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州市政协文史资料早期工作的回忆林维南
  1959年，周总理在全国政协的一次敬老会上作重要讲话，向老年委员和社会老年人士发出编写文史资料的号召。当时漳州市委很重视这项工作，认为我市也是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又是漳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应很好地把清朝末年到漳州解放近百年的历史，就漳州地方上的各方面史料，例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物建筑、历史人物、革命史料、故事传统、诗歌乐曲、掌故风物等给予记载下来，以便总结历史、教育后辈，这是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为更好地完成这项负有历史意义的工作，1959年7月市政协二届常委会决定，成立漳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设有主任、副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委员会在政协常委会领导下，具体负责此项工作，当时就着手选聘一批文史员，定期组织他们学习有关文件，研究、交流历史资料的采集，整理和撰写，虽不要求作者对他们所提供的资料内容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评价，但要求作者一定要把亲身的经历和亲身见闻的史实毫无顾虑地、如实地具体反映出来，撰写稿件可以不限体裁、不拘观点，资料可以有系统的长篇著作，也可以短篇叙述。收集采访、撰写资料可以个人单独进行，可以几个人合作，也可以单位或集体（如社会人士学习分会）撰写。只要作者撰写的史料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我们一律欢迎，并给予适当的奖励和工作上必要的帮助。由于征集史料工作方法的灵活多样，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他们热烈地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积极参加我市文史资料的征集、撰写工作，纷纷表示说，自己虽已进入古稀之年，但还有一颗火热的心，要发挥余力。他们不计报酬，早出晚归，四出采访，广征资料，并进行研究、整理、撰写，展现了老当益壮、热情奋发的精神风貌，涌现出很多好人好事。从委员会成立至1965年共征集出版漳州市政协文史资料五辑，九十八篇文稿，二十五万五千字，作者101人次，其中撰写三篇以上史料的十一人，如原漳龙汽车公司总经理、解放后曾任过漳州市副市长、龙溪专署副专员、省工商联副主委、漳州市工商联主委蔡竹禅先生投稿四篇；原国民党海澄县县长郑之翰先生投稿四篇；原国民党闽南师管区副司令、中美合作所华安班第一营营长、云霄、东山县县长，1958年从香港起义归来的汤涛先生投稿三篇；还有杨巽从先生九篇；郑启华先生六篇；老艺人林廷先生五篇；基督教会长老、华英小学校长张连金先生五篇；投稿四篇的有施大晟先生、林玉麟先生；投稿三篇的有吴子琴先生、洪汉民先生；投稿二篇的有十二人；一篇的有二十三人。
  由于撰写出版的史料均能切实具体地反映当时当地的时代背景和事实真相，对有关部门研究编写历史，教育后辈均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受到广大读者和有关部门的欢迎。由于此史料是内部发行刊物，印量不多，所以每期一出版就很快发刊完毕。
  （作者系1959～1965年政协秘书）寻找“文革”前出版的《漳州文史资料》纪实王和贵改革开放进入第十年的1988年，我因体弱多病，向组织提出退出基层领导岗位的要求，当年7月，在住院治疗期间，离开中共漳州市南坑街道党委书记职务，改任调研员的岗位，履行芗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的职责。在区政协机关参与文史资料工作期间，我一方面向区政协老同志阮位东、陈松年老前辈学习文史资料工作业务，另一方而认真读书，特别关注本地区的历史沿革、政治、军事、经济、文教、民俗风情、人物等书籍。《漳州府志》、《龙溪县志》文字艰深，我勉强地通读一遍。在阅读漳州历届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书籍时，发现只存1979-1987年出版的文史资料，而始终找不到1960-1965年编辑出版的《漳州文史资料》第一至第五辑。据老同志介绍，1959年周恩来总理提倡老人写亲身经历、亲闻亲见的回忆录，当时由政协组织编辑出版《文史资料》，漳州市政协1959年9月就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由政协副主席林杏雨分管，政协副秘书长郑图负责抓具体工作，龙溪师范学校教师庄受福负责组稿、文字修改，政协秘书林维南到各个街道公社、各界人士学习小组征集文稿。1960-1965年，编辑出版《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至第五辑，其中1～3辑为铅印本，4～5辑为手刻油印本，共刊载文稿98篇，25.5万字。这些文史资料书在“文革”期间全部遗失。
  “文革”期间，各地政协都停止活动，所有文件、材料有的被封存、有的被烧毁，漳州市政协机关也是如此。听说漳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的材料被人抢去，交有关部门处理，管理人员将其保管起来，直到1979年政协恢复之际，又交还政协机关。漳州市于1979年5月31日至6月3日，召开第五届政协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6月4日召开五届一次常委会，决定恢复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席林杏雨兼任文史委主任，陈松年、吴行敏、鲁毓桂、吴荣珪为文史委副主任，编辑部由陈松年、熊寒江（后调至龙岩市方志办）、谢家群、庄受福等组成。
  1979年8月编辑出版《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一辑（总第六辑）。该辑前言写道：“漳州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后即着手搜集、整理、编印选辑；并组织、征集、编写史料。……现从‘文革’前编印的《漳州文史资料》选出部分加予整理，编成《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由于漳州市政协《漳州文史资料》出版较早，史料参考价值较丰富，1980年12月和1981年3月，被邀请参加全国、全省文史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受到好评。
