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赵朴老和林子老都已作了古人，我常常怀念他们，也常会回忆起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
  朴老生于1907年11月，父亲林子老生于1910年10月。朴老舍报于2000年5月，享年93岁，父亲归西于2002年9月，享年92岁。他们俩是同龄人，经历了相似的历史变迁。
  2000年5月，朴老逝世的噩耗传来，父亲十分悲痛和惋惜，此时的他，已近90周岁，耳聋眼花，腿脚无力，行动已异常不便，但却坚持要去参加与朴老告别的追悼法会，家人只得推着轮椅让他去向朴老致最后的敬意。
  父亲与朴老之间的因缘深厚。“八一三”后，父亲在上海参加僧侣救国团，救护伤员，后又奔赴武汉参加抗日活动；这时，赵朴老也一直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当时他们在上海偶有接触而已。自我记事以来，我觉得他们的交往主要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说起。
  抗战胜利后，1947年，父亲应白圣法师之请，担任上海佛教会秘书主任，兼任静安佛学院教职，并任静苑刊物《学僧天地》顾问。上海佛教会秘书组的办公地点就设在静安寺内。当时静安寺的年轻方丈是德悟法师，监院为密迦法师。后者精明能干，而德悟方丈则善良好客，经常热情接待各方来客，尤其是上海的许多文人雅士，有法师，也有居士，他们多半善书能画，如大醒法师、芝峰法师、漱风法师、持松法师、亦幻法师，画家唐云、白蕉、若瓢、王效文等；赵朴老当时亦经常是静安寺方丈室的座上客。朴老受其家庭熏陶，自幼笃信佛教，他家学渊博，聪颖过人，能吟诗填词，还写得一手秀丽的好字，后来他借静安寺这块佛教宝地掩护和帮助着新四军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父亲整日在静安寺上班，我们的家先住常德路，后又迁至康定路，都离静安寺不远，我放学后和节假日都会到静安寺去玩，在后院方丈室看大人们作书画画，一起吃素斋更是常事。方丈室的茶房（服务员）根华师父对我特别关照，他有时会偷偷对我说：“赵朴初先生来了，你师父（德悟法师）要加倍招待他呢，你别走呀！”我就是在那里最初见到和认识了赵朴老的。那时他总是笑嘻嘻地随父亲叫我的小名“莲莲”。父亲让我称他为“赵伯伯”，于是我从13岁开始直到后来几十年都这样称呼他。那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与赵伯伯每周至少要在静安寺下上两次围棋，一下起来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在一起下棋，品茗，谈诗论文，也谈论上海及全国佛教界的情况，非常投机。我没有耐心坐观他们的棋艺，就会跑到静苑的教室里去弹一会钢琴，或与几位学僧师父聊天。这样的情境大约持续了好几年。这段时间，他们过从甚密，也开始彼此了解，并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就在那些日子里，父亲请大醒法师为之题名的“杂华室墨缘”和“墨缘杂华”两本古式纪念册中就有朴老为父亲题的诗：“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落款是“子青居士嘱书，丙寅季秋朴初”。
  1978年9月朴老又于北京书赠父亲一宋人诗曰：“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情意味，料得少人知。”多么清新的意境呀！由此亦可见他们俩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和认识均具佛家思想而且是如此的恬淡而心心相印呢！
  1950，年以后，朴老离沪去京赴任，此后一段时间直到1956年，他与父亲之间的交往便少了许多。然而，朴老对于父亲的为人品格以及道德文章已有较深的了解。
