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孙中山先生与漳州
  郭上人
  在漳州中山公园花木丛中，矗立一座“闽南护法区纪念碑”。碑高约5米，碑上端四面刻“博爱”、“自由”“平等”、“互助”蓝色大字，“博爱”为孙中山先生手书。纪念碑灰白色，朴素无华，但它记载着民国初期闽南护法区一段为世人所瞩目的历史，也记载孙中山对闽南护法区的领导与支持。
  闽南护法区首府漳州
  1917年7月，孙中山到广州组织非常国会。国会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成立护法军政府。军政府把广东省公署亲军20营5000军队，改编为援闽粤军，命陈炯明为总司令，率军援闽护法。
  陈炯明 1908年毕业于广东省政法学校，翌年参加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参与广东淡水起义，在惠州整扩民军7个旅，自任总司令。因拥有军队，被推举为广东省副都督、代理都督。孙中山认为陈炯明非军人出身，作战非其所长，5000粤军的力量也远不足援闽护法之需。孙中山采取二条措施：一是派中华革命党军务部副部长邓铿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命军政府军务部长许崇智屈就粤军支队司令，委蒋介石、吴忠信为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加强援闽粤军领导力量。二是争取团结福建民军，以加强护法军力量。委任宋渊源、王荣光为福建护法军正副司令，许卓然、王持平为福建靖国军正副司令，委派林祖密为闽南军司令，回闽南筹集改编民军，配合粤军入闽作战。①
  1918年1月，援闽粤军从广州进驻潮州、梅州一带训练并扩充队伍。2月19日孙中山致函陈炯明：“奉天张作霖派兵南下援闽，闽事关系全局，北方陆续加兵，愈迟则敌力愈厚，望速进行。”②孙中山要求陈速率兵入闽。但陈仍在潮梅盘恒，按兵不动。驻闽北军乘机调兵遣将，对粤军形成包围之势。孙中山从3月22日、4月5日、8日、13日、5月5日，五次急电陈炯明，促其发兵攻闽。“李厚基在闽兵力日日加增，（粤军）现已在三面包围之中，此时敢冒险进攻则生，不敢冒险必致坐困。以攻为守，则士气壮，响应多，敌胆寒，一进必收奇效。”③在孙中山一再催促下，陈炯明才于1918年5月10日发起全线进攻，先后攻克武平、上杭、连城、长汀、永定，向平和推进。但北军重新调整兵力后，于6月4日大举反扑，6月中旬，粤军攻克的闽西南各县，都得而复失。陈炯明经此挫败，情绪悲观，认为败局已定，准备由潮梅撤回惠州。
  此时，被西南军阀排斥离粤回沪的孙中山，对援闽战场恶化深为焦急，于7月13日致函陈炯明，指出在这危难之际，“我之兵力有限，敌之增援无穷，潮汕一隅，势必陷于重围。唯有奋力前进，冒险求胜，规取闽中，”④才有出路。在孙中山再三催促劝导下，陈炯明才重新组部，于7月23日发动攻闽。在闽的护法军、靖国军、闽南军纷起策应。闽军后院四处起火，腹背遭攻。粤军浴血奋战，7月30日夺回大埔，8月初饶平浙军反正，粤军乘胜全线反攻，右翼克诏安、云霄、漳浦；左翼克武平、上饶、龙岩、南靖、平和，8月31日攻占漳州，先后控制以漳州为中心的20多个县分，建立“闽南护法区”。护法区总司令部驻在漳州，漳州成为护法区首府。
  整训队伍建立空军
  援闽粤军是当时军政府仅有的革命武装。“闽南护法区”建立后，孙中山仍倾力给予支持扶植。要求粤军整训队伍，厚植基础，以图进取。并在漳州建立空军基地，培训空军人员。
  1918年冬，南北和议之声日高，孙中山分别致函粤军将领吴忠信、罗翼群、蒋克诚、洪兆麟、许崇智、蒋介石、邓铿，反复戒谕不要为和议所惑，指出“近日时局，虽和议之声日炽，而群邪犹然当道，是非犹未大明，达到护法目的，犹未旦夕间事，吾党救国护法之责任，犹未能尽”。孙中山殷切希望粤军“于此期间，勉力训练队伍，厚植基础，以为异日进取之需。”⑥当南北达成和议，军政府颁布停战令后，有些粤军将领因“时局停滞，遽萌退志”。孙中山致电许崇智、邓铿、蒋介石，劝诫说，“盖粤军今日为吾党唯一精锐，亦为护法军中坚，刻虽暂难进行，然维持固有之实力，训练整顿，以待发展，亦为当务之急，万不可遽有灰心，委之而去。”⑦在粤军上层思想动荡之际，孙中山多方作思想工作，要求勉力整训队伍，共图护法大业。
  粤军在护法区大力整军经武，军队由20营5000人发展到70营2万多人，军备实力也得到充实。孙中山为支持援闽粤军的发展，亲自联系购买枪支弹药，“计有步枪2千、马枪5千、子弹700万，总共沪洋20万元。”⑧闽南军司令林祖密在漳州招集民军800多人，驻守长泰、华安一带。林在城区文昌宫（今漳州市东铺头小学）举办“随营学校”，训练军队骨干，林自任校长，军事教官有潘登峨、陈寿西、曹锡龄等。学校以军事训练为主，纪律严明，队伍常到漳州近郊云洞岩、白云岩等地实战演练。学校习武也习文，文化教员有黄仲琴、陈鉴修、陈家瑞等。教材选读文天祥的《正气歌》，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黄道周的《就义遗事》等，以先人的英雄事迹，激发学员的忠义勇武思想与不怕牺牲的精神，提高队伍素质。
  陈炯明为维护其在护法区的统治地位，极力排斥异已，打击其他友军，闽南军被缴枪吞并，靖国军等被排挤、打击。孙中山对此甚为痛心，致电陈炯明要“量为处置，总期于事实不生窒息”。⑨孙中山又致电被陈排斥的许卓然、杨致平、张干之、林祖密，对能“捐除小嫌，同心御侮，谋同志之团结，策国是之进行，大义昭然，深为嘉慰。”孙中山要大家看到“方今国事危难，群奸当道，吾诸同志任重致远，责任至巨，若不群策群力，何以肃清大难，望一切商榷进行，协同救国，以尽吾党之天职”。⑩孙中山渴望大家要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共策国是。
