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陈郑煊，1912年出生，早年追随革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是芗潮剧社最早成员之一。当年，陈郑煊先生在柯联魁，彭冲等地下党员领导下，以独特的皮影戏技艺，自编节目，宣传抗日，号召民众团结一心，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他曾编写方言剧《捉汉奸》在漳州街头演出，彭冲于剧中扮演爱国青年角色。历尽劫波，陈老先生依然精神焕发，八十岁以后，提笔撰写《漳州旧事杂忆》，计十余万字。该稿1994年秋动笔，1996年4月6日从厦门寄给当时芗城区政协文史委顾问陈松年先生。现拟摘篇分若干次登载。
  前言
  漳州历史悠久，是福建省的一个著名文化城市。若将以往的旧事搜集整理，可成为一部巨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大才能来完成这项工作，仅能把我生活在故乡—漳州所见所闻以及本人杂事，凭回忆并参考一些资料略加记述，作为“抛砖引玉”之用。由于岁月漫长，容易遗忘，加上年逾八旬，精力衰减，记述或有错误，冀望知情人士，不吝批评、赐教，至为欣幸。
  民国初期漳州的战乱
  1918年至1926年，漳州地区曾发生过数次的战乱，俗称“南北反”。现忆记于下：
  一、战乱经过
  辛亥革命以后，漳州地区原系北洋军阀卢永祥所辖的臧致平、杨化昭盘踞。1918年9月间，陈炯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率粤军入闽，号称“援闽粤军”，陈任该军总司令。进攻漳州时，粤军在新桥头、旧桥头、澄观道、王爷庙、洋老洲一带与臧致平、杨化昭部队发生遭遇战。臧、杨兵败，退守厦门，漳州地区则由陈炯明部队驻守。
  1920年，陈炯明部队回师广州，漳州地区复被直系军阀李厚基所夺，到了1923年间，由孙传芳所辖的师长张毅接防。
  1926年，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在粤入闽，声势浩大，张毅自知不能抵挡，想求其上级孙传芳求援，但是希望落空。当探悉东路军先头部队已进至平和县境，张毅惊慌失措，率军连夜撤过江东桥，直向福州方面奔逃（后在福州被捕，押往汕头枪决）。漳州不鸣一枪，瞬息易帜，从此被国民党中央军第四十九师（原暂编第一师）师长张贞统治了四年（1928年-1932年）。
  二、频遭兵祸
  中国有古以来，军阀混战，人民遭殃。
  以前漳州每次发生战乱，部队要撤退时，败兵就在市区抢劫财物，甚至奸淫妇女。1918年间，漳州东门街（今新华东路）有两家参行和一家当店（店号忘记），被北洋军臧致平的败兵抢劫，南门有一渔妇被三、四个败兵轮奸几死。不少银庄，金银饰铺的金银手饰，尽被败兵抢夺一空。许多来不及逃避的人，被撤退的败兵抓去挑运枪弹，有的半途逃脱回来，有的生死不明，人民受害不浅。
  三、逃难避祸
  每逢时局紧张，漳州人心惶惶不安，市区许多商店停业关门，士绅、富家纷纷携眷避祸。有的雇船逃往厦门鼓浪屿；有的逃往乡下寄居亲戚朋友家里；教会会友逃入教堂，紧闭铁门以保安全。直至残兵败将全部撤离漳州，接防部队出榜安民之后，逃难的人民才陆续转回家中。
  四、组织商团
  1916年前后，漳州市区主要街道路口，增设隘门，作为防备兵祸和流氓匪类乘机抢劫、盗窃之用。一旦时局紧张，则将隘门关闭。如：南门米市街和大庙口竹巷下，当时设有坚固的隘门，并由商家出钱组织商团维持治安。商团聘请国术师马伯洲（马叶）为团长；陈文龙（乌叶）为副团长，招收当地二、三十个青年人为团丁，日常操练拳术，晚上随带武器（刀枪、棒棍、火药枪等）四周巡逻。商团团部设在大庙口陈圣王庙（今新桥卫生所）后殿。马伯洲和陈文龙原是土霸，练有一身硬功夫，流氓小偷惧怕三分，不敢惹事。
  这种特设的隘门，到了1918年后才拆除。
  银行门前做刑场
  1924年间，漳州市区曾发生一起土匪百日抢劫马坪街（今延安路）农工银行的案件，惊震市民。当时统治漳属的师长张毅，认为这是要破坏他正在铸造银毫之事，十分愤怒，命令军警、便衣侦探迅速出动，限期破案。后来，在东乡塘头社鸦片烟馆，抓到一个名叫王水龟的嫌疑犯。押回师部时，张毅未经军法官审讯，就亲自下令，将这个嫌疑犯押到马坪街农工银行门前处斩。
  群众闻讯，纷纷前往观看。犯人首级被挂在十字路口的电灯柱上示众，血迹斑斑，十分可怕。张毅为什么要将原来的法场马肚底（今胜利公园），改到热闹的市中心？据说是要警告别再抢劫银行。事后，两三个星期的晚上，马坪街的农工银行门前少人经过。
  日本人在石码开设“理讼局”
  1937年间，厦门大同中学教师苏助公（海澄人，原名郁文，辛亥革命志士，闽南有名的诗文学者），曾对我提起过清末日本人在石码开设“理讼局”的始末：
  民国前，我国凡有诉讼之事，皆由官厅自行审判，不似外国有委托律师原被告辩护之规例。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4年），日本人阿部贞，相泽义贯等人，从厦门来到石码，自称是大日本辩护士（律师），在铸鼎巷开办一个所谓“理讼局”，专门代人包揽讼事，从中取利。“理讼局”有台湾人某甲任董事，公开招收会员，欲入其局者，每人必须纳银若干，如有与人涉讼，局中则为其保护见官并代为辩护。当时有不少不明真相的商家和一些较富裕的居民，纷纷入局，未及半月，竟延及漳属一带。
  “理讼局”一成立，日讼师阿部贞便到龙溪县审判厅，要为其某会员申辩。知县黄逢年认为不合清朝律例，当堂据理申饬，阿部贞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不死心。不多久，“理讼局”又另包其他案件，阿部贞与相泽义贯又到龙溪县衙，要亲晤县长。黄知县拒不接见，日讼棍怀恨而去，并扬言要进行报复。
