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六九”特大水灾四十五年回顾
  杨金云
  “六九”特大洪水灾害已过去四十五年。亲历过这次抗洪救灾斗争的漳州人民不会忘记当年洪水肆虐的灾情和抗洪惊险搏斗的场面。闽南各地称它为“六九”灾害。
  洪水肆虐 城乡受灾
  一九六0年六月九日，漳州地区发生特大洪水灾害。这是二十世纪中发生过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和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两次特大洪水后，再次发生的第三次特大洪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漳州发生最大、破坏性最强的特大水灾。
  这次的特大水灾是6001号强台风于六月九日三时登陆香港以后，旋即转向东北移动，狂风带来暴雨横扫漳州平原大地和本省大部地区。全省六十二个县市，遭受台风侵袭普降暴雨。大小河流都出现水患。尤以漳州一带为重灾区。流经漳州的九龙江西溪和北溪，因上游暴雨大量山洪倾泻而下。漳州河段水位以每小时10-20厘米的速度急剧抬升。六月十日晚九时三十分，洪峰水位超过市区中山桥水文站警戒线4.29米，为新中国以来漳州出现洪灾的最高水位。洪峰流量达6140立方米/秒，系33年一遇；北溪河道也洪流滚滚，水位快速上涨，洪峰水位超过浦南水文站警戒线4.23米，洪峰流量9400立方米/秒，即50年一遇。这是北溪自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发生大洪水（洪峰流量12900立方米/秒）以后，相隔118年重现的特大洪水灾害。六月十日漳州一带如汪洋大海，分不清哪里是汀观道或南山街，因为低水位的平房多数已没顶，危房旧屋成列倒塌或损裂。沿江村庄、民居多数被洪水围困。西溪、北溪浊浪奔腾，大量牲畜、木料、衣柜、桌椅等家具，浮漂江面，甚至有整座屋架随水漂流。此情此景触目惊心。
  “六九”灾害来势凶，且洪水持续时间长达七天，因而危害性相当严重。九龙江沿江的县市、集镇、村庄灾情损失更大，如上游平和各地普降暴雨，有13个公社（乡镇）降雨量超过200毫米，个别地区的雨量超500毫米，山洪暴发，溪河泛滥，花山溪水位超警戒线3.30米，有238个村庄、1万余户受灾，13万亩耕地被淹。大量水利工程，交通公路、桥梁、电力、通讯设施等多被毁损，房屋倒塌1000多间，死亡21人。南靖县也是重灾区，全县大面积的山区和乡镇，都出现狂风暴雨，降雨量超过300毫米。县境内的船场溪、龙山溪、永丰溪三大溪都山洪暴发，激流汹涌，泛滥成灾。51个村庄被淹，12万亩农田受灾，靖城防洪堤被洪水冲决700米，漳龙公路冲毁一大段，交通中断，电力、通讯线杆大量倒折损毁。全县房屋倒塌多达2500余间，死亡61人。西溪下游的龙海县灾情也相当严重，不但风雨交加，洪水泛滥，又遇天文大潮，损害更严重。《龙海县志》记述：“六月十一日大潮，石码潮水位高达8.73米，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
  《石码史事》载述：“6月9日，狂风暴雨成灾，九龙江水位涨至7.7米，石码被淹，打石街、九二0路水深及脐，街道均可行舟”。全县有535个村庄、2.3万人被洪水围困，40多万亩耕地受灾、江海堤坝缺口700多处，房屋倒塌1.7万多间，死亡98人，交通、通讯等设施被严重破坏，水果、水产养殖损失很多。
  在九龙江北溪，同样风狂雨骤，上下游大小江河，水位高涨，浊浪奔流。临江的县市、社队灾情都很严重。从龙岩、漳平一带都普降暴雨，山洪暴发，大量洪水奔泻而下。华安县在漳平之下，九龙江北溪贯穿全境，山区乡村遭风雨侵袭，因而山沟渠道也涨水成灾，全县25个村庄、7000户、3万多人口深受灾害，有6万多亩耕地被冲毁，房屋倒塌1万余间，死亡39人。在北溪下游的长泰县受灾也很严重。《长泰文史》记述：“狂风暴雨，境内各地降雨量都在200公厘以上。6月9日，龙津溪两岸防洪堤崩决88处，全县水库冲坏17座，毁坏水利设施139处。受灾达16950户，占总户数96.9％..房屋倒塌3887间，损毁船只27艘，死亡18人..受淹水田十多万亩..这次洪水之大，百年罕见，称为“六九，水灾”。
  漳州市（今芗城区）地处九龙江下游，西溪和北溪河流贯穿而过，是这次“六九”灾害的重灾区之一。从六月七日起，境内风力由6-7级，很快增强为8-9级，阵风10-11级。城乡普降暴雨，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由于上游各地狂风暴雨，山洪暴发，下游恰逢天文大潮，潮水与洪水相击，影响泄洪入海，引起市区南门溪壅水成灾。至六月十日晚，临江地带的大街小巷已一片茫茫如汪洋大海。市里西桥、新桥、东铺头、巷口4个街道公社（今办事处）、332个居民大队（今居委会）及所在地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等单位都被水淹。其中，有21条街道洪水淹上二楼，最深为顶田下路，水深4.75-5米，平房都没顶，大树也只见末梢。其次是修文西路西桥小学（孔庙）通向东桥亭，水深3.13米，街道成河、流水湍急。龙眼营、厦门路、下沙街，都水深近3米，淹及门牌号。东坂后、瑞京路水深齐胸。较高地带的中山公园、府埕，也水深没膝。市郊公社围绕市区的10个农业大队（今村委会）全部受灾，最严重是瑞京、前峰、下洲、诗浦、土白及南星等大队。
  洪水上涨快、水位高、来势猛，且滞留在警戒线上时间，持续7天，因而破坏性极强，灾难是很大的。市区的中山桥（旧桥）和东新桥（新桥），分别被洪水冲毁120米和28米，造成往广东和石码交通中断；又近郊的新堤、湖内两个自然村，村庄被洪水冲毁，成为一片废圩；新兴的草寮尾工业区，很多初具规模的厂社，多被洪水摧毁，损失十分严重。化工、化肥、皮革、纸板、陶器、麻棕、铸造、农械、造纸、壳灰、砖瓦、木箱12个较大厂社，全部倒塌，设备毁坏严重。在洪水冲进市区之际，急流所到之处，街巷房屋被大量摧毁，南山街、桥南、洋老洲、下沙街、霞浦街、苍园街及龙眼营等一带，成列房屋倒塌或大片房屋受损而成危房。还有马灶路、解放路、修竹街也被水围困、房屋大量倒塌。全市人民共同努力新建的南岸防洪堤全部被冲溃殆尽，石堤新奠基的地基也被冲毁多处。郊区耕地受淹、鱼塘漂失大量淡水鱼、农作物损失很严重。西郊的天宝公社的防洪堤被冲一大缺口，公路冲毁交通中断、沿江连片蕉园、粮田受淹，村庄被洪水围困、灾情损失严重。在北溪的浦南公社所在地的浦南街，街道被洪水淹深2-3米，居民避上附近高地，靠近江边的浦头和水流二个自然村，房屋多被冲跨成为废地。大量房屋、畜舍被冲塌，耕地受淹，水利、电力、通讯、交通等设施多被毁损，经济损失相当严重。
  全市“六九”灾害受灾的人数达10多万人，造成近5000户、2.5万人无家可归。倒塌房屋达2054座，死亡64人，重轻伤4000多人。给漳州市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工农业生成带来很大的损失。
  全党全民 抗洪救灾
  “六九”特大洪水是历史罕见的大洪灾。面对洪祸，漳州地区的人民在省、地、市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驻军部队的大力支援下，发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积极投入这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抗洪救灾的战斗，使数十万户灾民安全撤离危险地带，并得到妥善的安置，保证灾民有地方住、有饭吃、有衣穿、有伤病能及时医治。又使地处低水位的企事单位的物资，也能尽快地转移减少损失。
  漳州市（今芗城区）从6月8日就进入紧张有序的抗灾工作。市委书记康仲吉要求各部门从最坏处着想，迅速集中一切力量和抗灾需要的车、船及救生器械以备急需。并责成防洪指挥部、广播站及时通报台风消息及市委的抗灾措施，做到家喻户晓、临危不乱。紧接着，市委领导都深入第一线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与群众共同战斗在一起。首先由工交部长和财贸部长带领西桥、新桥两个公社和两个派出所，组织和督促沿江低水位及危房居民，尽快抢运物资和人员安全转移。在这紧要时候，驻军部队陆军高炮63师和陆军91师，也出动官兵300多人，军车162部支援漳州抗灾，并分别在龙溪专署交际处（漳州宾馆）和南山寺成立指挥部，由63师政委李钦夫和91师师长黄冠亭担任指挥，与地方党委统一指挥共同作战。
  6月9日，洪水涨势加快，中山桥水位超过警戒线以后，更以每小时10-20厘米迅速增高，灾情开始严重，各处不断告急。市委领导立即带领大批干部奔赴五个战区指挥抗灾。其中市委副书记田悦庄负责指挥洋老洲低水位居民转移和抢运龙文塔附近粮库的粮食；市委副书记张亚磊指挥市郊公社各村，特别是瑞京、下洲、诗浦、前锋等沿江村庄已被洪水围困的群众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市委副书记申文成和工交部长武起忠指挥南山街、桥南一带居民转移及木箱厂木材的抢运；副市长岳立朝指挥草寮尾工业区各厂社人员及物资转移，至下午7时前就把化工、纸板、皮革等厂人员撤到安全区，成品和主要原料也都转移；财贸部长周以振指挥财贸系统转移物资，做好生活供应工作；宣传部副部长周庆芝组织部队和各单位游泳好手，以汽车轮胎、门板、木筏作为救生工具，奔赴受淹地带救护灾民，体委游泳队和沿江青年也都参与救灾。经过三天三夜与洪水搏斗，前后组织3.6万人安全转移，使2.56万人安全脱险。
  洪水急涨时，中山巷和烧灰巷及住在桥面群众数百人被困在旧桥顶，情况相当危急，人民解放军5356部队李副政委和参谋长带领指战员驾着小汽船在滚滚洪浪中往返11趟，把灾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在抢救新堤街和新堤小村300多名灾民时，情况更为惊险，其时外围旧土堤已冲决，大量洪水涌进村里，全村房屋几乎没顶，树梢在水面浮动。这时，站在断堤上指挥抗灾的市委副书记田悦庄不顾个人安危，仍指挥抢险队伍迅速转移灾民并报告市委，有82人被困断堤上，急需派船抢救。正在医院治病的市委副书记赵义，带病离开医院，带领干警部队、体委游泳能手，在风浪中带上救生工具驾着小船，直奔新堤、洋老洲救人，有4次小舟差点被狂浪冲走，他们不顾危险迎着急流，避开旋涡，坚持战斗12小时，将被困在断堤上82个灾民和低水位群众200多人全部救出。紧接着，市郊公社诗浦村也向市委告急，该村旧沙堤被冲溃，有上千群众被困在楼房上，平屋多数没顶，房屋开始倒塌，人民的生命已受到威胁，市委领导接到告急，按照市委书记康仲吉的部署，迅速组织三路救援，每路由一位市委领导带队，分驾汽船木船，冲过洪浪、绕过急流，从沙堤决口顺流冲入村内各角落，分路抢救，使灾民全部安全脱险。
  在市区灾情也很严重，6月10日各条街道多被洪水淹没2-3米，汀观道、厦门路、马灶路、下沙街，条条河道洪浪奔流，低水区的房屋在洪水中摇晃，开始倾斜倒塌，灾情非常危急。市委和市人委100多名干部，以民兵组织形式，组成抗洪突击队，由营长石珊、教导员胡达威带领，快速奔赴前锋、解放街、下沙街等地，在洪水中抢救1300多名灾民。