  孙中山还致力于在漳州建立空军基地。1917年，旅美檀香山爱国华侨青年杨仙逸跨越太平洋到广州帮助孙中山筹建空军。他倾其家产在纽约拔罗夫市办寇提斯飞行学校，培训张惠长、陈庆云等一批华侨青年飞行员。并在广州珠江边大沙头开辟水陆飞机场，成为护法军政府“第一个空军基地”。（1）1919年4月19日孙中山致函杨仙逸，“足下对于飞机学问，研究素深，务望力展所长，羽翼粤军，树功前敌”。（12）孙中山希杨仙逸继续发挥所长，在漳州筹建空军。杨仙逸经考察后，选择在漳州城南九龙江边建机场。经半年紧张施工，于1919年冬竣工，机场面积400多亩，东至桥南白鹭洲，西至中山桥南端公路东侧，南至上街村外，北至九龙江南岸。机场筑一座平屋式机库，还有二条2000多米长4米多宽的水泥跑道。在建机场同时，杨仙逸于6月在漳州建立航空学校，备有双翼单引檠飞机十架。培训一批飞机驾驶员、工程师、机械员等。漳州成为孙中山军政府“第二个空军基地”。这支空军在粤军回穗后进攻军阀时发挥了作用。
  关注漳州的建设
  援闽粤军建立闽南护法区时期，正是国内形势剧变的年代。在国外，发生十月革命，震撼着资本主义世界；在国内，出现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愚昧、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潮流。陈炯明也顺应形势，提出“提倡新文化，建设新社会”的新政规划。孙中山对闽南护法区的建设极为关注，1918年12月就致涵陈炯明“在闽措施，既切近时需，而规划又复宏远，闻之曷胜欣喜。”（13）对新政规划给予肯定与鼓励。在孙中山关注下，陈炯明在闽南护法区首府漳州实施新政，并得到各界的支持。
  大力推行新文化运动。护法区禁办私塾，推行新制教育。各乡纷纷举办小学堂，学习新制教育课。漳州城区原只有中学、师范各一所，增办“甲工”、“甲商”、“女子师范”（附办女子小学）。还创办“云中夜校”、“云中半日校”，吸收工农及贫民参加业余学习，加强平民的文化、精神教育。护法区还选派优秀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学习机电、工程、化学、矿产、纺织等，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其次是传播革命进步文化，提倡现代文明生活。在漳州设立“新闽学书局”，出售北京的《新青年》、北大的《新潮》、湖南的《湘江评论》、上海的《建设》、《星期评论》以及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政论、小说等多种书刊，宣传革命进步的思想。漳州还多次举行演讲会，开展学术交流。胡汉民谈革命哲学“民主革命之方法与目的”；李石曾谈“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贤明父母为子女移家就学”；吴稚晖谈文学改革“倡用注音字母”等。（15）各种文体活动很活跃。公演易卜生话剧《娜拉》、俄国话剧《夜未央》，还举行“闽南护法区首次运动大会”，有17个县数百名运动员参加。护法区把府衙及花园扩建为公园，园内有图书馆、仰文楼、音乐亭、美术馆、体育场、纪念碑等，成为民众文化活动的场所。
  北京爆发“五四”学生爱国动动，漳州学生上街游行，各界在公园开“万人国民大会”，支持“五四”运动，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抵制日货。学生联合工人、商人，举行罢课、罢工、罢市。召开“提倡国货，禁止日货”国民大会，搜查日糖，把日商老板及日传教士驱逐出境。漳州各界声援“五四”运动持续三个多月。当时在军阀统治下，各地声援“五四”运动都被镇压，漳州却是例外，成为全国瞩目的地区。漳州还创办《闽星半周刊》、《闽星日刊》，宣传三民主义学说，宣传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闽星》报刊受到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及胡汉民、朱执信、廖仲凯等政要都在《闽星》发表文章。《闽星》使漳州早期能了解马列学说与社会主义。
  漳州在开展新文化运动同时，进行城市规划与建设：拆掉城墙，扩大市区，拓宽街道，整建市貌；修建公路，通行汽车；筑建江堤，建造大桥；发展实业，繁荣市场。孙中山对漳州建设规划表示欣喜与赞同，提出要“对归国华侨竭力保护，助其振兴实业，于政必有裨益”（16）在市政建设中，得到华侨大力支持，投资漳州汽车始兴公司，建设漳州至厦门汽车运输线；投资康乐道、东门街市政建设；举办南洋中学（暨南中学）、浦头初级中学等。
  护法区施新政，孙中山曾命朱执信、廖仲凯、戴季陶等前来漳州，协助陈炯明工作。“时同志多集闽南，于党务宣扬，地方改革，卓著成效。”（17）尤其是朱执信，他多次赴漳，与陈炯明等高层将领讨论学术、谈新思想发展；还经常对学生、士兵演讲。新政的许多措施，如开书局、刷新教育、办报纸、聘用新潮人物等，都是朱执信的建议。（18）孙中山还从经济上大力支持护法区，不仅筹拨盐款，以充粤军之需，甚至将自己的上海莫利哀路29号住宅抵押，“一次得款二万元，一次得款二万五千元，都交给驻漳粤军。”（19）
  漳州施新政的成就，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吸引不少名人、学者、大学生来漳参观，林森、胡汉民、居正、吴稚晖、邹鲁、李石曾、陈嘉庚等先后抵漳州访问。1920年4月，列宁派代表波达波夫将军访问漳州，把列宁的亲笔信面交陈炯明，信中“对中国革命表示关怀，对陈表示敬佩与鼓励。并由波达波夫转述，请多作农民运动，注意发动群众。1920年12月，俄共威廉斯基撰写《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夜》一文，称“漳州是中国南方革命的中心”、“中国革命青年和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朝圣地”。德国报刊也刊文称漳州是“东方一颗明星，正在发出光芒”。（20）