  数日后，阿部贞纠集四、五个日籍浪人，乘船来到漳州，恶狠狠地闯入龙溪县衙内宅，逢人便打。黄知县十分愤怒，命令手下兵丁将其捆缚。数百名老百姓抱不平，有的拿石块，有的执木棍，势汹汹地要找这些坏家伙拼个死活。阿部贞等人见状，吓得面如土色。黄知县恐怕惹出祸端，忍住气，，亲自走到门前劝说群众，不要把事情闹大。老百姓素仰黄知县善政，因而星散，让这些无赖之徒抱头鼠窜。
  事情发生过后，黄知县一面将日人闹事的情况禀告上级；一面打电报给驻厦鼓的日本领事官，请予处理严办。
  当时，在漳州一些外国教士，听到阿部贞这些日本浪人这样无赖，耽心万一激怒老百姓，引起仇视外国人，，难免受累，玉石俱焚，也打电报给其本国领事官，请予转达日本领事官照理治罪，但日方却搁下不予处理。
  迨至数月后，汀漳龙道李观察由省过厦，会同厦门道尹向驻厦鼓日本代理领事山田盛义交涉此案，一些外国领事馆的官员也出来调停。经过再三磋磨，山田答应令其肇事籍民，暂行不准入漳，但却要求漳龙道允准三件事：一、将当时不能弹压百姓之县令，应予申斥。二、肇事百姓须拿办一、二人，以儆将来。三、应出告示保护以后入漳之日本人。腐败无能的李观察，慑于日本人之威势，竟一一应允接受。
  事寝后，厦门《鹭江报》发表一篇评论，其中有段云：“漳之民威为大令抱屈，以此观之，亦可见向日本人交涉之难。大令之德治民心，而漳之教士与漳之人民，能各存直道照。然吾不为大令屈，而为大令喜..。”
  经过这一事件交涉后，石码的“理讼局”也随之瓦解了。
  民国期间的漳州捐税
  （1912年-1946年）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现将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捐税概况简介如下：
  民国初期沿用清王朝的“厘金”制度。福建省设有“厘金银”管理机构，县由地方上有权势的人士向省政府承包或逐级转包。在本县交通要道设“厘金卡”，对过境的货物按种类、数量、贵贱征收一定的金额（即“抽厘金”）。承包者向上级只交承包金额，超数归己。后把“厘金”改为“捐”，名目有：猪捐、烟酒捐、筵席捐等等。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民国二十年（1913年）以后。
  1932年前后，国民政府改革财政制度，财政预算分为中央、省、县三级；税收分为中央和地方（含省、县）两级。税制也初步作了改革，并逐步成立了相应的税务机构。1931年，龙溪县设税捐经征处，直属县财务科，征收屠宰税、房铺宅地税、筵席税等地方税。
  1935年，龙溪设特种税务所，直属省财政厅，辖海澄、南靖、长泰等县，征收各地的出口土特产的特种营业税，税款上交省财政厅。1938年特种税务所取消，上述税种由各县财政科接收。
  1939年，中央税收机构成立货物税局。
  1941年间，龙溪县也成立税局办事处和税局龙溪查征处，开始征收城关各种货物税、营业税所利得税、印花税和遗产税。乡区采取突击巡回征收，税款全部上交中央。
  1943年两个机构合并成立税务征收局。
  1946年，直接税局所属营业税部份移入龙溪县税捐稽征处，龙溪县才有了较健全的税务机构和较完善的征收制度。
  当时由于政府腐败，不少税收机关及其征收人员，经常利用职权勾结地方势力、富商，利用包税之机，大肆贪污分肥。
  1946年后，高利贷盛行，稽征处的分处长、主任以及征收人员，经常压下大批税款，投入市场放高利贷，从中巧为牟利。
  北伐军进入漳州以后，1924统治漳州的张毅为了搜刮民财，在福建省督理署派员征收正税外，另设防务局，委派张飞天（同安县人）为局长，勒收花捐（娼妓捐）、烟捐（鸦片捐）、赌捐、田亩（烟苗）捐、酒捐、香烛冥纸捐等。
  国民党中央军四十九师师长张贞驻漳时，征收的捐税名目特别多。如：米捐、糖捐、豆饼捐、猪儿捐、牲畜捐、屠宰捐、水果捐、干果捐、果树捐、榨蔗捐、水仙花捐、树莲花（即花米）捐、田亩捐（鸦片苗）赌捐（另名防务经费）、戏捐、花捐（即妓女馆捐）、贾铺捐，浚河捐（码头捐更改）、砖瓦捐木捐、纸捐、棉纱捐、麻袋捐、锡薄捐、竹叶捐、肥料捐、迷信捐（即冥纸香烛捐）、警卫捐、飞机捐、卫生捐、煤油捐、公膏捐（即烟灯捐）、公路捐、车辆捐、喜轿捐、契税、印花税、房铺宅地税等等。
  以上所列的捐税，虽不尽是四十九师一手所设办，但款项征收，多数抵拨给四十九师费用，让其扩充实力，巩固统治。但是漳州人民有一句口头语：“张毅换张贞，捐税加倍升。”反映了人民负担苛捐杂税的困苦。
  十九路军进驻漳州
  1932年6月中旬，十九路军自上海乘轮船抵达厦门后，从嵩屿登陆，沿公路行军进入漳州。当时正逢盛夏，天气炎热，士兵一律身着白色衬衣，下穿草绿色短外裤，脚穿草鞋裹绑腿，头戴绿色军帽，并加上印着四个楷书“十九路军”字样夹有油纸的细篾平顶竹笠，身背步枪和红绸垂柄的大刀。连、排长头戴灰色圆形的钢盔，腰插短枪。部队精神抖擞，军容威武，沿途唱着抗战歌曲。群众驻足争睹在上海英勇抗日将士的丰彩。
  进驻漳州时，总指挥部设在马肚底原闽南医院旧址（今漳州宾馆处）。驻漳的沈光汉的第六十师和总指挥部李金被的第一特务团，均驻扎于原张贞四十九师的芝山营房（今漳州一中旧址）。总指挥蒋光鼐常驻福州，军长蔡延锴坐镇漳州，住在芝山西麓的一栋两层洋楼，原寻源中学“主理”美国人练欣万的住宅。
  十九路军的士兵遵守军风纪，买卖公平，现款交易。营房附近，小贩争摆摊点，出售冰水以及各种糕饼点心生意极好。官兵重视环境卫生和积极开展体育活动。营房内外经常打扫得干干净净；操练之余，常到公共场打篮排球或跳木马、翻双杠。营、连、排经常举行体育比赛，曾和漳州体育界的篮排球队友谊比赛。蔡延锴军长临场观看比赛，赛后还与运动员座谈，共喝茶水。