  1984年12月22-27日，政协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1985年1月16日，召开六届一次常委会，决定由副主席阮位东兼任文史委主任，陈松年、吴行敏、许周民为文史委副主任。从1979-1984年，编辑出版《漳州文史资料》1-6辑（总第6-11辑）。1985年5月14日，国务院下达《关于福建省调整部份地、市行政体制的批复》，撤销龙溪地区，漳州市升为地级市、原漳州市改设芗城区。市、区两级联合征集、编辑、出版《漳州文史资料》，即以原漳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人员为主，采用原征集的文稿，由市政协负责编辑出版经费，直至1990年12月，联合出版《漳州文史资料》第7-13辑（总第12-18辑）。当时文史资料编辑部由阮位东（区政协副主席兼文史委主任、市政协文史委主任）、陈松年、庄受福、王雄铮，后来增加吴金龙、王和贵等组成，市政协由秘书长林周发分管，办公室徐振铎主任及文史委秘书科曾敬、蔡沧洲、陈素云、雷丽霞、陈舜华等先后参与征集、校对、出版事宜。当时市、区两级政协文史委在打锡巷原漳州市政协办公楼（今漳州市民主党派及工商联办公楼）办公，直至1989年胜利路漳州市人大、政协办公楼落成才迁出。原漳州市政协征集的文稿也归漳州市政协文史委保存。
  从1991年以来，市、区两级政协，各自建立文史资料编辑部，分别征集、编辑、出版《漳州文史资料》与《芗城文史资料》，市政协文史资料延续从14辑（总第19辑）出版，区政协以《漳州芗城文史资料》（后改称《芗城文史资料》）第一辑（总第19辑）出版。芗城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由王和贵、陈松年、汤怀亮组成。在市、区两级政协分别出版文史资料之际，我从市政协将原漳州市政协征集的大部分文稿（包括已出版过的部分文稿）重新取回区政协文史办。
  后来，我在一批“文革”前征集的文史资料文稿中，发现原编辑庄受福复写的《漳州文史资料》1-5辑目录原稿，文中介绍从1960年7月出版第一辑，至1965年9月，共出版5辑，刊载文稿98篇，然而却找不到当时出版的书籍。后来我询问原政协秘书林维南，他本人收藏1-3辑书籍，并愿意交给区政协文史办保管。这三本“文革”前出版的文史资料书籍，系小32开铅印本，纸质较差已发黄变质。1992年我与汤怀亮编篡《芗城区政协沿革专辑》一书时，在区档案馆找到1965年9月出版《漳州文史资料》第5辑，系16开手刻腊纸的油印本（后来由冯水国从档案馆复印出来，交区政协文史办保管）。
  1999年，根据全国政协清理“文革”前库存文稿的通知精神，我们对市政协退还的文稿进行一次清理登记，据统计有文稿158篇，其中已刊载98篇、未刊载33篇、暂存27篇。2008年10月，区政协主席办公会议决定编篡出版《漳州芗城文史资料》合订本，“文革”前1-5辑作为第一卷先编篡出版，我们根据庄受福复写的第4辑目录，从库存文稿中找出第4辑13篇文稿编入《漳州芗城文史资料》合订本第一卷。至此，“文革”前《漳州文史资料》原始书籍、文稿终于较为完整的找到了。
  2008年是我为芗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二十周年，能较为完整地寻找《漳州文史资料》原始书籍、文稿感到欣慰。
  漳州（龙溪）地委青年工作队郑曙光
  一帧旧照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福建省漳州地委青年工作队全体队员拍影》，摄于1950年1月22日，照片中除了一部份团地委（原青年部）的干部外，其余的54名是在1949年12月底于闽南公学毕业的优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他们是被选送到地委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的，训练班由地委委员、青年部部长陈虹负责，通过短期学习。1950年1月下旬组成地委青年工作队。这是解放后漳州地区的首批青年团员——团干部，他们分别到各县和基层单位投入剿匪反霸、民主建设和土地改革等中心运动，同时结合建立基层的团组织、发展团员工作。
  在这批青年团干部中，大部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他们在青年时期跨进革命队伍时，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呼吸着新时代的清新气息，向往新中国，革命热情高，有着朝气蓬勃的干劲，并且坚信国家的新生、民族的复兴和前途的光明。当时东山县尚未解放，各县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活动猖獗，这批青年工作队队员分别分配到各县的区、乡工作，在严峻的对敌斗争第一线，他们深入敌占区围剿匪特，奋不顾身，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其中洪水根、周破荆等同志在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成为革命烈士。
  当时，南靖县四区金山乡匪特活动猖獗，匪首王海水在金山圩场张贴悬赏告示：“杀死一个区干部赏金500万元（旧人民币）。”当时分配在四区的青年工作队队员洪水根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洪水根同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50年3月18日，匪首王海水纠集160余名匪徒，埋伏在水美村一带，包围伏击我四区区公所，洪水根同志中埋伏被匪徒击中胸部、腿部，血流如注，仍英勇顽强地举枪还击，打倒了一名匪徒后，又匍匐前进，直至弹尽伤重，流尽最后一滴血。当我增援部队赶来打退顽敌时，发现洪水根烈士浑身惨遭匪徒的枪弹、鱼炮和刀伤60多处，牺牲时年仅17岁。
  周破荆同志早在闽南公学学习时就说过：“为人民的利益去战斗，是我们革命青年的光荣职责，需要付出任何牺牲，我都在所不惜。”周破荆同志组织纪律性强，不怕苦，不怕死。在解放厦门战役中，他随军支前。1950年2月，他奔赴漳浦县杜浔、霞美参加剿匪反霸，尔后又被调到匪特活动最猖獗的二区石榴乡加强工作，在一次支前征粮工作中被匪徒包围，与之展开激烈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年仅19岁。周破荆烈士作为一名青年工作队队员到漳浦工作还不到4个月，竟实践了自己在闽南公学学习时许下的豪言壮语！在这一支青年工作队队员当中，既有舍生忘死的英雄壮举，也有愈挫愈奋的坎坷经历和备受艰辛的创业历程。他们在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服从革命的需要，在不同的岗位上开拓自己的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他们参加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参加国防建设、“支前”、“支农”、“支边”、“文革”、“下放”等，许多人都是经得起考验，义无反顾，紧跟共产党，勇挑重担，工作不计时间，劳动不计报酬，无私奉献。