  党中央和省委十分关心漳州地区受灾情形，迅速派出4架飞机，冲过雷雨云层，满载空投物资帮助灾民渡过难关。省委候补书记杨文蔚、副省长叶松，省委农工部长郭述荛等领导，亲临灾区指挥抗洪就救灾工作，地委领导都深入到抗灾抢险的第一线，指导救灾和慰问灾民，及时调拨发放救灾物资，保证灾民的正常生活。人民解放军驻漳部队、军分区、解放军九四医院等官兵、医务人员，都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救灾，做到那里最危险，那里就有党委和人民子弟兵。在洪水退落后，他们又帮助清除、搬运街道大量淤泥、垃圾等杂物和消毒防疫工作，还帮助维修被暴风雨刮倒的电力、通讯、广播线杆等。省内外兄弟地区对漳州受灾情况都给予密切关注和深切的同情，分别发来电信慰问达2万多封，还赠大米、熟食品、衣服、蔬菜、水果生活用品以及资金，甚至有鸭苗、鱼苗等等物资，支援漳州灾区。其中，同样遭受“六九”灾害的泉州市，还派来技术人员和建筑工人，支援漳州城乡修复供电、通讯、广播线杆和道路等水利设施。这次“六九”洪水，在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干部和解放军，不顾个人危险，在洪水中抢救灾民，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大兴水利工程 抗御洪涝灾害
  “六九”洪水以后，面对多处被破坏的水利工程和倒塌的房屋、冲毁的桥梁、公路等设施，市委领导下定决心，动员全市人民，克服困难，把被洪水破坏的防洪堤和其他水毁工程重新修建起来，而且要求扩大工程规模，提高抗灾能力。为防范洪水再次袭击，各单位响应党委号召，集中力量，掀起兴修防洪工程的热潮。当时日夜轮流突击，把被冲溃的南岸土堤，改移到南山寺后面至下庄的路口。市区石堤也争分夺秒抢修毁损的堤基，并加速水陆兼程载运石料，保证建堤砌石的需要。一场奋战南北岸防洪工程的建设高潮，在灾后又火热地开展起来。
  由于南北两岸土石堤相继动工，战线较长，工程量又很大，根据当时的气象情况及工程设计任务，施工只能紧，不能延误，工作是很艰巨的。各单位干部群众在市委带领下，克服盛夏高温和雨季施工的难度，迎难而上，全市投入劳动的人数达到总劳力的90％以上。其中，工交系统和财贸系统及市郊公社还先后派2000多名年青力壮的劳力，以民兵组织的形式，背起行装，驻到远离市区约20公里的万松关和江东粪箕湖两个石料场，配合惠安来的打石工，开辟石料和搬石装车运往漳州工地。在突击期间，驻军部队也派出大批军车支援抢运石料和建材物资，加快工程进度。在石堤建设期间，沿江群众都给予大力的支持，出现许多感人的佳话。洋老洲、汀观道、竹巷下、草寮尾一带的居民，为保证石堤建设用地的需要，都积极主动地搬迁房屋让地建堤。有很多居民将家中的石板、石块等石料捐献出来建堤，共有600多立方米。不少老人带着儿童经常到工地帮忙敲碎石子。医院也组织医护人员日夜巡诊在各个工地为民工敷伤治病。为加快建堤进度，各施工单位还开展比、学、赶、帮的劳动竞赛，全线处处呈现争挑重担和加速车辆快装快卸的热烈劳动气氛。
  1961年漳州扩大郊区，西溪防洪堤上扩大至天宝公社的墨溪村，与靖城防洪堤交界的文昌塔；下延长至市郊公社下洲的桂林村，与龙海县步文防洪堤接壤，增加18公里。这样，工程量更大，需投放劳力也更多。各堤段在市委统一领导下，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采取专业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形式，发动非受益队出动劳力支援受益队，突击防洪工程建设，从而保证按期完成工程任务，达到设计技术质量要求。
  经过一年多紧张的施工，战胜了无数的困难，终于在1961年8月完成西溪的漳州河段6条防洪堤，总长21.262公里（其中石堤2.17公里）的任务，上接南靖、下连龙海，成为一条雄伟壮观屹立江边的一一九龙江西溪防洪大堤。同时，在北溪还建成一条保护漳州空军机场等军事设施和北大门的吴浦防洪堤（长0.22公里）。至此，西溪南北岸防洪堤全线连为一体，保护着沿江城镇、村庄和数万亩的耕地安全。
  在防洪堤建成后仅一个多月，即1961年9月13日又发生了大洪水，西溪河道水位高涨，洪峰水位超过中山桥水文站警戒线4.06米，仅低于“六九”特大洪水0.23米，洪峰流量4160立方米/秒。洪水波浪涌及洪堤顶，木船浮靠堤旁，搁块木板就可以走上堤面。这样大的洪水，且水势汹急，新建成的防洪堤，首次经受严峻的考验。在这紧要关头，干部群众纷纷携带工具奔赴各条堤段，抗洪护堤。当看到防洪堤挡住高涨的洪水，惊涛骇浪漫过中山桥、东新桥，顺江奔流而过，辛勤劳动建成的防洪堤发挥效益，大家心情都很激动，在堤岸上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以庆祝首次抗洪的胜利。
  “六九”洪灾的第二年，经过“九一三”大洪水的考验，防洪堤发挥了抗洪的作用，取得很好的效益。但是，从抗洪情况看，新建的防洪堤还是存在不少的隐患问题，如堤身的高度、厚度还不够，抗洪能力仍较低；堤基多处有渗水漏水和堤段滑坡等严重问题；堤防配套设施跟不上等。再是河障多，河道行洪区范围内，有大量房屋、围墙等建筑物和堆积物；江心洲和滩地种植大量的高杆作物；中山桥和东新桥两条古桥的桥址，河道狭窄，桥面都偏底低，桥墩粗又密等，都严重地阻碍行洪的流速，造成洪水难泄，涨水快、退水慢。受灾时间长，将影响防洪堤的安全，而且也带来防洪堤内的内涝问题。因防洪堤建成后，把外江水与内江水分隔开，暴雨时，外江水位提高，内江涝水就难排出，造成内涝灾害。这次“九一三”大洪水，外江水位停留在警戒线上达10天之久，内江水被堵难排，也受淹10天，农作物和鱼塘都损失很严重。
  为提高防洪工程的抗洪能力，解决低洼地带的内涝灾害。在上级党委和政府关心下拨出大量资金、物资及技术力量的支持下，市委坚持不懈地把治水工程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发动多方力量，长期地开展下去。
  一、加固、扩建西溪防洪工程，提高抗洪能力。
  （一）重点加固保护漳州市区的重要堤段，及分期分批扩建天宝防洪堤。对漳州重要堤段全线进行加高培厚和常年性的压灌红土泥浆，以保堤身的坚实性；以科技措施做好堤基截水防渗和抛石护坡及扩大内外平台等加固工程；防洪堤全线安装照明及通讯线路等设施，以利抗洪护堤和及时传递汛情讯息；拓通防洪堤全线的抗洪抢险道路，保证汛期车辆通行及应急需要；石堤各闸门由人工操作全部改为电动启闭，以加快操作及安全管理等。
  （二）加强河道堤防管理 治理堤障河障
  建堤后，市政府先后颁发河道堤防管理的有关法规及设立防洪堤管理处专职机构，负责各堤段的维修养护和管理工作。同时成立受益区的社队、单位代表会，共同制定维护防洪堤安全的乡规民约及承担的义务等。并成立“防洪堤修建指挥部”、“防洪堤清障指挥部”，整治影响防洪堤安全的建筑物、堆放物和种植农作物等堤障；大面积地清除河道里沙洲、滩地种植的毛竹、果树、甘蔗等高杆作物，又拆迁行洪区的房屋、围墙等建筑物和基建材料堆放等的河障，其中也包括1985年拆迁具有千年历史水乡的中山巷（俗称待御巷）及附在桥上的房屋110户500多人口，同时清挖宅基洲土5万多立方米；又拓宽改建中山桥三个桥孔，长57米；清浚牛圩旧巷道等。增加过水断面360平方米，有利行洪流速加快，和降低壅水，实测可以减少壅水0.12米-0.16米。
  （三）建设“南一”水库，减少西溪洪灾。
  南一水库，建于西溪支流船场溪上游奎洋乡的下埔村附近。控制流域面积522平方公里。设计库容1.58亿立方米，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同时具有发电、灌溉和供水等功能的大型水库。它是治理九龙江的骨干工程，对减轻西溪洪水灾害起了关键作用。省、专（地、市）历任领导都十分重视南一水库的建设，数次带领有关部门的领导，深入实地考察论证，并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汇报，积极争取列入基本建设计划，并得到国家计委和水电部等领导的支持，使历经30年反复论证的南一水库，终于在1988年2月10日破土动工，顺利地完成建设项目，于1994年由工程指挥部移交南一水库管理局。
  南一水库建成后，明显地发挥防洪作用，它可削减洪峰680940立方米/秒。使市区防洪堤达到5100立方米/秒标准的基础上，能够抗御“六九”这样的特大洪水。通过南一水库的削峰，可以降低沿江洪水位，有利于排涝。1995年，遇到4号台风，西溪上游普降暴雨200-300毫米，南一水库
  拦蓄4154万立方米。入库的1280立方米/秒的洪蜂流量，全部滞留库内，错开花山溪（平和）洪峰，使漳州中山桥站洪峰的水位降低1.40米，南靖城关没有受淹，大量减轻南靖和西溪下游的洪灾损失。
  （四）兴修加固北溪社队防洪堤
  北溪水系的地理结构略异于西溪，发生大洪水的次数相对比较少，灾情比较轻。所以，建国以前，沿江几乎没有防洪堤。建国以后，农村通过土地改革和进入合作化，壮大了集体力量，开展了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生产活动。从浦林至浦南各村，开始建设防洪堤，至1960年共建成9条堤段，总长4公里多，但防洪能力标准低，多数被“六九”特大洪水冲跨或残缺不全。灾后，在市委的重视下，从资金和物资给予适当补助和水利部门在技术上给予指导支持，社队间采取自力更生和相互支援，重新掀起大干防洪堤高潮。很快修复毁损的堤段，并扩建新的堤段，至1980年建成的防洪堤共18条，分布南北两岸，总长12.3公里，多年来经历上百次中、小洪水的考验，发挥了抗洪效益，取得安全渡汛，保护
  了农业生产的成果。
  二，排除内涝灾害 保护农业稳产增收
  我市（区）地处九龙江下游，是“漳州平原”的组成部分。沿江地势较低，一般海拔10米左右。土地平坦、肥沃，河道港道相通，水源充足，灌溉便利，农业耕作条件较好，盛产粮、果、菜、鱼等作物。古有“闽南粮谷”和“水果之乡”的美称。但因地势低洼，常受洪涝灾害威胁，好地不能好收成，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治涝保丰收是漳州一项重要的工作之一。
  这些涝片主要分布在西溪：天宝的大水港、五里沙；城郊的瑞京、下洲桂林。分布在北溪有：浦林、诗朋、溪园等一带，总面积约2万亩。形成内涝的原因除地势低洼外，主要是流域内森林资源和原生植被受人为的破坏，引起上游及沿江山地水土流失，造成江河淤沙，河床抬高，阻住内河排水入溪，滞留成涝的。加上建成防洪堤，把洪水与涝水隔开，单靠涵洞、水闸排涝，闸口受阻则加重涝灾危害。1959年底开始大干防洪堤时，市委已做好同步兴建排涝工程的准备工作。在1961年8月防洪堤竣工，10月就投建西区瑞京电力排涝站，控制集雨面积13.6平方公里，1962年8月竣工后使上墩、西洋坪、瑞京等村耕地3000多亩，减轻涝灾，年年农业丰收，又扩大了港道、池塘养鱼业的发展。再是1962年1月又投入大批人力、物力和资金，大规模地兴建天宝大水港电力排涝、灌溉工程。当时建设规模是我省第一座的中型电力排灌工程。集雨面积109平方公里，设计排涝面积1.2万亩（包括靖城0.42万亩）。1975年秋天又动工开挖天宝中型排涝明渠，长14.28公里，截引天宝山山洪，直接流入九龙江西溪，减少电力排涝的负担，又提高了排涝能力，使涝区粮食作物获得增产增收。此外，同时又建成灌溉系统，主渠道总长61公里多，经4级抽水，灌溉天宝、石亭、城郊等社队耕地2万多亩。使昔日“天水留不住、江水不上山”的石亭、北斗，实现西水北调、江水上山的愿望，旱地作物获得大幅度的增产增收。1970年起，各社队在建成防洪堤后，都积极地投建排涝工程，装机容量在100千瓦以上的有天宝公社的珠里和后园两村的排涝站；还有北溪的浦林、诗朋、溪园等村建成的排涝站，排涝面积达4000多亩，使常年受涝的粮田、果地、蔗园等减轻涝灾损失，得到稳产高产。1991年建成东区排污排涝工程，站址在西溪北岸芝山镇下洲的桂林自然村，受益面积4000亩，该涝区是前锋、群勇、下洲、诗浦、土白、市尾等村的蔬菜种植区，是本市淡水鱼主要的养殖区，为供应市区的“菜篮子”工程。由于地势低，又靠近浦头港和西溪，每遇大雨，因河床港道淤积难排，引起污水横流，蔬菜、鱼类受污染浸烂、损失很严重。该工程建成后，平时可利用水闸排浦头港污水，涝时通过电力排涝，取得很好效益。