  援闽粤军从1918年9月1日进漳州，到1920年8年12日挥师回粤，只1年又11个月多，护法区漳州取得很大成就。过去漳州有些人都认为护法区的成就是陈炯明的贡献。应该承认，陈炯明对护法区是作出努力，有过贡献的。但也应该看到，护法区的成就，离不开孙中山的领导与大力支持。
  参考文献
  ①韩真《民国福建军事史》，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年1月版，52页。
  ②③④⑥⑦（13）（16）《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4卷343页、433页、486页、524页、528页、530页、47页。
  ⑧⑨⑩（12）《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5卷230页、84页、85～86页、46页。
  （11）漳州文史资料1995年20辑范佐之《孙中山在漳创建空军第二基地》。
  （15）（18）段云章、陈敏、倪俊明《陈炯明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47页、156页。
  （17）罗香林《乙堂文存》49页，希山书藏1946年版。
  （19）《双清文集》下卷923页。
  （20）《漳州简史》（内刊），1984年版，127页。
  龙溪知事张友仁先生
  肖林
  张友仁是陈炯明在漳治政的幕僚，也是建设“闽南护法区”新社会、新教育的一个得力执行者。由于时间的推移，他在龙溪县任上的治绩，几乎鲜为人知。今天留下几笔，以表示不忘这位做过好事的作古人。
  孙中山民主革命的追随者
  张友仁（1877-1974），广东惠阳人，前清贡生。1905年，他在两广师范简易科毕业，初识在广东政法学堂攻读的陈炯明。1911年初，他化名“张夏”秘密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当年9月，东路起义军司令陈炯明和邓铿、马育航领导淡水起义反清，张友仁在博罗一带联络会党，策动团练附义。广东光复，随陈氏到广州出任循军总司令秘书。11月17日，陈炯明首任广东军政府副都督，张友仁为陈氏的幕府智囊，而后调任海丰县民政长，历行禁烟赌，废县差，设警署，试行教育新制，将“社塾”改为新式小学。深孚众望。1918年初，孙中山组织粤军援闽护法，时任讨龙（济光）军兵站站长的张氏，应命再任海丰县县长，以支援新组建的陈炯明粤军顺利援闽。
  1918年底，奉孙中山的命令粤军攻占全闽半壁，陈炯明在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护法区”施行新政，便调张友仁到龙溪县任知事（接知事尹骥职）。龙溪县治所设在漳州城内，辖有漳州（今芗城）、石码和域内乡镇，斯时成为“闽南护法区”建设新社会、推行新文化运动的“龙头”。张友仁治政有方，筑堤岸，辟街路，新市政，又劝民剪辫子放足，解放“南馆妹”，惩治恶鸨婆，废除“随嫁女”旧俗，一时兴起社会新风尚。他秉承陈炯明之意，鼎力于公路筑造和教育改制。粤军离漳回粤伐桂，他随军入粤襄办饷糈，曾经出任东江财政局长，后因与陈炯明干将杨坤如不睦而离开财坛。
  1922年，张友仁用廖仲恺拨给的以工代赈款10万元，负责筑造惠阳至平山的公路，半年竣工通车，成为广东第一条公路。后数年，又完成惠（州）樟（树）公路以及500里程的福（州）泉（州）公路。人们誉称他“路佬”。他却说：“一息尚存，路志不可稍懈！”
  张友仁先生一生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孙氏逝世后，他紧记打倒列强救中国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教导。抗日战争后，他撰诗明志：“宋室山河遭虏崩，永埋白骨在零丁，忠臣长逝隐名姓，月照英魂水映亭。”以凭吊古人来表示自己抗日救亡的誓愿。1939年，中共领导的东江华侨服务团在惠州设立团部，张先生让出自己房子给团部办事和团员住宿。1945年初，由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司令部在约场召开国事座谈会，张先生冒险参加。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全国三、四届政协委员，致公党四、五届中央委员，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终年97岁。他的一生，是一部跟着时代步伐一起前进的历史。
  在龙溪秉志实行“教育救国”
  张友仁从广东省海丰县调任“闽南护法区”龙溪县知事，海丰人于1919年在“凿石亭”内悬挂横匾，表彰张先生治县政绩：“打倒满清，废除教育旧制，兴办新学，效法西欧以强国，下车伊始，即以教育为己任，培训人才，实行教育救国。”他到龙溪履职，也是“下车伊始”，秉志“教育救国”之大任。那时候，陈炯明总司令正在“闽南护法区”首府漳州刷新政治，建设新社会，推行新文化运动，施行教育改革和新制教育，这就给张友仁提供了“教育救国”的大舞台。由于承得护法区教育局长梁冰弦的指导，城乡民众渴望实行新制教育的支持，张知事大刀阔斧地取消私塾、社塾，整顿塾师，聘用新教员，创立新制小学100多所，实行“一乡一校”制，采用白话文教学，让学童接触新文化思想。同时，新办甲工、甲商、甲农和女子简易师范、航空专业学校、公路工程学校，鼓励学生为救国而学习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他又倡导社会办学，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兴学。斯时，就有“云中夜校”、“云中半日校”和妇女读书班，吸收工农、贫民子弟参加业余学习。1920年4月上旬，张知事还在漳州城内承办“闽南护法区”首届联合运动会和“闽南学校成绩展览会”，以推动闽西南新制教育的广泛开展。
