之外，更受中央电视台的礼遇，在收视率最高的《百家讲坛》，成为唯一受邀的台湾学者。
  1993年2月11日，曾仕强教授受聘于马来西亚明达顾问公司，至新加坡、吉隆坡、槟城、新山等地作巡回演讲，讲授“主管必备的纵向、横向沟通协调技巧”，深受当地华人企业的好评；尔后，于1998年，再度接受新
  加坡台北工商协会、马来西亚MenaraAetnaUniversal等单位邀请，远赴南亚讲学。如今，著作等身，四处讲学，举凡华人所在之处，无不见其身影。
  2003年，获选浙江企业最受欢迎的十大培训名师，2005年再度获选浙江企业最受尊敬的管理大师；2007年，被新浪网及南航名珠票选为“中国文化十大推手（最具影响力的人士）”，亦是《百家讲坛》最受欢迎的名教授之一，于2008年奥运期间，负责“文化奥运”的第一棒名师之首。同时，获得中国管理学院“第二届中国品牌节品牌”，中国总评榜（2007-2008）系列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中国培训业十大领导品牌”。
  现在，曾教授虽然已七十多岁，令人佩服的是，每日再忙都是早上五、六点就起床，认真写作数小时，所以每年都能持续出版他的著作。从中国式管理到胡雪岩的经营管理，从胡雪岩的经营管理到三国演义，从三国演义到中华文化，从中华文化到群经之首易经的诠释运用，显示对二十一世纪华人的正统道德思想，如尚书所云：“正德、利用、厚生。”其对全球华人及认同中华文化的各国人士正发挥着无远弗界的影响力，正所谓“人生七十才开始”，相信曾教授七十岁正开始他对全球华人及认同中华文化的各国人，发挥着无远弗界的影响力，曾教授一生对中华文化无私的奉献，是我们中华民族之光、生长地台湾之光，更是曾教授出生地福建省漳州之光。
  （作者系台湾逢甲大学副教授、中华儒道研究协会秘书长）
  漳州市图书馆原馆长郑达三先生
  郑曙光
  郑达三，原名启聪（1894—1973），福建省漳州市人，出生于漳州市文川里可园内。郑家是书香门第，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和道德教育。其父郑藻山（1873—1914），字匀湖，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科优元（举人第一名），辛亥革命漳州光复志士，历任漳州中西学堂、汀漳龙师范、省立漳州第二师范等学校的国文、历史教员及龙溪政法讲习所所长、汀漳龙三属临时教育局局长、福建省咨议局常驻委员、龙溪县修志局编篡等职，著有《文史讲议录》、《汉书古义钩沉录》、《龙溪新志》等。
  郑达三先生早年就读南京大学，毕业后回乡任教，后因其父患肠热症去世（时年42岁），迫于家庭生活负担，他不得不离家远走南洋谋生，当时年仅24岁。先生侨居印度尼西亚三十余载，历任南侨学校校长、正义学校校长、中华师范学校教员等职。
  1955年，郑达三先生已经60岁了，为了亲身目睹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新面貌，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他毅然偕夫人返回故里。
  先生回国后，先后被任命为漳州一中副校长、漳州二中副校长和漳州市图书馆馆长等职，并当选为华侨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侨务会议。党和政府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与信任，使他在社会主义的阳光沐浴下，心情无比激动，感慨万千。他说，我现在衣食无缺，老病有公费医疗，生活无优无虑，心满意足，决心不遗余力，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心尽力。他即兴写了一首和鲁迅的诗：
  还乡何幸遇明时，食有鲜鱼着有丝。
  去国卅年过黑夜，归舟十日见红旗。
  扫盲愿尽余生力，爱日欣吟千首诗。
  遥盼两岸通航日，得与洲儿共圆时。
  （注：“洲儿”系郑达三的独生子郑维洲，194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46年赴台湾工作，一直到1988年才回乡探亲，但郑达三夫妇已先后病故）。
  郑达三先生精通文学、汉语、诗词、英语、印尼文、乐曲等，多才多艺，一生著有《祖国讴歌集》4卷（第1卷1955年在印尼出版）、《毛泽东诗词37首配曲》1本、《革命歌曲集》2本、《扫盲词典》1部、《漳州话拼音草案》1本、《汉语拼