  为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南传佛教国家和印度均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当时的锡兰（斯里兰卡）要编纂一部英文的《佛教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ofBud-dhism）作为纪念项目之一。而在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锡兰总理曾向我国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求中国佛教界提供关于中国佛教条目的文稿。周总理将此项任务交给了中国佛教协会。佛协于是成立了以赵朴初为首的“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聘请国内著名的佛教学者担任撰稿任务。像喜饶嘉措、巨赞、法尊、隆莲、吕澂、田光烈、周叔迦、高观如、黄忏华、郭元兴等许多法师和居士均应邀参加。朴老这时也想到了父亲，特聘父亲从上海佛协来京一起工作。父亲为该《百科全书》所撰文稿达数十篇，除由李荣熙居士译成英文交斯里兰卡编辑外，后来陆续在《中国佛教》第一、二、三辑发表。
  自1956年父亲到北京工作后，他与朴老的交往又频繁起来。然而，朴老身居高位，工作繁忙，父亲是轻易不去打扰他的。
  文革中，朴老和父亲都曾受到一些冲击，有时被安排在广济寺一起打扫院子，他们俩却处之泰然，既无惧色，亦无怨言。
  文革后期，大约在1974、1975年间，有一次我从唐山去上海出差，父亲嘱我，若有机会，应去七浦路的原吉祥寺看望一下以前该寺的住持雪悟法师，父亲并告知，据悉，亦幻法师也住在那里（小时候，父亲曾常带我去吉祥寺，所以我认识雪悟法师）。我遵嘱去了一次吉样寺，此时该寺已不复存在，但雪悟法师则似住在原来该寺房子的后楼一间小屋内，他因前不久出去买报，被一车辆撞倒而一腿骨折，多时不得动弹，临时有一位老太太在照顾他的起居，然而，生活相当拮据，不可能得到好的治疗，他感谢父亲念旧之情，请求我到北京时去见一下赵朴老，请朴老协助找一位多年前他曾资助其赴德国留学读化学的女居士（她亦是朴老的老朋友，且也在北京工作），并转告其现况。我答应到北京请示父亲再说。当时，我身上仅有十几块钱（我的每月工资为60.5元），当即掏出五元供养雪悟法师，我对他说：“太少了，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他很理解我要负担五口之家的难处，表示十分感激，我们还谈了许多文革以来上海寺庙以及僧人的变迁和坎坷，彼此感慨万分。那天，他还指引我拜访了住在老吉祥寺后楼二层半一阁楼里的亦幻法师和若瓢法师。后者外出而未遇，却与亦幻法师小谈了片刻。公毕经北京回唐山时，我向父亲报告了吉祥寺之行，父亲立即嘱我往访赵朴老，并要我如实将雪悟法师的情况以及他的要求转告朴老。朴老在他的南小栓胡同的家中接见了我，十分关切地询问上海一些法师及寺庙的情况，临别时，他和夫人还特意走出一大段路来送我，令我十分不好意思，但他却说：“我们傍晚也要出来散散步。你爸爸和你都很念旧，我很高兴。”大约半个多月之后，我收到父亲的来信说，朴老和那位女居士一起给雪悟法师合寄了人民币五百元，助其治疗腿伤和补贴日常生活所需。父亲说，朴老十分善良，乐于助人。当时，人们的工资都很底，朴老却仍然慷慨解囊，解人燃眉之急，实在可敬可佩。
  改革开放以后，佛教寺庙亦逐步由园林部门归还僧人管理。许多寺庙在修复、兴建中均需要立碑、题匾、作楹联等等。闽南是父亲的家乡和早年求学的地方，闽南去南洋等地驻锡的同学也不少。那里的许多道友均通过父亲请朴老作书、题字，父亲有时为此去向朴老求书、求字，朴老几乎都予满足，连住院时都会答应写，有时甚至写了一次又一次，也不厌其烦。有一次，朴老给父亲写了这样一封信：
  子青居士：
  示悉。“碧瑶胜地”及“菲华蕙芳莲苑”均写就送请转交，为荷。记忆中虽写过，不知何故未寄到。
  浙江书法会，弟未能参加，马先生（指马一浮先生—笔者注）纪念刊，当抽暇题词，最近虽在医院，亦苦不得暇耳。
  敬颂
  春祺
  朴初和南 二月五日
  朴老由于工作和内外应酬均甚忙，有些文字的东西（如寺志、塔铭、法会疏文等）常要父亲代笔或起草。这原本亦是父亲应尽之责，然而朴老总是很客气地请父亲协助，为此而给父亲写信的便条、短函不计其数。有时朴老拟好稿后，还要让父亲先事一阅，如有条曰：“龙若大学讲话稿，送请子青居士一阅。不妥处请修正。朴初拜托”又如，1987年11月22日圆拙老法师作书礼请朴老担任《弘一大师全集》总顾问，同时请朴老为《全集》写序文，佛协办公室主任请郑立新居士呈朴老，请示“由谁代为起稿？”朴老批示“拟请林子青居士代拟一稿，不必太长。请与林居士联系，为荷。朴初87.12.1”
  朴老在法源寺或广济寺接待日本代表团和台湾佛教界人士时也常请父亲参加，他为中国佛协有像父亲这样既懂佛法又有钻研佛学的耆宿而骄傲。
  改革开放以后，朴老常到各地视察，去福建各地时常请父亲陪同，父亲不但陪同参观，而且向他及大人介绍福建许多寺庙的历史以及现况。如到漳州时，父亲还特陪朴老去考察南山寺的古钟。