  经过两岸人民40多年艰苦奋斗，九龙江下游的防洪堤已经能够抗御较大洪水，成为漳州平原防洪的屏障。其中保护漳州市区的康山土堤、下洲土堤、南岸土堤和市区石堤4条重要堤段，从1961年建成以来，经过持续整修加固，以及积极开展整治河障、堤障，已大大提高抗洪能力，经历过数十次洪水考验，其中有6次洪水水位超过中山桥水文站警戒线4米以上，洪峰流量超过3000立方米/秒的较大洪水都安然无恙，使漳州市区自“六九”灾害以后，已45年安全渡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建设腾飞发展。
  附：一九0八年大洪水灾害情况
  一九0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戌申年农历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飓风暴雨，九龙江西溪上下游和长泰县龙津溪，洪水泛滥成灾，沿江城镇、村庄人民深受其害。这是二十世纪漳州一带遭遇破坏性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最大洪水灾害。正如福建日报编纂的《八闽纵横》所述一九零八年大洪水。“是漳州、龙溪百年中罕见之巨灾。饿死、淹死的有五千余人”。本地区的《龙溪方志》也记述：“一九零八年的洪水，使南靖旧县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淹死千余人，下游漳州一带损失也极严重”。还有漳州水利部门编纂的《漳州水利志》资料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农历九月二十二日，大风暴雨二天，南靖山洪暴发，水位急剧上涨，船场溪浮尸漂木，堤岸相继决口；漳州郡城入水，新旧两桥冲毁，南门旧桥待御巷和烧灰巷平房的水近中梁，楼房的楼板水深三尺，地处高水位的北廓顶也受淹。..上千民房倒塌，死亡二百余人..其状至惨。长泰全县也损失严重。据调查推算西溪干流洪峰流量达8850立方米/秒。
  这次洪水来得凶猛，洪浪所到之处，一切公廨、民居、桥梁、陂闸、良田多被摧毁，使数以万计的家庭，家园破碎，家破人亡，饥寒哀号，惨不忍赌。如南靖县竹园、沥水、郑店、靖城等处的堤岸都相继决口，山城大庙口民房全都坍塌，断墙残恒，梁柱门窗东倒西歪，“全县计淹死一千余人，房塌二千多间，二十多个村庄冲成沙滩，到处哭声载道，当时群众称为“猴年大水灾”。
  漳州（今芗城区）在这次洪水灾害中，损失相当惨重。从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台风暴雨横扫大地，接着洪水泛滥成灾。屹立在南门溪畔的八卦楼，就被飓风掀塌一大角，塔尖端的大葫芦也歪斜一边。新桥和旧桥的桥面都被洪流摧毁，只留桥墩孤立在江中，沿江堤岸悉被冲溃。二十二日，漳州郡城已是一片汪洋，水淹至北廓顶。洪浪逞凶，到处为害，龙溪县衙及县前直街、横街一带和镇台衙门都相继倒塌，镇台逃上芝山。当晚，全城惊呼喊救，攀树爬屋，上千民房倒塌。较高水位的大岸顶，东门街、做灯街的民居、工坊也倒塌在洪水之中，蜈蚣山（今南山街）、洋老洲、草寮尾等一带更是民居大量被冲毁，有的片瓦无留成为废圩。经营百余年的同善堂药铺“店屋毗连四座均被冲倒，货物器具损失无余”。郊外、田庐淹没，西乡的天宝塔尾堤岸崩溃，冲漂十余农户，死亡二百余人；沿江的“十里香蕉”被连根拔掉，天宝圩旁一株百年大榕也不幸存，临江的村庄多被冲垮，牲畜、家具漂失无数，停靠天宝溪边的木船漂走十多艘，江畔瓦窑、船寮全被摧毁。灾后无数废圩，灾民赤身露体，行乞露宿，惨不忍睹。
  龙溪县同样是这次大洪水灾害的重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的损失。《龙海县志》载述：“九月二十至二十三日，暴雨倾盆，狂风拔木，悠忽间地决山崩，洪涛怒涌..石码各乡及角尾等处，平地水深二、三丈，石码镇水高没屋..冲块堤岸133处，长1千3百余丈，倒屋17721间，溺毙男女153人..沿河村落十减六、七，或村无一家，家无一人者甚有”。《石码史事·灾患》有较详细的记述，“..二十一日午后水入石码。入夜八时水高没屋。一时房舍倾塌，男女哀号呼救声，风雨澎哗声，汹涛奔击声，怪声万状，耳不忍闻..龙溪综计85保大小460余乡，决堤133处，长1300余丈，倒屋17721间，溺毙男女153，淹没田园8660余亩。城崩90余丈。至於两邑沿河村落，十减六、七，或村无一家，家无一人者。水后灾民无家可归，寮栖露宿，孑然一身，衣食俱绝。诚数百年未有之奇灾也。石码一带如此，他处惨状，概可见矣。”
  以上所述的灾情，说明一九零八年巨大洪患给漳州、南靖、龙溪三县市的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造成多少个村庄被摧毁，多少人的家园破碎，家破人亡，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多少人无衣无食、多少人行乞卧尸路旁，真是惨不忍睹。
  历史过去近百年，但辛酸的血泪史，后人是擦不掉的。对此“六九”大水的抗洪救灾斗争和人民安定的生活，是多么鲜明的对照，不同社会的人民不同命运乎！
  1908年洪水灾后照片，由冯水国提供
  新堤战歌
  陈文和 王雄铮
  十二级台风从南海袭来，挟带着暴雨，横扫过闽南地区。山洪狂泻而下，九龙江水疯狂地咆哮起来。它爬过了堤岸，
  冲进了漳州市区。漳州市中山桥下水位，瞬间陡涨数公尺。
  洪水，洪水。百年来特的洪水....
  报警的电话，不断地从各处传到市委会来。这里通宵灯光，电话铃彻夜震响。市委第一书记康仲吉同志，整天整夜守在电话机旁，他密切地注视着九龙江的水情，密切地关注着沿江人民的生命安全..。
  全市十二万人民，在市委领导下迅速地行动起来了
  告急
  六月九日上午十时左右，漳州市委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和迅速部署了这场抗洪抢险斗争。会后。所有书记、委员们都分头到各个抗洪“前沿”去指挥战斗了。
  市委副书记田悦庄同志，来到了九龙江边龙文塔粮食仓库。他是负责粮食工作的书记，而龙文塔粮库的粮食又很多，是抢救的重点。因此，他开完市委会议就匆匆到这里来组织抢救粮食了。可是，当他正着手转移粮食的时候，西桥派出所所长陈永真同志气喘吁吁地跑进来。
  
  “田书记，新堤街情况紧急！请快派人抢救..”
  田副书记本来在挂电话，听到“新堤街情况紧急”这几个字，赶忙放下话筒：
  “新堤街还有多少人？”
  “大约二百多个。”
  新堤街就在九龙江边。是全市低洼的地带，加上漳州防洪堤堤岸筑在它的后边，整条街成了“堤外人家”，因此一涨水，整条街就像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
  “还有二百多人..抢救人命要紧！”田副书记迅速作了决定。他对同来附近工厂指挥抢救的周庆芝同志说：“你留在这里指挥！”又转身对派出所长说：
  “走，我们马上到堤上去看看。”
  田副书记和陈所长来到了靠近新堤街的土堤上，这时，堤岸和新堤街之间，已被洪水切断，成了一条汹急的险河。新堤街水已快上二楼顶了，不少人爬到楼上，窗户内外有许多老人妇女的头在攒动，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他们呼救的声音。
  见到这样危急的情况，做为一个党的领导人，他的心情是多么焦急呵！他对陈所长说：
  “你赶去调人，我去调船，快！”
  这时，堤岸上来了二十多个解放军某部体训队的游泳队员。他们眼看着洪水来势汹猛，眼看着整个新堤街就有被吞没的危险，心如刀割，向田副书记请求抢救任务。
  “你们立刻游过去！”田副书记对人民的子弟兵说：“先把群众抢到堤上来，我马上组织船只来接应！”
  “是刀山也要上，是火海也要下！亲人们在那边，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抢救出来！”带队的黄队长向田副书记作保证。
  在西桥派出所
  同一天早上。
  另一个市委副书记、市公安局长赵义同志，在新堤街危险的时候也赶到西桥派出所来。
  赵副书记身患肺炎，正在漳州人民医院休养，八日晚上，他听见暴风骤雨在窗外怒吼，就翻来复去睡不着。九日早上，他叫另一个休养员、漳州市委办公室主任江枫同志，打了几次电话给市委，询问九龙江的水情。回答的电话告诉他们：这次洪水将比去年秋季的洪水还要大，可能超过一公尺..
  赵副书记听到这消息，再也躺不下去了。他跑出医院，看到九龙江里浊浪滚滚，从上游漂流下来的杉木正在冲击着漳州老桥的桥柱，水每分钟都在上涨。“得赶快回去！参加抢救！”一种以人民生命财产为重的高度责任感，强烈地拴住他的心。他回到医院对江枫同志说：
  “老江，情况紧急！市委人又少，我们马上回去..”
  于是，赵副书记和江枫同志，便赶回市区来。洪水涨得很快，老桥市区一端已被洪水淹没，水深齐腰。赵副书记和江主任都不会游泳，这里距离市委又远，怎么办呢？赵副书记说：“我们就到附近西桥派出所去吧！到那里再和市委联系！”他们两人手勾着手，一步一深地涉过汹涌的洪水，来到派出所的楼上。到了派出所楼上，赵副书记第一件事就是要和康书记联系。可是，西桥通市委的线早在被大台风刮断了。怎么办呢？在紧急的情况下，多么需要听到党委的声音呀。他猛想起了公安局有两部无线电报话机。又打电话给市公安局，叫公安局干部迅速把报话机拿出来，一部送到市委，交给市委第一书记康仲吉同志，一部拿到西桥派出所来。
  赵副书记终于和市委联系上了。
  “康书记吗？我是赵义，我现在在西桥派出所。据派出所同志汇报，现在新堤情况很紧急..”
  “你不是在休养么？怎么跑过来了？”从市委会传来了康书记关切的声音。
  “我这是慢性病，不要紧，坚持两三天没有问题。请你多派些游泳运动员来..”
  康书记原要赵义同志返回去休息，听见他的声音那样坚决便转念说：“那么，你就在西桥指挥战斗。新堤街的群众一定想办法救出来！”
  康书记离开了报话机，走到广播台边。全市广播筒立即响起了宏亮的声音：“全市游泳运动员们，新堤街危急，新堤街危急！请你们马上到西桥派出所去，找赵副书记..”
  会游泳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到西桥派出所来了。
  有二十多个体格强壮的游泳健儿，站在赵副书记的面前，听候命令。
  现在，最迫切的是探知新堤街的情况，赵副书记询问：
  “谁去新堤街侦察？”
  “我去！”
  “我去！”
  大家齐口同声地回答。
  经过挑选，第一次派黄水根、陈长福等三人去。他们从派出所里面找到一条船，迅速开走了。可是，这时水已漫到河沟石桥的栏杆上，船碰到桥栏杆，撞翻了，强渡没成功。第二次游泳运动员、东铺头派出所干部黄森池同志请求说：“我冲过去！”他向水里纵身一跳，把身子放横，顺着浪峰翻滚开去。上面的人替他捏把冷汗，可他翻滚到十多公尺远后，就翻身游起来。原来，黄森池同志游泳技巧名闻全国，已被选拔将去罗马尼亚参加游泳比赛。这回抢救人，正好施展自己的本领。他只身游到新堤街附近，只见新堤街已漫上二楼，不少人已被洪水逼得无处躲了。他把情况侦察清楚之后，又像一条蛟龙转游回来向赵副书记说：
  “必须派游泳能手才能过去，还必须有船只！”
  西桥派出所立即出动一支抢救队，带队的是公安局林振旅股长。
  他们乘着一条木船，向新堤街方向进发..