  音de声调记号de修改》1本等。
  先生于印尼任教32载，在教育界享有盛誉，德高望重，其诗词、歌曲之作，多为歌颂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欣欣向荣景象，充满爱国热情，如《祖国讴歌集》第1卷，全书分为四部：（一）新千字文；（二）新三字经；（三）旧诗及新诗；（四）歌曲。读之令人激发爱国精神，亦可供子弟学习。而千字文以一千不同之字，组织成章，既须用韶，又要顾及其意，尤为难得。
  先生一生勤俭好学，活到老学到老，积极工作，不计报酬，乐观豁达，淡泊明志，发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回国后仍居住在老屋的一间他先前结婚的房间，不加装修，家具能用就用，不讲排场，饮食清淡，不抽烟，不喝茶，滴酒不沾，衣着简朴，寒冬常穿一件棉外衣，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不辞劳苦。他由于年少时多病，身体衰弱，个子瘦小，体重不到40公斤。1962年退休时他已经68岁了，年老体弱，但他退而不休，发挥余热，继续写作，参加各种有关会议，发表意见，为祖国建设献计献策。
  1973年11月21日晚，先生在家里躺在摇椅上，因心肌堵塞，来不及抢救，猝然而逝，享年79岁。噩耗传出，有关部门，海内外华侨同仁，先后以不同形式致以悼念和对其家属的亲切慰问，漳州市统战、侨务部门和图书馆等部门为其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
  严笑棠与《金刚经寿母册》
  张长水
  严笑棠，本名堃，1902年生，卒年未详。福建漳州人，原为隐士，渡台后为实业家，早年毕业于福州法专，曾任厦门市佛教会理事，热心佛教事业，颇多善举，是近代著名的佛教居士，曾随侍弘一法师。他曾服务于漳州的新闻、教育界，供职于报社、医院等单位，后渡海赴台。他爱好诗文，擅长书法，尤其嗜好旧王孙书画。到台湾后，广交社会名流，与溥儒等台湾各界文人雅士交好，常有雅集之会。溥儒曾为其画过时装人物画像，称赞他为“闽南孝子，海上诗人，风姿潇（萧）洒，迥出红尘”。
  “孝道”是中华民族敬老养亲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在我国源远流长。闽南地区历来重视传统孝道，沿袭着两岸人民的亲缘关系，历史上有许多孝子善行不胜
  枚举。而在近代，却有一位被人誉为“闽南孝子，海上诗人”的严笑棠，以极其特殊的方式传达母子的亲情，堪称“海峡两岸近代版孝道史话”。
  闽南名士 侍教弘一
  说起弘一法师（又名李叔同），笑棠先生与他交谊甚笃，有着一段不解之缘。
  那是民国27年（1938年）3月，弘一大师应他的邀请来到厦门，在鼓浪屿了闲别墅传经授道。5月8日，他与南山寺住持广心法师延请弘一大师来漳，居住在南山寺僧寮。笑棠与弘一法师志趣相投，这年8月，为严笑棠的祗园题写园额，并撰《祗园记》。今《龙溪新志初稿》记载着他的《祗园记》：“笑棠居士，性高尚，不治生业，唯于舍旁拓地数弓，杂植花木，以为游息弦诵之所。颜曰：‘祗园，意谓是外天长物也。又亦假用梵典之名，而音释悉异，藉以志其景仰所归也’。戊寅秋仲，余弘法龙溪，居士请题园额，为述其义如是，因并记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先生与他的交往情深，同时也透露出先生的“恭敬、恬淡、高雅、简约”的为人处事风格。
  弘一法师在漳州弘法坚持“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
  忘念佛”主张，其高尚的情怀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敬仰。弘一法师在漳期间弘法相当成功，无疑与得到严氏等朋辈的鼎力协助有关，正如他给其友人的信中说：“朽人近来在漳州弘扬佛法，十分顺利。”
  倩人书经 遥祝母寿
  由于战乱的原因，尽管两地隔山离海，母子难以实现聚首夙愿，然而仍阻挡不了母子的亲情。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严笑棠避迁台湾时，其母因年高奉佛，不愿远离乡井，严氏在台湾“深怀孺慕”，发愿刻金刚经为母祈福。1953年，适其母吴太夫人七十大寿，为尽孝心，特倩溥儒以小楷抄录佛教经典《金刚经》全文，并作麻姑贺寿小画及书法长生经幢颂词。该经册历经四载，于1956年抄录完成，书成之时，严氏向溥儒行三叩九拜大礼，以示感激，先生亦怜严氏孝心至诚，再为他白描大士一幅于册首。《金刚经寿母册》以一函两册的形式草装，于右任题写外签，陈含光题写扉页，另有寓台名家雅士题跋。