  五十多年以来，这一支青年工作队同志们，经历了从解放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考验。在他们当中，有的进步很快，不断被提拔、晋升，成为厅、处级领导干部，有的被评上各种级别职称，有的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有的在平凡的岗位上，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做出应有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现在这批团员健在的只有20余人，他们都已是年逾古稀的离退休老人了！民间史料再现漳州教育风采林南中漳州地处福建东南，自古有“海滨邹鲁”之称，文风鼎盛，人杰地灵。自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建置以来，历代“书院之建为独厚”。创办于唐景龙元年（公元707年）的“松洲书院”，由陈元光之子翰林学士陈珦执教，是我国创办时间最早的书院之一。宋绍熙年间，朱熹知漳时，“笃志学校，提倡儒学”，漳州学风日盛。及至明清，漳州士民好学成风，府县竞相创建书院，达官名儒无不以讲学传道为盛事，据史志记载：明清两代，漳州登进士者达669人，这在国内是不多见的。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停办书院，倡办新学。漳州出现了新式学校，其教材“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为基”。课程设有：中国文学、算学、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等。此外，教会、华侨、私人办学等陆续出现。
  民国初，学校教育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的“注意道德教育”为宗旨；民国18年（1928年）实施“三民主义教育”；民国29年（1940年），推行国民教育制度，每个乡镇设一所中心国民小学。课程设置国文、算术、公民、历史、地理、自然等学科，实行全国或全省统编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课程取消“公民”、“童子军”等，小学思想教育以“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为基本内容，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在漳州民间收藏品中，笔者整理出一批记录早期漳州教育情况的实物资料。这一张张年代久远的故纸，再现了早期官办学校、教会学校、华侨学校以及中小学教育的一幕幕生动画面，折射出早期闽南教育的一些片断，如今读来仍令人感动。
  百年岱东两等小学堂师生留影《岱东两等小学堂》师生合影照，长28.8厘米，宽21.5厘米。从照片上人物的发型、服装以及地方官员亲临合影的场景判断，照片的拍摄时间应在清末。它是目前漳州发现的最早的一帧小学师生合影照，是研究早期漳州小学教育的一件珍贵实物史料。
  清末，书院、私塾、学校等均归知州（府）或知县管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11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小学学制9年，其中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小学堂实行四、三、两等制”，漳属各小学堂实施该项学制。
  岱东小学堂是现今岳口小学的前身，创办于清末年间，由乡绅蔡潮初发起筹建并担任首任校长。（据漳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侯东盛文章《我所知道的漳州东岳庙》载：岱东小学堂的创办时间为1900年，而笔者走访岳口小学，该校提供的创办时间为1918年。根据该照片上的场景及笔者的调查，创办时间为1918年显然有误。）蔡潮初（即照片上第二排左起第十四人），别号略庵，民国时期漳州著名工商业者蔡竹禅的父亲，为晚清拔贡，不任官职，居家精研医学，医术精湛，为“东厢三大名医”，为人喜行善事，常资助孤寡无依者，声誉甚好。
  民国《二十一年度龙溪教育》载：“岱东小学设于东门外岳口，学校一面接近乡村，一面毗连商肆，校舍系拔用岳庙一部，以后陆续改建，略敷应用。”1951年土改时，整个东岳庙扩充为岳口小学，学生人数从创办初期的三、四百人增至千人左右。现学校大门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德牌坊”为原东岳庙遗存。
  百年的老照片，仍然品相完好、图像清晰，照片上的人物表情栩栩如生。当年的小学童，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众多的人物，在百年里不知演绎了多少人生的故事……华侨林秉祥及其创办的采蘩学校如果不是这张拍摄于民国14年（1925年）的“采学校秋季旅行团体”照，很难想象80多年前的闽南农村学校竟然有了自己的乐队。
  采蘩学校是漳州著名侨领林秉祥于民国初年所创办。林秉祥，1873年生，龙溪县浒茂洲（现龙海市紫泥镇）人。年轻时，林秉祥赴新加坡入圣茹授斯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其父林采蘩所经营的丰源航务局任职。1911年，38岁的林秉祥创办拥有水泥、钢铁、大米以及信局、种植园等多种经营的“和丰”集团。1913年，又创办华商银行并担任总经理，为服务海外华人，促进东南亚工商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事业蒸蒸日上，林秉祥成为一位实力雄厚的华侨巨子，鼎盛时期曾是马来西亚的首富，1916年他被推举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
  为报答家乡的养育之恩，1914年林秉祥在家乡浒茂创办祥懋学校，这是漳州地区最早的侨办学校之一。1915年，为纪念其父林采蘩，祥懋学校更名为采蘩学校。此后，林秉祥及其弟林秉懋先后在溪洲、霞港、新洋港、草洪、金定、巽玉、吉贝、仁和等村创办9所采蘩分校，学校的办学经费、教职员工的薪俸以及学生的课本费等均由林氏家族负担。高峰时采蘩学校在校生达300多人，为当地培养了大批卓有成就的人才。
  林秉祥热心桑梓公益事业，在他的影响下，其亲属、子女亦秉承先辈爱国爱乡的热情，积极支持家乡地方建设。除了创办学校外，还捐资开设“采蘩医局”义务为当地贫苦百姓施诊，服务乡亲。林秉祥的义举，得到当时政府的嘉奖，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颂。