  蔡延锴未入漳以前，早就探悉闽南地区土匪如麻，为了社会治安，他命令军队在市郊的山上设岗警卫，日夜巡逻。因此，十九路军进驻漳州期间，没有发生过土匪案件。
  十九路军在漳州的一段期间，曾发生枪杀漳州抗日救国会负责人林惠元（著名文学家林语堂的侄儿）的事件。主要原因是为了没收一大批日本货。这批日本货恰是参谋长黄强、特务团团长李金波与奸商合伙经营的。黄强托人向林惠元疏通，但是林惠元不畏权势，不徇私情，毅然把所没收的日货全部烧毁，因此得罪了黄强一伙人。蔡军长因事赴粤，黄强则乘代行职务机会，进行报复，指使李金波捏造林惠元通匪罪名，未经审讯，竟将林枪毙于西校场。这件事引起漳州人民的极大反感。林惠元死后不久，漳州市内发现许多传单，印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郁达夫、杨杏佛等全国文化界知名人士致十九路军负责人，呼吁为林惠元的无辜被害惨案彻底昭雪的电文。由于十九路军内部有矛盾，结果，此案不了了之。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
  1933年下半年，十九路军高级将领在福建掀起反蒋活动。11月24日在福州宣布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将福建划分为4个新省。漳州作为汀龙省省会。省长徐铭鸿；副省长许友超，龙溪县县长陈卓凡（广东人）。
  汀龙省成立和就职宣誓典礼，在漳州东坂后礼拜堂举行。当时我在漳州《商音日报》任外勤记者，得有机会进场看到开会的情景：
  鸣炮开会后，应邀的寻源中学西乐队奏乐。接着，汀龙省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上台举行宣誓仪式，李济深居中监誓，各首长相继演说，痛斥国民党政府卖国政策，同时通电与蒋介石政权决裂，宣布十九路军改为人民革命军，各旅长晋升为师长。又通令漳州全市的机关、社会、学校、工厂以及商店，要烧毁国民党党旗和国旗，改挂中华共和国国旗（图案是上红下蓝、中央嵌着一颗黄色五角星）。晚上在马坪街附近的清后河旁军民联欢社举行盛大酒会，不少军政头目乘兴跳交际舞作乐。次日，召集各界群众5万余人，在马肚底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
  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漳州建立工会和农会。工会主席郑静安（龙溪县石码人，省立第二师范毕业）；农会主席陈雪华（龙岩人），会址均设在霞薰里。
  漳州联仔街有一个律师陈宗藩（龙溪县人，上海法政大学毕业），在四十九师驻防漳州时，曾巴结杨逢年旅长，仗势在东乡一带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又代人包揽诉讼，致使不少农民遭冤屈而被关入监狱受苦。漳州农会一成立，东乡农民派代表向农会申诉。农会主席陈雪华欲平民愤，就带领几个会员将陈宗藩押到东乡，挂牌，戴纸高帽沿社示众。当地的群众对陈宗藩痛恨无比，把他捆绑吊打，使其满身是伤。放回漳州后，不上一星期，就吐血身忘。
  新政府的工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开展缉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原四十九师张贞的一班谋士，曾纠集杨逢年、黄克绳、陈昆、沈向等人，在鼓浪屿张贞别墅进行策划，拟起用埋藏在漳州公府街（今南昌路）陈林荣住宅的武器，图谋颠覆新政府。此事被工人纠察队侦悉，40多个纠察队员包围了陈宅，挖出轻机关枪4挺，各种新式手枪27枝，弹药无数，粉碎了反革命叛乱的阴谋。
  国民党飞机炸漳州
  1933年农历12月22日（是日“冬至”），国民党三架飞机空袭漳州市区。当时人民群众误认为是革命政府举行航空演习，不介其意，屋里的人仍然在桌上吃“冬节圆”（汤米团），路上的人多半仰首观望。一听到“轰隆”、“轰隆”的炸弹声，才知道这是国民党飞机来空袭，惊慌失措，四处奔逃，有的爬进床底下；有的躲入寺庙里求神佛庇佑；有的跳下河沟钻入涵洞。因为这是漳州首次遭受飞机轰炸，群众措手不及。
  国民党飞机空袭漳州，丢下不少炸弹，被炸的地方有：芝山寻源中学校舍后面（未爆炸，人无死伤）、市民下沙街、东坂后，塔口庵等处，总共炸毁民房七、八间，炸死炸伤市民十多人。八卦楼边的下沙街有一个任防空警报台的台长陈依倌（福州人，原是警察巡官），他在八卦楼上听见飞机声，，用望远镜看到飞机翼上的国民党徽，情知不妙，担心八卦楼目标太大不安全，来不及敲钟就匆忙走下楼梯，想跑回家里躲避，岂料双足还未踏进门，一颗炸弹从半空中掉下来，房屋炸塌发出火烟，陈依倌腰部被炸断，死于门前。其妻在屋里炸得血肉成酱，脏腑四流，只有一个三岁的幼孩爬进灶洞，幸免于难。
  漳州被炸后的第二天，群众害怕国民党飞机再来轰炸，纷纷扶老携幼疏散到乡村去找亲戚朋友，避难。街上冷清清，少人来往。
  十九路军退出漳州
  漳州被蒋机空袭过后的一星期左右，蒋介石的“讨逆军”总指挥蒋鼎文率领十万大军，从江西、浙江入闽。
  1934年1月初，蒋军对十九路军（人民革命军）发起进攻，海军舰队不断炮击十九路军海防部队，空军也在福州、泉州、龙岩等地轮番轰炸。福州、泉州、同安相继失守，蔡延锴放弃漳州，率领十九路军残部，投向粤军陈济棠。至此，十九路军全部瓦解，福建事变宣告失败。
  十九路军撤离漳州后，蒋鼎文率领所部进入漳州，记得其中先后有李延年的陆军第九师、李玉堂的第三师和李默庵、王敬玖、刘和鼎、戴戟等的部队。蒋鼎文的特务第三团团长连英豪（长泰人）驻扎漳州，兼任漳州城防司令。