  最“前沿”的战斗
  就在林振旅抢救队到来的时候，在土堤上的二十多个解放军体训队员，也刚要过去。两支人马合兵一起，一场惊险的战斗开始了。
  洪水在急剧上涨，土堤与新堤街之间的浊水在翻滚，许多树身已被洪水吞没了，只露出树梢，上游的木材又不断地冲下来，人和船随时都有被打翻的危险。这里只有一条小木船，只能载六人。在船的“掩护”之下，也都跟着木船到新堤街来了，当他们冲到新堤街的时候，有个老人眼角涌满泪花：“多亏党呀，救命恩人来了！”
  一个部队同志从水里攀到一家的二楼上，把楼上的老人背到船上来。林振旅同志在另一家抱出小孩。船小人多，压得船沿离水面只有几公分了。林振旅想，如果抢救队员被打下水还没关系，要是这些老的小的掉下水，那就..。他向四周观察了一下，情急智生，说：“用绳子来接’飞河线’！”他从船上拿了绳子，在第二次抢险强渡的时候，把绳子的一端交给堤上的同志：“你们在这里拉着，新堤街那边有一棵大树，我把另一头绳子绑在树上。”
  “飞河线”在林振旅的手里迅速接好了，当船第二次载上灾民离开新堤街时，除去用浆划的，大家都手拉着绳子，船往下冲，他们的手拉得更紧，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前进。
  正当突击队员第二次把灾民载过来的时候，土堤上突然响起了喊声：“田书记来了！”“田书记还带着一条船来呢！”
  喊声是这样欢悦，这样响亮，它压过了风浪的声响。是呀，当抢救队员在最“前线”奋不顾身地抢险的时候，党的领导同志的到来，给大家有多大的鼓舞呀！
  田副书记是刚从市防洪指挥部来的。他在那里向康书记汇报了情况，要求派船，但这时，指挥部的船都全派出去了，不过，还有一小汽船靠在贮木场。康书记叫田悦庄同志先来，他要想办法叫人和汽船联系上。
  田副书记往土堤上来，路上已被洪水挡住了。这时，洪水像千万只猛兽似的，朝缺口外边猛冲。市区和土堤之间水被切断了，人过不去。田副书记想：“水再大也得过去！抢救队员都在堤那边，群众还没有脱险，一定要亲自去。”
  他往四周一望，突然发现有一条小木船在捡木柴，田副书记走上前说：
  “不要捞了，救人要紧，快载我到土堤上去！”就这样，田副书记也冲过急流到土堤上来了。田副书记年纪已四十上下，可他一来到土堤，就和突击队员们一起，把木船推过木堤，参加抢救。
  现在，堤外有两条船了，速度加快了一倍。群众被一船一船解救到堤上来。新堤街两百多个群众，现在全部被转移到堤上来了。人们好容易才喘了一口气。这时堤岸四面已是一片汪洋，水越涨越高，堤岸缺口处，又哗哗开始崩塌，眼看这里也不是安全的地带。人们多么渴望马上离开这里呵！
  就在这时候，江面上突然响起了马达声。小汽船遵照市委的指示，呜呜地欢叫着开过来了！在田副书记的指挥下，小汽船载满了人，开向左边的老桥高处。
  可是，到九日下午五时，十二级台风骤起，江上浊浪滔天，满江漂木就像无数猛兽在江面横冲直撞。小汽船无法再来。
  这时，土堤上还留下八十二个群众和田副书记所率领的抢险队。
  天黑下来了，洪水比白天又涨高了许多，浪头凶猛地冲击着土堤，土又哗哗地塌了一大段。群众开始不安起来，大家都把眼光朝着田副书记，希望从他的脸上找出办法。田副书记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来，党会来救我们的！”
  于是，土堤上烧起了一盆求救的爝火。
  夜越来越黑，风雨也更加凶恶了。站在堤岸上的人，随时都有被大风打落水的危险。田副书记和抢救队员们，从清早吃饭到现在，早已是饥肠辘辘了，每人只穿一条游泳短裤，整天都泡在水里，夜冷风大，都禁不住发抖。但是，当他们看见群众在被风雨吹打的时候，却忘记自己。他们把群众安排在背风地带，让他们一个挨一个蹲着，田副书记和其他抢救队员，则拉牵成一堵“人墙”，掩护住群众。
  土堤上，响起了激昂的“三八作风歌”。雄壮的歌声响彻了长堤，压倒了暴风雨的嗤响..
  强渡急流
  傍晚，在西桥派出所指挥作战的赵副书记，见派出所的林振旅抢救队一直没有回来，情况不明，心里万分焦急。他想起了第一书记康仲吉同志的指示：“一定要想办法把新堤街群众救出来！”更加心急。
  “不行，这里离新堤街太远，必须把临时防洪指挥部转移到最靠近新堤街的地点去！”这时，江堤附近都已是滔滔洪水了，只有漳州第二中学的楼上还没淹上水。于是，他们便决定到二中去。
  西桥派出所楼下的水，现在已有一人深，人早已过不去。派出所的同志想了办法，把两个门板扎起来，当为木筏撑过去。
  赵副书记坐在木筏上，肝脏开始发痛，他已两餐没有吃东西了，浑身疲乏。在十字路口，一股洪水冲过来，门板被冲翻了，他喝了几口水，又从水里挣扎起来。同志们劝他休息，他说：“不行，还有许多群众没有救出来，不去不行！”到了晚上，终于在漳州二中的楼上建立了临时指挥所。
  从二中到土堤有一百多公尺远。晚上，在这里可以看见对面有火光在摇晃，还隐约可以听到人们喊救的声音。这时，洪水正以每小时半公尺的速度猛涨着。洪水把树木、杂物卷着翻滚，巨浪像野兽般向人们张开血盆大口，张牙舞爪。黑夜，风大浪急，要过去救人，恐怕连去的人都回不来。赵副书记把这一切情况用报话机向康书记作了汇报。回音立即来了：“今晚一定要冲过去，要坚决把堤上的人全部抢救过来！中山桥水位已经超过警戒线四公尺了，洪水还在猛涨。天亮前有超过堤面的可能..。”
  这是康书记急切而坚决的声音。现在，是最严重的时刻，对每个人都是一个严重的考验！要过去，就得准备牺牲。楼上沉默片刻。“我们去！”这句斩钉截铁的话，好像把空气都震了。大家一看，是个高个子，二中的体育教员郑瑞祥同志。
  赵副书记问：“你们行吗？”
  郑瑞祥同志指着旁边的黄天来、黄振东等七个师生：“行！我们都会游泳。再说，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堤上的人被洪水淹死。”
  郑瑞祥同志下楼来，把附近木船的缆索一解，跳到船上，八个师生一起向风浪扑过去了。郑瑞祥同志和大家合计了一下，决定把船沿岸边撑到上游，然后斜渡到土堤去。但是不行，船被大风一打，就冲到河中心了。这时船在颠簸，船上的汽灯也被风雨打灭了！风在猛啸，船头和船尾讲话都听不清。现在船已在土堤的下游，要开到土堤去，得逆着滚滚浊浪前进。掌舵的是二中团委委员杨友章。他附在郑老师的耳边问道：
  “你看怎么办？”
  “不能退回，朝堤岸的灯光方向冲过去！”
  这时，船头已转过来，但前进非常困难。最后，舵断了，船失去重心，在急流中打转。杨友章从另一个手上接过桨，把它插在水中当舵。这时，一个浊浪又迎头打来，船被卷向下游去了..
  从木船开出，赵副书记便站在二中楼上，眼睛一直跟着那条船。他看见船上的灯光被打灭了，船还是坚持强渡过去。正在为他们高兴。可是，现在那条船忽然不见了，他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呵！
  赵副书记用无线电话机向康书记汇报，康书记下令：
  “一定要想办法把二中师生找回来！”
  大家正在发急，突然，郑瑞祥等八个师生出现在人们面前，全身都湿淋淋的。原来，他们木船被风浪卷到漳州西街尾，船回不来，人却绕着市内小街涉水回来。
  第二次强渡又开始了。这回没有木船，只有部队同志的四条橡皮船，面临着这样险恶的风浪，橡皮船是更难对付了。但是，能够畏缩不前吗？不能。郑瑞祥又要去，赵副书记把他阻住了：“你不能去。你看！你全身都冷得发抖，让别人去！ ”
  “没关系，让我喝几口酒就行了！ ”
  他喝了酒，又和部队的四个同志乘橡皮船冲向土堤。
  这时候，风比较静些，一条橡皮船像尖刀样插向土堤。
  十日早晨三点左右，被洪水围困在土堤上的群众，开始由橡皮船移过来。田副书记也随着走过来了。本来，赵副书记不知道田悦庄同志在堤上。田副书记也不知道赵义同志在二中。在这以前，他们看见二中楼上的灯光他曾试渡过来，可是一回、两回、三回、四回都被洪水打了回去。现在，两支坚持抢救的队伍胜利会师了！抢救队员的战斗情绪更高！就这样用四条橡皮船，一来一往地穿过惊风骇浪，把土堤上的灾民陆续抢救出来。在抢救中，钟秀腾小组为了争取时间，在天亮前把灾民全部抢救完，自己竟跳下水里，用手推着橡皮船，边游边行进，这样每趟就多载了五个人。
  五点种，天快亮了，留在土堤上最后的一批群众也安全脱险了。全街几百个群众都得救了。老大爷蔡郑邦激动地流下眼泪，他说：“这回要是在旧社会里，我们全街群众都要喂鱼了。有党的好领导，我们才得了救。我像又过了 ‘一世 ’，这条命是共产党给的呀！ ”
  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市防洪指挥部，广播站立刻向全市传播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全市地势最低的新堤街，群众没有一个受损失..”