  新加坡的广洽老法师是父亲的师兄，属漳州南山寺的临济宗喝云派。他们之间有极深厚的亲情和友情，洽老年轻时仰慕弘一大师盛名，十余年间，侍奉弘一大师，恭敬供养，过于师长。后来，还特与瑞今、学常诸师赴泉州开元寺跟弘一大师学律。洽老对弘一大师的崇敬也使父亲与他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1985年秋冬之间，父亲陪同洽老在全国各地参观访问。洽老到名山大刹多有布施供养，还特为北京、上海、福建等地多个佛学院各有五千元至二万元人民币的布施，而对庐山东林寺这个净士道场他慨然捐助外汇六万元。（后来1990年时，洽老以91岁高龄第二次专程到东林寺，捐赠新加坡币7万元，马来西亚币1万元，金箔折合黄金两斤，帮助重建莲社大殿。）到北京时，洽老由父亲引见拜会赵朴老，父亲并汇报了洽老这一系列的无私援助，洽老当时又以一万元面交朴老转赠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基金。朴老赞扬洽老对大陆佛教道场、佛教教育与文化事业的热心关怀，并嘱咐父亲要好好陪伴洽老到各地参观。在泉州时，正值陈珍珍居士等发起编《弘一大师全集》的时候，洽老闻之，欢喜赞叹，随即捐助二千元作为筹备基金。由于洽老之首倡，其后海外人士又陆续赞助，后来《全集》得以出版，应感谢洽老首倡之功。当时，编委会推选父亲担任主任，父亲在中国佛协和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工作尚未退休，然而他为编纂《全集》多次往返于闽南与北京之间，有时在闽南，一住就是三、五个月乃至半年，因此，《全集》十大册的出版，也是与朴老和吴立民所长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1993年，父亲经过48年的搜集、补充、整理而完成的《弘一大师新谱》共25万字，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以作为大师圆寂50周年的纪念著作。父亲将新作一册赠予当时正在住院治病的朴老，请他指教。朴老很快就给父亲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赞叹说：“..数十年蒐集之勤，编撰之力，显彰先德，嘉惠后学，功德实非浅鲜，至堪钦佩。扉页所题小字，恰比蝇头，足见目力不让中年，可欣可贺。..”
  朴老常对佛协的一些工作人员说：“林老是部活字典，是我们中国佛教界的国宝！”由此可见他对父亲的信任和敬仰，也可看出朴老为人的谦逊。父亲深感知遇之恩，无论代笔、起草或校阅，只要朴老指示一下，总是努力按时甚至提前完成，使朴老在接待内外宾客时更加心中有数，能应付自如而获得赞扬，父亲则甘当无名英雄，且为朴老的每次成功而欢喜。有时偶闻对朴老的微词，父亲却以为中国大陆佛教事业得以复兴和发展，正法得以宏扬，固然与国家的开放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各地缁素的努力有关，但朴老在这个历史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功绩是绝对不可低估的。
  父亲与朴老的交往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1956年以来，他们都住在北京，为工作或学术上的问题，常有书信往来，也会在佛协晤面，但父亲极少去朴老家，几十年来仅去访过可数的几次，且多半是受人之托，其中仅有一次是父亲带我同往的。然而，朴老有病住院时，父亲有时会写信向他致意问候；父亲住院时，朴老则会派人送水果并附简函问候，关怀之情十分真切。
  父亲深知朴老身处要位，特别注意不要让沪老为难。比如，我家1956年因父亲的工作调动，不得不由沪迁京，先是在甘石桥西斜街一四合院租民房住；文革后曾先后搬到当时在北海附近的“三时学会”和法源寺后院的一个小偏房内居住；文革结束初期，借继母一侄女（她因全家去美国而空出房来）在二里沟一居民楼五层顶楼一个两居室单元住了近十年，每次换煤气罐时，父亲还得自己抬上五楼。这一切生活上之不便，父亲从未向朴老或其他佛协领导诉说过。1987年，佛协在今塔院的晴冬园及朗秋园盖了一批单元房。1988年，许多佛协的工作人员已申请到并已迁入新房，父亲怕麻烦朴老，仍未有所表示，后来还是在当时佛协办公室主任李呈钧居士和国际部主任郑立新居士的多次提醒和催促下父亲才向朴老呈了一份住房申请信，朴老知道我们一家多年来在京没有安定而较舒适的居住条件之后，颇感歉疚，嘱有关方面给予妥善安排，此后，我家才得以迁入后来直至如今的三居室较宽敞的单元房。可以说，这是父亲唯一一次为了自己的私事而去麻烦朴老的。朴老也在百忙中给解决了父亲的住房问题。