  国民党在龙溪县的党团斗争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中统和军统两大派系之间，争权夺利，斗争激烈。中统控制国民党组织，军统控制三青团组织。当时全国各省、市、县党团之争大致相似，但龙溪县情况特殊。自1937年间，卢德明出任党务指导员，举行第一届执监委选举，正式成立县党部以后，遂为军统所控制，情况就有所不同。现将我所知党团之争的片断记述于下：
  一、发展党员
  国民党龙溪县党部，自从1942年举行执监委竞选较量之后，急于发展实力，就借1944年9月省党部规定工厂工人必须一律入党之机，下令本县各工厂编造工人名册，扩充党员队伍；同时在各乡镇、农村进行拉佚，规定各保都要设立区分部，由保长兼任书记。一时区分部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有的人根木不知三民主义为何物，也被拉去填表盖指纹，糊里糊涂地当上了国民党党员。若与抗战初期对比，当时是严密封锁、关门主义，全县仅有党员三百人左右；到了抗战胜利前夕，则“牛溲马勃，兼收并蓄”，国民党党员人数达千人，实增十倍。
  二、吸收团员
  1940年夏，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漳州分团干事会正式成立，省支团部指派陈达元为主任、陈仁庆、卢德明、汤涛、楼胜利、陈毓光等为干事（均系军统份子）。成立后开始吸收团员。吸收的对象有两方面：（一）学校。主要是年满16岁至25岁的在学中学生。省立龙溪中学、私立寻源中学、私立进德女中、私立崇正中学等校，都成立区队。
  （二）社会。龙溪县各区都设立区队。市区崇安镇、丹霞县为第一区队；莲塘、古县、颜厝、潮洋、文山、土亭等乡为第二区队；石码镇为第三区队；浒茂、乌礁两乡为第四区队；天宝、铁凤、乌石、浦南等乡为第六区队；石美，角美、东美等乡为第七区队。全县的三青团员统计约近一万人左右，人数之多，超过全县的国民党员。入团手续，一般是集体参加。由各单位具名册送交分团后，定期举行三天或一星期的入团训练，就成为正式团员。当时因为是集体参加，大多数人不知道介绍人是谁。
  三、竞争活动
  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关系。从当年龙溪县的情况看，党团之间，每每因人而异，时而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时而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总是各自为了一己之私，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龙溪县党部接办《复兴报》（后改称《闽南新报》；）三青团漳州分团亦创办《大刀报》。龙溪县抗敌后援会（县党部指挥员任副主任委员）组织“抗敌剧社”，三青团漳州分团也成立了“青年剧社”。龙溪县党部在漳州市内设立“社会服务处”（地点在断蛙池原始兴汽车公司，今新华路），其中有：招待所、询问处，代笔处、报纸阅览室、讲座、宣传栏等，以后石码、乌石亭、东乡也相继设立“社会服务处”；三青团漳州分团不甘示弱，同时也成立了“漳州青年服务社”（地址设在公园边，原爱仁医院，今新华西路），不久，石码、浦南也相继设立“青年服务社”。
  在活动中，国民党龙溪县党部总是敌不过三青团漳州分团。当时三青团方面还创设有“青年报”、青年照相馆、青年医院、青年航民诊疗所、青年电厂、青年工厂、青年旅运社等机构，漳州市内街头巷尾遍布“青年”牌号。
  四、党团合并
  1947年9月间，因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摩擦日剧，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打内战，命令三青团并入国民党，漳州分团亦此时并入龙溪县党部。三青团员经总登记后转为国民党党员。分团头目转入国民党县党部充任要职。当时虽办理过党团员总登记手续，但所有的党团员这时已极混乱，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了，因此对总登记多抱消极应付的态度。县党部对于办理总登记工作，也只是等因奉此，敷衍了事，将收集的党证、团证汇缴省党部，以便发给新党证，但上报未获批示，且终无下文。
  抗战初期的龙溪县社训队
  1938年间，龙溪县县长高凯（浙江人）根据国家总动员的决策，以及省政府，省军管区司令部有关普遍实施军训的命令，成立龙溪县社会军事训练总队部（简称“社训队”），由县长兼任总队长。总队部设在北桥街后段暨南局旧址（今大同路）。
  社训队的人事编制，在总队长之下，设中校教官1人，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省派林春风（长泰人，黄埔军校毕业）充任。上尉督练员2人，由张志鸿（漳州人，黄埔军校毕业）、陈玉蛟（男，南安人）充任。上尉妇女队长1人，省派戴金花（长泰人）充任，专职主持全县妇女军训工作。此外，还有中尉书记章维德（浙江人），少尉文书郑华（漳州人），准尉庶务员石益谦（厦门人）和勤杂兵数名。
  社训队机构成立后，一面组织县城各机关、学校、社团的公教人员，编队开展军事训练，规定每天上午6时，在中山公园司令台前广场集合点名出操1小时，不论职别高低，一律不许无故缺席，半年训练期满，发给参加社会军训结业证书；一面同时举办干训班，培养壮丁和妇女的军训骨干。
  社训总队训练班设在北桥附近乌衣巷谢氏祠堂，学员由本县各区置辖属的各联保办事处负责推荐，年龄在16岁至25岁之间，身体健康、具有小学毕业程度文化水平者，经社训总队部委托县卫生院进行体格检查，再进行文化考核后，认为合格者，录取入班受训4个月。学习期间，服装、课本、膳食等费用，全部由训练班供给。受训期满，学科（课堂教育）、术科（操场军训）全面考核及格的，发给结业证书，并委以准尉分队长衔，分配各区署联保服务，每人月给生活费12元（后调整为15元）。