  （转载自 1960年《闽南儿女》第一集）
  旧事杂忆（上）
  陈郑煊
  编者按
  陈郑煊，1912年出生，早年追随革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是芗潮剧社最早成员之一。当年，陈郑煊先生在柯联魁，彭冲等地下党员领导下，以独特的皮影戏技艺，自编节目，宣传抗日，号召民众团结一心，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他曾编写方言剧《捉汉奸》在漳州街头演出，彭冲于剧中扮演爱国青年角色。历尽劫波，陈老先生依然精神焕发，八十岁以后，提笔撰写《漳州旧事杂忆》，计十余万字。该稿1994年秋动笔，1996年4月6日从厦门寄给当时芗城区政协文史委顾问陈松年先生。现拟摘篇分若干次登载。
  前言
  漳州历史悠久，是福建省的一个著名文化城市。若将以往的旧事搜集整理，可成为一部巨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大才能来完成这项工作，仅能把我生活在故乡—漳州所见所闻以及本人杂事，凭回忆并参考一些资料略加记述，作为“抛砖引玉”之用。由于岁月漫长，容易遗忘，加上年逾八旬，精力衰减，记述或有错误，冀望知情人士，不吝批评、赐教，至为欣幸。
  民国初期漳州的战乱
  1918年至1926年，漳州地区曾发生过数次的战乱，俗称“南北反”。现忆记于下：
  一、战乱经过
  辛亥革命以后，漳州地区原系北洋军阀卢永祥所辖的臧致平、杨化昭盘踞。1918年9月间，陈炯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率粤军入闽，号称“援闽粤军”，陈任该军总司令。进攻漳州时，粤军在新桥头、旧桥头、澄观道、王爷庙、洋老洲一带与臧致平、杨化昭部队发生遭遇战。臧、杨兵败，退守厦门，漳州地区则由陈炯明部队驻守。
  1920年，陈炯明部队回师广州，漳州地区复被直系军阀李厚基所夺，到了1923年间，由孙传芳所辖的师长张毅接防。
  1926年，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在粤入闽，声势浩大，张毅自知不能抵挡，想求其上级孙传芳求援，但是希望落空。当探悉东路军先头部队已进至平和县境，张毅惊慌失措，率军连夜撤过江东桥，直向福州方面奔逃（后在福州被捕，押往汕头枪决）。漳州不鸣一枪，瞬息易帜，从此被国民党中央军第四十九师（原暂编第一师）师长张贞统治了四年（1928年-1932年）。
  二、频遭兵祸
  中国有古以来，军阀混战，人民遭殃。
  以前漳州每次发生战乱，部队要撤退时，败兵就在市区抢劫财物，甚至奸淫妇女。1918年间，漳州东门街（今新华东路）有两家参行和一家当店（店号忘记），被北洋军臧致平的败兵抢劫，南门有一渔妇被三、四个败兵轮奸几死。不少银庄，金银饰铺的金银手饰，尽被败兵抢夺一空。许多来不及逃避的人，被撤退的败兵抓去挑运枪弹，有的半途逃脱回来，有的生死不明，人民受害不浅。
  三、逃难避祸
  每逢时局紧张，漳州人心惶惶不安，市区许多商店停业关门，士绅、富家纷纷携眷避祸。有的雇船逃往厦门鼓浪屿；有的逃往乡下寄居亲戚朋友家里；教会会友逃入教堂，紧闭铁门以保安全。直至残兵败将全部撤离漳州，接防部队出榜安民之后，逃难的人民才陆续转回家中。
  四、组织商团
  1916年前后，漳州市区主要街道路口，增设隘门，作为防备兵祸和流氓匪类乘机抢劫、盗窃之用。一旦时局紧张，则将隘门关闭。如：南门米市街和大庙口竹巷下，当时设有坚固的隘门，并由商家出钱组织商团维持治安。商团聘请国术师马伯洲（马叶）为团长；陈文龙（乌叶）为副团长，招收当地二、三十个青年人为团丁，日常操练拳术，晚上随带武器（刀枪、棒棍、火药枪等）四周巡逻。商团团部设在大庙口陈圣王庙（今新桥卫生所）后殿。马伯洲和陈文龙原是土霸，练有一身硬功夫，流氓小偷惧怕三分，不敢惹事。
  这种特设的隘门，到了1918年后才拆除。
  银行门前做刑场
  1924年间，漳州市区曾发生一起土匪百日抢劫马坪街（今延安路）农工银行的案件，惊震市民。当时统治漳属的师长张毅，认为这是要破坏他正在铸造银毫之事，十分愤怒，命令军警、便衣侦探迅速出动，限期破案。后来，在东乡塘头社鸦片烟馆，抓到一个名叫王水龟的嫌疑犯。押回师部时，张毅未经军法官审讯，就亲自下令，将这个嫌疑犯押到马坪街农工银行门前处斩。
  群众闻讯，纷纷前往观看。犯人首级被挂在十字路口的电灯柱上示众，血迹斑斑，十分可怕。张毅为什么要将原来的法场马肚底（今胜利公园），改到热闹的市中心？据说是要警告别再抢劫银行。事后，两三个星期的晚上，马坪街的农工银行门前少人经过。
  日本人在石码开设“理讼局”
  1937年间，厦门大同中学教师苏助公（海澄人，原名郁文，辛亥革命志士，闽南有名的诗文学者），曾对我提起过清末日本人在石码开设“理讼局”的始末：
  民国前，我国凡有诉讼之事，皆由官厅自行审判，不似外国有委托律师原被告辩护之规例。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4年），日本人阿部贞，相泽义贯等人，从厦门来到石码，自称是大日本辩护士（律师），在铸鼎巷开办一个所谓“理讼局”，专门代人包揽讼事，从中取利。“理讼局”有台湾人某甲任董事，公开招收会员，欲入其局者，每人必须纳银若干，如有与人涉讼，局中则为其保护见官并代为辩护。当时有不少不明真相的商家和一些较富裕的居民，纷纷入局，未及半月，竟延及漳属一带。
  “理讼局”一成立，日讼师阿部贞便到龙溪县审判厅，要为其某会员申辩。知县黄逢年认为不合清朝律例，当堂据理申饬，阿部贞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不死心。不多久，“理讼局”又另包其他案件，阿部贞与相泽义贯又到龙溪县衙，要亲晤县长。黄知县拒不接见，日讼棍怀恨而去，并扬言要进行报复。
  数日后，阿部贞纠集四、五个日籍浪人，乘船来到漳州，恶狠狠地闯入龙溪县衙内宅，逢人便打。黄知县十分愤怒，命令手下兵丁将其捆缚。数百名老百姓抱不平，有的拿石块，有的执木棍，势汹汹地要找这些坏家伙拼个死活。阿部贞等人见状，吓得面如土色。黄知县恐怕惹出祸端，忍住气，，亲自走到门前劝说群众，不要把事情闹大。老百姓素仰黄知县善政，因而星散，让这些无赖之徒抱头鼠窜。
  事情发生过后，黄知县一面将日人闹事的情况禀告上级；一面打电报给驻厦鼓的日本领事官，请予处理严办。
  当时，在漳州一些外国教士，听到阿部贞这些日本浪人这样无赖，耽心万一激怒老百姓，引起仇视外国人，，难免受累，玉石俱焚，也打电报给其本国领事官，请予转达日本领事官照理治罪，但日方却搁下不予处理。
  迨至数月后，汀漳龙道李观察由省过厦，会同厦门道尹向驻厦鼓日本代理领事山田盛义交涉此案，一些外国领事馆的官员也出来调停。经过再三磋磨，山田答应令其肇事籍民，暂行不准入漳，但却要求漳龙道允准三件事：一、将当时不能弹压百姓之县令，应予申斥。二、肇事百姓须拿办一、二人，以儆将来。三、应出告示保护以后入漳之日本人。腐败无能的李观察，慑于日本人之威势，竟一一应允接受。
  事寝后，厦门《鹭江报》发表一篇评论，其中有段云：“漳之民威为大令抱屈，以此观之，亦可见向日本人交涉之难。大令之德治民心，而漳之教士与漳之人民，能各存直道照。然吾不为大令屈，而为大令喜..。”
  经过这一事件交涉后，石码的“理讼局”也随之瓦解了。
  民国期间的漳州捐税
  （1912年-1946年）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现将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捐税概况简介如下：
  民国初期沿用清王朝的“厘金”制度。福建省设有“厘金银”管理机构，县由地方上有权势的人士向省政府承包或逐级转包。在本县交通要道设“厘金卡”，对过境的货物按种类、数量、贵贱征收一定的金额（即“抽厘金”）。承包者向上级只交承包金额，超数归己。后把“厘金”改为“捐”，名目有：猪捐、烟酒捐、筵席捐等等。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民国二十年（1913年）以后。
  1932年前后，国民政府改革财政制度，财政预算分为中央、省、县三级；税收分为中央和地方（含省、县）两级。税制也初步作了改革，并逐步成立了相应的税务机构。1931年，龙溪县设税捐经征处，直属县财务科，征收屠宰税、房铺宅地税、筵席税等地方税。
  1935年，龙溪设特种税务所，直属省财政厅，辖海澄、南靖、长泰等县，征收各地的出口土特产的特种营业税，税款上交省财政厅。1938年特种税务所取消，上述税种由各县财政科接收。
  1939年，中央税收机构成立货物税局。
  1941年间，龙溪县也成立税局办事处和税局龙溪查征处，开始征收城关各种货物税、营业税所利得税、印花税和遗产税。乡区采取突击巡回征收，税款全部上交中央。
  1943年两个机构合并成立税务征收局。
  1946年，直接税局所属营业税部份移入龙溪县税捐稽征处，龙溪县才有了较健全的税务机构和较完善的征收制度。
  当时由于政府腐败，不少税收机关及其征收人员，经常利用职权勾结地方势力、富商，利用包税之机，大肆贪污分肥。
  1946年后，高利贷盛行，稽征处的分处长、主任以及征收人员，经常压下大批税款，投入市场放高利贷，从中巧为牟利。
  北伐军进入漳州以后，1924统治漳州的张毅为了搜刮民财，在福建省督理署派员征收正税外，另设防务局，委派张飞天（同安县人）为局长，勒收花捐（娼妓捐）、烟捐（鸦片捐）、赌捐、田亩（烟苗）捐、酒捐、香烛冥纸捐等。
  国民党中央军四十九师师长张贞驻漳时，征收的捐税名目特别多。如：米捐、糖捐、豆饼捐、猪儿捐、牲畜捐、屠宰捐、水果捐、干果捐、果树捐、榨蔗捐、水仙花捐、树莲花（即花米）捐、田亩捐（鸦片苗）赌捐（另名防务经费）、戏捐、花捐（即妓女馆捐）、贾铺捐，浚河捐（码头捐更改）、砖瓦捐木捐、纸捐、棉纱捐、麻袋捐、锡薄捐、竹叶捐、肥料捐、迷信捐（即冥纸香烛捐）、警卫捐、飞机捐、卫生捐、煤油捐、公膏捐（即烟灯捐）、公路捐、车辆捐、喜轿捐、契税、印花税、房铺宅地税等等。
  以上所列的捐税，虽不尽是四十九师一手所设办，但款项征收，多数抵拨给四十九师费用，让其扩充实力，巩固统治。但是漳州人民有一句口头语：“张毅换张贞，捐税加倍升。”反映了人民负担苛捐杂税的困苦。
  十九路军进驻漳州
  1932年6月中旬，十九路军自上海乘轮船抵达厦门后，从嵩屿登陆，沿公路行军进入漳州。当时正逢盛夏，天气炎热，士兵一律身着白色衬衣，下穿草绿色短外裤，脚穿草鞋裹绑腿，头戴绿色军帽，并加上印着四个楷书“十九路军”字样夹有油纸的细篾平顶竹笠，身背步枪和红绸垂柄的大刀。连、排长头戴灰色圆形的钢盔，腰插短枪。部队精神抖擞，军容威武，沿途唱着抗战歌曲。群众驻足争睹在上海英勇抗日将士的丰彩。
  进驻漳州时，总指挥部设在马肚底原闽南医院旧址（今漳州宾馆处）。驻漳的沈光汉的第六十师和总指挥部李金被的第一特务团，均驻扎于原张贞四十九师的芝山营房（今漳州一中旧址）。总指挥蒋光鼐常驻福州，军长蔡延锴坐镇漳州，住在芝山西麓的一栋两层洋楼，原寻源中学“主理”美国人练欣万的住宅。
  十九路军的士兵遵守军风纪，买卖公平，现款交易。营房附近，小贩争摆摊点，出售冰水以及各种糕饼点心生意极好。官兵重视环境卫生和积极开展体育活动。营房内外经常打扫得干干净净；操练之余，常到公共场打篮排球或跳木马、翻双杠。营、连、排经常举行体育比赛，曾和漳州体育界的篮排球队友谊比赛。蔡延锴军长临场观看比赛，赛后还与运动员座谈，共喝茶水。