  除了溥儒的书法大作外，严笑棠还不惜工本为其母制作了祝寿诗文画集，画集用金纸特制“寿”字四端、“万”字边框的洒
  金笺纸，历时七载，遍邀社会各界名士鸿儒绘画撰诗文志贺，汇成五巨册名人祝寿文画集。
  其中，2005年7月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溥儒楷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其晚年力作，是溥儒存世作品中唯一的恭楷长篇书迹。全文计5212字，洋洋洒洒，蔚为壮观，溥氏用端庄精致的蝇头小楷，一丝不苟精工敬写。纵览全册，淳雅清丽，书法精美，可谓字字珠玑，不失皇家之风。溥儒复应严氏所求抄录此文，如此长卷当属不易，可见两人交情匪浅。除书法艺术价值外，册首所绘大士是弥勒菩萨形象，其立意写经的背后缘由也感人至深，在我国1600年的写经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溥儒（1895—1963），北京人，字心畲，号西山逸士等，道光皇帝曾孙。笃嗜诗文、书画，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是当时北京声誉极高的文化名人。入台后，与张大千、黄君璧三人，成为岛上画坛“三座大山”，影响巨大。
  感天孝道 鸿儒志贺
  严笑棠遍邀台湾各界名士鸿儒绘画撰诗文志贺，其孝举一时波及全岛，影响广泛深远。寿册集成历时七载，题词作画者竟达303人，规模之大、涉面之广实属罕见，在让人大饱眼福的同时，也深切体会到严笑棠当年念母思乡之情。
  溥儒抄录《金刚经》全文后，感于严氏孝心耿耿，在台名流无不惊赞。除溥儒自跋和于右任题写“写经寿
  母，功德无量”外，还有张昭芹、陈含光、钟伯毅、贾景德、赵恒惕、许世英、张默君、谭元徵、彭醇士等九位寓台名家纷纷为之题跋诗文于册后，内容多援引佛经教义，“于严笑棠之孝行，称赞有加；于溥王孙之书法，莫不叹美”，可谓“真至宝也”。诗文题跋为《金刚经寿母册》增色添彩，弥足珍贵！
  溥儒在自跋中谈及：“龙溪严孝子，报母写金经，避地离乡郡，瞻云向渺溟。梦回漳水碧，魂断海烟青，此志神能格，天高自可听。”高度称赞严氏孝心善举，深得儒家传统孝悌之道，望其世代承传。国民党元老、著名诗人、书法家于右任（1878—1964）就其写经方式和道德评价给予充分肯定，题赠：“写经寿母，功德无量”。曾为光绪进士、考试院长的贾景德（1880-1960）也题记：“笑棠先生为太夫人祈福，请心畲先生端书此卷……当为太夫人增福于无既也！”
  1956年，时年85高龄的近代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历任内阁总理等职的许世英（1872-1964）题跋：“今笑棠先生出示写经寿母，其孝思足以风世矣！”称赞其孝行高风亮节。
  1957年2月，84高龄的广东乐昌人、著名诗人、诗社社长张昭芹也为之题跋：“笑棠奉母至诚，为书金刚经全卷，此至宝也！其珍重，盖袭为世世子孙永保享永保用。”对严氏尽孝精神之可贵大加褒扬，视为世代之宝。同年，曾任国民参议议员的著名书画家陈含光（1875-1957），以其从佛学角度予以关怀，赞其功德无
  比：“……今孝者罕能知佛意，若笑棠以般若奉母，其大孝，盖无量无边。”同年冬天，著名女教育家、书法家张默君（1884-1965）给予赠诗，“……有母滞漳滨，西顾涕沾臆。……悠悠游子心，冀卜安且吉。”
  1958年8月，江西人彭醇士（1896-1976），著名诗人、书画家、教授，曾任台湾立法委员，有“江西第一才子”、“国际诗人大会桂冠诗人”美誉。他为笑棠尽孝至诚题诗：“如来真实语，从昔未尝闻，书写余佳士，修持有释文。珠林霑法雨，金粟现慈云，寸草心但尽，亲恩报几分。”
  1959年秋，曾任民国众议院议员、湖南省财政厅长的蓝山人钟伯毅（1880—1962）有感而发，写下“墨香篆德出王孙，将母同熏无尽恩。”诗句予以勉励。同年冬，曾任国民党高官的书法家赵恒惕（1880-1971）道出严笑棠孝心一如既往、永不更改的感叹：“十年避乱居东海……梦中颜色长无改。”
  民国元老、著名书法家谭元徵为严笑棠挚友写经寿母册题跋：“供养正寝，为母祈福，以寄其就养无方之诚……”，认为对弥补孝情大有裨益。