  张友仁在龙溪知事任内，特别重视选派学生赴法勤工俭学。1919年5月，他亲自主考两批赴法勤工俭学选拔生30余人，准备让他们出国赴西欧学习机电、冶矿、纺织、工程、化工先进技术，以遂他“效法西欧以强国”的宿愿。11月间，龙溪籍优生陈瑞垌、林有壬、林毓英和第一个女留学生林青萍启程赴法深造。临行时，张知事特撰写四首《送行诗》以寄赠。诗云：
  （一）
  惭愧神州教育家，一官无状负丹霞。
  梗楠欲作百年树，桃李须繁满县花。
  前辈风流为俭朴，英年心事戒浮华。
  此邦文典无难字，别绪殷勤意有加。
  （二）
  千秋民约创卢梭，王业消沉奈尔何。
  乱后江山留霸气，劫余文字付旋涡。
  徒薪至计纵横约，爱国同心曳落河。
  共摘星辰登铁塔，茫茫祖国祝悲歌。
  （三）
  同行凡女亦英才，算是闽南第一回。
  异国逢秋黄菊艳，天可洗甲汉搓开。
  公工蚕业书千卷，读史罗兰酒万杯。
  莫负乾坤新眼孔，才经沧海便归来。
  （四）
  无穷愿望一言中，锦绣河山夕照红。
  星汉不随南斗转，狂澜谁障百川东。
  甄陶法意渐先进，炉冶欧亚证大同。
  一别五年犹转瞬，高帆万里趁长风。
  （诗引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廖辅叔的《张友仁先生二三事》）
  张知事的《送行诗》，虽是古体律诗，但他引典有新意，把拿破仑字典里的“无难字”、卢梭著名的《民约论》、罗兰夫人临刑前呼号“自由”和高耸云端的巴黎艾菲尔铁塔，都溶化在诗句情愫中，说明他在践履教育改革时也给旧体诗带来改革的新文风。
  “闽南护法区”推行新政的执行者
  张友仁在以漳州为治所的龙溪县知事任上，实行“教育救国”，又竭力于市政建设和开辟公路，构筑“闽南护法区”社会新貌。他，组织劳工拆旧城墙造江堤，辟陆安路扩新街道，造公园让人休憩，设雅集以城乡交流，建“博通”繁荣商贸，开漳码线行车便民，倡护文物宣彰古迹，办卫生防治时疫..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不辞劳顿，兴革兼行，恃众力而创造出社会新面貌。同僚曾经称颂他“民德于斯”。然而他谦说：“感人赠我桃千树。愧我酬人纸半张”。告老后，还将这对佳句作为自家的门联。
  张友仁主治龙溪，让其最感难处的是：一、变旧衢为新街；二、开辟漳码公路。二者，定位、测绘、拆建、筹资、赔补、技术、施工一揽子，在当时社会的条件下，尤为难事。他和同乡周醒南（工务局长）、冯重熙（官产事务局长）同谋共力，反复设计方案，又聘请林升章、翟雨亭、李礼甫、王仁度等业务行家抵漳共襄相助。冯重熙，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理科；翟雨亭，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数理科，两个在建街道、造公路方面颇具技术知识。张友仁见技术力量初备，在共同修改设计方案后，便着手组织工程实施。
  于是，张友仁以行政主官的身份，着重抓三大事：一、新建街道走向及其两边的商居房模式事项。他力主采用广东惠城的骑楼房式。他说，有下南风格，又适宜霉雨气候，利于行人避雨和购物。街道走向必朝东向南。基建中，必须截留唐古城墙段以存迹；二、筹资，采用民办公助的做法。民房拆迁费用，由县财适量补贴；新建街道两旁的店面行廊，由各店号付费，统一整修；漳码线公路资金，实行筹募公私股份，发行股票5～10万元，又向华侨、殷富劝捐资助；三、拆迁务不扰民，但不许富贫有别，徇私枉法。在漳码线公路的施工中，碰到墓坟、冢地拦路。张知事亲率役工到场挖坟平冢，还购置陶罐备收遗骸，按当地风俗另埋入土。挖坟时，有三几个富家后辈带上盛礼前来说情，要求绕弯修路保住其先人墓茔。张知事一一拒绝，不领私情。他说，迁墓公示日久，你等不遵，私家不迁就由众手来挖，这不悖于法于理。他把那几个说情人刮削得脸红耳热，悻悻而退去。1920年春节前，漳州城内新建的陆安东路、南路相继竣工，漳州—石码三级公路也如期建成通车，移交始兴汽车公司经营。通车当晚，同心造街筑路的广东老乡周醒南、冯重熙、翟雨亭、李礼甫、王仁度一起把酒庆贺。老乡说他主政龙溪，凡事任仔肩，是陈总司令推行新政、建设新社会的一个得力执行者。他摆摆手，还是老话半截子句：“酬人纸半张。”意思说，奉献是很少很少的。
  陈炯明在漳州推行新政，张友仁认为是实行共同政体的政治民主制，就要给百姓予一定的民主权利。所以，他在龙溪，允许老百姓开展政治民主活动，享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等自由。当时，商会、学生会、教育会、卫生会、医学会、通俗教育会、闽南社会教育社、震中学社、今学社等群团、学术组织相继崛起，主办演讲会，出版刊物，提倡学术争鸣，宣传民主思想一时蔚然成风。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传到漳州，张友仁支持学生散发《哀求同胞一致对倭》传单和“还我青岛”、“抵制日货”、“惩办卖国贼”标语以及在公园内举行爱国反帝演讲会。“五四”运动高潮中，张友仁还支持各界人士举行反对“中日密约”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和吊唁北京被害学生的追悼大会，并通电巴黎专使力争青岛，废除一切中日密约，宣布在漳州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以示抗议日帝占我青岛。连陈炯明总司令也支持这场爱国运动，在漳州发表通电，指出对丧权辱国的“青岛问题”，要“置死订密约者于典刑”。示威游行过后，学生上街入店抄查日货，发动商家抵制日货，不买不卖日本货物。在街面上，若发现日商所糊贴的广告一律给予刷涤，不弃者通通涂上“愿我爱国之父老兄弟诸姑姐妹，永远不用日货，不用日币”一语加以复盖。张友仁亲眼看到漳州这场汹涌澎湃的“五四”运动，觉得只要给万民百姓予爱国民主权利，何致“爱国同心曳落河”，纵使狂澜也无法阻障百川归东流。