  “缘投”学校寻源中学漫步于芝山脚下市政府大院，人们每每会被一幢幢精致的欧式红砖楼建筑所吸引，现今已鲜为人知的这些精巧、典雅的楼群便是民国时期名闻厦漳的“寻源中学”原有的建筑物。
  寻源中学寓意“寻真理之奥，启智慧之源”。其前身是1881年由基督教美国归正教会与英国长老会于厦门鼓浪屿创办的寻源书院。1914年学校改名为寻源中学，1923年为普及内地教育，寻源中学决定在漳州芝山建校，1925年，学校从厦门迁入漳州。
  ——龍溪尋源中學校景—一寻源中学的教学设施颇具规模，如今漳州市政府大院的“芝山红楼”、“团结楼”、“漳州市统计局”、“团市委”等建筑便是原寻源中学的校长楼、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此外学校还建有运动场、图书馆、音乐室、实验室、标本室等。学校背倚霞漳名胜芝山，前有协和医院（现漳州市医院）及漳龙公路，交通便利、环境幽雅。
  寻源中学文风甚盛，治学严谨，教师常常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青年是国家的栋梁”来启发和教育学生，造就了一批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如翻译家、文学家林语堂，天文学家戴文赛，我国神经外科创始人赵以成等。学校组织有文艺社，出版文艺刊物，公演进步话剧。抗战期间，学校内迁华安时，经常组织师生进行抗日宣传及从事社会服务工作。除了在德育、智育上卓有成就，学校的体育活动亦相当活跃。寻源中学的学生大多是教会和富家子弟，衣着比较讲究，头发整洁，漳州人称该校为“缘投”（即闽南语漂亮、美观）学校。
  1951年9月，寻源中学改办为农业技术学校。追溯寻源中学办校履历，老一辈的漳州人仍是津津乐道，推崇有加。如今寻源中学的校友遍及海内外，他们虽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大家都有一个心愿，寻源中学的旧址也应当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加以有效保护。
  “速件”体现师生抗日热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救亡成了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为了支援前线抗战，“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口号。这封1939年龙溪县政府寄往县立田里短期小学校的“速件”信函，记录了当年龙溪县教育界支援抗战、保家卫国的一段往事。
  信函封面上款书写：“送县立田里短期小学校林校长培檀启”，落款印“龙溪县政府缄”，左上角盖红色章“速件”字样。
  信笺内容是：“迳启者，我国自发动全面抗战以来，前线战士均在奋勇杀敌，后方民众极应有所慰劳，以壮士气而励斗心。现天气逐渐寒冷，棉背心尤为抗战将士所需要，各地正在热烈劝募。本县已由县政府通饬各中小学校校长、职员、学生，赶速尽量劝募，各区县立短期小学校员生，宜及时表现爱国精神，共襄义举。每校以募制十件为最底限度，每件价值只需九角三分，轻而易举，其质料及样式可依照附发之说明单配制，统限于十一月十日前募齐，迳送龙溪县政府第三科，汇送事关救国，务希努力进行，至盼至切。此致林校长培檀。附棉背心质料及式样说明一纸。龙溪县政府第三科科长吴锡璋、科员林慎真仝敬（名字边加盖印章）。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月三十日。”抗战时期，龙溪县政府第三科主管全县教育工作，教育界能够注重民众教育，积极宣传抗战，培养师生的爱国情感，对鼓舞民众的抗战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封信函体现了在民族大义面前，龙溪县教育界携手抗日、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
  学业成绩报告单内容丰富这是一份1947年龙溪县铁凤乡中心国民学校的成绩报告单，成绩单分3折，页高19.5厘米、宽9.5厘米，单面印刷。
  第1页类似信封封面，分3格。上款为：“送”字，下面留白，应是填写学生的家庭住址；中间是收信人“贵家长收”；落款是“龙溪县铁凤乡中心国民学校”印章。
  第2页内容是：“迳启者：本学期业经结束。兹将贵子弟在本校一年上期成绩列表送请察核，下学期定于九月一日开学，务希依期促其来校办理入学手续为荷。此致，贵家长。校长陈甬义印鉴。”落款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八日。落款处盖学校印章。
  第3页是成绩表。有“学业成绩”、“操行成绩”、“出缺席”、“附注”等内容。从“学业成绩”表格中可知，当时学习科目有：“团体训练、音乐、体育、国语（分：读书、说话、作文、写字）、算术、常识（分：公民、历史、地理、自然）以及国画、劳作等。“操行成绩”分：“等第、优点、劣点”3栏。“出缺席”栏的“上课日数”注明126天。附注栏上印写：“成绩分甲上、甲下、乙上、乙下、丙上、丙下、丁上、丁下、戊上、戊下等，戊等为不及格。”右下方盖级任（班主任）陈培坤印章。
  由这份“龙溪县铁凤乡中心国民学校”学业报告单可知：学生胡榕树在一年级上学期的平均成绩是“丁下”、操行成绩是“丁上”、该学期总成绩是“丁上”。在参加考试的13个同学中排名第7，最后被评定为升级。
  这份60多年前的成绩单设计繁密、严谨，科目设置说明当时小学教育的内容尚称丰富。学生胡榕树的成绩虽属中下，但老师在评定成绩时认真与负责。从中不仅能够了解到当时小学教育的一些情况，也可为今天的教育工作提供参考。
  毕业纪念册记录风华岁月“现代的中国：是需要热血的健儿，奋斗！奋斗！”“环境在铸造人，而人又在铸造环境，我们要中流抵柱，切勿随波逐流。”“同学们！毕业了！但在这内战赤热化，时局极其严重的今天，我们不能模糊，我们要睁开眼睛，选定我们要走的途径。”这一句句充满书生意气的豪情壮语是60年前福建省立龙中初三四组毕业纪念册里的留言。
  福建省立龙中的前身是创办于1902年的漳州府中学堂，1930年称福建省龙溪中学，1952年起改称漳州第一中学。早在1919年，该校进步学生就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上世纪20年代至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先后3次在学校建立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在激荡的战争年代里，龙溪中学的师生们，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主自由，建立新中国而奋起斗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坚持抗日宣传，有的还奔赴抗日最前线浴血奋战；有的组织进步团体，反对国民党的迫害，直至参加黎明前的武装斗争。