  符仔会暴动事件
  陈炯明于1918年9月间，奉孙中山先生命令率粤军入闽，号称“援闽粤军”，设总司令部于漳州原道衙。进驻漳州后，创设“田亩捐”（鸦片苗捐），强迫农民把良田改种鸦片烟苗，因此，引发一次符仔会暴动的事件。
  在华县汰内有一个符仔会会首蔡振声（自称“蔡仙”），自称法术高明，所画的符纸挂在身上，刀、枪、子弹不入。在华安一带吸收会徒百余人。蔡振声知道漳属农民对陈炯明苛捐杂税不满，遂发动当地的农民参加符仔会起来造反。
  1919年夏（农历五月），蔡振声以“驱逐陈炯明回粤”为口号，集会徒百余人，从汰内出发，转入漳州郊区南坑、岳后州，经官园、浦头至溪头乡。蔡振声长发披肩，身穿八卦衣，一手执“宝剑”，一手戟指先行，率领会徒由东门入城，经东铺头、十字街、道口直趋旧道衙司令部。沿途伐鼓鸣金，扬旗念咒，拈香跳神，会徒手执竹剑木刀，身挂纸符，香火袋，蜂拥向前。起初军警认为是迎神赛会，并不注意。直到会首率众迫近司令部，高喊“打倒陈炯明”、“陈炯明滚回广东去”的口号时，士兵才知道是符仔会作乱，急架起机关枪防守，并开枪射击，一时枪声交杂，会徒有的中弹倒下，有的转身逃窜，结果符咒敌不过枪弹，当场死亡二十多人。蔡振声率领余众自原路逃走。半途被追赶的军警包抄擒捕，押回司令部审问。据说押蔡振声到法场枪决时，军警恐怕他施妖法逃脱，就用电灯线捆绑，还用乌狗血、白鸡血滴其头上来压邪术。
  事件发生过后，军警沿街挨户搜捕符仔会余孽，凡是家中有贴符纸者，都被叫去查问。当时，我家里有一口外祖父（清末曾任“把总”）生前遗留下来的腰刀，因为耽心发生事端，家里人急忙将腰刀丢入古井，陈炯明部队离漳后，从古井中将那口刀捞起来，已经生锈变成了废铁。
  漳州匪首吴赐之死
  吴赐是漳州著名的土匪，自1924年间张毅统治漳州时，即纠集匪徒进行抢劫绑架，勒派“乌单”，骚扰地方。1932年初，吴赐匪部被张贞收编为四十九师独立营，吴赐任营长，调往闽西参与围剿“苏区”。在龙岩小池岭被中国工农红军击溃后，吴即潜居厦门鼓浪屿，勾结日本特务，多方进行活动，阴谋叛国投敌。1934年初，十九路军发动的“闽变”失败后，吴赐又乘机潜回漳州招兵买马，盘踞于龙溪、南靖、长泰等县交界间的天宝大山一带，继续抢劫财物，残害人民。
  国民党东路总司令蒋鼎文驻漳后，派部队围剿吴匪，因为难予剿清，乃采用招抚办法，实行政治解决，由驻闽的别动总队联络参谋林志党（过去与吴赐有历史关系）出面，劝吴赐弃邪归正，旋得吴同意接受收编，双方提出具体条件，吴部番号为“福建省保安处独立营”，营长一职由别动队派员充任，吴赐本人安排在东路军总司令部任上校参议，吴带其家眷赁居于雨伞街（今台湾路）四合巷内。此时吴赐已改名天爵，将其住所号“天爵楼”。吴赐一面与司令部处长、科长频频应酬；一面结识一些文人，在其家中以“诗钟”作乐，吴备办酒菜、茶点，鸦片烟招待，一时大有车马盈门之概。1935年初，国民党军第八十师陈琪部调驻漳州，陈兼漳州城防司令，派管奋庸（广东大埔人，曾任过漳码公安局局长）任城防侦缉处主任。当时漳州四乡仍有散匪出来抢劫财物，匪徒大多数是吴赐旧部下，管奋庸为了要立功取宠，则向陈琪献策：若要剿匪工作得到顺利进行，必须先诛吴赐。经陈琪同意后，又征得蒋鼎文的允许（当时吴赐是司令部上校参议），同时，蒋下手令叫给管奋庸从速执行任务。管奋庸原系阴险毒辣、鬼计多端的小官僚，他获悉吴赐的旧部属郑元龙、吴进来过去曾因争权夺利发生矛盾而至分化，即诱骗利用郑、吴为行刺吴赐的杀手。
  吴赐自从任上校参议以后，觉得只挂个官职而没有实力兵权，常自长吁短叹，很少外出，聘请杨遂庵到其家中教书，并奕棋消闲。
  1935年5月间，管奋庸觉得吴赐深居不出，难予刺杀，乃前往陆安东路（今新华东路）笃诚赐记参行后面的杨逢年（原系四十九师旅长）寓所，诡称要为消弭吴赐与詹方珍（安溪著名土匪）争夺包揽田亩捐（即鸦片捐）的矛盾，请杨以电话邀约吴赐前来商谈。事前管已经密派原吴赐的亲信郑元龙、吴进来等十多人，埋伏于吴赐前来杨寓必经的圆圈和陆安东路首段一带。当吴赐如约乘坐人力车前来，途径圆圈时，因发现郑元龙等徘徊于路旁，知有意外，急催车夫快跑，在车上拔枪防备，但预伏行刺之徒，恐怕失去机会，即飞步上前拉住人力车，其中一徒从吴赐背后射击一枪，未中要害。这时车已停下，吴即跳下车来，意欲逃入林成记商店右邻的小米店中，但因身已中弹，力不能支，遂扑倒于门槛上，郑元龙追上前，连说：“未死！未死！”随即亲自补三、四枪，其余先后拥至，亦集中射击，吴赐立刻毙命。
  吴赐在距杨逢年寓所数十步外被人枪杀，顷刻间消息传到杨寓，当时管奋庸还在杨寓抽烟喝茶，杨逢年知道此事系管所为，责怪不该如此辣手。管出示随身所带的蒋鼎文饬其格杀吴赐的手令，杨只得默默无言。
  吴赐被杀后，漳州群众无不称快。
  围剿匪首黄国太
  黄国太是龙溪、海澄的出名匪首，占据乌石埔东埭内（今双第华侨农场）为匪巢，经常流窜于漳、码、厦一带进行掳掠抢劫、杀人越货等活动。人民受害不浅，痛恨无比。1939年6月间，龙溪县社训总队部教官林春风，奉上级命令带领龙溪县常备队、自卫团兵以及便衣队，前往东埭内围剿土匪黄国太。某日凌晨，常备队、自卫队、便衣队相继在古县第二区署集中，吃完了点心后，整队出发，便衣队在前面引路，接着常备队、自卫队。林春风随带着二、三名卫兵，手执一把机关枪（据说是向警备司令部借用），大摇大摆走路，威风十足。当队伍登上一座大山岭时，突然对面山头响起枪声，林春风马上高喊：“我们队伍被土匪发觉了，快追！”众士兵握紧武器冲下岭去。
  乌石埔东埭内是个盆形地带，四面大山环绕，山高岭峻，莫怪黄国太选择此处做为匪巢。