  林子青与赵朴老的因缘种种
  林志明
  赵朴老和林子老都已作了古人，我常常怀念他们，也常会回忆起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
  朴老生于1907年11月，父亲林子老生于1910年10月。朴老舍报于2000年5月，享年93岁，父亲归西于2002年9月，享年92岁。他们俩是同龄人，经历了相似的历史变迁。
  2000年5月，朴老逝世的噩耗传来，父亲十分悲痛和惋惜，此时的他，已近90周岁，耳聋眼花，腿脚无力，行动已异常不便，但却坚持要去参加与朴老告别的追悼法会，家人只得推着轮椅让他去向朴老致最后的敬意。
  父亲与朴老之间的因缘深厚。“八一三”后，父亲在上海参加僧侣救国团，救护伤员，后又奔赴武汉参加抗日活动；这时，赵朴老也一直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当时他们在上海偶有接触而已。自我记事以来，我觉得他们的交往主要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说起。
  抗战胜利后，1947年，父亲应白圣法师之请，担任上海佛教会秘书主任，兼任静安佛学院教职，并任静苑刊物《学僧天地》顾问。上海佛教会秘书组的办公地点就设在静安寺内。当时静安寺的年轻方丈是德悟法师，监院为密迦法师。后者精明能干，而德悟方丈则善良好客，经常热情接待各方来客，尤其是上海的许多文人雅士，有法师，也有居士，他们多半善书能画，如大醒法师、芝峰法师、漱风法师、持松法师、亦幻法师，画家唐云、白蕉、若瓢、王效文等；赵朴老当时亦经常是静安寺方丈室的座上客。朴老受其家庭熏陶，自幼笃信佛教，他家学渊博，聪颖过人，能吟诗填词，还写得一手秀丽的好字，后来他借静安寺这块佛教宝地掩护和帮助着新四军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父亲整日在静安寺上班，我们的家先住常德路，后又迁至康定路，都离静安寺不远，我放学后和节假日都会到静安寺去玩，在后院方丈室看大人们作书画画，一起吃素斋更是常事。方丈室的茶房（服务员）根华师父对我特别关照，他有时会偷偷对我说：“赵朴初先生来了，你师父（德悟法师）要加倍招待他呢，你别走呀！”我就是在那里最初见到和认识了赵朴老的。那时他总是笑嘻嘻地随父亲叫我的小名“莲莲”。父亲让我称他为“赵伯伯”，于是我从13岁开始直到后来几十年都这样称呼他。那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与赵伯伯每周至少要在静安寺下上两次围棋，一下起来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在一起下棋，品茗，谈诗论文，也谈论上海及全国佛教界的情况，非常投机。我没有耐心坐观他们的棋艺，就会跑到静苑的教室里去弹一会钢琴，或与几位学僧师父聊天。这样的情境大约持续了好几年。这段时间，他们过从甚密，也开始彼此了解，并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就在那些日子里，父亲请大醒法师为之题名的“杂华室墨缘”和“墨缘杂华”两本古式纪念册中就有朴老为父亲题的诗：“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落款是“子青居士嘱书，丙寅季秋朴初”。
  1978年9月朴老又于北京书赠父亲一宋人诗曰：“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情意味，料得少人知。”多么清新的意境呀！由此亦可见他们俩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和认识均具佛家思想而且是如此的恬淡而心心相印呢！
  1950，年以后，朴老离沪去京赴任，此后一段时间直到1956年，他与父亲之间的交往便少了许多。然而，朴老对于父亲的为人品格以及道德文章已有较深的了解。
  为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南传佛教国家和印度均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当时的锡兰（斯里兰卡）要编纂一部英文的《佛教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ofBud-dhism）作为纪念项目之一。而在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锡兰总理曾向我国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求中国佛教界提供关于中国佛教条目的文稿。周总理将此项任务交给了中国佛教协会。佛协于是成立了以赵朴初为首的“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聘请国内著名的佛教学者担任撰稿任务。像喜饶嘉措、巨赞、法尊、隆莲、吕澂、田光烈、周叔迦、高观如、黄忏华、郭元兴等许多法师和居士均应邀参加。朴老这时也想到了父亲，特聘父亲从上海佛协来京一起工作。父亲为该《百科全书》所撰文稿达数十篇，除由李荣熙居士译成英文交斯里兰卡编辑外，后来陆续在《中国佛教》第一、二、三辑发表。
  自1956年父亲到北京工作后，他与朴老的交往又频繁起来。然而，朴老身居高位，工作繁忙，父亲是轻易不去打扰他的。
  文革中，朴老和父亲都曾受到一些冲击，有时被安排在广济寺一起打扫院子，他们俩却处之泰然，既无惧色，亦无怨言。