  该纪念册宽19厘米、高13厘米，印刷时间是临近解放的1949年5月。从封面题款可知，这本由当时的代校长“杨振潘先生惠存”的小册子，在1991年由杨振潘老师转赠给“陈瑞和校友”。
  纪念册虽然仅30多页，但内容却十分丰富，包括《级史》、《我们的教师》、《教职员通讯录》、《同学通讯录》、《我们所要说的话》、《本级级会干事一览表》等部分。
  《级史》中写到：“抗战胜利后第二年的秋天，我们这一群便诞生在母校的怀抱里了。”记得初进学校时，“校园因为战时被敌机炸毁，胜利后一时又不能修建，仍然是颓垣残壁，破旧不堪，不但教室没门窗，连平坦的地板也没……操场上长满了约有三四尺高的野草。”初二年级，同学们用两个月时间做了两项艰巨的工作：其一是开辟了一片竹头荆棘的荒地为香蕉园；其二是开辟车道。
  《级史》回忆本级同学们在“初一时获得爬山比赛之冠军和足球比赛的亚军，初二时获得‘十字街头票务推销’比赛之总优胜，初三时获得壁报、演讲、爬山等比赛之冠军，本级因为运动员多数失学或转学的缘故，所以三年来却不曾获得一次球类比赛的冠军，这是本级唯一的憾事”。《级史》还提到：“记得上初一时我们共有180多位同学，而现在却只剩下44位。”可见当时坚持学业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我们的教师》内容是教师赠言。谢新周老师题写：“嫉恶若仇爱人如己，为人求智以勇行慈。”林南洲老师的赠言是：“年青应该是一种意志，一种想像，一种情绪的力量，总之，它表示着生命深处的活力。”杨振潘老师是“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赠言。
  《我们所要说的话》是同学毕业留言及学生像片。
  这本毕业纪念册记录了动荡年代里，年轻学子们的生活及学习情况，体现了在时局困难的条件下，学生们艰苦奋斗、勤奋好学的风采。
  寻找罗汉桂琛墓塔林南中漳州自古有闽南佛国之称，隋唐年间，随着中原人口南迁，佛教在漳州开始传播。据《漳州府志》记载：“自唐以至元，境内寺院至六百余所”，佛庙兴盛，名僧辈出。仅唐宋间载入《五灯会元》及《宋高僧传》的高僧就达21位。漳州历史上的名僧，曾留下一些遗迹，然而大多已荒废，现一般民众更是知之甚少。
  笔者曾偶然见到一帧墓塔老照片。照片上墓冢为圆形塔式，墓塔依山而建，塔后有龟形护墙，规制恢宏，古拙浑朴。墓后山坡树木参天，郁郁葱葱。墓前开阔，沿山势自上而下建有三级墓埕，上层墓埕护墙上左右立一对石狮，右侧有一石结构小碑亭。经辨识，依稀可见墓碑上方左右镌刻“敕建”、中间上下字为“钦赐”，石碑下方刻字为竖排，中间两排尚可分辨出“罗汉桂琛禅师加封本觉阳真”字样，上下边款因字迹太小无法看清。
  查阅《中国佛学人名辞典》载：“桂琛（五代），比丘，常山李氏子，投本府万岁寺无相剃落。谒雪峰于云居，参讯勤恪，未有所见。后造玄沙，一言启发，廓尔天惑。自此玄沙每诱迪学者，辄命幼发，久之声誉远被，众皆拱敬。时漳牧建地藏院成，迎请开法，乃居焉，世因称地藏琛。后迁漳之罗汉院遂又称罗汉琛。天成三年，突返闽垣旧居，遍游城内外梵宇，已尔示寂，寿六十二，谥号真应”。
  据《漳州市志》宗教卷载：“桂琛，青原宗系著名僧人，名列《五灯会元》，留住漳州罗汉院时，南北各方慕名前来罗汉院听讲、请教的僧徒，不可胜数。其中，因得桂琛之道而闻名于佛教者，有抚州曹山文益禅师（法眼宗创始者），江州东禅休复禅师，两禅师弘扬桂琛禅师真义，各为一方之法宗。后唐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去世，火化后，建塔于闽城西院之东岗，骨灰收于塔中。”照片是否就是罗汉桂琛之墓？其墓址又在何处？为找到答案，笔者查阅有关文献史料，在漳籍佛学家林子青民国时期所著的《大觉怀琏禅师传》一文中又找到如下记载：“桂琛为玄沙师备法嗣，初居福州地藏院，后往漳州罗汉院，故后世称地藏琛或罗汉琛。法眼宗开祖清凉文益出其门下，琛塔在漳州北门外芝山后二里处。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九日，予与会泉、瑞枝、隆耀、广心、广义诸公前往扫塔。”据此推断，罗汉桂琛之塔墓至迟在1937年还存在漳州芝山山麓。
  塔墓的确切地点在芝山的何处？墓葬的建筑风格是何朝代？其建筑毁于何年？带着种种迷团，笔者询问部分文史人士，均无明确的答案。后来，笔者从民间了解到桂琛墓塔可能在小坑头一带，人称“马鞍山”的地方。为此笔者深入芝山一带寻访，终于在当地百姓的带领下，在漳州七中（今漳州一职校）的校园内找到墓塔遗址，遗憾的是墓塔建筑均已无存。
  从墓塔上的“敕建”、“钦赐”字样表明该墓由皇帝批准建造，规格极高，这种规制的墓葬在闽南难得一见。据了解，该墓地周围古时由于僧墓众多而称为塔林，所在小丘亦称塔林山。桂琛墓在众多墓塔中规格最高，墓塔前还曾立有牌坊。当地一位老者告诉笔者：“当时墓塔十分宏伟，原南山寺住持释传扬文革前还经常到此祭拜。到了文革中期，墓塔就被破坏了。现在漳州七中大门右侧樟树旁‘科学楼’就是原来桂琛墓塔所处的位置。”笔者调查当地其它村民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此处地势较高，将照片与之对比，墓塔与这里的地形十分吻合，依照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以及当地人的说法，桂琛墓塔应该就在这个位置。
  吴真人信仰源远流长郭上人吴真人信仰在漳台延续数百年，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吴真人对宏扬传统文化，推动两岸交流，加深两岸人民情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据统计，芗城区主祀吴真人宫庙有官园慈惠宫、新华东东廓宫、诗浦慈济宫、高坑慈济宫等30多所。同祀吴真人的宫庙就更多。每年吴真人诞辰及节日，各宫庙分别举行庙会，到白礁、青礁慈济祖宫进香等信仰文化活动。
  吴真人信仰的文化内涵从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漳邑进士杨志的《慈济宫碑》、嘉定十年（1217年）漳州郡守庄夏的《慈济宫碑》所载，吴真人名夲，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生于漳泉之交的白礁，父名通，母黄氏。吴夲一生学医为民治病，医德高尚，医术高超，慈善济世。殁后由人演化为神，由“神医”而“医灵”而“保护神”。
  “庄碑”载，“夲生于太平兴国四年，不茹荤，不受室，尝业医，以全活人为心。按病投药，如矢破的。虽沉痼奇怪亦就痊愈。是以疠者、疡者、痈疽者，扶舁携持，无日不交踵其门。侯无问贵贱，悉为眎瞭，人人皆获所欲去，远近咸以为神”【1】。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漳泉地区瘴虐流行，死者甚众，吴夲深入疫区抢救，“苏民活者，不可胜计”【2】。“景佑三年（1036年）卒于家。闻者追悼感泣，争肖像而敬事之”【3】。吴夲一生医民、为民、爱民，殁后受民敬重，纷挂肖像敬祀。