  剿匪队伍一进到东埭社内，土匪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村民也大多数四处藏匿，村里只留下十多个老弱病残的妇女和七、八个儿童。她们都闭门躲在屋子里，不敢露出声音，因为历来国民党军队剿匪，都殃及百姓，致使他们成为“惊弓之鸟”。林春风看到这个情景，就叫随行的少年抗敌剧社人员（陈郑煊、林婉玲）串门说：“剿匪军队不伤害老百姓，请别害怕。”经过向群众宣传后，村民陆续开门出来，有的向宣传人员申诉被土匪迫害的苦情。
  大约有半个小时，三、四十个衣服褴缕、面带菜色的村民，相继回到村里，其中有一个曾任过保长的老头子，发动村民烧开水、准备柴草、菜蔬以及粮食，并设法安置住宿的地方。当时林春风命令各队付出粮食钱。
  东埭内是个穷乡僻壤，住户零落分散，人口不上一百，十屋九空，全村多是土墙茅草屋顶的平屋，只有一座以石块、砖瓦建筑的楼房，楼外四周围墙挖着枪眼，据说这是黄国太的匪窝。林春风和少年剧社人员以及便衣队就暂时住在这里，常备队与自卫队则分住于祠堂、破庙和民房。
  林春风命令便衣队把那个旧保长带到他面前，查问匪首黄国太的去向。起始那个旧保长吞吞吐吐推说不知道，把他捆缚吊打后，他才说出黄国太经常出没的地方。林春风怒声责问：“真可恶！你本来是当过保长，为什么替土匪掩护，知情不报，该当何罪？”老保长流着眼泪说：“长官！请你别生气，我老实说，你们军队来东埭内剿土匪，期间不上十天就要离开了，假使我透露黄国太的行址，一旦黄国太带匪徒转回东埭内，那时候必定跟我算帐，我老命难保，请长官怜悯我的苦情！”林春风听得不耐烦，叫他别多说，快滚蛋。是晚，林春风召集常备队长、民兵队长、便衣队长在楼上大厅开会，讨论搜捕黄国太的计划。次日，天色刚蒙蒙亮，林春风亲自率领队伍出发，分头搜捕土匪，便衣队押着老保长引路。
  大约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林春风带领队伍转回东埭内村里，便衣队手上提着七、八个满脸沾血的人头，狰狞可怕，但匪首黄国太却逃脱了。
  围剿土匪过后的第二天，林春风命令便衣队先把土匪的首级带回县政府报功。
  过了四五天，林春风也带领围剿队伍离开了东埭内。据闻，东埭内那个老保长，后来果然被黄国太惨无人道毒打、活埋。
  巧计灭匪
  漳州地区在民国时期，土匪如麻，国民党军队虽迭经进剿，但是匪徒聚散无常，流窜不定，终未得手，不得不改剿为抚，收编土匪，美其名曰“以匪治匪”。土匪收编后更加横逆，藉军队为招牌鱼肉乡里，人民重受其害。
  土匪吴赐受编后，被城防侦缉处主任管备庸施计枪杀，其旧爪牙洪豪杰、张雨亭仍在龙溪县南乡、东乡一带进行抢劫绑票。管备庸与国民党军第八十师师长陈琪密谋，托王渭西（曾任过龙溪县县立甲农校长，常为土匪吴赐作参谋）出面，劝导洪豪杰、张雨亭弃邪归正。洪、张同意接受收编，并提出保证生命安全的条件。谈判后，侦缉处主任发下通知，要洪、张在某月某日上午8点正，准时带队到达中山公园司令台前广场接受点名，并说要按人数发给符号和薪饷。洪豪杰、张雨亭不知是计，整队直往指定的地点—公园内广场，集合等待点编。当开始进行点名时，埋伏在公园四周的八十师重机关枪连，突然开枪向匪徒扫射，洪豪杰当场被击毙，众匪徒或中弹或四散逃窜，有的土匪欲越墙逃生，均被埋伏在墙外的八十师大刀队兵斫杀，逃脱者几稀。张雨亭虽然带伤冲出公园铁门，但仍被侦缉队活捉，当晚枪决于北门外。
  屠杀收编土匪之时，我在北桥旧朋友李赞木家中闲谈，两人听见不远处有哒哒哒的机关枪声，起初以为是发生兵变，急把大门关闭。不上20分钟，听见门外有人说受编的土匪被军队格杀在中山公园。李赞木打开门，邀我一同前往公园看个情景。到了现场，举目一看，公园里遍地陈尸，墙下有不少土匪被大刀砍断头颅、砍断手臂或足腿，墙壁上溅满了血迹。次日，漳州《复兴日报》以大号字刊登军队施计灭匪的新闻报导，轰动全市。
  漳州的陈姚胡联宗自治会
  漳州在“五四”运动以后，凡是大姓宗族，一般都有成立姓氏自治会的团体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陈姚胡联宗自治会”。会址设在东门州主庙内，发起人是当地姓陈的士绅，选举陈智君（陈亮，曾任汀漳道道尹）任会长，陈辛盘（石轩，曾任“五校”校长）任副会长。委员有：陈鉴修（曾任《商报》编辑）、陈家瑞（文人）、陈湘龄（曾任《商音日报》编辑）、陈垂我（天一垂记参行东家）等。另聘请两位陈姓为专职人员，负责处理会中日常事务。经费自筹，向龙溪县党部申请立案。
  为什么姚、胡二姓也加入陈姓的自治会？根据颖川陈氏族谱记载：姚胡二姓本来和陈姓同宗。考百家姓之谱，同姓不同宗者有所见；而同宗不同姓者，亦有所见。漳州地区历来姓陈者遍布，曾有人用“陈姓十八社”来形容众多。如在东门外的埔尾社（原名“孚美”，今属龙文区步文镇）和圆山麓“田中央”社的村民，几乎清一色都是姓陈的。
  当时“陈姚胡联宗自治会”的组织，多少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如：宗族中有人发生事故纠纷，自治会就出面进行调解，公道合理地判断是非，大错误者，罚款作为社里办公益事业的经费；小错误者，罚在祠堂放几串鞭炮作赔礼。如果较严重的无理殴伤了人（人命案例外），除了向对方负责医药费外，仍是要罚款和放鞭炮，表示承认错误。采用这种“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的方法主要避免双方打官司。在旧社会，百姓诉讼，正是官府生财之道。俗语说：“衙门八字开，无钱莫进来。”
  抗日战争期间，“陈姚胡联宗自治会”的主要领导人，死亡的死亡；分散分散，会中事务无人负责，只挂个木牌而已。到了抗战胜利后“陈姚胡联宗自治会”的木牌不翼而飞了。
  吸鸦片之害