  文革后期，大约在1974、1975年间，有一次我从唐山去上海出差，父亲嘱我，若有机会，应去七浦路的原吉祥寺看望一下以前该寺的住持雪悟法师，父亲并告知，据悉，亦幻法师也住在那里（小时候，父亲曾常带我去吉祥寺，所以我认识雪悟法师）。我遵嘱去了一次吉样寺，此时该寺已不复存在，但雪悟法师则似住在原来该寺房子的后楼一间小屋内，他因前不久出去买报，被一车辆撞倒而一腿骨折，多时不得动弹，临时有一位老太太在照顾他的起居，然而，生活相当拮据，不可能得到好的治疗，他感谢父亲念旧之情，请求我到北京时去见一下赵朴老，请朴老协助找一位多年前他曾资助其赴德国留学读化学的女居士（她亦是朴老的老朋友，且也在北京工作），并转告其现况。我答应到北京请示父亲再说。当时，我身上仅有十几块钱（我的每月工资为60.5元），当即掏出五元供养雪悟法师，我对他说：“太少了，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他很理解我要负担五口之家的难处，表示十分感激，我们还谈了许多文革以来上海寺庙以及僧人的变迁和坎坷，彼此感慨万分。那天，他还指引我拜访了住在老吉祥寺后楼二层半一阁楼里的亦幻法师和若瓢法师。后者外出而未遇，却与亦幻法师小谈了片刻。公毕经北京回唐山时，我向父亲报告了吉祥寺之行，父亲立即嘱我往访赵朴老，并要我如实将雪悟法师的情况以及他的要求转告朴老。朴老在他的南小栓胡同的家中接见了我，十分关切地询问上海一些法师及寺庙的情况，临别时，他和夫人还特意走出一大段路来送我，令我十分不好意思，但他却说：“我们傍晚也要出来散散步。你爸爸和你都很念旧，我很高兴。”大约半个多月之后，我收到父亲的来信说，朴老和那位女居士一起给雪悟法师合寄了人民币五百元，助其治疗腿伤和补贴日常生活所需。父亲说，朴老十分善良，乐于助人。当时，人们的工资都很底，朴老却仍然慷慨解囊，解人燃眉之急，实在可敬可佩。
  改革开放以后，佛教寺庙亦逐步由园林部门归还僧人管理。许多寺庙在修复、兴建中均需要立碑、题匾、作楹联等等。闽南是父亲的家乡和早年求学的地方，闽南去南洋等地驻锡的同学也不少。那里的许多道友均通过父亲请朴老作书、题字，父亲有时为此去向朴老求书、求字，朴老几乎都予满足，连住院时都会答应写，有时甚至写了一次又一次，也不厌其烦。有一次，朴老给父亲写了这样一封信：
  子青居士：
  示悉。“碧瑶胜地”及“菲华蕙芳莲苑”均写就送请转交，为荷。记忆中虽写过，不知何故未寄到。
  浙江书法会，弟未能参加，马先生（指马一浮先生—笔者注）纪念刊，当抽暇题词，最近虽在医院，亦苦不得暇耳。
  敬颂
  春祺
  朴初和南 二月五日
  朴老由于工作和内外应酬均甚忙，有些文字的东西（如寺志、塔铭、法会疏文等）常要父亲代笔或起草。这原本亦是父亲应尽之责，然而朴老总是很客气地请父亲协助，为此而给父亲写信的便条、短函不计其数。有时朴老拟好稿后，还要让父亲先事一阅，如有条曰：“龙若大学讲话稿，送请子青居士一阅。不妥处请修正。朴初拜托”又如，1987年11月22日圆拙老法师作书礼请朴老担任《弘一大师全集》总顾问，同时请朴老为《全集》写序文，佛协办公室主任请郑立新居士呈朴老，请示“由谁代为起稿？”朴老批示“拟请林子青居士代拟一稿，不必太长。请与林居士联系，为荷。朴初87.12.1”
  朴老在法源寺或广济寺接待日本代表团和台湾佛教界人士时也常请父亲参加，他为中国佛协有像父亲这样既懂佛法又有钻研佛学的耆宿而骄傲。
  改革开放以后，朴老常到各地视察，去福建各地时常请父亲陪同，父亲不但陪同参观，而且向他及大人介绍福建许多寺庙的历史以及现况。如到漳州时，父亲还特陪朴老去考察南山寺的古钟。
  新加坡的广洽老法师是父亲的师兄，属漳州南山寺的临济宗喝云派。他们之间有极深厚的亲情和友情，洽老年轻时仰慕弘一大师盛名，十余年间，侍奉弘一大师，恭敬供养，过于师长。后来，还特与瑞今、学常诸师赴泉州开元寺跟弘一大师学律。洽老对弘一大师的崇敬也使父亲与他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1985年秋冬之间，父亲陪同洽老在全国各地参观访问。洽老到名山大刹多有布施供养，还特为北京、上海、福建等地多个佛学院各有五千元至二万元人民币的布施，而对庐山东林寺这个净士道场他慨然捐助外汇六万元。（后来1990年时，洽老以91岁高龄第二次专程到东林寺，捐赠新加坡币7万元，马来西亚币1万元，金箔折合黄金两斤，帮助重建莲社大殿。）到北京时，洽老由父亲引见拜会赵朴老，父亲并汇报了洽老这一系列的无私援助，洽老当时又以一万元面交朴老转赠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基金。朴老赞扬洽老对大陆佛教道场、佛教教育与文化事业的热心关怀，并嘱咐父亲要好好陪伴洽老到各地参观。在泉州时，正值陈珍珍居士等发起编《弘一大师全集》的时候，洽老闻之，欢喜赞叹，随即捐助二千元作为筹备基金。由于洽老之首倡，其后海外人士又陆续赞助，后来《全集》得以出版，应感谢洽老首倡之功。当时，编委会推选父亲担任主任，父亲在中国佛协和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工作尚未退休，然而他为编纂《全集》多次往返于闽南与北京之间，有时在闽南，一住就是三、五个月乃至半年，因此，《全集》十大册的出版，也是与朴老和吴立民所长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1993年，父亲经过48年的搜集、补充、整理而完成的《弘一大师新谱》共25万字，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以作为大师圆寂50周年的纪念著作。父亲将新作一册赠予当时正在住院治病的朴老，请他指教。朴老很快就给父亲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赞叹说：“..数十年蒐集之勤，编撰之力，显彰先德，嘉惠后学，功德实非浅鲜，至堪钦佩。扉页所题小字，恰比蝇头，足见目力不让中年，可欣可贺。..”