  蔡延锴未入漳以前，早就探悉闽南地区土匪如麻，为了社会治安，他命令军队在市郊的山上设岗警卫，日夜巡逻。因此，十九路军进驻漳州期间，没有发生过土匪案件。
  十九路军在漳州的一段期间，曾发生枪杀漳州抗日救国会负责人林惠元（著名文学家林语堂的侄儿）的事件。主要原因是为了没收一大批日本货。这批日本货恰是参谋长黄强、特务团团长李金波与奸商合伙经营的。黄强托人向林惠元疏通，但是林惠元不畏权势，不徇私情，毅然把所没收的日货全部烧毁，因此得罪了黄强一伙人。蔡军长因事赴粤，黄强则乘代行职务机会，进行报复，指使李金波捏造林惠元通匪罪名，未经审讯，竟将林枪毙于西校场。这件事引起漳州人民的极大反感。林惠元死后不久，漳州市内发现许多传单，印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郁达夫、杨杏佛等全国文化界知名人士致十九路军负责人，呼吁为林惠元的无辜被害惨案彻底昭雪的电文。由于十九路军内部有矛盾，结果，此案不了了之。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
  1933年下半年，十九路军高级将领在福建掀起反蒋活动。11月24日在福州宣布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将福建划分为4个新省。漳州作为汀龙省省会。省长徐铭鸿；副省长许友超，龙溪县县长陈卓凡（广东人）。
  汀龙省成立和就职宣誓典礼，在漳州东坂后礼拜堂举行。当时我在漳州《商音日报》任外勤记者，得有机会进场看到开会的情景：
  鸣炮开会后，应邀的寻源中学西乐队奏乐。接着，汀龙省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上台举行宣誓仪式，李济深居中监誓，各首长相继演说，痛斥国民党政府卖国政策，同时通电与蒋介石政权决裂，宣布十九路军改为人民革命军，各旅长晋升为师长。又通令漳州全市的机关、社会、学校、工厂以及商店，要烧毁国民党党旗和国旗，改挂中华共和国国旗（图案是上红下蓝、中央嵌着一颗黄色五角星）。晚上在马坪街附近的清后河旁军民联欢社举行盛大酒会，不少军政头目乘兴跳交际舞作乐。次日，召集各界群众5万余人，在马肚底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
  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漳州建立工会和农会。工会主席郑静安（龙溪县石码人，省立第二师范毕业）；农会主席陈雪华（龙岩人），会址均设在霞薰里。
  漳州联仔街有一个律师陈宗藩（龙溪县人，上海法政大学毕业），在四十九师驻防漳州时，曾巴结杨逢年旅长，仗势在东乡一带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又代人包揽诉讼，致使不少农民遭冤屈而被关入监狱受苦。漳州农会一成立，东乡农民派代表向农会申诉。农会主席陈雪华欲平民愤，就带领几个会员将陈宗藩押到东乡，挂牌，戴纸高帽沿社示众。当地的群众对陈宗藩痛恨无比，把他捆绑吊打，使其满身是伤。放回漳州后，不上一星期，就吐血身忘。
  新政府的工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开展缉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原四十九师张贞的一班谋士，曾纠集杨逢年、黄克绳、陈昆、沈向等人，在鼓浪屿张贞别墅进行策划，拟起用埋藏在漳州公府街（今南昌路）陈林荣住宅的武器，图谋颠覆新政府。此事被工人纠察队侦悉，40多个纠察队员包围了陈宅，挖出轻机关枪4挺，各种新式手枪27枝，弹药无数，粉碎了反革命叛乱的阴谋。
  国民党飞机炸漳州
  1933年农历12月22日（是日“冬至”），国民党三架飞机空袭漳州市区。当时人民群众误认为是革命政府举行航空演习，不介其意，屋里的人仍然在桌上吃“冬节圆”（汤米团），路上的人多半仰首观望。一听到“轰隆”、“轰隆”的炸弹声，才知道这是国民党飞机来空袭，惊慌失措，四处奔逃，有的爬进床底下；有的躲入寺庙里求神佛庇佑；有的跳下河沟钻入涵洞。因为这是漳州首次遭受飞机轰炸，群众措手不及。
  国民党飞机空袭漳州，丢下不少炸弹，被炸的地方有：芝山寻源中学校舍后面（未爆炸，人无死伤）、市民下沙街、东坂后，塔口庵等处，总共炸毁民房七、八间，炸死炸伤市民十多人。八卦楼边的下沙街有一个任防空警报台的台长陈依倌（福州人，原是警察巡官），他在八卦楼上听见飞机声，，用望远镜看到飞机翼上的国民党徽，情知不妙，担心八卦楼目标太大不安全，来不及敲钟就匆忙走下楼梯，想跑回家里躲避，岂料双足还未踏进门，一颗炸弹从半空中掉下来，房屋炸塌发出火烟，陈依倌腰部被炸断，死于门前。其妻在屋里炸得血肉成酱，脏腑四流，只有一个三岁的幼孩爬进灶洞，幸免于难。
  漳州被炸后的第二天，群众害怕国民党飞机再来轰炸，纷纷扶老携幼疏散到乡村去找亲戚朋友，避难。街上冷清清，少人来往。
  十九路军退出漳州
  漳州被蒋机空袭过后的一星期左右，蒋介石的“讨逆军”总指挥蒋鼎文率领十万大军，从江西、浙江入闽。
  1934年1月初，蒋军对十九路军（人民革命军）发起进攻，海军舰队不断炮击十九路军海防部队，空军也在福州、泉州、龙岩等地轮番轰炸。福州、泉州、同安相继失守，蔡延锴放弃漳州，率领十九路军残部，投向粤军陈济棠。至此，十九路军全部瓦解，福建事变宣告失败。
  十九路军撤离漳州后，蒋鼎文率领所部进入漳州，记得其中先后有李延年的陆军第九师、李玉堂的第三师和李默庵、王敬玖、刘和鼎、戴戟等的部队。蒋鼎文的特务第三团团长连英豪（长泰人）驻扎漳州，兼任漳州城防司令。
  国民党在龙溪县的党团斗争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中统和军统两大派系之间，争权夺利，斗争激烈。中统控制国民党组织，军统控制三青团组织。当时全国各省、市、县党团之争大致相似，但龙溪县情况特殊。自1937年间，卢德明出任党务指导员，举行第一届执监委选举，正式成立县党部以后，遂为军统所控制，情况就有所不同。现将我所知党团之争的片断记述于下：
  一、发展党员
  国民党龙溪县党部，自从1942年举行执监委竞选较量之后，急于发展实力，就借1944年9月省党部规定工厂工人必须一律入党之机，下令本县各工厂编造工人名册，扩充党员队伍；同时在各乡镇、农村进行拉佚，规定各保都要设立区分部，由保长兼任书记。一时区分部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有的人根木不知三民主义为何物，也被拉去填表盖指纹，糊里糊涂地当上了国民党党员。若与抗战初期对比，当时是严密封锁、关门主义，全县仅有党员三百人左右；到了抗战胜利前夕，则“牛溲马勃，兼收并蓄”，国民党党员人数达千人，实增十倍。
  二、吸收团员
  1940年夏，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漳州分团干事会正式成立，省支团部指派陈达元为主任、陈仁庆、卢德明、汤涛、楼胜利、陈毓光等为干事（均系军统份子）。成立后开始吸收团员。吸收的对象有两方面：（一）学校。主要是年满16岁至25岁的在学中学生。省立龙溪中学、私立寻源中学、私立进德女中、私立崇正中学等校，都成立区队。
  （二）社会。龙溪县各区都设立区队。市区崇安镇、丹霞县为第一区队；莲塘、古县、颜厝、潮洋、文山、土亭等乡为第二区队；石码镇为第三区队；浒茂、乌礁两乡为第四区队；天宝、铁凤、乌石、浦南等乡为第六区队；石美，角美、东美等乡为第七区队。全县的三青团员统计约近一万人左右，人数之多，超过全县的国民党员。入团手续，一般是集体参加。由各单位具名册送交分团后，定期举行三天或一星期的入团训练，就成为正式团员。当时因为是集体参加，大多数人不知道介绍人是谁。
  三、竞争活动
  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关系。从当年龙溪县的情况看，党团之间，每每因人而异，时而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时而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总是各自为了一己之私，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龙溪县党部接办《复兴报》（后改称《闽南新报》；）三青团漳州分团亦创办《大刀报》。龙溪县抗敌后援会（县党部指挥员任副主任委员）组织“抗敌剧社”，三青团漳州分团也成立了“青年剧社”。龙溪县党部在漳州市内设立“社会服务处”（地点在断蛙池原始兴汽车公司，今新华路），其中有：招待所、询问处，代笔处、报纸阅览室、讲座、宣传栏等，以后石码、乌石亭、东乡也相继设立“社会服务处”；三青团漳州分团不甘示弱，同时也成立了“漳州青年服务社”（地址设在公园边，原爱仁医院，今新华西路），不久，石码、浦南也相继设立“青年服务社”。
  在活动中，国民党龙溪县党部总是敌不过三青团漳州分团。当时三青团方面还创设有“青年报”、青年照相馆、青年医院、青年航民诊疗所、青年电厂、青年工厂、青年旅运社等机构，漳州市内街头巷尾遍布“青年”牌号。
  四、党团合并
  1947年9月间，因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摩擦日剧，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打内战，命令三青团并入国民党，漳州分团亦此时并入龙溪县党部。三青团员经总登记后转为国民党党员。分团头目转入国民党县党部充任要职。当时虽办理过党团员总登记手续，但所有的党团员这时已极混乱，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了，因此对总登记多抱消极应付的态度。县党部对于办理总登记工作，也只是等因奉此，敷衍了事，将收集的党证、团证汇缴省党部，以便发给新党证，但上报未获批示，且终无下文。
  抗战初期的龙溪县社训队
  1938年间，龙溪县县长高凯（浙江人）根据国家总动员的决策，以及省政府，省军管区司令部有关普遍实施军训的命令，成立龙溪县社会军事训练总队部（简称“社训队”），由县长兼任总队长。总队部设在北桥街后段暨南局旧址（今大同路）。
  社训队的人事编制，在总队长之下，设中校教官1人，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省派林春风（长泰人，黄埔军校毕业）充任。上尉督练员2人，由张志鸿（漳州人，黄埔军校毕业）、陈玉蛟（男，南安人）充任。上尉妇女队长1人，省派戴金花（长泰人）充任，专职主持全县妇女军训工作。此外，还有中尉书记章维德（浙江人），少尉文书郑华（漳州人），准尉庶务员石益谦（厦门人）和勤杂兵数名。
  社训队机构成立后，一面组织县城各机关、学校、社团的公教人员，编队开展军事训练，规定每天上午6时，在中山公园司令台前广场集合点名出操1小时，不论职别高低，一律不许无故缺席，半年训练期满，发给参加社会军训结业证书；一面同时举办干训班，培养壮丁和妇女的军训骨干。
  社训总队训练班设在北桥附近乌衣巷谢氏祠堂，学员由本县各区置辖属的各联保办事处负责推荐，年龄在16岁至25岁之间，身体健康、具有小学毕业程度文化水平者，经社训总队部委托县卫生院进行体格检查，再进行文化考核后，认为合格者，录取入班受训4个月。学习期间，服装、课本、膳食等费用，全部由训练班供给。受训期满，学科（课堂教育）、术科（操场军训）全面考核及格的，发给结业证书，并委以准尉分队长衔，分配各区署联保服务，每人月给生活费12元（后调整为15元）。