  鸦片是以罂栗果汁乾燥后加工熬制而成的。闽南地区也有人称之为“乌熏”，抽鸦片必备的烟具，有烟枪、风灯、钎子、灰罐等，把这些烟具排列在特制的烟盘上。烟枪长约尺许，状似旱烟管，但较粗大，头部扁圆形，有凹孔可通烟嘴。官绅富商的吸烟者，常在烟嘴镶上碧玉或象牙，以矜豪富身价。烟灯是半圆形玻璃罩的油灯。钎子多用铜质或银质，似现今的牙签而倍大，用来抹取烟膏烧成烟泡，装在烟枪头部微凹处。吸时，曲腿侧卧床上，手握烟枪，用头部圆孔对准烟灯，慢慢燃烧烟泡，口含烟嘴而吸其气，则所谓“吞云吐雾”。常有两人相向侧卧，一个闭目凝神狠吸；一个装捻烟泡。豪富之家，大多数有婢仆随侍在床边，为主人装烟端茶。凡染上烟瘾者，都有嗜饮浓茶的习惯，吸烟数口，即呷香茗一杯，使喉间爽滑无干燥之感，又能把鸦片气味吞进肺腑，不伴浓茶就不过瘾。一粒小小烟泡，价值一斤白米左右，吸了数口便化为烟巴（俗称“烟屎”），耗资之巨，令人生叹！
  初吸鸦片的人，感到头晕恶心，若再多吸几次，便觉得精神兴奋，全身舒畅，其气味也有特殊吸引力，使人欲罢不能。一旦成瘾之后，就引起慢性中毒，食欲衰退，精神萎靡，面黄肌瘦，意志消沉，渐成“行尸走肉”。如果一天不吸，就会打哈欠，流鼻涕，浑身难受，甚至拉稀、倒地翻滚。因此，吸者不惜倾其所有，一吸方休。关于鸦片的毒害，我忆起一件旧事：
  1920年间，我在漳州龙溪县立第三小学读书时，校中有一位教师陈承礼，他是南门大路头富家陈雪轩的长子，毕业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娶文川里著名中医杨某之女为妻。陈承礼人材长得不错，唇红齿白，眉清眼秀，被同窗称为美男子。后来染上了鸦片烟瘾，把妻子的嫁妆也偷去典当买鸦片抽，其父屡次痛责不改，只好将其子陈承礼赶出家门，登报声明断绝父子关系，妻子离婚，回到娘家居住。学校也不聘用这个“鸦片鬼”当教员。
  我在省立第二师范毕业后，在文衡小学任教员，陈承礼经常到我家里借小说、杂志以及旧报纸，取去便没有归还。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堕落情况，不介其意，经过一了解，才知道他把所借的书籍报刊，都卖给旧货摊做为吸鸦片的烟钱。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陈承礼，他伸手便向我要钱，我看他衣裳褴褛，鞋子破烂，头发散乱，好似一个叫花子，心中有点难过，带念以往师生关系，从袋子里掏出一、二块钱给他吃点心充饥，岂料他把这几块钱又拿到烟馆吸鸦片。据说陈承礼最后因为中鸦片烟毒，死于南门草仔寮尾的破庙里，尸首由地保向附近几个商家捐钱，买薄板棺材草草收埋，下场可悲！
  旧社会的漳州妓女馆
  旧社会，漳州的妓女馆有两种：一种名叫“堂子班”，一种名叫“土婊馆”。
  “堂子班”开设在东门圆圈边的“康乐道”（今自由路）。起初有二十多间，到了1923年北洋军阀张毅统治漳州后，大办“花捐”，使其增加三十多间。妓女多数来自上海、江西等处，她们表面上是卖唱不卖身，实际是是过着卖淫的生活。嫖客多半是富贾官僚。卖唱的方式有三种：
  一、“开小牌”。妓女首先招待嫖客抽香烟、饮茶、磕瓜子，然后开始唱京剧中的片段牌曲，乐师只用京胡管弦伴奏，并不敲锣打鼓。据说“开小牌”的收费要三、四元银币。
  二、“开天官”。场面比较铺张，案上点一对红大烛，又燃烧芬芳的香柴。妓女陪伴嫖客围圈而坐。开场时在门外鸣放鞭炮，六、七个乐师坐在堂上两旁，以锣鼓、唢呐、弦乐演奏京剧牌曲《天官赐福》，接着，各妓女轮唱几段戏曲。“开天官”的收费，据说嫖客要花二、三十元银币。
  三、“叫条”。举办宴会要叫“堂子班”妓女出去陪客饮酒作乐，名谓“叫条”。“叫条”的收费没有规定，多少由办宴会的主人赏给，据说最少也要二、三十元银币。
  “土婊馆”起初开设在下营、少司徒一带（今北京路），后来改设在霞熏里，约有十几间。妓女多半是生活所迫，走投无路的良家妇女，被“乌龟头”（土婊馆的老板）乘机把她们当商品买来或包来，也有用威胁利诱手段，勾引她们出来当娼妓。“土婊馆”的营业方式有两种：
  一、“开茶盘”。“鸨头”泡一壶茶和一小碟瓜子置于盘上，端出来招待嫖客。妓女坐在嫖客身旁调笑抽香烟，或是唱几首淫荡的小调，如：“十八摸”、“打牙牌”、“采花歌”等。“开茶盘”的惯例，嫖客要离开时，才取出若干钱银或钞票压在茶盘下面（据说一般是一元至二元）。
  二、“开消”。所谓“开消”，是妓女陪伴嫖客睡觉，任凭嫖客玩弄行淫，经常通宵达旦，据说夜度资要三、四元。妓女出卖肉体，受人糟蹋换来的代价却被“乌龟头”所夺。她们断送青春和幸福，失去人身自由，有时在一天里头被按迫接待十多个嫖客，毫无权利拒绝，这是何等残酷！因此引起了性病（即花柳病），疾病无情地残害她们的健康，以致多数失去了生育能力，甚至因为梅毒爆发而死亡，嫖客也有许多染到梅毒（如下疳、淋病等），失去了劳动能力，甚至把病毒传染给妻子，遗传到下一代。当沉溺在花街柳巷的时候，为了讨好对方满足色欲而服春药，影响到本身的健康。还有不少人迷于妓女，难免一掷千金，挥霍无度，往往不择手段，攫取钱财，干出伤天害理、败坏道德的勾当，或是贪污盗窃，违法犯罪等，给社会家庭带来严重危害。
  民国时期的漳州茶楼
  以前漳州的茶楼，集中开设在市仔头和少司徒（今北京路）。招牌挂茶楼，实际上是妓女卖唱的场所。
  入夜时，这条街上就有“鸨头”带着卖唱的妓女（一般叫“走唱”），纷纷步入茶楼等待来客。妓女多数来自江西，年龄在14岁至20岁之间。上茶楼中的纨绔子弟，寻花问柳之流，他们并不是要品茗消闲，而是追声逐色，可以说“茶客之意不在茶”。
  卖唱的形式：先由妓女取出一把写有京戏片段的曲牌名，让茶客点选后，妓女就拿起二胡弦自拉自唱，就是唱腔走调或是曲词有错，茶客全无所谓，边喝茶、磕瓜子、抽香烟；边听唱曲，甚至动手动脚，调笑玩弄，秽丑之状，难以入目。妓女卖唱的收费，以唱若干曲段来计算，常例每段曲2银豪，但“走唱”往往另外要讨赏小彩。
  这种有名无实的茶楼，到了抗战期间，才被当时政府禁止。
  酒楼的女招待