  朴老常对佛协的一些工作人员说：“林老是部活字典，是我们中国佛教界的国宝！”由此可见他对父亲的信任和敬仰，也可看出朴老为人的谦逊。父亲深感知遇之恩，无论代笔、起草或校阅，只要朴老指示一下，总是努力按时甚至提前完成，使朴老在接待内外宾客时更加心中有数，能应付自如而获得赞扬，父亲则甘当无名英雄，且为朴老的每次成功而欢喜。有时偶闻对朴老的微词，父亲却以为中国大陆佛教事业得以复兴和发展，正法得以宏扬，固然与国家的开放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各地缁素的努力有关，但朴老在这个历史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功绩是绝对不可低估的。
  父亲与朴老的交往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1956年以来，他们都住在北京，为工作或学术上的问题，常有书信往来，也会在佛协晤面，但父亲极少去朴老家，几十年来仅去访过可数的几次，且多半是受人之托，其中仅有一次是父亲带我同往的。然而，朴老有病住院时，父亲有时会写信向他致意问候；父亲住院时，朴老则会派人送水果并附简函问候，关怀之情十分真切。
  父亲深知朴老身处要位，特别注意不要让沪老为难。比如，我家1956年因父亲的工作调动，不得不由沪迁京，先是在甘石桥西斜街一四合院租民房住；文革后曾先后搬到当时在北海附近的“三时学会”和法源寺后院的一个小偏房内居住；文革结束初期，借继母一侄女（她因全家去美国而空出房来）在二里沟一居民楼五层顶楼一个两居室单元住了近十年，每次换煤气罐时，父亲还得自己抬上五楼。这一切生活上之不便，父亲从未向朴老或其他佛协领导诉说过。1987年，佛协在今塔院的晴冬园及朗秋园盖了一批单元房。1988年，许多佛协的工作人员已申请到并已迁入新房，父亲怕麻烦朴老，仍未有所表示，后来还是在当时佛协办公室主任李呈钧居士和国际部主任郑立新居士的多次提醒和催促下父亲才向朴老呈了一份住房申请信，朴老知道我们一家多年来在京没有安定而较舒适的居住条件之后，颇感歉疚，嘱有关方面给予妥善安排，此后，我家才得以迁入后来直至如今的三居室较宽敞的单元房。可以说，这是父亲唯一一次为了自己的私事而去麻烦朴老的。朴老也在百忙中给解决了父亲的住房问题。
  我和外子乔尚明自1957年至1980年都在唐山煤炭科学研究院（简称为“唐山煤研所”）工作。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许唐山发生了8.3级的特大地震，也波及津京等地。当时，我母亲因已有20年未回上海，是年4月间返沪探亲，她本来就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症，在沪与亲友久别重逢，一时激动，竟在沪中风而半身不遂，我曾赶去侍疾，经急救治疗，病情好转，便出院在上海亲戚家休养康复。父亲由于佛协和朴老的关照，仍留在上海照顾母亲。我因家中尚有三个幼小子女，而外子又经常出差搞课题，不得不尽快回唐山上班。发生地震时，外子正在吉林出差，我刚从上海回来不久，独自带着三个孩子，一时间房倒屋塌，幸好我们所住的房子是个长方形的二层楼房，有三个单元，这栋房子是从中间单元倒塌的，两头尚站立着，而我们住在一单元，所以未被压死，只是13岁的大儿子的身子被压在倒塌的一堵小墙的砖瓦堆中，我奋力将他扒出，幸好头部未伤，仅腿部皮肉受伤而已，但我们的单元门因变形而无法开启，只得通过破墙洞进入隔壁人家的楼道，爬到该单元大门顶上的雨搭上，再将三个孩子送下，自己最后跳下。一家四口这才离开了险境，成了幸存者。然而，这时的唐山无法与外界联系。三天后，北京煤研总院派人来救灾，我急匆匆地写了简短的报平安家信给我和外子双方的家人，托北京总院老同学为我邮寄各方。家人得到我们报平安的信息大约是在8月5日左右。在此期间，父亲曾两度写信给朴老，朴老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给父亲回了两封信，关怀之深情，可见于书。如8月2日朴老的来信说：
  子青居士：顷奉大函，承关念，至感。北京地震后，中央及市、区均立即采取各种防备措施，唐山、天津等地，亦已派工作组前去，相信必能胜利地担任抗震救灾工作。令媛情况，弟亦甚为弛念，目前电报不通，邮件亦恐不能及时到达，因可能疏散，一时不易寻得确实地址。尚望勿过于着急，善自保重。
  弟及荣熙、秉之均全家暂迁广济寺，因此间院子大，易于趋邂。前院住附近居民7百余户，约2千余人。目前防震工作紧张，其它工作相应暂缓。余震未息，尚须保持警惕。
  尊夫人经医疗后激臻康复，甚可欣慰。根据目前身体情况及此间地震情况，自以暂住南方为好。
  专复 即颂 健康
  朴初
  1976年8月2日
  荣熙、秉之均嘱笔致候
  父亲在收到我的平安家信后，即写信转告朴老，后者于8月13日又特作书答复如下：
  子青居士：
  顷得手书，欣悉令媛已有信报告平安，真可谓家书抵万金也。一星期前闻友人云唐山煤研所除一人受伤外，余均无恙，因未经证实，故未函告。今得此喜讯，尊夫人病体当更易康复，诚可庆贺。
  此间防震工作仍在进行不懈。我与温、廖、赵、张诸公及李、陈二家均住后院（舍利阁前）帐篷中，一切均好。大作五古长篇（父亲在收到我的平安家信后，曾作一五古长詩—作者注）甚真切，已连同大函与李、陈二君阅，并已向王绍佑同志代为致意。诸君均嘱笔致候。咸以令媛一家平安为慰。
  匆致，并祝暑安！
  赵朴初
  1976年8月13日
  赵朴老与父亲之间的相互尊重、关怀和支持，从许多方面都可以体现。然而，唐山大地震后他们的相互牵挂乃至朴老对我一家爱屋及乌般的关怀，尤其令我感动又感激。
  从父亲随朴老一起活动的许多照片中可以看出，朴老总是那样慈眉善目、和蔼可亲，而父亲又总是那样愉快地随从。应该说父亲对朴老是心悦诚服的，他给朴老所写的挽联可以体现他的真实心情：“数载亲承备闻教诲，一朝永诀不胜瞻依。”