  “杨碑”载，“吴夲以医活人，枕中肘后之方，未始不数数然也，所治之疾，不旋踵而去，远近以为神医”【4】。枕中肘后之方，即《枕中书》及《肘后方》。《枕中书》是叙述神仙道术之书。《肘后方》记载内、外、妇、儿、眼各科疾病的治疗方药，是三世纪著名的医学专著。夲苦研医学，故医术高超，被誉为神医。吴夲去世后，“民有疮疡疾疢不谒诸医，惟侯是求，撮盐盂水，横剑其前，焚香默祷而沉疴已脱矣”。乡之父老私谥为“医灵真人，偶其象于龙湫庵”【5】。吴夲殁后，民间把吴夲由神医演化为神：医灵真人。
  宋代，皇权高于神权，皇帝“受天眷命，以作神主”，神必须受皇帝赐封，才能存在与扬名。吴夲殁后，因屡出现“退敌佑乡里”等神话传说，屡被皇帝敕封。“绍兴间，虔寇猖獗，乡人束手无策，委命于侯。未几，官兵与盗战，毙其酋李三大将者，残党皆就擒”【6】。因侯佑官兵杀盗保乡里，乡尚书颜定肃公奏请立庙，朝廷闻报敕准。从此，“不但是邦家有其象，而北逮莆阳、长乐、建、剑、南被汀、潮以至二广，举知尊事”【7】。因庙是皇帝敕封，“四方之香火来者不绝”，侯也由“医灵”成为“士祈功名，农祈蕃熟”的多功能保护神【8】。“开禧三年（1207年），邻境赤地连百里，独此邦随祷辄雨，岁仍大熟”【9】。“时有草窃之辈入侵境内，忽有忠显侯旗帜出现，草窃之辈不敢入”。因吴真人“为民保丰收”，“退盗佑乡里”，被敕封为“英惠侯”。明太祖与陈友谅鏖战鄱阳湖，侯“显圣”救驾，因忠君为国有功，敕封“昊天御史医真君”。吴真人先后被封十多次，永乐十七年（1419年）被封“万寿无极保生大帝”【10】。获最高的封号。
  吴真人一生，“以全活人为心”治病救人，“按病投药，如矢破的”，“治病不问贵贱”，深入疫区“苏民活者，不可胜计”等事绩，体现吴真人仁爱救人，不谋名利；扶困救危，助人为乐；热爱家乡，慈惠济世的高尚品德。吴真人殁后，民间出现“退盗佑乡里”，“为民保丰收”，“忠君为国”等神话传说，体现人民希望得到神的保佑，以达到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安居乐业的寄托与愿望。这是吴真人信仰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是吴真人信仰能久传远布的根本原因。吴真人也因此由“神医”而“医灵”而“保护神”。吴真人香火连绵已近千年，漳州吴真人宫庙，据不完全的统计有261所，这说明吴真人信仰深厚植根民间。
  吴真人信仰在台湾据《诏安县志》载，宋代诏安先民就往澎湖从事渔猎。元代陈吊眼义军抗元失败，有义军逃往澎湖、台湾从事农耕。漳州有组织地移民入台是明末崇祯年间，闽南大旱，开台王海澄人颜思齐、郑芝龙组织三千漳泉移民入台。郑成功率师驱逐荷夷收复台湾时期，有数万人入台。清统一台湾后，又有大批移民入台。漳台之间，只一水之隔。昔日渡台靠帆船，船小风浪大，过海峡如过“黑水沟”，充满死亡的威胁。移民平安上岸，一片荒原蛮野，野兽、毒蛇伤人。生番剽悍杀人。台地多瘴疫，有病生命难保。面对险恶环境，移民供奉吴真人香火入台为保护神，以保生求平安。初创时，草寮为庙，人神共尝酸甜苦涩。据《台湾通志》载，最早出现吴真人庙宇是荷据时期：澎湖白沙威灵宫，建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澎湖马公威灵庙，建于崇祯八年（1635年）。
  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师入台驱荷，其中有龙溪县白礁百名忠贞军，在船上供奉白礁祖庙吴真人雕象壮行，在台南学甲头前寮将军溪，未遇荷军抵抗就平安登岸，将士认为是吴真人庇佑，在学甲建慈济宫供奉吴真人。永历年间建吴真人宫宇的还有台南新营济安宫、台南开山宫、台南福隆宫、台南良皇宫、台南保安宫、高雄保福宫、高雄福德宫、高雄广济宫等【11】。随着移民不断入台，村社增加，经济发展，吴真人宫宇不断增多。
  南靖县金山镇吴氏是第一大姓，村民多信仰吴真人，金山镇13座吴真人宫庙，多是吴氏家族所建。从金山迁台先民，按祖地模式，在台南等聚居地建吴真人宫宇。
  《台湾县志》载，“真人庙宇遍于漳泉之间，台人多建庙祀之”【12】。《台湾府志》载，“台多漳泉人，以其神医，建庙独多”。尤以漳泉移民聚居的台南县、市、高雄县、市、嘉义县及西部沿海地区建庙最多，香火最盛。从明天启四年（1624年）至清光绪20年（1894年）的271年中，共登录吴真人古庙93座，经考订补充后计共有古庙130座。现在已增至300多座。
  台北保安宫，俗称大龙峒大道公庙，嘉庆十年初建，派专人驾船到白礁乡慈济祖宫，恭迎吴真人神象来大龙峒奉祀。时居民稀少，财力亦薄，仅以木料架设简陋庙宇奉祀。因“神灵显赫”，“有求必应”，信众纷捐资装修宫宇，于道光十年（1830年）告成，历时25年，宫宇有前、中、后三殿，连侧廊边厢，占地300多坪【13】（一坪3.3平方米）。大龙峒一带经济不断发展，由僻地成为闹市区，财源雄厚，保安宫又进行多次扩建，“前殿扩建成五门，意为吴真人被敕封为保生大帝应享天子尊制。另又建4层的凌霄殿”【14】。宫庙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古色古香，巍峨壮观，宫庙的建筑、布局、石雕、木刻、瓷饰都是祖地宫庙的风格，“宫中主祀保生大帝，同祀玉皇上帝、孔圣夫子、关圣帝君、注生娘娘等10多种神象”【15】，反映闽南祖地宫庙儒、道、佛三教合祀的信仰文化特色。每年吴真人庆典活动也按祖庙的习俗举行，体现祖地宫庙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在敬祀吴真人的宫庙中，有许多关于吴真人保生爱民的匾额。在台南兴济宫就有“保爱生民”、“大道济人”、“医道神圣”、“普济群生”、“圣药仙方”、“起死回生”等匾额16个。各宫庙还有许多颂联，如兴济宫的“兴庆起沉疴良方震世，济群超苦海妙手回春”。妙寿宫的“浪静风平水陆均沾福泽，威灵赫濯军民尽感慈庥”。体现对吴真人的崇拜与赞颂。
  吴真人在台湾也是万能保护神，信众遇到驱邪治病、防番自卫、分类械斗、风震灾年、航海商旅等等都要上·香吴真人，祈求消灾得福、化祸为安。信众为敬谢吴真人恩惠，在诞辰节日等都举行庆典活动。台南学甲慈济宫为纪念驱荷的胜利，恭谢吴真人护佑的神恩，于每年三月十一日在学甲头前寮将军溪登陆点，面向大陆举行“上白礁遥祭庆典”，遥拜祖先及祖庙，此活动年年举行。在日据时期，也冲破日统治者的阻拦，集众遥祭。此举得到众多吴真人宫庙的响应，遥祭规模不断扩大。学甲慈济宫有副对联赞道：“气壮乎天，万众同参学甲地；血浓于水，千秋不忘白礁乡”。体现台胞身在异乡，永不忘祖地祖庙。由于种种原因，1950年后海峡两地阻隔，台胞思念祖家、祖庙之情愈深，上白礁遥祭的规模越来越大。1980年台北、高雄、新竹、台中、台南等地，到学甲参加典祭的有3万人。1982年3月举行为期三天的遥祭活动，台湾吴真人宫庙“聚集66座神舆，还有龙队、狮队、武术队、歌仔队、大鼓凉伞队等文艺队伍126阵，遥祭人数多达10万人。”盛况空前，祭文说，“……巍巍昆仑山，浩浩扬子江，伟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祖德宗功厚，子孙岂敢忘”。表现中华儿女同祖同宗，饮水思源，知根报本，爱国爱族的赤诚之心。
  在台胞爱国爱族爱乡的精神推动下，台当局终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允许民众回大陆寻根谒祖。