  漳州在抗战期间，酒楼盛行增设女招待，这些女招待都是变相的卖唱妓女，她们并不是由酒楼招聘的，而是自己走上酒楼做临时服务员。地点没有固定，今晚这家酒楼，明晚在那家酒楼，轮流走动。酒楼不发给工资，收入全靠酒客的“小彩”。钱额不一定，少者一、二元；多者五至十元。
  女招待的工作是捧酒菜、代客倒酒、陪客猜拳。惯例不动筷子吃席上的菜肴，如果酒客要女招待陪饮，她不敢多饮，最多一杯至二杯，尽量避免灌醉。一散席，女招待嬉皮笑脸送客出门。
  女招待回到家里时，要把所收的“小彩”尽交鸨母，若是钱数不多，那就被鸨母责备，甚至挨打，生活遭遇惨痛！
  在抗战期间，女招待也曾做了两件有益之事：
  一、参加龙溪县社训队妇女军训活动。由社训总队部妇女队长戴金花另组织一分队，人数约三十余人，各穿蓝色“土丹林”布的短外衣，黑色粗布的跑裤（运动裤），脚穿白袜和平底黑色的橡胶鞋，服装齐整（均是自备）。按规定的时间集合在公园司令台前广场操练。
  二、龙溪县抗敌后援会举行义卖捐献，作为前方战士的慰问金。当时女招待也自动带着鲜花或纸花，到酒楼上向饮酒之客义卖，将收入的全部银元缴交抗敌会宣工团。这种具有爱国热情表现，是值得一提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漳州的酒楼女招待，一部分从良嫁夫；一部分回归原籍故乡，只有少数人停留在漳州另找职业或是做暗娼。
  旧社会漳州盛行养婢女
  漳州在旧社会时，养婢女的恶俗盛行，官僚豪绅、富商巨贾竞相蓄婢女，多者七、八个，少者二、三个。富家嫁女儿，还要买一、二个年轻的婢女做为嫁妆，俗称“随嫁〓”。
  养婢女是奴隶制度社会的残余。由于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生活贫困，迫使他们不得不忍心把亲生骨肉出卖给富家当婢女。穷人的女儿沦为婢女，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她们日夜操劳，吃主人的残羹冷饭，晚上铺破席睡在墙角或灶下，夏天没有挂蚊帐，整夜任凭蚊子叮，冬天盖破旧棉被，不能御寒，苦不堪言。做工稍不小心，或者不能迎合主人、主妇、少爷、小姐的意思，轻责被辱骂，重责大受鞭笞。许多婢女还遭受主人的人身侮辱和肉体摧残。
  1934年间，南门竹巷下有一个婢女被富商奸污，主妇发觉后，竟活活将她虐待至死。当时《商音日报》记者张野冰（龙岩人）到这个富家采访时，富商曾向他行贿一百元银币，请他勿发表舆论（当时我也在《商音日报》任外勤记者，故知此内幕）。又有北门镇台街一个旧官僚，把婢女奸污后，恐怕被外人知道，强迫这个婢女用电线在厕所自缢。还有其他许多惨无人道折磨婢女的事例，举不胜举。
  抗日战争胜利后，漳州的养婢女恶俗虽然逐渐减少，但是还是有人以养女的名变相养婢女。一直到了漳州解放，妇女翻身，婢女也得到了解放，养婢女的恶俗才彻底被消灭。
  妇女改良所
  民国二十年（1931年）间，国民党军四十九师张贞统治漳州时，曾在公府街（今南昌路）公安局对面创设“妇女改良所”，主管者公安局局长张式玉（云霄人）。
  “妇女改良所”，是收容不愿为娼的妇女和不堪主人虐待而逃出来的婢女。所内有设糊纸盒、纳鞋底、织毛线衣等工坊，让收容来的妇女学习操作，以供膳食费用。公安局指派人员管教监督，违反规则者则禁闭反省。另外，每星期有二小时学习书写、珠算。当时我在公府街陈林荣公馆任家庭教师，曾一度被改良所聘请担任书写课教员（义务）。
  改良所的性质，类似近代婚姻介绍所。凡是较穷的人要娶妻，可以向公安局申请在“妇女改良所”找对象。如果双方同意，则办理登记手续并缴纳赎身费。当时，“妇女改良所”的组织，对保障妇女的人身自由具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1932年初，四十九师失败撤离漳州，“妇女改良所”也随之解散。
  漳州的茶摊
  在民国时期，漳州的茶摊林立，尤以澄观道一带为多，俗称“茶桌仔”。劳动人民常在工余时间，相约到茶摊品茶、谈天说地。夏天傍晚，澄观道所有的茶摊坐满茶客，他们一边乘凉欣赏江上的风景；一边品茗抽香烟，别有一番乐趣。茶摊为了招揽顾客，有的特请盲艺人在摊边唱锦歌给茶客助兴；有的另摆一张小茶几，放着象棋盘、棋子，供茶客弈棋消遣。
  茶摊所泡的茶叶，有武夷茶“乌龙”、“茗种”、“水仙”，安溪茶“铁观音”、“奇种”等。所用的茶具，都是朱砂陶器的小型茶壶（俗称“小种仔罐”），白瓷浅底的小茶杯。收费没有固定，按茶叶的等级来区分，一小包普通茶叶合开水费，大约收二角银毫。同时另外代售糕点，由茶客随意选购。摊主招待茶客十分周到，一看见茶壶中的茶水饮尽，立刻加水。任茶客坐了一、二小时，也不会计较，服务态度比茶楼好得多。因此，受到饮茶者的欢迎。
  漳州的斗鸡场
  漳州斗鸡之风，始于何时，无从查考，只知在抗日战争以前，东门城守营附近的广场（今巷口中心小学后面），设有一所斗鸡场，斗鸡的大多数是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他们还借斗鸡之名来赌博。记得我在师范念书时，曾为了好奇而走去观看，情景颇感残酷：
  场中两只雄鸡引颈抖翅，耀武扬威互相格斗，一来一往，互不退让，时间达一个钟头以上。有的斗鸡任凭胜者随意啄其鸡冠，血流如注，走开几步还转身拼搏，直至痛不可忍叫出声来才算斗败。在相斗期间，即使有的鸡被啄瞎了眼睛，弯腰观鸡斗的裁判员，也不会立刻发号令停斗。有时候也会让斗鸡停歇几分钟，让鸡主人用凉水为其鸡冲冠，以使斗鸡神志清醒，再次投入拼杀。
  据说格斗的雄鸡要选择优良品种，大多数是从暹罗（泰国）、安南（越南）、巨港（印尼商埠）、仰光（缅甸）、实叻（新加坡）等地引进来的鸡种繁殖。
  优良的斗鸡每只价值百元白银以上；日常还要让它吃有营养的饲料，如将糯米或麦粒放在酒中浸透晒干后，才取出喂食。自此，斗鸡娱乐之风在漳州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