  朴老遗嘱中有诗句曰：“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就像广钦老和尚所说的那样：“无来无去，无大事。”朴老不断生死也不着生死的禅者胸襟是永远值得我们佛家子弟缅怀和学习的。
  父亲与朴老间因缘深厚，却又如清风明月。他们为中国佛教及佛教文化所共同作出的贡献是我们这些后学所值得敬仰的。我在写这篇小文的过程中不断回忆着他们之间的真挚情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拙文虽不免冗长，却仍不足以道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互相关怀和支持之万一。此外，应该说，在我的一生中也不断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关怀和影响，这也更加深了我对他们的怀念。
  （注：林子青，漳州人，生前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作者系其女儿。）
  黄典诚故居
  庄宗沛
  黄典诚（1914-1993），字伯虔，笔名黄乾，祖籍南靖县湖山乡，出生地漳州市芗城区蜈蚣山路135号。黄典诚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福建省语言学会会长。
  黄典诚生于工业世家，其曾祖父黄取，铸造鼎锅犁铧为生，工艺精湛，闻名遐迩。鸦片战争后黄取受命制造“龙贡”（铁炮），他以经验和智慧进行摸索、试制，竟然造出大小龙贡百尊之多，从此名声大振。然而，黄取因不识字，也不会说官话（国语），带来许多困难，于是，他立下家训：后世子孙除继承祖业外，须读书学官话。自此之后，黄家亦工亦文，黄典诚父亲便是清末师范科贡元，任过小学校长，熟谙古诗文。黄典诚既得益于锻铸家传的刚性又获得儒家文化的氛围熏陶，在八十年人生旅程中，横遭风雨，屡挫不馁，坚持语言学、训诂学和古典文学的研究，表现了为中华文化崛起而献身的可贵精神。
  1933年，十九岁的黄典诚考入厦门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回漳州龙溪师范任教。抗日战争开始，厦门大学迁入山区，他受聘到长汀任教，五十多年厦大校园生活，他几经折腾，时而讲台执鞭，时而劳动改造，时而专家美誉，时而斥之“反动透顶”，唯拨乱反正之后，年届花甲老教授焕发青春，一系列研究专辑不断面世。他对闽南方言及音韵学有深入研究，专攻文字训诂之学，穷究诗文史学之论。主要著作有《语言概要》、《训诂学概论》、《切韵综合研究》、《汉语语言史》、《诗经通译新诠》等。在海内外报刊杂志发表一百多篇学术论文。
  黄典诚故居位于漳州南门溪南岸，丹霞山麓，俗称旧桥头。因其住家几代都是作坊兼住宅，铸锅造炉颇有名气，所以人称“鼎炉”，至今虽停业多年，“鼎炉”仍为黄典诚故居代称。蜈蚣山路是一条沿江的街道，清澈的九龙江水长年累月在这一排民居门前流淌，江边生长着高低不一的树木，秀水和绿树烘托着南山人家的幽雅和静谧。江边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榕树高高地矗立在黄家故居门前，庞大的树冠荫盖着故居的前门后院。黄家门面特大，有八米多宽，厚实木板门扇，显得粗壮牢固，根据劳作需要或开两扇或开四扇。打开大门就是一爿厂，约有百来平方米，置放炼炉、风箱、砧台，地上满是锤、棒和生铁片、炉渣子，只清理一条通道直入后面住宅。
  凡是造访黄家的宾朋亲属都要穿越工场，工场与住宅区有一门沟通。住宅风格是典型闽南民居式样，前面一块庭院，东北角一口水井；庭院土去一方厅堂，摆设佛像供桌，两侧檀木茶几，既是家人拜佛场所又是客人来访接待之处。厅堂有一堵木屏，（江焕明摄）屏后是内屋，照例又一块庭院，摆些花草，庭院往后是住房、厨房，供奉祖先的小厅。这是黄典诚先祖建置的，后来，其父黄英自立门户，紧挨祖屋西侧又建一进房屋，即黄典诚出生的地方。
  黄英所建的西屋，前面是一块露天庭院，然后是一座四房抱一厅井字形结构的房屋，小厅仅十几平方米，房间也不大。西侧后房诞生当代语言学家，这间卧室朝西一扇门，朝南一孔石框窗户，光线略暗。窗外是黄家的空地，后来逐步整理成小园子，有石桌石椅，盆花果树。黄典诚的童年常于此地读书，这里与前面工场有些距离，少些锻打声、风箱声，相对僻静。黄典诚的母亲是上个世纪初叶罕有的知识女性，她就读于教会学校，当时基督教传教士用罗马字母编写闽南语字母教人读圣经，黄母即用这套“厦门白话拉丁拼音方案”教子女识字，这种文化启蒙是黄典诚日后研究汉语方言的奠基。黄家东邻有一座南山小学，黄英担任校长，黄家子弟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黄家屋后是一座千年古刹，漳州第一大寺院南山寺，钟鼓之声，香火之味，伴随徐徐南风，时时飘入黄家，也许是这个因缘，黄家祖祖辈辈都信仰佛教。黄典诚从小就在这中外古今文化交汇的家庭里成长。
  经过百年风雨，“鼎炉”这座黄典诚故居也今非昔比。周边民居多起来，人口密集了，站在门口望江吟风的情景不复存在；覆盖街道的茂林修竹如今仅余亭亭玉立几棵大树。纵然如此，黄典诚一年总有几次回家，即便身处逆境也同样以知足和自信的心态探亲访友。“文革”期间不少亲友“上山下乡”，这当中并非都是“知青”，不乏“知老”也得离开城市移居山乡，黄典诚安慰他们，有一首诗寄往长泰岩溪写道：“..万里东风除俗虑，一轮初日荡尘胸。莫伤垂老疲癃甚，眼底山花烂漫红。”这就是一位老学者的过人之处。
  辛亥冬月感作
  陈嘉言
  睡起西山满蕨薇，今人歌笑昔人非。
  上天明月终黄〓，大地浮云换白衣。
  去暖杜鹃翻北向，冲寒乌鹊自南飞。
  琼华刬尽河山在，留与渔樵话夕晖。
  （李竹深辑）