  注：【4】【5】【6】【8】《海澄县志》卷22杨志《慈济宫碑》【1】【3】【7】【9】《海澄县志》卷22庄夏《慈济宫碑》【2】《同安县志》卷10《坛庙》【10】《白礁志略》卷1《封号》【11】《吴真人研究文集》256页，厦大出版社1989年版【12】《台湾县志》卷9《杂记志·寺庙》【13】【14】【15】《台北保安宫专志》1981年版弘一法师在漳弘法行谊又添新证林南中笔者有缘收集到两本由当代高僧、艺术大师弘一法师题写书名的佛教人物传记。两本书均由民国时期漳州名士施慈航编著，一本为《龙裤国师传》，书名落款为“一音”，民国36年（1947年）发行；另一本为《三坪寺广济禅师事迹记略》，落款是“一华”，民国38年（1949年）印行。1938年至1939年月间，弘一法师曾经抵漳弘法，大师与漳州交谊的史料，一向为地方学者所重视。这两本传记可为考证大师在漳弘法行谊增添一份可靠的资料，弥足珍贵。
  弘一法师是中国近代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高僧、文化名人。大师俗姓李，字叔同（1880-1942年），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堂等学校，大师才华横溢，学贯中西，对戏剧、美术、音乐、书法、篆刻等都造诣精深。在其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大师却毅然摒弃世俗，于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寺披剃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自此，大师以振兴佛教，弘扬南山律宗为己任，潜心戒律，实践躬行。
  1928年10月，大师首次来到闽南厦门南普陀寺，在此结识了性愿、大醒、芝峰诸法师，相处十分投缘，加之闽南气候适宜，各地信众又热情相邀，自此，大师足迹遍及闽南厦门、泉州、漳州、晋江、惠安等地，他持戒严谨、淡泊名利、广结善缘。
  1938年弘一法师由厦门来漳州弘法有半年之久，先后卓锡于南山寺、瑞竹岩、祈保亭、凤霞宫等处。期间漳州社会及文化界名士蔡竹禅、施慈航、马海髯、黄稷堂、刘绵松等常追随大师左右，有的被大师收为弟子，大师还为他们各自取了法名。
  大师在漳州弘法，均由施慈航先生专诚操持，故两人交情甚笃。据1963年刘绵松先生编著的《弘一大师全集目录》初稿中记载，大师致施慈航的书简计达15通，为与漳州各居士通信之最。1938年9月12日，弘一大师在写给施氏的信中谈道：“居漳半载，诸荷护念，至用感谢。”离漳后又致信施慈航道：“前在闽漳，与仁等时相过从，至为欢欣。今离群索居，怅惘何已？”感念之情，跃然纸上。
  此次发现的两本书，都是在大师圆寂后印行，编著人施慈航何时遵请大师题写书名，未见文献记载或口传，正可以从书中提供的信息加以推定。《龙裤国师传》一书“叙”中写到：“民国癸酉年。念西隐此二年。搜其（指石室岩）事迹。复询故老。作为传偈。弘一上人且为之序。”民国癸酉年即为1933年，可以说明在弘一法师1938年来漳州之前，施慈航先生与大师已有过交往。此书页后印有：“鉴定者：弘一上人”，可证明此书的编写曾得到弘一法师的阅览鉴定。《龙裤国师传》封面署款“一音”系大师常用笔名，书名当于此时题签。至于《三坪寺广济禅师事迹纪略》一书落款“一华”，其字体风格显然为弘一法师所书。笔者查阅弘一法师有文字记载的200多个笔名，虽无此款，但以施氏当年与大师的因缘，当无请人仿写之理；弘一法师学生的刘质平在《弘一上人史略》文章也曾提到：“先师名号甚多，因环境变换，名号常改。”由此可以推断“一华”之落款应为大师笔名。倘真如笔者推断，这一落款又可以填补大师笔名的一个空白。
  三坪寺为唐咸通七年高僧义中和尚（号“广济禅师”）所创建。石室岩为明万历年间苦行僧樵云和尚（即龙裤国师）所辟之道场。两处均为闽南著名的古刹，历来香火旺盛。两书所述之内容，对研究二位高僧及两处寺院的历史提供了一份翔实的史料。诚如施慈航在《广济禅师事略》一文中所说：“俾闽南特出广济禅师、龙裤国师二高僧之历史，免于泯灭，以传后世也。”此两本书籍的发现，正好印证施氏的预言，不仅为弘一法师在漳弘法史实提供了一份新的史证，且对弘扬漳州地方文化，提升闽南佛教胜地三坪寺和石室岩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漳州军饷铸造时间及花押之谜林南中漳州军饷银币是我国早期地方自铸银币。该币成色98％，直径38-40毫米之间。正面上方横书“漳州军饷”，下有草书花押，背面上横书“足纹”，下直书“通行”。漳州军饷币面没有纪年，花押为叠写。长期以来对其铸造时间和签押释文，史学及钱币界各抒己见，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由于漳州军饷铸造时间的确定，关系到谁是中国最早的自铸银元的问题，因此，破解漳州军饷之谜，一直是钱币学界的一项重要课题。作为漳州军饷铸造地的钱币收藏爱好者，今就笔者所接触的漳州军饷实物，谈谈个人的见解。
  前人对漳州军饷的考证，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种论点：
  1、认定漳州军饷铸造时间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福建地方政府所铸。持这种观点的有货币史专家彭信威（见《中国货币史》1965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版）和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见《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198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此外，中国钱币学会原秘书长戴志强也认定为1844年，并将签押解释为“为无为”和“成功”（见1981年《文物》第十期的《漳州军饷银饼年代考》）。
  2、主张漳州军饷是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1865年），曾国荃、左宗棠在漳州平定太平天国时所铸，并将花押解释为“曾签军饷”、“左签军饷”（见1939年蒋仲川、王守谦合著的《中国金银镍币图说》及施嘉干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
  3、考证漳州军饷银币为郑成功进行抗清活动所铸，时间在南明永历三年至六年（1649-1652年），并将两种签押释文译为“国姓大木”和“朱成功”（见《历史研究》1963年第二期郭沫若《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说到郑氏经济政策的转变》）。
  4、钱币专家马定祥则认为，漳州军饷是1841年鸦片战争时的银元。此币原作军饷发行，但英军入侵后大肆掳掠，漳州军饷遭逢劫难，因此很快从流通界消失。花押文字是祥瑞之语，一为“如意吉利”，一为“成功”，应与当时民俗有关。