  符仔会暴动事件
  陈炯明于1918年9月间，奉孙中山先生命令率粤军入闽，号称“援闽粤军”，设总司令部于漳州原道衙。进驻漳州后，创设“田亩捐”（鸦片苗捐），强迫农民把良田改种鸦片烟苗，因此，引发一次符仔会暴动的事件。
  在华县汰内有一个符仔会会首蔡振声（自称“蔡仙”），自称法术高明，所画的符纸挂在身上，刀、枪、子弹不入。在华安一带吸收会徒百余人。蔡振声知道漳属农民对陈炯明苛捐杂税不满，遂发动当地的农民参加符仔会起来造反。
  1919年夏（农历五月），蔡振声以“驱逐陈炯明回粤”为口号，集会徒百余人，从汰内出发，转入漳州郊区南坑、岳后州，经官园、浦头至溪头乡。蔡振声长发披肩，身穿八卦衣，一手执“宝剑”，一手戟指先行，率领会徒由东门入城，经东铺头、十字街、道口直趋旧道衙司令部。沿途伐鼓鸣金，扬旗念咒，拈香跳神，会徒手执竹剑木刀，身挂纸符，香火袋，蜂拥向前。起初军警认为是迎神赛会，并不注意。直到会首率众迫近司令部，高喊“打倒陈炯明”、“陈炯明滚回广东去”的口号时，士兵才知道是符仔会作乱，急架起机关枪防守，并开枪射击，一时枪声交杂，会徒有的中弹倒下，有的转身逃窜，结果符咒敌不过枪弹，当场死亡二十多人。蔡振声率领余众自原路逃走。半途被追赶的军警包抄擒捕，押回司令部审问。据说押蔡振声到法场枪决时，军警恐怕他施妖法逃脱，就用电灯线捆绑，还用乌狗血、白鸡血滴其头上来压邪术。
  事件发生过后，军警沿街挨户搜捕符仔会余孽，凡是家中有贴符纸者，都被叫去查问。当时，我家里有一口外祖父（清末曾任“把总”）生前遗留下来的腰刀，因为耽心发生事端，家里人急忙将腰刀丢入古井，陈炯明部队离漳后，从古井中将那口刀捞起来，已经生锈变成了废铁。
  漳州匪首吴赐之死
  吴赐是漳州著名的土匪，自1924年间张毅统治漳州时，即纠集匪徒进行抢劫绑架，勒派“乌单”，骚扰地方。1932年初，吴赐匪部被张贞收编为四十九师独立营，吴赐任营长，调往闽西参与围剿“苏区”。在龙岩小池岭被中国工农红军击溃后，吴即潜居厦门鼓浪屿，勾结日本特务，多方进行活动，阴谋叛国投敌。1934年初，十九路军发动的“闽变”失败后，吴赐又乘机潜回漳州招兵买马，盘踞于龙溪、南靖、长泰等县交界间的天宝大山一带，继续抢劫财物，残害人民。
  国民党东路总司令蒋鼎文驻漳后，派部队围剿吴匪，因为难予剿清，乃采用招抚办法，实行政治解决，由驻闽的别动总队联络参谋林志党（过去与吴赐有历史关系）出面，劝吴赐弃邪归正，旋得吴同意接受收编，双方提出具体条件，吴部番号为“福建省保安处独立营”，营长一职由别动队派员充任，吴赐本人安排在东路军总司令部任上校参议，吴带其家眷赁居于雨伞街（今台湾路）四合巷内。此时吴赐已改名天爵，将其住所号“天爵楼”。吴赐一面与司令部处长、科长频频应酬；一面结识一些文人，在其家中以“诗钟”作乐，吴备办酒菜、茶点，鸦片烟招待，一时大有车马盈门之概。1935年初，国民党军第八十师陈琪部调驻漳州，陈兼漳州城防司令，派管奋庸（广东大埔人，曾任过漳码公安局局长）任城防侦缉处主任。当时漳州四乡仍有散匪出来抢劫财物，匪徒大多数是吴赐旧部下，管奋庸为了要立功取宠，则向陈琪献策：若要剿匪工作得到顺利进行，必须先诛吴赐。经陈琪同意后，又征得蒋鼎文的允许（当时吴赐是司令部上校参议），同时，蒋下手令叫给管奋庸从速执行任务。管奋庸原系阴险毒辣、鬼计多端的小官僚，他获悉吴赐的旧部属郑元龙、吴进来过去曾因争权夺利发生矛盾而至分化，即诱骗利用郑、吴为行刺吴赐的杀手。
  吴赐自从任上校参议以后，觉得只挂个官职而没有实力兵权，常自长吁短叹，很少外出，聘请杨遂庵到其家中教书，并奕棋消闲。
  1935年5月间，管奋庸觉得吴赐深居不出，难予刺杀，乃前往陆安东路（今新华东路）笃诚赐记参行后面的杨逢年（原系四十九师旅长）寓所，诡称要为消弭吴赐与詹方珍（安溪著名土匪）争夺包揽田亩捐（即鸦片捐）的矛盾，请杨以电话邀约吴赐前来商谈。事前管已经密派原吴赐的亲信郑元龙、吴进来等十多人，埋伏于吴赐前来杨寓必经的圆圈和陆安东路首段一带。当吴赐如约乘坐人力车前来，途径圆圈时，因发现郑元龙等徘徊于路旁，知有意外，急催车夫快跑，在车上拔枪防备，但预伏行刺之徒，恐怕失去机会，即飞步上前拉住人力车，其中一徒从吴赐背后射击一枪，未中要害。这时车已停下，吴即跳下车来，意欲逃入林成记商店右邻的小米店中，但因身已中弹，力不能支，遂扑倒于门槛上，郑元龙追上前，连说：“未死！未死！”随即亲自补三、四枪，其余先后拥至，亦集中射击，吴赐立刻毙命。
  吴赐在距杨逢年寓所数十步外被人枪杀，顷刻间消息传到杨寓，当时管奋庸还在杨寓抽烟喝茶，杨逢年知道此事系管所为，责怪不该如此辣手。管出示随身所带的蒋鼎文饬其格杀吴赐的手令，杨只得默默无言。
  吴赐被杀后，漳州群众无不称快。
  围剿匪首黄国太
  黄国太是龙溪、海澄的出名匪首，占据乌石埔东埭内（今双第华侨农场）为匪巢，经常流窜于漳、码、厦一带进行掳掠抢劫、杀人越货等活动。人民受害不浅，痛恨无比。1939年6月间，龙溪县社训总队部教官林春风，奉上级命令带领龙溪县常备队、自卫团兵以及便衣队，前往东埭内围剿土匪黄国太。某日凌晨，常备队、自卫队、便衣队相继在古县第二区署集中，吃完了点心后，整队出发，便衣队在前面引路，接着常备队、自卫队。林春风随带着二、三名卫兵，手执一把机关枪（据说是向警备司令部借用），大摇大摆走路，威风十足。当队伍登上一座大山岭时，突然对面山头响起枪声，林春风马上高喊：“我们队伍被土匪发觉了，快追！”众士兵握紧武器冲下岭去。
  乌石埔东埭内是个盆形地带，四面大山环绕，山高岭峻，莫怪黄国太选择此处做为匪巢。
  剿匪队伍一进到东埭社内，土匪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村民也大多数四处藏匿，村里只留下十多个老弱病残的妇女和七、八个儿童。她们都闭门躲在屋子里，不敢露出声音，因为历来国民党军队剿匪，都殃及百姓，致使他们成为“惊弓之鸟”。林春风看到这个情景，就叫随行的少年抗敌剧社人员（陈郑煊、林婉玲）串门说：“剿匪军队不伤害老百姓，请别害怕。”经过向群众宣传后，村民陆续开门出来，有的向宣传人员申诉被土匪迫害的苦情。
  大约有半个小时，三、四十个衣服褴缕、面带菜色的村民，相继回到村里，其中有一个曾任过保长的老头子，发动村民烧开水、准备柴草、菜蔬以及粮食，并设法安置住宿的地方。当时林春风命令各队付出粮食钱。
  东埭内是个穷乡僻壤，住户零落分散，人口不上一百，十屋九空，全村多是土墙茅草屋顶的平屋，只有一座以石块、砖瓦建筑的楼房，楼外四周围墙挖着枪眼，据说这是黄国太的匪窝。林春风和少年剧社人员以及便衣队就暂时住在这里，常备队与自卫队则分住于祠堂、破庙和民房。
  林春风命令便衣队把那个旧保长带到他面前，查问匪首黄国太的去向。起始那个旧保长吞吞吐吐推说不知道，把他捆缚吊打后，他才说出黄国太经常出没的地方。林春风怒声责问：“真可恶！你本来是当过保长，为什么替土匪掩护，知情不报，该当何罪？”老保长流着眼泪说：“长官！请你别生气，我老实说，你们军队来东埭内剿土匪，期间不上十天就要离开了，假使我透露黄国太的行址，一旦黄国太带匪徒转回东埭内，那时候必定跟我算帐，我老命难保，请长官怜悯我的苦情！”林春风听得不耐烦，叫他别多说，快滚蛋。是晚，林春风召集常备队长、民兵队长、便衣队长在楼上大厅开会，讨论搜捕黄国太的计划。次日，天色刚蒙蒙亮，林春风亲自率领队伍出发，分头搜捕土匪，便衣队押着老保长引路。
  大约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林春风带领队伍转回东埭内村里，便衣队手上提着七、八个满脸沾血的人头，狰狞可怕，但匪首黄国太却逃脱了。
  围剿土匪过后的第二天，林春风命令便衣队先把土匪的首级带回县政府报功。
  过了四五天，林春风也带领围剿队伍离开了东埭内。据闻，东埭内那个老保长，后来果然被黄国太惨无人道毒打、活埋。
  巧计灭匪
  漳州地区在民国时期，土匪如麻，国民党军队虽迭经进剿，但是匪徒聚散无常，流窜不定，终未得手，不得不改剿为抚，收编土匪，美其名曰“以匪治匪”。土匪收编后更加横逆，藉军队为招牌鱼肉乡里，人民重受其害。
  土匪吴赐受编后，被城防侦缉处主任管备庸施计枪杀，其旧爪牙洪豪杰、张雨亭仍在龙溪县南乡、东乡一带进行抢劫绑票。管备庸与国民党军第八十师师长陈琪密谋，托王渭西（曾任过龙溪县县立甲农校长，常为土匪吴赐作参谋）出面，劝导洪豪杰、张雨亭弃邪归正。洪、张同意接受收编，并提出保证生命安全的条件。谈判后，侦缉处主任发下通知，要洪、张在某月某日上午8点正，准时带队到达中山公园司令台前广场接受点名，并说要按人数发给符号和薪饷。洪豪杰、张雨亭不知是计，整队直往指定的地点—公园内广场，集合等待点编。当开始进行点名时，埋伏在公园四周的八十师重机关枪连，突然开枪向匪徒扫射，洪豪杰当场被击毙，众匪徒或中弹或四散逃窜，有的土匪欲越墙逃生，均被埋伏在墙外的八十师大刀队兵斫杀，逃脱者几稀。张雨亭虽然带伤冲出公园铁门，但仍被侦缉队活捉，当晚枪决于北门外。
  屠杀收编土匪之时，我在北桥旧朋友李赞木家中闲谈，两人听见不远处有哒哒哒的机关枪声，起初以为是发生兵变，急把大门关闭。不上20分钟，听见门外有人说受编的土匪被军队格杀在中山公园。李赞木打开门，邀我一同前往公园看个情景。到了现场，举目一看，公园里遍地陈尸，墙下有不少土匪被大刀砍断头颅、砍断手臂或足腿，墙壁上溅满了血迹。次日，漳州《复兴日报》以大号字刊登军队施计灭匪的新闻报导，轰动全市。
  漳州的陈姚胡联宗自治会
  漳州在“五四”运动以后，凡是大姓宗族，一般都有成立姓氏自治会的团体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陈姚胡联宗自治会”。会址设在东门州主庙内，发起人是当地姓陈的士绅，选举陈智君（陈亮，曾任汀漳道道尹）任会长，陈辛盘（石轩，曾任“五校”校长）任副会长。委员有：陈鉴修（曾任《商报》编辑）、陈家瑞（文人）、陈湘龄（曾任《商音日报》编辑）、陈垂我（天一垂记参行东家）等。另聘请两位陈姓为专职人员，负责处理会中日常事务。经费自筹，向龙溪县党部申请立案。
  为什么姚、胡二姓也加入陈姓的自治会？根据颖川陈氏族谱记载：姚胡二姓本来和陈姓同宗。考百家姓之谱，同姓不同宗者有所见；而同宗不同姓者，亦有所见。漳州地区历来姓陈者遍布，曾有人用“陈姓十八社”来形容众多。如在东门外的埔尾社（原名“孚美”，今属龙文区步文镇）和圆山麓“田中央”社的村民，几乎清一色都是姓陈的。
  当时“陈姚胡联宗自治会”的组织，多少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如：宗族中有人发生事故纠纷，自治会就出面进行调解，公道合理地判断是非，大错误者，罚款作为社里办公益事业的经费；小错误者，罚在祠堂放几串鞭炮作赔礼。如果较严重的无理殴伤了人（人命案例外），除了向对方负责医药费外，仍是要罚款和放鞭炮，表示承认错误。采用这种“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的方法主要避免双方打官司。在旧社会，百姓诉讼，正是官府生财之道。俗语说：“衙门八字开，无钱莫进来。”
  抗日战争期间，“陈姚胡联宗自治会”的主要领导人，死亡的死亡；分散分散，会中事务无人负责，只挂个木牌而已。到了抗战胜利后“陈姚胡联宗自治会”的木牌不翼而飞了。
  吸鸦片之害