  我和外子乔尚明自1957年至1980年都在唐山煤炭科学研究院（简称为“唐山煤研所”）工作。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许唐山发生了8.3级的特大地震，也波及津京等地。当时，我母亲因已有20年未回上海，是年4月间返沪探亲，她本来就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症，在沪与亲友久别重逢，一时激动，竟在沪中风而半身不遂，我曾赶去侍疾，经急救治疗，病情好转，便出院在上海亲戚家休养康复。父亲由于佛协和朴老的关照，仍留在上海照顾母亲。我因家中尚有三个幼小子女，而外子又经常出差搞课题，不得不尽快回唐山上班。发生地震时，外子正在吉林出差，我刚从上海回来不久，独自带着三个孩子，一时间房倒屋塌，幸好我们所住的房子是个长方形的二层楼房，有三个单元，这栋房子是从中间单元倒塌的，两头尚站立着，而我们住在一单元，所以未被压死，只是13岁的大儿子的身子被压在倒塌的一堵小墙的砖瓦堆中，我奋力将他扒出，幸好头部未伤，仅腿部皮肉受伤而已，但我们的单元门因变形而无法开启，只得通过破墙洞进入隔壁人家的楼道，爬到该单元大门顶上的雨搭上，再将三个孩子送下，自己最后跳下。一家四口这才离开了险境，成了幸存者。然而，这时的唐山无法与外界联系。三天后，北京煤研总院派人来救灾，我急匆匆地写了简短的报平安家信给我和外子双方的家人，托北京总院老同学为我邮寄各方。家人得到我们报平安的信息大约是在8月5日左右。在此期间，父亲曾两度写信给朴老，朴老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给父亲回了两封信，关怀之深情，可见于书。如8月2日朴老的来信说：
  子青居士：顷奉大函，承关念，至感。北京地震后，中央及市、区均立即采取各种防备措施，唐山、天津等地，亦已派工作组前去，相信必能胜利地担任抗震救灾工作。令媛情况，弟亦甚为弛念，目前电报不通，邮件亦恐不能及时到达，因可能疏散，一时不易寻得确实地址。尚望勿过于着急，善自保重。
  弟及荣熙、秉之均全家暂迁广济寺，因此间院子大，易于趋邂。前院住附近居民7百余户，约2千余人。目前防震工作紧张，其它工作相应暂缓。余震未息，尚须保持警惕。
  尊夫人经医疗后激臻康复，甚可欣慰。根据目前身体情况及此间地震情况，自以暂住南方为好。
  专复 即颂 健康
  朴初
  1976年8月2日
  荣熙、秉之均嘱笔致候
  父亲在收到我的平安家信后，即写信转告朴老，后者于8月13日又特作书答复如下：
  子青居士：
  顷得手书，欣悉令媛已有信报告平安，真可谓家书抵万金也。一星期前闻友人云唐山煤研所除一人受伤外，余均无恙，因未经证实，故未函告。今得此喜讯，尊夫人病体当更易康复，诚可庆贺。
  此间防震工作仍在进行不懈。我与温、廖、赵、张诸公及李、陈二家均住后院（舍利阁前）帐篷中，一切均好。大作五古长篇（父亲在收到我的平安家信后，曾作一五古长詩—作者注）甚真切，已连同大函与李、陈二君阅，并已向王绍佑同志代为致意。诸君均嘱笔致候。咸以令媛一家平安为慰。
  匆致，并祝暑安！
  赵朴初
  1976年8月13日
  赵朴老与父亲之间的相互尊重、关怀和支持，从许多方面都可以体现。然而，唐山大地震后他们的相互牵挂乃至朴老对我一家爱屋及乌般的关怀，尤其令我感动又感激。
  从父亲随朴老一起活动的许多照片中可以看出，朴老总是那样慈眉善目、和蔼可亲，而父亲又总是那样愉快地随从。应该说父亲对朴老是心悦诚服的，他给朴老所写的挽联可以体现他的真实心情：“数载亲承备闻教诲，一朝永诀不胜瞻依。”
  朴老遗嘱中有诗句曰：“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就像广钦老和尚所说的那样：“无来无去，无大事。”朴老不断生死也不着生死的禅者胸襟是永远值得我们佛家子弟缅怀和学习的。
  父亲与朴老间因缘深厚，却又如清风明月。他们为中国佛教及佛教文化所共同作出的贡献是我们这些后学所值得敬仰的。我在写这篇小文的过程中不断回忆着他们之间的真挚情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拙文虽不免冗长，却仍不足以道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互相关怀和支持之万一。此外，应该说，在我的一生中也不断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关怀和影响，这也更加深了我对他们的怀念。
  （注：林子青，漳州人，生前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作者系其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