  “曾签”漳州军饷正面“曾签”漳州军饷反面“左签”漳州军饷（带水草）正面“左签”漳州军饷（带水草）反面“左签”漳州军饷（没水草）正面“左签”漳州军饷（没水草）反面此外，漳州军饷铸造时间还有铸于乾隆期间等其他几种说法。
  关于漳州军饷的铸造时间，早在清咸丰五年（1855年），英国人威廉斯在《中国通商手册》中就提到：“靠近厦门的漳州，在1844年也曾试铸过银元，最初发行的重量是七钱四分，但很快就减轻百分之五，而且完全从流通中消失。”笔者接触过漳州军饷银币实物有10多枚，其中最重的达27.3克，最轻的仅19.6克，大多数在21-23克之间，这与《中国通商手册》描述的银币重量大致相同。根据史料以及闽南地区银元的出土和遗存状况，清道光、咸丰时期漳州民间除了铸有一些盗仿币外，并没有漳州军饷之外的其它地方自铸币的遗存和记载。虽然《中国通商手册》并未说明漳州试铸是何种银元，但笔者认为所指的应为漳州军饷。
  2003年漳州城郊北斗村出土一批银元，出土银元主要有日本“龙银”、墨西哥“鹰洋”、美国“拿花”以及“漳州军”等。这批出土银元，时间上限是1835年的“鹰洋”，下限是日本明治25年（1892年）的“龙银”，里面并没有更早之前漳州百姓较常使用的西班牙“双柱”及荷兰“马剑”等币；而且这批银币里面许多币品相完好，地张光亮；出土的漳州军饷有20多枚，其中1枚是未打戳记，当中有几枚只打少量的戳记，应该都是流通使用不久就埋入窑藏。笔者认为，这批出土银元的时间段（1835至1892年），与威廉斯《中国通商手册》提到的1844年漳州所铸之币的时间相吻合；而且，漳州军饷币面大都打有银庄戳记，经对比许多戳记与福建咸丰大钱上的戳记相同，说明咸丰时期漳州军饷仍在市面参与流通。
  漳州军饷币面可分有水藻和无水藻二种版别，许多人将无水藻的漳州军饷认为是伪品，而在北斗出土的漳州军饷中就同时出现有带水藻和无水藻二种版别，这说明漳州军饷是铸造过没有带水藻币。从存世量看，有水藻的多，而无水藻的少。笔者认为漳州军饷应该是分次分批铸造，无水藻版可能是属于早期铸造，此后，为了防伪而铸有水藻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通商手册》所指的银币正是漳州军饷，赞同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及戴志强所认定的漳州军饷铸造时间为1844年的观点；并认为漳州军饷还曾铸有不同的版别，并且至迟在咸丰时期仍在市面流通。
  漳州军饷的花押有两种样式。现行较常用的称呼是“曾签”和“左签”；有关花押的含义，归纳起来主要有“人名”、“吉语”、“纪重”，还有“满文”、“道教符仔”等说法。
  提出花押是“人名”的主要解释有：“国姓大木”和“朱成功”，以及“曾国荃”、“左宗棠”等。因这些历史人物在漳州的活动时间与铸造时间1844年不符而可以排除。
  漳州军饷是地方政权所铸，军饷是由朝廷所颁，具有“足纹通行”的严肃性。虽然漳州军饷属手工打制币，制作也较简单，但其铸币要素、样式、边齿等显然是受到“番银”的影响。从漳州军饷实物及图谱上看，两种花押的笔划顺序、形状都是定式，而且两种花押分别配以不同的边齿，一种为斜边纹，另一种为锁壳纹边，并无相互混配。这说明漳州军饷是按照一定的规格和形制铸造，也可以排除部分观点认为花押是一种临时应付的签名之说法。
  钱币专家马定祥主张：花押文字是祥瑞之语，一为“如意吉利”，一为“成功”，应与当时民俗有关。笔者认同这种观点。同时期与漳州同属福建省的台湾也铸造了“台湾寿星”、“如意”、“笔宝”等银元，这些银元富含闽台特色，图案是“土地公”、“如意”等闽台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题材，制作古朴拙巧。历史上漳台两地的铸币相互影响与交融，漳州军饷上的花押也应视为百姓对祈盼社会安定、生活如意以及美好愿望的一种体现。此外，漳州军饷主要为军队筹饷所铸，“成功”、“如意”这样的“吉语”也能表达人民对军队作战胜利的美好祝愿。
  （“漳州军饷”银币图片由古缘坊、岳泉斋提供）国民党空军AT-6型高级教练机投诚始末吴启智
  1953年12月18日晚上十时许，一架国民党空军AT-6型高级教练机飞越台湾海峡前来漳州投诚，降落在如今的龙海市颜厝镇官田社“廊（漳州音同‘簿’）港沟”的园地上。
  据目击人口述，本人特将这架飞机投诚的始末整理如下：
  1953年是大陆解放的第四个年头，是朝鲜战争期间，台湾海峡局势非常紧张，整个社会敌情观念很强，农村里的民兵组织健全，民兵训练持日不断。当年12月18日是农历十一月十三日，月明星稀，劳作一天的农民正进入梦乡。然而，当飞机轰鸣声响起的时候，无疑是刺耳的警报。当时的漳州还没有人民的空军部队，而几年前的日机轰炸，蒋机轰炸依然留在人们深深的记忆中，解放四年了，听到飞机声依然心有余悸。此刻的飞机声响，所有的民兵一骨碌冲出房屋，顾不得冬天的寒气逼人，大家都要看个究竟：从厦门方向天空出现一个迅速移动的亮点，由远而近，飞机轮廊依稀可见，伴随飞机引擎的轰鸣，向九龙江边的漳州郊外疾飞而来。飞抵颜厝镇上空，闪着银光色的飞机在月光笼罩中，时而俯冲下来，时而腾空而起，好一阵子的盘旋，最后降落在当时叫龙溪县一区颜厝乡官田村的一块空地上。
  看到飞机在空中的折腾，当时官田的民兵就七嘴八舌喊叫：“国民党仔飞机！……”“飞机要掉下来了！”当飞机降落在村外时，民兵们拿起步枪或长刀就冲过去，当时村干部吴蕃薯、吴榕树也在其中，不久，周边村庄的民兵也风驰电掣般赶来了，对飞机形成包围之势。这时，机上两名人员弃机逃入甘蔗园，这时民兵尚不明“投诚”之说，只有敌情，发现甘蔗园有人影晃动，举枪就打，大声吆喝，几十支手电筒光束交叉扫掠，那两人大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偏偏民兵听不懂国语，照追不误。那两人赶快逃跑，又躲到水塘边的大树底下草垛旁，经不起民兵人多势众，那两人举起双手作投降状，这才押回官田民兵队部。
  不一会儿，龙溪专员公署的干部赶到了，告知民兵们，这是前来投诚的国民党飞行人员。朴实农民马上给以笑脸欢迎，连夜煮鸭子面线招待他们。事后得知，这两名起义人员叫秦保尊和陶开府，1949年被裹胁到台湾，赴台后不满当时国民党统治和美军顾问团的淫威，两人秘密商量，从高雄县冈山机场驾机投诚。飞抵大陆时恐地面防空部队炮击，故而借着月光顺着九龙江水域飞驰而来，寻找无民房的空地降落。
  秦、陶二人当夜被接送到漳州城区。这时，留在园地上的飞机还有指示灯、照明灯在忽闪忽闪，民兵们没有这方面常识，误以为还有人躲在里头，大喊一阵仍不见动静，不知谁扔了一颗手榴弹，把后轮的机件炸坏了。直到半夜，县武装大队人员赶到，组织群众对飞机进行隐蔽，时值秋收过后，遍野稻草，大家用稻草把飞机遮盖起来，如同一个大草垛。
  几天后，秦、陶二位起义人员在部队有关部门领导陪同下，又来到官田，站在飞机前留下一张历史的照片。（摄影：肖海，选自《岁月聚焦》）
  三十四年以后的1987年6月12日，起义人员之一的秦保尊先生故地重游，他后来安排在南京无线电厂工作，现已退休。另一位陶开府先生安排在辽宁省航空学校当教练，“文革”含冤去世。秦保尊先生漳州故地行，受到地方党委和政府盛情的欢迎和接待，他还找到健在的当年的农会主席吴榕树，向他致谢。在秦保尊先生的心目中，官田是他人生的转折点，是他的再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