  严氏的寿母册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佛学、书学、儒学文化的综合传承与弘扬，加上有如此之多的贤达题贺，且题者大都多为书画艺术家和高官，使寿册价值与艺术含量倍增。
  （作者单位：漳州市文化与出版局办公室）
  名医颜溪生
  庄宗沛
  近百年来，漳州城区数得出的名中医、老中医，颜溪生当属其一，时至如今，老辈们偶而议论起漳州医学史事，少不了提起北桥那一个颜溪生。
  颜溪生医师生于清朝覆灭后的民国三年，是日元霄佳节。当时，社会凋敝，正月里毫无生气，一位民间穷医生家里，虽说添一
  男丁，但不显喜气盈门。颜父为人厚道，以行医济世之念操业，诊金价格极低，养家糊口尚有难处，所以得空还做雕刻古董的手艺活儿，贴补家用。颜溪生渐懂人事，父亲即送到附近学堂上学。他自幼见父亲不是就医就是手工刻镂，终日忙碌，所以十分懂事，读书认真，年年升级，年年评优，然而，家贫而不能遂愿，迫于生计而中途辍学。十二、三岁的颜溪生开始随父学医，其父教子十分严格，他说，行医非儿戏，人命关天马虎不得。颜溪生每天早早起床，打开门
  窗，擦拭桌椅药架，一切整理停当，搬一小凳倚门而坐，借晨光渐明，读背《汤头歌诀》或研习中医经典，读书之时必带一本《四角号码》，遇生字冷词即翻阅查对。遇患者入门，他即起身随侍父亲之侧，一者打下手，一者留心观察。日积月累，颜溪生学会丹、膏、丸、散的制作及临床运用，对痈、疗、疽、疖以及烧伤、疱诊、丹毒、白癜风、湿疹、顽癣、急慢性乳腺炎都有了一套独特疗法。常说学徒三年方可出师，父亲却让他跟医习诊六年多才放手，其时，颜溪生未满18岁时就名声在外，1933年，年仅19岁的颜溪生就在知照巷（今钟法路中段）挂牌行医，自此“颜溪生中医外科诊所”名气日升，旧中国卫生条件极差，皮肤生疮长疖十分普遍，颜医师日日忙于接诊，夏日时节甚至达到日诊五六十人，他仍然和气待人，低价收费，故而口碑极好。1948年他参加当时民国政府考试院考试，及格后获证书并加入中医公会。解放后，颜溪生医术又得到认可，省卫生厅颁发行医执照，容许省内各地行医，后又入卫生院，退休后再发余热，用他八十五年的人生轨迹，在漳州城乡内外留下一段佳话。
  颜溪生医师医德高尚，芗城父老称赞他，纪
  念他。颜医师虽
  说名气很大，但
  一点也不摆谱，
  待患者如友人，
  常常是一边医疗
  一边告之卫生常
  识，特别是农村
  来的患者，他更
  是苦口婆心地交待如何保护皮肤的干净。遇到生活困难
  的病人，他经常少收或免收药费、诊金。有一个从华安
  山区来的患者，背部生痈，估计忍受相当久的痛苦，因
  其患处很可怕，红肿面积大如盘子，脓头二十几处，彻
  夜难眠，经人介绍到漳州找颜医师诊治。颜医师细心为
  他擦洗伤口，排脓、涂药，足足折腾近一个小时。患者
  紧皱眉头微微松开，但是却久坐没有离去，颜医师又为
  下一个患者诊疗，一时没有注意，等病人陆续离去，他
  才怯生生要求颜医师让其赊欠药费，因为他连返程的路
  费也不够。颜医师二话没说，让他带足回家换用的药品，
  又请他吃中饭，最后还塞给几元钱叫他乘车回家。事后，
  这个华安人病好了，十分感激，每次来漳州都带些自产
  农产品相赠，表达谢意。许多治愈的患者给颜医师送牌
  匾、锦旗，他不张扬，悄悄收起来，人们有些不解，他
  笑着说，我这个诊室不大，这样环境比较整洁干净。他
  对子女却是说，成绩做了就过去了，将来的还要继续努
  力。
  医术精湛成就了颜溪生医师的知名度。解放初期，漳州有个才十几岁的男孩，大腿外侧患附骨痈，也叫化脓性骨髓炎，四处求医而毫无收效，严重性逐日加深，直至医院说非截肢不可，否则连性命也不保。孩子的父亲迫于无奈找到颜医师家，当时他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侥幸心理。颜医生细细观察后，在病孩腿部敷上膏药，又开具中药嘱其内服，三天两头一换药，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孩子活蹦乱跳，不久长成小伙子去参军，又过几年转业回到漳州公安部门工作。当这位同志得知本单位同事的亲属染疾欲截肢的时候，他急忙推荐颜医师，几个月后，这个孩子好了，后来成了解放军战士。类似医案不胜枚举，颜医生发挥我国中医特色加上个人独到的研究，让愁容满面变成灿烂的笑脸，叫濒临绝境的人有了施展才能的前途，他的名字，他的事迹，必将载入漳州医学史册。
  （文稿照片系颜溪生亲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