  鸦片是以罂栗果汁乾燥后加工熬制而成的。闽南地区也有人称之为“乌熏”，抽鸦片必备的烟具，有烟枪、风灯、钎子、灰罐等，把这些烟具排列在特制的烟盘上。烟枪长约尺许，状似旱烟管，但较粗大，头部扁圆形，有凹孔可通烟嘴。官绅富商的吸烟者，常在烟嘴镶上碧玉或象牙，以矜豪富身价。烟灯是半圆形玻璃罩的油灯。钎子多用铜质或银质，似现今的牙签而倍大，用来抹取烟膏烧成烟泡，装在烟枪头部微凹处。吸时，曲腿侧卧床上，手握烟枪，用头部圆孔对准烟灯，慢慢燃烧烟泡，口含烟嘴而吸其气，则所谓“吞云吐雾”。常有两人相向侧卧，一个闭目凝神狠吸；一个装捻烟泡。豪富之家，大多数有婢仆随侍在床边，为主人装烟端茶。凡染上烟瘾者，都有嗜饮浓茶的习惯，吸烟数口，即呷香茗一杯，使喉间爽滑无干燥之感，又能把鸦片气味吞进肺腑，不伴浓茶就不过瘾。一粒小小烟泡，价值一斤白米左右，吸了数口便化为烟巴（俗称“烟屎”），耗资之巨，令人生叹！
  初吸鸦片的人，感到头晕恶心，若再多吸几次，便觉得精神兴奋，全身舒畅，其气味也有特殊吸引力，使人欲罢不能。一旦成瘾之后，就引起慢性中毒，食欲衰退，精神萎靡，面黄肌瘦，意志消沉，渐成“行尸走肉”。如果一天不吸，就会打哈欠，流鼻涕，浑身难受，甚至拉稀、倒地翻滚。因此，吸者不惜倾其所有，一吸方休。关于鸦片的毒害，我忆起一件旧事：
  1920年间，我在漳州龙溪县立第三小学读书时，校中有一位教师陈承礼，他是南门大路头富家陈雪轩的长子，毕业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娶文川里著名中医杨某之女为妻。陈承礼人材长得不错，唇红齿白，眉清眼秀，被同窗称为美男子。后来染上了鸦片烟瘾，把妻子的嫁妆也偷去典当买鸦片抽，其父屡次痛责不改，只好将其子陈承礼赶出家门，登报声明断绝父子关系，妻子离婚，回到娘家居住。学校也不聘用这个“鸦片鬼”当教员。
  我在省立第二师范毕业后，在文衡小学任教员，陈承礼经常到我家里借小说、杂志以及旧报纸，取去便没有归还。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堕落情况，不介其意，经过一了解，才知道他把所借的书籍报刊，都卖给旧货摊做为吸鸦片的烟钱。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陈承礼，他伸手便向我要钱，我看他衣裳褴褛，鞋子破烂，头发散乱，好似一个叫花子，心中有点难过，带念以往师生关系，从袋子里掏出一、二块钱给他吃点心充饥，岂料他把这几块钱又拿到烟馆吸鸦片。据说陈承礼最后因为中鸦片烟毒，死于南门草仔寮尾的破庙里，尸首由地保向附近几个商家捐钱，买薄板棺材草草收埋，下场可悲！
  旧社会的漳州妓女馆
  旧社会，漳州的妓女馆有两种：一种名叫“堂子班”，一种名叫“土婊馆”。
  “堂子班”开设在东门圆圈边的“康乐道”（今自由路）。起初有二十多间，到了1923年北洋军阀张毅统治漳州后，大办“花捐”，使其增加三十多间。妓女多数来自上海、江西等处，她们表面上是卖唱不卖身，实际是是过着卖淫的生活。嫖客多半是富贾官僚。卖唱的方式有三种：
  一、“开小牌”。妓女首先招待嫖客抽香烟、饮茶、磕瓜子，然后开始唱京剧中的片段牌曲，乐师只用京胡管弦伴奏，并不敲锣打鼓。据说“开小牌”的收费要三、四元银币。
  二、“开天官”。场面比较铺张，案上点一对红大烛，又燃烧芬芳的香柴。妓女陪伴嫖客围圈而坐。开场时在门外鸣放鞭炮，六、七个乐师坐在堂上两旁，以锣鼓、唢呐、弦乐演奏京剧牌曲《天官赐福》，接着，各妓女轮唱几段戏曲。“开天官”的收费，据说嫖客要花二、三十元银币。
  三、“叫条”。举办宴会要叫“堂子班”妓女出去陪客饮酒作乐，名谓“叫条”。“叫条”的收费没有规定，多少由办宴会的主人赏给，据说最少也要二、三十元银币。
  “土婊馆”起初开设在下营、少司徒一带（今北京路），后来改设在霞熏里，约有十几间。妓女多半是生活所迫，走投无路的良家妇女，被“乌龟头”（土婊馆的老板）乘机把她们当商品买来或包来，也有用威胁利诱手段，勾引她们出来当娼妓。“土婊馆”的营业方式有两种：
  一、“开茶盘”。“鸨头”泡一壶茶和一小碟瓜子置于盘上，端出来招待嫖客。妓女坐在嫖客身旁调笑抽香烟，或是唱几首淫荡的小调，如：“十八摸”、“打牙牌”、“采花歌”等。“开茶盘”的惯例，嫖客要离开时，才取出若干钱银或钞票压在茶盘下面（据说一般是一元至二元）。
  二、“开消”。所谓“开消”，是妓女陪伴嫖客睡觉，任凭嫖客玩弄行淫，经常通宵达旦，据说夜度资要三、四元。妓女出卖肉体，受人糟蹋换来的代价却被“乌龟头”所夺。她们断送青春和幸福，失去人身自由，有时在一天里头被按迫接待十多个嫖客，毫无权利拒绝，这是何等残酷！因此引起了性病（即花柳病），疾病无情地残害她们的健康，以致多数失去了生育能力，甚至因为梅毒爆发而死亡，嫖客也有许多染到梅毒（如下疳、淋病等），失去了劳动能力，甚至把病毒传染给妻子，遗传到下一代。当沉溺在花街柳巷的时候，为了讨好对方满足色欲而服春药，影响到本身的健康。还有不少人迷于妓女，难免一掷千金，挥霍无度，往往不择手段，攫取钱财，干出伤天害理、败坏道德的勾当，或是贪污盗窃，违法犯罪等，给社会家庭带来严重危害。
  民国时期的漳州茶楼
  以前漳州的茶楼，集中开设在市仔头和少司徒（今北京路）。招牌挂茶楼，实际上是妓女卖唱的场所。
  入夜时，这条街上就有“鸨头”带着卖唱的妓女（一般叫“走唱”），纷纷步入茶楼等待来客。妓女多数来自江西，年龄在14岁至20岁之间。上茶楼中的纨绔子弟，寻花问柳之流，他们并不是要品茗消闲，而是追声逐色，可以说“茶客之意不在茶”。
  卖唱的形式：先由妓女取出一把写有京戏片段的曲牌名，让茶客点选后，妓女就拿起二胡弦自拉自唱，就是唱腔走调或是曲词有错，茶客全无所谓，边喝茶、磕瓜子、抽香烟；边听唱曲，甚至动手动脚，调笑玩弄，秽丑之状，难以入目。妓女卖唱的收费，以唱若干曲段来计算，常例每段曲2银豪，但“走唱”往往另外要讨赏小彩。
  这种有名无实的茶楼，到了抗战期间，才被当时政府禁止。
  酒楼的女招待
  漳州在抗战期间，酒楼盛行增设女招待，这些女招待都是变相的卖唱妓女，她们并不是由酒楼招聘的，而是自己走上酒楼做临时服务员。地点没有固定，今晚这家酒楼，明晚在那家酒楼，轮流走动。酒楼不发给工资，收入全靠酒客的“小彩”。钱额不一定，少者一、二元；多者五至十元。
  女招待的工作是捧酒菜、代客倒酒、陪客猜拳。惯例不动筷子吃席上的菜肴，如果酒客要女招待陪饮，她不敢多饮，最多一杯至二杯，尽量避免灌醉。一散席，女招待嬉皮笑脸送客出门。
  女招待回到家里时，要把所收的“小彩”尽交鸨母，若是钱数不多，那就被鸨母责备，甚至挨打，生活遭遇惨痛！
  在抗战期间，女招待也曾做了两件有益之事：
  一、参加龙溪县社训队妇女军训活动。由社训总队部妇女队长戴金花另组织一分队，人数约三十余人，各穿蓝色“土丹林”布的短外衣，黑色粗布的跑裤（运动裤），脚穿白袜和平底黑色的橡胶鞋，服装齐整（均是自备）。按规定的时间集合在公园司令台前广场操练。
  二、龙溪县抗敌后援会举行义卖捐献，作为前方战士的慰问金。当时女招待也自动带着鲜花或纸花，到酒楼上向饮酒之客义卖，将收入的全部银元缴交抗敌会宣工团。这种具有爱国热情表现，是值得一提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漳州的酒楼女招待，一部分从良嫁夫；一部分回归原籍故乡，只有少数人停留在漳州另找职业或是做暗娼。
  旧社会漳州盛行养婢女
  漳州在旧社会时，养婢女的恶俗盛行，官僚豪绅、富商巨贾竞相蓄婢女，多者七、八个，少者二、三个。富家嫁女儿，还要买一、二个年轻的婢女做为嫁妆，俗称“随嫁〓”。
  养婢女是奴隶制度社会的残余。由于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生活贫困，迫使他们不得不忍心把亲生骨肉出卖给富家当婢女。穷人的女儿沦为婢女，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她们日夜操劳，吃主人的残羹冷饭，晚上铺破席睡在墙角或灶下，夏天没有挂蚊帐，整夜任凭蚊子叮，冬天盖破旧棉被，不能御寒，苦不堪言。做工稍不小心，或者不能迎合主人、主妇、少爷、小姐的意思，轻责被辱骂，重责大受鞭笞。许多婢女还遭受主人的人身侮辱和肉体摧残。
  1934年间，南门竹巷下有一个婢女被富商奸污，主妇发觉后，竟活活将她虐待至死。当时《商音日报》记者张野冰（龙岩人）到这个富家采访时，富商曾向他行贿一百元银币，请他勿发表舆论（当时我也在《商音日报》任外勤记者，故知此内幕）。又有北门镇台街一个旧官僚，把婢女奸污后，恐怕被外人知道，强迫这个婢女用电线在厕所自缢。还有其他许多惨无人道折磨婢女的事例，举不胜举。
  抗日战争胜利后，漳州的养婢女恶俗虽然逐渐减少，但是还是有人以养女的名变相养婢女。一直到了漳州解放，妇女翻身，婢女也得到了解放，养婢女的恶俗才彻底被消灭。
  妇女改良所
  民国二十年（1931年）间，国民党军四十九师张贞统治漳州时，曾在公府街（今南昌路）公安局对面创设“妇女改良所”，主管者公安局局长张式玉（云霄人）。
  “妇女改良所”，是收容不愿为娼的妇女和不堪主人虐待而逃出来的婢女。所内有设糊纸盒、纳鞋底、织毛线衣等工坊，让收容来的妇女学习操作，以供膳食费用。公安局指派人员管教监督，违反规则者则禁闭反省。另外，每星期有二小时学习书写、珠算。当时我在公府街陈林荣公馆任家庭教师，曾一度被改良所聘请担任书写课教员（义务）。
  改良所的性质，类似近代婚姻介绍所。凡是较穷的人要娶妻，可以向公安局申请在“妇女改良所”找对象。如果双方同意，则办理登记手续并缴纳赎身费。当时，“妇女改良所”的组织，对保障妇女的人身自由具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1932年初，四十九师失败撤离漳州，“妇女改良所”也随之解散。
  漳州的茶摊
  在民国时期，漳州的茶摊林立，尤以澄观道一带为多，俗称“茶桌仔”。劳动人民常在工余时间，相约到茶摊品茶、谈天说地。夏天傍晚，澄观道所有的茶摊坐满茶客，他们一边乘凉欣赏江上的风景；一边品茗抽香烟，别有一番乐趣。茶摊为了招揽顾客，有的特请盲艺人在摊边唱锦歌给茶客助兴；有的另摆一张小茶几，放着象棋盘、棋子，供茶客弈棋消遣。
  茶摊所泡的茶叶，有武夷茶“乌龙”、“茗种”、“水仙”，安溪茶“铁观音”、“奇种”等。所用的茶具，都是朱砂陶器的小型茶壶（俗称“小种仔罐”），白瓷浅底的小茶杯。收费没有固定，按茶叶的等级来区分，一小包普通茶叶合开水费，大约收二角银毫。同时另外代售糕点，由茶客随意选购。摊主招待茶客十分周到，一看见茶壶中的茶水饮尽，立刻加水。任茶客坐了一、二小时，也不会计较，服务态度比茶楼好得多。因此，受到饮茶者的欢迎。
  漳州的斗鸡场
  漳州斗鸡之风，始于何时，无从查考，只知在抗日战争以前，东门城守营附近的广场（今巷口中心小学后面），设有一所斗鸡场，斗鸡的大多数是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他们还借斗鸡之名来赌博。记得我在师范念书时，曾为了好奇而走去观看，情景颇感残酷：
  场中两只雄鸡引颈抖翅，耀武扬威互相格斗，一来一往，互不退让，时间达一个钟头以上。有的斗鸡任凭胜者随意啄其鸡冠，血流如注，走开几步还转身拼搏，直至痛不可忍叫出声来才算斗败。在相斗期间，即使有的鸡被啄瞎了眼睛，弯腰观鸡斗的裁判员，也不会立刻发号令停斗。有时候也会让斗鸡停歇几分钟，让鸡主人用凉水为其鸡冲冠，以使斗鸡神志清醒，再次投入拼杀。
  据说格斗的雄鸡要选择优良品种，大多数是从暹罗（泰国）、安南（越南）、巨港（印尼商埠）、仰光（缅甸）、实叻（新加坡）等地引进来的鸡种繁殖。
  优良的斗鸡每只价值百元白银以上；日常还要让它吃有营养的饲料，如将糯米或麦粒放在酒中浸透晒干后，才取出喂食。自此，斗鸡娱乐之风在漳州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